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楼给瑗瑗

本文引用的够多，目测分析的都比较浅...科普一个概略就好

而且还偏黑孝宗向..咳，老王有句话，说孝宗为南宋诸帝之首，是因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但不论怎样，先给孝宗点赞

不要介意有人黑，虽然我是哲宗粉，但我转的哲宗时期论文，没几个光明向上的..@大宋孝宗赵昚@瑗瑗007

宋孝宗治国政策与成效之评析

陈晓莹

[内容提要]作为南宋王朝最有作为的君主,宋孝宗致力于修明政治,发展经济,强兵缮备,籍自治以待时,希望能够完成振国兴邦、收复失地的大业。然而,这一美好的政治理想,却终因南宋社会自身存在的种种痼疾,而付之东流。
[关键词]宋孝宗；治国政策；成效
[中图分类号] K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536(2001)03-0045-03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历史研究
《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宋高宗宣布退位,36岁的皇太子赵昚登基为帝。风雨飘摇的南宋王朝迎来了它的第二任君主,朝野上下也随之一改死气沉沉、苟且偷安的局面,开始了一个暂时的振作时期。与高宗不同,正当盛年的宋孝宗深以向金王朝屈膝称臣为耻。因此,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力图改变南宋内忧外患、贫弱交加的困境,以收复失地,富国兴邦。然而任何人的政治理想和努力都不能不受制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和总体环境。南宋社会自身存在的种种痼疾,终使宋孝宗的凌云壮志付之流水。


一


即位伊始,宋孝宗重振国威、复仇雪耻的愿望是很急切的。就在当年冬天,他发动了一次以收复失地为目的的北伐战争。然而,国力与兵力的衰弱,最终使宋军在符离“一夕大溃”,被迫签订隆兴和议。这一失败有如当头棒喝,使宋孝宗对于南宋兵弱、民困、财乏的现实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十分理性地将国家政治生活从“外攘”转移到“内修”的轨道上来,强调“国家举事,须量度民力国力”[1]。除了在外交方面,不断与金人讨价还价,要求更改受书仪和返还河南陵寝地之外,着重对南宋内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整顿和改革,以增强国力,最终挥师中原,一雪国耻。

一、政治上,补偏救弊,选贤任能

隆兴和议后,在一个相对安宁的环境中,宋孝宗积极着手对南宋庞大臃肿的官僚机制进行了改革和整顿。

第一,裁汰冗官冗吏。“凡侥幸冒滥者,务必革去”[2]。如在户部,尚书和侍郎的属吏就由北宋时90余人精简为70余人,吏部尚书属员也由绍兴年间近百人精简为40余人。同时缩减各级官员荫补子弟的数量。于乾道二年(1166年)六月规定:非经科举等正常途径入仕的官员,致仕时只可荫补1人;一般官员,大礼荫补只限任1人,遗表荫补则减少1人。同时,官员子弟荫补为官,还必须经吏部考试和审核通过,否则一律不准差遣。

第二,整顿吏治。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除正常磨勘考课外,监司、郡守就职时必须携带一份御制表格,记载兴利除害之功,作为升迁的凭据。对于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的官员,不分等级职位高低,一律严惩。此外,为提高官员办事率,“禁诸司官非时会合”[3],并规定侍从、两省及枢密院官员必须在聚议堂内处理政事,以避免和减少应酬请托。

第三,遴选人才。孝宗先后9次开科考试,共录取3873人。并主张用人不必求全责备,“知礼者不必知乐,知乐者不必知刑,若得其人不当数易,宜久任以责成效”[4]。他还认为:用人之弊,在于人君乏知人之明,宰相不能择人,提出“要在人君必审择相,相必当为官择人”[5]。因此,他不惜频繁换相,以选拔人才。同时,打破论资排位、循序就班的陋规,破格提拔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如叶适因擅长词章文学,从中书舍人升迁至宰相之职,前后不过1年时间;而“才猷敏邵、智略道明”的叶衡,从一个小小县令连续破格升至相位,也不过十年时间。“孝宗初政,命相多不以次”[6],就是对这一时期用人制度的真实概括。

