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宁元年（公元617年）十二月扶风之战后，李唐与薛秦之间出现了暂时的、相对的平静状态。时间大致在义宁二年（公元618年）正月至三月间。这段时间，薛秦暂时停止东进，而李唐则挥师向东攻打洛阳。据《资治通鉴》记载，“（正月）戊辰（二十二日），唐王以世子建成为左元帅，秦公世民为右元帅，督诸军十馀万人救东都”。

一、战局平静的原因

薛秦因扶风战败需要有个喘息的时间，其暂停东进可以理解，李唐为何不乘胜一鼓作气攻灭薛秦呢？

个人认为，这与李渊的整体布局及当时的东线局势有关，李渊虽然首先攻入关中，但对于东都洛阳，也是关注的，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早在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七月，李渊针对李密“遣使送款致书，请与帝合纵”，有一段分析：

密夸诞不达天命，适所以为吾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阨更觅韩、彭，莫如用密。宜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永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父矣。

据此看，李渊当时的基本构想是，利用李密牵制隋朝东都的军队，为自己争取时间抢占关中，待占领关中后，再根据东线的具体形势，趁机东进。

《资治通鉴》对此记载略同。

等到了义宁二年（公元618年）正月，一方面，李唐已基本控制关中，薛秦想来趁乱捞一把也在扶风被李唐打败了，可以说关中大体已定；另一方面，东都方面，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争夺后，李密逐渐显出优势，就在当月，李密重创了王世充，东都局势开始出现一边倒的倾向，具体可查《资治通鉴》相关记载，李渊在救援东都的命令里也说，“李密趑趄巩洛，自许当涂，王城如毁，忧心孔棘。东都危逼，有若倒悬”（《大唐创业起居注》），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东都的岌岌可危。

此时如果李渊继续坐等，则很可能错过战机，任由李密攻占东都洛阳，那样局势对李渊就极为不利了。当时，在李密还没有攻占洛阳的情况下，就已经出现了“东至海、岱，南至江、淮郡县，莫不遣使归密，窦建德、朱粲、杨士林、孟海公、徐圆朗、卢祖尚、周法明等并随使通表于密劝进”（《旧唐书》列传3）的局面，李密以“东都未平”而拒绝了。一旦李密攻克洛阳，正位称尊号，山东群盗悉数归附，那李渊将会增加一个极具威胁性的大敌，而这比薛秦的威胁可就大多了。

个人认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渊才决定暂时放下薛秦，集中全力东进。

二、薛秦卷土重来

但是，李唐此次东进，取得的战果却比较有限，“世子建成等至东都，军于芒华苑；东都闭门不出，遣人招谕，不应。李密出军争之，小战，各引去”（《资治通鉴》）。据此看，李唐的东进主力，在东都陷入了胶着状态，暂时没有突破性的战果。

与此同时，就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西线局势却再次复杂起来，薛秦利用这个难得的喘息时机，重新收拢了兵力，并再次出击。

这一次，薛秦改变了进攻路线，不再直接进攻扶风，而是采取了北上联合突厥的策略。

据《旧唐书》列传5薛举传记载，扶风战败后，薛举开始采取北联突厥的策略：

瑗又劝举连结梁师都，共为声势，厚赂突厥，饵其戎马，合从并力，进逼京师。举从其言，与突厥莫贺咄设谋取京师。莫贺咄设许以兵随之，期有日矣。

据此看，此时，从策略上讲，薛举已经开始联合位于关中北部的梁师都和北方的突厥，准备合力再攻长安，而且突厥莫贺咄设（即后来的颉利可汗）已经表示同意了。

但以上只是策略的变化，为什么我说薛举也同时改变了进攻路线呢？据《旧唐书》列传144突厥传记载，“高祖入长安，薛举犹据陇右，遣其将宗罗睺攻陷平凉郡，北与颉利连结”。平凉郡，即唐朝的原州，从《中国历史地图集》隋朝关陇诸郡图中看，平凉郡位置靠北，其北上经灵武郡即可到达五原郡，而当时的五原郡已归附突厥，且颉利的牙帐就在五原郡的北面，“初为莫贺咄设，牙直五原之北”（《旧唐书》列传144），则薛秦攻陷平凉郡之举，其“北与颉利连结”的意图非常明显。

