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的疏狂传统与宋代文人的疏狂心态
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
张海鸥著
中国文化中的疏狂传统与宋代文人的疏狂心态
狂者进取——宋代文人的淑世情怀
苏轼的文化“原型”意义
苏轼外任或谪居时期的疏狂心态
盛宋诗的雅化倾向
步入老境——北宋诗的趋势
宋初诗坛“白体”辨
余靖诗学及其诗之通趣
梅尧臣的诗歌审美观及其文化意蕴
苏轼文学观念中的清美意识
浪子词人柳永与正统君臣审美意识的冲突
小晏词的对比结构
稼轩词中的英雄人格意识
稼轩词中的雅人格意识
评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
史论求其通而深——评王兆鹏《唐宋词史论》
宋代文人的谪居心态
淮海居士未仕心态平议——兼与后山居士比较
宋代隐士隐居原因初探
宋代隐士作家的自由价值观
苏过斜川之志的文化阐释
宋代三居士名考
宋文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
张海鸥著
中国文化中的疏狂传统与宋代文人的疏狂心态
狂者进取——宋代文人的淑世情怀
苏轼的文化“原型”意义
苏轼外任或谪居时期的疏狂心态
盛宋诗的雅化倾向
步入老境——北宋诗的趋势
宋初诗坛“白体”辨
余靖诗学及其诗之通趣
梅尧臣的诗歌审美观及其文化意蕴
苏轼文学观念中的清美意识
浪子词人柳永与正统君臣审美意识的冲突
小晏词的对比结构
稼轩词中的英雄人格意识
稼轩词中的雅人格意识
评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
史论求其通而深——评王兆鹏《唐宋词史论》
宋代文人的谪居心态
淮海居士未仕心态平议——兼与后山居士比较
宋代隐士隐居原因初探
宋代隐士作家的自由价值观
苏过斜川之志的文化阐释
宋代三居士名考
宋文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
中国文化中的疏狂传统与宋代文人的疏狂心态
宋代文人常自称“疏狂”。柳永在词中自称疏狂凡六次,如《凤栖梧》(伫倚危楼)“拟把疏狂图一醉”;晏几道《鹧鸪天》(醉拍春衫)“天将离恨恼疏狂”;苏轼《和子由初到陈州见寄》“懒惰便樗散,疏狂托圣明”;《满庭芳》(三十三年)“我自疏狂异趣”;《满庭芳》(蜗角虚名)“且趁身闲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秦观《何满子》(天际江流)“谙尽悲欢多少味,酒杯付与疏狂”;张元干《兰陵王》(卷珠箔)“寻思旧京洛,正年少疏狂,歌酒迷着”;《减字木兰花》(客亭小会)“昏然独坐,举世疏狂谁似我”;范成大《菩萨蛮》(雪林一夜“绮丛香雾隔,犹记疏狂客”;陆游《风入松》(十年裘马)“倚疏狂、驱使青春”。
何谓疏狂?宋人如何疏狂?本文试探讨之。
宋代文人常自称“疏狂”。柳永在词中自称疏狂凡六次,如《凤栖梧》(伫倚危楼)“拟把疏狂图一醉”;晏几道《鹧鸪天》(醉拍春衫)“天将离恨恼疏狂”;苏轼《和子由初到陈州见寄》“懒惰便樗散,疏狂托圣明”;《满庭芳》(三十三年)“我自疏狂异趣”;《满庭芳》(蜗角虚名)“且趁身闲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秦观《何满子》(天际江流)“谙尽悲欢多少味,酒杯付与疏狂”;张元干《兰陵王》(卷珠箔)“寻思旧京洛,正年少疏狂,歌酒迷着”;《减字木兰花》(客亭小会)“昏然独坐,举世疏狂谁似我”;范成大《菩萨蛮》(雪林一夜“绮丛香雾隔,犹记疏狂客”;陆游《风入松》(十年裘马)“倚疏狂、驱使青春”。
何谓疏狂?宋人如何疏狂?本文试探讨之。
一、狂与疏
汉语所谓狂,通常当有四种含义:一是病态的狂,本指狗的疯狂状态(参《说文》),引申于人,则指人丧失理智,狂躁失控等状态。二是自然现象的失常状态,如暴风骤雨之可谓狂。三是正常人无知状态的躁动和妄想,即通常所谓狂妄。四是正常人在理智支配下的高级的精神形态的狂,主体恃才傲物,自信又自负,放纵性情,执着追求。本文所谓文人之狂即取此义。
文化史上最早称正常人为狂是贬义的,而且狂的贬义在后世一直被使用(论证略)。从孔子开始,狂获得了积极的高级精神形态的含义。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何晏集解引包咸语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邢疏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知进而不知退;狷者守节无为,应进而退也”。朱熹《集注》:“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孔子又说:“狂而不直……吾不知之矣”。孔安国认为孔子主张“狂者进取宜直也”。可见孔子及后儒都认为狂是一种志向高于实际、执着进取、正直无悔的高级精神形态。孔子在陈国,有一次感慨地说“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注:“简,大也”。邢疏:“斐然,文章貌”。注、疏均认为孔子的意思是:我家乡的一些学生们进取于大道,妄作穿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当归以裁之耳。孟子对这些“小子”的狂简有一番解释:“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就是说志大言大,总是向往并欲效仿古代的圣贤,但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志与言。今人杨伯峻认为“狂简、斐然成章”是指“志向高大得很,文彩又都斐然可观”。可知孔子所说的“狂简”是指志大才高、勇于进取但疏于裁制(规范)。
孔子就是一位可敬的狂者。他志大而才高、自信又自负、积极进取乃至于知其不可而为之,富于生命激情而且正直无悔。他以其伟大的智慧和高尚的情操而成为垂范后世的圣贤,按《尚书》对狂和圣的区别,后人一般都不说他是狂者。但人类历史上哪一位伟人可能没有狂气呢?狂其实是伟人必然而又必要的人格因素。中国历代文人的狂,正是首先发源于孔子的。
孟子对孔子之狂深具心得。他自信、自负而又多了些恃才傲物之气,在积极进取中总显得咄咄逼人、锋芒毕露。尽管他的仁政主张和盛世理想与现实距离太远,但他却执着于此而不愿妥协。他又为自己确立了一个圣贤人格理想,矢志不移、无惧无悔地追求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也”。
孔、孟之狂是高级的、积极的人类精神。中国传统文人之狂的积极含义还不止于此。屈原也是一位狂热的救世者。他在思想史上的建树不及孔、孟,但他上下求索、追求美政理想的那份“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痴迷,是绝不逊于孔孟的,他甚至有更多的诗意的、幻想的迷狂。当然,他的恃才傲物又多了些“独清”、“独醒”的苦闷,他的救世情怀中还有许多厌世疾俗的激愤。他的迷狂比孔、孟更多有感情色彩。
楚国多狂人,那位“披发佯狂不仕”的接舆,其警示孔子的“凤歌”中分明透露出哲人的睿智。这又使我们不能不提起另一种类型的大狂人庄周。按孔子的定义,庄子是位“狷者”,但事实上他狂得很,他的狂不是狂热而是狂狷。他的恃才傲物、自信自负不亚于孔、孟,对理想或幻想的迷狂有过于屈子,只是他所执着追求的不是孔、孟、屈子式的“王政理想”,而是更为人类所心仪的生命的自由。他的浮云富贵、粪土王候、非诋圣贤、达观生死,为后世文人开辟了广阔诱人的生存自由和精神狂想的天地。
汉语所谓狂,通常当有四种含义:一是病态的狂,本指狗的疯狂状态(参《说文》),引申于人,则指人丧失理智,狂躁失控等状态。二是自然现象的失常状态,如暴风骤雨之可谓狂。三是正常人无知状态的躁动和妄想,即通常所谓狂妄。四是正常人在理智支配下的高级的精神形态的狂,主体恃才傲物,自信又自负,放纵性情,执着追求。本文所谓文人之狂即取此义。
文化史上最早称正常人为狂是贬义的,而且狂的贬义在后世一直被使用(论证略)。从孔子开始,狂获得了积极的高级精神形态的含义。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何晏集解引包咸语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邢疏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知进而不知退;狷者守节无为,应进而退也”。朱熹《集注》:“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孔子又说:“狂而不直……吾不知之矣”。孔安国认为孔子主张“狂者进取宜直也”。可见孔子及后儒都认为狂是一种志向高于实际、执着进取、正直无悔的高级精神形态。孔子在陈国,有一次感慨地说“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注:“简,大也”。邢疏:“斐然,文章貌”。注、疏均认为孔子的意思是:我家乡的一些学生们进取于大道,妄作穿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当归以裁之耳。孟子对这些“小子”的狂简有一番解释:“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就是说志大言大,总是向往并欲效仿古代的圣贤,但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志与言。今人杨伯峻认为“狂简、斐然成章”是指“志向高大得很,文彩又都斐然可观”。可知孔子所说的“狂简”是指志大才高、勇于进取但疏于裁制(规范)。
孔子就是一位可敬的狂者。他志大而才高、自信又自负、积极进取乃至于知其不可而为之,富于生命激情而且正直无悔。他以其伟大的智慧和高尚的情操而成为垂范后世的圣贤,按《尚书》对狂和圣的区别,后人一般都不说他是狂者。但人类历史上哪一位伟人可能没有狂气呢?狂其实是伟人必然而又必要的人格因素。中国历代文人的狂,正是首先发源于孔子的。
孟子对孔子之狂深具心得。他自信、自负而又多了些恃才傲物之气,在积极进取中总显得咄咄逼人、锋芒毕露。尽管他的仁政主张和盛世理想与现实距离太远,但他却执着于此而不愿妥协。他又为自己确立了一个圣贤人格理想,矢志不移、无惧无悔地追求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也”。
孔、孟之狂是高级的、积极的人类精神。中国传统文人之狂的积极含义还不止于此。屈原也是一位狂热的救世者。他在思想史上的建树不及孔、孟,但他上下求索、追求美政理想的那份“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痴迷,是绝不逊于孔孟的,他甚至有更多的诗意的、幻想的迷狂。当然,他的恃才傲物又多了些“独清”、“独醒”的苦闷,他的救世情怀中还有许多厌世疾俗的激愤。他的迷狂比孔、孟更多有感情色彩。
楚国多狂人,那位“披发佯狂不仕”的接舆,其警示孔子的“凤歌”中分明透露出哲人的睿智。这又使我们不能不提起另一种类型的大狂人庄周。按孔子的定义,庄子是位“狷者”,但事实上他狂得很,他的狂不是狂热而是狂狷。他的恃才傲物、自信自负不亚于孔、孟,对理想或幻想的迷狂有过于屈子,只是他所执着追求的不是孔、孟、屈子式的“王政理想”,而是更为人类所心仪的生命的自由。他的浮云富贵、粪土王候、非诋圣贤、达观生死,为后世文人开辟了广阔诱人的生存自由和精神狂想的天地。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真是一个令智慧者、才能者激动狂热的时代!不止是孔、孟、庄、屈,还有纵横狂人苏秦、张仪,倜傥狂侠鲁仲连,智谋狂客冯谖,义勇狂士荆轲等等,不胜枚举。但是到此为止,传统文人之狂还是未能得到全面的铨释。
