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步天

【内容提要】 本文在提出《山海经》属性、成书时代和《山海经》研究史分期等见解的基础上，沿着刘歆进书前的萌芽期、汉晋奠基期、以征辑为主流的南北朝至宋元期、以考据校注为主流的明清期、20世纪以来全方位研究的现代期的线索，对《山海经》研究的发展进程作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 《山海经》 《山海经》研究 《山海经》研究史

一、导论

《山海经》堪称天下奇书，对于此书的的性质，学者的认识很不一致。笔者认为，认定《山海经》的性质，应该针对其中《山经》与《海经》两大部分存在很大差异这一事实，作出比较全面的判断为宜。本文对《山海经》性质的初步认定提出志书说的观点，具体表述是：《山海经》由《山经》、《海经》两部分组成，从总体内容上看，可称为上古时代一部综合志书；《五藏山经》是《山海经》的主体部分，它是中国上古时代以山岳山系为纲目的地理民族博物志；《海经》则是当时海荒地区的闻见录，其中貌似荒诞离奇的神人怪物传说，曲折反映了从神话时代到历史时代沉积起来的丰富文化内涵。
古今中外研究《山海经》的很多，名家迭出。按照治《山海经》者对此书属性的不同理解和研究的侧重面各有所异的情况，可分为地理学派、历史学派和文学神话派等主要流派。
从《山海经》研究发展进程考察，我们发现存在征辑、考据和辩证三种主要研究方法。征辑指征引选辑，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研究手段。考据指考订校证注释阐发，广泛运用于《山海经》研究传统时期。辩证指用科学的观点进行全方位探索，是现代学者常用的科学方法。

《山海经》研究涉及地理学、历史学、语言文字学、文学、社会学和天文学、气象学、历学、生物学、矿物学、医学等学科，具跨学科性质。
《山海经》研究史的分期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任何一门学科或某一著名典籍的研究史都有阶梯性，因此，其断限所选取的分期界限应采用能反映这种阶梯性的重大转折，在决定分期的上下限时，须甄别作为这种转折点的关键事件。本文关于《山海经》研究的分期即基于此，具体分为刘歆进书前的萌芽期，汉晋奠基期，以征辑为主流的南北朝至宋元期，以考据校注为主流的明清期，20世纪以来全方位研究的现代期。
本节提出了与《山海经》研究史有关的几个问题，限于篇幅，只能揭示一些论点。

二、刘歆进书前萌芽期的《山海经》研究
从《山海经》成书到刘歆（秀）进书是《山海经》研究的萌芽阶段。
《山海经》的成书时间迄今仍然没有定论。笔者对《山海经》的主体部分《五藏山经》的成书时间提出以下新见解。《山经》并非成书于一时，它的早期底本是西周初年大司徒、大宗伯等机构主持的调查记录，有文有图，而且定期或不定期重复修订，不断增删润色。平王东迁洛邑，王室衰微，但春秋早期周王仍有一定的权威，这种调查记录估计并没有完全终止，这就是《中山经》记载洛邑附近特别详细的缘故。
支持上述论点的论据至少有三条。《五藏山经》是当时的全国性调查记录，不是臆作而是通过实地考察后编写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决非一二人所胜任，没有官府组织无法完成。此其一。西周初年空前的大统一与相当完善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为开展全国性的山林川泽物产调查创造了条件。《诗经》中的主要篇作就是官方主持采风收集的。《周礼》一书记载了西周官职，有关大司徒和大宗伯的职掌有“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大司徒），“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狸沈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大宗伯）[1]，这些正与《五藏山经》的内容符合。此其二。《山经》文风古朴，除了后人润色的神话以外，全系山川草木鸟兽物产祭礼的简要记录，并杂记多种药物、病名乃至禁忌等等，其调查笔记的行文特征十分突出。另外，通过一些词义的考察，也可得出底本出自西周的论断，如“国”、“邑”的用法未脱古义即是一例。此其三。

