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的分析下浅谈民主：纠葛不清的“人民”——（广）泛民主和（纯）粹民主》

上篇导论：矫正的“民主论”！
第一部分：混乱的时代——政治错误下的民主观。
第二部分：被描述和规定的“人民”——历史上的“伪民主”。
第三部分：处置不当的“现实主义”——政治形态下的反智民主。
第四部分：不存在的“普世”——泛民主的动机。
第五部分：民粹≠民主——假定的“粹民主”。
中篇待定

上篇导论：矫正的“民主论”

民主是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也是政治实践中的一种重要政体。民主形态上的发展，是一个随着时代进步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在政治思想史上，人们对民主形态有不同的划分。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政治意义上，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形式，因而存在着与不同社会形态相对应的民主形态，例如近现代就存在着“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两种不同的民主形态。当然，在思想史上，人们还进行了许多其他形式的划分。人们关于民主形态的划分是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的，无非是通过将可以一般地归于民主制度的政体划分为若干个类别，以便揭示其外延。民主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制度和体制；前者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后者是现实形态的东西。为了简便和清晰起见，我们还可以在更基本的意义上将民主划分为观念和现实两种形态。作为观念的民主是一种价值观，是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所抱持的一种理想。与此相关，人们从不同的立论出发对民主的观念和理想进行系统化的论证，从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民主理论，这同样属于民主的观念形态。作为民主观念的现实体现，民主制度和民主体制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贯穿着不同的民主理论建构，因而在现实中和历史上，又存在着（或存在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和体制，共同构成了民主的现实形态。

之所以要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将民主区分为观念和现实两种不同的形态，是因为民主制度和体制，往往是依据民主价值观和民主理论而建构起来的。如果将两者混为一谈，我们就无法看清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和张力，可能从两个方面形成误识：一是可能将民主抽象化，忽视民主制度形成、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二是可能将民主庸俗化，看不到民主制度和体制的完善有赖于先进的民主理论的指引。
首先，要给民主下定义，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今天，在民主问题上就存在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有的还很有迷惑性。比如，有人强调“民主就是一人一票”，这是从形式或程序上来界定民主。一人一票能不能代表民主的全部内涵和实质呢？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中，许多投赞成票的人后来反悔了，他们并不希望英国脱离欧盟；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未必代表美国大多数人的选择，却是由美国的选举制度造成的。所以，不能从形式或程序上对民主进行分类，更不能说一人一票才是真民主，其他形式的民主就不是民主。

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如果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就能对付民主，否则我们就会倒霉。 ———马克思

第一部分：混乱的时代——政治错误下的民主观。

民主”这个词在中文里面早就有，它要么指君主（如“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书·多方》），要么指官吏（如“仆为民主，当以法率下”，《三国志·吴志·锺离牧传》），总之其含义与今天讲的“民主”非常不一样。我们今天使用的“民主”一词源于希腊文的两个字，一个是δημος（demos），意指人民或者是公民，一个是κρατος（cracy），意指某种公共权威或统治。西文里的“民主”（δημοκρατíα或democracy）就是demo加cracy，其含义是“统治归于人民”或人民主权。更准确地说，由全体人民（而不是他们选出的代表）平等地、无差别地参与国家决策和进行国家管理，这是民主最原始、最简单的含义。但是今天讲民主时往往都背离了“民主”的原意，后面会谈到今天的“民主”在哪些方面背离了人民主权的原旨。

“没有对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趋同，任何“民主设计”或民主实践，都必然滚入歧路。”——苏格拉底
既然“民主”这个词来自希腊文，很显然，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民主发源于古希腊。

希腊是在爱奥尼亚海、爱琴海、地中海交界处，这里人流比较通畅，思想也比较活跃。在古希腊这片区域里，存在着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的城邦国家；每个城邦里，都有一小部分富人和很多穷人。当富人和穷人差距很大的时候，就会产生冲突、阶级斗争，甚至出现政治上的僵局状况。在公元前6、7世纪的时候，很多古希腊城邦国家都有这种由于阶级斗争造成的政治上僵局的情况。有一些城邦国家当时就推翻了暴政，开始采取民主这样一种政体，也就是由人民来进行统治。
公元前5世纪末，在希腊首脑伯里克利完成了新兴私有制对“伪公有制”的制度革命。然而，私有制唤醒人的自我意识，人的私欲在理性自觉的启迪下迅速生发，冲垮了氏族或部落的英雄崇拜与贵族特权统治的“伪公有制”，将“民主”推上前台。伯里克利宣告：“诸事不依少数人意见而定，而是取决于多数人，所以叫做民主政治。……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至于职衔，如果一个人在某一方面优于他人，这并非由于他的出身，而是由于他的才能和功绩，使他获得重要地位。反之，贫穷并不能使一个有才能为国效力的人因为地位卑微而被埋没。”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录了锡拉丘慈一位政治领袖的话：“有人说民主既不慎重又不公平，那些有财产的人才应该是统治者。但我首先要说的是，民主是全体人民的，寡头制仅仅是为了一少部分人；其次，有钱人最会理财，聪明人能提出最好的建议，而大多数人则是最好的审判官。民主制度就是为所有这些人提供了最大的平等。”然而，雅典民主制毕竟是私有制的产儿；尽管它被原始公有原则激励的朝气蓬勃，但只是原始氏族公有的回光返照：在人们的“私欲”扩张中，公有原则的辉光灿然一亮，便在民主的喧嚣中黯淡了。固然，每个人私利的总和是“公”；但每个人的私欲放纵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体间为“私欲”的相互撕扯乃至生死搏杀，却是对“公”的悖逆。失去对“公”的认同，必是社会的沉沦。在《古希腊哲学史纲》中，策勒尔探究雅典沉沦的原因：“雅典人已经变得消极、懒散、饶舌和贪婪。实际上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人们没有受到任何道德教育”，丢弃了对“公”的理性认同。于是，希腊“许多城邦的党派领袖虽然自命为公众利益服务，事实上是为他们自己谋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