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第26卷第1期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作者: 刘 军
作者简介：刘军（1979－）， 男，辽宁抚顺市人，吉林大学古籍研 究所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 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军事后勤有两层含义，广义是指 国家为满足军事战争的需要而进行的 物质、技术和人力支援保障活动；狭 义专指军队筹划和运用人力、物力、 财力，保障自身建设和作战需要的各 项专业勤务的统称。后勤是国防的血 脉，是进行军事活动的前提和基础。 两汉在中国古代军事发展史上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其军事后勤不仅在当 时为帝国开疆拓土、巩固大一统的政 治局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后世 树立了效仿的典范。不过，应该注意 的是，两汉由于社会形势的变迁，在 军事后勤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进而 对各自的军事斗争产生了不同的影 响。 西汉时期，国家蓬勃向上，军事 力量空前强盛，自汉武帝以来，连续 向帝国周边地域展开主动攻势，极大 地拓展了帝国的版图；同时，随着七 国之乱被平定，王国威胁被解除，国 内的斗争形势也彻底倒向中央一边。 与西汉相比，东汉军事力量羸弱许 多，章、和以后，对外战争乏善可 陈，帝国的边境线更是在周边 民族的压力下不断收缩，诚如时 人应劭所言：“每战常负，王旅不振。 ”[1]3622单从军事技术角度分析，不 同结局的产生与后勤工作的优劣有着 密切的关系。 一两汉军事后勤的主要差异 首先，在军费的筹措与使用方 面，西汉主要取自编户齐民固定缴纳 的“诸赋”，基本用于维持军队的战斗 力；东汉军费除常赋外，还普遍 以“调”的形式向民众进行额外摊派， 军费的大宗用来招募兵员。关于汉代 的军费问题，马怡先生的《汉代的诸 赋与军费》论述甚详，据其研究，诸 赋是汉代军费的主要来源。这种看法 由来已久，《汉书·食货志》述先王之 道曰：“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 商衡虞之入也。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 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汉代依然遵 循上古传统，固定将赋充作军费。西 汉的赋主要有五种：口钱、算赋、更 赋、赀算和军赋。前四类是固定征收 的常制，其数额、征收办法、具体用 途等环节早有公断，在此毋庸赘言。 需要说明的是军赋，军赋在汉代文献中仅一见，《汉书·惠帝纪》载惠帝即位诏：“今吏六百石以上 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 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 军赋，他无有所与。”军赋确如马氏所 言，是普遍征收的常税，即便官佐亦 不能免，但此后“军赋”作为税种完全 消失，说明这只是在汉初战时体制尚 未完全解除时的产物，后来随着社会 形势的稳定最终被废除。诸赋征齐 后，统一缴纳给大司农，存于都内， 称为禁钱。《太平御览治·道部八赋 敛》引桓谭《新论》曰：“汉定以来， 百姓赋敛· 一岁为四十馀万万。吏俸用其 半，馀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 ”汉代在正常年景下的赋税总额约为40 亿，去除官员俸禄等必要的行政开支 后尚有20余亿，据此推算，西汉的军 费预算不会超过20亿。这些军费被大 量用于军事行动，如武帝元狩二年 （前121），数路出击匈奴，“是岁费 凡百余巨万”。[2]

东汉的情况与之不同，诸赋已经 难以满足需要，只得将西汉临时征 发，①且较为节制收敛的“调”固定 化，于是“调”成为东汉在诸赋以外最 主要的军费来源。《后汉书·明帝纪》 记：“（中元二年）秋九月，烧当羌寇 陇西，败郡兵于允街。赦陇西囚徒， 减罪一等，勿收今年租调。”其中调与 租相提并论，足证前者已成为常制。 又同书《庞参传》载庞参奏记：“比年 羌寇特困陇右，供徭赋役为损日滋， 官负人责数十亿万。今复募发百姓， 调取谷帛，炫卖什物，以应吏求。”这 说明调和其他赋税一样已经成为民众 的沉重负担。东汉的调可能类似魏 晋，以征收纺织品为主，袁宏《后汉 纪》质帝本初元年条：“河内一郡，尝 调缣素绮縠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 匹。”东汉以募兵制取代西汉长期实行 的征兵制，于是募金成为军费开支的 最大宗。王符《潜夫论·救边篇》 云：“今数州屯兵十余万人，皆廪食县 官，岁数百万斛，又有月值。但此人 耗，不可胜供。”所谓月值，无疑就是 定期发放的募金，其数额之巨不难想 象。东汉中期以后，朝廷广招北方异 族为兵，不惜重金加以笼络。《后汉 书鲜卑传》记载：· “都护偏何等诣祭肜求自效功，因 令击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斩首二千余 级。其后偏何连岁出兵击北虏，还辄 持首级诣辽东受赏赐……永平元年， 祭肜复赂偏何击歆志贲，破斩之，于 是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 赐，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 常。”