《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山海经》卷数考辨
内容提要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山海经》二十一卷，这与当时中国流行的两个《山海经》版本之二十三卷本的卷数不合，其原因当是由著录者在著录此书时，所依据的底本不完整，或是由于其疏忽而致。
关键词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山海经》，著录
关键词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山海经》，著录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土地类”著录《山海经》，“《山海经》二十一卷。郭注。见十八卷。”[19](P39)考察《山海经》在中国的版本流传，却与此著录有所异同。下面结合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山海经》版本流传情况，从目录学的角度，对此问题作以考辨。
1 中国历史上《山海经》版本的流传
《山海经》卷帙，很早就已出现差异。西汉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云：“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17](P346)宋代王应麟《玉海·地理书》中引郭璞序曰：“刘歆所定书，其南西北东及中山号五藏经为五篇，其文最多；海内海外大荒三经，南西北东各一篇，并海内经一篇，总十八篇；多者十余简，少者二三简，遂为定本。”[6](P277)而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山海经》于“数术略·形法家”，其卷数著录的是“十三篇”[1](P1774)。《山海经》卷目的分歧，引起历代学者的关注。清代毕沅在《山海经古今本篇目考》中云：“刘秀表中曰凡三十二篇，今合五藏山经及海外、海内经共三十四篇，二当为四字之误也。”[13](P5)袁珂在《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中也说：“三十二篇中的‘二字’毕沅说是‘四’字之误，我同意毕沅的说法。四箍文作‘亖’表示两个‘二’相重。刘向刘歆(秀)父子好古，表文‘四’或作‘亖’，大有可能，重二漫漶其一，即成为二，故三十四篇即成为今所见的三十二篇。”[20](P22)对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所定《山海经》“一十八篇”与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山海经》为“十三篇”，这其间的原因，清代学者也有讨论。毕沅认为：“向合《南山经》三篇以为《南山经》一篇，《西山经》四篇以为《西山经》一篇，《北山经》三篇以为《北山经》一篇，《东山经》四篇以为《东山经》一篇，《中山经》十二篇以为《中山经》一篇；并《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凡十三篇。班固作《艺文志》取于《七略》，而无《大荒经》以下五篇也。藏本目录云此《海内经》及《大荒经》，本皆进在外，……当是秀所增也。”“刘秀又释而增其文，是大荒经以下五篇也。”[13](P7-8，1)刘歆在其父刘向整理《山海经》十三篇的基础上，又加上《大荒经》以下的五篇，就成了十八篇。郝懿行在《〈山海经〉笺疏》中曰：“《汉书·艺文志》《山海经》十三篇，在形法家，不言有十八篇；所谓十八篇者，《南山经》至《中山经》本二十六篇，合为《五藏山经》五篇，加《海外经》已下八篇，及《大荒经》已下五篇，为十八篇也。所谓十三篇者，去《荒经》已下五篇，正得十三篇也。”[14](四部备要本)王先谦也有如此认识，云：“案十三篇者，刘向于时合《南山经》三篇以为一篇，《西山经》四篇以为《西山经》一篇，《北山经》三篇以为《北山经》一篇，《东山经》四篇以为《东山经》一篇，《中山经》十二篇以为《中山经》一篇，并《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凡十三篇。至刘歆增《大荒经》四篇、《海内经》一篇，故为十八篇。”[15](P3219)郭璞在《注〈山海经〉叙》中交代了作注的原因，而对作注之后《山海经》的卷数，却没作说明[17](P2153)。《晋书·郭璞传》也只是说郭璞“注《山海经》等书，数十万言，皆传于世”，对郭璞注《山海经》的卷数情况，也没作著录[2](P1899)。郭璞注《山海经》所用的底本，毕沅认为是刘秀所校进的十八卷本的《山海经》，“明藏经本有云此《海内经》及《大荒经》本皆进在外，言《山海经》古本十三篇，刘秀校进时，又附五篇于后，为十八篇也；此郭璞注与。”[13](P5)郝懿行也如此认为，“《山海经》古本三十二篇，刘子骏校定为一十八篇，即郭景纯所传是也。”[14](四部备要本)王应麟《玉海》卷十五引郭璞序云：“总十八卷，南山经第一，西山经、北山、东山、中山；海外南经、外西海、外北海、外东海；内南海、内西海、内北海、内东[海]；大荒东、大荒南、大荒西、大荒北；海内经第十八。”[6](P277)这也说明郭璞注《山海经》时所依据的版本是十八卷本。而清代丁国均、文廷式、秦荣光、吴士鉴和黄逢元的补《晋书》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中，郭璞注《山海经》的卷数全著录的是二十三卷。[19](P3674，P3736，P3832，P3870，P3938)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现在所能见到的《山海经》的最早版本是南宋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的池阳郡斋刻本，其著录的是“《山海经》十八卷晋郭璞传”[24](P727)，此书国家图书馆有藏，南京图书馆有1903年中华书局的影印本。