隋关陇诸郡图

三、李唐重新布局应对西线突变

面对西线的变局，李唐也迅速采取措施应对：

第一，窦抗归国，李唐加强对灵武郡的控制。

据《资治通鉴》记载，“东国公窦抗，唐王之妃兄也。炀帝使行长城于灵武；闻唐王定关中，（三月）癸酉（二十八日），帅灵武、盐川等数郡来降”。

按灵武郡早在义宁元年（公元617年）十一月已经遣使请命，此次是正式归降。该事件史书未明言与对抗薛秦有关，但是，从地点上看，灵武郡介于薛秦攻陷的平凉郡与归附突厥的五原郡之间，能起到隔断二者联系的作用，从时间上看，也与宇文歆的外交攻势的时间相呼应（下文详述），因此，我个人判断，可能与李唐对抗薛秦的整体布局有关，当然，也有可能只是个巧合，但客观起到了隔断薛秦与突厥联系的作用。

第二，宇文歆出使突厥，化解薛秦与突厥的联合，并使五原郡归国。

据《旧唐书》列传144突厥传记载：

高祖入长安，薛举犹据陇右，遣其将宗罗睺攻陷平凉郡，北与颉利连结。高祖患之，遣光禄卿宇文歆赍金帛以赂颉利。歆说之，令绝交于薛举。初，隋五原太守张长逊，因乱以其所部五原城隶于突厥。歆又说颉利遣长逊入朝，以五原地归于我。颉利并从之，因发突厥兵及长逊之众，并会于太宗军所。

另据《资治通鉴》记载：

（四月）已卯（初五日），武都、宕渠、五原等郡皆降，王即以长逊为五原太守。长逊又诈为诏书与莫贺咄设，示知其谋。莫贺咄设乃拒举、师都等，不纳其使。

据此看，李唐的外交攻势取得了以下成果：

1、宇文歆出使突厥，以金帛贿赂突厥莫贺咄设，隋五原太守张长逊也“诈为诏书与莫贺咄设，示知其谋”，在其共同作用下，突厥莫贺咄设拒绝了薛举联合的请求。薛举与突厥联合共取长安的计划完全落空。

2、此前归附于突厥的五原郡得以归附李唐，从战略态势上进一步割断了薛秦与突厥的联系。

第三，李唐东讨大军西还。

据《资治通鉴》记载：

（四月）戊寅（初四日），引军还；

（四月）戊戌（二十四日），世子建成等还长安。

李唐东讨大军西撤的公开原因，史书有不同的记载：

《大唐创业起居注》：时逼农月，遂奉令旋师。

《资治通鉴》：城中多欲为内应者，赵公世民曰：“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悬军远来，虽得东都，不能守也。”遂不受。

个人认为，《大唐创业起居注》提到的“时逼农月”，应该不是主要原因，如果战机难得，就算是违农时也要打，这类战例多了去了，这只是个次要原因。

《资治通鉴》的记载，个人认为基本可信，但是言语之间有所回护。

其一，当时洛阳城确实有想当内应的，比例“朝议郎段世弘等谋应西师”，但是，这并不是当时东都核心层的整体意愿，针对段世弘等人，“越王命王世充讨诛之”，可见，当时不想放李唐进东都的大有人在，即便李唐能进东都，也免不了与东都部分守军先来一场恶战。而这一切，又都在李密的眼皮子底下，李密能放任李唐进入东都吗？纵然侥幸夺得东都，也要继续与李密死战。因此，东都内应的作用不易夸大，“得东都”没有那么容易。

其二，李世民说“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说的比较宽泛，个人认为，这里面应该包括薛秦的威胁，由于薛秦威胁的存在，李唐主力即便打下东都，也势必西返对付薛秦，当时东都形势那样错综复杂，就算李唐一时打下东都，大军一旦西返，留兵不多，守得住东都吗？

