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深刻的哲学之旅——如何阐发幸福？》
伊壁鸠鲁说：“我们必须思考幸福究竟从何而生， 因为，只要有了幸福， 我们就有了一切， 倘若没有，我们就会竭尽全力， 以求拥有它。”
当下对于“幸福”这个词的滥用，我甚为恼火，尤其是在广告上，而且还有太多的书都试图开出能够带来幸福现成品的“妙方”。由于乱七八糟的听了太多，被糟蹋了的幸福已经让人充耳不闻。但是在这份平庸和表面的简单背后，幸福依然是一个令人激奋的问题，充斥着无数无法厘清的因素。
这当然与幸福的本质相关：从某些方面来说，它和水、风一样难以捉摸。我们自认为被幸福萦绕着的时候，它往往并不为我们所掌握。如果我们试图抓住它，它也总是逃之夭夭。有时，我们殷殷期待于它，它却从我们身边溜走；而在最为意想不到的时候，它却不期而至。还有的时候，不幸突然来临，我们却辨识出幸福的身影，“在它离去的声响里，我认出了它”，雅克·普莱维尔写下了这样美丽的句子。然而，我有过这样的感受，对于幸福的追寻绝非荒诞。对自己的生活有所思考，做些什么作用于自身，学会做出明智的选择，或者改变我们的想法、信仰以及我们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描述，我们往往能够更真切地感受到幸福。幸福的最大悖论就在于，其难以把握的程度与可以驯服的程度是一样的。它既取决于命运的安排和运气的好坏，也同时是一个需要理性和意愿的过程。在差不多二十五个世纪之前，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已经对幸福蕴含的暧昧有所强调：“我们很难搞清楚，幸福是否是可以习得的东西，它究竟是通过习惯获取的呢，还是不断练习获取的，再或者，它是出于天意，甚至是出于偶然才落在了我们身上。”
另一个困难在于幸福在某种程度上完全是相对的：它根据文化、个体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甚至对于同一个个体而言，在其生命的不同阶段，对幸福的定义也会有所不同。它经常会以我们不曾拥有的面目出现：对于一个病人而言，健康就是幸福；对于失业的人来说，找到工作就是幸福；对于单身者来说，与伴侣生活在一起是幸福……然而对于某些伴侣们来说，幸福就是回到单身的状态！除了上述的这些分歧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主体的因素：一个艺术家在从事艺术活动的时候感觉非常幸福，知识分子在进行概念思考的时候感觉非常幸福，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在恋爱中感觉非常幸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之父，曾经非常清楚地谈到这点，他强调说：“这是个体的心理构成所决定的。一个将情爱关系看得异常重要的人会首先考虑与其他人的情感关系；而自恋的人，因为对自己感到很满意，总是在自己内在的心理现象中找寻能够满足自我的东西；行动派则是迷恋外在世界，因为他可以借此考验自己有多少能耐。”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不存在每个人都适用的幸福“药方”。
那么，一切关于幸福的思考岂非都是徒劳？我并不这样认为。无论我们理解起来，强调起来有多么兴味盎然，这种难以捉摸的、相对的和主观的特性并不能完全解释幸福的问题。同样还存在着另一些对于生命以及人的运转产生重要影响的法则，我们既能够通过哲学思考，也能够通过科学研究来加以理解的，例如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认知科学。而如果说相比较于过去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家对于主体这个命题还能够说出一点什么新的内容，或许也正是借助于当代科学的支持。此外，能够将各种知识汇聚在一起，甚至包括最为古老的，因为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了解世界各种文化中智者的思想。
古人相信，幸福具有极端偶然，因而完全不等的特性，所以从“幸福”在不同语言中的词源上看，都有运气或者好运的意思。在希腊语中，“eudaimonia”听上去的意思是拥有好的守护神。翻译成今天的话语，就是受到了“天使的佑护”或者说“生在一颗好的星星下”。在法语中，“bonheur”一词来自拉丁文“bonum augurium”，有“吉兆”或是“好运”的意思。在英语中，“happiness”一词来自冰岛语的词根“happ”，亦即“运气”的意思。因此能否获得幸福，运气占有很重要的部分：哪怕我们日后就会看到，幸福与我们的感觉，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生物性，我们出生长大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我们成长的环境以及人生不同阶段所遇到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人和事，也同样密切相关。
