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文化及其特点
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最根本的是在于形成自身特有的文化，不同的文化特质，就成为区别不同民族的主要标志。 民族文化与民族同生共源。壮族是珠江流域的土著民族。壮族先民因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特定的生产方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显示出民族文化的个性和地域性特征。壮族处于中原与东南亚、华南与西南各省文化交流的交汇处，其文化在保持自主特征的前提下，对外来文化的影响以模仿力和创造力相结合中和融化，使自身的发展充满了生命活力。当壮族先民处于氏族部落时代时，是壮族文化自主发展的时期；当壮族先民西瓯、骆越人从氏族部落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由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时，发生了秦瓯战争，秦始皇统一了岭南，西瓯骆越纳入了统一的祖国版图，自此至民国时期，壮族由自主发展时代转入了在统一的中央政府治理下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碰撞整合中形成和发展时期，它具有以岭南越人文化为主体的多源结构。
1、形成了自成体系的“话壮”[va6 cuэη6]（壮族）的民族语言文化
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民族文化的活载体，是维系民族存在的重要纽带，也是人们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明显和最常用的标志之一。壮族是土著民族，壮语与壮族文化同源共生，壮族的文化特征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当中。早在自主发展时期的先秦时代，壮族先民就形成了自成体系的语言文化。壮语分南北两大方言，但语音、语法结构、基本词汇大体相同。按照语言谱系树理论模式，把壮语划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但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语音系统、基本词汇，词序和构词理据、认知思维方式等语言本质问题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壮语所属的壮侗语集团与汉语缺乏同一性，存在明显的差异。如壮语一般是中心成分在前，修饰成分在后。例如壮族[kai5pou4]（鸡公），汉语是“公鸡”；[no6mou1]（肉猪），汉语是“猪肉”；[ran2 kou1]（家我），汉语是“我家”；[piali3 kon5]（走先）；汉语是“先走”；等等。这表明壮语与汉语的词序结构逆向反差，认知思维逻辑南辕北辙，两者的关系不是发生学关系，而是接触关系。根据考古发现，在华南——珠江流域商周时代的陶器上就有不少刻划文字符号，说明在自主发展时代，壮族先民就已经试图创造本民族的文字。秦汉以后，随着汉文化的传人和影响，壮族先民转向借用汉字的形、音、义和六书构字法，仿造出本民族的文字即古壮字或称“土俗字”、“方块壮字”。
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民族文化的活载体，是维系民族存在的重要纽带，也是人们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明显和最常用的标志之一。壮族是土著民族，壮语与壮族文化同源共生，壮族的文化特征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当中。早在自主发展时期的先秦时代，壮族先民就形成了自成体系的语言文化。壮语分南北两大方言，但语音、语法结构、基本词汇大体相同。按照语言谱系树理论模式，把壮语划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但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语音系统、基本词汇，词序和构词理据、认知思维方式等语言本质问题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壮语所属的壮侗语集团与汉语缺乏同一性，存在明显的差异。如壮语一般是中心成分在前，修饰成分在后。例如壮族[kai5pou4]（鸡公），汉语是“公鸡”；[no6mou1]（肉猪），汉语是“猪肉”；[ran2 kou1]（家我），汉语是“我家”；[piali3 kon5]（走先）；汉语是“先走”；等等。这表明壮语与汉语的词序结构逆向反差，认知思维逻辑南辕北辙，两者的关系不是发生学关系，而是接触关系。根据考古发现，在华南——珠江流域商周时代的陶器上就有不少刻划文字符号，说明在自主发展时代，壮族先民就已经试图创造本民族的文字。秦汉以后，随着汉文化的传人和影响，壮族先民转向借用汉字的形、音、义和六书构字法，仿造出本民族的文字即古壮字或称“土俗字”、“方块壮字”。
赖“那”而食的饮食文化 20世纪6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就在邕宁、武鸣、横县、扶绥等县沿邕江及其上游左、右江两岸新石器时代早期贝丘遗址中出土了石杵、石磨棒、石磨盘、石锤等加工谷物的工具，在桂林甑皮岩人类洞穴遗址中出土距今9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片。根据遗传学遗料，当时这一地区加工的谷特主要是稻谷。因为麦、粟等是后来传入这一地区的，而根据民族考古学，陶器是适应食用谷物的需要而出现的，这表明壮族地区早在距今9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便开始食用稻米，并发明了与食用稻米有关的杵、磨、锤、陶罐等加工工具和炊煮工具。约成书于春秋时期（前770~前476）的《诗经》中的《大雅•公刘》中有“乃积乃仓，乃为裹粮”，其中的“糇”（又写作“糇”），源于古越族语言，与北方的“粮”同义，是米饭、干粮的意思，至今壮族仍称稻、稻谷、稻米、稻米饭为“糇”[hau4]或“膏”[khau3]。这就说明，壮族先民在远古时代，就懂得将稻米煮熟食用，而且随着稻的传播，这种食用方法也传入我国中原地区，并被记录于《诗经》之中。壮族和泰族民间都有一句俗语：“[dci2nam4mi2pia1](水里有鱼类)，[dci2na2mi2khau3]（田里有稻米）。”这就是壮族先民“饭稻羹鱼”、“赖‘那’而食”、以“那”为中心的饮食文化的生动反映。古代，壮族先民适应自然环境，反复地筛选、培育糯稻，并广泛种植，使之成为自己生活中的重要食物，除以糯米为主食外，还用糯米做[hau4naη3dam1]（乌色糯米饭）、[ei2]（糍粑）、[faη4](粽子)等，形成了食用糯米的一系列民间习俗文化。
