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在科学与玄学之间

杨振宁做为在华人当中知名度最高的当代科学家，一般人知道他的名字是由于他和李政道于1956年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并在第二年迅速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速度之快在诺贝尔奖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从此这两名年轻的中国物理学家（当时两人都还是中国国籍）被视为中华民族的骄傲而家喻户晓。在诺贝尔奖颁奖宴会上汉学家、瑞典王家科学院院士高本汉曾用一句“唐诗”“何可一日无此君”有点不伦不类地表示了这种敬仰之情（“何可一日无此君”最早出自《世说新语》，是王徽之评竹子的话）。


物理学界更推崇杨振宁早在1954年与美国研究生米尔斯（已故）共同提出的“杨－米尔斯理论”。


这个理论起初不受重视，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成为粒子物理学最基本的理论和方程，被誉为可与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的工作相媲美的伟大发现（1995年首届美国奖金最高的科学奖鲍尔奖授予杨振宁时的颁奖词）。为什么杨振宁没有因此再得诺贝尔奖，据说是物理学界的一件公案（一种说法是同一领域的诺贝尔奖一般不两次授予同一个人。另一种说法是米尔斯被认为不配得诺贝尔奖，但又不能只奖杨振宁一人）。此外，杨一巴克斯特方程也被认为是对物理和数学研究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的成果，这是杨振宁在1967年和巴克斯特在1972年分别提出来的。

因此杨振宁被一些物理学家评为历来屈指可数的大物理学家之一，也有人认为他的主要贡献都带着运气的成分。不过没有人会否认他对当代理论物理学研究的重大影响罕有其匹，虽然这种影响是圈外人所难以感受到的。但是杨振宁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物理学界。像许多大科学家，他极为关注、热心参与社会事务，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事务。1971年夏天，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夕，杨振宁即访问中国，成为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美籍科学家。从此他致力于中美科技、教育交流，并经常对中国时事发表评论。今年年初杨振宁回国定居后，更是成为新闻焦点人物。他在清华大学为低年级本科生上物理课，频频在各种场合发表多方面的演讲，参与签署《甲申文化宣言》，都被广泛报道乃至引起争议。年底传出了82岁的杨振宁与28岁翻译系硕士生订婚的消息，更是成为中文网上一个热门话题。2004年没有另一位科技人物如此引人注目，是名副其实的“杨振宁年”。


“苍苍白发对红妆”的佳话虽然让人津津乐道，却只配做为饭后谈资，而且风波会很快平息。“炮轰易经”才是杨振宁在2004年所做的最有意义、最有影响的一件事。


2004年9月3日杨振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做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演讲，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时舆论大哗，国学家、易学家们纷纷出来批评杨振宁不懂装懂、说外行话，甚至对杨振宁破口大骂。


10月23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杨振宁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并与与会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




这个问题在科技史研究中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1953年爱因斯坦在致斯威泽（J.E.Switzer）的信中，曾经给出过一个答案：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




言下之意是，古代中国学者不懂得形式逻辑体系和实验验证，因此没能发展出近代科学并不令人惊讶。


杨振宁实际上给出了一个类似的答案，只不过他把原因进一步归结为《易经》的影响。


他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有五条，其中两条与《易经》的影响有关：中国传统里面只有归纳法而无推演法（即演绎法）的思维方法：“天人合一”的观念。


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思维方法，但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


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分开，而《易经》的“天人合一”观念却将天道、地道与人道混为一谈。

许多国学家在批评杨振宁时，甚至连杨振宁的意思都没有搞清楚。


例如著名易学家、山东大学哲学系刘大钧教授批评杨振宁的演讲“有很多常识性错误”，举例说：“众所周知，周易是最早的一部算卦的书，算卦的方法就是靠推演，举一反三，怎么能说没有推演呢？另外，周易是一本‘普世之书’。从这个角度，也是一种广义的‘推演’。”


但杨振宁所说的推演法指的是逻辑推理，根据一些已成立的一般性命题严密地逐步推出较特殊的结论，例如在欧几里德几何中，由公理，定理，然后到证明等等。


这显然和刘大钧说的周易算卦的推演完全不是一回事，虽然用了相同的名词。

可见，杨振宁和爱因斯坦一样，把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视为近代科学的源泉之一，并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缺少这个源泉：“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