据此，再结合东讨大军西返的时间来看，李唐东讨大军的西返，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来对付薛秦（当然，未必是全部目的）。

为使大家便于阅读，我把这段时间双方布局对抗的大事总结如下：

1、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三月前后，薛秦北上攻陷平凉郡，并遣使与梁师都和突厥莫贺咄设联合。

2、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三月癸酉（二十八日），窦抗归国，灵武、盐川等数郡正式来降，李唐初步隔断薛秦与突厥的联系。

3、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三四月间，李唐派出宇文歆出使突厥，成功劝说突厥莫贺咄设拒绝了薛秦的联合请求，并使五原郡于四月已卯（初五日）正式投降李唐，彻底瓦解了薛秦北联突厥的战略。

4、义宁二年（公元618年）四月戊寅（初四日），李唐开始撤回东讨洛阳的主力，戊戌（二十四日）完成，李唐做好了对抗薛秦的军事准备。

在进行上述准备的同时，义宁二年（公元618年）四月，李渊正式发布了讨薛举令，据《册府元龟》卷122记载：

隋义宁二年四月，金城贼帅薛举僭称尊号，（唐高祖李渊）乃下令曰：大业丧乱，兵革殷繁，天下黔黎，手足无措。孤所以救焚拯溺，平此乱阶。蜀道诸郡，深思苏息，远勤王略，诚有可嘉。方一戎衣，静兹多难，而薛举狂僭，吞噬西土，陇蜀道途，恐相侵暴。今便命将授律，分道进兵。其冲要诸郡县，宜率励各募部民，随机底定。斯则暂劳永逸，贻厥子孙，守国刑家，同享安乐。

至此，李唐与薛秦再次发生正面交锋已在所难免。

四、李唐与薛秦再次正面交锋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李唐与薛秦的这次交锋是这样开始的：

（六月）癸未（初十日），薛举寇泾州。以秦王世民为元帅，将八总管兵以拒之。

但个人认为，这只是双方主力开始对阵的时间，在此前，双方已经开始交战了。

（一）丰州总管张长逊进击宗罗睺，薛举悉众来援

据《旧唐书》列传5薛举传记载：

武德元年，丰州总管张长逊进击宗罗睺，举悉众来援，军屯高墌，纵兵虏掠，至于豳、岐之地。

宗罗睺上文已经提及，在大致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三月前后攻陷了平凉郡（原州），则张长逊进攻宗罗睺，是从五原郡南下至平凉郡（原州），进攻的时间不详，个人认为，如果《旧唐书》所记职务无误的话，那么，“丰州总管”一职说明，当时李渊已经正式即皇帝位，据《资治通鉴》记载，“（五月）甲子（二十日），唐王即皇帝位于太极殿，遣刑部尚书萧造告天于南郊，大赦，改元。罢郡，置州，以太守为剌史”，则丰州总管张长逊进击宗罗睺，应发生于五月甲子（二十日）至（六月）癸未（初十日）之间。

当然，考虑到史书有可能出现误记，上述时间段未必准确，但是，张长逊控制的五原郡于四月已卯（初五日）来降，则张长逊进攻宗罗睺的时间，必然应在四月已卯（初五日）至（六月）癸未（初十日）之间。《旧唐书》列传7张长逊传“及征薛举，长逊不待命而至，以功授丰州总管”，应该指的就是这次进攻。

在此次进攻中，突厥军队也参与其中，据《旧唐书》列传144记载，“颉利并从之，因发突厥兵及长逊之众，并会于太宗军所”，当然，从武德初年的整体情况判断，突厥出动的兵力不会很多，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个人认为，张长逊之所以敢于“不待命而至”，主动进攻薛举宗罗睺所部，与突厥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面对张长逊的进攻，薛举迅速出兵增援，“举悉众来援”，“悉众”二字，可见薛举动用了主力。

（二）薛举全面入寇

上引《旧唐书》列传5薛举传记载，“举悉众来援，军屯高墌，纵兵虏掠，至于豳、岐之地”

