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从“将作大匠”看西汉帝陵的变化——《考古与文物》
考古与文物2009第4期
从“将作大匠”看西汉帝陵的变化
马永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西安市700054)
将作大匠是汉代主管工程建设的朝廷官员，其主要职能之一是具体负责营建帝陵，因此，通
过观察将作大匠任职官员的出身和官署机构等的变化，可以窥见西汉帝陵制度演变的一些轨迹。
一、技术型的将作少府与西汉帝陵制度的创立
将作大匠原称将作少府，是汉承秦制而设的一个官职，其职能是“掌治宫室”，属官有“两
丞、左右中侯”。①很显然，将作少府的职能相对单一，下属机构也较少，这可能是汉初草创，一切从简的结果。从汉高祖到汉景帝的五十余年间，将作少府(将作大匠)没有一位在史书上
留下姓名的。史书记载，高祖、惠帝时期的少府阳成延曾“作长乐、未央宫，筑长安城”，看来汉初很可能将少府与将作少府两官职合二为一，或者阳成延因其卓越的工作能力一身而二任，并且其主要职责就是主持京城长安的大型工程建
设。另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阳成延年所住的少府就是将作少府。《史记·惠景问侯者年表》记载：阳成延“以军匠从(刘邦)起郏”。说明阳成延跟随刘邦起义前就是一名专业技术人员，从其后来连续主持长乐、未央两座皇宫和长安城墙的修建工程，并因此而封梧侯的情况来看，阳成延可能是一位土木建筑工程方面的专家。这样看来，汉初的将作少府的人选可能更多地侧重于技术方面。
作为封建王朝重点工程之一，修建皇帝陵墓应当是将作少府的另一项主要任务，因此，阳成延应当还主持了汉高祖长陵和汉惠帝安陵的营建工程。
汉高祖长陵和汉惠帝安陵是汉王朝帝陵制度的初创时期，虽然前有秦始皇陵可作参照，但大
兴土木修建陵墓本身就是导致秦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因此，亲历秦末战火的汉高祖应当不会效仿秦始皇那样滥用民力去修建陵墓，但为了体现自己的卓尔不凡，以“重君威”，已贵为皇帝的汉高祖也不会去效仿先秦的诸侯王陵。因此，汉王朝应会创立自己的帝陵制度，但新王朝的陵墓制度究竟是一个怎样的面貌，史书缺载。考古资料显示，汉高祖长陵和汉惠帝安陵都有封闭的陵园，陵园内有皇帝和皇后异穴合葬的两座陟墓(封土为覆斗形)，还有寝殿建筑。汉惠帝时又在陵园附近增设了陵庙建筑。陵墓以外设有数量可观的外藏坑瘗埋陪葬品。陵区安排有大臣陪葬墓(一般在东侧或北侧)和陵邑。
此后，汉文帝试图探索一种新的葬埋方式，即“因山为陵”。文帝最迟在其即位后的第三年开始修建霸陵，而此时阳成延已去世多年，不可能再次主持帝陵的营建工程。阳成延去世后，接替其官职者，史书无载，这至少可以让我们确认新任的将作少府既非功臣，也非贵戚，甚至也可以排除政治精英、社会名流之类的人物，这样一来，留给工程技术方面人才的余地就较大。文帝改平地建陵为因山为陵的目的是为了节葬，因此，他应当会让工程技术方面的专家提前做预算，以比较费用的高低，而负责此项工作的将作少府应当提出预算。另外，《汉书·文帝纪》载：“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笔者怀疑这里的“匠”有可能就是将作少府。这样看来，文帝时的将作少府也很有可能是工程技术方面的专家。
文帝霸陵除将帝陵依山修建外，其它部分基本与长陵和安陵相似，唯一改变的是因帝陵依山而建，后陵无法与之合用一座陵园，只好另外设立一座陵园。
从“将作大匠”看西汉帝陵的变化
马永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西安市700054)
将作大匠是汉代主管工程建设的朝廷官员，其主要职能之一是具体负责营建帝陵，因此，通
过观察将作大匠任职官员的出身和官署机构等的变化，可以窥见西汉帝陵制度演变的一些轨迹。
一、技术型的将作少府与西汉帝陵制度的创立
将作大匠原称将作少府，是汉承秦制而设的一个官职，其职能是“掌治宫室”，属官有“两
丞、左右中侯”。①很显然，将作少府的职能相对单一，下属机构也较少，这可能是汉初草创，一切从简的结果。从汉高祖到汉景帝的五十余年间，将作少府(将作大匠)没有一位在史书上
留下姓名的。史书记载，高祖、惠帝时期的少府阳成延曾“作长乐、未央宫，筑长安城”，看来汉初很可能将少府与将作少府两官职合二为一，或者阳成延因其卓越的工作能力一身而二任，并且其主要职责就是主持京城长安的大型工程建
设。另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阳成延年所住的少府就是将作少府。《史记·惠景问侯者年表》记载：阳成延“以军匠从(刘邦)起郏”。说明阳成延跟随刘邦起义前就是一名专业技术人员，从其后来连续主持长乐、未央两座皇宫和长安城墙的修建工程，并因此而封梧侯的情况来看，阳成延可能是一位土木建筑工程方面的专家。这样看来，汉初的将作少府的人选可能更多地侧重于技术方面。
作为封建王朝重点工程之一，修建皇帝陵墓应当是将作少府的另一项主要任务，因此，阳成延应当还主持了汉高祖长陵和汉惠帝安陵的营建工程。
汉高祖长陵和汉惠帝安陵是汉王朝帝陵制度的初创时期，虽然前有秦始皇陵可作参照，但大
