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土官祖源记忆的重构及其历史意义——以广西思明府黄氏为例
壮美天下 2018-01-10
摘 要：广西思明府黄氏土官从明初即开始重新建构其祖源记忆，到清康熙年间，已基本上将其祖源定格为“狄青部将黄善璋”，土官及其属下土民也随之成为“南疆汉人”。这种重构祖源记忆的努力，与土官的承袭和获取执政的合法性密切相关。重构之后，思明黄氏土官在族群身份上与中原汉人没有了差别，再辅之以“分封”“赐爵”等说法，使其执政与世袭具有了“合法性”，不仅有利于巩固土官家族的统治，而且有利于实现边疆地区的稳定，增强边疆民众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关键词：壮族土官；祖源记忆；广西思明府；历史意义
祖源记忆是历史记忆最重要的一部分，涉及的是某一家族群体的共同起源历史。有关“起源”的历史记忆，可以模仿或强化同一类群体的同胞手足之情，常以神话、传说或被视为学术的“历史”与“考古”等形式流传。[1]对祖源记忆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弄清各个宗族发展的历史，而且对增强族群认同和民族认同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既往研究中，一些研究壮族历史的学者也关注到祖源记忆问题，并且给予专门命名，如“汉裔情结”[2]等，都与本项研究有着一定的关联。但不可否认的是，既往研究在“求真”上更为执着，倾向于否认这些祖源记忆的“真实性”，试图再一次对这些氏族的祖源记忆进行重构。可惜的是，除了一些精英分子外，很少有民众能够接受这些最新的建构和阐释，而更倾向于保留和传承既有的祖源记忆。
本文拟以壮族土官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祖源记忆在明清时期的重构，并对这种重构给予解释，探讨这种现象背后的意义。为了研究的方便，文章主要运用了广西思明土府黄氏土官的相关材料进行说明。其实，土官与土民的祖源记忆是密切相关的。土官的祖源记忆常常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引起土民争相仿效，共同建构了一种强调社会群体的根基性情感联系的“根基历史”，最终影响到整个族群的社会认同与文化认同。与此同时，对祖源记忆的探讨，也需要依赖族谱、地方志、碑刻等文献材料。在壮族群体之中，也只有土官家族形成了这些材料，并且令这种祖源记忆“广而告之”，成为某一区域社会中共同的起源记忆。

思明府土司家族墓地的武官石像（付广华摄）
一、重新建构的土官祖源记忆
早在明永乐年间，翰林学士、国史总裁解缙被贬交趾途经思明时，曾经应思明土官知府黄广成之请，助其家族撰写了几通碑刻，其中提及黄氏土官之祖源。如《知思明府黄公神道碑》开篇曰：
黄氏系绪陆终之封于黄。今湖广黄州，故国也。春秋时，与会盟，尊周室，后并于楚。子孙益显且蕃，思明著族。宋仁宗时，狄武襄奏补成忠郎，居思明周﹝州﹞南岸之离山。相传卜吉，连世有官。至训武君二男：长游元都，累官奉政大夫同汉阳路。次袭知思明州……是为公之高祖。（《文毅集》卷1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从上述引文来看，解缙及黄广成将思明土官先祖追溯到上古时代的陆终，其故地在湖广黄州。至于是何人于何时抵达思明，未予交待。不过，却已提及“宋仁宗时，狄武襄奏补成忠郎”，但系何人，亦未交待。就这样一直到元代，才出现了“黄训武”一个名字，但黄训武的两个儿子是何名字，亦未尝写明。这说明，黄氏土官在明永乐时有可能已经不知道其若干直系先祖的名字，然而却已经将黄氏土官之始与汉族的黄姓联系起来。
不过，在解缙、黄广成以及其后历代土官的努力下，到弘治七年（1494年）重修《思明府志》时已经将思明土官黄氏与山东青州府益都县联系起来了，并且保留了湖广黄州的说法，形成了最新的糅合版本。据康熙《思明府志》卷5《宦迹志·土官》注引，其文曰：