这里说明一点，由于此时李渊已经正式称帝，罢郡置州，此后我的行文中，如无特殊情况，将只使用州名，不再同时注明郡名。

薛举亲率主力奔赴原州（平凉郡）增援宗罗睺之后，即兵锋南指，“军屯高墌”，关于高墌城的位置，查《新唐书》志27，宁州定平县有高摭城，我们看《中国历史地图集》唐朝关内道图，定平县位于宁州南部，距离豳州较近。可见，薛举已经攻入宁州，而从地图可知，自原州至宁州，中间必经过泾州，这就与《资治通鉴》记载的“（六月）癸未（初十日），薛举寇泾州”呼应起来，薛举应该是在六月癸未（初十日）先寇泾州，此后攻入宁州，并屯兵于宁州南部定平县的高墌城附近，但当时并未能马上攻下高墌。

此后，薛举又“纵兵虏掠，至于豳、岐之地”，豳州位于宁州以南，查《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豳州“东南至上都三百里”，岐州，就是之前说的扶风郡的东部，查《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岐州“东至上都三百一十里”。此二州距离长安都不是很远了。

这里多说一句，薛秦攻陷原州（平凉郡）、入寇泾州、游兵深入到豳州和岐州，这些都是《旧唐书》明确记载的，《资治通鉴》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没有记载薛秦攻陷原州，但其余的也都记载了。某些人对此闭眼不看，硬说李世民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而删掉了相关记载，某些人还费时费力的通过查找《旧唐书》地理志、用洋洋洒洒上千字来“发现”上述早已被史书明确记载的内容，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薛秦上述攻城掠地的行为，史书根本没有进行任何回避，只不过，这一切大都发生在李世民担任元帅出征薛举之前，因此，李世民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三）李唐出战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六月）癸未（初十日），薛举寇泾州。以秦王世民为元帅，将八总管兵以拒之”。

个人认为，在薛举寇泾州之后、李世民大军出征之前，李唐应该还派了一支军队北上泾州，这就是刘世让的军队。据《旧唐书》列传19记载：

复为安定道行军总管，率兵以拒薛举，战败，世让及弟宝俱为举军所获。举将至城下，令绐说城中曰：“大军五道已趣长安，宜开门早降。”世让伪许之，因告城中曰：“贼兵多少，极于此矣。宜善自固，以图安全。”举重其执节，竟不之害。太宗时屯兵高墌，世让潜遣宝逃归，言贼中虚实；高祖嘉之，赐其家帛千匹。

《新唐书》列传19补充刘世让的兵力为“率兵二万”。

刘世让的头衔是“安定道行军总管”，说明其作战区域是在安定郡，即泾州，后面“太宗时屯兵高墌”，可见，刘世让出兵泾州，应该就是在武德元年六月癸未（初十日）薛举寇泾州之后、李世民大军出征之前。

刘世让战败被俘后，薛举让其促城投降，这座城应该就是泾州州城，刘世让没有配合，泾州城守军也没有投降，个人认为，当时泾州城守将，应该就是刘感，关于刘感的事迹，我在分析第二次浅水原之战的时候再详述。

等到李世民率领八总管兵出征的时候，薛举主力已经打过了泾州，因此，双方就在宁州南部定平县的高墌城展开对峙。

唐关内道地图

五、第一次浅水原之战

（一）双方概况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本次跟随李世民出征的行军长史是刘文静，行军司马是殷开山，至于八总管具体都有谁，史书记载不详，我们只能根据后来的交战结果大概推断，可能包括“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三人。

唐军的总兵力也不详，按当时唐军的行军总管所带兵力，并无严格数量规定，根据实际需要核定兵员，从初唐的相关记载来看，多为一二万人，则八总管合计，我推测唐军兵力大致10多万人。

至于薛秦，我在扶风之战篇中分析，当时大致是10多万人，另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在薛举死后的第二次浅水原之战时，“贼众十余万”，则此次交战，薛秦兵力估计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应该也是10多万人。