兴土木修建陵墓本身就是导致秦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因此，亲历秦末战火的汉高祖应当不会效仿秦始皇那样滥用民力去修建陵墓，但为了体现自己的卓尔不凡，以“重君威”，已贵为皇帝的汉高祖也不会去效仿先秦的诸侯王陵。因此，汉王朝应会创立自己的帝陵制度，但新王朝的陵墓制度究竟是一个怎样的面貌，史书缺载。考古资料显示，汉高祖长陵和汉惠帝安陵都有封闭的陵园，陵园内有皇帝和皇后异穴合葬的两座陟墓(封土为覆斗形)，还有寝殿建筑。汉惠帝时又在陵园附近增设了陵庙建筑。陵墓以外设有数量可观的外藏坑瘗埋陪葬品。陵区安排有大臣陪葬墓(一般在东侧或北侧)和陵邑。
此后，汉文帝试图探索一种新的葬埋方式，即“因山为陵”。文帝最迟在其即位后的第三年开始修建霸陵，而此时阳成延已去世多年，不可能再次主持帝陵的营建工程。阳成延去世后，接替其官职者，史书无载，这至少可以让我们确认新任的将作少府既非功臣，也非贵戚，甚至也可以排除政治精英、社会名流之类的人物，这样一来，留给工程技术方面人才的余地就较大。文帝改平地建陵为因山为陵的目的是为了节葬，因此，他应当会让工程技术方面的专家提前做预算，以比较费用的高低，而负责此项工作的将作少府应当提出预算。另外，《汉书·文帝纪》载：“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笔者怀疑这里的“匠”有可能就是将作少府。这样看来，文帝时的将作少府也很有可能是工程技术方面的专家。
文帝霸陵除将帝陵依山修建外，其它部分基本与长陵和安陵相似，唯一改变的是因帝陵依山而建，后陵无法与之合用一座陵园，只好另外设立一座陵园。
二、专业型的将作大匠与西汉帝陵的定型
汉景帝阳陵修建于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此时很可能将作少府已成为独立的官僚机构，理由如下：其一，阳陵营建时，汉王朝已建立五十余年，各种制度应已齐备，官僚体制也已健全，基本的官僚机构都有设立，一官多能、兼而领之的现象当已基本消除；其二，少府作为皇帝本人的私财总管，随着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王朝管理逐渐步人正轨，整个官署机构会将主要精力放在服务于皇帝的私生活和相关的政治活动上来，再也无力去兼管帝陵的营建工作。还有一条理由就是《史记·孝景本纪》载：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更命廷尉为大理，将作少府为将作大匠。”既然是“更命”而非新设，说明将作少府这个机构在此之前即已存在。汉景帝不仅把“将作少府”更名为“将作大匠”，而且还增设了其下属机构。《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有两丞、左右中侯。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更名将作大匠。属官有石库、东园主章、左右前后中校七令丞，又主章长丞。”同书又载：“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省中侯及左右前后中校五丞。”既然将作少府时的“中侯”与将作大匠的“左右前后中校五丞”并列，说明将作大匠下属不仅有“石库、东园主章、左右前后中校七令丞”而且还保留了原将作少府时的“两丞、左右中侯”。
我们注意到将作大匠新增的下属机构的专业性较强，“石库”的具体职能史书没有记载，我们无法确知。“东园主章”是掌管大型木材的机构，裴驷《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日：“章，材也。”颜师古注日：“今所谓木钟者，盖章声之转耳。东园主章掌大材，以供东园大匠也。”《汉书·董贤传》载：哀帝赐董贤“东园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赐贤，无不备具。”颜师古注日：“东园，署名也。《汉旧仪》云东园秘器作棺梓”。说明东园主章的职能除了管理将作大匠主持的工程所需的木材而外，还负责给皇帝等高级贵族制作棺材。因此，东园主章不仅是一个管理机构，更是一个专业技术机构。“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更名东园主章为木工。”②直接将之称为“木工”，可见其专业技术性之强。左右前后中校的职能两汉书均无明载，但《后汉书·皇甫规传》载：延熹年间(公元158—66年)，中郎将皇甫规被宦官构陷，“坐系延尉，论输左校。”注引《汉官仪》日：“左校署属将作大匠也。”可见左右前后中校是主管刑徒的机构。任何大型工程建设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汉惠帝时，阳成延主持修筑长安城墙，“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④短期工程可大批征发百姓作为劳动力，但帝陵修建一般经年累月，旷日持久，有的甚至长达数十年，如果也大量征发百姓，势必耽误农时，影响生产，引起民怨，因此，帝陵营建过程中的基本劳动力应当是刑徒，汉景帝阳陵附近发现的刑徒墓地便是最好的例证。因为需用的刑徒数量众多，因此，将之分为左右前后中校五个机构分别管理。阳陵的刑徒墓地埋葬尸骨在一万具以上，可见其使用刑徒之众。从将作大匠新增机构的职能来看，营建帝陵似乎已成为其主要职责。