二、经济上,整顿赋役,兴利除弊

“事几之急,莫急于兵、财”[7]。衰弱的经济实力必然导致衰颓的国势,更会影响北伐大业的完成。孝宗即位初年,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因此,发展生产、增加财源无疑成为其刻不容缓的要务。为此,除了自身恭俭节用,不事兴作之外,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力求宽民之政,整顿赋役。南宋赋税名目多,数额重,致使百姓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宋孝宗认识到“民力不可以重困”[8],“国家财赋,取于民者有制”[9],多次下令地方官员征收赋税时不得非法聚敛和随意加耗,对没有支付能力的农户,则大量蠲免租税、盐课、役钱和身丁钱,如淳熙八年(1181年),曾蠲免两浙、江东西、湖北、淮西等地米137万石,经总制钱26万缗;并积极改进差役制度,实行均役法,以改变役务繁重,摊派不公的弊病。

第二,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由政府提供屋舍、粮种和牛具,招募流徙百姓及归正人开垦无主荒田和官田,在宋金边境的两浙、两淮、荆襄、川陕等地措置屯田。并积极修复各地废堰淤圩,兴修水利。

第三,赈饥救灾。不仅蠲免旱、蝗、水灾地区的赋税,还从国库中拨出钱粮物资,救济受灾严重地区的百姓,并确立了一套严格的奖惩制度和完整的监督机制,以确保这些措施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

三、军事上,扩军备战,强兵缮备

强敌伺境,国难当头,提高国家的军事力量成为当务之急;更何况挥戈中原、报仇雪耻一直是孝宗心中念念不忘的大计。因此,他大力提拔积极主张抗金的官员,尤其是在采石之战中立下大功的虞允文,依靠他强化军队建设,提高军队素质,力保统一大业的完成。

第一,不拘一格,选拔将领。扩大武举考试的录取名额,提高武举中第者的地位和待遇。对兵机练达、武艺绝伦的中举者,直接授以将佐之职,水平一般者则分到各地驻军中担任机要斡办,“参赞军谋”。同时,多次要求文武臣僚“不拘部曲”,荐举优秀军事人才,为大批军事人才的脱颖而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第二,拣选精锐,提高战斗力。乾道二年(1166年),宋孝宗推广虞允文在四川的治军经验,委派重臣对三衙官兵加以拣阅,裁汰老弱。同时,他多次在候朝门外、白石、茅滩、龙山等教场亲自检阅军队。并于淳熙四年(1177年)规定“自今内外诸军,岁一阅试”,“沿江诸军岁再习水战”[10],从而使南宋军队的训练走向正常化、制度化。

第三,增招兵员,扩充军事力量。乾道年间,四川宣抚司增招千人,江西、湖南等地各募兵千人。淳熙年间,又设置湖南飞虎军1500人。与此同时,还把战斗力强、素质较高的地方部队转化为正规军,如御前水军、强勇军、忠勇军等。并“籍民家三丁取一,以为义兵,授之弓弩,教以战阵,农隙之时,聚而教之”[11],义兵不脱离生产,也不会荒废训练,可起到既壮大军事力量、又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的作用,因而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第四,修葺城堡,充实边防。在宋金战争的前线淮水至大散关一带,“凡要害之地,皆筑城堡,其可因水为险者,皆积水为匮。增置江淮战舰,诸军弓矢器械悉备”[12]。并于乾道三年至淳熙八年(1167～1181年),抚后修筑被战争毁坏的扬州、真州、六合、庐州、和州,襄阳府、楚州等地,使其成为重要的军事战略基地。

第五,保证军需。为及时调拨军事物资和给养,在江、浙、京湖、淮、广、福建等路恢复了北宋以来发运使的机构,将淮东总领所合并于淮西总领所。侍卫马军司牧地,也由临安移至镇江,准备一旦出兵时,骑兵可以直接渡江作战。

