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西之战的分析
我要谈的是绍兴十一年的宋金淮西之战，这一战影响深远。是促使宋金双方进一步认清当时的客观形势，昭示出议和为大势所趋；（这是赵构和秦桧的意愿，所以是大势所趋。）在另一方面，就岳飞在淮西之战的表现，也作为“岳案”的最主要罪证，直接导致了岳飞的死亡。就岳飞援淮西的情况，给以具体解析，做一些粗浅的论据，供人参考。
一 《淮西辨》
就从岳珂的《淮西辨》开始解析，岳珂引用赵构的御札作为主要的证据，然而，据我所知。此文的可信度并不高。邓广铭在《岳飞传》里说：“不论就这篇《淮西辨》来说，或就岳珂附加在《援淮西一十五诏》每一《御札》之前的小段文字来说，也全都包含了不真实的成分在内，因而也不是全可信据的。”。通过对“高宗援淮西十五诏”的仔细分析，我非常赞同邓老的说法。以下就《淮西辨》的原文具体谈谈。
以下是《淮西辨》的核心部分：
“春正月癸卯，凤翔统制杨从仪败金人于渭南（金在陕西的战略佯攻）。庚戌，张浚入见。乙卯，金人犯寿春府（金在淮西的战略主攻），守臣孙晖、统制雷仲合兵拒之。丁巳，寿春陷，晖、仲弃城去。己未，刘锜自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率兵二万援淮西。庚申，金人渡淮。辛酉，雨雹。乙丑，刘锜至庐州（今安徽合肥）还。丙寅，兀术陷庐州（空城）。戊辰，金人陷商州（金在陕西的战略佯攻），守臣邵隆弃城去。己巳，命杨沂中引兵赴淮西，岳飞进兵江州（今江西九江）。”
岳珂是这样说的：“故御札首曰：‘昨得卿奏，欲合诸帅兵破敌，备见忠谊许国之意，嘉叹不已。今虏犯淮西，张俊、杨沂中、刘锜已并力与贼相拒。卿若乘此机会，亟提兵会合，必成大功。’此盖奏至之第一札也。”
很显然，岳飞没有执行命令，而是上奏一道手札，内容为“合诸帅兵”！
这也是秦桧粉作为岳飞罪证的重要论据，不过古代有所谓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在外领兵可以便宜行事，岳飞要是延误了战机导致战局糜烂固然罪不容诛。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看我下面分析。
按宋时急件的规定，杭州到鄂州（即为今武昌）为十天送达。据查，高宗这个回岳飞的“奏至第一札”，到达岳飞手中的日期是二月九日，再从“昨得卿奏”上加一天，说明岳飞上奏章的时间，应为正月十八。
“二月癸酉，张俊遣王德渡江，屯和州，金人退屯昭关。邵隆破金人于洪门，复商州（邵隆依靠自己力量失而复得商州，可见金军人数并不多）。乙亥，金人复来争和州，张俊败之。命韩世忠以兵援淮西。丙子，趣岳飞会兵蕲、黄。王德等败金人于含山县东。己卯，统制关师古、李横击败金人于巢县，复之。庚辰（十一），岳飞发鄂州。”
宋时的趣，也就是催促。当时的岳飞连番上诏给大本营，定是有要事无误，不过那时候的淮西城池已经失陷，张俊一仗又一仗的打得无比火热。然而；这是岳飞的错吗？让我们看下文。
史载： 桧之所以诬先臣者，以稽违御札，臣不敢以它证，请以桧所诬者证之。先臣淮西之诬，其目有四：一曰逗遛违诏，二曰辞以乏粮，三曰不携重兵，四曰缓於救濠。臣请举而枚辨之。 逗遛军次以违诏，桧之诬也。而十九日御札之连文曰：“闻卿见苦寒嗽，乃能勉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然则先臣之所谓逗遛者何在？况请会兵而破敌，先臣实启之，苟惮于行，则何为上剡奏，以自形其怯乎？故奖谕之诏日：“淮束之军且出其后，沔鄂之众复来自南，合吾仁义之师，当彼残暴之寇。”则先臣非逗遛矣。
这条“逗遛违诏”，岳珂引用了两条御札，但此两条都是发于淮西战事第一阶段的，而岳飞真正的罪名在战事的第二阶段，拓皋之战及复庐州，岳飞赶得上了吗？很明显，没有。岳珂此辨为避实击虚无误。
托乏粮以拒诏，亦桧之诬也。而三月十三日之御札有曰：“卿闻命，即往庐州。遵陆勤劳，转饷艰阻，卿不复顾问，必遄其行。非一意许国，谁肯如此。”⑾然则先臣之所谓托者何在？况请漕臣而从军，先臣实启之，苟志于托，则何至召它人，以自窥其伪乎？故褒嘉之札又曰，“中兴基业，在此一举”，“卿之此行，适中机会”。则先臣又未尝它辞矣
这条“辞以乏粮”，岳珂再引用两条御札，这是因为张俊怕岳飞抢战功，所以说什么金兵已退缺粮勿进，当速退。这个可以说是张俊的问题，贪功。然而；还有一些当时的诏令岳珂没有引用，这就有避实击虚的嫌疑了。
先臣奉诏出师，以大军为缓，亲以背嵬骑兵为之先驱。其赴援之急，亦可知也，而俊乃谮先臣以携兵为寡。曾不知南薰门之战，以八百人破王善五十万者，先臣也；朱仙镇之对垒，以五百骑破兀术十万者，亦先臣也。况背嵬之士，先臣之亲军也，颖昌、朱仙，皆以是军取胜，而八千余骑亦不可谓寡矣。是时俊命杨沂中以全军驱濠之余虏，而遇伏大败，殿前之兵几歼焉，亦宜乎其以先臣之兵为寡也。俊既素怀怯敌之心，而反以寡病先臣，不亦哀哉！
这条“不携重兵”，其实远道赴援，还有携带重兵的？秦桧粉总是拿这条说事情，我想问一句，你懂军事吗？像韩世忠那样水陆并进那才是明显的耽误战机好不好？然而岳珂找错了重点，他那八千骑的战力说事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军人，就是为了保家卫国而存在的。如果敌军势强我军势弱而不敢进，那就任由金兵破城尽屠？烧杀掳掠？大义所在，虽死而往也。而岳飞却没有不敢进，他是直接带着八千骑身陷险境。就这点来说，岳飞所为并没有可批驳之处。而秦桧粉拿着这条说事正可以显露了其对于军事的无知！