汉景帝时期，将作大匠更名成为独立的专门官署，并将其下属机构配备完整，专业分工明确，技术职能加强。另外，对将作大匠的选拔仍然侧重于技术方面，《汉书·陈汤传》载：“武
帝时工杨光以所作数可意，自致将作大匠”，可见将作大匠是由“工”提升的。主持汉宣帝杜陵营建工程的将作大匠乘马延年也是一位工程方面的专家。史载，成帝时，他曾与许商等一起研究制定治理黄河水患的工程方案，“(许)商、(乘马)延年皆明计算，能商功利”④，说明他是工程技术方面的行家里手。正是因为有了专家型的主管官员和专业化的执行机构，才促进了汉代帝陵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汉景帝阳陵的考古资料显示，阳陵的建制和布局已非常成熟。阳陵整个陵区座西面东，设有两重陵园，帝、后同茔异穴合葬，并各起一座陵园，帝陵居于整个陵区的中部偏西；后陵、南区外藏坑、北区外藏坑、陵庙(“罗经石”遗址)、陵寝(3号建筑遗址)分布帝陵四周；以上建筑均位于外园墙之内。高级贵族(或为嫔妃)陪葬墓区位于陵区以北；大臣陪葬墓园棋盘状分布于陵区以东的司马道两侧；阳陵邑则设置在陵区的最东端。整个陵区以帝陵为中心，四角拱卫，南北对称，东西相连，布局规整，结构严谨，显示了唯我独尊的皇家意识和严格的等级观念。王建新先生认为：“阳陵陵区形成完整严格的布局，确立了西汉帝陵的制度”五。其后的汉武帝茂陵虽然规模大大超过阳陵，但其仍由帝、后陵园、陵寝和陵庙建筑、外藏坑、陪葬墓、陵邑等部分组成，其布局也与阳陵大体相仿。平陵是当时主持朝政的大将军霍光仿照茂陵为汉昭帝修建的陵墓@，其组成与布局应与茂陵相似。汉宣帝杜陵虽在长安城东南，但近年来的考古工作发现，其主要组成部分仍然是皇帝陵园、皇后陵园、寝殿和陵庙等礼制建筑、外藏坑、贵族大臣陪葬墓、陵邑等，其布局除了因地理条件所限稍作变通外并无大的改变。王建新先生认为：“阳陵以后，汉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和宣帝杜陵，布局形制均与阳陵相仿”，形成了所谓的“阳陵模式”④，也就是说西汉帝陵制度已趋于成熟，并基本定型。而将作大匠专业职能的加强，又从技术层面上促进了帝陵制度的成熟与定型。
汉景帝阳陵修建于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此时很可能将作少府已成为独立的官僚机构，理由如下：其一，阳陵营建时，汉王朝已建立五十余年，各种制度应已齐备，官僚体制也已健全，基本的官僚机构都有设立，一官多能、兼而领之的现象当已基本消除；其二，少府作为皇帝本人的私财总管，随着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王朝管理逐渐步人正轨，整个官署机构会将主要精力放在服务于皇帝的私生活和相关的政治活动上来，再也无力去兼管帝陵的营建工作。还有一条理由就是《史记·孝景本纪》载：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更命廷尉为大理，将作少府为将作大匠。”既然是“更命”而非新设，说明将作少府这个机构在此之前即已存在。汉景帝不仅把“将作少府”更名为“将作大匠”，而且还增设了其下属机构。《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有两丞、左右中侯。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更名将作大匠。属官有石库、东园主章、左右前后中校七令丞，又主章长丞。”同书又载：“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省中侯及左右前后中校五丞。”既然将作少府时的“中侯”与将作大匠的“左右前后中校五丞”并列，说明将作大匠下属不仅有“石库、东园主章、左右前后中校七令丞”而且还保留了原将作少府时的“两丞、左右中侯”。
我们注意到将作大匠新增的下属机构的专业性较强，“石库”的具体职能史书没有记载，我们无法确知。“东园主章”是掌管大型木材的机构，裴驷《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日：“章，材也。”颜师古注日：“今所谓木钟者，盖章声之转耳。东园主章掌大材，以供东园大匠也。”《汉书·董贤传》载：哀帝赐董贤“东园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赐贤，无不备具。”颜师古注日：“东园，署名也。《汉旧仪》云东园秘器作棺梓”。说明东园主章的职能除了管理将作大匠主持的工程所需的木材而外，还负责给皇帝等高级贵族制作棺材。因此，东园主章不仅是一个管理机构，更是一个专业技术机构。“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更名东园主章为木工。”②直接将之称为“木工”，可见其专业技术性之强。左右前后中校的职能两汉书均无明载，但《后汉书·皇甫规传》载：延熹年间(公元158—66年)，中郎将皇甫规被宦官构陷，“坐系延尉，论输左校。”