实际上，中国传统中不仅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推演法，也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归纳法。


杨振宁认为易经的“取象比类”、“观物取象”是归纳法，其实这是在“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观念指导下的不合乎逻辑的类比法。


例如：“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枯萎的杨树生出新芽，老年男子娶了年龄可当其女儿的年轻女子为妻，没有不利的。）、“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枯萎的杨树开花，老年女子嫁给年富力强的男子，没有祸害也不值得称道。）在“枯杨生稊”和“老夫得其女妻”、“枯杨生华”和“老妇得其士夫”这种天道和人道之间只有模糊的相似性，并不存在任何合乎逻辑的必然关系，由此归纳出的“无不利”、“无咎无誉”的结论更是站不住脚的（可以举出无数的反例加以推翻）。


这种“推演”无非是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的反映，或许还有一些生理上的道理，但是与逻辑推理无关。

中国传统的说理方式不具有逻辑性，是许多中外学者都已指出过的一个事实，这甚至可以从国学家们对杨振宁所做的胡搅蛮缠的反驳中体现出来。


易经对这种非逻辑说理传统的影响有多大，是否是其源泉，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杨振宁不过是对老学术问题提出了一些见解，为何引起如此大的风波？

狭隘民族主义与伪科学相结合的思潮在中国虽然不像十几年前那么流行，但是仍然大有市场。


风水、占卜、命理、天人感应、巫术等与易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传统迷信在死灰复燃的同时，又往往被披上迷人的科学外衣，甚至有人声称它们代表着“新科学”，至少也是“潜科学”、“类科学”。


也有人论证易经是超前的科学著作，里面蕴涵着量子力学、相对论、计算机理论、遗传密码等众多重大科学发现。还有人要以易经指导科学研究，根据它提出“太极原子模型”，推演出“太阳系有十四颗大行星”，或要用它预测气象变化。

杨振宁指出易经的思想和方法根本就与科学格格不入，甚至要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承担罪责，自然也就否定了易经是“科学明珠”、“科学指南”、“科学预言书”种种无稽之谈。


已有许多人做过类似的批评，有的批评要比杨振宁的演讲更严密、更尖锐、更全面、更有说服力。但是杨振宁做为人人敬仰的大物理学家登高一呼，其影响非同小可。特别是，杨振宁向来被视为具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外华人（许多人可能还记得，1988年中国各大报纸都在显要位置刊登过杨振宁对电视片《河殇》的批评。这次又是《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起人之一），反戈一击，矛头直指被视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源泉之一的易经，更要让易学家们恼羞成怒了。


这实际上是自20世纪初以来科学与玄学之争的延续，能够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也反映出当今中国科学与玄学、科学与伪科学、科学与反科学的争斗的激烈程度。


由于杨振宁的加入，大大增加了科学一方的力量，算得上是他为中国科学的发展做出的一个大贡献。

何祚庥反思《易经》文化 支持杨振宁观点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何祚庥，在智慧学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很高兴能参加在张家港召开的“全国第二届智慧学学术研讨会”。多年来，光远同志倡导研究聪明学，现在就进一步改名为智慧学。为参加这次研讨会，我带来了三份参考资料。第一份是关于智慧学的重要性的材料，亦即在1958年10月，前辈哲学家李达教授和毛泽东主席之间的一场哲学争论。在青年时代，李和毛是亲密的战友，李达曾写过若干有份量的小册子，《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但是在1958年10月，他们两位却发生了一场哲学问题的争论。下面作一扼要介绍。


“1958年，李达听人说湖北鄂城县委门口贴了这样一幅对联：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他为此和他所敬重的朋友毛zd发生了哲学论争……。


这年10月，毛zd来湖北视察，下榻在东湖客舍。李达求见蒙允后，便与毛氏谈起了哲学。李氏问毛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与宇宙吧的“一切皆有可能”曲艺同工----中子星风暴注）？


尽管毛氏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但在讨论问题时，他却不大愿意有人否定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热情和积极性。他不慌不忙地说：这个口号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都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

李氏认为这个口号现在不能谈两重性，谈两重性，在现在的形势下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


毛氏便问：肯定怎么样？否定又会怎么样？于是，两位哲学家便就肯定、否定争论起来。毛氏希望说服这位老朋友，举了红军长征的例子，也举了一些发明创造的例子，说明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但李氏不相信主观能动性有那样大，他坚持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