对于魏晋文人来说,东汉的两次党锢之祸伤害了他们忠君报国的情怀和淑世救民的志愿,魏晋司马氏政权政治的残酷和名教的虚伪又引起了他们对权势的恐惧和厌恶。他们有恃才傲物的自负却无法拥有孔、孟那样进取的自信;有愤世疾俗的情怀和人格独立的意愿却不敢像屈原那样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也不能像庄子那样自由恣纵地生存和思想。但是,他们精深地把握了庄子生命哲学的两大要义——自然和自由(逍遥)。于是,他们发明了佯狂以避祸、放诞以求真、清谈玄虚以存智慧,潜心艺术以适性情的生活方式。“越名教而任自然”是他们的生活准则,而狂醉则是他们普遍采用的韬晦手段。阮籍、嵇康、刘伶堪为代表。他们被迫或自愿地放弃了进取救世之狂想,而又变态地发展了人格自救之狂放。如果说他们凭着优秀的天赋和艺术修养而使这种狂放保持了较高的审美品味,那么其后众多的“效颦”者则使这种意在精神自救的狂放滑入了肉体放荡的泥潭。《世说新语·德行篇》第23条王、胡事下注引王隐《晋书》曰:
魏末阮籍嗜洒荒放,露顶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更有甚者,则当众戏人妻妾,肆意裸露。或者结伙入人家室,调戏妇女。甚至”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
不仅了无羞耻之意,反而自诩为通达。后世文人在声、色、酒方面自有其狂浪放荡,但不至于如此荒诞无耻。
李唐王朝相对开明的政治和开放的文化,大大助长了文人才子们恃才傲物的自信、进取的狂想和诗意的享乐激情。他们无须再佯狂避世,也不必颓废自毁。进则有指点江山、致君尧舜、揶揄圣主、傲视公卿的狂想,退则可以在山水或声色中流连、痴迷。不论进退,他们都喜欢诗意的狂想和酒意的狂醉,从中享受审美的愉悦。他们的狂是由衷的。譬如狂醉,就没有魏晋人的韬晦意味,而是充溢着审美的激情。李白《将进酒》、杜甫《饮中八仙歌》、都是对狂醉者的礼赞。韩愈《芍药歌》云“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刘禹锡《赠乐天》云:“痛饮连宵醉,狂吟满座听”。元稹《放言五首》之一云:“近来逢酒便高歌,醉舞诗狂渐欲魔”。令人陶醉的不仅是酒,更是诗情和自由。即便是纵情声色,他们也不至于像晋人那样颓废粗俗。无论是李白之“呼取江南女儿歌棹”,还是杜牧的“十年一觉杨州梦”,都带有浓郁的诗意的审美享受的格调。
据日本学者宇野直人统计,唐代诗人用“狂”字最多者,李白997首诗中27次,杜甫1450首诗中26次,韩愈387首诗中25次,白居易2800首诗中97次。他认为,杜甫之“狂”对柳永、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均有明显影响。李白用“狂”字描写自然现象,借以象征“主人公极端化心理状态”的表现方法,也为柳永所继承。柳永“用‘狂’字来表现自己在狂歌醉舞中的放纵情怀,这正是从杜甫开始的用法”。
在唐、宋文人的作品中,狂的心态与独立人格意识、自由人生观念、审美生活情趣密切相关。
至此,发源于儒、道又密切关系着俗世享乐的中国文人之狂全面形成了。它最基本的特征——无论从行为还是心理意义上说——是对常规的超出,是对通常情况的超越,因而狂者往往是孤独者,并且常常显得有点不合时宜。这种超出在实践意义上分解为两种指向:可称之为进取之狂和疏放之狂。
所谓进取之狂,是对事业功名而言,是争取实现个人对社会事业的价值,即“为君、为国、为民”;“立功、立言、立德”。进取者力图在这些方面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自己的意志。为此而执着地、狂热地、超出常人地付出。是之谓进取之狂,本文暂且不论。
所谓疏放之狂,偏重于个人的审美自由。较多地表现为对个人审美趣尚、享乐欲望的追求。这是个人化的生活意向,虽然也带有积极行动的性质,但人们习惯上不称之为进取,以便与社会进取有所区别。宋人自“狂”,多指这种个人的、自由化的心理和行为。
那么“疏”是何意?《说文》“疏,通也。”“通,达也。”《广韵》第九“鱼”部:“疏,通也,除也,分也,远也,也”。盖疏字本义为疏通、开拓河道,清除淤塞。由此又引申出许多意思,兹举与本文相关者:
疏远、淡漠:《论语·里仁》“朋友数,斯远矣”。邢疏云:“数谓速,数数则渎而不敬……朋友数,斯见疏薄矣”。《荀子·修身》“谄谀者亲,谏争者疏”。《离骚》“吾将远逝以自疏”。虞信“情野风月阔,山心人事疏”。李峤“琴酒尘俗疏”。李白“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生疏、迂阔:《汉书》卷48贾谊传“天下初定,制度疏阔”。陶渊明《咏荆轲》“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王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白居易“老更为官拙,慵多向事疏”。皮日休“暂听松风生意足,偶看溪月世情疏”。“醉多已任家人厌,病久还甘吏道疏”。《尔雅正义》邢序云:“虽复研精覃思,尚虑学浅意疏。”
疏放潇洒不拘泥:谢灵运《过白岸亭》“未若长疏散,万事恒抱朴”。《南史》卷49“孔珪风韵清疏,好文咏,饮酒七、八斗”。《南史》卷15“刘祥少好文学,性韵刚疏”。王绩“阮籍生涯懒,嵇康意气疏”。杜甫“谢安不倦登临赏,阮籍焉知礼法疏”。《新唐书》卷127张嘉贞传“嘉贞性疏简,与人不疑,内旷如也”。
宋人所谓疏狂之疏,大致是取以上引申三义,一指疏远政事、吏道、俗务应酬;二指疏旷通达,淡漠功名富贵、世故人情、礼法名教、儒学举业;三指疏放不羁,散淡自由,由疏散而狂放,耽于诗、酒、山水或声色娱乐之事。杜甫诗“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白居易诗“疏狂属年少,闲散为官卑”,或为宋人自言疏狂的直接出处。尤其是白居易“中隐”于洛阳时期,在很多诗篇中称自己是“闲居”的“狂夫”、“狂翁”、“狂宾客”、“狂客”、“狂叟”“狂歌老”,用“老狂”、“酒狂”、“诗狂”、“狂歌”、“老狂词”、“狂吟”、“狂言”、“狂取乐”等一系列“狂”字形容自己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这对宋人自言其狂影响颇大。日本近年有些学者对宋代文人自称“狂”的现象予以关注,均注意到其与唐代文人之“狂”的联系。如同白居易一样,宋人说自己疏狂时,也是表面上自嘲、自谦,说自己懒散落魄,仕途不得志,而实际上带有以高雅、通达、潇洒自赏之意。
宋人的疏狂与孔子所说的“狷者有所不为”,在疏于仕事这一点上近似;与庄子鄙弃功名富贵、追求精神自由亦略同;与楚狂接舆之凤歌傲世、屈原之露才扬己、宋玉、司马相如之文采风流、竹林名士之放浪形骸、漠视礼教、陶靖节之东篱醉酒等等历史文化原型都有着内在的联系,而在表现形式上并不像魏晋名士那样自毁形骸,也绝不会再像屈原那样痴迷悲愤得以身殉国;在精神形态上也不必像楚狂接舆和阮籍那样佯狂避世。他们充分吸取了唐代才子们风流倜傥、潇洒任性、率真自得的审美生存精神,尽可能在仕途以外的人生中寻求、创造和享受生活的诗意与自由,用审美的追求与获得来弥补功利的追求与失意。他们比前还多了几分旷达。宋人的疏狂,或与其仕途之穷达密切相关;或与朝野风尚、城市经济、文化氛围、尤其是歌、妓文化等因素相关;或与个人之性情、趣尚、文化艺术修养相关。
近年有学者著笔于中国传统文人之“畸”、之“狂逸”、之“狂狷”,大抵多以庄子、屈原、阮籍、嵇康、李白、徐渭、郑板桥、龚自珍等为审视对象,于宋人则留意无多。大概是觉得宋人之狂不够“典型”吧。这或可说明宋人之狂较为特殊——疏狂,因而值得着意检讨一番。
宋人的疏狂与孔子所说的“狷者有所不为”,在疏于仕事这一点上近似;与庄子鄙弃功名富贵、追求精神自由亦略同;与楚狂接舆之凤歌傲世、屈原之露才扬己、宋玉、司马相如之文采风流、竹林名士之放浪形骸、漠视礼教、陶靖节之东篱醉酒等等历史文化原型都有着内在的联系,而在表现形式上并不像魏晋名士那样自毁形骸,也绝不会再像屈原那样痴迷悲愤得以身殉国;在精神形态上也不必像楚狂接舆和阮籍那样佯狂避世。他们充分吸取了唐代才子们风流倜傥、潇洒任性、率真自得的审美生存精神,尽可能在仕途以外的人生中寻求、创造和享受生活的诗意与自由,用审美的追求与获得来弥补功利的追求与失意。他们比前还多了几分旷达。宋人的疏狂,或与其仕途之穷达密切相关;或与朝野风尚、城市经济、文化氛围、尤其是歌、妓文化等因素相关;或与个人之性情、趣尚、文化艺术修养相关。
近年有学者著笔于中国传统文人之“畸”、之“狂逸”、之“狂狷”,大抵多以庄子、屈原、阮籍、嵇康、李白、徐渭、郑板桥、龚自珍等为审视对象,于宋人则留意无多。大概是觉得宋人之狂不够“典型”吧。这或可说明宋人之狂较为特殊——疏狂,因而值得着意检讨一番。
二、宋代文人的疏狂
由以上检讨可知,宋人所谓疏狂带有疏离仕途规范和儒家名教、放纵生命本真形态的自由倾向。
疏是狂的前提。人在仕途就不能太狂。尽管入仕的文人常会有点“狂者进取”精神,但一般都只限于直言忠谏,而且不能不讲分寸。即使这样,也还是常常因此而被贬黜。宋代皇帝的纳谏作风总的看要比其它朝代好一些,但以“狂言”之罪贬黜官员的事也是屡见不鲜。宋太宗因胡旦献《太平颂》不合己意,遂以“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的罪名“亟逐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夏四月辛亥,左屯卫将军允言坐狂率,责授太子左卫副率”。仁宗朝名臣范仲淹、欧阳修等屡因“小臣之狂言”、“越职言事”而遭贬谪。哲宗绍圣元年八月“壬辰,应制科赵天启以累上书狂妄黜”。
两宋朝堂党争不断,从表面看,北宋党争关系于“新”与“旧”,南宋党争围绕着战与和。由此酿出无休止的是是非非、忠正奸邪、得意与失意。激烈的政治斗争把许多进取的狂者和狷介的狂人送上了迁谪的旅程。
按孔子的说法,狂和狷都是不“中行”的。“中行”即中庸,仕途需要中庸而不要狂或狷。文人们不论因何缘故疏远或离开了仕途,其狂或狷的心思即可有所放纵。仕途与自由、中行与狂狷总是此消彼长的,其间存在着价值抵偿关系。
宋人所谓疏狂,主要是指在酒、诗、自然山水、声色美女等方面放纵性情,疏于约束。以下依次加以考察。
由以上检讨可知,宋人所谓疏狂带有疏离仕途规范和儒家名教、放纵生命本真形态的自由倾向。
疏是狂的前提。人在仕途就不能太狂。尽管入仕的文人常会有点“狂者进取”精神,但一般都只限于直言忠谏,而且不能不讲分寸。即使这样,也还是常常因此而被贬黜。宋代皇帝的纳谏作风总的看要比其它朝代好一些,但以“狂言”之罪贬黜官员的事也是屡见不鲜。宋太宗因胡旦献《太平颂》不合己意,遂以“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的罪名“亟逐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夏四月辛亥,左屯卫将军允言坐狂率,责授太子左卫副率”。仁宗朝名臣范仲淹、欧阳修等屡因“小臣之狂言”、“越职言事”而遭贬谪。哲宗绍圣元年八月“壬辰,应制科赵天启以累上书狂妄黜”。
两宋朝堂党争不断,从表面看,北宋党争关系于“新”与“旧”,南宋党争围绕着战与和。由此酿出无休止的是是非非、忠正奸邪、得意与失意。激烈的政治斗争把许多进取的狂者和狷介的狂人送上了迁谪的旅程。
按孔子的说法,狂和狷都是不“中行”的。“中行”即中庸,仕途需要中庸而不要狂或狷。文人们不论因何缘故疏远或离开了仕途,其狂或狷的心思即可有所放纵。仕途与自由、中行与狂狷总是此消彼长的,其间存在着价值抵偿关系。
宋人所谓疏狂,主要是指在酒、诗、自然山水、声色美女等方面放纵性情,疏于约束。以下依次加以考察。
(一)“狂心未已,不醉怎管”——酒与疏狂
酒是麻醉剂,又是兴奋剂。它可以帮人暂时消解烦忧,助长人们游玩娱乐的兴致,刺激创作激情和灵感等等。刘伶纵酒任真、阮籍醉酒避世、陶潜把酒赏菊、李白“斗酒诗百篇”……文人与酒的缘分总是蕴涵着深厚的文化意味。
宋代文人疏离仕途之际,也免不了常常狂饮狂醉,又借酒狂吟、狂歌、狂舞、狂玩,狂纵恣肆地享受自由的快感。人在仕途的约束感、压抑感、装饰感需要借助“杜康”来消解,狂饮以求真率;不在仕途的失落感需要借助“浊醪”来补偿,狂饮以求充实;人生的各种烦恼、苦闷、或忧伤都可以借助醉意来超越或解脱,狂饮以求轻松;而生活中的许多欢欣也常常要借助酒意来品尝,狂饮以求生命自由之美感愉悦。