兀术既遁，先臣还军舒州，以俟进止，而兀术用郦琼计，复窥陈州。三月初四日，先臣闻警，不竢诏，麾兵而救之。兀术盖以初八日破濠，而先臣先四日已赴援矣，则警报固未上闻，而诏命亦未至，其时日之序，又可考也。而俊乃谮先臣以救濠为缓，曾不知李成据襄阳，闻军至而遽遁者，先臣也，刘麟寇庐州，见岳帜而亟走者，亦先臣也，况兀术朱仙之屡败，韩常长葛之⑿乞降，皆已望风慑服。且先诏而赴援，盖亦不可谓缓矣。是时张俊以大兵驻黄莲，去濠六十里而不能救，无以藉口，亦宜乎其以先臣之兵为缓也。俊既坐收退虏之功，而反以缓谮先臣，其寃抑甚焉！
俊盖初以前途粮乏误先臣，而先臣不听，鼓行而进。及御札有“不复顾问”之语，俊意先臣漏其书之言于上，而谮害之意成矣。当时先臣得罪，尚书省敕牒之全文，固出于一时酷吏之手；而俊之遗先臣书，称前途乏粮，以误先臣者，亦备载不遗，盖亦自有不能拚也。
这条“缓於救濠”，并没有御札引用，盖以岳珂主观及客观的观点作为辩驳。“三月初四日，先臣闻警，不竢诏，麾兵而救之。兀术盖以初八日破濠，而先臣先四日已赴援矣，则警报固未上闻，而诏命亦未至，其时日之序，又可考也。”这里的说法，简直是空穴来风。岳飞自舒州出兵的日期，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
而有个很关键的秦桧粉至始至终没有提过一句，朝廷定下了战略方针却不明示给下面的将领，要将领从下发的命令中自己去“体会”，古往今来我就只在南宋的书生千里之外“运筹帷幄”的战局中看到这么可笑的指挥。
上面的军令就绝对正确的，一有问题就是下面的将领转进如风，总之！书生绝对没错，错的是下面的将领！
呵呵，我也是笑了。岳飞一再有紧急军情禀报，然而下面就只知道一个劲的催，岳飞在第三日就出兵了，所以所谓的即期三日当斩在上述所文是不存在的。
所谓的即期三日是三日之后，不懂的那我就不多说了，史盲一个，浪费口水。
然后让我们来看看秦桧党羽的做法。
秦桧的死党王次翁的《叙纪》（其子王伯庠编写）中说：绍兴辛酉，虏人有饮马大江之谋。大将张俊、韩世忠欲先事深入，惟岳飞驻兵淮西不肯动。 以亲札趣其行者凡十有七，飞偃蹇如故。最后又降亲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举。”飞奉诏移军 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诛飞意。①
岳飞冤死不久，即曾有人编写了一部《野史》行世，其中的《岳飞传》述写岳飞不肯遵命出援淮西，说道：
绍兴十一年，兀术重兵攻淮西，（上诏湖北宣抚使岳飞以兵援淮西），飞念前此每胜，复被招 还，壮心已阑，且轧于和议，辞以乏粮。及濠梁已破，方以兵来援。张俊、秦桧皆恨之。②
此两则记载现世后没有多久，岳飞杀舅在三朝北盟会编中就“新鲜出炉了”，南宋辱母杀人案都举世皆知，岳飞杀舅就世所不闻，唯有丹青书就，罪不容诛，铁证如山，不容辩驳！
这两种记载一出，其中撰写南宋历史的人，如熊克和李心传等，全都不加分辨地抄袭沿用，而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的记事，竟然把《叙记》和《野史》中的话糅合在一起，并且把《野史》中的“及濠梁已破，方以兵来援”句改为“及濠州已破，飞始 以兵至舒、蕲境上。”而这又为后出的《皇帝中兴两朝圣政》及《宋史全文》诸书所辗转抄袭。但是，我们把当时一些具体事件与《叙记》、《野史》的记载稍加核对，便可知道，这两种记载全都是作者的一言史料！作者说什么就是什么，作者说岳飞杀舅就是杀舅！作者说岳飞不援救濠州就是不援救濠州，殊不知此濠州为彼濠梁也！可见一些秦桧粉的历史观念是何其浅薄；
我们不妨对证一下：指令岳飞出兵求援淮西的《御札》，已被岳珂全部收入《金佗稡编》的《高宗皇帝宸翰》卷下内了，我们都知道，皇帝的御札是不容更改的。一更改那就是谋逆的大罪，所以岳珂虽然有避实击虚和瞎扯的成分在内。其证据是确凿无误的，秦桧胆子够大，敢把持朝堂，然而你见他更改皇帝御札了？
在闻知岳飞移师庐州时所降《御札》中，有“中兴勋业，在此一举，卿之此行，适中机会”诸语，乃是对岳飞的移师庐州进行嘉奖的话语，而不是督迫他出师的话语。在此外的各道《御札》中再也找不到“社稷存亡，在卿此举”一类话语。可证《叙纪》所载全属无稽之谈。既然是从舒州移师到了庐州，则所谓“飞奉诏移兵三十里而止”者，当然也同样是无稽之谈。从此得知，某些秦粉实在是不学无术，把野史记载奉为天条定理，昭昭铁证！
我根据《金佗稡编》所收录的《援淮西一十五诏》所载，岳飞第一次接到令其出兵江州的《御札》，是在绍兴十一年二月初九日，而在二月十一日他就遵命由鄂州率部出发，不是前往江州，而是直趋淮西地区的舒州。到二月十九日就又得到赵构《御札》的夸奖。在这中间，何曾有如《野史》所说，以乏粮为辞，不肯奉诏出兵的事呢？
当然，这并没有，所以上述所谓的乏粮为辞，不肯奉诏出兵完全是张俊贪功误事，证据确凿无误。
在岳飞之率军抵达舒州之时，为二月中下旬之间的事，其后没有多久，就又奉命移师庐州。当他和岳家军抵达庐州之日，正是杨沂中、张俊之军已从濠州溃退南奔之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把《野史》之文改为“及濠州已破，飞始以兵至舒、蕲境上”，这与当时事实真相相差不可以道理计，完全就是扭转了时间歪曲了事情的所有经过。
这我就呵呵，野史作者用心险恶简直可见一斑！
而在绍兴十一年的岁末，秦桧及其党羽们陷害岳飞致死，秦桧及其党羽虚构了好几桩罪状，而不肯出兵救援淮西即是其中之一。及岳飞身遭惨杀六十多年之后，他的孙子为了辨雪岳飞的沉冤，特地写了《吁天辨诬录 》一书，其中的第一篇即为辨正秦桧党徒所捏造的岳飞不肯奉命出援淮西的种种谰言。但是，不论就这篇《淮西辨》来说，或就岳珂附加在《援淮西一十五诏》每一《御札》之前的小段文字来说，也全都包含了不真实的成分在内，因而也不是全可信据的。所以我把高宗的御札分析了一下，以免读者被野史和李心传所误！
一 《淮西辨》