《山海经》卷帙，很早就已出现差异。西汉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云：“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17](P346)宋代王应麟《玉海·地理书》中引郭璞序曰：“刘歆所定书，其南西北东及中山号五藏经为五篇，其文最多；海内海外大荒三经，南西北东各一篇，并海内经一篇，总十八篇；多者十余简，少者二三简，遂为定本。”[6](P277)而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山海经》于“数术略·形法家”，其卷数著录的是“十三篇”[1](P1774)。《山海经》卷目的分歧，引起历代学者的关注。清代毕沅在《山海经古今本篇目考》中云：“刘秀表中曰凡三十二篇，今合五藏山经及海外、海内经共三十四篇，二当为四字之误也。”[13](P5)袁珂在《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中也说：“三十二篇中的‘二字’毕沅说是‘四’字之误，我同意毕沅的说法。四箍文作‘亖’表示两个‘二’相重。刘向刘歆(秀)父子好古，表文‘四’或作‘亖’，大有可能，重二漫漶其一，即成为二，故三十四篇即成为今所见的三十二篇。”[20](P22)对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所定《山海经》“一十八篇”与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山海经》为“十三篇”，这其间的原因，清代学者也有讨论。毕沅认为：“向合《南山经》三篇以为《南山经》一篇，《西山经》四篇以为《西山经》一篇，《北山经》三篇以为《北山经》一篇，《东山经》四篇以为《东山经》一篇，《中山经》十二篇以为《中山经》一篇；并《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凡十三篇。班固作《艺文志》取于《七略》，而无《大荒经》以下五篇也。藏本目录云此《海内经》及《大荒经》，本皆进在外，……当是秀所增也。”“刘秀又释而增其文，是大荒经以下五篇也。”[13](P7-8，1)刘歆在其父刘向整理《山海经》十三篇的基础上，又加上《大荒经》以下的五篇，就成了十八篇。郝懿行在《〈山海经〉笺疏》中曰：“《汉书·艺文志》《山海经》十三篇，在形法家，不言有十八篇；所谓十八篇者，《南山经》至《中山经》本二十六篇，合为《五藏山经》五篇，加《海外经》已下八篇，及《大荒经》已下五篇，为十八篇也。所谓十三篇者，去《荒经》已下五篇，正得十三篇也。”[14](四部备要本)王先谦也有如此认识，云：“案十三篇者，刘向于时合《南山经》三篇以为一篇，《西山经》四篇以为《西山经》一篇，《北山经》三篇以为《北山经》一篇，《东山经》四篇以为《东山经》一篇，《中山经》十二篇以为《中山经》一篇，并《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凡十三篇。至刘歆增《大荒经》四篇、《海内经》一篇，故为十八篇。”[15](P3219)郭璞在《注〈山海经〉叙》中交代了作注的原因，而对作注之后《山海经》的卷数，却没作说明[17](P2153)。《晋书·郭璞传》也只是说郭璞“注《山海经》等书，数十万言，皆传于世”，对郭璞注《山海经》的卷数情况，也没作著录[2](P1899)。郭璞注《山海经》所用的底本，毕沅认为是刘秀所校进的十八卷本的《山海经》，“明藏经本有云此《海内经》及《大荒经》本皆进在外，言《山海经》古本十三篇，刘秀校进时，又附五篇于后，为十八篇也；此郭璞注与。”[13](P5)郝懿行也如此认为，“《山海经》古本三十二篇，刘子骏校定为一十八篇，即郭景纯所传是也。”[14](四部备要本)王应麟《玉海》卷十五引郭璞序云：“总十八卷，南山经第一，西山经、北山、东山、中山；海外南经、外西海、外北海、外东海；内南海、内西海、内北海、内东[海]；大荒东、大荒南、大荒西、大荒北；海内经第十八。”[6](P277)这也说明郭璞注《山海经》时所依据的版本是十八卷本。而清代丁国均、文廷式、秦荣光、吴士鉴和黄逢元的补《晋书》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中，郭璞注《山海经》的卷数全著录的是二十三卷。[19](P3674，P3736，P3832，P3870，P3938)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现在所能见到的《山海经》的最早版本是南宋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的池阳郡斋刻本，其著录的是“《山海经》十八卷晋郭璞传”[24](P727)，此书国家图书馆有藏，南京图书馆有1903年中华书局的影印本。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土地类”中，著录《山海经》为“二十一卷”，著录者也见到了当时中国流传的另一个《山海经》的本子——十八卷本，所以又用小字部分说明“见十八卷”。这样就出现郭璞注《山海经》的三种版本，一是十八卷本，二是二十三卷本，三是《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著录的二十一卷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成书于日本的平安时期[29](P133)，即从公元794年到公元1192年，对应的中国是从唐德宗贞元十年到南宋光宗绍熙三年，这四百年期间，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平安时代[25](P93)，在中国则是从晚唐五代到南宋时期。