二


宋孝宗时代,是南宋王朝由破敝走向恢复,由消沉走向振兴的时代。为改变文恬武嬉、苟且偷安的现状,从而在残酷的民族冲突与角逐中立于不败之地,他理智地确立了“内修外攘”的治国方针,对南宋政治、经济、军事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加以改革和整顿,籍自治以待时,给暮气沉沉的南宋王朝带来了蓬勃生机。如选贤任能,涮新政治,使南宋苟且衰颓的政风为之一振;留心理财,整顿赋役,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户口增加,财政状况好转,有小康之称,“内府之金,至于贯朽而不可校”[13];募兵选将,治军缮备,使军队素质大大提高,如虞允文在主持四川军务期间,苦心经营出一支兵强马壮、武艺精良的军队,不仅有力地抵御了金军的侵扰,而且成为南宋后期抗蒙(元)战争的主要力量。因此,宋孝宗的治国政策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然而,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要受制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宋孝宗锐意进取,殚精竭虑,却始终未能完成收复失地的大业,这不能不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物质条件有着内在的联系。

第一,总体国力不强,现实积重难返。高宗时期兵连祸结,民生凋敝,财力匮乏。虽经宋孝宗励精图治,仍无法彻底扭转贫弱交困的状况,短期内无法骤然振作,军队素质、战斗力一时也难以提高太快。这就使光复大业的实现遇到相当大的阻力。

“养兵费邦赋之八”[14]。孝宗朝养兵很多,但却缺乏精锐,“无事则费财,有事则不可用,虽曰汰之,旋即招之”[15]。不断的扩军,加之将领们的中饱私囊和宋孝宗的慷慨赏赐,使军政开支迅速膨胀。同时,尽管孝宗致力于裁汰冗官冗费,但收效却并不尽如人意,冗官冗费现象仍是南宋社会的一大痼疾。况且还有对高宗夫妇的巨额支出,仅每月给德寿宫的缗钱就有十万贯,“内帑与南库之入,专以奉两宫,备水旱,其费不赀”[16]。微弱增长的社会财富,被各种花费与支出吞噬殆尽,无法形成稳固的物质基础。

财政状况如此,军事力量也没有太大起色。经过高宗、秦桧等人的打击与迫害,绍兴时期的精兵强将凋零殆尽,士气低落,战斗力严重削弱。虽经宋孝宗和虞允文励精图治,苦心经营,仍无法彻底扭转这一局面,军队整体素质和总体战斗力仍然有待提高。

此外,南宋是北宋政权的直接延续。它既承袭了北宋的典章制度、基本国策,也继承下了北宋政权积累下来的弊病,需要进行必要的革新。然而,“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为天下之乱,生于安石。”[17]开国之君宋高宗的这句话,却将北宋灭亡的原因完全归咎于王安石及其变法运动,从根本上否定了今后有可能出现的任何革新活动。加之强敌伺境,使即便是“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的孝宗,也只能对其中存在的弊病修修补补,而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更张与革新,加以彻底解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力的振兴与发展。

第二,不稳定的用人政策造成不稳定的统治群体,致使官无成绩,吏治不清,影响了国力的提升。

有鉴于秦桧久任擅权的教训,孝宗“勤于论相,数置而亟免”[18],二十六年间任相十七人,参知政事前后多达三十四人,将帅、谏官和地方守臣也是“倏来忽去”,频繁调换。然而,官员非久任不足以熟悉政事,展其长才。频繁的调动使官吏不安于位,致使“官无成绩,奔竞之风,由此而甚”[19]。同时,为防止大臣擅权植党,孝宗“躬揽权纲,不以责任臣下”[20],即便是宰臣,也“不过奉行文书条理而已”,这不仅阻碍了大臣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还使作为皇帝耳目的近习“得以乘间而议政”[21],并倚仗孝宗的宠信,招权纳贿,肆意开权,士大夫纷纷奔走其门,造成吏治的混乱与黑暗。

第三,统治集团中大多数人偷安忍耻,缺乏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也增加了收复失地的难度。