凡父子相继，世有爵土，谓之世官。思明世袭官黄姓，系绪陆终之后，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受封于黄。今湖广黄州，故国也。其后以姓系国，是为黄氏。宋仁宗时，有黄善璋者，从狄武襄征侬寇有功，奏补成忠郎，镇遏境土，甚得民心，世守此土。其后嗣袭失传，特详元明者，盖缺其所不知焉（出《思明府旧志》）。
从这则记载来看，由思明土官黄道主持修纂的弘治《思明府志》曾经就其祖先的来源进行过梳理，并且最终将“山东来源说”与明永乐时的“湖广黄州说”杂糅起来，形成了一个兼收并蓄的版本。更为离奇的是，明永乐时已不知名字的宋代先人此时有了名字，并且攀附上了“征侬”的狄青，基本上完成了族源记忆的重新建构。

思明府土司衙门遗存的石狮（付广华摄）
思明土官明代已有黄善璋祖源说的记忆，还可以从同时期流传的从属于黄氏土官的陆氏的族谱那里得到验证。在一次到宁明县明江镇实地调查的过程中，笔者和杜树海博士偶然收集到一份残缺的陆氏族谱。在该族谱的最前面，有明代明经进士、官升云南通海县知县陆南巍所撰写的序，其中与思明府祖源记忆有关者可摘录如下：
我始祖讳陆常公，乃山东青州府临淄县人也……大宋嘉祐二年，乃立为提举司，而以黄善璋从征有功，授本司提举，乃设千百镇抚，协同捍御。至于元朝，易司为路，授黄武忠为思明路总管，弹压治沿边一带。我朝太祖明舆定鼎，洪武二年，改路为府，以黄武忠长子忽都，授思明府知府；次子忽地授思明州知州。而千百镇抚等官胥，定以郎目。郎，郑、陆、程、谭四户也，致后为官为目，世守边疆，保障南关要害。（宁明县明江镇《陆氏族谱（残）》）
按该谱记载，陆南巍为陆佑之父。据杨芳《思明府纪事碑》，陆佑于万历甲辰（1604年）“胁四寨三村兵反”。结合上面摘录的陆氏族谱序，这则谱序写于明代当无疑问，因为序中出现了“我朝太祖明舆定鼎”一语，乃是典型的明代文人口吻。从谱序内容来看，说明至少在明万历年间，思明土官已经将其祖先追溯至“黄善璋”，同时，为了证明土官统治的合法性，还杜撰了“本司提举”“千百镇抚”等官职。这些杜撰的东西，之所以能够得到土官下属低级官吏的认可，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也共同参与了思明土官祖源记忆的重构，甚至有可能就是在郑、陆、程、谭等姓文人的参与下“追溯”出来的。
到了清代，思明土官出自“狄部黄善璋”的祖源记忆进一步得到了强化。一方面，高熊徵在修纂康熙《思明府志》的过程中大量宣扬了这一说法，其中还收录了一篇情节生动、夸张至极的小传（详后），肯定了思明土官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有意思的是，雍正时期官修方志《太平府志》《广西通志》并未采纳康熙《思明府志》的上述说法。甘汝来在修纂《太平府志》时，虽然采纳了不少康熙《思明府志》的材料，但他却不认同思明土府自宋黄善璋开始的说法，他认为思明土府的历史更早，早在唐代就已经设置了思明州，属邕州都督府（雍正《太平府志》卷4《沿革》，《故宫珍本丛刊》本）。稍后修成的雍正《广西通志》认同了雍正《太平府志》的说法，并且明确说“其先黄氏失名，宋仁宗时，狄青奏充路分官，以镇边陲。”（卷6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不过，由于雍正《太平府志》《广西通志》存世稀少，后来一般人很难见其踪影。所以，到清嘉庆以后，思明土官祖源狄部黄善璋的说法，逐渐成为地方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常识”，成为一种成功建构的历史记忆。清光绪年间，黎申产辑的《宁明州志》卷上曰：
所可考者，则在宋皇祐间，黄善璋授成忠郎，管辖永平寨始。黄善璋者，字玉宝，随狄武襄公征侬智高有功，奏设永平寨，以公管之。其疆域所至，奄有今明江厅、宁明州、土思州三处之地，分四十四哨、四寨、十堡、五屯。
