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被正名的哲学方法——直觉论》
一个时代的社会实践和经验认识是这个时代全部哲学命题的思想背景和理论前提，任何哲学都不能够脱离它自己的世界，超越其时代的认识水平和实践空间。我们和黑格尔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量子世界、一个力学世界，后者建构了一个刚性和确定性的粒子时空，前者展示了一个弹性和概率性的能量宇宙。 哥白尼凭借自己的勇敢和天赋，颠覆了托勒密的地心说宇宙观，建立起更加科学的日心说宇宙观，使地球重新恢复一颗普通行星的本位。哥白尼革命的历史意义不完全在于学说本身的正确，更加在于他以科学的精神打破了日常经验的臆断和信仰主义的狂妄，推翻了神学目的论的虚构，宇宙不再是上帝的作品，而是先天的自在。伽利略的工作从上帝的手中解放了自然，让科学更加独立于信仰。最后，牛顿用数学和力学建立起更加符合宇宙现象的体系——一个力学时空的世界。刚性的粒子是宇宙的基本单位，力像杠杆一样把粒子与粒子贯穿在一起，刚性的粒子与刚性的力架构起一个刚性的牛顿空间。牛顿世界就像一台精密的时钟，最基本的属性就在于它的可测量性，一切都是确定的、必然的，粒子可测量、粒子间力可测量、粒子运动可测量，因此空间和时间也同样可测量。于是，我们断言，世界是可预测的，因为世界必须符合它的必然性，即符合它的运动公式： y=F（x1，x2…xn，t） 其中，y代表因变量，t代表时间变量，（x1、x2…xn）代表n个x自变量即自变量的集合{xi}，F表示关于{xi}的y的函数，反映了y与{xi}之间的必然性。只要给出初始条件和运行公式，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过去、现在、未来任何时间点上任何空间点的粒子状态。可见，牛顿世界也是可控的，我们可以通过对x的控制实现对y的控制。
古典哲学以牛顿的力学宇宙作为思辨的对象，把世界看成事物的组合，必然性像上帝一样统治着世界。理性精神冲击和清洗了中世纪宗教信仰主义，但是绝对的必然性没有为自由留下空间。牛顿世界是多的一、粒子与力的组织，因此，对于世界而言必然性是内在的，对于粒子而言必然性却是外在的，粒子被外在的必然性束缚在固定的轨道上。按照古典哲学的理论，拉美特利反而比黑格尔更加“科学地”定义了人——人是机器，自由的合法性也就变得牵强和虚伪起来。而且，牛顿世界必须存在无限多的“真空点”——无论时间还是空间，否则，世界无法测量，或者测量时会造成自变量的扰动。牛顿世界也就成了无限多孤立的碎片拼接起来的非连续的粗糙的“整体”，那台时钟只能以步进式运行——从上一时刻跳跃到下一个时刻，而没有连续运行的可能。黑格尔的工作就是寻找自然的铁律，捆绑人类社会和自由精神，他的哲学体系的辩证性，也就同其对自由的承诺一样，值得我们怀疑了。19世纪，新成熟起来的生物学向牛顿那个荒漠般的宇宙注入了绿色，生命的主动性让“力”力不从心，黑格尔神圣的权威开始暗淡，叔本华、马克思在不同地方举起了反叛的旗帜。
20世纪初，普朗克和爱因斯坦开启了量子时代，彻底推翻了牛顿的刚性模型。宇宙不再是粒子与力组合的多的一，而是整体的“一”——没有缝隙的“一”、一团分布不均匀的能量。宇宙从线性变成了非线性，一切都成为弹性的、可变的，就连从前被认为绝对刚性的时间和空间都在扭曲和变形，除了光以绝对不变的速率（30万公里/秒）传播（其实，这非常可疑。据说，英国科学家在2014年成功地降低了光子的运行速率）。显然，爱因斯坦世界是测不准的，更加无法预测和控制。薛定锷假设，一只猫、一些放射性元素和一瓶毒气被封闭在同一个盒子里一个小时。放射性元素衰变会触发一个连接在盖革计数器上的锤子，锤子就打碎瓶子释放出毒气杀死猫。如果放射性元素每小时衰变概率是50%，那么，在盒子被打开前，盒子中的猫应该被认定是死还是活呢？物理学家认为，事情是否发生的概率相等，我们只能认定猫既活着也已死去。因为在没有观察者的时候，事件同时存在所有可能。其实，薛定锷的猫（Schrödinger’s Cat）不是不可发生的理论假设，保险公司对失踪人员的赔偿条款，即依此为法律依据。2014年发生了M370航班失踪事件，机上失踪人员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现实当中，他们全都既生又死。这样，事件作为随机事件，其现实性等同于可能性即概率： P（y）=F（x1，x2…xn，t） 其中，P代表因变量（事件）y的发生概率，公式表示自变量（x1、x2…xn，t）在函数F作用下，产生因变量（事件）y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强令必然性一定指概率为1的事件的话，那么必然只能是全部随机事件的概率之和，指向集合Y=Y{y|非是且非否的y，是y，非y，是且非y}，一个不可证伪的没有意义的废话，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威权。
