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盖亚安祖母的荣耀！！

第42卷，第5期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9月
Vol.42，No.5 Journal of Liaon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Sep.2014


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原因


张国庆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摘要：辽道宗、天祚帝执政的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恶化，秋冬春三季酷寒多雪，土地沙化严重，狂风沙暴天气增多。所有这些，除正史文献有少量记述外，此间使辽的北宋使臣在其使辽语录及使辽诗作中，均有较多的形象描述。援引宋人使辽语录及使辽诗作中的相关记述，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探讨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原因，或可拓展一条研究辽代环境史的新路径。
关键词：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4）05-0159-07
收稿日期：2014-01-18
作者简介：张国庆，男，辽宁北票人，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辽金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辽代石刻所见辽朝史事研究”（13BZS03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辽史》史事补正”（12YJA770051）；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沈北地区辽代契丹萧氏后族历史与文化研究”（L12AZS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辽道宗耶律洪基和天祚帝耶律延禧是契丹辽朝的最后两位皇帝，从公元1055年至1125年，祖孙二人执掌皇权达70年。辽道宗和天祚帝执政的辽代后期，与北宋南北雄峙的强大的契丹王朝已逐渐走向了衰落。不仅如此，作为契丹民族起源、发祥及发展、壮大核心区域的“契丹腹地”———潢、土两河（今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在经历了自契丹辽建国以来一个多世纪的良性运转之后，至此，也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迁：气候转干变冷，秋冬春三季酷寒多雪；土地沙化趋重，沙碛面积扩大；植被明显稀疏，狂风沙暴天气增多，等等。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恶化的史实，除见诸零星、少量的历史文献及部分考古资料外，更多的则反映在这一时期北宋出使契丹辽国的诸多使臣的使辽语录及使辽诗作中。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钩沉、整理宋人使辽语录和使辽诗作中的相关记载，剔除其中为文学创作而进行修辞夸张的成分及中原人固有的畏北惧寒心理因素，仍能较清晰地了解到这一时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恶化的大致过程，为我们更进一步利用多学科资料来研讨历史时期某一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轨迹，提供一些思路或方法。

三、狂风沙暴天气增多


自古以来，长城以北，塞外草原，因纬度较高及受特殊地形地貌等因素影响，冬春时节原本就寒冷多风。如《辽史·营卫志》即云：“并、营以北，劲风多寒。”[35]“大漠之间，多寒多风。”[36]至辽代后期，受北半球历史气候变化的影响，这里的年平均气温再度下滑，加上土地沙化的日趋严重，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的灾难性后果即是冬春时节狂风和沙暴天气的增多，由此更加重了该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辽代后期契丹腹地冬春时节多风沙肆虐之天气，在使辽的宋人语录及诗作中也有较多形象描述。如刘敞的使辽诗《黑河馆连日大风》即记述了他出使途经“黑河馆”时遭遇的连日狂风大作的恶劣天气：“我行迫隆冬，周懒穷荒回。魑魅丑正直，共工负其材。初如百万兵，鸣鼓天上来。日月惨不光，星辰为之颓。又如海水翻，洪洞奔天台。四顾无复人，但听万壑雷。摇山堕危石，略野荒钎荄。鸟雀失食悲，虎豹亡群哀。大叫不自闻，却行尚欲摧。”[37]从刘敞的诗句描述中足见当时狂风肆虐之猛烈。“黑河馆”又称“黑水馆”、“保和馆”，旧址在今赤峰市巴林右旗大板镇东南三十四里的巴彦汉苏木查日斯台村附近。

比刘敞后几日使辽的欧阳修，其使辽诗《书素屏》亦云：“旷野多黄沙，当午白日昏。风力若牛弩，飞砂还射人。暮投山椒馆，休此车马勤。”[38]很显然，欧阳修是在契丹腹地“山椒馆”附近遭遇了一次强沙暴天气：漫天沙尘，白日若昏，狂风似弩，飞石击人。“山椒”，指山顶。“山椒馆”即近于山顶的麃（狍）子岭帐馆。欧阳修的另一首使辽诗《北风吹沙》亦见“北风吹沙千里黄，马行确荦悲摧藏”、“一年百日风尘道，安得朱颜长美好[39]”之句。“确荦”，亦作“荦确”，为山多大石貌。一年中有百多个风沙天气，虽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塞外契丹腹地的气候环境确已欠佳。