民国《明江县志》《思乐县志》均沿袭了上述《宁明州志》的说法，不过，民国《思乐县志》（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还在《杂志篇》中专门为黄善璋立传，美其名曰“征南名将”。其中，所涉及的内容进一步充实，连追随黄善璋的四员万户、八员千户、十二员百户以及六员户部都有了具体的姓名，其文如下：
初，黄氏太始祖黄善璋，原籍山东省青州府益都县白马庄人，距县城四十□里。早年膺统帅职，于宋朝仁宗皇祐四年，因交趾诸蛮作乱，奉旨率□□□□将，步卒十二万，随狄武襄公青征南，灭侬贼智高有功。上赐黄袍马褂，受封为都元帅，世袭永平寨提举，统辖左江一十一处溪峒地方。除步卒不封外，其随员名将，同享官爵者，有四员万户：郑道誉、陆祥、程达旦、谭容华；有八员千户：邓登燦、卢洪耀、罗容经、廖灵、吕三品、莫登荣、何国宁、农六谷；有十二员百户：梁朝亮、苏通、杨贵、易光、唐朝富、龙麟豹、韦汉祖、赵熊羆、林东汉、马负图、甘云甫、陈东川；有六员户部：阮泰安、何朝海、李茂春、冯就马、黎超群、岑万宁等，均分配在寨内左江等，襄理政务，以纪功绩。时人名之为征南名将。
不过，上述记载肯定是后来人的一种附会，是对民国时期明江县、宁明县、思乐县境内姓氏分布格局的一种确认。所谓的四员万户、八员千户，在明代已有多人成为土官的左右手，帮助土官处理思明土府有关事宜。到了清代，随着文教事业的发展，一些土官头目的后代开始崭露头角，逐渐发展成为思明土官治下的地方精英，而《思乐县志》的上述记载就是对清代以来思明土府宗族力量对比的一种现实描述，一方面凸显土官家族的显赫，另一方面也承认了其他家族对维护边疆安全的贡献。
对于这一点，早在清康熙年间已经改流的民国宁明县更为明显地反映了当时辖境内宗族力量的对比，民国《宁明县志》（广西通志馆藏抄本）有记载曰：
此族（山东族）是随狄青南征黄善璋所领部属之将官士卒，分布于今宁明明江城乡，祖籍皆为山东省青州府益都县白马乡。黄姓为官族，士族则有甘、农、李、陆、郑、蒋、罗、程八姓，皆称为八大家。此八大家，皆当时黄善璋之将领，居于城市。其在乡村者，则为其士卒。邑中故家世族，皆此八姓及黄氏昔时领乡荐登仕版者，率为此九姓人。
从上述记载来看，土官黄姓仍然处于金字塔的顶层，甘、农、李、陆、郑、蒋、罗、程“八大家”是黄善璋手下的将领，因此得以居住于城市；而居住在乡村的，则是普通的士卒。这一记载一方面肯定了黄氏土官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又根据当时明江县的情况对地方宗族势力的情况进行了确认，排在前面的不再是郑、陆、程、谭，而是甘、农、李、陆；谭姓更是没有进入“八大家”之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与思乐县截然不同的格局呢？主要是因为明江一带改流较早，土官及其辖下头目将宗族势力迁往思州土州州治所在地（今宁明县海渊镇思州村），同时，再加上一些普通的乡绅通过置地、服膺文教等手段而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甚或民国《宁明县志》的纂修者本身就是这一类的文人，通过修志使自己的家族处在更高的地位，想来是一种很可能的事情。
综上所述，经过明代以来的屡次重新建构，到清康熙年间，思明土官基本上已经将自身祖源定格为“狄青部将黄善璋”，这与同时期的其他壮族土官有着相似的建构经历。随着时代的发展，土官祖源的建构进一步完善，土官的从属人员也逐渐接受了重新建构的“祖源”，与土官家族一起共同维护其“疆域开拓者”的历史地位，从而也客观上反映了思明土官治下宗族势力的增长。

思明府土司家族墓地（付广华摄）
二、成为南疆“汉人”：祖源记忆重构的目标
关于思明土官黄氏的起源，一些学者已根据史料追溯至唐代的“黄洞蛮”，这基本上已经得到壮学界和南方民族史研究者的公认。至于唐以前的历史，则只能是一种推测，这不仅是因为族群有迁徙的可能，而且在异族的压力下，进行大规模的迁徙在历史上是常见的事儿。当然，这些历史记忆一方面因为没有文字的记载，逐渐被遗忘；另一方面也因为受到华夏的历史记忆干扰，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思明土官的先人主动舍弃了原来的记忆。