查阅中国这一时期及此后的目录书，对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山海经》的卷数版本情况，可用下面的图表显示①。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山海经》一书在官修目录、史志目录和私家目录三类不同目录书中所著录的版本流传情况，由此可知，该书从隋代至清代及民国时的卷数演化：在官修目录中收录的多是十八卷本的《山海经》，而私家目录和史志目录中，则杂收十八卷本和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而且，史志目录所收录的二十三卷本的较多，私家目录则收录的十八卷本的较多。这表明中国自隋唐以后，当然包括隋唐时期，到清代至民国，一共有两个《山海经》的版本系统在流传，一种是十八卷本，一种是二十三卷本；而且，这两个不同卷数的《山海经》的版本，在并行流传，因为它们在目录的著录中交替出现。
这两种不同卷数《山海经》之间存有什么联系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隋唐二志皆云二十三卷，今本乃少五卷，疑后人并其卷帙，以就刘秀奏中一十八篇之数，非阙佚也。”袁珂对此也有解释：
原来《五藏山经》，古有两种分篇，分为五篇的是一种，大约此经原来的分篇就是如此的，故经末有统计数字云：“右《五藏山经》五篇大凡一万五千五百三字。”可能就是最古的分篇。但该经每篇分量不一，有的实在太多了，成册和翻检均甚不易，于是后来又有变通办法的新的分篇，即将此经分为十篇。宋尤袤《〈山海经〉后序》说：“《道藏》本《南山》《东山》经各自为一卷，《西山》《北山》各分为上下两卷，《中山》为上中下三卷，别以《中山》东北为一卷。”照这种分篇(卷)的办法，《五藏山经》合起来就是十篇。《道藏》本所根据的乃是晋唐旧本，故这种分篇的办法，也是渊源很古的。[22](P23)
这样《五藏山经》由原来的五卷分成十卷，《山海经》由原来的十八卷也就变成二十三卷。如此，我们就明白了《山海经》的卷数，是怎样由原来的十三篇变成了十八篇；再由十八篇变为二十三篇的了。下面用表格对此过程作以图示，以求对其有个清晰的理解。《汉书·艺文志》著录《山海经》为“十三篇”，这十三篇是：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山海经》一书在官修目录、史志目录和私家目录三类不同目录书中所著录的版本流传情况，由此可知，该书从隋代至清代及民国时的卷数演化：在官修目录中收录的多是十八卷本的《山海经》，而私家目录和史志目录中，则杂收十八卷本和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而且，史志目录所收录的二十三卷本的较多，私家目录则收录的十八卷本的较多。这表明中国自隋唐以后，当然包括隋唐时期，到清代至民国，一共有两个《山海经》的版本系统在流传，一种是十八卷本，一种是二十三卷本；而且，这两个不同卷数的《山海经》的版本，在并行流传，因为它们在目录的著录中交替出现。
这两种不同卷数《山海经》之间存有什么联系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隋唐二志皆云二十三卷，今本乃少五卷，疑后人并其卷帙，以就刘秀奏中一十八篇之数，非阙佚也。”袁珂对此也有解释：
原来《五藏山经》，古有两种分篇，分为五篇的是一种，大约此经原来的分篇就是如此的，故经末有统计数字云：“右《五藏山经》五篇大凡一万五千五百三字。”可能就是最古的分篇。但该经每篇分量不一，有的实在太多了，成册和翻检均甚不易，于是后来又有变通办法的新的分篇，即将此经分为十篇。宋尤袤《〈山海经〉后序》说：“《道藏》本《南山》《东山》经各自为一卷，《西山》《北山》各分为上下两卷，《中山》为上中下三卷，别以《中山》东北为一卷。”照这种分篇(卷)的办法，《五藏山经》合起来就是十篇。《道藏》本所根据的乃是晋唐旧本，故这种分篇的办法，也是渊源很古的。[22](P23)
这样《五藏山经》由原来的五卷分成十卷，《山海经》由原来的十八卷也就变成二十三卷。如此，我们就明白了《山海经》的卷数，是怎样由原来的十三篇变成了十八篇；再由十八篇变为二十三篇的了。下面用表格对此过程作以图示，以求对其有个清晰的理解。《汉书·艺文志》著录《山海经》为“十三篇”，这十三篇是：
刘歆《上〈山海经〉表》中所言《山海经》十八篇，郭璞也以此为底本作注，这十八篇是：(单位：篇)
十八卷本的《山海经》，由于《中山经》卷数浩多，后人对其又进行了细化，此在尤袤《〈山海经〉后序》中有详细说明。这样，十八卷本的《山海经》就又分解出另一个版本系统，即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而且这一版本系统还与十八卷本的《山海经》版本系统并传流行，这种分解至少在隋代以前就已完成，因为《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山海经》就已是“二十三卷”本。《山海经》这二十三卷本的篇目是：
(单位：篇)
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在隋唐五代与南北宋时尚有流传，到明清时已流传不广，而至清末民国时，就只有十八卷本的《山海经》在流传。这也可从《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对《山海经》版本的著录看出，郝懿辰著录了十种《山海经》的版本，其后郝章又续录了十六种，但这二十六种的《山海经》都是“十八卷”[12](P599)。《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所收录的《山海经》的二十一种版本也全是“十八卷”，同样可以说明这一问题。[18](P64)
这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在明清之后，为什么逐渐不存呢？清代四库馆臣认为：“疑后人并其卷帙，以就刘秀奏中一十八篇之数。”[10](1204)袁珂也如此认识：