靠“那”而穿的服饰文化 壮族先民稻作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棉、麻纺织业及服饰加工业的发展。壮族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就出土有石制和陶制的纺轮，是用于麻纤维旋转加捻的工具。《汉书•地理志》记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颜师古注：“布谓诸杂细布皆是也”。我国古代时称布的主要是麻、苎、葛等植物纤维织品，《尔雅》记载：“麻（苎）葛日布。”说明壮族很早以前就能用麻类纤维织布了。广西平乐县银，山岭战国墓出土的遗物中，男墓有兵器而无陶纺轮，女墓有陶纺轮而无兵器，反映了当时壮族先民男女自然分工，女子主要从事纺织的情况，并说明了麻纺织业已有了较大的发展。《尚书•禹贡》说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这里的扬州是指淮河以南至南海的广大地区。贝就是吉贝、劫贝、古贝的省称，古贝当其音译。织贝、即用棉花制成的织品。壮侗语族的壮语、布依语、临高语、傣语、黎语，以及越南的岱——侬语，老挝的老语、泰国的泰语等分别称棉、棉花为[fa:i5]、[bu:i3]、[va:i5]等，是同源词，并与吉贝、劫贝、古贝的“贝”有关，说明这些民族在迁居于各地之前，种植和使用棉花已经是他们共同的经济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谙壮族先民是最早种植和使用棉花的民族之一。
因“那”而乐的节日文化 节日文化体现整个民族文化 的全民性、认同性。壮族节日文化和稻作农耕生活密切相关，是物质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混为一体的表现形态，是稻作文明类型和壮族文化群体的象征。围绕着稻作农耕，在壮族先民的观念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崇拜对象，并形式成了以祭祀这些崇拜对象为中心的节日活动；例如红水河一带从正月初一到十五过蛙婆节，举行祭祀蛙神活动；新年祭祀牛栏；春节过后举行开耕仪式；播身时举行祭祀禾苗和祭祀牛魂仪式；稻谷结实泛黄时过尝新节；十月霜降收获以后过糍粑节。每个节日都举行一定的仪式并有相应的壮歌，不少地方在插奂、收割时都举行隆重的峒场歌会，通过这些活动以满足他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追求。
3、以“咽”[nuen2]（铜鼓）为代表的青铜文化
壮族地区的青铜铸造业发端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铸造的器物除了早期的钺、斧、镞、镦外，还有刀、剑、矛、钟、鼓、鼎、铃、人首柱形器、叉形器等，形制和装饰的花纹图案丰富，具有明显的地方民族特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铜鼓。
铜鼓壮语称为“咽”[nuen2] [nuen2]壮语原意为“可闻声”、“听”、“听见”、“听到”。由于铜鼓被打击时发出洪亮的声音，人们便以能听到的这种特有的声音来给它命名。铜鼓产生、流行于我国西南和岭南地区。铜鼓出土的分布，东到广东省的北江以西地区，西到缅甸，北到四川省大渡河上游，南到印度尼西亚苏腊巴亚岛，其范围与“那”地名颁上即“那”文化圈的范围大体相同。中国是世界上出土并收藏铜鼓最多的国家，主要分布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壮族聚居的广西出土和收藏的铜鼓特点突出。一是分布密集。广西大部分县都有铜鼓出土。二是类型齐全。包括最早期的铜鼓——万家坝型铜鼓在内的中国八大类型的铜鼓在广西都有出土。三是藏量最大。全自治区馆藏铜鼓500多面，占全国收藏总数的1/3，其中仅自治区博物馆藏铜鼓就有360多面，为国内外馆藏之最，民间收藏的铜鼓，仅登记在册的就有1400多面。被称为“世界铜鼓之王”的面径1.65米的大铜鼓也在广西出土，为两千多年前的遗物。四是工艺奇巧。铜鼓高峰期的代表类型北流型、灵山型、冷水冲型，都是壮族祖先的杰作。铜 鼓用模型浇铸，鼓身鼓面镂刻船纹、鹿纹、水波纹、云雷纹、羽人纹等各种花纹，有的鼓动面饰以立体蛙。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赞叹铜鼓“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外。炉铸之抄，实为奇巧”。据化验，其合金成分中，铜、锡、铝之比大体为7:2:1，与《考工记》记载的“钟鼎之剂”、“六分其金（铜）面锡居其一”基本吻合，同时，将当时视为自然科学尖端的割圆术用于铸造铜鼓的太阳纹，其制造是壮族先民从原始社会走向阶级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它是权力的象征，作为一种重器，它与中原的鼎具有相同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又演变为祭祀用的礼器和娱乐用的乐器。六是历代延续。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古籍办收集整理的《布洛陀经诗》中就有《铜源诗》，记述在氏族部落社会后期壮族先民怎样发现铜、冶炼铜并铸造铜鼓。《后汉书•马援传》说马援南征时“于交趾得铜鼓”，并称为骆越铜鼓。《隋书•地理志》说“俚人并铸铜为大鼓……有鼓者号为都老。”“都老”[tu2la:u4]是壮语记音，“都”[tu2]含“人”义，“老”[la:u4]为大者、最长者。“都老”是“头人”、“大首领”、“大长老”的意思。壮族及其先民使用铜鼓的情况史载不绝。直到现在，壮族民间仍在使用铜鼓，一些地方每逢节日都举行打铜鼓、跳铜鼓舞、对唱山歌等活动。七是全民崇鼓。铜鼓在壮族及其先民的观念中是神圣之物，一些地方称铜鼓为“乜铜咽法”[me6tη2nuen2fa4]，意即“天之大铜鼓”，每年正月初一举行祭铜活动，对铜鼓顶礼膜拜。