注引《汉官仪》日：“左校署属将作大匠也。”可见左右前后中校是主管刑徒的机构。任何大型工程建设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汉惠帝时，阳成延主持修筑长安城墙，“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④短期工程可大批征发百姓作为劳动力，但帝陵修建一般经年累月，旷日持久，有的甚至长达数十年，如果也大量征发百姓，势必耽误农时，影响生产，引起民怨，因此，帝陵营建过程中的基本劳动力应当是刑徒，汉景帝阳陵附近发现的刑徒墓地便是最好的例证。因为需用的刑徒数量众多，因此，将之分为左右前后中校五个机构分别管理。阳陵的刑徒墓地埋葬尸骨在一万具以上，可见其使用刑徒之众。从将作大匠新增机构的职能来看，营建帝陵似乎已成为其主要职责。
汉景帝时期，将作大匠更名成为独立的专门官署，并将其下属机构配备完整，专业分工明确，技术职能加强。另外，对将作大匠的选拔仍然侧重于技术方面，《汉书·陈汤传》载：“武
帝时工杨光以所作数可意，自致将作大匠”，可见将作大匠是由“工”提升的。主持汉宣帝杜陵营建工程的将作大匠乘马延年也是一位工程方面的专家。史载，成帝时，他曾与许商等一起研究制定治理黄河水患的工程方案，“(许)商、(乘马)延年皆明计算，能商功利”④，说明他是工程技术方面的行家里手。正是因为有了专家型的主管官员和专业化的执行机构，才促进了汉代帝陵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汉景帝阳陵的考古资料显示，阳陵的建制和布局已非常成熟。阳陵整个陵区座西面东，设有两重陵园，帝、后同茔异穴合葬，并各起一座陵园，帝陵居于整个陵区的中部偏西；后陵、南区外藏坑、北区外藏坑、陵庙(“罗经石”遗址)、陵寝(3号建筑遗址)分布帝陵四周；以上建筑均位于外园墙之内。高级贵族(或为嫔妃)陪葬墓区位于陵区以北；大臣陪葬墓园棋盘状分布于陵区以东的司马道两侧；阳陵邑则设置在陵区的最东端。整个陵区以帝陵为中心，四角拱卫，南北对称，东西相连，布局规整，结构严谨，显示了唯我独尊的皇家意识和严格的等级观念。王建新先生认为：“阳陵陵区形成完整严格的布局，确立了西汉帝陵的制度”五。其后的汉武帝茂陵虽然规模大大超过阳陵，但其仍由帝、后陵园、陵寝和陵庙建筑、外藏坑、陪葬墓、陵邑等部分组成，其布局也与阳陵大体相仿。平陵是当时主持朝政的大将军霍光仿照茂陵为汉昭帝修建的陵墓@，其组成与布局应与茂陵相似。汉宣帝杜陵虽在长安城东南，但近年来的考古工作发现，其主要组成部分仍然是皇帝陵园、皇后陵园、寝殿和陵庙等礼制建筑、外藏坑、贵族大臣陪葬墓、陵邑等，其布局除了因地理条件所限稍作变通外并无大的改变。王建新先生认为：“阳陵以后，汉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和宣帝杜陵，布局形制均与阳陵相仿”，形成了所谓的“阳陵模式”④，也就是说西汉帝陵制度已趋于成熟，并基本定型。而将作大匠专业职能的加强，又从技术层面上促进了帝陵制度的成熟与定型。
三、行政型的将作大匠与西汉帝陵规模的缩小
汉元帝时期的将作大匠史无记载，成帝年间见诸史籍的将作大匠有三人：许商、解万年、李
长。许商是成帝前期的将作大匠，他曾就教于西汉昭、宣时期的名儒夏侯胜，初仕为博士，“善为算，能度功用”⑧，并因此而在成帝即位之初，便被派遣巡视黄河，以确定治理水患的最佳方案。许商在《汉书·沟洫志》中第二次出现，便是前文提到的他与乘马延年等一起研究治理黄河在平原郡的水患方案，时间大约是在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当时他的官职已经是将作大匠。至于其官职始任于何时，史书无载。成帝的延陵始建于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距河平三年仅5年时间，或许许商因其在治理黄河水患时表现出卓越的工程技术才能，在延陵始建时，即被擢为直接负责帝陵建设的将作大匠。在延陵修建了十多年后，因成帝本人“乐霸陵曲亭南”⑨而被搁置，又在长安东北修建昌陵，而此时的将作大匠已不再是工程技术专家许商，而是解万年。解万年的出身史书没有记载，但根据其主持修建昌陵的情况来看，他绝非工程技术方面的行家里手。据《汉书·陈汤传》记载，昌陵所处地势低下，需“积土为山”，明显不符合西汉帝陵要求“因天性，据真土，处势高敞，”的基础条件，但解万年却向成帝承诺“三年可成”，结果“作治五年，中陵、司马殿门内尚未