他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拚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制、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


他继续问毛氏：主观能动性是不是无限大？毛氏也不再绕弯子了，直截回答：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

争论到后来，在场的梅白说：我们打电话让他们取消这个口号。可是李氏仍然说：口号取消，思想不取消还是不解决问题。“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烧。主席脑子发烧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41℃、42℃！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


此时毛氏虽然激动，但还是控制住自己了。他缓和语气说：“你说我发烧，我说你也有些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了。还是我在成都会议说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


在返珞珈山的汽车上，李氏还对梅白说：《实践论》、《矛盾论》讲得多好呀！客观，主观，实践，理论，讲得多好呀！现在连“一党之主、一国之首”的毛主席也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国家要大祸临头了！


李氏走后，毛氏则在屋里踱步吸烟，又坐在沙发上喝茶默想。


他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63岁，但还不够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以后我要同他多谈谈。

在那个年代，李达还明确反对“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他甚至说，象这样搞下去，共产主义会变成破产主义，大跃进会变成大后退，人民公社会变成人民空社。”(上述材料摘自李振霞主编的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十哲》一书的36-38页)




为什么1958年的大跃进遭到完全的挫败？上述材料就给了一个哲学的或智慧学的准确回答，那就是“主席脑子发烧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我们国家要大祸临头了！”




在中国历史上，最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的书，我想是《易经》。


历史上先后有许多人研究《易经》，写了好多好多的书。明代的李汝珍写了一本《镜花缘》的长篇小说，小说里说“唐代”(按：应为明代，李汝珍是明代人，小说里说的书有些是唐代以后的作品)就有94家研究者或注者。《镜花缘》的第18回，“辟清谈幼女讲羲经；发至论书生尊孟子”里就描写了当时人们热衷于研讨易经的盛况。

“话说多九公思忖多时，得了主意，因向两女子道：“老夫闻周易一书，外邦见者甚少。贵处人文极盛，兼之二位才女博览广读，於此书自能得其精奥。第自秦、汉以来，注解各家，较之说礼，尤为歧途叠出。才女识见过人，此中善本，当以某家为最，想高明自有卓见定其优劣了？”紫衣女子道：“自汉、晋以来，至於隋季，讲易各家，据婢子所知的，除子夏周易传二卷，尚有九十三家。若论优劣，以上各家，莫非先儒注疏，婢子见闻既寡，何敢以井蛙之见，妄发议论。尚求指示。”


多九公忖道：“周易一书，素日耳之所闻，目之所见，至多不过五六十种；听此女所说，竟有九十余种。但他并无一字评论。大约腹中并无此书，不过略略记得几种，他就大言不惭，以为吓人地步。我且考他一考，叫他出出丑，就是唐兄看著，也觉得欢喜。”因说道：“老夫向日所见，解易各家，约有百余种，不意此地竟有九十三种，也算难得了。至某人注疏若干卷，某人章句若干卷，才女也还记得么？”紫衣女子笑道：“各书精微，虽未十分精熟，至注家名姓、卷帙，还略略记得。”多九公吃惊道：“才女何不道其一二？其卷帙、名姓，可与天朝一样？”紫衣女子就把当时天下所传的周易九十三种，某人若干卷，由汉至隋，说了一遍，道：“大贤才言周易有一百余种，不知就是才说这几种，还是另有百余种？请大贤略述一二，以广闻见。”多九公见紫衣女子所说书名倒像素日读熟一般，口中滔滔不绝。细细听去，内中竟有大半所言卷帙、姓名，丝毫不错。其余或知其名，未见其书；或知其书，不记其名；还有连姓名、卷帙一概不知的。顿时目瞪口呆，惟恐他们盘问，就要出丑。正在发慌，适听紫衣女子问他书名，连忙答道：“老夫向日见的，无非都是才女所说之类，奈年迈善忘，此时都已模模糊糊，记不清了。”紫衣女子道：“书中大旨，或大贤记不明白，婢子也不敢请教，苦人所难。但卷帙、姓名，乃书坊中三尺之童所能道的，大贤何必吝教？”多九公道：“实是记不清楚，并非有意推辞。”紫衣女子道：“大贤若不说出几个书名，那原谅的不过说是吝教，那不原谅的就要疑心大贤竟是妄造狂言欺骗人了。”多九公听罢，只急的汗如雨下，无言可答。紫衣女子道：“刚才大贤曾言百余种之多，此刻只求大贤除婢子所言九十三种，再说七个，共凑一百之数。此事极其容易，难道还吝教么？”多九公只急的抓耳搔腮，不知怎样才好。紫衣女子道：“如此易事，谁知还是吝教！刚才婢子费了唇舌，说了许多书名，原是抛砖引玉，以为借此长长见识，不意竟是如此！但除我们所说之外，大贤若不加增，未免太觉空疏了！”红衣女子道：“倘若大贤七个凑不出，就说五个；五个不能就是两个也是好的。”紫衣女子接着道：“如两个不能，就是一个，一个不能，就是半个也可解嘲了。”红衣女子笑道：“请教姐姐：何为半个？难道是半卷书么？”紫衣女子道：“妹子惟恐大贤善忘，或记卷帙，忘其姓名；或记姓名；忘其卷帙：皆可谓之半个，——并非半卷。我们不可闲谈，请大贤或说一个，或半个吧。”多九公被两个女子冷言冷语，只管催逼，急的满面青红，恨无地缝可钻。莫讲所有之书，俱被紫衣女子说过，即或尚未说过，此时心内一急，也就想不出了……。