铜鼓是源于稻作农业的一种艺术，铜鼓纹饰中太阳、雷纹、水波纹以及蛙纹等都与稻作农业有关。一些地方把铜鼓叫“蛙鼓”。著名民族学家罗香林说：“至谓铜鼓制作，并与祈雨有关，则亦有客观依据。观鼓面常铸立体蛙蛤或蟾蜍，殆即因祈雨而作。”①壮族民间收藏铜鼓时，有用稻草绳拴其耳，或将铜鼓倒置盛满稻保的习俗，谓之“养鼓”。这些都说明铜鼓与青蛙的关系及它们与稻作农业的密切关系。铜鼓源于稻作，铜鼓文化是“那”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壮族地区的青铜铸造业发端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铸造的器物除了早期的钺、斧、镞、镦外，还有刀、剑、矛、钟、鼓、鼎、铃、人首柱形器、叉形器等，形制和装饰的花纹图案丰富，具有明显的地方民族特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铜鼓。
铜鼓壮语称为“咽”[nuen2] [nuen2]壮语原意为“可闻声”、“听”、“听见”、“听到”。由于铜鼓被打击时发出洪亮的声音，人们便以能听到的这种特有的声音来给它命名。铜鼓产生、流行于我国西南和岭南地区。铜鼓出土的分布，东到广东省的北江以西地区，西到缅甸，北到四川省大渡河上游，南到印度尼西亚苏腊巴亚岛，其范围与“那”地名颁上即“那”文化圈的范围大体相同。中国是世界上出土并收藏铜鼓最多的国家，主要分布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壮族聚居的广西出土和收藏的铜鼓特点突出。一是分布密集。广西大部分县都有铜鼓出土。二是类型齐全。包括最早期的铜鼓——万家坝型铜鼓在内的中国八大类型的铜鼓在广西都有出土。三是藏量最大。全自治区馆藏铜鼓500多面，占全国收藏总数的1/3，其中仅自治区博物馆藏铜鼓就有360多面，为国内外馆藏之最，民间收藏的铜鼓，仅登记在册的就有1400多面。被称为“世界铜鼓之王”的面径1.65米的大铜鼓也在广西出土，为两千多年前的遗物。四是工艺奇巧。铜鼓高峰期的代表类型北流型、灵山型、冷水冲型，都是壮族祖先的杰作。铜 鼓用模型浇铸，鼓身鼓面镂刻船纹、鹿纹、水波纹、云雷纹、羽人纹等各种花纹，有的鼓动面饰以立体蛙。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赞叹铜鼓“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外。炉铸之抄，实为奇巧”。据化验，其合金成分中，铜、锡、铝之比大体为7:2:1，与《考工记》记载的“钟鼎之剂”、“六分其金（铜）面锡居其一”基本吻合，同时，将当时视为自然科学尖端的割圆术用于铸造铜鼓的太阳纹，其制造是壮族先民从原始社会走向阶级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它是权力的象征，作为一种重器，它与中原的鼎具有相同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又演变为祭祀用的礼器和娱乐用的乐器。六是历代延续。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古籍办收集整理的《布洛陀经诗》中就有《铜源诗》，记述在氏族部落社会后期壮族先民怎样发现铜、冶炼铜并铸造铜鼓。《后汉书•马援传》说马援南征时“于交趾得铜鼓”，并称为骆越铜鼓。《隋书•地理志》说“俚人并铸铜为大鼓……有鼓者号为都老。”“都老”[tu2la:u4]是壮语记音，“都”[tu2]含“人”义，“老”[la:u4]为大者、最长者。“都老”是“头人”、“大首领”、“大长老”的意思。壮族及其先民使用铜鼓的情况史载不绝。直到现在，壮族民间仍在使用铜鼓，一些地方每逢节日都举行打铜鼓、跳铜鼓舞、对唱山歌等活动。七是全民崇鼓。铜鼓在壮族及其先民的观念中是神圣之物，一些地方称铜鼓为“乜铜咽法”[me6tη2nuen2fa4]，意即“天之大铜鼓”，每年正月初一举行祭铜活动，对铜鼓顶礼膜拜。
铜鼓是源于稻作农业的一种艺术，铜鼓纹饰中太阳、雷纹、水波纹以及蛙纹等都与稻作农业有关。一些地方把铜鼓叫“蛙鼓”。著名民族学家罗香林说：“至谓铜鼓制作，并与祈雨有关，则亦有客观依据。观鼓面常铸立体蛙蛤或蟾蜍，殆即因祈雨而作。”①壮族民间收藏铜鼓时，有用稻草绳拴其耳，或将铜鼓倒置盛满稻保的习俗，谓之“养鼓”。这些都说明铜鼓与青蛙的关系及它们与稻作农业的密切关系。铜鼓源于稻作，铜鼓文化是“那”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4、以岜莱[phia1la:i2]（花山崖壁画）为代表的艺术文化
先秦时期西瓯、骆越先民的绘画艺术成就主要表现为用色彩（即赫红色矿物颜料）绘制的崖壁画。在延绵两百多公里的广西左江流域，有178处造型古朴、风格粗犷的崖壁画，形成规模宏大的江畔耀达“岜莱”[phja1la:i2]（壮语，意为绘有花纹图像的山，译称“花山”）最为壮观，其人像之众，物像之多，场面之大，在我国已发现的崖壁画中首屈一指，在世界范围内亦为罕见。壁画采用概括、写实、夸张乃至变形手法进行创作，把举手顿足的人物舞蹈形象描绘得生动传神，富于艺术韵味。在下无立足之处的陡峭崖壁上，把一个个高大的人物形体画得左右对称，上下均匀，笔调刚劲有力，粗犷传神，充分体现了壮族先民西瓯、骆越民族杰出的艺术创造边。一些学者认为，左江流域崖壁画所绘的是剪影式模仿立蛙动作的群体舞蹈场面，是壮族称民以祈雨为目的的蛙崇拜的再现，其源于稻作农业，是“那”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先秦时期西瓯、骆越先民的绘画艺术成就主要表现为用色彩（即赫红色矿物颜料）绘制的崖壁画。