在此，我们要着重考察的是，为什么思明土官非要重新建构祖源？且为何选择宋皇祐年间的“狄青征侬”事件作为由头？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要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去。
首先，有明一代，土官子弟争袭比较激烈，而一份清晰的“亲供宗支图本”是辨别继位者的重要保证，因此，朝廷要求土官在生育儿孙后予以上报，以便以后甄别继任人选。在这种情形下，土官必然要重视自身传承谱系的梳理与延续，否则就难以完成朝廷的嘱托，并且给自己后代的承袭带来不确定因素。对于这一点，白耀天先生曾经说道：
为了防止冒袭，杜绝争端，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太祖诏令土官报袭要上交亲供宗支图本，吏部验封司并立有《土官底簿》记录在案，使之不易混淆，查对有据。到了明中叶以后，图关门溯流追源，方才在《亲供宗支图本》的基础上形成了土官族谱。因此，土官族谱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它本身固有的社会功利性，为土官的袭职服务。[5]p27
可以说，白先生所讲的这些论断基本上是适用于思明土府的。当然，思明土

可以说，白先生所讲的这些论断基本上是适用于思明土府的。当然，思明土府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思明府在永乐之初为了与安南争地，就开始有了追溯族源的努力，突出表现在解缙《知思明府黄公神道碑》一文中。到了明代中后期，终于在土官黄承祖的主持之下，纂成《黄氏宗谱》。该谱纂成以后，曾流传至清康熙年间，为康熙《思明府志》的纂修提供了不少资料，比如卷5《宦迹志》中的土官小传、《人物志》中的黄氏土官子弟小传以及卷6《艺文志》中收录的《太守黄世兴问俗》《太守黄承祖训读》等4篇训。另据卷5《宦迹志》中的黄世兴、黄承祖小传，未被府志收录的还有《黄世兴问农》《黄世兴问法》《黄承祖训睦》等族训。这说明，思明土官《黄氏宗谱》在体例上应当是比较完备的，是较为规范的文字谱系。
其次，黄氏土官对祖源的重新建构，不仅追溯到了宋代，而且成功塑造了自己的“英雄祖先”——黄善璋。康熙《思明府志》卷5《宦迹志》专门为黄善璋立传：
黄善璋，山东人。皇祐间，从狄武襄讨侬智高邕州。二十日不解甲卧体，垢甚，就汤沐，虮虱丛丛下，武襄抚璋背曰：“为国忘躯，丈夫当如是也。”璋曰：“大将军知我，我以知己报大将军。且天子西顾不下咽，我奚忍爱其躯耶？”贼平，武襄上其功，拜成忠郎，世守永平寨，左江诸首领悉属之。璋初至永平，荆棘满道，豺虎争搏人，璋不遑寝处，芟荆棘，烈山泽，驱虎豹，民赖以安。交趾使谍觇之，报曰：“永平非旧永平矣。”是不敢窥伺。
这则黄善璋小传涉及的时间、地点均不详，不过，却成功地将思明黄氏土官与朝廷扯上了关系，并且还成为朝廷代表——狄青的爱将。更为难得的是，这则材料还将思明土官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做了说明，成为一个很典型的后期建构的文本。应该说，黄氏土官重新建构的“英雄祖先”黄善璋，意在表明土官家族血统上是“高贵的”“正统的”“合法的”“受到朝廷认可的”，这样一来，土官就成了朝廷在地方上的授权代表，可以由此获得土地占有和资源控制的资格和权利。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黄氏土官的一个高级控制策略：通过文化上的建构，最终在意识形态上向统治下的土民展示其社会优越性。