上述观点也可称为《五藏山经》底本周王官书说，即《山海经》的底本来自官府典籍。《海经》则不同，它可能来自私家之手。
尽管《五藏山经》的底本可以追溯到西周，我们仍然把形成后世所见到的《山海经》的时间即战国初或春秋末作为其成书时间。鉴于《山经》是《山海经》的主体部分，以及《海经》诸篇成书时间论者分歧更大，本文把《山海经》研究史的上限暂定在战国。
《山海经》的主体部分成书后，当以简册的形式流传，这是上述先秦典籍有大量的与《山海经》雷同的内容所能证明的。秦末，刘邦率军攻入咸阳，《隋书》称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后又得《山海经》。不过目前所能见到的“山海经”一名最早出处在《史记·大宛列传》，且有人考定该处提到的只是《山经》，还有一些汉初时人也只提《山经》不称《山海经》，可见西汉初年《山经》和《海经》的成书部分很有可能尚未合编。西汉文景年间，社会长期稳定，《海经》各篇陆续完成并和《山经》合辑，刘安等《淮南子》的成书可以证明这一进程。
刘安（公元前164年至公元前122年在位淮南王）好书，与宾客苏非、李尚、伍被等编撰《淮南子》一书，其中地形、本经、齐俗、汜论、人间、修务、时则等篇所记有大量与《山海经》雷同。《淮南子》写作时代距战国不远，汉代学术正统尚未形成，因而此书得以保存许多儒家正统以外的材料，这一点与《山海经》十分相似，可见刘安等编撰此书时对《山海经》作了较深入的研究。
司马迁是最早提到《山海经》书名的学者，太史公之所以作出“《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的评论，应该是对此书作了一番仔细研读。其实，《史记》中关于帝王世系乃至河源的叙述，与《山海经》并无很大差别。

董仲舒和东方朔研读过《山海经》。《论衡·别通篇》云：“董仲舒睹重华之鸟，刘子政晓贰负之尸，皆见《山海经》，故能立二事之说。”郭璞《山海经序》云：“东方朔晓毕方之名。”毕方鸟见《西次三经》、《海外南经》。《韩非子·十过篇》和《淮南子·汜论篇》关于毕方鸟的诠释不同。善于诙谐的东方朔或许以《山海经》等书记载的毕方鸟不同角色充实自己的素材，在当时留得深刻印象，这才能使后世学者追记其事。
刘歆（秀）以前，研究《山海经》颇有成果的是刘向。刘向（公元前79——公元前6）专事经学，著有《洪范》、《说苑》等书。刘氏对《山海经》也独有所钟，潜心研究。据刘歆（秀）《上〈山海经〉表》称其父向利用《山海经》解释上郡石室“反缚盗械人”，此事后世称为“刘子政辨盗械之尸”，但也可理解为刘氏故弄玄虚，用意在于引起朝廷上下对《山海经》一书的重视。果然此举获得轰动效应，从而加速了《山海经》定本的步伐。刘向在《山海经》校辑定本中起了很大作用。袁珂以为，刘歆（秀）上书表所称18卷就是其父在世时亲自厘定的。[2]

三、汉晋奠基期的《山海经》研究
西汉末年刘歆（秀）进书和东晋初年郭璞作传并完成《山海经》18卷定本，是汉晋奠基期最大成果。
刘歆(？-23)字子骏，汉哀帝建平元年(6)因避哀帝讳改名秀，字颖叔，古文经学派创始者，目录学家。刘歆是刘向少子。刘向死后，刘歆继承父业，总校群书，著有《七略》等书。刘氏在总校群书中，将所收集的《山海经》各种册本校编为34篇，最后定为13篇[3]，于建平元年四月进呈。刘歆（秀）校《山海经》时，作了一些文字增删。如《山海经》原无篇名，“南山经”“海外南经”等篇名均系刘氏所加。刘氏此举虽稍略改动原貌，却使经文各篇有名，篇目清晰明了，故而被后世治《山海经》者所接受。刘氏为《山海经》各篇命名并进行整理，是其目录学思想之体现，应该说是一个贡献。
刘歆（秀）进书后，《山海经》成了钦定典籍行世，继此之后，不少学者或作出评论，或在实践中使用此书，《山海经》研究较之前期有了新的发展。
王充（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人。所著《论衡》有云：“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王氏主张《山海经》为禹益所作，当系失误，然而，其言“以所闻见作《山海经》”却是一语中的，可见王充是认为《山海经》主要记地理事物的。
王景，字仲通，原籍琅邪不其人，东汉水利家。永平十二年(69)，王景受命治河，朝廷“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4]。后来王景治河取得成功。表明当时已把《山海经》当作导山治水的地理书并运用于实践之中。