加功”，汉成帝斥责其“佞邪不忠，妄为巧诈”@，并将之被远徙边郡，可见解本人没有基本的工程建设常识。这是主持营建昌陵的解万年的情况，至于成帝时的另一位将作大匠李长，《汉书·艺文志》记载其“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约略能看出李长是一位擅长属文的士人，但不清楚其何时任职将作大匠，也不清楚其在任上有何作为，更不知道他是否为工程技术方面的行家。哀帝时期的将作大匠有两人见诸史籍，一为其男宠董贤的岳父，另有一位名王君者。后者由将作大匠升任为执金吾，这是维持京城治安的重要官职，位列九卿。西汉后期这个职位一般都由强势大臣或亲信宠幸出任，如元帝时威震西域的冯奉世、辛庆忌；成帝时，敢于“搏击豪强”@的翟方进、以残酷手段镇压盗贼的酷吏尹赏等；哀帝时期，名臣毋将隆、箫育、佞幸董贤的内弟等都担任过执金吾。从王君能够升任这一职位来看，此人恐非技术型官员出身。平帝时，将作大匠有谢尧，他后来升任右扶风。同样，右扶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他与京兆尹、左冯翊分治关中地区，负有护卫京畿的重要职责，一般也是由资深大臣出任，因此，荣膺此职的谢尧也不应仅为一个技术型官员。王莽居摄期间(公元前6—8年)，“将作大匠蒙乡侯逯并为横野将军屯武关”凹，以防范东郡太守翟义等的反叛，可见此人是善于带兵的武力大臣，而非技术官员出身。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汉后期，原来将作大匠的专家技术型色彩逐渐变弱，而纯行政型的色彩变强，甚至出现了像解万年、董贤岳父等佞幸之辈。不仅如此，将作大匠的官署机构也被缩减，前文提到，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将将作大匠的中侯及左右前后中校五丞等机构裁撤。无论是出任将作大匠者身份的变化，还是将作大匠官署机构的变化，都应当与西汉帝陵制度的变化息息相关，根据史料和考古资料来看，西汉自元帝后帝陵制度确实出现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不再设置陵邑。《汉书·元帝纪》载：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元帝确定“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的同时，下诏日：“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成帝时虽有反复，但终因大臣反对，民怨沸腾而作罢，此后直至王莽篡汉
再未出现陵邑之议。
第二，陵庙的神圣性受到怀疑，时立时废。汉宣帝以前每座帝陵都建有陵庙。汉元帝即位后认为陵庙和郡国庙不合礼制，要求丞相韦玄成提出新的宗庙制度，后经与大臣们多次讨论，决定废弃郡国宗庙和陵庙，将先帝灵位集中到京城长安的宗庙中进行祭祀。“后或罢或复，至哀、平不定。”@王莽居摄时，立汉室宗庙于长安南郊，“将西汉各地的庙宇集中一处”。根据这些情况来看，元帝渭陵以后的汉诸陵是否立有陵庙，可能因时而异，陵旁立庙已不再成为定制。
第三，缩减或取消了外藏坑。《汉书·成帝纪》载：竞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六月，成帝即位，元帝尚未入葬，“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奏可。”2001年在汉昭帝平陵陵区发掘了3座外藏坑，清理出土木车5乘，骆驼、牛、驴等动物骨架50多具。1975年发掘的薄太后南陵的外藏坑中也发现犀牛、大熊猫、马、羊、狗等动物骨骸。1966年在霸陵窦皇后陵附近发掘了40多座外藏坑，出土了马、羊、猪、狗、鸡、鹅、鹤等禽兽骨骼。在汉景帝阳陵的外藏坑中，除“清理出两乘大型车伞遗迹和铜质盖弓帽”，也发现了牛、鹿等兽骨。看来这些珍禽异兽是以外藏坑的形式陪给了先帝。因此，成帝既禁止为元帝陪葬“乘舆车”和珍禽异兽，也就减少了帝陵陪葬品的种类和数量，这样势必导致西汉帝陵外藏坑的缩减，甚至被取消。
第四，陪葬墓数量减少。因西汉后四陵位置相对集中，各自所占区域有限，导致陪葬墓区面积大大缩小，陪葬墓的数量相应减少。《后汉书·冯衍传》载：“先将军葬渭陵，哀帝之崩也，营之以为园。于是以新丰之东，鸿门之上，寿安之中，……遂定茔焉。”就是说，哀帝义陵占用了元帝渭陵的陪葬墓区，以至于使陪葬渭陵的右将军冯奉世的后世子孙无法再埋人祖茔，只好另辟茔地。西汉后期，家族墓地的兴起也是帝陵陪葬墓减少的原因之一。史载，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宣帝时的丞相韦玄成病逝，因其生前“别徙杜陵”，按说应陪葬杜陵@，但其临终却要求“归葬父墓”。
西汉帝陵的这些变化是从元帝渭陵开始的，而将作大匠的明显变化却是从成帝开始的，这又如何理解呢?我们推测，或许正是元帝渭陵的建设规模缩减，以前帝陵营建积累的经验已绰绰有余，将作大匠不需要再有工程技术方面的创见，因此，对其自身专业知识的要求大大降低，一般行政事务型的官员也能胜任，故而，在成帝以后不再拘泥于从技术人员中选任。前文提及，西汉帝陵营建工程大量使用了刑徒作为长期的劳动力。西汉后期，因为帝陵规模的缩小，工程量下降，所需长期劳动力的数量也相应减少，因而，成帝将将作大匠下属主管刑徒的左右前后中校裁撤。
四、结语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需要创立自己的帝陵制度，这样，势必对主管的官员提出了很高的技术要求，因此，便出现了如阳成延等技术型的将作少府主持帝陵营建工程的情形，而这些出身于“匠”的官员为西汉帝陵的规划设计与实施提供了工程技术方面的保障，使西汉王朝得以在短时间内创立了一套既区别于秦陵又不同于诸侯国君陵的帝陵制度。汉景帝以后，通过明确职责、完善机构、任用“明计算”的专业人士等措施，使将作大匠的专业技术职能进一步加强。专业型的将作大匠促进了西汉帝陵制度趋向成熟，并最终在这一时期基本定型。西汉后期，王朝没落，国力下降，帝陵规模大大缩小，因应这种变化，主持营建工程的将作大匠从专业技术型官员逐渐转变为纯行政型官员，其官署机构也随之萎缩。依此来看，将作大匠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汉帝陵制度由创立到成熟定型，最后趋向萎缩衰亡的变化过程。