（二）第一阶段：双方对峙

据《资治通鉴》记载：

薛举进逼高墌，游兵至于豳、岐，秦王世民深沟高垒不与战。会世民得疟疾，委军事于长史、纳言刘文静、司马殷开山，且戒之曰：“薛举悬军深入，食少兵疲，若来挑战，慎勿应也。俟吾疾愈，为君等破之。”

据此看，李世民确定的基本战略是“深沟高垒不与战”，确定这一战略的原因是“薛举悬军深入，食少兵疲”。李世民之所以得出这一判断，个人认为，有以下原因：

首先，可能与刘世让派自己的弟弟刘宝逃回高墌，向李世民汇报薛举的虚实有关，“太宗时屯兵高墌，世让潜遣宝逃归，言贼中虚实”（《旧唐书》列传19）。

第二，这也与薛秦和李唐的整体实力有关，我在扶风之战篇已经分析，薛秦控制的区域大概只有11万户，50多万人口，按说正常来讲只能供养5-6万军队，而薛秦的兵力却达到了10多万人，这属于极限动员，短期或许还能勉强支撑，时间一长势必不能持久。而李唐当时控制河东和关陇诸郡大部，人口众多，且有永丰仓等大粮仓作后勤支持，完全可以持久作战。

据此，与赤膊上阵大砍大杀一气相比，“深沟高垒不与战”，先把敌人拖垮，这不失为上策。

可惜，出了问题，李世民病了，只得把指挥权暂时交给了行军长史刘文静和行军司马殷开山，“会世民得疟疾，委军事于长史、纳言刘文静、司马殷开山”，但李世民明确告诫不要擅自出兵交战。

关于李世民生病的问题，很多人猜测是假的，是李世民事后的诿过之辞，如果大家只是猜测，那我不反对，猜嘛，这是大家的自由，但是，我发现有人在根本没有任何史料作证的情况下，一口咬定这条记载是假的，李世民当时根本没病，那我请问，做出这一判断的史料依据何在？如果没有，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胆气肆意推翻史书记载？

我个人认为，从相关史料记载来看，李世民得病应该是真的，理由如下：

第一次浅水原之战战败后，李渊严厉的惩罚了刘文静和殷开山，“文静奔还京师，坐除名”（《旧唐书》列传7）、“峤（即殷开山）坐减死除名”（《旧唐书》列传8），而李世民未受处罚，相反，还在当年八月再次作为元帅出征薛秦。

当然，李渊回护自己的儿子是出了名儿的，比如后来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刘武周入侵、李元吉很极品的丢了晋阳之后，李渊首先想到的不是惩罚李元吉，而是惩罚辅助他的宇文歆。但是，李渊想惩罚宇文歆，立即遭到了礼部尚书李纲的反对，并最终作罢，而李元吉此后再也没有作为主将率军对抗刘武周。而第一次浅水原之战战败后，刘文静和殷开山被严厉惩罚，有大臣的劝谏解救吗？我是没有找到任何的相关记载；战败后不久，李世民再次作为元帅出征薛秦，这也与李元吉有根本的区别。如果李世民当时根本没病，纯粹诿过他人，那李渊即便回护儿子不加以处罚，怎么可能还让他再次带兵对阵薛秦？

据此，我认为，李世民得病，应该是属实的。

（三）第二阶段：唐军轻出耀武

李世民暂时委事于刘文静和殷开山之后，刘文静和殷开山没有完全遵守李世民“深沟高垒不与战”的方针，结果遭到了失败。但是，这一具体过程，诸书记载并不一致，先具体引用如下：

1、《旧唐书》列传8殷开山传记载：

从击薛举，为元帅府司马。时太宗有疾，委军于刘文静，诫之曰：“贼众远来，利在急战，难与争锋。且宜持久，待粮尽，然后可图。”峤退谓文静曰：“王体不安，虑公不济，故发此言。宜因机破贼，何乃以勍敌遗王也！”久之，言于文静曰：“王不豫，恐贼轻我，请耀武以威之。”遂陈兵于折墌，为举所乘，军乃大败。

2、《旧唐书》列传7刘文静传记载：

遇太宗不豫，委于文静及司马殷开山，诫之曰：“举粮少兵疲，悬军深入，意在决战，不利持久，即欲挑战，慎无与决。待吾差，当为君等取之。”文静用开山计，出军争利，王师败绩。