至于《旧唐书·经籍志》地理类载“《山海经》十八卷，郭璞撰”，不过是后人看见刘秀表文有‘定为十八篇’语，以为‘十八篇’是包括全书，乃又将原来《五藏山经》的十篇(卷)合为五篇(卷)，以求符合表文所说的篇(卷)数。《[新]唐书·艺文志》地理类又载“《郭璞注山海经》二十三卷”者，不过是又得到了分《五藏山经》为十篇(卷)的“古本”，恢复其原貌罢了。以后印刷术发明，书籍流通方便，卷帙也不必分得象二十三卷那样繁琐，故十八卷的本子终于还是占了优势，流传至今，只有十八卷本，而二十三卷本便归于消灭了。[22](P24)
由于对《五藏山经》卷数分法的不同，出现了《山海经》的二十三卷本；而后人为应刘秀《上〈山海经〉表》中“一十八篇”之数，对其卷数又进行了调整，使与原来十八卷本的卷数相合。王应麟《玉海》引《中兴书目》曰：“《山海经》十八卷，晋郭璞传，凡二十三篇，每篇有赞”[6](P277)，就是在此分合过程中，留下的痕迹。这样，十八卷本的《山海经》就居占优势流传下来，而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却随着历史的进程，逐渐佚失。
由此可知，在中国历史上，《山海经》共有两种版本在流传，一是十八卷本，一是二十三卷本；但由于后来卷帙的分合，只流传下十八卷本的《山海经》。然而，我们在《山海经》于中国的流传史上，却没有看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关于《山海经》“二十一卷”的著录。
十八卷本的《山海经》，由于《中山经》卷数浩多，后人对其又进行了细化，此在尤袤《〈山海经〉后序》中有详细说明。这样，十八卷本的《山海经》就又分解出另一个版本系统，即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而且这一版本系统还与十八卷本的《山海经》版本系统并传流行，这种分解至少在隋代以前就已完成，因为《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山海经》就已是“二十三卷”本。《山海经》这二十三卷本的篇目是：
(单位：篇)
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在隋唐五代与南北宋时尚有流传，到明清时已流传不广，而至清末民国时，就只有十八卷本的《山海经》在流传。这也可从《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对《山海经》版本的著录看出，郝懿辰著录了十种《山海经》的版本，其后郝章又续录了十六种，但这二十六种的《山海经》都是“十八卷”[12](P599)。《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所收录的《山海经》的二十一种版本也全是“十八卷”，同样可以说明这一问题。[18](P64)
这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在明清之后，为什么逐渐不存呢？清代四库馆臣认为：“疑后人并其卷帙，以就刘秀奏中一十八篇之数。”[10](1204)袁珂也如此认识：
至于《旧唐书·经籍志》地理类载“《山海经》十八卷，郭璞撰”，不过是后人看见刘秀表文有‘定为十八篇’语，以为‘十八篇’是包括全书，乃又将原来《五藏山经》的十篇(卷)合为五篇(卷)，以求符合表文所说的篇(卷)数。《[新]唐书·艺文志》地理类又载“《郭璞注山海经》二十三卷”者，不过是又得到了分《五藏山经》为十篇(卷)的“古本”，恢复其原貌罢了。以后印刷术发明，书籍流通方便，卷帙也不必分得象二十三卷那样繁琐，故十八卷的本子终于还是占了优势，流传至今，只有十八卷本，而二十三卷本便归于消灭了。[22](P24)
由于对《五藏山经》卷数分法的不同，出现了《山海经》的二十三卷本；而后人为应刘秀《上〈山海经〉表》中“一十八篇”之数，对其卷数又进行了调整，使与原来十八卷本的卷数相合。王应麟《玉海》引《中兴书目》曰：“《山海经》十八卷，晋郭璞传，凡二十三篇，每篇有赞”[6](P277)，就是在此分合过程中，留下的痕迹。这样，十八卷本的《山海经》就居占优势流传下来，而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却随着历史的进程，逐渐佚失。
由此可知，在中国历史上，《山海经》共有两种版本在流传，一是十八卷本，一是二十三卷本；但由于后来卷帙的分合，只流传下十八卷本的《山海经》。然而，我们在《山海经》于中国的流传史上，却没有看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关于《山海经》“二十一卷”的著录。
2 对《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山海经》卷数的辨证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的图书，反映了我国隋唐五代与两宋时期图书流传的情况；反过来，由当时我国图书流传的情况，也可以反观此目录著录中国当时图书的情况；当然，当时日本国采进著录中国图书的标准，则是另一个论题。所以，对比二者图书的著录，则可以做出我们的推论和判断。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山海经》二十二卷”后，以小字部分，说“见十八卷”本的《山海经》，这表明著录者在著录时，看到中国当时流行的两个版本的《山海经》，一是二十一卷本，一是十八卷本。而根据我们第一部分论述，在中国一共流行着两个版本的《山海经》，一种是十八卷本--《日本见在国书目》的著录者在当时也见到了，可不予讨论；另一种是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这一版本著录者没有看到，不过在其目录中，却著录了一个是“二十一卷”本的《山海经》。那这两个版本的《山海经》之间有什么联系呢？结合我们第一部分的论述，可以做出这样的断定：《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作者在著录《山海经》时，其所依据的底本就是当时中国流行的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但是个残本，不是完整的《山海经》的二十三卷本，所以才致使其出现卷数著录上的错误。