汉元帝时期的将作大匠史无记载，成帝年间见诸史籍的将作大匠有三人：许商、解万年、李
长。许商是成帝前期的将作大匠，他曾就教于西汉昭、宣时期的名儒夏侯胜，初仕为博士，“善为算，能度功用”⑧，并因此而在成帝即位之初，便被派遣巡视黄河，以确定治理水患的最佳方案。许商在《汉书·沟洫志》中第二次出现，便是前文提到的他与乘马延年等一起研究治理黄河在平原郡的水患方案，时间大约是在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当时他的官职已经是将作大匠。至于其官职始任于何时，史书无载。成帝的延陵始建于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距河平三年仅5年时间，或许许商因其在治理黄河水患时表现出卓越的工程技术才能，在延陵始建时，即被擢为直接负责帝陵建设的将作大匠。在延陵修建了十多年后，因成帝本人“乐霸陵曲亭南”⑨而被搁置，又在长安东北修建昌陵，而此时的将作大匠已不再是工程技术专家许商，而是解万年。解万年的出身史书没有记载，但根据其主持修建昌陵的情况来看，他绝非工程技术方面的行家里手。据《汉书·陈汤传》记载，昌陵所处地势低下，需“积土为山”，明显不符合西汉帝陵要求“因天性，据真土，处势高敞，”的基础条件，但解万年却向成帝承诺“三年可成”，结果“作治五年，中陵、司马殿门内尚未
加功”，汉成帝斥责其“佞邪不忠，妄为巧诈”@，并将之被远徙边郡，可见解本人没有基本的工程建设常识。这是主持营建昌陵的解万年的情况，至于成帝时的另一位将作大匠李长，《汉书·艺文志》记载其“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约略能看出李长是一位擅长属文的士人，但不清楚其何时任职将作大匠，也不清楚其在任上有何作为，更不知道他是否为工程技术方面的行家。哀帝时期的将作大匠有两人见诸史籍，一为其男宠董贤的岳父，另有一位名王君者。后者由将作大匠升任为执金吾，这是维持京城治安的重要官职，位列九卿。西汉后期这个职位一般都由强势大臣或亲信宠幸出任，如元帝时威震西域的冯奉世、辛庆忌；成帝时，敢于“搏击豪强”@的翟方进、以残酷手段镇压盗贼的酷吏尹赏等；哀帝时期，名臣毋将隆、箫育、佞幸董贤的内弟等都担任过执金吾。从王君能够升任这一职位来看，此人恐非技术型官员出身。平帝时，将作大匠有谢尧，他后来升任右扶风。同样，右扶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他与京兆尹、左冯翊分治关中地区，负有护卫京畿的重要职责，一般也是由资深大臣出任，因此，荣膺此职的谢尧也不应仅为一个技术型官员。王莽居摄期间(公元前6—8年)，“将作大匠蒙乡侯逯并为横野将军屯武关”凹，以防范东郡太守翟义等的反叛，可见此人是善于带兵的武力大臣，而非技术官员出身。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汉后期，原来将作大匠的专家技术型色彩逐渐变弱，而纯行政型的色彩变强，甚至出现了像解万年、董贤岳父等佞幸之辈。不仅如此，将作大匠的官署机构也被缩减，前文提到，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将将作大匠的中侯及左右前后中校五丞等机构裁撤。无论是出任将作大匠者身份的变化，还是将作大匠官署机构的变化，都应当与西汉帝陵制度的变化息息相关，根据史料和考古资料来看，西汉自元帝后帝陵制度确实出现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不再设置陵邑。《汉书·元帝纪》载：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元帝确定“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的同时，下诏日：“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成帝时虽有反复，但终因大臣反对，民怨沸腾而作罢，此后直至王莽篡汉
再未出现陵邑之议。
第二，陵庙的神圣性受到怀疑，时立时废。汉宣帝以前每座帝陵都建有陵庙。汉元帝即位后认为陵庙和郡国庙不合礼制，要求丞相韦玄成提出新的宗庙制度，后经与大臣们多次讨论，决定废弃郡国宗庙和陵庙，将先帝灵位集中到京城长安的宗庙中进行祭祀。“后或罢或复，至哀、平不定。”@王莽居摄时，立汉室宗庙于长安南郊，“将西汉各地的庙宇集中一处”。根据这些情况来看，元帝渭陵以后的汉诸陵是否立有陵庙，可能因时而异，陵旁立庙已不再成为定制。