如果真是这样，如果是出于天性我们趋向于幸福或者不幸福，那么对于幸福的思考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幸福吗？我认为是。我们有这方面的经验，并且也已经得到很多科学调查的证实，那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幸福（或者不幸福）负有责任。幸福既不为我们所掌握，可同时又取决于我们。在幸福或不幸福的事情上，我们的确受到限制，但并不等于完全被决定。我们具备通过理性或者意愿来增加幸福获取的能力（虽然并不保证成功）。不少哲学家也正是因为相信这一点，写了所谓“伦理”方面的书，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得到更好的生活，尽可能得到幸福。再说，这难道不正是哲学存在的理由吗？就像稍稍晚于亚里士多德的伊壁鸠鲁，这位无神论智者所说的那样，“哲学就是通过言说和理性的推理，为我们带来幸福生活的活动”。这种对于“好的”生活，或者说对于“幸福”生活的追寻，就是我们所谓的智慧。因此，从词源上来说，“哲学”，“philosophie”，就是“对于智慧的热爱”。哲学试图教会我们好好思考，以求更加幸福地生活。但是，从这个方面来说，它并不仅仅意味着“思想”：它有其实用的一面，并且能够像先哲们那样，转化为心理精神上的修习。
然而，相对于当下而言，幸福的问题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的确，我们能够观察到，而且乍一看还不无震惊，一面是民众的迷恋——不乏媒体的渲染，另一面却是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以及学界的冷淡，甚至是蔑视。罗伯特·米斯拉伊，斯宾诺莎最杰出的注释者之一——他有一部作品可以说是关于幸福问题最好的论述——就曾经用这样的话写道：“如今我们陷入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悖论。一方面，在法国，在全世界，所有人都向往以千万种不同形式出现的具体而微的幸福，然而哲学却专注于语言或者知识的形式研究，待到要具体的时候，哲学却只是有时满足于对所谓的悲剧的描述。”这种冷淡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甚或还有对于幸福问题的疑虑？而对于眼下，公众对于幸福的普遍关注，我们又该做何解释呢？
越过基督教——因为对于基督教来说，真正的幸福在于能够等待来世——连接上古代哲学的蒙田和斯宾诺莎都是关于幸福的现代哲学探索的先驱。十八世纪是启蒙世纪，对于幸福主题的论述也兴盛起来。圣-茹斯特写道：“幸福在欧洲是一个全新的观念。”甚至，对于“幸福的追求” 已经作为人类不可剥夺的一项权利写进了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十八世纪，对于幸福的追寻迅速民主化，同时伴随着集体对于社会进步的渴求。但是，从十九世纪开始，在对社会进步的向往蔓延开来的同时，出现了对个人幸福追求的批评之声。这声音首先出现在浪漫主义浪潮的内部：不幸才是更真实的，更人性化的，更感人的，更具创造性的。我们喜欢培养“Spleen”——忧郁，这是灵感的主要来源，关于悲剧以及痛苦的美学也被看作是值得称赞的，富有创造精神的。而对幸福的追寻则被看成是资产阶级对于安逸、平静的向往，从此之后便受到了蔑视和攻击。福楼拜就曾经给出过这样充满嘲讽的定义：“愚蠢、自私，并且具有一副好身板：这就是幸福的三个必要条件。但是如果缺了第一个，那就失去了一切。”还有更为激进的批评：说到底就是对于幸福的追寻没什么大用。要么是因为人们趋向于认为幸福生活完全取决于个人感受（叔本华）或社会经济状况（马克思），要么是因为我们觉得幸福是一种瞬间性的状况，“短暂的现象”（弗洛伊德），这种现象与真正关于它的思考毫无关系。二十世纪的悲剧使得欧洲的知识界更为悲观，忧惧成为哲人们的中心话题（海德格尔、萨特），追寻幸福于是完全被归为过时的乌托邦幻想一类。
但是，当那些伟大的政治理念被证明无法使世界变得更好之后，并且，正是由于这些政治理念纷纷溃散，在进步——进步是现代性构建中最根本的神话——的途中，信仰也不复存在，于是，幸福问题又再一次强有力地浮出水面。先是在六十年代，在美国，在反文化运动中，就已经出现了幸福的话题。通过对于东方智者的总结加上现代心理学，我们后来所谓的“个人发展”的经验渐渐多了起来，旨在增长个人的创造性潜能，以期更加幸福。
在这里，既有最好的——当然是“积极心理学”——也有最坏的，就像是电视剧《儿童岛》里主人公卡西米的那道菜。廉价幸福的新时代。二十年之后，在欧洲，尤其是在法国，智慧哲学又重新受到了关注。有些哲学家用于重新提出、重新思考幸福的问题：皮埃尔·阿多，马塞尔·孔什，罗伯特·米斯拉伊，还包括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米歇尔·翁弗雷以及吕克·费里等，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这一哲学的方法又重新变得流行起来：“如果哲学不能帮助我们变得更加幸福，或者说帮助减少我们的不幸，那哲学又能有什么好处呢？”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如此感叹道。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东方的智慧越来越激起西方人的好奇心，尤其是佛教，而在佛教中，幸福问题是最中心的。这三股潮流的交汇——个人发展，哲学智慧，对于亚洲智者的关注——滋养了对于幸福的个人追求，在渐渐失去意义以及集体坐标的西方世界中，有助于我们实现自我。