必然性之外的可能性使理性主义构造起来的传统哲学大厦轰然坍塌，而测不准的世界又让宇宙愈加“显露”出自己的神秘，现代科学表现得愈加“谦虚”。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的物理学自认为：“我们到现在为止研究过其微观结构的物质很可能只是宇宙中物质的小部分（5%左右）。而绝大部分物质的本性还或多或少地停留在理论推测之中。”历史久远、现象可感的物理学尚且如此难以窥测，新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自己又应该有多少自信呢？经验科学的反省从根本上动摇了古典哲学的基础，黑格尔先后失去了赖以存在的两个先验前提——必然性、思存统一，它们只能是更加具有普遍性的某种理论的特例，就像牛顿力学只是量子力学的特例一样。
现象学的开创者胡塞尔通过对抽象概念的复杂分析展开了他的哲学。然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也不能理解这些晦涩的概念。人类的心理活动不可能是由这些概念规定的，在这些概念被创造出来之前已经死去的人们更不可能用之于意识过程。可是，古人今人却有相近的心理。所以，胡塞尔的方法是用各种概念精细地分解心理的构成，不如荣格较为混沌的理解更能接近真实的心理。心理是多彩的、跳动的，而抽象的理论是灰色的，死板的，虽然有用。所以，“现象学的概念”只属于哲学家胡塞尔，他曾经的学生海德格尔都不能完全继承，甚至还有推翻。
绝大多数哲学家都是怀疑主义者，这是因为在哲学家思维中，批判性思想是他们的常态。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如果你的思路不够清晰的话，那么心理分析就是一个很危险又很肮脏的职业，它只会产生无尽的伤害，而且相对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好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前提是“你的思路不够清晰”。无论在精神的表层还是深层都潜藏着危险，这是密宗特别重视导师的原因。“东方文化”的爱好者尤其应该牢记这一点，以免走火入魔。维特根斯坦的警告也同样适用于理性——“思路不够清晰的”理性主义者在20世纪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样说并不是指出逻辑学不重要。相反，逻辑学极其重要，而且我们仍然缺少逻辑的训练。但不能让逻辑成为精神的暴君。
维特根斯坦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放弃继承家庭财产，在挪威的旷野中隐居，在爱尔兰的小客栈里越冬。他惊奇于世界的存在：“不是世界是如何的，神秘的是世界存在。”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神秘的。维特根斯坦过着简单的生活，在逻辑上对明天不抱希望。他说：“太阳明天会升起，这是一个假设，那就意味着，我们不知道太阳是否将要升起。”在逻辑上确实如此。太阳照样升起只是归纳的结果。维特根斯坦认为，归纳的过程只有心理基础。卡尔·波普尔反驳这个判断。他说：可以假设一个太阳会照样升起的理论；一直到太阳不升起的那一天之前，这条理论不能被证伪。但波普尔只是给出了一个假设，既不能被证伪，也不能被证实——直到太阳升起。经验告诉我们，明天的太阳照样升起。天文学家也会证明太阳明天仍会升起。不过，我们确实不知道自己明天是否会醒来——这种事情曾发生在许多人身上。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人生问题的解决方法在这个问题消失以后才可以看到。”问题是人生问题如何消失呢？消失后又如何看到呢？