在苏颂的使辽诗作中，也有对辽代后期契丹腹地多狂风沙暴天气的描述。如其《北帐书事》即云：“北海蓬蓬气怒号，厉声披拂昼兼宵。百重沙漠连空暗，四向茅檐卷地飘。”苏颂于诗后“自注”云：“到会同馆，晚夕大风，沙尘蔽日，倍觉苦寒。”[40]辽代“会同馆”在契丹皇帝冬捺钵地广平淀附近。此外，在其他一些宋人使辽语录及诗作中，对辽代后期契丹腹地多大风沙暴天气亦有诸多相似之描述，如王安石的《欲归》[41]、郑獬的《被命出使》[42]等等，不赘引。

恶劣的气候环境对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冬有严寒，春多风沙，居住在契丹腹地的各族妇女常用栝蒌汁做面膜以护肤，被宋人喻为“佛装（妆）
”。如庄绰《鸡肋编》即云：辽地妇女“冬月以栝蒌涂面，谓之佛装。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涤去。（面部）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也”[43]。栝蒌是一种多年生草本葫芦科植物，《本草》上说“栝蒌可悦泽人面”。契丹腹地女子入冬时将栝蒌捣成汁，逐层地往脸上涂抹，最终形成一层金黄色如“佛装”似的面膜，至春末才揭掉洗净。这层金黄色的栝蒌汁面膜有效地抵御了塞外草原冬春严寒与风沙的侵袭，保护了她们面部如玉般之光洁。

此外，由于春季多狂风沙暴天气，居住在契丹腹地南缘的奚人和汉人在耕作时，为防止风沙淹埋田苗，不得不采用起高垅植苗的耕作方法。北宋王曾出使契丹辽国，即见该地农夫“所种皆从垅上，盖虞吹沙所壅”[44]。王曾使辽是在辽圣宗后期（辽开泰元年，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此时契丹腹地的生态环境正处于由适宜向不良转化的初期阶段。那么，可以预料，数十年之后，至辽代后期的道宗和天祚朝，这里的沙暴灾害对农耕种植业的影响，会更为严重。

四、生态环境恶化之原因分析


尽管长期居住在温度适中、生态环境良好的中原地区的宋人，可能会对塞外契丹腹地的冬季低温多雪气候及沙化地理环境有一种先入为主式的恐惧心理，亦尽管文人诗作等原本对事物的状写描述不乏一定的夸张与放大，但笔者以为，北宋使辽使臣在使辽语录和使辽诗作中对辽代后期契丹腹地涉及气候及地理等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的描述，基本上是属实的，因为那是他们的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并非不着边际的道听途说，所以，其可信度及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

笔者以为，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之所以迅速恶化，有着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受这一时期北半球历史气候由暖转冷的客观因素影响所致。除前引竺可桢先生的研究成果外，韩茂莉教授综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武吉华[45]、夏树梅[46]、任国玉[47]、杨永兴[48]和李宜垠[49]等学者对西辽河流域科尔沁沙地等处的相应地层花粉测试分析结论，以及相关考古成果显示的环境信息[50]，亦得出“唐末、五代至辽代前期西辽河流域存在一段环境适宜期，在这段适宜期内温暖、湿润的气候，导致植被、土壤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大约辽圣宗时期环境适宜期结束，气候逐渐转向冷干”的结论[51]。也就是说，北半球历史气候的变干变冷，必然导致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发生改变，由适宜转向不良甚至恶化。当然，特殊而复杂的大气环流也是造成辽代后期契丹腹地恶劣气候环境形成的帮凶。气候资料显示，每当严冬来临，这一地区位于势力强大的蒙古高压东部，寒流经常自北侵入，刮起西北大风，造成剧烈降温，同时还可能伴随着暴风雪天气的出现。而每当冬去春来，由于该地区地表温度迅速升高，蒙古高压北退，低压系统南移，在低压前后部的气流作用下，也极易造成该地区春季多沙暴天气。

其次，辽代前期过度的农业生产开发是造成契丹腹地生态环境恶化最直接的主观原因。简而言之，辽代潢、土两河（今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所在的契丹腹地（今科尔沁沙地及其周边地区），自古以来即属于“生态脆弱带”，该地区的核心区域地下是地质构造过程中形成的以细中砂为主的松散沉积物，在自然环境得到保护、植被不被破坏时，沙丘即得到固定；而植被一旦被破坏，下覆的沙丘物质随风飞扬，逐渐蔓延，固定沙丘遂失去固定形态，活化为流动沙丘[52]。