为何会有如此认识呢？这可以由《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山海经》注者的情况看出。《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山海经》后，其下又用小字著录了注《山海经》的作者，而这个作者是只著其姓“郭”，而无录其名。⑧
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著录者在著录此书时，所依据的版本不好，或者是郭璞的“璞”字不清，或者根本就没有这个字；如果一种书连其作者的姓名都著录不清，那此书的版本质量问题，是肯定值得怀疑的。
第二种可能，这种没写作者之名，是不是一种省略方式呢？但由此目录所使用的省略体例可知，这也不是一种省略方式。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其所使用的省略的方式是承上省，而且还用“点”作以标示。这样，读者会对使用省略的地方有所警醒，而且对省略的内容也一目了然。在此目录著录《山海经》之下，又著录了关于《山海经》的四部书，“《山海经赞》二卷、《山海经抄》一卷、《山海经略》一卷、《山海经图赞》一卷”，但这四部书的名字都没有写全，而是运用承上省的方式，略去“山海经”三个字。况且《山海经》是在此目录中第“廿一类”第一部书的位置，不能使用省略；所以，这只著其姓不录其名，不是一种省略方式。
既然郭璞的“璞”不是著录者故意省略去的，那只剩下一种可能，就是著录者在著录《山海经》时，所依据的底本的版本有问题，这个底本是一个不完整的残本；而这个残本的底本应该就是当时中国流行的《山海经》的二十三卷本。
我们翻检严灵峰主编的《书目类编》所收录的二十九种日本的书目，皆无二十一卷本《山海经》的著录；翻检张伯伟主编的《朝鲜时代书目丛刊》所收录的二十六种朝鲜书目，也无二十一卷本《山海经》的著录；此可作以旁证，二十一卷本的《山海经》，以现有的中外材料看来，是不存在的。
当然，也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著录者不够细心，把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错误的著录成二十一卷。
此外，我们还应当考虑一种可能性，就是著录者对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是不是作了改编，再加以著录呢？然经过分析，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山海经》的十八卷本，是当时中国流行的版本，而这个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也是当时中国流行的版本；既然十八卷本的《山海经》，由《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情况可知，没作编改，作以著录；那么，对这个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作以编改，再加以著录的可能性也不大。
综上所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著录的“《山海经》二十一卷”，是有问题的，导致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有二，一是著录者在著录此书时，所依据的版本不好，是个残本；二是著录者由于疏忽，把二十三卷的《山海经》笔误成“二十一卷”。对于导致出现问题的这两种原因，我更倾向于前者；当然，这两种原因也都存有可能。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的图书，反映了我国隋唐五代与两宋时期图书流传的情况；反过来，由当时我国图书流传的情况，也可以反观此目录著录中国当时图书的情况；当然，当时日本国采进著录中国图书的标准，则是另一个论题。所以，对比二者图书的著录，则可以做出我们的推论和判断。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山海经》二十二卷”后，以小字部分，说“见十八卷”本的《山海经》，这表明著录者在著录时，看到中国当时流行的两个版本的《山海经》，一是二十一卷本，一是十八卷本。而根据我们第一部分论述，在中国一共流行着两个版本的《山海经》，一种是十八卷本--《日本见在国书目》的著录者在当时也见到了，可不予讨论；另一种是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这一版本著录者没有看到，不过在其目录中，却著录了一个是“二十一卷”本的《山海经》。那这两个版本的《山海经》之间有什么联系呢？结合我们第一部分的论述，可以做出这样的断定：《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作者在著录《山海经》时，其所依据的底本就是当时中国流行的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但是个残本，不是完整的《山海经》的二十三卷本，所以才致使其出现卷数著录上的错误。