理性的命题不能避免各种悖论。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曾希望证明算术公理系统的无矛盾性。这个希望被库尔特·哥德尔打破。哥德尔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他的最大贡献是在1931年发表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实际上在两年前他的博士论文中已经提出。简略地说，如果一个形式系统是自洽的，那么在这个系统之内必定包含不能证明为真或证伪的命题。这个定理的一个通俗例子是公元前六世纪哲学家埃庇米尼得斯提出的说谎者悖论：“克里特人都说谎。”埃庇米尼得斯是克里特人。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么他这位克里特人就没有说谎；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么说这句话的人也被列入说谎者之列。在真假两种情况下，这句话都不可能全部为真。悖论产生的原因是埃庇米尼得斯在这个判断的系统之内。伯特兰·罗素在《数学原理》中转述了一个相似的悖论：设想某个村庄里有一位理发师（一个男人），他只给村里那些不自己剃须的人刮胡子。那么，这位理发师要给自己刮胡子吗？哥德尔用数学证明形式系统是一个悖论；可证并不等于真；可证的一定是真的，但真的不一定可证。人类的直觉不受逻辑的限制。杰出的数学家和科学家都有很好的直觉，而不是只靠逻辑。这是人脑和电脑的区别。一些科学家因此相信，使用逻辑运算的电脑永远不会超过人脑。
显然，对于哲学来说，无论作为科学还是作为学科抑或作为思维活动，都要求有确定的思维对象。怎么办呢？我们只好在怀疑中寻找。恩格斯有一个让人困惑的命题：“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由于立场的差异和目的的不同，学者们的态度大相径庭。有的学者极力宣扬前半句，却自觉地无视后面的话语；有的学者完全回避或试图超越这个问题，却无法给出超越的合法性。其实，如果我们借用并偷换列宁的一句名言，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恩格斯，那就是：问题并不在于你是否承认物质的第一性，而在于你如何阐述物质的第一性。
在近代，科学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思想和活动。但作为科学基础的数学本身仍存在悖论。那些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反对心理学和“直觉主义”的人大约不会注意到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学倚重直觉，常常被认为是神秘主义的。
生命是自从宇宙开端便一举而产生的一种大力量、一个巨大的活力冲动，当他遇到物质的阻碍，奋力在物质中间打开了一条通道，逐渐学会通过组织化来利用物质。生命就像街头拐角处的风一样，被自己遭遇的障碍物分为很多方向不同的气流。正是由于做出物质强要他做的适应，生命中的一部分被物质所制服了，然而生命总是保持着其自身的自由活动能力，总是奋力要找到新的出路，总是在一些对立的物质障碍中间以一种类似本能的方式寻求更大的自由空间。世界及生命的进化如同艺术件的作品，是真正属于创造性的。一种行为冲动、一种不明确的要求都是预先存在的，但是直到该要求或欲望得到满足时为止，我们不可能知道那个会满足我们要求或欲望的事物的性质。说白了，就是我们的进化是无法预判的，我们只能在进化的途中各行其是，摸着石头过河。决定论或目的论的错误之处就在这里，他们认为世界是可以预判的，是可以通过努力被我们事先感知的，但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生命的自由意志很强烈的粉碎了这一点。动物发展到后期，本能与理智多少已经分离开了，两者绝不彼此完全独立存在，但是对理智进行简单的理解和定义是人类的不幸，而本能的最佳状态则见于蚂蚁、蜜蜂。对于生命来说，本能是好孩子，理智是坏孩子。本能的最佳状态是直觉（在女性那这被称为第六感），什么是本能意义上的直觉呢？他说：“这种直觉指的是那种已经成为无私的、自意识的、能够静思自己的对象并能将该对象无限制扩大的本能”。在我看来，如果想真正的理解柏格森所说的直觉，还是需要在理解上下一番功夫的。正如柏格森所说：“当离开自然的双手，理智就以无机固体作为它的主要对象，它只能对不连续且不能运动的东西形成清晰的观念，它的诸多概念和空间里的物体一样，是彼此外在的，而且有着同样的稳定性。理智在空间方面起分离作用，在时间方面起固定作用；理智不是来思考进化的，而是把生成表现为一连串的状态。理智的特征：天生没有能力去理解生命。”