只见紫衣女子又接着说道：“大贤既执意不肯赐教，我们也不必苦苦相求。况记几个书名，若不晓得其中旨趣，不过是个卖书佣何足为奇。但不知大贤所说百余种，其中讲解，当以某家为最？”多九公道：“当日仲尼既作十翼，易道大明。自商瞿受易於孔子，嗣后传授不绝。前汉有京房、费直各家，后汉有马融、郑元诸人。据老夫愚见：两汉解易各家，多溺於象占之学。到了魏时，王弼注释周易，撇了象占旧解，独出心裁，畅言义理，於是天下后世，凡言易者，莫不宗之，诸书皆废。以此看来，由汉至隋，当以王弼为最。”紫衣女子听了，不觉笑道：“大贤这篇议论，似与各家注解及王弼之书尚未了然，不过摭拾前人牙慧，以为评论，岂是教诲后辈之道！汉儒所论象占，固不足尽周易之义；王弼扫弃旧闻，自标新解，惟重义理，孔子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岂止“义理”二字？晋时韩康伯见王弼之书盛行，因缺系辞之注，於是本王弼之义，注系辞二卷，因而后人遂有王、韩之称。其书既欠精详，而又妄改古字……。所以昔人云：“若使当年传汉易，王、韩俗字久无存。”当时范宁说王弼的罪甚於桀、纣，岂是无因而发。今大贤说他注的为最，甚至此书一出，群书皆废，何至如此？可谓痴人说梦！总之，学问从实地上用功，议论自然确有根据；若浮光掠影，中无成见，自然随波逐流，无所适从。大贤恰受此病。并且强不知以为为知，一味大言欺人，未免把人看的过于不知文了！”多九公听了，满脸是汗，走又走不得，坐又坐不得，只管发愣无言可答。”


这是一段很生动的描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一些“学者”泥古而不化式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于学无所不窥”的大学者李汝珍对腐儒的批评。


如果说在明代传世的研究《易经》的各位“注家”，就有94家之多的话，那么到了明、清、民国以后的现代，就要远远超出94家，可能就有几千家之多了！

为什么要在这一会上，向大家介绍，《镜花缘》里多九公和紫衣女卢紫萱，红衣女黎红薇间的一场争论？一是《易经》的思维模式在几千年内影响了中华文明，在传统文化里，的确是影响最大的一种思维模式，而且直到现在在某些领域内也仍然保持它的影响力，(如在中医理论，甚而在中医的治疗中，都有相当的影响)。


《易经》思维模式，不仅是《易经》本身，还要看到在《易经》的影响下，有一大批注者，研究者和传播者。直到现在，国内外都保有一支强大的研究队伍，包括不少自然辩证法研究者，都对《易经》保持着持续不衰的兴趣，也许可以称之为“《易经》文化”，或又称为“《易经》现象”，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易经》研究有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把《易经》作为“先进”文化来加以颂扬，还是将《易经》作为一种过时了的，落在时代后面的一种文化来加以剖析，在剖析中也许可以从中找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的有用的元素。