这些异族首领狡诈贪婪，动辄生 事要挟朝廷，索要高价，朝廷为求避 祸，只得言听计从，任其敲诈。由此 可知，东汉军费带给编户的负担要比 西汉沉重得多，但在使用效能上却远 不及西汉。其次，在军事后勤设施的 管理上，西汉异常严格，而东汉逐渐 松散废弛。西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 作场、粮仓、牧苑等重要的后勤设施 牢牢地掌握在皇帝的手中；东汉则将 很多部门下放给地方。比如生产武器 装备的官营工场，据《汉书·百官公卿 表序》记载，西汉设在京师的几大军 工工场若卢、考工、尚方、内官、左 弋、寺工均直属于主管帝室事务的“家 臣”少府，反映出皇帝对军工生产的极 度关注和严密控制。郡国工官也肩负 着军械生产的重任，《西汉会要》“京 师兵器”条徐天麟按语道：“工官虽在 外郡，而所作器械，实输京师，故武 帝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以赡 之也。”《汉书·地理志》载，当时河 南、颍川、河内、南阳、济南、太 山、广汉、蜀郡明确设置工官。这些 地方工官在西汉时隶属于中央的大司 农，地方只有日常维护之责，根本无 权涉足管理事务。但是到了东汉，中 央直接控制的只是京师工场，地方工 官的管理权下放给所在郡国。《续汉 书百官志》“大司农”条本· 注曰：“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 农，中兴皆属郡县。”又“州郡”条本注 曰：“其郡有盐官、铁官、工官、都水 官者，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秩次 皆如县、道，无分士，给均本吏。”此 时地方工官名列州郡之下，同县、道 平级，由本地属吏执掌，且与改隶地 方的盐、铁官并列，足证其已经属于 地方事务单位。再如负责战略储备的 各级粮仓，西汉实行中央集中管制， 且管理权分属主管军事的太尉和最高 财政官员大司农，前者治下设仓曹“主 仓谷事”，[1]3559后者属员有太仓令 丞和郡国诸仓农监，[3]731实行共管 制，以使双方互相牵制，确保皇帝对 仓储的有效领导。到了东汉，中央将 某些战略重仓改由地方管理，设在重 镇荥阳、足以左右天下形势的敖仓便 转隶河南尹。[1]

除了隶属关系，西汉与东汉在军 品的生产管理上也存在差别。西汉严 格执行跨部门监督机制，也就是说生 产者和监工来自于不同的官署，双方 平素没有直接的往来，可以有效避免 生产中舞弊现象的发生。这在出土的 兵器铭文中有明显的体现。如西北金 关出土的箭杆上勒记：“元凤三年，执 金吾护工卒史喜、考工令通、丞常、 令史奉省。”[4]制作这支箭的考工隶属 少府，但作为监工的“护工卒史”却来 自与之毫不相关的执金吾。到了东 汉，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下面两 则弩机铭文可为证明。其一是甘肃环 县出土的东汉弩机，铭文作：“永元五 年，考工所造六石机，郭工锼伯作， 造工苏，太仆护工掾岷，令恭，丞 霸，掾闰，史成主。”[5]另一是甘肃岷 县文化馆收藏的东汉 ①《史记·平准书》载，武帝时镇 压南方诸郡叛乱，“费皆仰给大农。大 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然 兵所过县，为以訾 给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矣。 ”《集解》引徐广注曰：“擅，一 作‘经’。经，常也。惟取用足耳，不暇 顾经常法则也。”可见，西汉的“调”仅 是在战区范围内临时征发，绝非常 制。

弩机，有铭文：“永元八年，考工 所造四石机，郭工齐一王作，造工王 川，太仆监右工□□湛，令恭，丞商， 掾闰，史珍□。”[6]东汉考工已由少府 转隶太仆，[1]3581而这两件弩机的护 工、监工竟与之出自同一部门。联系 这两则铭文，不难发现，东汉军工生 产实行本部门内部监督，此举最大的 问题是相关人员容易互相包庇，难以 保证军品的质量。 正因为两汉在军工生产管理体制 上的差异，使得军品质量大相径庭。 西汉时期，武器装备质量过硬，对游 牧骑兵构成压倒性的技术优势。晁错 在对比西汉、匈奴军力时曾说：“劲弩 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 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 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 也。”[3]2281陈汤亦云：“夫胡兵五而 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 利。”[3]3023东汉军品质量则严重下 降。时人崔寔言道：“贪饕之吏，竞约 其财用，狡猾之工，复盗窃之。至以 麻枲被弓弩，米粥杂漆，烧铠铁焠醯 中，令脆易治。铠孔又褊小，不足容 人，刀牟悉钝，故边民敢斗健士，皆 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凡汉所以能 制胡者，徒擅铠弩之利也，今铠则不 坚，弩则不劲，永失所恃也。”[7]724 可见，东汉军工生产过程中，偷工减 料、以次充好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这 使得汉朝军队在武器装备上彻底丧失 了传统的优势，尚未交战，便已经注 定了失败的命运，而这正是东汉对军 工生产疏于管理的恶果。 第三，在军需物资的储备上，西 汉较为充分，而东汉则严重不足。