在延绵两百多公里的广西左江流域，有178处造型古朴、风格粗犷的崖壁画，形成规模宏大的江畔耀达“岜莱”[phja1la:i2]（壮语，意为绘有花纹图像的山，译称“花山”）最为壮观，其人像之众，物像之多，场面之大，在我国已发现的崖壁画中首屈一指，在世界范围内亦为罕见。壁画采用概括、写实、夸张乃至变形手法进行创作，把举手顿足的人物舞蹈形象描绘得生动传神，富于艺术韵味。在下无立足之处的陡峭崖壁上，把一个个高大的人物形体画得左右对称，上下均匀，笔调刚劲有力，粗犷传神，充分体现了壮族先民西瓯、骆越民族杰出的艺术创造边。一些学者认为，左江流域崖壁画所绘的是剪影式模仿立蛙动作的群体舞蹈场面，是壮族称民以祈雨为目的的蛙崇拜的再现，其源于稻作农业，是“那”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5、以《布洛陀》[pau5lo4to6]（智慧祖神）为代表的神话文化
古代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是原始人类的想像力将自然力人格化，用想像力去说明天地万物的起源、发展、原因和后果，用想像力去说明天地万物的起源、发展、原因和后果，用想像力去战胜自然、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展现他们的原始世界观的产物。壮族先民在氏族部落社会阶段，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系神话，它的起源、发展和民族语言的发展、叙事能力的提高是同步并进的，是西瓯、骆越部族原始文化的结晶。其中，《乜渌甲》（又称《麽渌甲》）叙述了女性主神的生殖和为和人类的不源。“乜渌甲”，壮语的音义为：[me6]（母）[luk8]（孩子）[kja:p7]（合并），意为“母子合休”或“母孕子”，即孕育的祖母神。她是一位伟大的生育女神，孕育创造人类，为母系氏族部落时代的主神。《布洛陀》叙述了男主神改天造地安排山川的功绩。“布洛陀”，按壮族麽教解释，其壮语的音义为[pau5]（祖公）[luk8]（河谷）[to2]（鬼魂附身、法术、施法），意为河谷中法术高强的祖公，也可称为智慧祖神。他是一个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创世神，为父系氏族部落时代的主神。布洛陀开始可能是只是部落 （鸟图腾部落）的祖神，由于其力量较强大，大部落联盟的形成中占了主导地位，因而，其所信奉的祖神也“联盟”化为民族统一的祖神了。
在布洛陀神话基础上孕育产生的长诗《布洛陀》，则是壮族的创世史诗，是史前时期壮族先民社会的百科全书，它包含远古壮族祖先的生产斗争、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原始宗教、原始意识乃至原始社会崩溃过程等丰富的内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开始分化，原始公社制逐渐瓦解，部落联盟和国家雏形逐步形成。随着社会的发展，各部落的交往日益频繁，彼此交融形成了体系神话，如《特康射太阳》、《布伯》、《岑逊王》、《莫一大王》等，就是这样的产物。布伯、候野、郎正和特康，他们的故事显示了父权时代男子的辉煌业绩，其中布伯是为求得雨水与天上的雷王作斗争的英雄，而候野、郎正、特康则是为消除干旱而与十一个烈日搏斗的英雄，他们的故事反映了当时壮族已进入农汪社会，人们需要风调雨顺。而岑逊王、莫一大王则是农业发展、阶段萌芽、国家即将出现的军事民主制时代的英雄。以《布洛陀》为代表的这一自成系列的“体系神话”，又可叫做“文明的综合的神话”。其以特有的神异形式，再现了壮族称民晚期原始社会逐步阶级化、秩序化的生动图景，渗入了早期文明社会和逻辑思维的诸多因素，是民族精神文化的最初记录，在前文字时代靠人民口头传承。这些神话标志着壮族先民在自主发展阶段已是跨入文明门槛的文化民族。
古代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是原始人类的想像力将自然力人格化，用想像力去说明天地万物的起源、发展、原因和后果，用想像力去说明天地万物的起源、发展、原因和后果，用想像力去战胜自然、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展现他们的原始世界观的产物。壮族先民在氏族部落社会阶段，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系神话，它的起源、发展和民族语言的发展、叙事能力的提高是同步并进的，是西瓯、骆越部族原始文化的结晶。其中，《乜渌甲》（又称《麽渌甲》）叙述了女性主神的生殖和为和人类的不源。“乜渌甲”，壮语的音义为：[me6]（母）[luk8]（孩子）[kja:p7]（合并），意为“母子合休”或“母孕子”，即孕育的祖母神。她是一位伟大的生育女神，孕育创造人类，为母系氏族部落时代的主神。《布洛陀》叙述了男主神改天造地安排山川的功绩。“布洛陀”，按壮族麽教解释，其壮语的音义为[pau5]（祖公）[luk8]（河谷）[to2]（鬼魂附身、法术、施法），意为河谷中法术高强的祖公，也可称为智慧祖神。他是一个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创世神，为父系氏族部落时代的主神。布洛陀开始可能是只是部落 （鸟图腾部落）的祖神，由于其力量较强大，大部落联盟的形成中占了主导地位，因而，其所信奉的祖神也“联盟”化为民族统一的祖神了。
在布洛陀神话基础上孕育产生的长诗《布洛陀》，则是壮族的创世史诗，是史前时期壮族先民社会的百科全书，它包含远古壮族祖先的生产斗争、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原始宗教、原始意识乃至原始社会崩溃过程等丰富的内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开始分化，原始公社制逐渐瓦解，部落联盟和国家雏形逐步形成。随着社会的发展，各部落的交往日益频繁，彼此交融形成了体系神话，如《特康射太阳》、《布伯》、《岑逊王》、《莫一大王》等，就是这样的产物。布伯、候野、郎正和特康，他们的故事显示了父权时代男子的辉煌业绩，其中布伯是为求得雨水与天上的雷王作斗争的英雄，而候野、郎正、特康则是为消除干旱而与十一个烈日搏斗的英雄，他们的故事反映了当时壮族已进入农汪社会，人们需要风调雨顺。而岑逊王、莫一大王则是农业发展、阶段萌芽、国家即将出现的军事民主制时代的英雄。以《布洛陀》为代表的这一自成系列的“体系神话”，又可叫做“文明的综合的神话”。其以特有的神异形式，再现了壮族称民晚期原始社会逐步阶级化、秩序化的生动图景，渗入了早期文明社会和逻辑思维的诸多因素，是民族精神文化的最初记录，在前文字时代靠人民口头传承。这些神话标志着壮族先民在自主发展阶段已是跨入文明门槛的文化民族。