班固(32-97)，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氏代表作《汉书》有我国第一部正史书目专卷《艺文志》，此志著录《山海经》并列入数术略形法家之首。班氏关于“形法家”的解释就是对《山海经》性质的认定。《山海经》列入形法家虽不恰当，然而班氏却是第一位探讨《山海经》性质并明确提出归类的学者。
赵晔，子长君，会稽山阴人，著有《吴越春秋》一书。赵氏也主张《山海经》为禹益所作，并将禹益作书的神话故事具体化。赵氏杜撰禹益作书故事虽系荒诞，却曲折地肯定了《山海经》在治水中的实用价值。此外，赵晔又把《山海经》一书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山川脉里，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图异域土地里数”[5]，已认识到《山海经》的地理科学内涵。
郭璞对《山海经》的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完成最后编定，二是最早作传，三是为《山海经》作音注、图赞。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人。《山海经》自刘歆（秀）编定后，仍有“逸在外”的篇帙流布。郭氏将逸在外的五篇即大荒四经和海内经合于刘本之后，成为现今看到的18卷本。关于郭璞所称的“逸在外”，论者的见解颇不一致，有人认为“逸”即“进”。不管如何，郭璞将“逸在外”或“进在外”的五篇辑入，使《山海经》这一旷古奇书得以完璧，应该说是一大贡献。自从郭氏将《山海经》增定为18卷并作传注以后，未闻再有其它逸文遗篇，郭注18卷本被当为刘歆定本流传后世。郭璞是《山海经》第一位注家，郭氏作传，注意从文字、训诂入手，善于考证，开创了治《山海经》的考据之风。郭璞又重视地理考证，常与其它地理书相互参照。由于郭氏是最早的《山海经》注释者，距刘歆（秀）进书不过三百余年，故而郭注显得十分珍贵，被后世《山海经》注家视为圭臬。郭璞除《山海经》注18卷外，另有音注二卷，图赞2卷。

两晋时，《山海经》流布已相当广泛，不仅在南方相对稳定的东晋出现名家，即使在战乱频仍的北方也有人研究，张骏也有《山海经》图赞就说明了这一点。
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的《读〈山海经〉》可以说是一组《山海经》读后心得赞诗。组诗共13首，分为三个部分。虽然陶诗第二部分侧重于咏史抒发幽愤，但组诗的主体部分则属于游仙诗，在对这些神话传说批判的同时，也表达诗人追求理想境界的向往。陶渊明以诗咏怀《山海经》中的神人仙境，为《山海经》研究文学神话派提供了启示。

四、以征辑为主流的南北朝至宋元期的《山海经》研究
南北朝时，六朝地志时代的学术风气为《山海经》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是北朝后魏郦道元在注《水经》时对《山海经》一书的征引阐发，南朝后梁张僧繇绘制《山海经》图；此外，这一时期的地记、志怪等书大量征引并使用《山海经》的材料。
郦道元(？-527)，字善长，范阳涿州人，著有《水经注》40卷。郦氏对《山海经》研究也有见地，“引《山海经》以比较及注释《水经》之处颇多”，“可知郦道元于《山海经》所述的地理，研究颇深”[6]。清代著名《山海经》注家毕沅对郦道元的《山海经》研究功绩评价很高。
张僧繇，吴郡人，擅长作画。张氏绘有《山海经》图行世，此图流行甚久，为《山海经》一书的普及起了很大作用。
北朝齐人颜之推作有《颜氏家训》。颜氏对《山海经》中杂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秦汉地名的解释是“后人所羼，非本文也”[7]。可见对《山海经》也有所研究。南朝萧齐人“江淹，欲为《赤县经》以补《山海经》缺，未成”[8]，也是研究过《山海经》的学者。
隋唐北宋时的《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大型典籍中都有关于《山海经》的征引辑录，而且其间还有阐发，推动了《山海经》研究的深化。隋唐时，《山海经》应该以写本的形式流布。唐末陆龟蒙有诗云：“山经水疏不离身”[9]。陆氏仅供职几任小官，可划为普通士人阶层，却将《山海经》列为常读之书，表明此书抄本已在中上层社会流行。