比如柳永失意时与“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流连”;“未更阑,已尽狂醉”。晏小山热恋中“曳雪牵云留醉客,且伴春狂”。
苏舜钦从政不慎,“放歌狂饮不知晓”,结果授政敌以柄,落职闲居,索性“日日奉杯宴,但觉怀抱抒”,在沧浪亭里自由自在,“醉倒唯有春风知”。
苏轼谪黄,“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以至“夜饮东坡醒复醉”。出于对仕宦风波的厌倦,他希望“且趁身闲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南宋文人多因主战不遂而疏离仕途,则胸中磊块更需杯酒浇之。张元干常常酒后言狂:“念小山丛桂,今宵狂客,不胜杯勺”。“春撩狂兴,香迷痛饮,中圣中贤”。“醉后少年生狂,白髭殊未妨”“昏然独坐,举世疏狂谁似我”。
负天下之志的陆游只能在“尊前消尽少年狂”。
大英雄辛弃疾空怀一腔报国之志,却被朝廷长期弃置山林,于是终日醉饮狂歌,自称“酒圣诗豪”,借酒浇愁、泄愤、自慰、取乐、交友、打发时光。
文人之嗜酒,总是比一般只图口腹之快者多几分情趣、意趣、理趣。比如陈师道,虽然性情极其孤傲、不长于交际,但也深爱杯中之物,深得饮中三昧。他自谓“向来狂杀今尚狂”,其《次韵苏公独酌》诗,颇言醉饮纵情、忘我全真之意趣:
云月酒下明,风露衣上落。是中有何好?草草成独酌。使君顾谓客:老子兴不薄。饮以全吾真,醉则忘所乐。未解饮中趣,中之如狂药。起舞屡跳踉,骂坐失酬酢。终然厌多事,超然趋淡薄。功名无前期,山林有成约。身将岁华晚,意与天宇阔。醒醉各有适,短长听凫鹤。
以上所举都是心中有所不平的散淡文人,下面再举一位史称“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的名臣司马光,或许更有助于说明文人之狂与酒的关系。
司马光生前身后都有正人君子之美誉。且不说他在朝时如何“有法”、“有礼”,即以退居而言,“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他的贤达知己邵雍对其“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的君子之德倍加称道。他律人律己都比较严格,尤其不赞成狂人。熙宁三年《与王介甫书》批评推行新法的王安石“所遣者虽皆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就是这样一位严于规范的大儒,在其退居洛中的岁月里(52-66岁),也不乏“樽前狂气出云霄”的自由乐趣。
以酒销愁、乐以忘忧常有之:
执酒劝君君尽之,今朝取醉不当疑。好风好景心无事,闲利闲名何足知。
——《执酒》(《全宋诗》P6073页,下引同书只注P次)
酒是麻醉剂,又是兴奋剂。它可以帮人暂时消解烦忧,助长人们游玩娱乐的兴致,刺激创作激情和灵感等等。刘伶纵酒任真、阮籍醉酒避世、陶潜把酒赏菊、李白“斗酒诗百篇”……文人与酒的缘分总是蕴涵着深厚的文化意味。
宋代文人疏离仕途之际,也免不了常常狂饮狂醉,又借酒狂吟、狂歌、狂舞、狂玩,狂纵恣肆地享受自由的快感。人在仕途的约束感、压抑感、装饰感需要借助“杜康”来消解,狂饮以求真率;不在仕途的失落感需要借助“浊醪”来补偿,狂饮以求充实;人生的各种烦恼、苦闷、或忧伤都可以借助醉意来超越或解脱,狂饮以求轻松;而生活中的许多欢欣也常常要借助酒意来品尝,狂饮以求生命自由之美感愉悦。
比如柳永失意时与“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流连”;“未更阑,已尽狂醉”。晏小山热恋中“曳雪牵云留醉客,且伴春狂”。
苏舜钦从政不慎,“放歌狂饮不知晓”,结果授政敌以柄,落职闲居,索性“日日奉杯宴,但觉怀抱抒”,在沧浪亭里自由自在,“醉倒唯有春风知”。
苏轼谪黄,“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以至“夜饮东坡醒复醉”。出于对仕宦风波的厌倦,他希望“且趁身闲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南宋文人多因主战不遂而疏离仕途,则胸中磊块更需杯酒浇之。张元干常常酒后言狂:“念小山丛桂,今宵狂客,不胜杯勺”。“春撩狂兴,香迷痛饮,中圣中贤”。“醉后少年生狂,白髭殊未妨”“昏然独坐,举世疏狂谁似我”。
负天下之志的陆游只能在“尊前消尽少年狂”。
大英雄辛弃疾空怀一腔报国之志,却被朝廷长期弃置山林,于是终日醉饮狂歌,自称“酒圣诗豪”,借酒浇愁、泄愤、自慰、取乐、交友、打发时光。
文人之嗜酒,总是比一般只图口腹之快者多几分情趣、意趣、理趣。比如陈师道,虽然性情极其孤傲、不长于交际,但也深爱杯中之物,深得饮中三昧。他自谓“向来狂杀今尚狂”,其《次韵苏公独酌》诗,颇言醉饮纵情、忘我全真之意趣:
云月酒下明,风露衣上落。是中有何好?草草成独酌。使君顾谓客:老子兴不薄。饮以全吾真,醉则忘所乐。未解饮中趣,中之如狂药。起舞屡跳踉,骂坐失酬酢。终然厌多事,超然趋淡薄。功名无前期,山林有成约。身将岁华晚,意与天宇阔。醒醉各有适,短长听凫鹤。
以上所举都是心中有所不平的散淡文人,下面再举一位史称“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的名臣司马光,或许更有助于说明文人之狂与酒的关系。
司马光生前身后都有正人君子之美誉。且不说他在朝时如何“有法”、“有礼”,即以退居而言,“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他的贤达知己邵雍对其“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的君子之德倍加称道。他律人律己都比较严格,尤其不赞成狂人。熙宁三年《与王介甫书》批评推行新法的王安石“所遣者虽皆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就是这样一位严于规范的大儒,在其退居洛中的岁月里(52-66岁),也不乏“樽前狂气出云霄”的自由乐趣。
以酒销愁、乐以忘忧常有之:
执酒劝君君尽之,今朝取醉不当疑。好风好景心无事,闲利闲名何足知。
——《执酒》(《全宋诗》P6073页,下引同书只注P次)
厚于太古暖于春,耳目无营见道真。果使屈原知醉趣,当年不作独醒人。
——《醉》P6089
身外百愁俱掷置,放歌沈饮且醺醺。
——《送张太博肃知岳州》P6111
宾主俱欢醉,高楼迥倚空。形忘羁检外,酒散笑谈中。
——《宜甫东楼晚饮》P6135
朋友聚饮行乐常有之(当时洛阳聚集了一群文化老人,常常相聚为“耆英会”、“真率会”等,蔚为洛中人才盛事):
年老逢春犹解狂,行歌南陌上东岗……吾侪幸免簪裾累,痛饮闲吟乐未央。
——《再和尧夫年老逢春》P6180
洛下衣冠爱惜春,相从小饮任天真。
——《和潞公真率会诗》P6205
白头难入少年场,林下相招莫笑狂。
——《又和南园真率会见赠》P6220
七人五百有余岁,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马斗鸡非我事,纻衣丝发且相辉。
经春无事连翩醉,彼此往来能几家。切莫辞斟十分酒,尽从他笑满头花。
——《二十六日作真率会……用安之前韵》P6206
白居易晚年居洛,曾有九老会之雅集。司马光此时陶醉于洛中衣冠盛会,颇有不让前贤、乐不思汴之感:
西都自古繁华地,冠盖优游萃五方。比户清风人种竹,满川浓渌土宜桑。
凿龙山断开天阙,导洛波回载羽觞。况有耆英诗酒乐,问君何处不如唐。
——《和子骏洛中书事》P6208
对文化人来说,醉饮之真谛在于自由。据他自己说,酒中真味是于居洛时才悟得的:
觉后追思气味长,欢情愁绪两俱忘。近来方得醉中趣,熟寝沉沉是醉乡。
——《又即事二章上呈》P6213
清茶淡话难逢友,浊酒狂歌易得朋。
——《题赵舍人庵》P6225
醉饮之乐既多,自然令人倾心:
余生信多幸,狂醉亦无嫌。
——《三月三十日……呈真率诸公》P6208
洛邑衣冠陪后乘,寻花载酒愿年年。
——《和子华……赏牡丹》P6214
他甚至有点嗜酒如狂了:
头白惜春情更深,花间独醉竞分阴。
——《次前韵二首》P6213
盛时已过浑如我,醉舞狂歌插满头。
——《和秉国芙蓉五章》其三P6219
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朝廷的召唤又使其离开了这片令他开心惬意的乐土。告别自由的感受的确是复杂的,他最想说一说的还是这杯中“知己”:
不辞烂醉樽前倒,明日此欢重得无。
——《留别东郡诸僚友》其五P6089
这似乎有点悲凉,然而恰可说明:醉里狂欢最是疏离仕事者的一大乐趣。
(二)“狂吟无所忌”——歌诗与疏狂
古代文人讲究诗酒风流,酒狂常为诗狂而设。如果只有酒而没有诗,文人就不成其为文人了,因为村夫野老也懂得口腹之快。司马光就曾说过苏舜钦因诗而留名:“潦倒黄冠无足论,白头嗜酒住荒村。狂名偶为留诗著,陈迹仍因好事”。陈与义云“风流到樽酒,犹足助诗狂”。陈亮自称“酒圣诗狂”。酒狂和诗狂是成就文士风流的两大相关要素。
对于文人,酒只是自由生命的“药剂”,狂饮助狂吟,酒使自由生命得以放纵,诗使自由生命的价值得以实现并且永恒。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其实是预设了一个不争的前提——诗。陈王是诗人,否则说他干什么呢?李白之“斗酒”所以成为美谈,也是因为有“诗百篇”这个前提或者说结果。
有了诗,文人的狂醉才能得到社会和历史的审美确认,文人的价值才能超越时空中的一切短暂而获得永恒。
文人之疏狂总是蕴涵着丰富的诗意。林逋《读王黄州诗集》云:
放达有唐唯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左迁商岭题无数,三入承明兴未休。
说的是王禹偁这位开宋诗革新之先声的诗人,在左迁商州的两度寒暑中,创作了他一生中最堪称道的一批诗篇。徐规先生说:
禹偁在商山二年,为一生中作诗数量最多、质量最佳之时期,曾有“新文自负山中集”(卷十《幕次闲吟五首》)之句。
文学史上素有忧患出诗人之论。几乎很难举出哪位文学家的创作高峰出现于仕宦通达之际;而绝大多数堪称优秀的文学家,其创作丰收期差不多都是在其疏离仕事之时。比如苏轼、辛弃疾的创作高峰期都出现在谪居岁月中。这一因心有所感,二因时间宽裕,三因心境相对疏放。儒家于个人出处之道,素有“兼济”、“独善”的进退原则。疏于仕事而将心力倾注于文学,这是文人独善其身的主要方式。
王禹偁30岁举进士,38岁谪商州。谪商前夕曾有诗云:
奉亲冀丰足,委身任蹉跎。终焉太平世,散地恣狂歌。
随后便谪居商州,真的开始了蹉跎狂歌的生活。他在商居之后的《对雪示嘉佑》诗中回忆道:
山城穷陋无妓乐,何以销得骚人忧?抱瓶自泻不待劝,乘兴一饮连十瓯。晚归上马颇自适,狂歌醉舞夜不休。
“狂歌”本是文人的事业,加之商州团练副使这个实为监督改造的身份是被明令不得签署公事的,因而王禹偁更把诗歌看作谪居岁月里唯一的精神寄托:
宦途流落似长沙,赖有诗情遣岁华。
——《新秋即事三首》其二(《全宋诗》(下同),P732)
迁谪独熙熙,襟怀自坦夷……消息还依道,生涯只在诗……琴酒图三乐,诗章效《四随》……吾道宁穷矣,斯文未已而。狂吟何所益?孤愤泻黄陂。
——《谪居感事一百六十韵》P709-712
眼前有酒长须醉,身外除诗尽是空。——《寄海州副使田舍人》P731
未有一业立,空惊双鬓衰。唯怜文集里,添得谪官诗。
——《滁上谪居四首》其二P754
冬来滁上兴何长,唯把吟情入醉乡……谪宦老郎无一物,清贫犹且放怀狂。
——《雪中看梅花因书诗酒之兴》P755
古代文人讲究诗酒风流,酒狂常为诗狂而设。如果只有酒而没有诗,文人就不成其为文人了,因为村夫野老也懂得口腹之快。司马光就曾说过苏舜钦因诗而留名:“潦倒黄冠无足论,白头嗜酒住荒村。狂名偶为留诗著,陈迹仍因好事”。陈与义云“风流到樽酒,犹足助诗狂”。陈亮自称“酒圣诗狂”。酒狂和诗狂是成就文士风流的两大相关要素。