3、《旧唐书》列传5薛举传记载：

未及与战，会太宗不豫，行军长史刘文静、殷开山请观兵于高墌西南，恃众不设备，为举兵掩乘其后。太宗闻之，知其必败，遽与书责之。未至，两军合战，竟为举所败。

从以上记载来看，唐军擅出遭袭，应该是殷开山首先提出的建议，刘文静采纳，报给李世民后，李世民不同意并予以制止，然而没来得及。但是，这里面有2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需要辨析，其一，殷开山的建议有2条，唐军最终采纳的是哪一条；其二，唐军此次行动，事先是否报告了李世民并得到批准。下面具体分析。

1、殷开山有关建议辨析

殷开山向刘文静提议不要继续“深沟高垒不与战”，而要有所动作，但是，殷开山实际上是分2次向刘文静提出了2个建议：

其一，“王体不安，虑公不济，故发此言。宜因机破贼，何乃以勍敌遗王也！”

殷开山这里是建议刘文静趁机主动出击进攻薛举，“宜因机破贼”，是个进攻的建议。对于这条建议，从殷开山传的记载来看，刘文静并没有采纳，“久之”，说明殷开山提议之后过了很久，可见这段时间唐军并未主动出击，仍然遵守李世民的命令。

其二，“王不豫，恐贼轻我，请耀武以威之。”

主动进攻的建议未被采纳，殷开山遂提出了第2条建议，把军队拉出去炫耀武力，威压薛举，“请耀武以威之”。请注意，殷开山的这条建议已经是退而求其次了，不再要求进攻，只是希望让唐军“耀武”。

按照殷开山传的说法，对于殷开山出军“耀武”的建议，刘文静予以采纳，“遂陈兵于折墌（误，当作高墌）”。薛举传也支持这一说法，“请观兵于高墌西南”，强调的是“观兵”，而非出战。

但是，刘文静传的记载似乎与此不同，据刘文静传，“文静用开山计，出军争利”，“争利”二字，似乎是在说明唐军是出战，而不是简单的观兵耀武。这该如何理解呢？

我认为，关键是如何理解“争利”二字。《孙子兵法》专门有一篇“军争”，内有“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等句，再结合曹操、贾林、杜佑等一干人的注解，所谓“争利”，主要是指争取有利地形，引申为争取军事优势。

当时刘文静和殷开山想要通过观兵耀武而获得的，不正是威压薛举的有利态势吗？这也是一种军事优势。据此看，“出军争利”不一定就是要真正开打，其与上述其他记载并不矛盾。

因此，我认为，刘文静采纳的，是殷开山的第2个建议，即“请耀武以威之”。

2、李世民是否知情并批准辨析

根据殷开山传和刘文静传的记载，二人并未向李世民报告此事，但是，按照薛举传的说法，“行军长史刘文静、殷开山请观兵于高墌西南”，这个“请”字，似乎说明二人就此请示过李世民，但是，后面又有“太宗闻之，知其必败，遽与书责之”的记载，似乎又说明李世民事先并不知情，得知后也根本不同意。这该如何理解呢？

我认为，这里面涉及工作流程中的报备和报批的概念。

当时，李世民已生病，委军事于刘文静和殷开山，但是本人仍在军中。因此，刘文静和殷开山（主要是刘文静）一方面拥有处理日常军务的权力，不可能事事向李世民请示，另一方面因毕竟不是正式统帅，也需要让李世民知道军中整体情况，并就某些重大事情向李世民进行请示汇报。结合我们现在的工作流转程序来推测，我认为，当时军务流转应该也是有报备和报批之分的。一般性的军务，刘文静和殷开山自行处理，只是同时或者事后定期向李世民报备，让李世民知晓即可；只有特别重大的军务，刘文静和殷开山才会事先向李世民报批请示。