为何会有如此认识呢？这可以由《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山海经》注者的情况看出。《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山海经》后，其下又用小字著录了注《山海经》的作者，而这个作者是只著其姓“郭”，而无录其名。⑧
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著录者在著录此书时，所依据的版本不好，或者是郭璞的“璞”字不清，或者根本就没有这个字；如果一种书连其作者的姓名都著录不清，那此书的版本质量问题，是肯定值得怀疑的。
第二种可能，这种没写作者之名，是不是一种省略方式呢？但由此目录所使用的省略体例可知，这也不是一种省略方式。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其所使用的省略的方式是承上省，而且还用“点”作以标示。这样，读者会对使用省略的地方有所警醒，而且对省略的内容也一目了然。在此目录著录《山海经》之下，又著录了关于《山海经》的四部书，“《山海经赞》二卷、《山海经抄》一卷、《山海经略》一卷、《山海经图赞》一卷”，但这四部书的名字都没有写全，而是运用承上省的方式，略去“山海经”三个字。况且《山海经》是在此目录中第“廿一类”第一部书的位置，不能使用省略；所以，这只著其姓不录其名，不是一种省略方式。
既然郭璞的“璞”不是著录者故意省略去的，那只剩下一种可能，就是著录者在著录《山海经》时，所依据的底本的版本有问题，这个底本是一个不完整的残本；而这个残本的底本应该就是当时中国流行的《山海经》的二十三卷本。
我们翻检严灵峰主编的《书目类编》所收录的二十九种日本的书目，皆无二十一卷本《山海经》的著录；翻检张伯伟主编的《朝鲜时代书目丛刊》所收录的二十六种朝鲜书目，也无二十一卷本《山海经》的著录；此可作以旁证，二十一卷本的《山海经》，以现有的中外材料看来，是不存在的。
当然，也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著录者不够细心，把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错误的著录成二十一卷。
此外，我们还应当考虑一种可能性，就是著录者对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是不是作了改编，再加以著录呢？然经过分析，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山海经》的十八卷本，是当时中国流行的版本，而这个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也是当时中国流行的版本；既然十八卷本的《山海经》，由《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情况可知，没作编改，作以著录；那么，对这个二十三卷本的《山海经》作以编改，再加以著录的可能性也不大。
综上所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著录的“《山海经》二十一卷”，是有问题的，导致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有二，一是著录者在著录此书时，所依据的版本不好，是个残本；二是著录者由于疏忽，把二十三卷的《山海经》笔误成“二十一卷”。对于导致出现问题的这两种原因，我更倾向于前者；当然，这两种原因也都存有可能。
注释：
①按：下面表格参考许逸民、常振国《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严灵峰《书目类编》，林夕《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清光绪九年镇江张氏刊的《八史经籍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等书绘制而成，不一一注出，故在此说明。
②《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山海经》郭璞传”，共有二十种版本，皆是“十八卷”。
③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所载“《山海经》十八卷，晋郭璞传，宋淳熙七年池阳郡斋刻本”，可知尤袤《遂初堂书目》所著录的《山海经》“池州本”为“十八卷”本。
④《绛云楼书目》[清]钱谦益藏并编，[清]陈景云注，清抄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本。
⑤《铁琴铜剑楼书目》(《续修四库全书》本)收《山海经》两个版本，一是校宋本，一是明刊本，两种版本都是十八卷。
⑥《楹书隅录》著录“明钞本《山海经》十八卷四册”，《续修四库》本。
⑦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共录《山海经》四种版本，一是明成化四年北京国子监刊本，一是明嘉靖十三年甲午刊本，一是明嘉靖十五年潘侃前山书屋刊本，一是清康熙五十年项絪群玉书堂刊本，四种版本的《山海经》都是十八卷，中华书局本， 1983年9月，第784页。
⑧按：据笔者所能见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版本共有五种，一是黎庶昌的《古逸丛书》本，一是《续群书类丛》本，一是严灵峰的《书目类编》本，一是正宗敦夫的《日本现在书目证注稿》(昭和三年，即1928年)(覆刻日本古典全集本)，一是小长谷惠吉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解说稿》之附录(昭和三十一年，即1956年)。其中，第一种和第二种，只著其姓，没著其名；下面的三种著录有姓有名。而第三种，在其扉页上，明白写着是“据清光绪十年《古逸丛书》影印古钞本”，而在《古逸丛书》本中，著录只其姓，而无其名；后面日人的两种著作，姓后有名，当是作者在作注解时，所加上去的。所以我们认为，在最初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对《山海经》注者的著录，是只有其姓，而无录其名。