就从岳珂的《淮西辨》开始解析，岳珂引用赵构的御札作为主要的证据，然而，据我所知。此文的可信度并不高。邓广铭在《岳飞传》里说：“不论就这篇《淮西辨》来说，或就岳珂附加在《援淮西一十五诏》每一《御札》之前的小段文字来说，也全都包含了不真实的成分在内，因而也不是全可信据的。”。通过对“高宗援淮西十五诏”的仔细分析，我非常赞同邓老的说法。以下就《淮西辨》的原文具体谈谈。
以下是《淮西辨》的核心部分：
“春正月癸卯，凤翔统制杨从仪败金人于渭南（金在陕西的战略佯攻）。庚戌，张浚入见。乙卯，金人犯寿春府（金在淮西的战略主攻），守臣孙晖、统制雷仲合兵拒之。丁巳，寿春陷，晖、仲弃城去。己未，刘锜自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率兵二万援淮西。庚申，金人渡淮。辛酉，雨雹。乙丑，刘锜至庐州（今安徽合肥）还。丙寅，兀术陷庐州（空城）。戊辰，金人陷商州（金在陕西的战略佯攻），守臣邵隆弃城去。己巳，命杨沂中引兵赴淮西，岳飞进兵江州（今江西九江）。”
岳珂是这样说的：“故御札首曰：‘昨得卿奏，欲合诸帅兵破敌，备见忠谊许国之意，嘉叹不已。今虏犯淮西，张俊、杨沂中、刘锜已并力与贼相拒。卿若乘此机会，亟提兵会合，必成大功。’此盖奏至之第一札也。”
很显然，岳飞没有执行命令，而是上奏一道手札，内容为“合诸帅兵”！
这也是秦桧粉作为岳飞罪证的重要论据，不过古代有所谓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在外领兵可以便宜行事，岳飞要是延误了战机导致战局糜烂固然罪不容诛。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看我下面分析。
按宋时急件的规定，杭州到鄂州（即为今武昌）为十天送达。据查，高宗这个回岳飞的“奏至第一札”，到达岳飞手中的日期是二月九日，再从“昨得卿奏”上加一天，说明岳飞上奏章的时间，应为正月十八。
“二月癸酉，张俊遣王德渡江，屯和州，金人退屯昭关。邵隆破金人于洪门，复商州（邵隆依靠自己力量失而复得商州，可见金军人数并不多）。乙亥，金人复来争和州，张俊败之。命韩世忠以兵援淮西。丙子，趣岳飞会兵蕲、黄。王德等败金人于含山县东。己卯，统制关师古、李横击败金人于巢县，复之。庚辰（十一），岳飞发鄂州。”
宋时的趣，也就是催促。当时的岳飞连番上诏给大本营，定是有要事无误，不过那时候的淮西城池已经失陷，张俊一仗又一仗的打得无比火热。然而；这是岳飞的错吗？让我们看下文。
史载： 桧之所以诬先臣者，以稽违御札，臣不敢以它证，请以桧所诬者证之。先臣淮西之诬，其目有四：一曰逗遛违诏，二曰辞以乏粮，三曰不携重兵，四曰缓於救濠。臣请举而枚辨之。 逗遛军次以违诏，桧之诬也。而十九日御札之连文曰：“闻卿见苦寒嗽，乃能勉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然则先臣之所谓逗遛者何在？况请会兵而破敌，先臣实启之，苟惮于行，则何为上剡奏，以自形其怯乎？故奖谕之诏日：“淮束之军且出其后，沔鄂之众复来自南，合吾仁义之师，当彼残暴之寇。”则先臣非逗遛矣。
这条“逗遛违诏”，岳珂引用了两条御札，但此两条都是发于淮西战事第一阶段的，而岳飞真正的罪名在战事的第二阶段，拓皋之战及复庐州，岳飞赶得上了吗？很明显，没有。岳珂此辨为避实击虚无误。
托乏粮以拒诏，亦桧之诬也。而三月十三日之御札有曰：“卿闻命，即往庐州。遵陆勤劳，转饷艰阻，卿不复顾问，必遄其行。非一意许国，谁肯如此。”⑾然则先臣之所谓托者何在？况请漕臣而从军，先臣实启之，苟志于托，则何至召它人，以自窥其伪乎？故褒嘉之札又曰，“中兴基业，在此一举”，“卿之此行，适中机会”。则先臣又未尝它辞矣
这条“辞以乏粮”，岳珂再引用两条御札，这是因为张俊怕岳飞抢战功，所以说什么金兵已退缺粮勿进，当速退。这个可以说是张俊的问题，贪功。然而；还有一些当时的诏令岳珂没有引用，这就有避实击虚的嫌疑了。
先臣奉诏出师，以大军为缓，亲以背嵬骑兵为之先驱。其赴援之急，亦可知也，而俊乃谮先臣以携兵为寡。曾不知南薰门之战，以八百人破王善五十万者，先臣也；朱仙镇之对垒，以五百骑破兀术十万者，亦先臣也。况背嵬之士，先臣之亲军也，颖昌、朱仙，皆以是军取胜，而八千余骑亦不可谓寡矣。是时俊命杨沂中以全军驱濠之余虏，而遇伏大败，殿前之兵几歼焉，亦宜乎其以先臣之兵为寡也。俊既素怀怯敌之心，而反以寡病先臣，不亦哀哉！
这条“不携重兵”，其实远道赴援，还有携带重兵的？秦桧粉总是拿这条说事情，我想问一句，你懂军事吗？像韩世忠那样水陆并进那才是明显的耽误战机好不好？然而岳珂找错了重点，他那八千骑的战力说事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军人，就是为了保家卫国而存在的。如果敌军势强我军势弱而不敢进，那就任由金兵破城尽屠？烧杀掳掠？大义所在，虽死而往也。而岳飞却没有不敢进，他是直接带着八千骑身陷险境。就这点来说，岳飞所为并没有可批驳之处。而秦桧粉拿着这条说事正可以显露了其对于军事的无知！
兀术既遁，先臣还军舒州，以俟进止，而兀术用郦琼计，复窥陈州。三月初四日，先臣闻警，不竢诏，麾兵而救之。兀术盖以初八日破濠，而先臣先四日已赴援矣，则警报固未上闻，而诏命亦未至，其时日之序，又可考也。而俊乃谮先臣以救濠为缓，曾不知李成据襄阳，闻军至而遽遁者，先臣也，刘麟寇庐州，见岳帜而亟走者，亦先臣也，况兀术朱仙之屡败，韩常长葛之⑿乞降，皆已望风慑服。且先诏而赴援，盖亦不可谓缓矣。是时张俊以大兵驻黄莲，去濠六十里而不能救，无以藉口，亦宜乎其以先臣之兵为缓也。俊既坐收退虏之功，而反以缓谮先臣，其寃抑甚焉！
俊盖初以前途粮乏误先臣，而先臣不听，鼓行而进。及御札有“不复顾问”之语，俊意先臣漏其书之言于上，而谮害之意成矣。当时先臣得罪，尚书省敕牒之全文，固出于一时酷吏之手；而俊之遗先臣书，称前途乏粮，以误先臣者，亦备载不遗，盖亦自有不能拚也。