西 汉为应对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平时非 常重视战略物资的储备，比如粮草， 贾谊《论积贮疏》言道：“夫积贮者， 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 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 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 至？”[3]1130在此精神的指引下，西 汉的粮食储备迅速增长。再如军马， 为适应机动作战的需要，西汉在边地 广建牧苑，放养军马。当时中央的太 仆总领六牧师苑令，分领三十六处牧 苑，养马30万匹，规模空前。[3]729 至汉武帝时，马政大盛，元狩四年 （前119）春，卫青、霍去病领兵远 征匈奴，“发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 万匹。”[3]3769西汉此次远征，筹措 军马的数量惊人，在人类战争史上极 为罕见。东汉时期，由于各种外在因 素的制约，战略储备较为滞后。仍以 军马为例，东汉边郡相继沦陷，丧失 了大批优良牧场，如河西诸苑“中兴皆 省，唯汉阳有流马苑”。[1]3582因此 东汉军马奇缺。史载，安帝元初二年 （115），中郎将任尚统领羽林、缇 骑、五营军士3500人驻防三辅，抵御 西羌，临行前怀令虞诩献策曰：“为使 君计者，莫如罢诸郡兵，各令出钱数 千，二十人共市一马，如此，可舍甲 胄，驰轻兵，以万骑之众，逐数千之 虏。”[1]2890前线无马可用，竟然要 向士兵摊派，可 谓军中奇闻。战马的缺少，影响 到东汉骑兵军团的组建和突击作战的 遂行，这是东汉屡败于草原异族的重 要原因。 第四，由于作战模式的改变，两 汉军事后勤的技术水准大相径庭。西 汉为满足大兵团作战、骑兵机动作战 和边防驻军的需要，建立起灵活多样 的保障体系，它以后方转运、屯田生 产、军事采买为基础，以随行携载、 战地取给为补充，将当时的物质技术 条件发挥到极致，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8]东汉与西汉相比，军队的后勤 保障水平出现了整体式下滑。东汉一 朝除窦固、窦宪、班超远征异域外， 绝大多数战事属于抵御异族袭扰的国 境自卫战争，纵有出击，其规模和影 响也极为有限。相关的后勤支援也总 是在战争初起的恐慌中仓促进行，各 项工作缓慢滞后，疲于应对。战斗模 式的简化使后勤保障的组织水平大打 折扣，而简陋低劣的后勤运筹也成为 制约作战灵活性的不利因素

二两汉军事后勤差异产生的原因 第一，西汉国力强盛，拥有建立 强大、完善的后勤体制的资本。以汉 武帝的军事活动为例，西汉初年经过 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特别是文景之 治的积蓄，至武帝时，“民则人给家 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 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 腐败不可食。”[2]1420这就为汉武帝 的征伐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东汉 国力衰颓，再也没有达到过西汉时期 的水平。光武帝建国之初，将精力用 在扫平割据势力上，对于社会经济的 复兴无暇顾及，他本人也承认：“即位 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1]3161当 时对待强邻匈奴，早已没了当年的气 势，只得“赂遗金币，以通旧好”。建 武九年（公元33年），匈奴犯边，“遣 大司马吴汉等击之，经岁无功，而匈 奴转盛，钞暴日增”，[1]2940根本无 力抵御。降至明、章二帝，经济虽有 所恢复，但与西汉时期的鼎盛相去甚 远。和帝之后，政局动荡，官吏贪 残，民不聊生，初见起色的社会形势 再次走向滑坡。国家对各项事务的控 制力也相应地削弱，在这种情况下， 很难建立起有效的军事后勤保障体 系，自然也就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大 规模战争了。 第二，西汉非常重视国防建设， 注意经营各类后勤设施，主张文武兼 备。东汉儒家尚文轻武的治国理念对 国家生活的影响力十分强大，这是阻 碍包括军事后勤在内的所有国防事务 发展的精神羁绊。光武帝本人就是儒 生，对儒学推崇备至。东汉的儒生荒 诞迂腐，极力鼓吹“偃干戈，修文 德”，[1]667试图使用空洞的道德说教 来感化凶蛮的强敌。灵帝中平元年 （184），北地羌胡寇乱陇右，刺史 宋枭竟对长史盖勋说：“凉州寡于学术，故屡致反 暴。今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 之，庶或使人知义。”[1]1880又黄巾 乱起，侍中向栩“上便宜，颇讥刺左 右，不欲国家兴兵，但遣将于河上北 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 ”[1]2694这些极端的事例固然可笑， 但长久的和平使得时人“专事经学”确 是不争的事实。如此久安忘危，轻视 武备造成的隐患很快就在激烈的战事 中爆发了。 第三，军制的变化是导致两汉军 事后勤差异的制度根源。西汉以广大 稳定的自耕小农为立国的根本，在此 基础上实行普遍的征兵制。编户服役 两年，一年为本郡正卒，一年为京师 卫士或边郡戍卒，这样，国有常备， 军有常卒，后勤保障系统自然时刻处 于运作状态。东汉由于小农的大量破 产，正常的征兵制已经无法有效执 行，光武帝于建武六年“罢郡国都尉 官”，又于次年“罢轻车、骑士、材 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 [1]51于是，全国除黎阳、雍等要地尚 有常备军外，其余皆被遣散。兵制的 改变对军事后勤造成严重的冲击，应 劭有言：“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 无警备，实启寇心。一方有难，三面 救之，发兴雷震，烟蒸电激，一切取 辨，黔首嚣然。”[1]3622也就是说， 随着常备军的解散，本应持续开展的 军事后勤工作中途断档，每当战端一 起，朝廷只得于仓促间临时筹措，各 项工作应接不暇，其效果可想而知。