6、以“诺鸡”[dk7kai5]（鸡骨卜）和“麽”[mo1]（麽教）为代表的原始宗教文化
在氏族社会里，人们生活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各种宗教行为，实际上是这种古老的信仰观念的表现。占卜术，是最古老的蓍占专书《易经》，在观测天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占星术也在殷周时期兴盛。而先秦时期南越瓯骆人则盛行鸡卜，即鸡骨卜。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是时既灭南越，越人通之乃言：‘越人谷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言之，越词鸡卜始用焉。”《资治通鉴》汉武帝元封二年条胡三省注称，史记正义日：“鸡卜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则吉，不足则凶。今岭南犹行此法。”有关鸡骨卜之术，在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中有更详的记载。在壮族民间中至今仍流传有多种《鸡卜经》抄本，壮语自然数为[dk7]（骨）[kai5]（鸡），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收存的《鸡卜经》绘绘有壮语名称的鸡卜卦象多达480幅。可见曾为汉武帝所推骨卜自成体系，历史久远。
先秦时代的瓯骆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他们所崇拜的对象有火神、水神、树木神、土地神、山神、石神、雷神、太阳神等，他们把某些自然物升华为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人格化的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图腾崇拜，如花图腾、蛇图腾、鸟图腾、蛙图腾、犬图腾、稻谷图腾等。在以万物有灵观念为核心的自然崇拜、神话体系数和鸡卜占术的基础上，由越巫发展产生了以祷祝神灵禳解的“麽”[mo1]教形式。“麽”[mo1]意含喃诵经诗、通神祈禳。原始巫教无主神，由巫觋施法卜测吉凶。麽教则崇奉创世神布洛陀为至上神和教祖，有整套的法事仪式和相应的一系列原为口头传承的五言押腰脚的诗体的祝词，后来用古壮字记录传抄成“司麽”[θaω1 mo1]，即“麽教经书”，简称“麽经”，由“布麽”[pou4 mo1]，即“麽公”举仪祷请祖神，宣颂古观、禳灾降福。麽教属原生态的民族宗教文化，反映了在上古生产力低下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寄托并借助神力来调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祈求生存和发展。在麽教中，布洛陀由创世神变成宗教神，由自然神变成社会神。而其由多神信仰向一神信仰的转化，反映源于原始巫教的麽教，产生于壮族先民部落处于联盟与雏形国家逐渐形成的社会阶段，这在“麽经”中多处叙及壮族先民部落对十二种动物图腾的称谓即“十二国”[●●●]（十二个图腾部族）亦可印证。虽然迟至明清时期才出现书录的《麽经》抄本，从现在搜集到的30多种抄本来看，尽管其在流传过程中掺杂了一些道、儒、佛的神祗和观念，但其中的基础和主干，包括语言、内容、观念和功用，仍保持着原生的民族宗教文化的本质特征，拆射着壮族先民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由母系制进入父系制，由氏族部落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历程，这对研究壮族氏族氏族部落时代及其后来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信仰及道德观念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
在氏族社会里，人们生活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各种宗教行为，实际上是这种古老的信仰观念的表现。占卜术，是最古老的蓍占专书《易经》，在观测天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占星术也在殷周时期兴盛。而先秦时期南越瓯骆人则盛行鸡卜，即鸡骨卜。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是时既灭南越，越人通之乃言：‘越人谷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言之，越词鸡卜始用焉。”《资治通鉴》汉武帝元封二年条胡三省注称，史记正义日：“鸡卜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则吉，不足则凶。今岭南犹行此法。”有关鸡骨卜之术，在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中有更详的记载。在壮族民间中至今仍流传有多种《鸡卜经》抄本，壮语自然数为[dk7]（骨）[kai5]（鸡），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收存的《鸡卜经》绘绘有壮语名称的鸡卜卦象多达480幅。可见曾为汉武帝所推骨卜自成体系，历史久远。