唐宋时，《山海经》被视为地理书。《隋书》撰于唐初，其《经籍志》一反《汉书》认定《山海经》乃形法家之所为，第一次在正史目录中将此书列为史部地理类首篇，此举表明《山海经》一书属性的认识已趋成熟。继此之后，北宋初年编撰的两唐书均秉承这一观点。《崇文书目》是北宋崇文院的藏书目录，颇具一定的权威性，该书目也将《山海经》列入史部地理类。
关于《山海经》的作者，这一时期已出现与禹益旧说不同的见解。《通典》云：“《禹本纪》、《山海经》不知何代之书，恢怪不经，疑夫子删诗书后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书，如诡诞之言必后人所加”[10]。虽然杜佑仍然视《山海经》为荒诞不经，但又把此书与“《吴越春秋》、《越绝书》诸纬书之流”[11]并论，可见杜氏已了解到这些典籍中被恢怪不经掩盖了的史料和地理内容。至于杜佑不囿于旧说，指出《山海经》并非禹益所作，更具有积极意义。
两宋时，《山海经》研究出现了新格局。舒雅作《山海经》图10卷，李诚《续山海经》10卷，是宋代《山海经》研究的重要成果。舒氏图247种，今尚存151幅。
《山海经》刊本的出现是《山海经》研究史上的大事。我国雕版印刷术始于唐末五代，北宋初年刻书甚少，《史记》、《汉书》在淳化五年(994)才有刊本，估计此前不会刊刻《山海经》。根据目前所知《水经注》第一个刊本成都府学宫本和元佑二年(1087)第二个刊本均在北宋，以及《山海经》与《水经注》长期同被列为地理书之首，而且郭注《山海经》字数远比郦注《水经》为少等事实，可以断定北宋时《山海经》已有刊本。南宋淳熙七年(1180)，尤袤池阳郡斋主持刊刻郭注《山海经》。刻本行世后，抄本仍继续流行，元代曹善抄本是现今已知的早期抄本。

继《通典》对《山海经》作者禹益说提出挑战以后，尤袤更明确认“定为先秦之书，非禹及伯翳所作”。尽管毛袤的见解当时附会者不多，此后禹益说仍左右治《山海经》学人，然而，尤袤的见地值得肯定。
南宋时，《山海经》地理书性质的认定已开始出现动摇。《中兴书目》虽然将《山海经》列入地理类，却又称“亦非尽善，当以入小说家为是。”果然，此后正史再未将《山海经》列入地理类中。
南北朝至宋元，《山海经》研究虽以征辑为主流，但在诸多方面均取得重要进展，为明清期《山海经》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五、以考据校注为主流的明清期的《山海经》研究
明代研究《山海经》的著作有三部：刘会孟《评〈山海经〉》18卷，杨慎《山海经补注》1卷，王崇庆《山海经释义》18卷，图2卷。
刘会孟，生平无考，所著《评〈山海经〉》18卷未见《明史·艺文志》著录。清人吴任臣《山海经杂述》曾列举此书。容肇祖云：“明人批评，大半空洞无实”[12]。不过，自郭璞注《山海经》后至此一千余年，未见有大作问世，刘氏评本当唤起学者对《山海经》一书的重视。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杨氏有《山海经补注》1卷，其后序将《山海经》内容归纳为“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兽之奇，说其形，著其生，别其性，分其类，其神奇殊汇骇世惊听者，或见或闻，或恒有，或时有，或不必有，皆一一书焉”，颇有见地。
王崇庆，字德征，开州人。王氏有《山海经释义》18卷，图赞2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全载郭璞注，崇庆间有论说，词皆肤浅，其图亦书肆俗工所臆作”。此评价颇欠公允。其实，王氏注文有的颇有新见，如王氏释《北次二经》经文时所注“首下当遗山字”一条为他注所未曾顾及就是一例。