对于文人,酒只是自由生命的“药剂”,狂饮助狂吟,酒使自由生命得以放纵,诗使自由生命的价值得以实现并且永恒。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其实是预设了一个不争的前提——诗。陈王是诗人,否则说他干什么呢?李白之“斗酒”所以成为美谈,也是因为有“诗百篇”这个前提或者说结果。
有了诗,文人的狂醉才能得到社会和历史的审美确认,文人的价值才能超越时空中的一切短暂而获得永恒。
文人之疏狂总是蕴涵着丰富的诗意。林逋《读王黄州诗集》云:
放达有唐唯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左迁商岭题无数,三入承明兴未休。
说的是王禹偁这位开宋诗革新之先声的诗人,在左迁商州的两度寒暑中,创作了他一生中最堪称道的一批诗篇。徐规先生说:
禹偁在商山二年,为一生中作诗数量最多、质量最佳之时期,曾有“新文自负山中集”(卷十《幕次闲吟五首》)之句。
文学史上素有忧患出诗人之论。几乎很难举出哪位文学家的创作高峰出现于仕宦通达之际;而绝大多数堪称优秀的文学家,其创作丰收期差不多都是在其疏离仕事之时。比如苏轼、辛弃疾的创作高峰期都出现在谪居岁月中。这一因心有所感,二因时间宽裕,三因心境相对疏放。儒家于个人出处之道,素有“兼济”、“独善”的进退原则。疏于仕事而将心力倾注于文学,这是文人独善其身的主要方式。
王禹偁30岁举进士,38岁谪商州。谪商前夕曾有诗云:
奉亲冀丰足,委身任蹉跎。终焉太平世,散地恣狂歌。
随后便谪居商州,真的开始了蹉跎狂歌的生活。他在商居之后的《对雪示嘉佑》诗中回忆道:
山城穷陋无妓乐,何以销得骚人忧?抱瓶自泻不待劝,乘兴一饮连十瓯。晚归上马颇自适,狂歌醉舞夜不休。
“狂歌”本是文人的事业,加之商州团练副使这个实为监督改造的身份是被明令不得签署公事的,因而王禹偁更把诗歌看作谪居岁月里唯一的精神寄托:
宦途流落似长沙,赖有诗情遣岁华。
——《新秋即事三首》其二(《全宋诗》(下同),P732)
迁谪独熙熙,襟怀自坦夷……消息还依道,生涯只在诗……琴酒图三乐,诗章效《四随》……吾道宁穷矣,斯文未已而。狂吟何所益?孤愤泻黄陂。
——《谪居感事一百六十韵》P709-712
眼前有酒长须醉,身外除诗尽是空。——《寄海州副使田舍人》P731
未有一业立,空惊双鬓衰。唯怜文集里,添得谪官诗。
——《滁上谪居四首》其二P754
冬来滁上兴何长,唯把吟情入醉乡……谪宦老郎无一物,清贫犹且放怀狂。
——《雪中看梅花因书诗酒之兴》P755
咸平三年十一月,素“以直言谠论倡于朝”的王禹偁再谪黄州。这时他47岁,其生命的旅程再有一年就结束了,他的财富还是只有诗:
悲歌一曲从事书,唱与朝中旧知友。
——《筵上狂歌送侍棋衣袄天使》P787-788
他一生为官清廉,不治产业。离商州时就只是将“诗章收拾取”,“留与子孙吟”,此番谪黄,他“即着手编次平生所为文……成三十卷,名曰《小畜集》”。这位48岁就辞别了坎坷人生的诗人,似乎真的对自己的生命早有预感,他竟然如此从容地亲手把自己一生最看重的“狂歌”留给了后人。当然,后人也永远铭记了他的“忠义之气”,《宋史》忠义传序例举五位忠臣直士,即有其名。
辛弃疾是典型的狂饮狂歌之士,他自称“酒圣诗豪”。在醉意中作词是他罢官数十年闲居岁月里的主要事业。他把这种生活称之为“一觞一咏”、“醉舞狂歌”、“樽俎风流”。他是宋代词人中传世词作最多者,又是豪放词派的最优秀代表。在他的六百多首词中,“狂”字凡十三见,多为其狂饮狂歌心态之写照,兹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索引于下(只注P次和词牌):
狂歌未可,且把一樽料理
——P100《减字木兰花》
说剑论诗余事,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
——P117《水调歌头》
老眼狂花空处起,银钩未见心先醉
——P127《蝶恋花》
折花去,那边谁家女,太狂颠
——P144《唐河传》
昨夜酒兵压愁城,太狂生,转关情
——P168《江神子》
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
——P240《贺新郎》
我醉狂吟,君作新声,倚歌和之
——P292《沁园春》
风狂雨横,是邀勒园林,几多桃李
——P302《念奴娇》
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
——P317《水调歌头》
纶巾羽扇颠倒,又似竹林狂
——P372《水调歌头》
醉兀篮舆,夜来豪饮太狂些
——P466《玉蝴蝶》
狂歌击碎村醪,欲舞还怜衫袖短
——P469《玉楼春》
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P515《贺新郎》
辛弃疾的生命价值在仕途和战场上无法充分实现,却在“狂歌”事业中实现并获得了永恒。
(三)“付与狂儿取次游”——自然与疏狂
疏离了官场,就接近了自然。所谓疏离,有些人可能是暂时或长期离官,有些人可能只是疏离朝廷政治中心,有些人甚至只是公事之余或者忙里偷闲地走近自然。不论哪种情况,其生存时空和心理时空都与自然贴近了。山水林泉田园茅舍是文人们自由生活的乐土,是独立、自由精神的家园,是文学艺术的摇篮,是生命哲学的时间和空间。在这里,谁都不妨疏狂放纵一番。山林隐士自不必说,就连端方严谨如曾巩、司马光这样的名臣大儒,面对大好山水也不免狂兴难禁:“每看香草牵狂思,曾向幽兰费苦吟”;“年老逢春犹解狂,行歌南陌上东冈”。
宋代文学中许多得之于山水田园的佳作都记录了疏于仕事的作者们旷放疏散、纵情于山水、沉醉于杯酒、遣兴怡情、消解烦忧的情景。
王禹偁贬官黄州,特建小竹楼,“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公退之暇……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
欧阳修谪知滁州,年方不惑,乃自号醉翁,施政从简,放纵于诗酒山水之乐,留下了许多寄意山水之作。《醉翁亭记》是此期间之代表作,人所熟知,兹不引述。他于嘉佑元年所作杂文《醉翁吟》,追忆当年情景,亦可玩味:
始翁之来,兽见而深伏,鸟见而高飞。翁醒而往兮醉而归,朝醒暮醉兮无有四时。鸟鸣乐其林,兽出游其溪,咿嘤啁哲于翁前兮醉不知。有心不能以无情兮,有合必有离。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顾,山岑岑兮翁复来而几时。风袅袅兮山木落,春年年兮山草菲。嗟我无德于其人兮,有情于山禽与野麋……
欧阳修颓放于滁山之时,苏舜钦也因同样的政治缘由罢官闲居在苏州沧浪亭。这两位政治上的狂直同道,在疏离仕事之际,也以同样的心态狂游纵饮。其《沧浪亭记》云:
……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极……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共患难的道友体会的是同一种人生况味,故尔虽处异地,仍以诗文交流心得。欧阳修因“子美寄我沧浪吟,邀我共作沧浪篇”而答以《沧浪亭》诗,有“岂如扁舟任飘兀,红渠绿浪摇醉眠”等互勉之语。
大自然的真实和宽容对于米元章尤其适宜。这位颠狂的大书法家也是山水狂客。他之爱奇石、爱山水,都体现着他真率自由的个性。今存其四卷数百首诗,除写书画之事以外,多为山水景物之作。岳珂《宝晋英光集序》引《思陵翰墨志》曰:“芾之诗文,语无蹈袭,出风烟之上,觉其词翰间有凌云之气”。“出风烟之上”、“有凌云之气”,固然与其性格、气质、才情、修养有关,而其取于仕途者少,得于自然者多亦当是重要原因。其《壮观赋》云:“米元章登北山之宇,徘徊回顾,慨然而叹曰:壮哉江山之观也!”
这位不曾丢过官职的艺术家也从未丢掉过自由精神,大自然正是他真率狂放的天地:
好作新诗吟景物,垂虹秋色满江南。——《垂虹亭》
我欲临风取清旷,寄声鱼鸟莫相猜。——《书淮岸舣舟馆秀野亭》
野伯终朝爱清景,不辜闲禄太平身。——《高邮即事》
鱼鸟难驯湖海志,岸沙汀竹忆山林。
——《太常二绝》(上引均见《宝晋英光集》卷四)
这位自由人在自然中无拘无束,有时显得过于颠狂:
解衣同俗裸,酌水合狂夫。——《发润州》(卷五)
不过他自己觉得既惬意又和谐:
醉余清夜,羽扇纶巾人入画,江远淮长,举首宗英醒更狂。
——《减字木兰花》,(卷五)
读其《宝晋英光集》,很少见他有什么忧愁烦恼怨气牢骚。或许他才真正称得起彻里彻外的自由人。他的《座右铭》颇见宋代文人随缘适性的自由主义人生哲学:
进退有命,去就有义,仕宦有守,远耻有礼,翔而后集,色斯举矣。(卷六)
山水狂游对于自称“我自疏狂异趣”的苏轼来说,除消解烦忧、怡情悦意之外,还有另一番深意。这位文化伟人对宇宙和人生的思考、对生命哲学的探究,对历史和社会的叩问,多是在大自然赐给他的自由时空中臻于至境、化境的。因而他在山山水水中的“疏狂异趣”,常常带有丰富的“理趣”。“理趣”历来是“苏学”中备受关注的话题,本文无须详论。这里只是指出:
“疏狂”是人类生命过程中的一种自由形态,而在人类生存的一切环境中,自然是最适合这种生命形态良性发育的环境。对“疏狂”的士人,当其疏于仕宦之际,如果说狂于酒和女人之所得,主要是对生命之本真的确认,对生命本能和激情的放纵,对形而下的生命美感的自由享用;那么他们纵身心于山水林泉之间,所得到的则主要是对宇宙、人生、历史和社会的形而上的沉思默想,对自然和人生的诗意的审美愉悦。
疏离了官场,就接近了自然。所谓疏离,有些人可能是暂时或长期离官,有些人可能只是疏离朝廷政治中心,有些人甚至只是公事之余或者忙里偷闲地走近自然。不论哪种情况,其生存时空和心理时空都与自然贴近了。山水林泉田园茅舍是文人们自由生活的乐土,是独立、自由精神的家园,是文学艺术的摇篮,是生命哲学的时间和空间。在这里,谁都不妨疏狂放纵一番。山林隐士自不必说,就连端方严谨如曾巩、司马光这样的名臣大儒,面对大好山水也不免狂兴难禁:“每看香草牵狂思,曾向幽兰费苦吟”;“年老逢春犹解狂,行歌南陌上东冈”。
宋代文学中许多得之于山水田园的佳作都记录了疏于仕事的作者们旷放疏散、纵情于山水、沉醉于杯酒、遣兴怡情、消解烦忧的情景。
王禹偁贬官黄州,特建小竹楼,“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公退之暇……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
欧阳修谪知滁州,年方不惑,乃自号醉翁,施政从简,放纵于诗酒山水之乐,留下了许多寄意山水之作。《醉翁亭记》是此期间之代表作,人所熟知,兹不引述。他于嘉佑元年所作杂文《醉翁吟》,追忆当年情景,亦可玩味:
始翁之来,兽见而深伏,鸟见而高飞。翁醒而往兮醉而归,朝醒暮醉兮无有四时。鸟鸣乐其林,兽出游其溪,咿嘤啁哲于翁前兮醉不知。有心不能以无情兮,有合必有离。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顾,山岑岑兮翁复来而几时。风袅袅兮山木落,春年年兮山草菲。嗟我无德于其人兮,有情于山禽与野麋……
欧阳修颓放于滁山之时,苏舜钦也因同样的政治缘由罢官闲居在苏州沧浪亭。这两位政治上的狂直同道,在疏离仕事之际,也以同样的心态狂游纵饮。其《沧浪亭记》云:
……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极……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共患难的道友体会的是同一种人生况味,故尔虽处异地,仍以诗文交流心得。欧阳修因“子美寄我沧浪吟,邀我共作沧浪篇”而答以《沧浪亭》诗,有“岂如扁舟任飘兀,红渠绿浪摇醉眠”等互勉之语。
大自然的真实和宽容对于米元章尤其适宜。这位颠狂的大书法家也是山水狂客。他之爱奇石、爱山水,都体现着他真率自由的个性。今存其四卷数百首诗,除写书画之事以外,多为山水景物之作。岳珂《宝晋英光集序》引《思陵翰墨志》曰:“芾之诗文,语无蹈袭,出风烟之上,觉其词翰间有凌云之气”。“出风烟之上”、“有凌云之气”,固然与其性格、气质、才情、修养有关,而其取于仕途者少,得于自然者多亦当是重要原因。其《壮观赋》云:“米元章登北山之宇,徘徊回顾,慨然而叹曰:壮哉江山之观也!”