结合史书记载的这二人、特别是殷开山急于有所表现的心态，我推测，这二人有可能把观兵耀武这件事打擦边球归到了“报备”事项中了，因为此事虽然也比较重大，但是仅从字面上看并不违反李世民“深沟高垒不与战”的大方针，我没有与薛举开打呀，我只是把军队拉出去观兵耀武而已嘛，既然如此，在不违反李世民确定的大方针的前提下、在李世民已经委军事于刘文静和殷开山的情况下，二人自作主张观兵耀武是很有可能的，当然考虑到这毕竟是件大事儿，二人在筹划推进的同时，也要向李世民汇报、让李世民知晓。

如果此说成立，那就解释了薛举传貌似矛盾的记载。刘文静和殷开山确实将观兵一事报告了李世民，但这种报告是报备性质的，二人一边推进观兵事宜，一边报告了李世民，其目的也只是让李世民知晓一下。结果李世民得知此事后，深感不妙，赶紧谴责并制止，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太宗闻之，知其必败，遽与书责之。未至，两军合战，竟为举所败”。

综合以上分析，我认为，唐军出军耀武一事的本末应该是这样的：殷开山首先向刘文静建议出战，未被采纳。此后，殷开山建议观兵耀武，威压薛举，这一建议被刘文静采纳。刘文静和殷开山二人因为拥有处理日常军务的权力，因此，并未事先就此事请示李世民，而是一边筹备推进观兵事宜，一边向李世民报备、让李世民知情。李世民得知后，深感不妙，赶紧制止，但是还没来得及制止，唐军就遭到薛举的袭击了。

（四）第三阶段：薛举突袭，唐军败于浅水原

面对唐军轻出，薛举迅速抓住了这一战机，据《资治通鉴》记载：

乃陈于高墌西南，恃众而不设备。举潜师掩其后，（七月）壬子（初九日），战于浅水原，八总管皆败，士卒死者什五六，大将军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皆没，世民引兵还长安。

据此看，刘文静和殷开山率领唐军在高墌西南列阵观兵耀武，从“八总管皆败”来看，很可能是把唐军主力基本拉出来了，仗着兵力众多而未对薛举多加防备，“恃众而不设备”。

薛举对此采取的战法是，“举潜师掩其后”，即派出军队悄悄绕到了唐军背后发起进攻，按薛秦军在北，唐军在南，则薛秦的一支奇兵应该是绕到了唐军的南面发起进攻。

唐军在此情况下也只得迎战，双方于七月壬子（初九日）合战于浅水原，据《新唐书》志27记载，豳州宜禄县有浅水原，查唐朝关内道图可知，豳州宜禄县（浅水原所在）恰在宁州定平县（高墌所在）西南。另据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卷2河陇碛西区中考证，浅水原与高墌城相距只有5里。

交战的整体过程我们不得而知，仅能从《旧唐书》列传8刘弘基传中了解一点情况：

又从太宗讨薛举。时太宗以疾顿于高墌城，弘基、刘文静等与举接战于浅水原，王师不利，八总管咸败；唯弘基一军尽力苦斗，矢尽，为举所获。

据此看，刘弘基所部进行了艰苦的战斗，因箭矢用尽而被俘。结合我在扶风之战篇中的分析看，当时薛秦多马多骑兵，而李唐相对来说以步兵为主体。以此来判断，当薛秦背后掩杀，唐军主力溃败之后，面对薛秦骑兵，刘弘基的部队跑是跑不掉了，只能依靠弓矢的远程杀伤来暂时击退和遏制薛秦的进攻，而等到箭矢用尽之后，面对薛秦骑兵的蜂拥而至，刘弘基所部终究难逃一败。

交战的结果是比较惨的，“八总管皆败，士卒死者什五六，大将军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皆没”。唐军八总管皆大败，士兵死亡达到了50-60%，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三位将领被俘。

这三位将领中，慕容罗睺具体官职不详，但肯定是诸卫大将军之一，李安远时任右武卫大将军（《旧唐书》列传7），刘弘基时任右骁卫大将军（《旧唐书》列传8），官职均很高，我推测这3人可能就是八总管中的三个。