翻开辽代的史册，我们会发现，在契丹辽建国前后，游牧的契丹人在他们生息繁衍的这片土地上过着悠闲恬静的游牧生活，一年四季，“逐水草而迁徙”，其生产活动对这里的地表植被破坏并不大，因而，那时的契丹腹地生态环境良好，草肥水美，牛羊遍野，呈现的是一派宜人的草原牧场景观，正如契丹人萧总管在《契丹风土歌》中所描述的那样：“契丹家住云沙中，芍药牡丹相间耆车如水马若龙。春来草色一万里，红。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53]也就是说，辽代前中期契丹腹地虽亦有“沙”，但亦属被植被固定、覆盖着的“沙丘”，其上完全可供牧民居住和放牧。

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均可证明辽代前中期契丹腹地的确气候宜人，降水丰沛，地表河湖水网密布，各种植物生长茂盛。比如《辽史·地理志》在追述早期契丹人活动地区的生态环境时即云：“辽国其先曰契丹，本鲜卑之地，居辽泽中，……南控黄龙，北带潢水，冷陉屏右，辽河堑左。高原多榆柳，下隰饶蒲苇。”[54]《辽史》“本记”及“游幸表”中亦有多处记述辽太宗、辽景宗和辽圣宗等人在契丹腹地之土河、辽河、长泺、莲花泺“观渔”“叉鱼”“钩鱼”的记载。可见，契丹建国前后至辽代中期的这一时段内，契丹腹地的地表生态环境还是良好的，非常适宜人居和牧民从事畜牧生产活动。

考古工作者曾在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西北部老哈河（辽代称土河）岸边发现了辽代龙化州古城址，并在其附近发现了好几处辽代的冶铁遗迹，出土了大量炼渣、木炭、坩锅残片等遗物，说明该地在辽代是重要的冶铁和铁器铸造加工生产基地，附近应有大片的森林，以提供冶铁用的大量木炭[55]。实际上，《辽史·太祖纪》也已透露出辽代初期在龙化州的东面确有一大片名为“满林”的森林。神册元年（916），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即于林侧之“金铃冈”受尊号，事后，便将“满林”改称为“册圣林”[56]。

此外，在辽代中期出使契丹辽国的北宋使臣的使辽语录中，亦有当时契丹腹地及其周边地区植被状况尚好的描述。如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出使契丹辽国的王曾在其《行程录》中即描述契丹腹地南缘的奚人居住区，“山中长松郁然，深谷中多烧炭为业。时见畜牧牛、马、橐驼，尤多青羊、黄豕”[57]。开泰九年（1020）出使契丹辽国的宋绶，在其《契丹风俗》中所记契丹腹地土河中下游生态状况，虽已有“聚沙成墩”之现象产生，表明圣宗后期契丹腹地的生态环境已经开始向不良的方向转变，但程度还不是十分严重，因为在“沙墩”的外缘，宋绶所见仍然是一派“多林木[58]”的自然景观。

契丹腹地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土地沙化的加重，与过度移民农垦开发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随着一批批中原汉人和辽东渤海人迁入、定居于两河（土河、潢河）流域的契丹腹地，并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农业大开发，建造了大量的州县城池和居民村落，草场变成了“插花”农田，使这一地区的植被逐渐招致破坏，沙土开始裸露于地表，脆弱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改变。一俟到了辽代后期的道宗、天祚朝，在北半球气候变干、变冷的外因诱使下，终于酿成了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韩茂莉教授亦认为，沙地物质受气候波动影响很大，随着降水量减少，气候变干，不仅沙地范围会扩大，原已固定的沙丘也会出现活化现象，加之冬春季节风力的作用，便会加速地表沙化的进程[59]。杨军教授提出游牧人口激增出现的过度放牧也是导致这一地区辽代后期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之一[60]。总之，尽管这一时期契丹腹地“郁然数十里”的“平地松林”还在，亦尽管契丹皇帝秋捺钵狩猎常去的黑山、永安山一带的植被还较繁茂，但从总体上看，在不利的主客观因素影响下，契丹腹地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辽亡金兴，两河（土河、潢河）流域原契丹腹地及其周边地区的沙化程度更加严重，生态环境更趋恶化，对此，时人多有亲临其境后的形象描述，可为辽末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又一佐证。如金世宗大定十七年（1177）“丁巳晨”，金人王寂至懿州（旧址在今辽宁阜新塔营子），“大风飞尘，暗天，咫尺莫辨，驿吏失途”，于是，他赋诗记之：“朔风吹面朝连暮，蓬勃飞尘涨烟雾。前驺杳不辨西东，驻马临流不能渡。”[61]另据元好问《中州集》记载，同是在大定年间，金人周昂就职赴任途经原契丹腹地东南外缘时，亦目睹并亲历了沙地行走之艰难，有感而赋《莫州道中》诗一首：“大凌河东古莫州，巨人小屋如蜗牛。屋边向外何所有？唯见白沙垒垒堆山丘。车行沙中如倒拽，风惊沙流失前辙。马蹄半跛牛领穿，三步停鞭五步歇。鸡声人语无四邻，晚风萧萧愁杀人。人有祷，沙应神，辽东老兵非使臣，何必埋却双行轮？”莫州城旧址在今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乌勒顺艾勒项苏庙附近。由以上王、周二人诗文之描述，即足见至金代前中期，原契丹腹地东南缘的沙化状况已经相当严重，那么，原契丹腹地核心地带之状况如何即可想而知了。事实就是：昔日辽人在契丹腹地辛辛苦苦修筑的大量州县城池，到了金代，大多数已因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不再适合人居，或移址至别的地方，如韩州即因“常苦于风沙”，由原建地（今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境内）迁徙到了今辽宁昌图三江口附近[62]；或干脆废弃而不用，如永州、乌州、龙化州等即是。