这条“缓於救濠”，并没有御札引用，盖以岳珂主观及客观的观点作为辩驳。“三月初四日，先臣闻警，不竢诏，麾兵而救之。兀术盖以初八日破濠，而先臣先四日已赴援矣，则警报固未上闻，而诏命亦未至，其时日之序，又可考也。”这里的说法，简直是空穴来风。岳飞自舒州出兵的日期，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
而有个很关键的秦桧粉至始至终没有提过一句，朝廷定下了战略方针却不明示给下面的将领，要将领从下发的命令中自己去“体会”，古往今来我就只在南宋的书生千里之外“运筹帷幄”的战局中看到这么可笑的指挥。
上面的军令就绝对正确的，一有问题就是下面的将领转进如风，总之！书生绝对没错，错的是下面的将领！
呵呵，我也是笑了。岳飞一再有紧急军情禀报，然而下面就只知道一个劲的催，岳飞在第三日就出兵了，所以所谓的即期三日当斩在上述所文是不存在的。
所谓的即期三日是三日之后，不懂的那我就不多说了，史盲一个，浪费口水。
然后让我们来看看秦桧党羽的做法。
秦桧的死党王次翁的《叙纪》（其子王伯庠编写）中说：绍兴辛酉，虏人有饮马大江之谋。大将张俊、韩世忠欲先事深入，惟岳飞驻兵淮西不肯动。 以亲札趣其行者凡十有七，飞偃蹇如故。最后又降亲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举。”飞奉诏移军 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诛飞意。①
岳飞冤死不久，即曾有人编写了一部《野史》行世，其中的《岳飞传》述写岳飞不肯遵命出援淮西，说道：
绍兴十一年，兀术重兵攻淮西，（上诏湖北宣抚使岳飞以兵援淮西），飞念前此每胜，复被招 还，壮心已阑，且轧于和议，辞以乏粮。及濠梁已破，方以兵来援。张俊、秦桧皆恨之。②
此两则记载现世后没有多久，岳飞杀舅在三朝北盟会编中就“新鲜出炉了”，南宋辱母杀人案都举世皆知，岳飞杀舅就世所不闻，唯有丹青书就，罪不容诛，铁证如山，不容辩驳！
这两种记载一出，其中撰写南宋历史的人，如熊克和李心传等，全都不加分辨地抄袭沿用，而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的记事，竟然把《叙记》和《野史》中的话糅合在一起，并且把《野史》中的“及濠梁已破，方以兵来援”句改为“及濠州已破，飞始 以兵至舒、蕲境上。”而这又为后出的《皇帝中兴两朝圣政》及《宋史全文》诸书所辗转抄袭。但是，我们把当时一些具体事件与《叙记》、《野史》的记载稍加核对，便可知道，这两种记载全都是作者的一言史料！作者说什么就是什么，作者说岳飞杀舅就是杀舅！作者说岳飞不援救濠州就是不援救濠州，殊不知此濠州为彼濠梁也！可见一些秦桧粉的历史观念是何其浅薄；
我们不妨对证一下：指令岳飞出兵求援淮西的《御札》，已被岳珂全部收入《金佗稡编》的《高宗皇帝宸翰》卷下内了，我们都知道，皇帝的御札是不容更改的。一更改那就是谋逆的大罪，所以岳珂虽然有避实击虚和瞎扯的成分在内。其证据是确凿无误的，秦桧胆子够大，敢把持朝堂，然而你见他更改皇帝御札了？
在闻知岳飞移师庐州时所降《御札》中，有“中兴勋业，在此一举，卿之此行，适中机会”诸语，乃是对岳飞的移师庐州进行嘉奖的话语，而不是督迫他出师的话语。在此外的各道《御札》中再也找不到“社稷存亡，在卿此举”一类话语。可证《叙纪》所载全属无稽之谈。既然是从舒州移师到了庐州，则所谓“飞奉诏移兵三十里而止”者，当然也同样是无稽之谈。从此得知，某些秦粉实在是不学无术，把野史记载奉为天条定理，昭昭铁证！
我根据《金佗稡编》所收录的《援淮西一十五诏》所载，岳飞第一次接到令其出兵江州的《御札》，是在绍兴十一年二月初九日，而在二月十一日他就遵命由鄂州率部出发，不是前往江州，而是直趋淮西地区的舒州。到二月十九日就又得到赵构《御札》的夸奖。在这中间，何曾有如《野史》所说，以乏粮为辞，不肯奉诏出兵的事呢？
当然，这并没有，所以上述所谓的乏粮为辞，不肯奉诏出兵完全是张俊贪功误事，证据确凿无误。
在岳飞之率军抵达舒州之时，为二月中下旬之间的事，其后没有多久，就又奉命移师庐州。当他和岳家军抵达庐州之日，正是杨沂中、张俊之军已从濠州溃退南奔之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把《野史》之文改为“及濠州已破，飞始以兵至舒、蕲境上”，这与当时事实真相相差不可以道理计，完全就是扭转了时间歪曲了事情的所有经过。
这我就呵呵，野史作者用心险恶简直可见一斑！
而在绍兴十一年的岁末，秦桧及其党羽们陷害岳飞致死，秦桧及其党羽虚构了好几桩罪状，而不肯出兵救援淮西即是其中之一。及岳飞身遭惨杀六十多年之后，他的孙子为了辨雪岳飞的沉冤，特地写了《吁天辨诬录 》一书，其中的第一篇即为辨正秦桧党徒所捏造的岳飞不肯奉命出援淮西的种种谰言。但是，不论就这篇《淮西辨》来说，或就岳珂附加在《援淮西一十五诏》每一《御札》之前的小段文字来说，也全都包含了不真实的成分在内，因而也不是全可信据的。所以我把高宗的御札分析了一下，以免读者被野史和李心传所误！
高宗御札的分析
就淮西之战而言，专门研究岳飞的邓广铭和王曾瑜有着不同的记述，我赞同邓老的记述，因为这更符合客观事实，而王曾瑜《岳飞新传》可商榷的地方不胜枚举。笔者会择要提到。赵构的十五道御札应该是淮西之战岳飞行动的主要关键，单单从御札入手，再参考其它不同的史料记载，通过对比分析，关于事实就能有个大体的认知了。
第一条，据深报，虏人自寿春府遣兵渡淮，已在庐州界上，张俊、刘琦等见合力措置掩杀。卿可星夜前来江州，乘机照应，出其前俊，使贼腹背受敌，不能枝梧。投机之会，正在今日，以卿忠勇，志吞此贼，当即就道。付此亲札，卿宜体悉。付飞。御押。