①按：下面表格参考许逸民、常振国《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严灵峰《书目类编》，林夕《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清光绪九年镇江张氏刊的《八史经籍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等书绘制而成，不一一注出，故在此说明。
②《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山海经》郭璞传”，共有二十种版本，皆是“十八卷”。
③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所载“《山海经》十八卷，晋郭璞传，宋淳熙七年池阳郡斋刻本”，可知尤袤《遂初堂书目》所著录的《山海经》“池州本”为“十八卷”本。
④《绛云楼书目》[清]钱谦益藏并编，[清]陈景云注，清抄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本。
⑤《铁琴铜剑楼书目》(《续修四库全书》本)收《山海经》两个版本，一是校宋本，一是明刊本，两种版本都是十八卷。
⑥《楹书隅录》著录“明钞本《山海经》十八卷四册”，《续修四库》本。
⑦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共录《山海经》四种版本，一是明成化四年北京国子监刊本，一是明嘉靖十三年甲午刊本，一是明嘉靖十五年潘侃前山书屋刊本，一是清康熙五十年项絪群玉书堂刊本，四种版本的《山海经》都是十八卷，中华书局本， 1983年9月，第784页。
⑧按：据笔者所能见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版本共有五种，一是黎庶昌的《古逸丛书》本，一是《续群书类丛》本，一是严灵峰的《书目类编》本，一是正宗敦夫的《日本现在书目证注稿》(昭和三年，即1928年)(覆刻日本古典全集本)，一是小长谷惠吉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解说稿》之附录(昭和三十一年，即1956年)。其中，第一种和第二种，只著其姓，没著其名；下面的三种著录有姓有名。而第三种，在其扉页上，明白写着是“据清光绪十年《古逸丛书》影印古钞本”，而在《古逸丛书》本中，著录只其姓，而无其名；后面日人的两种著作，姓后有名，当是作者在作注解时，所加上去的。所以我们认为，在最初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对《山海经》注者的著录，是只有其姓，而无录其名。
[参考文献]
[1]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唐]魏征，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 [宋]王应麟.《玉海》[M].北京：中华书局，1987
[7] [宋]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8]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9] [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1]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Z].台湾省商务印书馆
[12] [清]郝懿辰撰，郝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3] [清]毕沅.《山海经新校》[M].《诸子百家丛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14] [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M].四部备要本
[15] [清]王先谦.《汉书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6] [清]黎庶昌.《古逸丛书》[M].江苏：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
[17]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8] [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熹年整理.《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3
[19] [日]滕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M].日本《续群书类丛》完成会.《续群书类丛》[Z]. 1941
[20] 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二十五史补编》[Z].北京：中华书局，1955
[21] 严灵峰.《书目类编》[Z].台湾：成文出版社，1978
[22] 袁珂.《神话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3]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4] 许逸民，常振国.《中国历代书目丛刊》[Z]. (第一辑).北京：现代出版社，1987