先秦时代的瓯骆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他们所崇拜的对象有火神、水神、树木神、土地神、山神、石神、雷神、太阳神等，他们把某些自然物升华为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人格化的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图腾崇拜，如花图腾、蛇图腾、鸟图腾、蛙图腾、犬图腾、稻谷图腾等。在以万物有灵观念为核心的自然崇拜、神话体系数和鸡卜占术的基础上，由越巫发展产生了以祷祝神灵禳解的“麽”[mo1]教形式。“麽”[mo1]意含喃诵经诗、通神祈禳。原始巫教无主神，由巫觋施法卜测吉凶。麽教则崇奉创世神布洛陀为至上神和教祖，有整套的法事仪式和相应的一系列原为口头传承的五言押腰脚的诗体的祝词，后来用古壮字记录传抄成“司麽”[θaω1 mo1]，即“麽教经书”，简称“麽经”，由“布麽”[pou4 mo1]，即“麽公”举仪祷请祖神，宣颂古观、禳灾降福。麽教属原生态的民族宗教文化，反映了在上古生产力低下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寄托并借助神力来调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祈求生存和发展。在麽教中，布洛陀由创世神变成宗教神，由自然神变成社会神。而其由多神信仰向一神信仰的转化，反映源于原始巫教的麽教，产生于壮族先民部落处于联盟与雏形国家逐渐形成的社会阶段，这在“麽经”中多处叙及壮族先民部落对十二种动物图腾的称谓即“十二国”[●●●]（十二个图腾部族）亦可印证。虽然迟至明清时期才出现书录的《麽经》抄本，从现在搜集到的30多种抄本来看，尽管其在流传过程中掺杂了一些道、儒、佛的神祗和观念，但其中的基础和主干，包括语言、内容、观念和功用，仍保持着原生的民族宗教文化的本质特征，拆射着壮族先民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由母系制进入父系制，由氏族部落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历程，这对研究壮族氏族氏族部落时代及其后来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信仰及道德观念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
7、以宇宙“三盖”[θa:m1 ka:i5]，（三界）说和万物“波乜”[po6 me6]（公母）观为基础的朴素哲学思想
壮族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过程中，观察了解天地万物的产生和演变，逐渐产生了朴素的哲学思想观念。从流传下来的大量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到，壮族先民不仅对天地万物和人类的起源产生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对自然万物运动变化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解释，形成了壮族原始哲学的基本观念。壮族神话《天地分家》认为天地万物产生于大气团，从前天地没有分家，先是旋转着一团大气，渐渐地越转越急，变成一个三黄蛋，后来爆开分为三片，一片飞到上边成为天空，一片沉到地下成为河海，中间一片成为中界大地，形成了“三盖”[θa:m1 ka:i5]，即“三样”自然界物体。基于这种思想，壮族先民构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宇宙结构观念，这就是著名的三界说。按照三界说，宇宙分为天上、大地、水下三界，天上是上界，住着神灵，由雷公管理；大地是中界，住着人类，由布洛陀管理；水下为水界，住着小矮人，由“图额”[tu2 ●]（水神）管理。无论是在壮族神话、历史传说、民间故事，还是在壮族民间麽教经书《布洛陀》中，都以三界说来描述和解释世界。铜鼓的纹饰结构，也体现出三界的观念：鼓面表示上界，饰有太阳纹、云雷纹；鼓身表示中界，刻有羽人纹、鹿纹；鼓足表示下界，刻一两道水波纹与鼓身相分。直到现代，三界之说仍然在壮族民间广泛流传。壮族先民还认为，中界大地的动植物和人类都是男祖神布洛陀和女祖神麽渌甲创造的，人类按照布洛陀的指点生产生活，遵从布洛陀制定的准则和谐相处，才使世界成为人类的美好美园。
壮族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发现人分为“波乜”[po6 me6]（即公母）两种，动物也分为“波乜”[po6 me6] 两类，便以自身类比来观察认为自然。在壮族先民看来，世界万物都区分为“波乜”（公母）两性类别，这两性类别互相对立又相互联系，形成了万物“波乜”（公母）观。这在壮族神话、民间宗教、民俗事象及壮语蕴藏的思想文化世界中，都有具体的表现。例如壮语中，称“天”为[po6 fa4]，意即“天公”；称地为[me6 dωn1]，意即“地母”；喻太阳为“父亲”，月亮为“母亲”；把一天晴或热、一天雨或冷的天气，称为[ηon2 poηon2 me6]，意即“一天公一天母”。在壮族先民的观念中，天上至高的神灵是“波叭”[po6 pja3]即“雷公”，他派到人间的使者青蛙叫“娅圭”[ja6 kve3]，即“蛙婆”，天地呼应而降甘霖。在蛙婆节中，将抓到的第一只青蛙称为“天女”，获蛙者被封为“蛙郎”，并与之结缘相配，成为主持祭祀活动的头领。壮族祭祀的田神，称之为“波那乜那”[po6 na2 me6 na2]即“田公田母”。壮族民间宗教麽教崇奉的最高神灵是男祖神布洛陀和女祖神渌甲，仪式中必祷请他们降临主神位，双双为民间除赐福。这种万物“波乜”观在其他文化领域也有种种表现。如审美领域，将高音铜鼓称为[●po6]，即公铜鼓，把低音铜鼓称为[●me6]，即母铜鼓，在祭祀或赛铜鼓活动中必须以公母配对来敲击，认为这样才灵验和悦耳动听，如此等等，亦是壮族的“波乜”观的原哲学思维，与彝族的万物雌雄观相似，与汉族的万物阴阳观也具有相类的性质，只是后者是一种抽象的概括，前者为形象性的类比思维，具有个性特征。
