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磋】《心理哲学——心身论》——（引序）
“心”与“身”的关系是心理学与哲学长期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人类认识史上激烈争辩的内容之一。尤其自笛卡儿以来，该问题已处于哲学的中心地位。许多学者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借助于不同的知识成果，对心身关系作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尽管该问题至今仍未获得合理解释，但却获得不少研究成果，也形成了一些使人颇有启发的“假说”。
从历史上看，心身问题的早期观点主要来自哲学典籍，而心身问题的现代理解则主要来自生理心理学、医学及生命科学所提供的实证材料。如将从古至今有代表性的“心身论”加以整理、概括，便能大致展示出人类探索心身问题的历史轨迹。
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论述心身关系的也许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认为，一个人可分为两个部分，即灵魂与肉体，理性、智慧、情欲均属灵魂的组成部分。情欲发生于心，智慧和理性发生于脑。毕达哥拉斯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心理现象依附于身体，是生理器官的功能，确实难能可贵。
当然由于他受奥尔弗斯神秘教义的影响，也提出了“灵魂转世说”，认为灵魂能轮回转世，因而是不朽的，而身体则是可灭的。人活着时，灵魂被束缚在身体里面，这时身体是灵魂的坟墓或囚笼；人死后，其灵魂将离开人体转变为别的人或别种动物。
毕达哥拉斯死后，他的部分信徒致力于生理学和医学研究。阿尔克迈恩在动物解剖实验中，发现了眼睛和脑相连的视觉神经以及耳朵和嘴相连的欧氏管，得出了舌头是味觉的器官，脑是神经中枢的结论。弗罗劳修则修正了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世说”，认为灵魂与身体的关系犹如乐音与乐器的关系，乐音无法离开乐器而独立存在，灵魂同样也无法离开身体而独立存在，所以灵魂必须随身体的死亡而消逝，灵魂不是不朽的。
作为西西里医学派创始人的恩培多克勒对人体作研究的同时，十分注重对心身关系作理论说明。他认为心理现象（如感觉）的产生必须依附感官，不同的感觉由不同的“流射”与特殊的感官相配合而产生。他还认为，一个人聪明与否也与身体有关，即依赖于人体本身元素的混合。
如身体中各种元素均等地混合在一起，或者近似均等地混合在一起的人，以及身体中各种元素的间隔不太远也不太小或大的人，都是最聪明的，具有的知觉也最多，相反则是愚蠢的。恩培多克勒甚至作了大胆的猜测，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他说：“心生活在对流的血液洪流里面，心正是人们所谓思想力的所在地。” [1] 尽管纯属猜测，但却体现出素朴的唯物主义精神。他指出，即使作为人的高级心理现象的思维也具有一定的物质载体，是人体某一器官的功能而已。这种天才的思想对于唯物主义的心身论的兴起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原子论派著名代表德谟克里特与恩培多克勒的观点比较接近。认为心理（感觉、思想）的产生与人体有关。当构成事物的原子群流射出的“影像”透入感官孔道，便能产生感觉，如精细的“影像”通过感官孔道直接作用于灵魂原子，使产生思想。
当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在希腊形成并传播时，雅典出现了贵族奴隶主代表柏拉图。他认为“灵魂”是第一性的，起先存在于某个主体中，故灵魂先于形体而存在，只是追求感觉世界的欲望才进入肉体之中。柏拉图因此而成了唯心主义心身论的鼻祖。但在精神（心理）活动的实体寻求中，他曾把情欲、爱慕感等归依于肝脏。尽管这种朴素的猜测毫无事实依据，但其中隐含着心理现象具有一定的物质承担者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弟子却不墨守于唯心主义心身论。由于他对生物作了广泛研究，并搜集了大量的生物学材料，因而在心身关系上表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他把心视为心理活动的场所，因为心脏是血管系统与体温的中心，而血液和体温与心理活动紧密相连，一个人如失血过多，就会失去知觉。至于心脏的具体功用则在于形成统觉与概念，即心脏将各种感觉加以组合，形成统觉，从意象、经验中引出概念。