对于每个人来说，回答“什么会让我幸福”这个问题都要比回答“什么是幸福”容易得多。我可以说，我幸福，因为我爱的人在我身边，或是在听巴赫、莫扎特的音乐，因为工作有所进展，因为我在暖融融的炉火边爱抚我的小猫，或是帮助某人走出悲伤与不幸，因为我与朋友们在一个面朝大海的小港品尝一盘海鲜，我幸福，当我安静地思考或是做爱，当我在清晨品尝我的第一杯茶，当我望着一个孩子的笑脸，当我在山间或森林里漫步……所有的这些体验，还有很多，都让我感到幸福。但是幸福仅仅取决于这些时刻的叠加吗？为什么这些经历会让我有幸福的感觉，而并不必然令所有人都感到幸福呢？我就认识讨厌自然和动物，巴赫，海鲜，茶，还有长时间的静谧的人。幸福难道只能是主体的感受吗，只能够通过满足本性使然的喜好才能够得到实现吗？可这样或那样的经历为什么只是在这个时刻才会令我感到幸福？而在别的时刻，例如我的精神集中在另外的事情上，我的身体不舒服，或者我感觉非常焦虑时，我并不觉得幸福？幸福也存在于我们与他人或是外在事物的联系中吗？或者，它更多的是存在于我们的内心，当我们的内心归于安宁，不为任何事物所动的时候才有幸福可言？
不思考关于幸福的问题，不思考幸福是如何降临，以及如何能够拥有更多幸福的问题，我们当然也能够生活得很好，甚至很幸福。例如，在秩序井然的环境中，个体的至乐从来不成其为问题，我们的幸福只在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只要在我们所属的集体中站好位置，发挥好自己的作用，毫不犹豫地接受属于自己的痛苦就行了。在某些传统的世界中，成千上万的个体都这么生活着，并且将继续这么生活下去。你只要到别处走一走就会相信这一点。可是在我们的现代社会却完全不是这样的：幸福不再与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瞬间感知”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通过追求自由才能够得到幸福，幸福越来越取决于我们以及我们对各种各样的欲望的满足——这就是我们想要承担自己所付出的代价。
当然，在现代社会，我们即使不思考关于幸福的问题，也可能几乎幸福地生活着。我们可以尽可能地找开心，尽可能地避开沉重和痛苦。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有些事情，当时我们觉得很开心，事后却可能带来不好的影响，例如喝太多酒，或是不适时地满足了性冲动，吸食毒品等等。相反，有些较为沉重的体验却能够让我们成长，或者从长期来看是对我们有益的：为了学习或是练习一种艺术活动而长时间地付出努力，做手术或是吃一种味道不是很好的药，与一个长时间我们都无法摆脱可又令我们痛苦万分的人斩断关系等等。因此，在找寻幸福的途中，对舒适的追求和对不适的拒绝绝非完全值得相信的指南。
生活教会我们，我们自身拥有各种刹车的机制，会限制我们内心深处的倾向：害怕、怀疑、骄傲、觊觎、冲动、无知等等。同样，我们也不能够掌握某些或许会使我们不幸的事件：致命的爱情关系，失去亲人，身体抱恙，职业上的失败……我们向往幸福——无论“幸福”这个形容词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然而与此同时，幸福是一种微妙的、复杂的、飘忽不定的东西，似乎完全是偶然的。
这就是为什么，学界几乎很少使用这个词。无论是心理学家、脑科学家还是社会学家，几乎所有人都宁愿使用“主观幸福感”，力图通过受调查人群或被研究人群的生活满意指数来进行评价。这种“主观幸福感”有时候是极为短暂的：就只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对象那一瞬间的状况而已——比如说，当我们把电极放在被研究者的脑袋上，观察他在经受某种刺激或者某项活动的时候，脑子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科学家也承认，如果说生物化学的研究或者大脑图像能够让我们理解到快感的存在（简单刺激），它们却永远无法测量出幸福（复杂的过程）。而在谈及与幸福这种复杂的体验越来越相似的“主观幸福感”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启用了调查，这样就可以将问题放置在一段有所延续的时间上来看，从而获得某种整体性：个体对于自己生活的“总体”评价是怎样的？这个问题远远超过被调查者在回答问题那一瞬间的感受。的确，一个人，就在回答调查问卷的那一天，可能会因为生病，或者职业上的忧虑有瞬间的不幸感，但是，如果他对生活总体而言是满意的，这并不妨碍他对这个问题做出积极的回答。反过来，在总体而言不幸的一生中也会有相对幸福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