继明后期王崇庆之后，清代著名的《山海经》注家有吴任臣、汪绂、毕沅、郝懿行等。
清初吴任臣、汪绂是注《山海经》名家。吴氏有《山海经广注》18卷。该书“因郭璞《山海经注》疏补之，故曰广注，于名物训诂、山川道里，皆有所订正。虽好多爱博，引据稍繁……然掎摭宏实，多定为考证之资”[13]。吴氏注《山海经》曾参阅大量资料，该书引书目即达530余种，又“列逸文三十四条，有杨慎《丹铅录》以下十八条”，“应劭《汉书注》以下十四条”[14]。
汪绂(1692-1759)也是清初治《山海经》名家，有《山海经存》9卷，卷6卷7原阙，后人以毕沅本补入。汪氏擅长绘画，亲自为《山海经》作图。汪氏注《山海经》往往屏去郭璞注释，其注文简明，有些颇为平允，如释“飞鱼”即是如此。
乾嘉时代治《山海经》的著名学者是毕沅和郝懿行。毕沅(1730-1797)《山海经新校正》凡18卷。毕氏“于山川考校甚精”[15]，而且注意考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孙星衍云：“其考证地理，则本《水经注》，而自九经笺注，史家地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通典》《通考》、《通志》及近世方志，无不征也”[16]。毕氏曾任陕西巡抚，经常实地考察，故而其书中原与西北的释文尤多。此外，毕沅也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等方面考订经文。后世评家对毕氏的《山海经》研究给予很高的评价，被称为“最有功于《山海经》者”[17]。
比毕沅稍晚的治《山海经》名家是都懿行(1757-1825)，有《山海经笺疏》18卷，图赞1卷，订譌1卷。郝氏治《山海经》的长处“在于取吴任臣、毕沅两家长之，而加以精密的校勘”[18]。近人袁珂在《山海经校注》序中对郝氏也有很高的评价：“通才博识，多所发明，后来居上，冠于诸家。”值得注意的是，郝懿行夫人王照圆也博涉经史，著述甚多，对郝氏《山海经》研究襄助颇多，以致当时有“栖霞郝夫妇”美誉，实为《山海经》研究史一段佳话。

乾隆年间编辑的《四库全书》是继《永乐大典》后另一部手写本丛书，该书编者将《山海经》收入子部小说家类。其按语云：“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元部兢字号中。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然道里山川，卒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首，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此评论将《山海经》排除于“黄老之言”以外，当系明智之说。然其古小说之认定，多为后世治《山海经》者所非议。不过《四库全书》收录了郭璞《山海经》注和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又将王崇庆《山海经释义》著录存目另加提要，也是对《山海经》研究重要贡献。
清代中后期《山海经》研究仍继续发展。与“栖霞郝夫妇”并称的“高邮王父子（王念孙、王引之）”对《山海经》研究也有贡献。王氏父子精于校勘，如王念孙校《中次六经》曾指出“门水出于河，七百九十里，入洛水”等13字为郭璞注误入经文，实为精彩之笔。道光时人俞樾有《读山海经》一书，已由《清史稿》著录。此外，《清史稿·艺文志》子部类书类有《山海经＠⑦月叟词》一书，不分卷。在地理考释方面，吴承志《山海经地理今释》6卷堪称重大成果。该书认为《山海经》范围超出当时国界，涉及到朝鲜、日本、俄罗斯、阿富汗等邻国。此书有民国十一年(1922)南林刘氏求恕斋刻本传世。

六、20世纪以来全方位研究现代期的《山海经》研究
本世纪以来，《山海经》研究进入全方位研究的现代期，其主要特点是：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流派特征明朗且逐渐形成研究合力，《山海经》的性质、篇目、作者和成书年代，《山海经》的地理范围等重要论题的研究取得可喜的进展。
自1909年中国地学会成立后，从事《山海经》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成果迭出。据不完全统计，本世纪初至1996年，各正式学刊发表的论题含有《山海经》或其篇名的论文达191篇，其中外国学者的论文6篇，至于论题未直接标明书名而涉及《山海经》研究的则更多。1980年和1985年，袁珂《山海经校注》和《山海经校译》先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关专著还有徐显之的《〈山海经〉探原》、扶永发的《神州的发现》等书，《〈山海经〉新探》则是一部重要的论文集。
为适应《山海经》研究的发展形势，1983年12月在成都举办了“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有十多个省区的60多位学者参加。这是第一次《山海经》专题研究会议，标志着我国《山海经》研究队伍已经形成。《山海经》研究的地理学派、历史学派和文学神话派发端较早。本世纪中，由于不同学者对《山海经》性质的认定和研究侧重面不同，各学派的流派特征渐趋明朗。近年来，各学派已在某些论题上基本取得共识，逐渐形成研究合力。

