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用情”述说的人文主义

“人文”这个词用来宣传所蕴含的潜力，是用它来区分虚构的、演绎化的“语言”和迎合潜在意向中的感官刺激与好奇心的领悟。例如，法国的“结构主义”就期望那些直觉高雅的读者慕名前去解析思想家所能构造出的文本，由此得出的“认识理论”均由哲学方法所揭示——由某个时代的知名哲学家所引导。

然而，“人文”并不是指艺术化的手段，而是一种自我存在中所组成的部分——生活世界及严肃现象的现代气息。而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仅仅使“悖理世界”这种情况在表面上有了肤浅的改观，尽管他凭借对“本真”的知性构造以及其美学的建构获得了人们的关注，但是这种“悖理世界”真正的存有之处被认为是在严肃认真的道德里生硬地“键入了”认识理论的手法，意欲加强“悖反”的对立和提升其理解的高度，而康德本人也希望藉此获得更多的突破。

运用人文精神来“强化和提升”高尚的道德理论，这种观念长久以来在西方大有作为，至少从苏格拉底开始，一直到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但它是“法国理论”者明确放弃的一个观点，他们将它应用于后现代主义的前提是让语言文本不卷入那套在当代被视为“科学发现”的价值体系。

当然，早期的人文情怀，也自有一套体系——那就是“存在主义”。他们将一种看做是“动词的”可自我意识的元素称为“生命”（实存）。克尔凯戈尔就是如此。他关于《恐惧的概念》所表达就是极其厌恶（客观反映的）唯物主义——极度否认物质世界的存在，也否认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存在。认为真实存在的东西只能是存在于个人内心中的东西，是人的个性，人是世界上唯一的实在，是万物的尺度，人即是个人的主观意识，但这不是感性、思维的意识，而是“用情”的意识，是个人的心理体验。当个人处于心理体验这种意识中时，最直接、最生动、最深切体验到的是痛苦、热情、需要、情欲、模棱两可、暖昧不清、荒谬、动摇等的存在，它是纯主观性的、最基本的存在。

所以说，人文主义的作用就是对理性的批判性反思——用生命的智慧能被直接馈于的“有机存在”，一种被称之为“爱的抽象方式”，即所谓的
“用情”来对黑格尔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和自然主义或唯物主义的一种反抗。人文主义极其不满意黑格尔所主张的严酷的理性，不满意自然主义或唯物主义所依据的因果决定论，认为这些思想是对个性、人格和自由的否定。他们要从“生命”（实存）出发去讲宇宙人生，用意志、情感和所谓“实践”或“活动”充实理性的作用。他们声明自己并不反对自然科学和理性，只说这些经验或知识不完全，必须提高意志、情感的地位，才能穷尽“生命”的本质。但他们夸大生命现象的意义，把生命解释为某种神秘的心理体验，从而使这种观点带有浓厚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特色。

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构造是对“认识形式”的区分因而存在了争议——那就是“哲学真理”的两种不同用途：科学的用途和道德的用途。前者主要是用于认识事物和从事理论研究，而后者则主要用于实践和培育自我，比如实现“对你自己忠实”。前者并不要求一个人为了认识真理而必须成为某类人（对17世纪的哲学家笛卡儿来说，罪人可像圣人那样全面地把握数学公式），而要达至后一种真理则要求个人要有某种自我约束和一套针对自身的实践，如注重饮食，言辞谨慎，经常沉思默想。这后一种真理其实是关于做人的问题，就像苏格拉底以他特殊的生活方式所体现的那样，而不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达到论证或洞见的清晰性的问题。

关于对“私人世界” 的超然，“存在着”自己的个人的问之所问——因而柳艺城认为，人类所能够认识到的“生命”（实存）并不遵循逻辑论证的连续性，一个人通常不得不冒险超越理性的界限以便最圆满地过自己的生活。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许多人都提供了灵魂不朽的证据，但苏格拉底在假设灵魂可能不朽之后，就凭着这种心中假设的可能性拿自己的生命来冒险。他遵照雅典法庭的命令喝下了毒药，与此同时还不断地与其追随者争论着他来世的可能性。克尔凯郭尔把这称作“作为主体性的真理”的范例。克尔凯郭尔指的是一种个人的确信，基于这种确信，一个人愿意拿自己的生命来冒险。在克尔凯郭尔的《日记》中，他沉思道：“重要的就是要去发现一个对我来说是真实的真理，去发现我能为之生和为之死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