[25] 吴迁璆.《日本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26]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中国古籍善书目》[M]. (子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7] 《续修四库全书》[Z]. (史部·目录类).上海古籍出版社
[28] 张伯伟.《朝鲜时代书目丛刊》(全九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9] 林夕.《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Z]. (全七十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0] 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集刊》[C]. (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2006
[作者简介] 郑利锋(1978~ )，男，山东临沂人，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江苏 南京210093
[1]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唐]魏征，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 [宋]王应麟.《玉海》[M].北京：中华书局，1987
[7] [宋]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8]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9] [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1]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Z].台湾省商务印书馆
[12] [清]郝懿辰撰，郝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3] [清]毕沅.《山海经新校》[M].《诸子百家丛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14] [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M].四部备要本
[15] [清]王先谦.《汉书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6] [清]黎庶昌.《古逸丛书》[M].江苏：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
[17]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8] [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熹年整理.《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3
[19] [日]滕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M].日本《续群书类丛》完成会.《续群书类丛》[Z]. 1941
[20] 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二十五史补编》[Z].北京：中华书局，1955
[21] 严灵峰.《书目类编》[Z].台湾：成文出版社，1978
[22] 袁珂.《神话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3]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4] 许逸民，常振国.《中国历代书目丛刊》[Z]. (第一辑).北京：现代出版社，1987
[25] 吴迁璆.《日本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26]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中国古籍善书目》[M]. (子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7] 《续修四库全书》[Z]. (史部·目录类).上海古籍出版社
[28] 张伯伟.《朝鲜时代书目丛刊》(全九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9] 林夕.《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Z]. (全七十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0] 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集刊》[C]. (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2006
[作者简介] 郑利锋(1978~ )，男，山东临沂人，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江苏 南京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