高宗宸翰七十三，发于正月二十九日。《高宗本纪》里面有讲到，正月二十九日下令杨沂中岳飞援淮西，此条日期确信无疑）
第二条.比以金贼侵犯淮西，已在庐州，张俊、杨沂中、刘琦见并力与贼相拒。已亲札喻卿，乘此机会，提兵合击，必成大功，副卿素志。卿可星夜倍道来江州，或从蕲、黄绕出其后，腹背击贼。机会在此，朝夕须报，再遣亲札，想宜体悉。付飞。御押。
高宗宸翰七十四。排序没有问题，时间并没言明，所以略过不谈。
3.虏犯淮西，与张俊和州相拒。已遣亲札，趣卿倍道前来，合力击贼，早夜以俟。卿忠智冠世，今日之举，社稷所系，贵在神速，少缓恐失机会也。再遣手札，卿当深悉。七日。付岳飞。御押。
高宗宸翰七十五。时间有备注。
4.虏寇聚于淮西，张俊、杨沂中、刘琦已于和州巢县下寨，与贼相拒。韩世忠出兵濠上。卿宜倍道，共乘机会。前所发亲札，卿得之，必已就道。今遣张去为往喻朕意，卿更须兼程，无诒后时之悔。谅卿忠智出于天性，不俟多训也。付岳飞。御押。
高宗宸翰七十六。
5.昨得卿奏，欲合诸帅兵破敌，备见忠谊许国之意，嘉叹不已。今虏犯淮西，张俊、杨沂中、刘琦已并力与贼相拒。卿若乘此机会，亟提兵会合，必成大功。以朕所见，若卿兵自薪、黄境出其后，腹背击贼，似为良策。卿更审度，兵贵神速，不可失机会也。再遣亲札，想宜体悉。付飞。御押。
高宗宸翰七十七。
6.比屡遣手札，并面谕属官，仍遣中使趣卿提兵前来，共破虏贼。谅卿忠愤许国之心，必当力践所言，以摅素志。今据归正人备说，金贼桀黥头首皆在淮西。朕度破敌成功，非卿不可。若一举奏功，庶朕去年宥密之诏，不为虚言。况朕素以社稷之计，倚重于卿，今机会在此，晓夕以佇出师之报。再遣此札，卿宜体悉。十五日。付飞。御押。
高宗宸翰七十八。岳飞给高宗的密诏已经淹没在了历史之中，所以就不做纠结了，所载时间明确无误。
7.屡发手诏，及毛敦书、张去为继往喻旨，朝夕需卿出师之报。览二月四日奏，备悉卿意，然事有轻重，今江、浙驻跸，贼马近在淮西，势所当先。兼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琦、李显忠等皆已与贼对垒，卿须亲提劲兵，星夜前来蕲、黄，径趋寿春，出其贼后，合力剿除凶渠，则天下定矣。想卿闻此，即便就道。再遣亲札，宜深体悉。付岳飞。御押。
高宗宸翰七十九。
就淮西之战而言，专门研究岳飞的邓广铭和王曾瑜有着不同的记述，我赞同邓老的记述，因为这更符合客观事实，而王曾瑜《岳飞新传》可商榷的地方不胜枚举。笔者会择要提到。赵构的十五道御札应该是淮西之战岳飞行动的主要关键，单单从御札入手，再参考其它不同的史料记载，通过对比分析，关于事实就能有个大体的认知了。
第一条，据深报，虏人自寿春府遣兵渡淮，已在庐州界上，张俊、刘琦等见合力措置掩杀。卿可星夜前来江州，乘机照应，出其前俊，使贼腹背受敌，不能枝梧。投机之会，正在今日，以卿忠勇，志吞此贼，当即就道。付此亲札，卿宜体悉。付飞。御押。
高宗宸翰七十三，发于正月二十九日。《高宗本纪》里面有讲到，正月二十九日下令杨沂中岳飞援淮西，此条日期确信无疑）
第二条.比以金贼侵犯淮西，已在庐州，张俊、杨沂中、刘琦见并力与贼相拒。已亲札喻卿，乘此机会，提兵合击，必成大功，副卿素志。卿可星夜倍道来江州，或从蕲、黄绕出其后，腹背击贼。机会在此，朝夕须报，再遣亲札，想宜体悉。付飞。御押。
高宗宸翰七十四。排序没有问题，时间并没言明，所以略过不谈。
3.虏犯淮西，与张俊和州相拒。已遣亲札，趣卿倍道前来，合力击贼，早夜以俟。卿忠智冠世，今日之举，社稷所系，贵在神速，少缓恐失机会也。再遣手札，卿当深悉。七日。付岳飞。御押。
高宗宸翰七十五。时间有备注。
4.虏寇聚于淮西，张俊、杨沂中、刘琦已于和州巢县下寨，与贼相拒。韩世忠出兵濠上。卿宜倍道，共乘机会。前所发亲札，卿得之，必已就道。今遣张去为往喻朕意，卿更须兼程，无诒后时之悔。谅卿忠智出于天性，不俟多训也。付岳飞。御押。
高宗宸翰七十六。
5.昨得卿奏，欲合诸帅兵破敌，备见忠谊许国之意，嘉叹不已。今虏犯淮西，张俊、杨沂中、刘琦已并力与贼相拒。卿若乘此机会，亟提兵会合，必成大功。以朕所见，若卿兵自薪、黄境出其后，腹背击贼，似为良策。卿更审度，兵贵神速，不可失机会也。再遣亲札，想宜体悉。付飞。御押。
高宗宸翰七十七。
6.比屡遣手札，并面谕属官，仍遣中使趣卿提兵前来，共破虏贼。谅卿忠愤许国之心，必当力践所言，以摅素志。今据归正人备说，金贼桀黥头首皆在淮西。朕度破敌成功，非卿不可。若一举奏功，庶朕去年宥密之诏，不为虚言。况朕素以社稷之计，倚重于卿，今机会在此，晓夕以佇出师之报。再遣此札，卿宜体悉。十五日。付飞。御押。
高宗宸翰七十八。岳飞给高宗的密诏已经淹没在了历史之中，所以就不做纠结了，所载时间明确无误。
7.屡发手诏，及毛敦书、张去为继往喻旨，朝夕需卿出师之报。览二月四日奏，备悉卿意，然事有轻重，今江、浙驻跸，贼马近在淮西，势所当先。兼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琦、李显忠等皆已与贼对垒，卿须亲提劲兵，星夜前来蕲、黄，径趋寿春，出其贼后，合力剿除凶渠，则天下定矣。想卿闻此，即便就道。再遣亲札，宜深体悉。付岳飞。御押。
高宗宸翰七十九。
8.得卿奏，欲躬亲前去薪、黄州，相度形势利害，相度形势利害，贵得不拘于九江。以卿天资忠义，乃心王室，谅惟蚤夜筹画，必思有以济国家之急。若得卿出蕲、黄，径捣寿春，与韩世忠、张俊相应，大事何患不济。中兴基业，在此一举。览奏不胜嘉叹。再遣亲札，卿宜体悉。十七日未时。付岳飞。御押。
高宗宸翰八十。