人之所以具有形成概念、思维的能力，就在于人有理性灵魂。灵魂不能离开肉体而存在，犹如视觉和眼睛，或笛音和笛子不能分开那样。没有眼睛，就没有视觉；没有笛子，就没有笛音。正是从这种唯物论的心身观出发，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的“灵魂转世说”。诚然，亚里士多德的唯物论思想并不彻底，往往与唯心论观点混合在一起，因而常常表现得动摇、糊涂和混乱。如他将主动理性（或现实理性）看作与心脏无关，并不依附于身体，不随身体的死亡而消逝，显然属唯心的心身观念。
相比之下，古罗马时期的卢克莱修更主张心身一体论。他从原子论出发，认为“心”与“身”在本质上都由物质性的原子组成。构成“心”的原子有两种，即心灵原子与灵魂原子。区别在于，“心灵”原子更为精细，这种精细的原子位于心脏，因此心脏是思维的器官，而“灵魂原子”则散布于全身，与身体原子混合能产生感觉。可见卢克莱修的心身论反映出较为彻底的唯物主义性质，因为它肯定心理现象（感觉、思维）既依附于人体又是器官的属性。
除哲学家之外，某些古代医学家也十分注重从理论上去概括心身关系，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讲，古代医学家对心身关系的认识往往更为客观、正确。例如，被后人誉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特早在公元四百多年前，根据他的医学实践经验就明确提出感知、思考、情感等心理现象都是脑的功能，反对心脏具有心理活动的功能。
为此，他提出了“脑是意识的译员”的思想，较深刻地揭示了心理与脑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他还提出了有关气质类型的“体液论”，认为人体含有四种体液，即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其中血液产生于心脏；粘液产生于脑；黄胆汁产生于肝脏；黑胆汁产生于胃。人的身心状态就决定于四种液体的正确配合。
他在《论人的本性》一书中说到，当这些体液在复合上、力量上、体积上彼此没有适当的比例，并当这些体液有一种太多或太少，或在体内孤立而不与一切其他体液结合时，人就感到痛苦。希波克拉特的“体液说”对后人研究心身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罗马医生盖伦之所以能提出沿用至今的气质分类学说，就是继承了希波克拉特关于“人体差异决定气质差异”的基本思想。盖伦还通过对动物体和人体的解剖实验，对人体结构有了全面了解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理性灵魂（想象、记忆、判断等）都是脑的功能，脑是心理活动的器官的见解。当然，盖伦把非理性灵魂归之于心脏和肝脏的功能显然是错误的。
在此后的年代里，西方不少学者将脑视为心理活动的器官。但欧洲进入中世纪后，由于宗教神学一统天下，有关人脑与心理的对应性研究也处于停滞状态。取而代之的便是经院哲学。经院哲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客观事物，而是超验的世界、上帝、天使和圣人世界。“灵魂”成了不依附肉体的永恒的“精神实体”。当然，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并非都赞同“灵-体分离说”。
司各脱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质料和形式的统一，作为形式的肉体与作为质料的灵魂是一个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因此思维与物质（肉体）是不可分割的。而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则更为明确地宣称：人的灵魂从属于人的肉体。在欧洲本土之外，也出现一些著名人物，如阿维森纳、赖希和韦萨利等。他们不仅继承了古代欧洲的优秀思想，而且通过自己的研究为合理阐明灵魂（心理现象）与肉体关系作出了贡献。
应该说，古代西方在灵魂与肉体关系问题上的争论是激烈的、漫长的。这种延续数千年的争辩对近代哲学与心理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心理学中对心身关系与心物关系之争，哲学中对意识与物质、思维与存在关系之辨，都渊源于古代对灵魂与肉体关系的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