第四，商品经济的双重性是决定 两汉军事后勤不同面貌的经济因素。 两汉是中国古代商品交换经济的繁荣 阶段，《史记·货殖列传》对当时商品 经济的盛况有过生动的描绘：“是以富 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得其所欲。”很多军需物资可以在民间 市场上采购，丰富了军队的物资保障 渠道。如居延新简EPT51:5：“从史弘 受钱千二百，出钱七百廿籴粟六石。 ”[9]171又汉简1112：“出钱九百买弓 椟。”[10]18· 但是，到了东汉，商品经济出现 了畸形发展的趋势，王符在《潜夫论· 浮侈篇》中谈到：“今举俗舍本农，趋 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 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 众……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 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天下百郡 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说明在 繁华生活的诱使下，人们开始舍弃本 业，人口向城市集中，致使无业游民 激增。而且当时奢靡之风渐盛，奢侈 品充斥市场，王符又说：“今人奢衣 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或 好取土作丸卖之，外不足御寇盗，内 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车 瓦狗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儿， 此皆无益也。”[1]1633-1634这些奢侈 品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和劳动时 间，对于需要在市场上补充物资的军 需而言，无疑是严重的削弱。此外， 商品货币关系与生俱来的拜金思潮也 会对后勤工作造成不利的影响，前文 所述军工生产中以次充好、偷工减料 的现象就是明证。 综上所述，通过对西汉、东汉军 事后勤的比较不难发现，东汉无论是 在军费的筹措、后勤设施的管理、武 器装备的生产、战略物资的储备，还 是在后勤保障的运筹水平上都与西汉 存在不小的差距。从这个角度，可以 解释东汉为何会“每战常负”，也能够 说明东汉国境线大幅收缩，且始终面 临巨大的国防压力的因由。同时，后 勤作为军事体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 分，它的衰弱也是东汉国防不振的重 要表现。造成东汉后勤保障水平严重 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固然有 政治衰败、社会转型、国力不济、兵 制改革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最根本的 原因还在于东汉统治者片面强调“废兵 戈而任道德”的治国理念。中国上古兵 书《司马法仁本篇》曰：“天下虽安， 忘战必危。”· 东汉重文轻武，自毁长城，重蹈 了历史的覆辙，沉痛的教训值得后人 充分借鉴。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 华书局，1965．[2]司马迁．史记 [M]．北京：中华书局，1959．[3]班 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4]初仕宾，任步云．居延汉代遗 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J]．文 物，1978（1）：1-25，98-104. [5]许俊臣，刘得祯．甘肃环县发 现一件东汉弩机[J]．考古与文物， 1986（4）：109. [6]樊友文．永元款铜弩机与陇西 郡南部都尉[J]．陇右文博， 2003（2）：21-23. [7]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 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 1958． [8]刘军．汉代军队后勤补给模式 探研[J]．求索，2010（5）：252-254.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居延新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0． [10]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M]．北京：文物出 版社，1987．

可精否？@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