这位不曾丢过官职的艺术家也从未丢掉过自由精神,大自然正是他真率狂放的天地:
好作新诗吟景物,垂虹秋色满江南。——《垂虹亭》
我欲临风取清旷,寄声鱼鸟莫相猜。——《书淮岸舣舟馆秀野亭》
野伯终朝爱清景,不辜闲禄太平身。——《高邮即事》
鱼鸟难驯湖海志,岸沙汀竹忆山林。
——《太常二绝》(上引均见《宝晋英光集》卷四)
这位自由人在自然中无拘无束,有时显得过于颠狂:
解衣同俗裸,酌水合狂夫。——《发润州》(卷五)
不过他自己觉得既惬意又和谐:
醉余清夜,羽扇纶巾人入画,江远淮长,举首宗英醒更狂。
——《减字木兰花》,(卷五)
读其《宝晋英光集》,很少见他有什么忧愁烦恼怨气牢骚。或许他才真正称得起彻里彻外的自由人。他的《座右铭》颇见宋代文人随缘适性的自由主义人生哲学:
进退有命,去就有义,仕宦有守,远耻有礼,翔而后集,色斯举矣。(卷六)
山水狂游对于自称“我自疏狂异趣”的苏轼来说,除消解烦忧、怡情悦意之外,还有另一番深意。这位文化伟人对宇宙和人生的思考、对生命哲学的探究,对历史和社会的叩问,多是在大自然赐给他的自由时空中臻于至境、化境的。因而他在山山水水中的“疏狂异趣”,常常带有丰富的“理趣”。“理趣”历来是“苏学”中备受关注的话题,本文无须详论。这里只是指出:
“疏狂”是人类生命过程中的一种自由形态,而在人类生存的一切环境中,自然是最适合这种生命形态良性发育的环境。对“疏狂”的士人,当其疏于仕宦之际,如果说狂于酒和女人之所得,主要是对生命之本真的确认,对生命本能和激情的放纵,对形而下的生命美感的自由享用;那么他们纵身心于山水林泉之间,所得到的则主要是对宇宙、人生、历史和社会的形而上的沉思默想,对自然和人生的诗意的审美愉悦。
(四)“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声色与疏狂
宋人自称疏狂,多数都关乎男女风流韵事。柳永《鹤冲天》词所言在风月场上“偎红倚翠”、“恣游狂荡”,实为文人士大夫中较为普遍的现象。倒是王安石、司马光、二程、朱子这样凛然不近女色者是少数。
文人的风流韵事是各种笔记、小说、诗话、词话等杂史中的热门话题。作为一代文学之代表的宋词,更是宋世风流的艺术写照。
疏狂之于女色,或表现为群聚宴饮以妓乐歌舞相佐,或表现为烟花巷陌中的宿娼狎妓。如此“疏狂”者,未必都是疏于仕事者,宋代皇帝、达官显贵、京城和地方各级军政官吏、太学生、举子、罪臣谪客、落魄文人等等均可能有此类“疏狂”行为。其疏者,主要是儒家名教规范;其狂者,主要是声、色、情之心理和生理欲求的放纵和满足。在宋代,这是完全可用“普遍”称之的世风和士风。
柳永是著名的浪子词人,其词中“狂”字凡24见,多是指放纵于男女之事。兹据《全宋词》索引如下(只注P次和词牌):
恣狂踪迹,两两相呼,终朝吟风舞。——P13《黄莺儿》
对满目乱花狂絮。——P15《昼夜乐》
无限狂心乘酒兴,这欢娱,渐入佳境。——P15《昼夜乐》
好梦狂随飞絮。——P16《西江月》
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杀云踪并雨迹。——P20《玉楼春》
金蕉叶泛金波齐,未更阑,已尽狂醉。——P20《金蕉叶》
恨少年枉费疏狂,不早与伊相识。——P20《惜春郎》
每追念,狂踪旧迹,长只恁,愁闷朝夕。——P22《征部乐》
贪看海蟾狂戏,不道九关齐闭。——P23《巫山一段云》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P25《凤栖梧》
至更阑疏狂转甚,更相将凤帏鸳寝。——P29《宣清》
认得这疏狂意下,向人诮譬如闲。——P29《锦堂春》
平康巷陌,触处繁华,连日疏狂。——P31《凤归云》
小楼深巷狂游遍,罗绮成丛。——P31《集贤宾》
似恁疏狂,费人拘管,争似不风流。——P33《少年游》
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流连。——P35《戚氏》
花红滞翠,近日来,陡把狂心牵系。——P35《长寿乐》
帝里疏散,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P40《如鱼水》
秋声败叶狂飘,心摇。——P43《临江仙》
坐中醉客风流惯,尊前见,特地惊狂眼。——P47《河传》
昔观光得意,狂游风景。——P47《透碧霄》
狂风乱扫。——P51《倾杯》
楚峡云归,高阳人散,寂寞狂踪迹。——P51《倾杯》
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P51《鹤冲天》
一夜狂风雨。——P53《归去来》
宋人自称疏狂,多数都关乎男女风流韵事。柳永《鹤冲天》词所言在风月场上“偎红倚翠”、“恣游狂荡”,实为文人士大夫中较为普遍的现象。倒是王安石、司马光、二程、朱子这样凛然不近女色者是少数。
文人的风流韵事是各种笔记、小说、诗话、词话等杂史中的热门话题。作为一代文学之代表的宋词,更是宋世风流的艺术写照。
疏狂之于女色,或表现为群聚宴饮以妓乐歌舞相佐,或表现为烟花巷陌中的宿娼狎妓。如此“疏狂”者,未必都是疏于仕事者,宋代皇帝、达官显贵、京城和地方各级军政官吏、太学生、举子、罪臣谪客、落魄文人等等均可能有此类“疏狂”行为。其疏者,主要是儒家名教规范;其狂者,主要是声、色、情之心理和生理欲求的放纵和满足。在宋代,这是完全可用“普遍”称之的世风和士风。
柳永是著名的浪子词人,其词中“狂”字凡24见,多是指放纵于男女之事。兹据《全宋词》索引如下(只注P次和词牌):
恣狂踪迹,两两相呼,终朝吟风舞。——P13《黄莺儿》
对满目乱花狂絮。——P15《昼夜乐》
无限狂心乘酒兴,这欢娱,渐入佳境。——P15《昼夜乐》
好梦狂随飞絮。——P16《西江月》
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杀云踪并雨迹。——P20《玉楼春》
金蕉叶泛金波齐,未更阑,已尽狂醉。——P20《金蕉叶》
恨少年枉费疏狂,不早与伊相识。——P20《惜春郎》
每追念,狂踪旧迹,长只恁,愁闷朝夕。——P22《征部乐》
贪看海蟾狂戏,不道九关齐闭。——P23《巫山一段云》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P25《凤栖梧》
至更阑疏狂转甚,更相将凤帏鸳寝。——P29《宣清》
认得这疏狂意下,向人诮譬如闲。——P29《锦堂春》
平康巷陌,触处繁华,连日疏狂。——P31《凤归云》
小楼深巷狂游遍,罗绮成丛。——P31《集贤宾》
似恁疏狂,费人拘管,争似不风流。——P33《少年游》
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流连。——P35《戚氏》
花红滞翠,近日来,陡把狂心牵系。——P35《长寿乐》
帝里疏散,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P40《如鱼水》
秋声败叶狂飘,心摇。——P43《临江仙》
坐中醉客风流惯,尊前见,特地惊狂眼。——P47《河传》
昔观光得意,狂游风景。——P47《透碧霄》
狂风乱扫。——P51《倾杯》
楚峡云归,高阳人散,寂寞狂踪迹。——P51《倾杯》
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P51《鹤冲天》
一夜狂风雨。——P53《归去来》
柳永所谓“疏狂”或“狂”,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宋代“自负风流才调”(柳词《传花枝》)的文人纵情声色之际的玩世不恭心理、自由享乐心理、仕宦失意心理、欲求代偿心理等。
略晚于柳永的晏几道,其性情、身世虽与柳永大不相同,但也是一位疏于仕事,沉醉于声色情爱的“狂”者。他的“疏狂”有其鲜明的个性色彩,可称之为狷世之痴狂,亦为宋人疏狂心态之重要类型。
晏几道是个情痴。今存《小山词》259首,九次自言其狂,皆缘于男女之情。另有晚年自编词集所作序称自己的词为“昔之狂篇醉句”,“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篇中所记悲欢离合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可知其“狂篇醉句”均乃言情之作。
他自言疏狂见于《鹧鸪天》词:“醉拍春衫惜旧香,天将离恨恼疏狂”。这是自写相思之词。词中那位被离愁别恨所困扰的疏狂者,借酒浇愁,终难排遣对“旧香”的迷恋。可知其“疏”,当指疏于绳检(规范),疏于仕事自不必言;“狂”指放纵于宴饮、声色、情爱等自由享乐的生活。在仕途和爱情之间、规范和自由之间、真诚和伪饰之间、现实和理想之间,他一律疏于前者而狂于后者。首先,疏于仕事,狂于声色宴享之乐。
晏几道是名臣晏殊的小儿子。晏殊自30岁即为显官,居要职二十余年,位至宰辅,荐拔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一代名臣皆曾执掌朝政。晏殊死后33年(元佑三年),时为翰林学士的苏轼欲求见小晏,小晏辞之曰:“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小晏说出了两个事实:一是朝廷当政者中有许多晏家的亲朋故旧;二是小晏与他们来往很少。这足以说明他对仕途的冷漠。他拥有一般人所没有的父荫和自身的“有余之才”,但偏偏不求仕进。黄庭坚是他的知己,其《小山词序》言其“痴”曰:
平生潜心六艺,玩思百家,持论甚高,未尝以沽世……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
可知他一不习举业,二不凭父荫干谒求进。黄庭坚说他”磊隗权奇,疏于顾忌“,首先即指这种狷介的个性。他四十多岁时因郑侠事牵连下狱,或亦与其”不能一傍贵人之门“的狷介性情有关。他作颍昌府许田镇的小小监官时,大约已经五十多岁。此后更无仕宦显达之事。
于仕途吏道如此狷介疏远,却沉迷于声色歌舞、宴饮享乐之事。《小山词自序》云:
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苹、云,品(工以)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而君龙疾废卧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与两家歌儿酒使具流转于人间”。
这显然是个很长的时期。对沈、陈二人来说,当是后半生;小晏则可能是青壮年。他的词足可证明这种生活的时间跨度。这是一种如梦如幻、如醉如痴、年复一年的狂欢岁月,“疏于顾忌”的风流男女们在一起宴饮、诗词歌舞、冶游调笑,奢侈地享受自由:
一笑解愁肠,人会娥妆,藕丝衫袖郁金香。曳雪牵云留醉客,且伴春狂。
——《浪淘沙》
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
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鹧鸪天》
从黄《序》“费资千百万,家人饥寒,而面有孺子之色”来看,小晏为这种放纵的生活几乎倾家荡产,而且无愧无悔。“孺子之色”,此当指儿童般无忧无虑的神色。黄《序》又云:
略晚于柳永的晏几道,其性情、身世虽与柳永大不相同,但也是一位疏于仕事,沉醉于声色情爱的“狂”者。他的“疏狂”有其鲜明的个性色彩,可称之为狷世之痴狂,亦为宋人疏狂心态之重要类型。
晏几道是个情痴。今存《小山词》259首,九次自言其狂,皆缘于男女之情。另有晚年自编词集所作序称自己的词为“昔之狂篇醉句”,“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篇中所记悲欢离合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可知其“狂篇醉句”均乃言情之作。
他自言疏狂见于《鹧鸪天》词:“醉拍春衫惜旧香,天将离恨恼疏狂”。这是自写相思之词。词中那位被离愁别恨所困扰的疏狂者,借酒浇愁,终难排遣对“旧香”的迷恋。可知其“疏”,当指疏于绳检(规范),疏于仕事自不必言;“狂”指放纵于宴饮、声色、情爱等自由享乐的生活。在仕途和爱情之间、规范和自由之间、真诚和伪饰之间、现实和理想之间,他一律疏于前者而狂于后者。首先,疏于仕事,狂于声色宴享之乐。
晏几道是名臣晏殊的小儿子。晏殊自30岁即为显官,居要职二十余年,位至宰辅,荐拔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一代名臣皆曾执掌朝政。晏殊死后33年(元佑三年),时为翰林学士的苏轼欲求见小晏,小晏辞之曰:“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小晏说出了两个事实:一是朝廷当政者中有许多晏家的亲朋故旧;二是小晏与他们来往很少。这足以说明他对仕途的冷漠。他拥有一般人所没有的父荫和自身的“有余之才”,但偏偏不求仕进。黄庭坚是他的知己,其《小山词序》言其“痴”曰:
平生潜心六艺,玩思百家,持论甚高,未尝以沽世……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
可知他一不习举业,二不凭父荫干谒求进。黄庭坚说他”磊隗权奇,疏于顾忌“,首先即指这种狷介的个性。他四十多岁时因郑侠事牵连下狱,或亦与其”不能一傍贵人之门“的狷介性情有关。他作颍昌府许田镇的小小监官时,大约已经五十多岁。此后更无仕宦显达之事。
于仕途吏道如此狷介疏远,却沉迷于声色歌舞、宴饮享乐之事。《小山词自序》云:
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苹、云,品(工以)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而君龙疾废卧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与两家歌儿酒使具流转于人间”。
这显然是个很长的时期。对沈、陈二人来说,当是后半生;小晏则可能是青壮年。他的词足可证明这种生活的时间跨度。这是一种如梦如幻、如醉如痴、年复一年的狂欢岁月,“疏于顾忌”的风流男女们在一起宴饮、诗词歌舞、冶游调笑,奢侈地享受自由:
一笑解愁肠,人会娥妆,藕丝衫袖郁金香。曳雪牵云留醉客,且伴春狂。
——《浪淘沙》
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
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鹧鸪天》
从黄《序》“费资千百万,家人饥寒,而面有孺子之色”来看,小晏为这种放纵的生活几乎倾家荡产,而且无愧无悔。“孺子之色”,此当指儿童般无忧无虑的神色。黄《序》又云:
至其乐府,可谓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余少时间作乐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独罪予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特未见叔原之作耶?