9.得卿九日奏，已择定十一日起发，往蕲、黄、舒州界。闻卿见苦寒嗽，乃能勉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览奏再三，嘉叹无歝。以卿素志殄虏，常苦诸军难合。今兀术与诸头领尽在庐州，接连南侵。张俊、杨沂中、刘琦等共力攻破其营，退却百里之外。韩世忠已至濠上，出锐师要其归路。刘光世悉其兵力，委李显忠、吴锡、张琦等夺回老小、孽畜。若得卿出自舒州，与韩世忠、张俊等相应，可望如卿素志。惟贵神速，恐彼已为遁计，一失机会，徒有后时之悔。江西漕臣至江州，与王良存应副钱粮，已如所请，委赵伯牛，以伯牛旧尝守官湖外，与卿一军相谙妥也。春深，寒暄不常，卿宜慎疾，以济国事。付此亲札，卿须体悉。十九日二更。 付岳飞。御押
高宗宸翰八十一。
这些就是淮南战事第一阶段时赵构所发的御札。二月十八日，是拓皋之战，二十日，张俊已经收复庐州。二十一日时拓皋捷奏上至临安，二十三日宋廷下诏表彰诸路统帅，其中包括当时还未至淮西的岳飞和韩世忠。至此金人后撤，战事得以转折。根据邓老的估计，岳飞到舒州应该在二月中下旬，而岳飞是骑兵走陆路，二十三日前后必定已经到达了舒州。邓老说：“岳飞率军抵达舒州之后，就派遣属官去与张俊联系。而那时候正是张俊、王德的军队在柘皋打败了金人，张俊、杨沂中和刘锜都已在庐州会合的时候。张俊并不能对金军此后的动向作出判断，但金军的北撤大大助长了张俊要独享战功的贪念，而当时刺探军事情报的人员，又一再上报称金军已全部渡淮北去，张俊自然更加不愿意岳飞这时前来分享胜利果实。因此，张俊所告语于岳飞的属官是‘敌以渡淮’一事，很明显，这是下了逐客令。让岳飞韩世忠不要来，他要独吞这份战功！
邓老还说了：“岳飞得到这一回报之后，立即把它奏报给南宋王朝，并说他和他的部队仍只能留在舒州待命。”而至于秦粉的说的岳飞到池州去度假，然后才上报给朝廷这件事吗，如果我没记错这段事情始出叙记等野史，所以我就不多说了，叙记和野史都是岳飞死后新鲜出炉的，就连濠梁已破都能改成濠州已破，岳飞立即上奏改为先赶赴池州然后才上报应该不奇怪吧？毕竟人家写的完全不是宋朝的事情，简直可以当做另一个时空的事件来看了！
10.闻虏人已过寿春，卿可与张俊会合，率杨沂中、刘琦共往克复。得之，则尽行平荡，使贼不得停迹，以除后患，则卿此来不为徒行也。有所措置，开具奏来。一日。付岳飞。御押。
高宗宸翰八十二。
11.韩世忠奏，已提亲兵自濠往寿春府，卿可约与相见，从长措置。虏人若未全退，或已退复来接战，即当乘其既败，痛与剿戮，使知惩畏；若已退不复来，即寿春、顺昌皆可平荡静尽，免其后来之害。以卿体国之意，必协心共济，不致二三也。遣此亲札，谅宜深悉。付飞。御押 。
高宗宸翰八十三。 事件没有言明，待定。
这里一共十五道御札，然而其中的时间间隔无比完全不一致。战事紧张时赵构可以可以每日发一札，战事缓和时能够数日了无音信。第八十一札的二月十九日到第八十二札的三月一日，中间竟然隔了十二天。这中间是战事的缓和期无误了，张俊二十日进入庐州，一直到三月初，都未曾前移有半步，岳飞因为张俊的误导也未再北进，至于韩世忠，二月七日宋廷就令他救援淮西，收到命令后却没什么特别大的行动，中兴诸将确实够沉稳，而赵构这时候跳脚了，眼看着“虏人已过寿春”，终于下令督促发兵。三月一日令岳飞到庐州与张俊会合，而与此同时韩世忠和张俊等人眼看金兵真在后撤，终于进兵了，三月三日韩世忠动身，三月五日张俊要刘琦回兵和州，自己则要和杨沂中去耀兵淮上。
12.兀术再窥濠州，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琦皆已提军到淮上。以卿忠智许国，闻之必即日引道。切须径赴庐州，审度事势，以图寿春。庐州水运，而诸路漕臣皆萃于彼，卿军至，粮草不乏，又因以屏蔽江上，军国两济，计无出此。已行下诸漕，为卿一军办粮草，不管阙乏。付此亲札，卿须体悉。十一日未时。付飞。御押。
高宗宸翰八十五。
13.得卿奏，知卿属官自张俊处归报，虏已渡淮，卿只在舒州听候朝廷指挥。此此见卿小心恭慎，不敢专辄进退，深为得体，朕所嘉叹。据报，兀术用郦琼计，复来窥伺濠州。韩世忠已与张俊、杨沂中会于濠上，刘琦在庐州、拓皋一带屯军。卿可星夜提精兵，裹粮起发，前来庐州就粮，直趋寿春，与韩世忠等夹击，可望擒杀兀术，以定大功。此一机会，不可失也。庐州通水运，有诸路漕臣在彼运粮。急遣亲札，卿切体悉。十日二更。付飞。御押 。
高宗宸翰八十四。此诏顺序可考，应当在前面才是。
14.得卿奏，卿闻命，即往庐州。遵陆勤劳，转饷艰阻，卿不复顾问，必遄其行。非一意许国，谁肯如此。据探报，兀术复窥濠州，韩世忠八日乘捷至城下，张俊、杨沂中、刘琦先两日尽统所部，前去会合。更得卿一军同力，此贼不足平也。中兴勋业，在此一举，卿之此行，适中机会。览奏再三，嘉叹不已，遣此奖谕，卿宜悉之。付飞。御押。
高宗宸翰八十六。时间待定。
以上三道御札，可以大做文章，是为最关键之处。
首先从御札上讲，前一札说了“兀术再窥濠州，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琦皆已提军到淮上。”，后面反而详述：“据报，兀术用郦琼计，复来窥伺濠州。韩世忠已与张俊、杨沂中会于濠上，刘琦在庐州、拓皋一带屯军。”；又前札简说“切须径赴庐州，审度事势，以图寿春。”，前面已经说看：“兀术再窥濠州，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琦皆已提军到淮上。”后面又铺叙：“卿可星夜提精兵，裹粮起发，前来庐州就粮，直趋寿春，与韩世忠等夹击，可望擒杀兀术，以定大功。此一机会，不可失也。”，这是何道理？庐州水运一事复述了两次，简直是莫名其妙，顺序应该颠倒了。
前札说：兀术再窥濠州，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琦皆已提军到淮上。以卿忠智许国，闻之必即日引道。切须径赴庐州，审度事势，以图寿春。庐州水运，而诸路漕臣皆萃于彼，卿军至，粮草不乏，又因以屏蔽江上，军国两济，计无出此。已行下诸漕，为卿一军办粮草，不管阙乏。付此亲札，卿须体悉。十一日未时。付飞。御押。