理智的起源和物质中物体的起源是彼此相关的，物质和理智是通过交互适应发展起来的。理智是看出各个物件彼此分离的能力，而物质则是分离成不同物件的那种东西。在我们世界无尽的生成之流中，生成若是向上运动，就叫生命，甚至还有灵魂。若是向下运动，就叫物质，也包括肉体。向上性使事物合在一起，而向下性则把事物分离开；精神的向上运动必须会在各降落物体之间开辟路径。从理智到直觉或从直觉到理智都是可能的，它们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人的世界可以分为向上和向下两部分，我们的精神也一样。使事物分离的理智是一种幻梦，我们整个的生命本应是能动的，充满着激情与活力的，而理智却不是，它纯粹是观照性的，静止的。对于世界中存在的主体和客体，对于两者的区分与合一的问题，我们不应当从空间的角度，而应从时间的角度去理解。因为时间的绵延性表现于我们的记忆当中，因为在记忆中过去残留于现在。记忆是精神和物质的交合，二者都是实在的，实有的。正如胡塞尔所说，思维不是对直接经验的回归，思维回归不到直接经验。从感觉到表象、从表象到思维，当直接经验成为思维时，那个刺激感官形成感觉的现象已经成为过去，成为曾经的“有”和现在的“无”。也就是说，以我们现有的思维能力，仍然无法确证意识与产生意识的物质先在的同一性。所以，除了简单地承认这个先在的物质世界，任何向前一步的想法都在冒险。生活常识可以冒险、经验科学可以冒险，但是哲学可以冒险吗？
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哲学是人类思想的大本营，在为人类的全部思想提供原则，我们承担不起哲学冒险的代价。那个自在的宇宙目前仍然超出了哲学的视域，应该交给生活常识和经验科学在模糊中摸索。对于哲学而言，“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是显现在我们意识中的世界、我们意识到的世界、意识界，包括一切物质和非物质的那个先在于意识的世界。世界未必像胡塞尔所说在人反思时它就已经显现，虽然“存在就是被感知”有些粗糙，但是贝克莱的谦逊是谨慎的，盲人不应该形容“红”，正如我们无法形容“红外”的色彩一样。
假如说宇宙是“一”，那么也是集合的“一”。根据现代物理学理论，宇宙应该被看作元素的“一”，空间上是一团连续的能量，时间上是一团永恒的能量，不动不静、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生命的存在感“主观地”以自体的存在为存在，用一条闭合的虚线画出自体与宇宙重叠的边线，然后通过对宇宙的虚无，使自体从宇宙的“一”中分离出来，产生了“二”个：我和非我。生命意识就是“二”的意识，二分法将伴随生命的全部进程。为了自体的存在，意识继续勾勒出一张虚拟的网覆盖在宇宙之上，虚化出无限多的元素“一”，仿佛它们是天然独立的实体，于是，世界仍然是“一”，不过成了集合“一”——元素的集合。意识用碎片化的手段，把宇宙“改造”成“人造”元素的集合。基于认识的必要条件，意识需要一个标尺来确定全部的意识对象，否则意识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正如《圣经》描述的那样，上帝创造了光，用光区分出光明与黑暗，光明被称为“昼”，黑暗被称为“夜”。不过，不是上帝创造了时间，而是意识以上帝之名创造了时间，建立起一维的时间坐标，把宇宙放入了这个坐标。时间的历时性凝固为共时性时，意识就又创造出三维的空间，正如我们用“光年”作为空间单位那样。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系中，意识建立起宇宙的概念。“宇”的本义是屋檐，“宙”的本义是车船的边沿，所以，宇被引申为空间，宙被引申为时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宇宙就是实体化的时空。相映于实体的宇宙，意识建构起自己的时空——世界（三十年为一“世”，边境为“界”）——一个“一”的集合。那个被我们强行命名为“宇宙”的整体唯一真实地存在，作为集合的宇宙和组成宇宙的元素不过是意识“自私”的虚构即所谓“伪”（人为），“世界”映射着伪“宇宙”，却成为意识的直接对象。