壮族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过程中，观察了解天地万物的产生和演变，逐渐产生了朴素的哲学思想观念。从流传下来的大量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到，壮族先民不仅对天地万物和人类的起源产生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对自然万物运动变化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解释，形成了壮族原始哲学的基本观念。壮族神话《天地分家》认为天地万物产生于大气团，从前天地没有分家，先是旋转着一团大气，渐渐地越转越急，变成一个三黄蛋，后来爆开分为三片，一片飞到上边成为天空，一片沉到地下成为河海，中间一片成为中界大地，形成了“三盖”[θa:m1 ka:i5]，即“三样”自然界物体。基于这种思想，壮族先民构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宇宙结构观念，这就是著名的三界说。按照三界说，宇宙分为天上、大地、水下三界，天上是上界，住着神灵，由雷公管理；大地是中界，住着人类，由布洛陀管理；水下为水界，住着小矮人，由“图额”[tu2 ●]（水神）管理。无论是在壮族神话、历史传说、民间故事，还是在壮族民间麽教经书《布洛陀》中，都以三界说来描述和解释世界。铜鼓的纹饰结构，也体现出三界的观念：鼓面表示上界，饰有太阳纹、云雷纹；鼓身表示中界，刻有羽人纹、鹿纹；鼓足表示下界，刻一两道水波纹与鼓身相分。直到现代，三界之说仍然在壮族民间广泛流传。壮族先民还认为，中界大地的动植物和人类都是男祖神布洛陀和女祖神麽渌甲创造的，人类按照布洛陀的指点生产生活，遵从布洛陀制定的准则和谐相处，才使世界成为人类的美好美园。
壮族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发现人分为“波乜”[po6 me6]（即公母）两种，动物也分为“波乜”[po6 me6] 两类，便以自身类比来观察认为自然。在壮族先民看来，世界万物都区分为“波乜”（公母）两性类别，这两性类别互相对立又相互联系，形成了万物“波乜”（公母）观。这在壮族神话、民间宗教、民俗事象及壮语蕴藏的思想文化世界中，都有具体的表现。例如壮语中，称“天”为[po6 fa4]，意即“天公”；称地为[me6 dωn1]，意即“地母”；喻太阳为“父亲”，月亮为“母亲”；把一天晴或热、一天雨或冷的天气，称为[ηon2 poηon2 me6]，意即“一天公一天母”。在壮族先民的观念中，天上至高的神灵是“波叭”[po6 pja3]即“雷公”，他派到人间的使者青蛙叫“娅圭”[ja6 kve3]，即“蛙婆”，天地呼应而降甘霖。在蛙婆节中，将抓到的第一只青蛙称为“天女”，获蛙者被封为“蛙郎”，并与之结缘相配，成为主持祭祀活动的头领。壮族祭祀的田神，称之为“波那乜那”[po6 na2 me6 na2]即“田公田母”。壮族民间宗教麽教崇奉的最高神灵是男祖神布洛陀和女祖神渌甲，仪式中必祷请他们降临主神位，双双为民间除赐福。这种万物“波乜”观在其他文化领域也有种种表现。如审美领域，将高音铜鼓称为[●po6]，即公铜鼓，把低音铜鼓称为[●me6]，即母铜鼓，在祭祀或赛铜鼓活动中必须以公母配对来敲击，认为这样才灵验和悦耳动听，如此等等，亦是壮族的“波乜”观的原哲学思维，与彝族的万物雌雄观相似，与汉族的万物阴阳观也具有相类的性质，只是后者是一种抽象的概括，前者为形象性的类比思维，具有个性特征。
8、以“观敢”[● ka:m3]（岩洞歌）和“欢娅圭”[● ja6 kve3]（蛙婆歌）为代表的歌谣文化
壮族及其先民以好歌善唱而著称。春秋战国时期，瓯骆民族的歌谣就以独特的形式、韵律与风格而享有盛誉。汉代刘向《说苑•善说篇》所载的楚国令尹鄂君子晰泛舟湖中欣赏的《越人歌》，根据壮族语言学家韦庆稳翻译考证为壮族先民的歌。歌的起头句“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与北部壮族传统夜山歌中常用的起兴句[bam6 ni4 ham6 ka5 ma2? Fei2 a1 tok7 loη2 θω3]（今晚是什么晚上？乌鸦衔火落在社屋边）十分相似。可见壮族民歌与其先民越人歌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由此亦印证了清代李调元《南粤笔记》关于“粤俗好歌”，“粤歌始自榜人之女”（即为鄂君子晰唱《越人歌》的榜木世 越人女子）的记述。据游国恩《楚辞的起源》考证，“这首《越人歌》出世的时候，必在楚康王五十五年中，我定他们为（公元）前五五O（年）间的产品”。即早于屈原生活的顷襄王时代。越人的歌唱艺术在先秦深受赞誉并广泛流传的情景屡有记载。如《汉书•元后传》云：成才侯王商“穿长安城，引内丰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盖，楫濯越歌”，表明欣赏越歌曾成为长安贵族们的一种时尚。古越人“尚越声”，作为骆越后裔的壮族，承传了这种歌唱风习。他们“自幼习歌”、“乡村唱和成风”、“皆临机自撰”，并且有定期的唱歌节日活动，歌谣文化尤为发达。这当追溯到氏族部落时代的群体祭祀形式和族外群婚制向对偶婚制过度阶段的社交活动，从现在遗存的两种古老歌唱形式可窥见其面貌之一斑。一是“欢敢”[● ka:m3]。“欢”即山歌，“敢”为岩洞。“欢敢”的意为岩洞歌。如在右江河谷田东县的仰岩和田阳县的敢壮，自古以来每年都举行有数以万计群众参加的岩洞歌会的活动，流传有著名的壮族传统长篇排歌《欢敢》和《欢嘹》[● li:u2](译为《嘹歌》，均已翻译出版)。这种歌唱活动，缘于古代壮族先民“随山洞而居”（《隋书•南蛮传》）、“以岩穴为居止”（宋•乐史《太平寰宇记》），遂而崇拜岩洞并祭祀“敢卡”神的传统。所谓“敢卡”[ka:m3 ka1]，原意为两腿间的岩穴，喻指女阴，译为生育女神。显然《欢敢》和《欢嘹》为源于母系氏族社会的自然崇拜和生殖崇拜活动的产物，后经历代发展而演变为以情歌为主干的传统歌式。一是“欢娅圭”[● ja6 kve3]。“欢”即山歌，“娅圭”即蛙婆，俗称蚂虫另。“欢娅圭”即“蛙婆歌”，为流传于红水河一带蚂虫另节活动的勒脚歌体的仪式歌。蚂虫另节实质上是氏族部落祭祀蛙图腾以祈求风调雨五谷丰登的节日。由于宗教节日举行隆重仪式，一个氏族部落或多个氏族部落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欢歌狂舞，这就给青年男女提供了择偶的机会。一方面，他们通过传唱仪式歌获得有关民族历史、生产生活和伦理道德等的知识；一方面通过对歌比试才智、倾诉心声而交谊结缘。这种祭祀性的歌唱活动，后来便发展成为以男女会唱为主体的“圩蓬”[●●]，意为欢乐的圩场，译称“歌圩”。