后札讲：得卿奏，知卿属官自张俊处归报，虏已渡淮，卿只在舒州听候朝廷指挥。此此见卿小心恭慎，不敢专辄进退，深为得体，朕所嘉叹。据报，兀术用郦琼计，复来窥伺濠州。韩世忠已与张俊、杨沂中会于濠上，刘琦在庐州、拓皋一带屯军。卿可星夜提精兵，裹粮起发，前来庐州就粮，直趋寿春，与韩世忠等夹击，可望擒杀兀术，以定大功。此一机会，不可失也。庐州通水运，有诸路漕臣在彼运粮。急遣亲札，卿切体悉。十日二更。付飞。御押 。
实情应是：濠州有警的消息，宋廷三月九日得知，所以才急令岳飞援濠，但张杨刘三路人马相继北进后，宋廷又得到探报说金人有大军在亳州，刘琦已离庐州，岳飞又未到庐州，赵构怕金人自亳州直进庐州，“不惟邀截粮道，兼至大信江口并无阻隔”，所以再发御札督促岳飞“径赴庐州”，“以屏蔽江上”。按此时高宗最怕的不是濠州失陷，而是金人抄后路直逼江岸。所以说，此时实为淮西之战始末高宗最为紧张之际，因为先前即使金兵略至和州，淮西三帅都进在眼前，现今都被吸引到濠州了，己方露出这么大的空门，当然惊恐莫名。而金人没有这个意思，赵构自然是白担心了。
有一个的重大的问题就是岳飞何时从舒州出兵的。王老采纳的是岳珂的说法，认为是三月四日出兵，且十二日至定远。邓广铭则认为是岳飞接到”十日二更”御札之后，当即发兵。下面看我分析。
岳珂三月四日的说法，在《汇编》和《要录》中均未提及，《高宗本纪》三月四日的说法（包括十二日到定远）估计是后来编修时依据《鄂王行实编年》补入的。而且根据当时的事实，四日金兵才复围濠州，这个消息张俊近在庐州也只是六日才得知消息，宋廷则是九日得报，岳飞身在舒州，在当日就得到消息的来源可考。然后根据“十日二更”的御札：“得卿奏，知卿属官自张俊处归报，虏已渡淮，卿只在舒州听候朝廷指挥。”，按邓老临安至舒州需五六日的时间的说法推算，岳飞在二月四五日时还在舒州侯旨。而根据邓老的说法，岳飞接到首道御札才出兵，则即使御札三日便从临安送到，岳飞也得在十三日晚才可以出兵，岳飞应当是出兵前就已经上诏至朝廷，所以朝廷下诏的隔天就已经收到了岳飞的上诏，毕竟更改诏令是谋逆大罪，某些秦粉拿这个来大书特书完全是可笑至极！
赵构既然不知道岳飞出兵难道他能未卜先知？不是岳飞事先上诏那怎么解释？御札是不容更改的，这是很明白的道理。
15.累得卿奏，往来庐、舒间，想极劳勩。一行将士日夜暴露之苦，道路登涉之勤，朕心念之不忘。比以韩世忠尚在濠州，与贼相拒，独力恐难支梧，累奏告急。卿智略有余，可为朕筹度，择利提师，一出濠、寿间，牵制贼势，以援世忠。想卿忠义体国，必以宗社大计为念，无分彼此。刘琦一军，已专令间道先行，张俊、杨沂中亦遣兵前去，并欲卿知。十七日。付飞。御押。
高宗宸翰八十七。
最后一道御札没有什么可以分析的，略过不提。
以上所有就是我的所有辨析，全以史实为论据
高宗宸翰八十。
9.得卿九日奏，已择定十一日起发，往蕲、黄、舒州界。闻卿见苦寒嗽，乃能勉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览奏再三，嘉叹无歝。以卿素志殄虏，常苦诸军难合。今兀术与诸头领尽在庐州，接连南侵。张俊、杨沂中、刘琦等共力攻破其营，退却百里之外。韩世忠已至濠上，出锐师要其归路。刘光世悉其兵力，委李显忠、吴锡、张琦等夺回老小、孽畜。若得卿出自舒州，与韩世忠、张俊等相应，可望如卿素志。惟贵神速，恐彼已为遁计，一失机会，徒有后时之悔。江西漕臣至江州，与王良存应副钱粮，已如所请，委赵伯牛，以伯牛旧尝守官湖外，与卿一军相谙妥也。春深，寒暄不常，卿宜慎疾，以济国事。付此亲札，卿须体悉。十九日二更。 付岳飞。御押
高宗宸翰八十一。
这些就是淮南战事第一阶段时赵构所发的御札。二月十八日，是拓皋之战，二十日，张俊已经收复庐州。二十一日时拓皋捷奏上至临安，二十三日宋廷下诏表彰诸路统帅，其中包括当时还未至淮西的岳飞和韩世忠。至此金人后撤，战事得以转折。根据邓老的估计，岳飞到舒州应该在二月中下旬，而岳飞是骑兵走陆路，二十三日前后必定已经到达了舒州。邓老说：“岳飞率军抵达舒州之后，就派遣属官去与张俊联系。而那时候正是张俊、王德的军队在柘皋打败了金人，张俊、杨沂中和刘锜都已在庐州会合的时候。张俊并不能对金军此后的动向作出判断，但金军的北撤大大助长了张俊要独享战功的贪念，而当时刺探军事情报的人员，又一再上报称金军已全部渡淮北去，张俊自然更加不愿意岳飞这时前来分享胜利果实。因此，张俊所告语于岳飞的属官是‘敌以渡淮’一事，很明显，这是下了逐客令。让岳飞韩世忠不要来，他要独吞这份战功！
邓老还说了：“岳飞得到这一回报之后，立即把它奏报给南宋王朝，并说他和他的部队仍只能留在舒州待命。”而至于秦粉的说的岳飞到池州去度假，然后才上报给朝廷这件事吗，如果我没记错这段事情始出叙记等野史，所以我就不多说了，叙记和野史都是岳飞死后新鲜出炉的，就连濠梁已破都能改成濠州已破，岳飞立即上奏改为先赶赴池州然后才上报应该不奇怪吧？毕竟人家写的完全不是宋朝的事情，简直可以当做另一个时空的事件来看了！
10.闻虏人已过寿春，卿可与张俊会合，率杨沂中、刘琦共往克复。得之，则尽行平荡，使贼不得停迹，以除后患，则卿此来不为徒行也。有所措置，开具奏来。一日。付岳飞。御押。
高宗宸翰八十二。
11.韩世忠奏，已提亲兵自濠往寿春府，卿可约与相见，从长措置。虏人若未全退，或已退复来接战，即当乘其既败，痛与剿戮，使知惩畏；若已退不复来，即寿春、顺昌皆可平荡静尽，免其后来之害。以卿体国之意，必协心共济，不致二三也。遣此亲札，谅宜深悉。付飞。御押 。
高宗宸翰八十三。 事件没有言明，待定。
这里一共十五道御札，然而其中的时间间隔无比完全不一致。战事紧张时赵构可以可以每日发一札，战事缓和时能够数日了无音信。第八十一札的二月十九日到第八十二札的三月一日，中间竟然隔了十二天。这中间是战事的缓和期无误了，张俊二十日进入庐州，一直到三月初，都未曾前移有半步，岳飞因为张俊的误导也未再北进，至于韩世忠，二月七日宋廷就令他救援淮西，收到命令后却没什么特别大的行动，中兴诸将确实够沉稳，而赵构这时候跳脚了，眼看着“虏人已过寿春”，终于下令督促发兵。三月一日令岳飞到庐州与张俊会合，而与此同时韩世忠和张俊等人眼看金兵真在后撤，终于进兵了，三月三日韩世忠动身，三月五日张俊要刘琦回兵和州，自己则要和杨沂中去耀兵淮上。