请恕我直言，我以为这是当前《易经》研究中具有原则性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曾向一位易学研究的热心者丘亮辉同志，提出过一个尖锐的问题：在当前条件下，《易经》究竟是先进文化，还是落后文化？


丘亮辉同志冷静地思考了一下，回答说，“《易经》中的辩证法，要比古希腊的朴素辩证法丰富得多！”这是一个似很有理的回答，我立刻加以承认，“有理、有理！”


但仔细想一下，辩证法有两种，一是唯物辩证法，另一是唯心辩证法。


如果是唯物辩证法，那么这种思维模式，无疑将在当代中国起着进步作用，如果是唯心辩证法，那么就往往起着促退作用。

毛zd无疑是当代的辩证法大师，而且是当代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但如果唯物辩证法没有“拿得稳”，走向“唯心”辩证法的思维模式，这就如李达教授所说，“我们国家要大祸临头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把“胆”和“产”有机地联系了起来，这不能不认为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模式；“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也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模式；然而正是这一“辩证”的思维模式，导致了“大跃进”时的“亩产10万斤”！原因在于：这是一种唯心的辩证法，思想脱离了实际！







当然，对于“《易经》文化”是先进文化，还是落后文化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属于唯物辩证法，还是属于唯心辩证法，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加以评定。


正如前面指出，“《易经》文化”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这要进行具体分析。


但不能否认，这里有一个主流和支流的问题。这就是说，就“《易经》文化”的主流来说，在现在的条件下，“《易经》文化”的主流是促进还是促退了中国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易经》文化”是顺应了还是违背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我以为，这是区分何谓先进文化，何谓落后文化的最根本的标准。

最近在网上看到了杨振宁先生在2004年9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演讲，《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演讲中鲜明提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尤其是《易学》研究者，纷纷指责杨教授的“失言”。


如果问我的意见，我以为杨振宁先生对《易经》批评，恰好打中了某些“易学”研究者的要害！


一个重要理由是：“《易经》文化”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已传承并弘扬了几千年，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大，超过了存在于中国文化中的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然而中国的科学却落后了！





当然，中国科学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曾长期处于先进生产力受压制的局面，社会生活没有出现强烈的发展科学的要求；但是，从思想层面来说，就不能不追问一下：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里，是不是有重大缺陷？！

《易经》的思维模式有两大明显的缺陷。


一是宣扬神秘主义，二是美其名曰整体思维，其实是笼统思维。


没有进行具体分析，就要去“辩证”地综合。


典型的例子，是在中医理论中的阴阳、五行等等“玄而又玄”的说法，而且还要认为深得《易经》思维之妙！


为什么从总体来说，中医的医疗效果不如西医？


为什么中医理论多年来没有什么进步？


为什么一些中医理论研究者，其研究目的就是要“证明”《黄帝内经》的正确？


如果2000年前的《黄帝内经》已经穷尽了医学的一切，那么还有什么当代医学的进步？

某些“《易经》思维”的鼓吹者，还喜欢批评“西方”科学缺少了整体思维，仿佛这是“西方”科学的一大短处。其实这纯系“无的放矢”，是厚诬了当代的西方科学！


举个例子，当代的物理学，其研究粒子之小，不仅仅深入尺度为10^-8厘米的原子、分子，而且还深入到“基本”粒子，深入到尺度为10^-16厘米的层子，亦即夸克，深入到胶子；但当代物理学同时又研究宇宙之大，其空间之远，远远超出过100亿光年的距离，其时间之久，久到约137亿年以前曾发生的一次宇宙大爆炸，并且还正在向大爆炸前宇宙的研究迈进。有兴趣的是，正是基于宇宙演化过程的深入的研究，从而首先从理论上给出只有三代中微子的科学预言，然后在西欧的超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上，得到了完全的证实。


所以，“宇宙之大”和“粒子之小”的研究，竟然如此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如果说，当代的西方科学已经建立起尺度大到4×10^20厘米之大的科学的宇宙论，还能说“西方”科学缺少了整体思维？！


相反，我们却看不到在“《易经》思维”，亦即“笼统思维”模式下的“宇宙”论，有什么“科学”的成果。也许有些人会批评我们是对古人的苛求！当然，我们不应以今人的眼光去要求古人，但是，为什么你们却在那里颂古而非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