又《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云:
一监镇官,敢以杯酒间自作长短句示本道大帅……甚为豪。可知小晏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不仅至老亦无悔愧,而且颇自得意,不唯自赏,还向人炫耀,并不怎么“顾忌”世人的看法。或者他连家人怎么想也不太考虑,所以才会有“孺子之色”。
其次,疏于规范,狂于情爱。
如此疏于仕事又疏于道德伦理规范的晏公子,后人却不可以酒色之徒、败家之子视之,因为他的疏狂中深涵着对情爱的珍重和追求。
宋代文人普遍推重超越世事、“止抑悲哀”的达者精神,但小晏是个例外。他是绝对的情痴,他的生命似乎只为情而存在,他为历史留下的“意义”,也可以说只是一个爱——诗意的、感伤的、真诚无伪的、执着痴狂的男女情爱。
小晏对仕途功名等许多世事都能超然处之,唯对男女之情爱不能解脱。他喜欢在男女情爱世界里建构一种具有浓郁艺术情调的审美情境,自己全身心地陶醉在里面而且不求消解。他总是带着一种极端化的倾向去体验自由化的男女之爱。
极端地投入: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鹧鸪天》
极端地真诚:
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
——黄庭坚《小山词序》
极端地迷狂:
狂花顷刻香,晚蝶缠绵意。——《生查子》
极端地感伤:
兰佩紫,菊簪黄,殷勤理旧狂。欲将沈醉换悲凉,清歌莫断肠。
——《阮郎归》
任何形式的狂都是对“中行”悖逆。小晏悖逆男女之“中行”而毫无顾忌地追求极端:欢——悲、合——离、热恋——相思、获得——失落。他愿意在极端的激情状态中体验情爱的欢愉和感伤,而无意走出自己心造的“伊甸园”。
然而这“园”中牵扯着小晏情爱之心的女子并不是他“合法”的妻妾,而是一些歌儿舞女——家妓。虽然宋王朝允许达官贵人“多蓄歌儿舞女”,但她们毕竟是地位卑微、身不由己的玩偶,是靠色艺谋生“准妓||||||女”。
苏轼的文化“原型”意义
一、原型批评
原型批评是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它于本世纪初最先在文化人类学、分析心理学和象征哲学中形成和运用,后来被引入文艺批评。原型即原初的类型。不同学科中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型有不同的“原初”意义。分析心理学家容格说:“原型概念指的是心理中明确的形式存在……神话学研究称之为‘母题’;在原始人心理学中,原型与列维·布留尔所说的‘集体表象’概念相符。”原型“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某种在其它知识领域中已被认可和命名了的东西”,属于“第二心理系统”即“集体无意识心理领域”。加拿大学者弗莱在其1957年写的《批评的解剖》中说:“原型是一些联想群,与符号不同,它们是复杂可变化的,在既定的语境中,它们常常有大量特别的已知联想物。这些联想物都是可交际的,因为特定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很熟悉它们”[1]。原型的意义决定了原型批评应该有宏观视野、历史意识和系统思维方式。研究对象在这里有广阔的共时性含义和深长的历时性意味,为研究者提供了由外部联系向内部构成进行深度透视和由个别向一般多向思维的可能。
在文学研究中运用原型批评方法,可以进行纯文学研究,也可以把文学研究同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研究结合起来。本文属于后者。
苏轼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伟人。他曲折的经历体现着封建文人悲剧性人生道路的普遍特征;他儒道释混杂的思想、卓荦的人格操守、磊落的行藏反映出传统文化深厚的渗透力和巨大的塑造力;他光辉的文艺成就和显著的政绩得力于传统又丰富了传统。可以说,他的存在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原型”意义。溯其源,他是许多文化原型的重新组合;观其流,他又是被后世文人奉为楷模的文化伟人原型。因此,对苏轼进行历史、文化、社会、心理意义上的原型研究,不仅有助于宏观地、系统地、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位文化巨人,而且有助于深刻认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为现代文化建设提供历史的参照。
一、原型批评
原型批评是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它于本世纪初最先在文化人类学、分析心理学和象征哲学中形成和运用,后来被引入文艺批评。原型即原初的类型。不同学科中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型有不同的“原初”意义。分析心理学家容格说:“原型概念指的是心理中明确的形式存在……神话学研究称之为‘母题’;在原始人心理学中,原型与列维·布留尔所说的‘集体表象’概念相符。”原型“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某种在其它知识领域中已被认可和命名了的东西”,属于“第二心理系统”即“集体无意识心理领域”。加拿大学者弗莱在其1957年写的《批评的解剖》中说:“原型是一些联想群,与符号不同,它们是复杂可变化的,在既定的语境中,它们常常有大量特别的已知联想物。这些联想物都是可交际的,因为特定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很熟悉它们”[1]。原型的意义决定了原型批评应该有宏观视野、历史意识和系统思维方式。研究对象在这里有广阔的共时性含义和深长的历时性意味,为研究者提供了由外部联系向内部构成进行深度透视和由个别向一般多向思维的可能。
在文学研究中运用原型批评方法,可以进行纯文学研究,也可以把文学研究同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研究结合起来。本文属于后者。
苏轼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伟人。他曲折的经历体现着封建文人悲剧性人生道路的普遍特征;他儒道释混杂的思想、卓荦的人格操守、磊落的行藏反映出传统文化深厚的渗透力和巨大的塑造力;他光辉的文艺成就和显著的政绩得力于传统又丰富了传统。可以说,他的存在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原型”意义。溯其源,他是许多文化原型的重新组合;观其流,他又是被后世文人奉为楷模的文化伟人原型。因此,对苏轼进行历史、文化、社会、心理意义上的原型研究,不仅有助于宏观地、系统地、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位文化巨人,而且有助于深刻认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为现代文化建设提供历史的参照。
二、功名原型
“原型”并不只是人的原型,任何有历史的事物都可能有原型,如文学中的意象、象征、主题、语词、结构等等。本文涉及人的原型。
人的原型有许多种类,每一类都含有独特的意义。以封建文人而论,仅从仕与隐的角度看,就有功名型、隐士型、先官后隐型、亦官亦隐型等等。每一类原型的代表人物都是多重历史文化含义的价值集合体。比如成为原型的范蠡就是在长期的文化流变中凝聚了本民族许多人生意念、价值观念的抽象集合类型,是“象征符号”,而不再是历史上那个具象的、活生生的复杂的范蠡了。
人类文明的延续性使每一个人从生命之初便开始自觉或不自觉、被动或主动地按照一些原型范式成长、发展、立身行事。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越悠久,原型就越丰富、越有影响力。对苏轼时代的文人来说,他们人生道路上早已是原型林立了。其中首先给他们以最强大影响力的是儒家进取功名原型。这是以个人价值的最大社会实现为中心的原型,其代表人物可推孔子、吕尚、管仲、张良、诸葛亮等。他们的“原型意义”大致包括:符合儒家伦理规范的良好的道德修养,卓越的学问、见识、才能,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忠诚的品格,世代流芳的伟业丰功。这类原型以其巨大的历史活力激励世代封建文人,点燃他们生命航程的标灯。当然,把自己生命的标尺定多高,要看每个人的资赋和生存条件。况且传统文化中人生价值体系是多元的,并不仅仅是功名价值。但是,功名原型的影响力无论如何都是先入为主。比如李白为自己设计的蓝图中,首先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2]。杜甫也有“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3]的心志。在宋代,儒、道、释合流,使传统文化更为丰富,其中的人生哲学更为深奥复杂,人生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功名问题仍在其中占据中心位置。苏轼受传统文化的全面濡染,对儒、道、释思想兼收并蓄,无论在一生中的哪个时期,都不曾彻底抛弃或彻底皈依哪一种思想。但是,像绝大多数封建文人一样,他最先选择和追求的也是功名。少年时随母亲读《范滂传》,便“奋厉有当世志”[4]。他的父母和传统文化都为他设计了一条以功名原型为楷模,先修养资本,再进取功名的道路。他本人自然也对此充满希望。22岁一举考中进士,顺利踏上仕途后,他建功立业的信心更坚定了。他自信“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他认为人的一生虽然行止难料,但“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给人世留下一些实在的印迹。“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墨妙堂记》)。“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贬黄州后,他也曾说:“少学不为身,宿志固有在”,“岂敢负所付,捐躯欲投会”(《闻子由为郡僚所捃,恐当去官》)。苏轼在仕途上终生坎坷,贬黄贬惠贬儋,使他进取功名的意识大大地淡漠了,他自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自题画像》)。但是,儒家的入世精神、历代的功名原型在他内心深处建立起来的人生观念,首先是人生必先有所作为,有益于社会,才能无愧于内心。所以他在朝便敢于言政,不顾忌个人的得失荣辱;当地方官便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做出卓著的政绩,赢得人民的厚爱。直到晚年他还说“许国心犹在”(《南康望湖亭》),虽然此时他已没有多少行动的热情了。
耐人寻味的是,不论哪个朝代哪个皇帝,封建皇权政治都使原本热衷于功名的正直的封建文人伤透了心。求取功名要付出重大的人格代价甚至生命代价,而且付出全部代价也未必能成就功名。这历史的教训历久弥新。然而一代代封建文人还是执着地向这条路上走,“虽久死其犹未悔”。苏轼当然不那么死心眼儿。他不是单纯的功名型文人。他为君为国的心志不象屈原那么固执,建功立业的愿望不如初盛唐文人那么强烈。他对功名的态度是可取则取,不可取则放,显得超脱旷达。但即便如此,他也终未能摆脱仕宦的困扰。在仕宦这条路上,他从积极到消极,从主动进取到半推半就,就那么似悟非悟、似是而非地走着,进进退退、起起伏伏。其实以苏轼的才华、品格、经历和名望,以他对佛、老哲学的深知彻悟,他完全可以早早地当个大隐士,吟诗作赋,著书立说,教学生,会朋友,从仕宦以外的途径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但是他何以终生不与仕途决绝呢?原因很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时代、个人等等。这些早已为研究者所瞩目。而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马斯洛关于人生需求层次的理论,似可启发我们再从行为主体的社会动机方面寻求一些解释。
人的需要有低级和高级之分,却没有主次之别,都是人的本性使然。在苏轼生活的时代,仕途对文人的重要性和吸引力似乎比前后哪个朝代都大。比如在唐代,文人成名与政权、官职的关系就不象在宋代那么密切,唐代许多大诗人是先有文名后有官,靠文名而得官;宋代文人一般则是要先当官而后才成就文名,名因官显。宋王朝优待文官、重用文官的国策增强了仕途对文人的吸引力,使他们无论哪个层次的需求要想得到较大的满足,都必须依附于朝廷。仕途不仅决定他们功名的高下,而且功名正是他们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实现程度的标志。
这就决定了一代代封建文人对功名原型近乎永恒的崇拜和效法!苏轼也因此而终未舍弃仕宦之路。
“原型”并不只是人的原型,任何有历史的事物都可能有原型,如文学中的意象、象征、主题、语词、结构等等。本文涉及人的原型。
人的原型有许多种类,每一类都含有独特的意义。以封建文人而论,仅从仕与隐的角度看,就有功名型、隐士型、先官后隐型、亦官亦隐型等等。每一类原型的代表人物都是多重历史文化含义的价值集合体。比如成为原型的范蠡就是在长期的文化流变中凝聚了本民族许多人生意念、价值观念的抽象集合类型,是“象征符号”,而不再是历史上那个具象的、活生生的复杂的范蠡了。