（五）损失数字分析

关于唐军将士的损失情况，诸书记载基本一致：

《旧唐书》列传5：死者十五六；

《新唐书》列传11：死者十六；

《资治通鉴》：士卒死者什五六。

以上诸书都说唐军的死亡率达到了50-60%，请注意，这里说的都是“死亡”，不包括负伤、被俘、投降和逃散。我在扶风之战篇中通过援引初唐的多个战例证明，当时一支部队被斩杀10-20%就可能出现大溃败。那么，在第一次浅水原之战中，唐军的死亡率为什么这么高呢？

我简单分析一下原因：

1、薛秦与李唐的军队构成不同。

这一点我之前已经反复提到了，薛秦多马多骑兵，而李唐相对来说骑兵比较少、以步兵为主。

步兵打骑兵，步兵即便打赢，斩获也不会太多，因为骑兵比步兵跑得快，你步兵追不上，但步兵一旦战败，那就很惨了，同样因为骑兵比步兵跑得快，你步兵逃不脱。

在第一次浅水原之战中，唐军战败后，在薛秦骑兵的快速追杀下，唐军步兵很难逃离战场，因此死亡和被俘的人员比较多。

2、薛秦虐杀俘虏。

关于薛秦的残暴，史书是有明确记载的，据《旧唐书》列传5薛举传记载：

举每破阵，所获士卒皆杀之，杀人多断舌、割鼻，或碓捣之。

据此看，薛秦军队存在严重的虐杀俘虏的行为。如果说这条记载还只是泛泛之谈，那么，《资治通鉴》的一条记载更加值得引起我们注意，该记载在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十一月第二次浅水原之战唐军大获全胜、薛仁杲战败投降以后：

上遣使谓世民曰：“薛举父子多杀我士卒，必尽诛其党以谢冤魂。”李密谏曰：“薛举虐杀不辜，此其所以亡也，陛下何怨焉？怀服之民，不可不抚。”乃命戮其谋首，余皆赦之。

李渊提到的“薛举父子多杀我士卒”，是否仅仅是在战场上作战时杀死的呢？从下文来看，显然不是。李渊接下来说要尽杀已经投降的薛秦残部，其目的是“谢冤魂”，李密进谏说薛举杀唐军士卒是“虐杀不辜”。请大家想一想，如果薛秦只是在战场上杀死了唐军士卒，那战场厮杀本来就是双方对等的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以争取胜利，哪里有什么“冤魂”呢？在战场上杀死敌人又怎么能说是“虐杀”，在战场是被杀死的敌人何谈“不辜”呢？

据此看，李渊所说的“薛举父子多杀我士卒”，应该更多的是指薛秦在获胜之后，虐杀唐军被俘士卒。

个人认为，正是在以上2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唐军才出现了“士卒死者什五六”的惨重损失。

（六）战败责任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唐军行军长史刘文静和行军司马殷开山在代理李世民处理军务期间，贸然出兵耀武，导致了唐军在第一次浅水原之战中的惨败，因此，刘文静和殷开山责无旁贷，要为战败承担最直接和最主要的责任。李渊也对其进行了严厉的处罚：

刘文静：文静奔还京师，坐除名。（《旧唐书》列传7）

殷开山：峤坐减死除名。（《旧唐书》列传8）

根据《新唐书》高祖本纪记载，李渊对刘文静等的处罚发生于八月壬申，“八月壬申，刘文静除名。”但武德元年八月癸酉朔，并无壬申，该记载的时间恐有误。

那么，李世民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

我认为，李世民虽然当时已经生病，并将军务委托给了刘文静和殷开山，“委军事于长史、纳言刘文静、司马殷开山”，但是，李世民当时毕竟仍然是唐军的行军元帅，这一职务并未因生病而解除，既然是元帅，自然要为所属军队的一切成败负责，从这个角度来说，李世民是需要为第一次浅水原之战的战败承担名义上的领导责任的。

此外，唐军观兵的行动，李世民是知道的，只是没来得及制止，“太宗闻之，知其必败，遽与书责之，未至，两军合战，竟为举所败”，因此，李世民也需要承担一定的御下不严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