第三，缩减或取消了外藏坑。《汉书·成帝纪》载：竞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六月，成帝即位，元帝尚未入葬，“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奏可。”2001年在汉昭帝平陵陵区发掘了3座外藏坑，清理出土木车5乘，骆驼、牛、驴等动物骨架50多具。1975年发掘的薄太后南陵的外藏坑中也发现犀牛、大熊猫、马、羊、狗等动物骨骸。1966年在霸陵窦皇后陵附近发掘了40多座外藏坑，出土了马、羊、猪、狗、鸡、鹅、鹤等禽兽骨骼。在汉景帝阳陵的外藏坑中，除“清理出两乘大型车伞遗迹和铜质盖弓帽”，也发现了牛、鹿等兽骨。看来这些珍禽异兽是以外藏坑的形式陪给了先帝。因此，成帝既禁止为元帝陪葬“乘舆车”和珍禽异兽，也就减少了帝陵陪葬品的种类和数量，这样势必导致西汉帝陵外藏坑的缩减，甚至被取消。
第四，陪葬墓数量减少。因西汉后四陵位置相对集中，各自所占区域有限，导致陪葬墓区面积大大缩小，陪葬墓的数量相应减少。《后汉书·冯衍传》载：“先将军葬渭陵，哀帝之崩也，营之以为园。于是以新丰之东，鸿门之上，寿安之中，……遂定茔焉。”就是说，哀帝义陵占用了元帝渭陵的陪葬墓区，以至于使陪葬渭陵的右将军冯奉世的后世子孙无法再埋人祖茔，只好另辟茔地。西汉后期，家族墓地的兴起也是帝陵陪葬墓减少的原因之一。史载，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宣帝时的丞相韦玄成病逝，因其生前“别徙杜陵”，按说应陪葬杜陵@，但其临终却要求“归葬父墓”。
西汉帝陵的这些变化是从元帝渭陵开始的，而将作大匠的明显变化却是从成帝开始的，这又如何理解呢?我们推测，或许正是元帝渭陵的建设规模缩减，以前帝陵营建积累的经验已绰绰有余，将作大匠不需要再有工程技术方面的创见，因此，对其自身专业知识的要求大大降低，一般行政事务型的官员也能胜任，故而，在成帝以后不再拘泥于从技术人员中选任。前文提及，西汉帝陵营建工程大量使用了刑徒作为长期的劳动力。西汉后期，因为帝陵规模的缩小，工程量下降，所需长期劳动力的数量也相应减少，因而，成帝将将作大匠下属主管刑徒的左右前后中校裁撤。
四、结语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需要创立自己的帝陵制度，这样，势必对主管的官员提出了很高的技术要求，因此，便出现了如阳成延等技术型的将作少府主持帝陵营建工程的情形，而这些出身于“匠”的官员为西汉帝陵的规划设计与实施提供了工程技术方面的保障，使西汉王朝得以在短时间内创立了一套既区别于秦陵又不同于诸侯国君陵的帝陵制度。汉景帝以后，通过明确职责、完善机构、任用“明计算”的专业人士等措施，使将作大匠的专业技术职能进一步加强。专业型的将作大匠促进了西汉帝陵制度趋向成熟，并最终在这一时期基本定型。西汉后期，王朝没落，国力下降，帝陵规模大大缩小，因应这种变化，主持营建工程的将作大匠从专业技术型官员逐渐转变为纯行政型官员，其官署机构也随之萎缩。依此来看，将作大匠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汉帝陵制度由创立到成熟定型，最后趋向萎缩衰亡的变化过程。
注释
①②《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③《汉书·惠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④⑧《汉书-沟洫志》，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⑤⑦王建新：《“阳陵模式”与西汉帝陵制度》，载《古代文明》
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11月第l版。
⑥《汉书·贡禹传》记载：“及(汉武帝)弃天下，昭帝幼弱，
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
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又皆以后宫
女置于园陵，大失礼，逆天心，又未必称武帝意也。昭帝晏
驾．光复行之。”
⑨⑧《汉书·陈汤传》，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l版。
⑩《汉书·成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⑩⑩《汉书·翟方进传》，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⑩《汉书·郊祀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⑥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第二章“西汉长安城礼制
建筑”，文物出版社，2003年3月第l版。
⑩杨林仁：《汉阳陵》，三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l版。
⑥见拙作：《试论西汉帝陵的陪葬墓》，《考古与文物》2004年
汉唐增刊。
⑩《汉书·韦贤传》，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l版。
(责任编辑宋远茹)