再次，黄氏土官重构祖源记忆，之所以选择宋皇祐年间的“狄青征侬”事件作为由头，是因为这一历史事件影响深远，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左右江地区土司统治区的格局。对此，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有所记载：
侬智高反，朝廷讨平之。因其疆域，参唐制，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凡五十馀所。
推其长雄者首领，籍其民为壮丁，以藩篱内部，障防外蛮，缓急追集备御，制如官军。其酋皆世袭，今隶诸寨，总隶于提举。左江四寨，二提举。右江四寨，一提举。寨官，民官也。知寨、主簿各一员，掌诸洞财赋。左江屯永平、太平，右江屯横山，掌诸洞烟火民丁，以官兵尽护之。大抵人物犷悍，风俗荒怪，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姑羁縻之而巳。[6]p135-136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侬智高起事的确影响到了广南西路的权力分布格局。原来的“四道侬氏”势力无存，其土官或被废黜，或改为赵姓，[6]p134而黄姓仍然存在，这从后来左江地区多黄姓土官即可以明显看出来。与此同时，朝廷加强了对左右江地区羁縻州洞的管控，设立提举司进行管辖，提举下设寨，管辖诸州洞。然而，无论是《宋史》《宋会要辑稿》，还是宋人文集，对于侬智高起事后诸羁縻州县的处理结果，都没有更为详细的记载，这就为土官们利用这些模糊不清的记载进行进一步的解释与阐发留下了庞大的可操作空间。一方面，通过“重构”不仅可以摆脱过去的“黄洞蛮”“西原蛮”的身份，而且可以与朝廷派遣的军队搭上关系，成为中央王朝授权的代理人；另一方面，这种重构没有什么历史记载可以直接证伪，为子孙后代留下了进一步阐发的空间。
经过明初到明中后期的一系列建构，思明黄氏土官成功地为自己虚构了一个“英雄祖先”——“山东人”黄善璋，并藉此成为南疆“汉人”，摆脱了血统上的百越色彩。从清代以至民国时期的文献记载来看，思明黄氏土官的这一目标成功实现，土官附属精英人士和知识分子阶层接受了重新建构的祖源记忆，并且将这些记忆以族谱、地方志等各种形式固定下来。其实，思明黄氏土官的建构也影响到高层汉族文人，比如杨芳在编纂《殿粤要纂》为思明府绘图时，除了可以确定名字的村寨以外，很多标注着“民村”，而没有出现“猺”之类的表述。这表明了杨芳在一定程度上认同黄氏土官及其辖下土民的南疆“汉人”的身份。
三、土官成为南疆“汉人”的历史意义
经过明清两代的努力，到了民国时期，思明土官作为山东省青州府益州县的黄善璋的后裔的历史记忆已经得到了土官家族和普通民众的认可，并且早已经载诸史籍，成为一种官方叙事。土官及其附属的官族、士卒家庭也就成为民国《宁明县志》所谓的“山东族”，成为为国家守护南部边疆的“汉人”。
对思明土官及其治下的子民来说，重新构建的祖源记忆，为所有人找到了一个华夏起源，一个新的历史记忆。

首先，对黄氏土官来说，成为南疆“汉人”意味着自己将在血统上不比流官低下，甚至还因为先祖的功勋而享有一定的优越性，否则，就不可能持续维持其世袭地位。在再造祖源记忆的过程中，土官辖下的士族也同样参与其中，共同创造了一个“山东族”的身份。正是这种身份认同上的“共谋”，才保证了土官及其辖下的士族保持着血统上的高贵，每个姓氏都拥有一个较为英雄的祖先，而最大的英雄，是追随狄青的黄氏土官先祖——黄善璋，其余辖下的土民，不过是士卒的后代罢了。这样一种建构符合思明土府社会结构中官→吏→民的逻辑：当年的“统帅”黄善璋，其后代自然为“官族”；随从的郑、陆、程、谭等“名将”，其后代自然为“士族”；而随从的其他“步卒”，其后代自然只能成为土民，优秀者最多成为村寨头人，活跃于吏、民之间。
关于土官与土吏的再造祖源记忆的“共谋”，前文已引述明江陆氏族谱予以说明，现继续补充明江郑氏的材料予以佐证。据民国《明江县志·艺文志》所收录的郑宝善撰写于道光五年（1825年）的《〈郑氏族谱〉序》：