辽末金初，契丹腹地生态环境的恶化，严重阻碍了该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63]。保护生态环境，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古今同理。

参考文献

[1]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72，（1）.
[2][3][4][元]脱脱,等.辽史·道宗纪四（卷24）[M].北京：中华书局，1974.287、288、292.
[5][元]脱脱，等.辽史·道宗纪五（卷25）[M].北京：中华书局，1974.295.
[6][7][8][元]脱脱，等.辽史·天祚帝纪一（卷27）[M].北京：中华书局，1974.319、324、327.
[9][11][12][13][14][15][16][19][20][23][24][25][26][34][38][39][40][41][42]蒋祖怡，张涤云整理.全辽诗话[M].长沙：岳麓书社，1992.274、280、280、280、281、286原287、304原308、303、303、319原320、320、320、320、302原303、281、281、304、287、291.
[10][17][21][27][28][29][31][32][33][37][44][57][58]赵永春.奉使辽金行程录[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89、85原86、113、63、89、90、113、89、90、50原51、29、29、35.
[18][元]脱脱，等.辽史·食货志下（卷60）[M].北京：中华书局，1974.932.
[22][36][元]脱脱，等.辽史·营卫志中（卷32）[M].北京：中华书局，1974.375、373.
[30]邓辉，—燕山以北农牧交错地带人地关系演变的历史地理学透视.北京：商务印书馆，
等.从自然景观到人文景观——[M]2005.176.
[35][元]脱脱，等.辽史·营卫志上（卷31）[M].北京：中华书局，1974.361.
[43][清]厉鹗.辽史拾遗（卷24）[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436.
[45]武吉华，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中段全新世环境演变及预测[A].中国生态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C].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322.
[46]夏树梅，等.东北全新世温暖期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A].中国生态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C].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306.
[47]任国玉，等.科尔沁沙地麦里地区晚全新世植被演化[J].植物学报，1997，（4）.
[48]杨永兴，等.西辽河平原东部沼泽发育与全新世早期以来古环境演变[J].地理科学，2001，（3）.
[49]李宜垠，等.西辽河流域古代文明的生态背景分析[J].第四纪研究，2003，（3）.
[50]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哲里木盟发现的几座辽墓[J].考古，1984，（2）.
[51][59]韩茂莉.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46、161.
[52][55]张柏忠.科尔沁沙地历史变迁及其原因的初步研究[A].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C].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142、151.
[53][宋]姜夔.白石道人诗集·上[A].陈述辑校.全辽文（卷12）[C].北京：中华书局，1982.360.
[54][元]脱脱，等.辽史·地理志一（卷37）[M].北京：中华书局，1974.437.
[56][元]脱脱，等.辽史·太祖纪上（卷1）[M].北京：中华书局，1974.10.
[60]杨军.辽代契丹故地的农牧业与自然环境[J].中国农史，2013，（1）.
[61][金]王寂.辽东行部志[A].辽海丛书·第四册[C].沈阳：辽沈书社，1985.2534.
[62]武家昌.韩州州治二迁之地白塔寨考[J].北方文物，1986，（1）.
[63]张国庆，等.生态环境与古代东北少数民族习俗文化[允].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1）.

【责任编辑孙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