万方数据
从"将作大匠"看西汉帝陵的变化
作者： 马永赢
作者单位：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西安市,700054
刊名：
考古与文物
英文刊名： ARCHAEOLOGYAND CULTURAL RELICS
年，卷(期)： 2009(4)
被引用次数： 1次
参考文献(13条)
1.汉书·郊祀志下 1962
2.汉书·翟方进传 1962
3.汉书·成帝纪 1962
4.汉书·陈汤传 1962
5.汉书·贡禹传
6.王建新“阳陵模式”与西汉帝陵制度 2006
7.汉书-沟洫志 1962
8.汉书·惠帝纪 1962
9.汉书·韦贤传 1962
10.见拙作试论西汉帝陵的陪葬墓 2004(zk)
11.杨林仁汉阳陵 2003
12.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第二章"西汉长安城礼制建筑" 2003
13.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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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薛宗正 大行令、大鸿胪与鸿胪卿--汉唐时期的主管外事、蕃务的行政建置[期刊论文]-新疆社会科学（汉文版
）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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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文献(1条)
1.马永赢汉武帝茂陵陵园布局的几点认识[期刊论文]-考古与文物2011(2)
①②《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③《汉书·惠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④⑧《汉书-沟洫志》，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⑤⑦王建新：《“阳陵模式”与西汉帝陵制度》，载《古代文明》
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11月第l版。
⑥《汉书·贡禹传》记载：“及(汉武帝)弃天下，昭帝幼弱，
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
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又皆以后宫
女置于园陵，大失礼，逆天心，又未必称武帝意也。昭帝晏
驾．光复行之。”
⑨⑧《汉书·陈汤传》，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l版。
⑩《汉书·成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⑩⑩《汉书·翟方进传》，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⑩《汉书·郊祀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⑥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第二章“西汉长安城礼制
建筑”，文物出版社，2003年3月第l版。
⑩杨林仁：《汉阳陵》，三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l版。
⑥见拙作：《试论西汉帝陵的陪葬墓》，《考古与文物》2004年
汉唐增刊。
⑩《汉书·韦贤传》，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l版。
(责任编辑宋远茹)
万方数据
从"将作大匠"看西汉帝陵的变化
作者： 马永赢
作者单位：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西安市,70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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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汉书·贡禹传
6.王建新“阳陵模式”与西汉帝陵制度 2006
7.汉书-沟洫志 1962
8.汉书·惠帝纪 1962
9.汉书·韦贤传 1962
10.见拙作试论西汉帝陵的陪葬墓 2004(zk)
11.杨林仁汉阳陵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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