明江半山东蝉蜕也。其最著者黄善璋，以参将从狄武襄公来征侬氏。后袭土府。其次莫如我始祖道义公，以钦府武职羽翼有功，世与土官相结纳。北海遗风，几乎千载。明德之后，必有哲人。自宋迄今，绵绵延延，派别之分，繁不胜纪矣。
这则材料充分说明，郑氏家族同样参与了黄氏土官祖源记忆的重构，以后逐渐认同了这一“历史现实”，并且将自家的先祖——郑道义与之相联系，标明其曾有功，“世与土官相结纳”。这样一来，郑氏家族的人担任府衙头目也才成为可能。
当然，重构的祖源记忆在以后的历史时期内也产生过消极影响，尤其对壮族族群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形成了比较大的制约。既然官族、士族均自认为是“山东族”，那么学习、践行汉文化元素就成为必然，这对于壮民族特色文化元素的保持极为不利。后来，虽然这些土官后裔及土民，在新中国的民族识别中均被识别为壮族，但却遗忘了很多独具特色的文化元素。
其次，随着黄氏土官成为南疆“汉人”，边疆地区的民众对华夏的认同随之增强，有利于加强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和保障南部边疆安全。其实，土官能够成为南疆“汉人”，是历代土官及上层士族和外来汉族知识分子共同建构的结果。既然这种建构得到流官的认可，那么它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因此，也就容易获得中下层土民的认可，继而参与其中，为自身的来源提供一种合法性的解释。
在谈及这种攀附现象时，王明珂先生曾经说道：
边区的汉民、汉官以夸耀汉文化来将自身区别于“土著”，以此强调汉与非汉的社会阶序之分。常接触这些“汉人”的土著，为了追求较好的、较安全的社会身份，则常模仿汉人习俗以攀附汉人认同。此“汉化”过程，首先似发生在土著社会上层。许多土著权势家族假借汉人历史记忆，编造家族（父系）谱系历史，并在穿着及日常习俗上模仿汉人士绅（女性多仍保持本土穿着），以自别于其子民以及贫下的汉移民。[7]p175
随着土官、土著上层以及下层人士华夏认同意识的增强，边疆地区的稳定也就成为一种常态。既然土官治下民众都是南疆“汉人”，就有义务守护边疆安全，保护自己生存发展的资源不受侵犯。这样一来，思明土官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就显得非常密切，有利于维护边疆安全，也有利于增强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控制。
结果与讨论
思明黄氏土官的祖源记忆重构，是逐渐实现的。由最初的土官和精英分子的初步整理，到后来形成正式的《黄氏宗谱》，这期间也经过一段比较长的历史时期。重构祖源记忆的努力，与土官的承袭和获取执政的合法性密切相关。在成为“南疆汉人”之后，在族群身份上与中原汉人没有了差别，再辅之以“分封”“赐爵”等说法，使土官的执政与世袭具有了“合法性”，不仅有利于巩固土官家族的统治，而且有利于实现边疆地区的稳定，增强边疆民众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从生存的角度来看，思明土官重构祖源记忆的努力，也是一种适应周边形势变化的策略。毕竟，地处南部边疆的思明府处在中国中央王朝和交趾的双重挤压之中，既然他选择了向中央王朝靠拢，那么在政治上与中央朝廷保持一致，文化上崇尚儒学，也就成为一种展示自己胸襟、保护自己权益的策略。如此一来，既得到了中央王朝的行政庇护，获得了合法性，同时又可以应对交趾（安南）的步步紧逼，保住自己的领地。
值得注意的是，思明土官不仅将自身重构为南疆“汉人”，还在行动上体现出对国家的认同来。为了追回被安南占领的土地，思明知府黄广成多次向朝廷进言，要求朝廷帮助追回被侵占土地。在对安南用兵的过程中，思明土官知府尽心尽力，土官子弟和属下建立了不少功勋，成为保卫边疆的排头兵。在文化上，思明土官知府热心传播儒家文化，建立书院，帮助建立府学，参与改良风俗，成为汉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