我们的存在以碎片化宇宙为前提，以二元对立思想为基础，甚至把自己都分割成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存在，不断纠结于对立与统一或对立与同一，并在矛盾的冲突与和解中暗示自我的存在。婴幼儿时期的人类直观到自己与宇宙的同一，不过，那是人对自然的臣服，对自然母亲的天然依赖，更加准确地说，是自我意识的不完备。理性的成熟把人类送入了青春期，自信的主体充满了青春的冲动和反叛，热情洋溢地反抗着自然母亲的“爱”，他认为母亲已经老了，而他更加相信未来，相信未来是他的。近现代思想体系奠基于人与世界的对立，即使在今天对二元论持最激烈的批评的人那里，对立仍然残存着。经历了青春期的骚动，人类应该可以沉静下来，以理性的直觉感受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希望达成与自然的和解，以独立的人格回归母亲的身旁、回归自己的本性。
关于直觉，近代笛卡尔就用其在解析几何方面作出重大贡献；１９世纪后，经过叔本华对理性思维的激烈批判，及彭加勒、波普尔等人的进一步否定，直觉被放在认识论的最高位置。胡塞尔站在现象学方法的高度，给直觉以更充分的肯定，认为本质直观，即爱多斯直觉，可以透过经验映射的相似性、经过精神上的递推，把握共同之物；将个别直观上升到观念直观，实现对事物本真的认识和理论概念的创新。
德国哲学家胡塞尔花费毕生精力建立的现象学方法，最初目的当然是旨在建立一种广义的哲学方法，也即建立“通向认识真理的一条道路，一个过程”。那么怎样才能够使得人类认识以一种接近实事的方式抵达真理呢？他立足于对心理主义结论的反驳，批判了心理主义所依据的被误认为自明性的东西是错误的成见，指出只要我们“去接近实事本身，那么这里的谬误便会消失”。与此同时，他也反对将哲学方法还原到那被经验、被体验、被思考的对象之上的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方法论。他认为，人类接近认知对象或实事本身的唯一方式就是直观地、真实地体验这个实事。而如何达到认识这个“自在的实事、真实的存在、实体的存在”或“世界中的存在”之目的，胡塞尔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素朴直观地‘觉察’和‘感知’一个实体之物”。继而将对个体的直观或经验转变为或上升为本质直观或观念直观。而如此被直观之物便是相应的纯粹本质或爱多斯。
就传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言，理性思维主要指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非理性思维则主要指各种感性思维、表象思维、身体思维或非逻辑思维，具体包括直觉、灵感、顿悟、想象和假设等创造性思维，以及感觉、知觉、兴趣、情感、欲望、意志、激情、求知欲、好奇心和潜意识等感性要素和身体智能。从辩证法高度上讲，当然不能否定理性和逻辑在科学技术中的重要性，因为人的感觉，包括精神感觉和实践感觉，如意志和爱等，都是人类经由对象化、理性化、自为性和目的性的社会实践活动才得以产生。但也必须看到，科学技术作为全部人类活动的极致，更是人类思维和社会实践综合作用与多元决定的结果。其中，特别是各种创造性思维、非常规思维和其他多种因素的渗透，使得“人不仅是在思维中，而且是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展，当表面现象和具体而直接的现实被科学实验和经验观察“一览无余”的时候，那些隐藏很深的科学真理和技术发明就再也不能只依靠经验，而是要更加经常地借助直觉、灵感、想象等非逻辑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