高宗奉行“斥地与敌”的投降政策,为达到议和的目的不惜杀害名臣强将,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孝宗时,文武官员大多苟且偷安,“谋臣猛将凋丧略尽”,“将帅庸鄙,类乏远谋,对君父则言效死,临战阵则各求生”[22],多不可恃。“惟计职务之繁简,廪稍之后薄。既得之,则指日而望迁,援例而欲速。公家私事,未尝为旬月计也”[23]。“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议众排,指为道学之人,而加以矫激之罪”[24]。在这种环境中,尽管孝宗千方百计网罗人才,仍然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直至晚年也没能改变“名将少”的状况。难怪后人会发出这样的感慨:“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无恢复之臣”[25]。

而高宗在退位之后,依然不忘干预政事。孝宗则曲意承顺,有时连任命官员的事都不能作主,更不用说和战大计了。而“偷安忍耻,匿怨忘亲”[26]的高宗,却仍是一味的对金退让。“上每侍光尧,必陈恢复大计,光尧(高宗)曰:`大哥,俟老者百年后再议之耳!*上自此不敢复言。”[27]故宋人认为:“孝宗初年,规恢之志甚锐,而卒不得逞者,非特当时谋臣猛将凋丧略尽,财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寿圣志主于安静,不思违也。”[28]当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四,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削弱了南宋王朝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实力,妨碍了富国强兵目标的实现。

尽管孝宗力求宽民之政,但赋税仍然十分繁重。茶、盐等榷税与支移、加耗等附加税都有大幅度增加,各种名目的杂税也层出不穷。同时,土地兼并之风也发展迅猛,“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29],数十万顷的官田,也“朝籍于官,暮入势家”[30]。失去土地的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而对于交不起租赋和高利贷的农民,除了官府催逼,富家大室还私设公堂,“椎剥尽于肤髓”[31]。阶级矛盾迅速激化,摆脱生存危机的愿望压倒了收复失地的要求,农民起义遍地而起,风起云涌。南宋政府则疲于应付,不断消耗着自身苦苦积累起来且并不强大的实力。

第五,从金朝方面看,当时金王朝已经完成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金世宗积极接受和吸收汉族的先进制度和文化,劝课农桑,发展生产,金朝正处于“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有“小尧舜”[32]之称的黄金时期,南宋也就无隙可乘。“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绝淮而北,犹敌之不可越江而南也”[33]。因此,尽管隆兴北伐之后,宋孝宗曾经多次想要实施其北伐大业,但终因条件不成熟而作罢。

综合以上原因,终使得孝宗由当初的锐意进取、雄心勃勃而化为以后的心灰意懒,最终放弃恢复中原的计划。这是南宋王朝的悲剧,却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注释:

[1]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38,乾道元年八月。
[2]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45,淳熙三年十二月。
[3]周密:《齐东野语》卷1,《孝宗圣政》。
[4]《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6,《孝宗皇帝六》。
[5]《宋史》卷396,《史浩传》。
[6]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8,《时事一》。
[7]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224,虞允文奏议。
[8]《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6,淳熙四年三月。
[9]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47,乾道六年八月。
[10]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45,淳熙四年正月。
[11]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41,乾道六年四月。
[12]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38,隆兴二年三月。
[13]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3,《孝宗恭俭至贯朽》。
[14]楼钥:《攻愧集》卷94,《周(必大)公神道碑》。
[15]《宋史》卷384,《叶传》。
[16]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3,《孝宗恭俭至贯朽》。
[17]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7,绍兴五年三月庚子条。
[18]杨士奇:《历代名人奏议》卷144,虞允文奏议。
[19]杨士奇:《历代名人奏议》卷144,虞允文奏议。
[20]《宋史》卷394,《林栗传》。
[21]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49,刘兴祖奏议。
[22]《宋史》卷388,《陈良佑传》。
[23]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44,淳熙元年二月。
[24]朱熹:《朱文公文集》卷11。
[25]刘一清:《钱塘逸事》卷2,《孝宗恢复》。
[26]《宋史》卷32,《高宗九》。
[27]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
[28]罗大经:《鹤林玉路·丙编》卷4,《中兴讲和》。
[29]《宋史》卷173,《食货上一》。
[30]《宋会要辑稿·食货》61之54。
[31]卫博:《定庵类稿》卷4,《与人论民兵书》。
[32]《金史》卷8,《世宗下》。
[33]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77,《隆兴和议》。

责任编辑:汉河;校对:罗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