12.兀术再窥濠州，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琦皆已提军到淮上。以卿忠智许国，闻之必即日引道。切须径赴庐州，审度事势，以图寿春。庐州水运，而诸路漕臣皆萃于彼，卿军至，粮草不乏，又因以屏蔽江上，军国两济，计无出此。已行下诸漕，为卿一军办粮草，不管阙乏。付此亲札，卿须体悉。十一日未时。付飞。御押。
高宗宸翰八十五。
13.得卿奏，知卿属官自张俊处归报，虏已渡淮，卿只在舒州听候朝廷指挥。此此见卿小心恭慎，不敢专辄进退，深为得体，朕所嘉叹。据报，兀术用郦琼计，复来窥伺濠州。韩世忠已与张俊、杨沂中会于濠上，刘琦在庐州、拓皋一带屯军。卿可星夜提精兵，裹粮起发，前来庐州就粮，直趋寿春，与韩世忠等夹击，可望擒杀兀术，以定大功。此一机会，不可失也。庐州通水运，有诸路漕臣在彼运粮。急遣亲札，卿切体悉。十日二更。付飞。御押 。
高宗宸翰八十四。此诏顺序可考，应当在前面才是。
14.得卿奏，卿闻命，即往庐州。遵陆勤劳，转饷艰阻，卿不复顾问，必遄其行。非一意许国，谁肯如此。据探报，兀术复窥濠州，韩世忠八日乘捷至城下，张俊、杨沂中、刘琦先两日尽统所部，前去会合。更得卿一军同力，此贼不足平也。中兴勋业，在此一举，卿之此行，适中机会。览奏再三，嘉叹不已，遣此奖谕，卿宜悉之。付飞。御押。
高宗宸翰八十六。时间待定。
以上三道御札，可以大做文章，是为最关键之处。
首先从御札上讲，前一札说了“兀术再窥濠州，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琦皆已提军到淮上。”，后面反而详述：“据报，兀术用郦琼计，复来窥伺濠州。韩世忠已与张俊、杨沂中会于濠上，刘琦在庐州、拓皋一带屯军。”；又前札简说“切须径赴庐州，审度事势，以图寿春。”，前面已经说看：“兀术再窥濠州，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琦皆已提军到淮上。”后面又铺叙：“卿可星夜提精兵，裹粮起发，前来庐州就粮，直趋寿春，与韩世忠等夹击，可望擒杀兀术，以定大功。此一机会，不可失也。”，这是何道理？庐州水运一事复述了两次，简直是莫名其妙，顺序应该颠倒了。
前札说：兀术再窥濠州，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琦皆已提军到淮上。以卿忠智许国，闻之必即日引道。切须径赴庐州，审度事势，以图寿春。庐州水运，而诸路漕臣皆萃于彼，卿军至，粮草不乏，又因以屏蔽江上，军国两济，计无出此。已行下诸漕，为卿一军办粮草，不管阙乏。付此亲札，卿须体悉。十一日未时。付飞。御押。
后札讲：得卿奏，知卿属官自张俊处归报，虏已渡淮，卿只在舒州听候朝廷指挥。此此见卿小心恭慎，不敢专辄进退，深为得体，朕所嘉叹。据报，兀术用郦琼计，复来窥伺濠州。韩世忠已与张俊、杨沂中会于濠上，刘琦在庐州、拓皋一带屯军。卿可星夜提精兵，裹粮起发，前来庐州就粮，直趋寿春，与韩世忠等夹击，可望擒杀兀术，以定大功。此一机会，不可失也。庐州通水运，有诸路漕臣在彼运粮。急遣亲札，卿切体悉。十日二更。付飞。御押 。
实情应是：濠州有警的消息，宋廷三月九日得知，所以才急令岳飞援濠，但张杨刘三路人马相继北进后，宋廷又得到探报说金人有大军在亳州，刘琦已离庐州，岳飞又未到庐州，赵构怕金人自亳州直进庐州，“不惟邀截粮道，兼至大信江口并无阻隔”，所以再发御札督促岳飞“径赴庐州”，“以屏蔽江上”。按此时高宗最怕的不是濠州失陷，而是金人抄后路直逼江岸。所以说，此时实为淮西之战始末高宗最为紧张之际，因为先前即使金兵略至和州，淮西三帅都进在眼前，现今都被吸引到濠州了，己方露出这么大的空门，当然惊恐莫名。而金人没有这个意思，赵构自然是白担心了。
有一个的重大的问题就是岳飞何时从舒州出兵的。王老采纳的是岳珂的说法，认为是三月四日出兵，且十二日至定远。邓广铭则认为是岳飞接到”十日二更”御札之后，当即发兵。下面看我分析。
岳珂三月四日的说法，在《汇编》和《要录》中均未提及，《高宗本纪》三月四日的说法（包括十二日到定远）估计是后来编修时依据《鄂王行实编年》补入的。而且根据当时的事实，四日金兵才复围濠州，这个消息张俊近在庐州也只是六日才得知消息，宋廷则是九日得报，岳飞身在舒州，在当日就得到消息的来源可考。然后根据“十日二更”的御札：“得卿奏，知卿属官自张俊处归报，虏已渡淮，卿只在舒州听候朝廷指挥。”，按邓老临安至舒州需五六日的时间的说法推算，岳飞在二月四五日时还在舒州侯旨。而根据邓老的说法，岳飞接到首道御札才出兵，则即使御札三日便从临安送到，岳飞也得在十三日晚才可以出兵，岳飞应当是出兵前就已经上诏至朝廷，所以朝廷下诏的隔天就已经收到了岳飞的上诏，毕竟更改诏令是谋逆大罪，某些秦粉拿这个来大书特书完全是可笑至极！
赵构既然不知道岳飞出兵难道他能未卜先知？不是岳飞事先上诏那怎么解释？御札是不容更改的，这是很明白的道理。
15.累得卿奏，往来庐、舒间，想极劳勩。一行将士日夜暴露之苦，道路登涉之勤，朕心念之不忘。比以韩世忠尚在濠州，与贼相拒，独力恐难支梧，累奏告急。卿智略有余，可为朕筹度，择利提师，一出濠、寿间，牵制贼势，以援世忠。想卿忠义体国，必以宗社大计为念，无分彼此。刘琦一军，已专令间道先行，张俊、杨沂中亦遣兵前去，并欲卿知。十七日。付飞。御押。
高宗宸翰八十七。
最后一道御札没有什么可以分析的，略过不提。
以上所有就是我的所有辨析，全以史实为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