人类文明的延续性使每一个人从生命之初便开始自觉或不自觉、被动或主动地按照一些原型范式成长、发展、立身行事。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越悠久,原型就越丰富、越有影响力。对苏轼时代的文人来说,他们人生道路上早已是原型林立了。其中首先给他们以最强大影响力的是儒家进取功名原型。这是以个人价值的最大社会实现为中心的原型,其代表人物可推孔子、吕尚、管仲、张良、诸葛亮等。他们的“原型意义”大致包括:符合儒家伦理规范的良好的道德修养,卓越的学问、见识、才能,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忠诚的品格,世代流芳的伟业丰功。这类原型以其巨大的历史活力激励世代封建文人,点燃他们生命航程的标灯。当然,把自己生命的标尺定多高,要看每个人的资赋和生存条件。况且传统文化中人生价值体系是多元的,并不仅仅是功名价值。但是,功名原型的影响力无论如何都是先入为主。比如李白为自己设计的蓝图中,首先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2]。杜甫也有“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3]的心志。在宋代,儒、道、释合流,使传统文化更为丰富,其中的人生哲学更为深奥复杂,人生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功名问题仍在其中占据中心位置。苏轼受传统文化的全面濡染,对儒、道、释思想兼收并蓄,无论在一生中的哪个时期,都不曾彻底抛弃或彻底皈依哪一种思想。但是,像绝大多数封建文人一样,他最先选择和追求的也是功名。少年时随母亲读《范滂传》,便“奋厉有当世志”[4]。他的父母和传统文化都为他设计了一条以功名原型为楷模,先修养资本,再进取功名的道路。他本人自然也对此充满希望。22岁一举考中进士,顺利踏上仕途后,他建功立业的信心更坚定了。他自信“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他认为人的一生虽然行止难料,但“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给人世留下一些实在的印迹。“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墨妙堂记》)。“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贬黄州后,他也曾说:“少学不为身,宿志固有在”,“岂敢负所付,捐躯欲投会”(《闻子由为郡僚所捃,恐当去官》)。苏轼在仕途上终生坎坷,贬黄贬惠贬儋,使他进取功名的意识大大地淡漠了,他自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自题画像》)。但是,儒家的入世精神、历代的功名原型在他内心深处建立起来的人生观念,首先是人生必先有所作为,有益于社会,才能无愧于内心。所以他在朝便敢于言政,不顾忌个人的得失荣辱;当地方官便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做出卓著的政绩,赢得人民的厚爱。直到晚年他还说“许国心犹在”(《南康望湖亭》),虽然此时他已没有多少行动的热情了。
耐人寻味的是,不论哪个朝代哪个皇帝,封建皇权政治都使原本热衷于功名的正直的封建文人伤透了心。求取功名要付出重大的人格代价甚至生命代价,而且付出全部代价也未必能成就功名。这历史的教训历久弥新。然而一代代封建文人还是执着地向这条路上走,“虽久死其犹未悔”。苏轼当然不那么死心眼儿。他不是单纯的功名型文人。他为君为国的心志不象屈原那么固执,建功立业的愿望不如初盛唐文人那么强烈。他对功名的态度是可取则取,不可取则放,显得超脱旷达。但即便如此,他也终未能摆脱仕宦的困扰。在仕宦这条路上,他从积极到消极,从主动进取到半推半就,就那么似悟非悟、似是而非地走着,进进退退、起起伏伏。其实以苏轼的才华、品格、经历和名望,以他对佛、老哲学的深知彻悟,他完全可以早早地当个大隐士,吟诗作赋,著书立说,教学生,会朋友,从仕宦以外的途径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但是他何以终生不与仕途决绝呢?原因很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时代、个人等等。这些早已为研究者所瞩目。而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马斯洛关于人生需求层次的理论,似可启发我们再从行为主体的社会动机方面寻求一些解释。
人的需要有低级和高级之分,却没有主次之别,都是人的本性使然。在苏轼生活的时代,仕途对文人的重要性和吸引力似乎比前后哪个朝代都大。比如在唐代,文人成名与政权、官职的关系就不象在宋代那么密切,唐代许多大诗人是先有文名后有官,靠文名而得官;宋代文人一般则是要先当官而后才成就文名,名因官显。宋王朝优待文官、重用文官的国策增强了仕途对文人的吸引力,使他们无论哪个层次的需求要想得到较大的满足,都必须依附于朝廷。仕途不仅决定他们功名的高下,而且功名正是他们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实现程度的标志。
这就决定了一代代封建文人对功名原型近乎永恒的崇拜和效法!苏轼也因此而终未舍弃仕宦之路。
三、功名的困惑
封建文化在引导人们崇拜“功名原型”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对功名问题的永恒的困惑。对皇帝的臣民来说,功名这东西有时像实实在在的丰碑,可成可毁;有时像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即;有时又像曹阿瞒鞭头所指的梅林,可想而不可得。功名的得失往往不是靠进取者自身的条件和努力程度,而是靠皇权政治的赐予或剥夺。而皇权政治恰恰又并不唯才是举。中国封建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都是以君王的权和利为中心的,君权至上的大一统观念是这套体系的质的规定性。个体的价值必须先得到以君为首的统治集团认可,才有可能部分地实现。事实上,皇权政治往往更喜欢政治流氓和奴才,更喜欢才能和品格低下的人。在仕途上,流氓和奴才成功的几率比正道直行、崇尚志节和操守的天才文人大得多。于是,佛、老哲学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们与儒家人生哲学相融互补,构成了一套充满矛盾的人生哲学:积极和消极、热情和冷漠、有为和无为、进与退、仕与隐、投身社会和回归自我——这真是痛苦的哲学,困惑的哲学。它可以使孔圣人喟然长叹,可以使屈大夫自沉汨罗,可以使阮籍狂笑或痛哭,也可以使颜回自得其乐。由于它既对立又统一,因而它能象扬子江水一样充满活力,它和历史一起,孕育出了另一些原型:终生不仕型(如长沮、桀溺),功成身退型(如范蠡),亦官亦隐型(如王维、白居易)。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功成身退原型。这些原型表面看来是为解决文人心灵与现实的矛盾而出现的,然而实际上他们给文人们带来的仍然不是轻松,而是另一种深沉的困惑。因为封建政治经济决定了他们功成不易,隐亦不易。一旦走入仕途,就身不由己了。
在苏轼的时代,一方面,文人们面对本朝积贫积弱的不景气局面,缅怀汉唐帝国的赫赫声名,记取历代王朝兴亡的教训,注目现实社会的内忧外患,心头的忧患感和责任感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深重;另一方面,经济的进步和文化的发达又培养了他们对自己学问、见识和能力的自信,使他们对政治跃跃欲试,希望能“兼济天下”。赵宋王朝重用文人的国策尤其使他们振奋,兴发出挽国运于既颓的心志。但是,中国封建社会毕竟是盛世已去了。宋王朝的政治胸襟如同其版图一样,远不及汉唐帝国恢弘雄阔。最高统治者的民族、社稷意识逐渐被皇室宗族意识取代,君临一切、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形愈演愈烈。这直接导致臣属价值的贬抑,人的独立意识更加削弱,党派纷争迭起。整个社会弥漫着患得患失的风气,呈现出从有所作为到苟且偷安的趋势。随着“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失败,宋王朝对文人的利用和迫害变得越来越反复无常,这一切都使敏感的文人在心理上形成了浓重的危机感、失望感和退避意识。它们与使命感、责任感一起,构成十分矛盾的、痛苦的心态。这是北宋文人的普遍心态。不要说那些命途多舛的文人,就是官至将相的大人物,也要染上这种心病。如升沉不定、“忧谗畏讥”的范仲淹;由坎坷到显达,终于光荣致仕的欧阳修;厉行新法不免意冷心寒的王安石;就连和平宰相晏殊,也不免因对世事人生“无可奈何”,而徘徊独步于“小园香径”。
苏轼也不例外,进和退的矛盾象个顽固的幽灵,困惑了他一生。早在他刚刚金榜题名、走入仕途时,便发出“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的感慨(《夜泊牛口》,23岁作)。他的政治热情从产生之时便透出必然冷却的势头。他对人生的困惑和省悟是多方面的:
古来人事尽如此,反复纵横安可知?——《昭君村》
万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宁非痴!——《送安淳秀才失解西归》
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细思物理坐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
——《石鼓歌》
苏轼这种人生无法预料、难以把握、个人在命运面前无可奈何、人生的一切都终归虚幻的观念,正是限制人的自由追求和价值实现的封建宗法社会的历史产品,是传统文化的精神分裂物。这种虚幻意识随着他阅历的增加和遭受打击的增多而日益沉重,使他常常发出“人生如梦”的深沉感喟:
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由徐州移湖州,经扬州作)
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黄州作)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出郊寻春……》(黄州作)
人间何者非梦幻?——《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惠州作)
这岂只是对一己人生的感喟?这是一代代封建文人悲哀的长歌!这里面对功名、仕途乃至人生的希望与失望、追求和弃绝……种种矛盾凝聚为无止境的人生的困惑,它启发我们去思考苏轼所代表的封建文人的矛盾心态及其原因。
封建文化在引导人们崇拜“功名原型”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对功名问题的永恒的困惑。对皇帝的臣民来说,功名这东西有时像实实在在的丰碑,可成可毁;有时像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即;有时又像曹阿瞒鞭头所指的梅林,可想而不可得。功名的得失往往不是靠进取者自身的条件和努力程度,而是靠皇权政治的赐予或剥夺。而皇权政治恰恰又并不唯才是举。中国封建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都是以君王的权和利为中心的,君权至上的大一统观念是这套体系的质的规定性。个体的价值必须先得到以君为首的统治集团认可,才有可能部分地实现。事实上,皇权政治往往更喜欢政治流氓和奴才,更喜欢才能和品格低下的人。在仕途上,流氓和奴才成功的几率比正道直行、崇尚志节和操守的天才文人大得多。于是,佛、老哲学便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们与儒家人生哲学相融互补,构成了一套充满矛盾的人生哲学:积极和消极、热情和冷漠、有为和无为、进与退、仕与隐、投身社会和回归自我——这真是痛苦的哲学,困惑的哲学。它可以使孔圣人喟然长叹,可以使屈大夫自沉汨罗,可以使阮籍狂笑或痛哭,也可以使颜回自得其乐。由于它既对立又统一,因而它能象扬子江水一样充满活力,它和历史一起,孕育出了另一些原型:终生不仕型(如长沮、桀溺),功成身退型(如范蠡),亦官亦隐型(如王维、白居易)。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功成身退原型。这些原型表面看来是为解决文人心灵与现实的矛盾而出现的,然而实际上他们给文人们带来的仍然不是轻松,而是另一种深沉的困惑。因为封建政治经济决定了他们功成不易,隐亦不易。一旦走入仕途,就身不由己了。
在苏轼的时代,一方面,文人们面对本朝积贫积弱的不景气局面,缅怀汉唐帝国的赫赫声名,记取历代王朝兴亡的教训,注目现实社会的内忧外患,心头的忧患感和责任感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深重;另一方面,经济的进步和文化的发达又培养了他们对自己学问、见识和能力的自信,使他们对政治跃跃欲试,希望能“兼济天下”。赵宋王朝重用文人的国策尤其使他们振奋,兴发出挽国运于既颓的心志。但是,中国封建社会毕竟是盛世已去了。宋王朝的政治胸襟如同其版图一样,远不及汉唐帝国恢弘雄阔。最高统治者的民族、社稷意识逐渐被皇室宗族意识取代,君临一切、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形愈演愈烈。这直接导致臣属价值的贬抑,人的独立意识更加削弱,党派纷争迭起。整个社会弥漫着患得患失的风气,呈现出从有所作为到苟且偷安的趋势。随着“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失败,宋王朝对文人的利用和迫害变得越来越反复无常,这一切都使敏感的文人在心理上形成了浓重的危机感、失望感和退避意识。它们与使命感、责任感一起,构成十分矛盾的、痛苦的心态。这是北宋文人的普遍心态。不要说那些命途多舛的文人,就是官至将相的大人物,也要染上这种心病。如升沉不定、“忧谗畏讥”的范仲淹;由坎坷到显达,终于光荣致仕的欧阳修;厉行新法不免意冷心寒的王安石;就连和平宰相晏殊,也不免因对世事人生“无可奈何”,而徘徊独步于“小园香径”。
苏轼也不例外,进和退的矛盾象个顽固的幽灵,困惑了他一生。早在他刚刚金榜题名、走入仕途时,便发出“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的感慨(《夜泊牛口》,23岁作)。他的政治热情从产生之时便透出必然冷却的势头。他对人生的困惑和省悟是多方面的:
古来人事尽如此,反复纵横安可知?——《昭君村》
万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宁非痴!——《送安淳秀才失解西归》
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细思物理坐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
——《石鼓歌》