关于《山海经》的性质，学者的论点很不一致。廖平《〈山海经〉为诗经旧传考》认为《山海经》是《诗经》传注之演变。这大概是本世纪最早涉及《山海经》性质讨论的论文。著名日本学者小川琢治认为《山海经》是史地书，鲁迅主张《山海经》为“古之巫书”。
巫书说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明确主张巫书说的论文有《〈山海经〉性质考》（翁银陶）、《〈山海经〉的性质》（孙致中）、《〈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试探》（袁珂）等篇。
从历史学角度研究《山海经》的学者主张《山海经》是一部“侧重反映上古历史的珍贵古籍，虽有许多神话传说，但应与史实区分开来，通过此书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由原始蒙昧向高级阶段渐次前进的发展总过程”[19]。钟敬文《从〈山海经〉的神话中所得到的古史观》、朱希祖《〈山海经〉内大荒海内二经古代帝王世系传说》、郑慕维《〈山海经〉古史考》和80年代后发表的常征《〈山海经〉及其史料价值》等都是探讨《山海经》史学价值的论文。
侧重于探讨地理价值或认定其为地理书的学者仍不少。主要论文有顾颉刚《〈五藏山经〉试探》、徐旭生《〈山海经〉的地理意义》、曹婉如《〈五藏山经》和〈禹贡〉中的地理知识》、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等等。

关于《山海经》篇目和版本的论文也很多，主要有蒋经三《〈山海经〉篇目考》、贺次君《〈山海经〉之版本及关于〈山海经〉之著述》、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等等。通过讨论，目前对《山海经》篇目的认定已接近取得共识，至于《山海经》的版本学考察则还处于初始阶段。
关于《山海经》的作者，本世纪以来有几种说法。何观洲主张邹衍是作者；蒙文通、吕子方等认为某些篇作是巴蜀人的作品，顾颉刚等主张非一人之作，作者为秦人；袁珂等主张楚人或楚地人；卫聚贤主张“战国中年”的“楚以南人”所著，并进而推演到墨子学生随巢子；李行之认为出自南方人手笔，作者所居之地在今湖南常宁县境，是一位少数民族士人。
关于《山海经》的成书时代，发表的论文很多。主要有何定生《〈山海经〉成书时代》、陆侃如《论〈山海经〉著作时代》、蒙文通《略谈〈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翁银陶《〈山海经〉作于楚怀王末年考》等等。大多数学者认定《山海经》的成书时间在东周至汉代之间。不过也有人认为“成书年代可上溯至夏商，有的认为《山海经》的相对年代以儒家所说尧舜时期较为准确，即夏代建立以前，约在公元前21世纪”[20]。
关于《山海经》的地理范围，讨论十分活跃，众说纷起。大致说来，本世纪发表的论点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传统的华夏说，二是局部小区说，三是世界圈说。

传统的华夏说认为，《山经》的地理范围“从所提到的山名来看，东边达到东海之滨的会稽山，西边提到了新疆的天山。从所描述的地理环境来看，北边似乎超过了蒙古高原，到了西伯利亚，南边似乎到了江南”[21]。《海经》描述的地理范围可远及朝鲜、日本、中南半岛和阿富汗、俄国。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对一些地名作了详细考订。
有些学者认为《山海经》描述的地理范围很小，只及中国境内某一局部地域。何幼琦《海经新探》认为《海经》的山川疆域只在今山东省中南部以泰山为中心的地域。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一书认为，《山海经》记述的是云南省西部东经101度以西，北纬23度以北纵谷地区的地理，作者还利用地图比例换算出《山海经》里程等于今日华里的3.4%左右[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