壮族及其先民以好歌善唱而著称。春秋战国时期，瓯骆民族的歌谣就以独特的形式、韵律与风格而享有盛誉。汉代刘向《说苑•善说篇》所载的楚国令尹鄂君子晰泛舟湖中欣赏的《越人歌》，根据壮族语言学家韦庆稳翻译考证为壮族先民的歌。歌的起头句“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与北部壮族传统夜山歌中常用的起兴句[bam6 ni4 ham6 ka5 ma2? Fei2 a1 tok7 loη2 θω3]（今晚是什么晚上？乌鸦衔火落在社屋边）十分相似。可见壮族民歌与其先民越人歌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由此亦印证了清代李调元《南粤笔记》关于“粤俗好歌”，“粤歌始自榜人之女”（即为鄂君子晰唱《越人歌》的榜木世 越人女子）的记述。据游国恩《楚辞的起源》考证，“这首《越人歌》出世的时候，必在楚康王五十五年中，我定他们为（公元）前五五O（年）间的产品”。即早于屈原生活的顷襄王时代。越人的歌唱艺术在先秦深受赞誉并广泛流传的情景屡有记载。如《汉书•元后传》云：成才侯王商“穿长安城，引内丰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盖，楫濯越歌”，表明欣赏越歌曾成为长安贵族们的一种时尚。古越人“尚越声”，作为骆越后裔的壮族，承传了这种歌唱风习。他们“自幼习歌”、“乡村唱和成风”、“皆临机自撰”，并且有定期的唱歌节日活动，歌谣文化尤为发达。这当追溯到氏族部落时代的群体祭祀形式和族外群婚制向对偶婚制过度阶段的社交活动，从现在遗存的两种古老歌唱形式可窥见其面貌之一斑。一是“欢敢”[● ka:m3]。“欢”即山歌，“敢”为岩洞。“欢敢”的意为岩洞歌。如在右江河谷田东县的仰岩和田阳县的敢壮，自古以来每年都举行有数以万计群众参加的岩洞歌会的活动，流传有著名的壮族传统长篇排歌《欢敢》和《欢嘹》[● li:u2](译为《嘹歌》，均已翻译出版)。这种歌唱活动，缘于古代壮族先民“随山洞而居”（《隋书•南蛮传》）、“以岩穴为居止”（宋•乐史《太平寰宇记》），遂而崇拜岩洞并祭祀“敢卡”神的传统。所谓“敢卡”[ka:m3 ka1]，原意为两腿间的岩穴，喻指女阴，译为生育女神。显然《欢敢》和《欢嘹》为源于母系氏族社会的自然崇拜和生殖崇拜活动的产物，后经历代发展而演变为以情歌为主干的传统歌式。一是“欢娅圭”[● ja6 kve3]。“欢”即山歌，“娅圭”即蛙婆，俗称蚂虫另。“欢娅圭”即“蛙婆歌”，为流传于红水河一带蚂虫另节活动的勒脚歌体的仪式歌。蚂虫另节实质上是氏族部落祭祀蛙图腾以祈求风调雨五谷丰登的节日。由于宗教节日举行隆重仪式，一个氏族部落或多个氏族部落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欢歌狂舞，这就给青年男女提供了择偶的机会。一方面，他们通过传唱仪式歌获得有关民族历史、生产生活和伦理道德等的知识；一方面通过对歌比试才智、倾诉心声而交谊结缘。这种祭祀性的歌唱活动，后来便发展成为以男女会唱为主体的“圩蓬”[●●]，意为欢乐的圩场，译称“歌圩”。
9、以“依托”[jω1 to3]（土医、土药）为特征的医药文化
壮族及其先民在生产、生活以及同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传统性的医药体系。壮语称为“依托””[jω1 to3]。“依”[jω1]即“医药”，“托”[to3]即“本地”、“土著”之意，译为土医土药。药物取自自然界，其医疗方法尤以针疗著称。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随着瓯骆先民地区陶瓷文化的发展，壮族先民的陶针疗法逐渐出现，到战国时代已较为流行，并对中医“九针”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据对现存的壮医陶针的考证，其针形与九针之道——鋔针极为相似。壮医陶针至今仍在民间使用。考古工作者在武鸣县马头乡西周古墓中出土两枚精细的青铜针，据考证为壮族先民的针刺用具，结合《内经》“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的论述，说明瓯骆地区是针剌疗法、九针的发源地之一。两千多年来，壮族先民不仅具有较高的制针技术，而且从总体上看，其针剌疗法乃至医药整体水平在当时处于先进行列。壮医药在痧、瘴、盅、毒、风、湿等病症的防治，以及使用毒药和解毒药、内病外治等方面，曾经达到了较高的医学水平，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壮族及其先民在生产、生活以及同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传统性的医药体系。壮语称为“依托””[jω1 to3]。“依”[jω1]即“医药”，“托”[to3]即“本地”、“土著”之意，译为土医土药。药物取自自然界，其医疗方法尤以针疗著称。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随着瓯骆先民地区陶瓷文化的发展，壮族先民的陶针疗法逐渐出现，到战国时代已较为流行，并对中医“九针”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据对现存的壮医陶针的考证，其针形与九针之道——鋔针极为相似。壮医陶针至今仍在民间使用。考古工作者在武鸣县马头乡西周古墓中出土两枚精细的青铜针，据考证为壮族先民的针刺用具，结合《内经》“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的论述，说明瓯骆地区是针剌疗法、九针的发源地之一。两千多年来，壮族先民不仅具有较高的制针技术，而且从总体上看，其针剌疗法乃至医药整体水平在当时处于先进行列。壮医药在痧、瘴、盅、毒、风、湿等病症的防治，以及使用毒药和解毒药、内病外治等方面，曾经达到了较高的医学水平，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