苏轼这种人生无法预料、难以把握、个人在命运面前无可奈何、人生的一切都终归虚幻的观念,正是限制人的自由追求和价值实现的封建宗法社会的历史产品,是传统文化的精神分裂物。这种虚幻意识随着他阅历的增加和遭受打击的增多而日益沉重,使他常常发出“人生如梦”的深沉感喟:
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由徐州移湖州,经扬州作)
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黄州作)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出郊寻春……》(黄州作)
人间何者非梦幻?——《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惠州作)
这岂只是对一己人生的感喟?这是一代代封建文人悲哀的长歌!这里面对功名、仕途乃至人生的希望与失望、追求和弃绝……种种矛盾凝聚为无止境的人生的困惑,它启发我们去思考苏轼所代表的封建文人的矛盾心态及其原因。
四、超越功名
对功名原型的崇拜与追求、对仕进与退隐的矛盾和困惑是封建文人的普遍心态,但再进一步,对追求和困惑的超越,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况且即便是超越,其程度和方式也不尽一样。
苏轼的事业、成就、经历和言行使他成为一代伟人,而促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则是他超群出众、超凡脱俗的精神世界。传统文化中的轻功名富贵,重人格操守的价值观念,超脱世俗、遗世独立、通达物理人情、苦乐由之的处世精神,得失随缘、心无增减的养心原则,以及传统哲学中对宇宙人生的辩证思维方式,都对苏轼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苏轼是个哲人,他对这些东西的领悟本来就比别人高深,加之他又正是一个有着通达旷放的个性气质、良好的文化修养和卓越的艺术天才的人,因而他既热爱生活又善于生活,既善于体验生活中、自然中的美,又善于通过多种文学艺术形式表现这种美。而对容易使人“形同槁木、心如死灰”的佛、老思想,他能够摒弃其虚无颓废、苦空禁欲、轮回转换、弃圣绝知等思想,吸取其使人解脱物欲羁绊、超越世俗、获得精神自由的成分,从而实现对人生的“悲哀的止抑”,坦然地面对人生。虽消极处世却积极生活,多方面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对宇宙、社会、人生进行哲理的探索,从而获得寻常人难以企及的人生的超脱感,使心灵得到安宁和净化,视野得以开拓,“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百步洪》)。漫游赤壁,他正处在极度失意的时期,却写出了《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篇,表达了虽然宇宙无穷、人生短暂,但二者又是相对的、辩证的,万事万物都有生有灭,不断变化,人生的意义亦可永存的透彻之悟,坚定了遗世独立的人格理想和“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超然态度。他认为“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上梅直讲书》)。就是说要有高尚的品格追求和认真的生活态度,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超越了物欲的困扰,就能“忘却营营”,身居显贵不沾沾自喜,遭受贬谪也处之泰然,“去无所逐来无怨”(《泗洲僧伽塔》),“无所往而不乐”(《超然台记》),尽情地去爱自然、爱生活,追求人生的多种乐趣和多种价值。仕途的磨难虽然窒息了他的政治热情,却无法扼止他生活的热情,反而促使他更加认真做人,深入领悟生存之道。他到杭州便爱杭州(“故乡无此好湖山”),到密州便爱密州(“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到黄州便爱黄州(“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到惠州便爱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在艰难困苦中,他总是想办法苦中作乐,什么饭都能吃,什么房都能住,和什么人都能相处,物我两忘,人与自然同在,精神与宇宙共存,从而体会到人生的充实和超越,一切忧愁烦恼都可以解脱,一切荣辱得失都可以理解,“人有悲欢离合”就象“月有阴晴圆缺”一样自然,唯有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永恒,精神与品格永恒!
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给苏轼带来追求也带来困惑,也带来了解脱和超越,使他在内心建立起一代文化伟人以人格美为中心的精神境界。那是一个澄明、宁静、平和淡泊、旷远而且深湛的美的境界。它对苏轼的文学创作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苏轼将它带进文学创作,使诗、文、词不仅有深沉博大的理性思考特征,而且有超旷飘逸、豪放爽朗、清雄刚健的风神气骨,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神采。比如他豪迈旷放的艺术风格必须以豪爽旷达的胸襟为根本;他对陶渊明诗独具慧眼的推崇和对其平和淡泊的美学风范的追求,是以其彻悟人生的超脱意识为前提的。他把人生空幻感带进文学,却并不给人空虚颓废之感,而是使人体味到他深沉的人生感喟中的悲剧美。他善于深入人生又善于超越人生,在丰富的社会生活中遍尝各种滋味,再出乎其外,仔细地品味,并发现其中的“至味”。
苏轼的精神境界和他的文学审美理想、审美情趣相得而益彰,融合为一体,超出同时代的所有文人。
苏辙在《东坡墓志铭》中对苏轼作过这样的评价:“公心似玉、焚而不灰。”这言简意深的盖棺之论,使人想到苏轼的一生,想到“苏轼精神”。
苏轼是封建时代最有光彩、最有意蕴又最富于个性的文化伟人原型之一。他以其博大精深的内心世界、高超丰厚的文艺成就、实实在在的政治业绩而区别于以前和以后任何一个称得起“原型”的封建文人。他受到全中国以至全世界了解他的人敬仰与爱戴,学习和仿效。人们不但爱他的文艺遗产,而且爱他的精神气质,人格操守,性情态度,爱他的一切。“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会心的一笑”(林语堂《苏东坡传·原序》)。
(刊于《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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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引文均见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出版。
[2]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册四,页1526。
[3]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版,册一,页73。
[4] 《宋史》本传。
对功名原型的崇拜与追求、对仕进与退隐的矛盾和困惑是封建文人的普遍心态,但再进一步,对追求和困惑的超越,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况且即便是超越,其程度和方式也不尽一样。
苏轼的事业、成就、经历和言行使他成为一代伟人,而促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则是他超群出众、超凡脱俗的精神世界。传统文化中的轻功名富贵,重人格操守的价值观念,超脱世俗、遗世独立、通达物理人情、苦乐由之的处世精神,得失随缘、心无增减的养心原则,以及传统哲学中对宇宙人生的辩证思维方式,都对苏轼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苏轼是个哲人,他对这些东西的领悟本来就比别人高深,加之他又正是一个有着通达旷放的个性气质、良好的文化修养和卓越的艺术天才的人,因而他既热爱生活又善于生活,既善于体验生活中、自然中的美,又善于通过多种文学艺术形式表现这种美。而对容易使人“形同槁木、心如死灰”的佛、老思想,他能够摒弃其虚无颓废、苦空禁欲、轮回转换、弃圣绝知等思想,吸取其使人解脱物欲羁绊、超越世俗、获得精神自由的成分,从而实现对人生的“悲哀的止抑”,坦然地面对人生。虽消极处世却积极生活,多方面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对宇宙、社会、人生进行哲理的探索,从而获得寻常人难以企及的人生的超脱感,使心灵得到安宁和净化,视野得以开拓,“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百步洪》)。漫游赤壁,他正处在极度失意的时期,却写出了《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篇,表达了虽然宇宙无穷、人生短暂,但二者又是相对的、辩证的,万事万物都有生有灭,不断变化,人生的意义亦可永存的透彻之悟,坚定了遗世独立的人格理想和“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超然态度。他认为“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上梅直讲书》)。就是说要有高尚的品格追求和认真的生活态度,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超越了物欲的困扰,就能“忘却营营”,身居显贵不沾沾自喜,遭受贬谪也处之泰然,“去无所逐来无怨”(《泗洲僧伽塔》),“无所往而不乐”(《超然台记》),尽情地去爱自然、爱生活,追求人生的多种乐趣和多种价值。仕途的磨难虽然窒息了他的政治热情,却无法扼止他生活的热情,反而促使他更加认真做人,深入领悟生存之道。他到杭州便爱杭州(“故乡无此好湖山”),到密州便爱密州(“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到黄州便爱黄州(“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到惠州便爱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在艰难困苦中,他总是想办法苦中作乐,什么饭都能吃,什么房都能住,和什么人都能相处,物我两忘,人与自然同在,精神与宇宙共存,从而体会到人生的充实和超越,一切忧愁烦恼都可以解脱,一切荣辱得失都可以理解,“人有悲欢离合”就象“月有阴晴圆缺”一样自然,唯有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永恒,精神与品格永恒!
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给苏轼带来追求也带来困惑,也带来了解脱和超越,使他在内心建立起一代文化伟人以人格美为中心的精神境界。那是一个澄明、宁静、平和淡泊、旷远而且深湛的美的境界。它对苏轼的文学创作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苏轼将它带进文学创作,使诗、文、词不仅有深沉博大的理性思考特征,而且有超旷飘逸、豪放爽朗、清雄刚健的风神气骨,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神采。比如他豪迈旷放的艺术风格必须以豪爽旷达的胸襟为根本;他对陶渊明诗独具慧眼的推崇和对其平和淡泊的美学风范的追求,是以其彻悟人生的超脱意识为前提的。他把人生空幻感带进文学,却并不给人空虚颓废之感,而是使人体味到他深沉的人生感喟中的悲剧美。他善于深入人生又善于超越人生,在丰富的社会生活中遍尝各种滋味,再出乎其外,仔细地品味,并发现其中的“至味”。
苏轼的精神境界和他的文学审美理想、审美情趣相得而益彰,融合为一体,超出同时代的所有文人。
苏辙在《东坡墓志铭》中对苏轼作过这样的评价:“公心似玉、焚而不灰。”这言简意深的盖棺之论,使人想到苏轼的一生,想到“苏轼精神”。
苏轼是封建时代最有光彩、最有意蕴又最富于个性的文化伟人原型之一。他以其博大精深的内心世界、高超丰厚的文艺成就、实实在在的政治业绩而区别于以前和以后任何一个称得起“原型”的封建文人。他受到全中国以至全世界了解他的人敬仰与爱戴,学习和仿效。人们不但爱他的文艺遗产,而且爱他的精神气质,人格操守,性情态度,爱他的一切。“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会心的一笑”(林语堂《苏东坡传·原序》)。
(刊于《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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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引文均见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出版。
[2]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册四,页1526。
[3]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版,册一,页73。
[4] 《宋史》本传。
楼主:a_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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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0-02-10 21:05:00 +0800 CST
更新时间:2017-10-07 08:13:12 +0800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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