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写这些文字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对自己长期以来的一些思考和想法做一个较为系统的记录和整理，通过记录和整理，明确出一种观点，并为了将来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学习和思考打下一个基础。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的智力远超于动物。在漫长的进化中，人进化出了思考的能力，思考产生了疑问，有了疑问就有了学习知识的动力。对知识的不断学习进一步促进了人的思考，最终，学习——疑问——思考，就为人类带来了智慧。智慧的人类建立了文明，文明的发展又推动了智慧的提升，于是，身为万物之灵的人，从文明建立伊始，就开始从最原始、最朴素的角度来观察和认知宇宙万物，人立于宇宙之中，自然也开始探求那个永恒不变的主题：我从何而来，又将向何处去？人类文明的不同分支，在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不同的文化。

人类文明探求和追寻问题的答案过程中，在最初较为原始的“童蒙”阶段，将一切无法解释和理解的自然现象拟人化，从唯心主义的角度出发赋予其人性，于是出现了对神的崇拜，进而发展出宗教。当文明进步到一定程度，人们开始发现一些可以掌握和计算的自然规律，并加以总结和探索，于是出现了唯物主义的科学。然而人类文明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来到我们所处的今天这个时代，所掌握的科学依然十分有限。在此期间，宗教和神学已经逐渐褪去神秘的面纱，与科学相互排斥的观点愈发增多，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激烈的碰撞，但综合两者之力，距离完全找到那个本源问题的答案依然路漫漫其修远兮。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于是人类的智慧找到了第三条途径——哲学。

20世纪英国哲学家伯特兰丶罗素在其著作《西方哲学史》中这样论述了哲学的定义及其与科学和神学的关系：“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就是哲学”。胡适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中也对哲学进行了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

哲学和历史学本身是专门的学科，但同时也是一种更加宏观角度的观点和态度。有一种说法就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观点都是人生观。我个人认为这种看法虽然略有狭隘，但也有一定的道理。我并不是一个学者，对于哲学和历史的学习研究还处在童蒙时期。之所以提到哲学，也并不是因为我要写一些哲学方面的专业文字。但我愿意怀抱对人类文明历史和古今东西方历代伟大的哲学家的敬意，从我个人的一点浅薄的学识和思考出发，写一些我对于人类文明、及其产生的各种文化的看法，试着从广义上的哲学和历史的角度入手来说明我的观点和态度，虽然可能会出现许多歧义和瑕疵，但终究会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哲学、文明、文化，这三个内容本身都是非常大的命题和学问，要想讲清楚、讲透彻，对于我来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我希望能够以尽量客观的、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写这些东西，然而“客观”之于人，本身就是矛盾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因此任何人，哪怕是那些伟大的古代圣人，也无法在短暂的一生内掌握所有的知识，得道所有的真理。于是因为人本身的局限性，人提出的观点和看法就一定会从自己的主观意识出发。绝对的客观恐怕只存在于科学领域，当千百年后人类抵达科学的终点，那时候的人类是否能够达到绝对客观的境界，是否能够超越“人”的概念，通过这篇文字，我也想尝试着进行讨论。

在本文中，我会引用许多哲学观点，有些是各位哲学家自己首创的，有些则是后人对其思想的延伸理解。如上文所说，无论是首创还是后人补充，哲学都不是一门绝对客观的学科，因此后人往往会望文生义、牵强附会。而一些古代哲学著作，囿于当时时代的背景和科技程度，最原始的文字版本往往都有部分内容的佚失。一些后世学者在研究和发展其理论的同时，因为自己人微言轻，往往也会将自己的文字穿插进去，会对内容进行删减重编，假圣人之名来影响后世之人。例如《道德经》，由于成书年代太过久远，流传至今的版本恐怕都很难说是最准确的原始版本。甚至于其确切的作者是谁，都还在学术界存在很大争议，这也给后人的研究和理解带来了一定困扰。

对于这种情况，我个人的观点是，我们研究这些哲学著作时首先要找到尽可能准确的版本，避免被一些最低级的讹误影响。举例来说，《道德经》中就有“大器晚成”这样一句话流传至今，今天的人们也常引用这句话来用作鼓励成功。然而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和考证，认为其与《道德经》上下文结合后意思完全不通。我们现在看到的《道德经》关于这句话的内容是“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结合这句话，再结合《道德经》全文的思想来看，老子主要是论述了“有”和“无”这两个相对的概念，而一切的“有”皆出于“无”。大器晚成与另外三句是并列关系，而另外三句都服从了“无”“有”的相对之论，只有大器晚成不符合这个思想。成大器的过程虽然很漫长，但最终是成功了，这就与另外三句及全文的思想完全矛盾。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在《道德经》最初的原文中，“晚”应当是“免”，大器免成。如此一来就变成了真正的大器是不需要用成功来定义的，这样整个句子的意思也就变得统一起来，也完全符合了全文的核心思想。后世的“晚”应该是在其流传过程中出现的别字错误。

除了上面这个例子，包括《道德经》在内的许多传世久远的著作都还存在着很多类似的情况。这些讹误或者后人删减或增补的内容都会影响我们的学习和理解，对原本的意思和思想造成误解，需要我们保持谨慎和注意。然而除此之外，另外一种误解的情况恐怕就更加有害了。以儒家思想为例，儒家思想如同任何一种思想一样，不会是凭空出现的。在经过了周朝社会时代的逐渐发展，这种思想开始萌芽和生长，最终在孔子的脑中融会贯通，形成完整的体系，于是孔子成为了这种思想的集大成者，始创儒家学派。而后世的人们对孔子和承载其思想的著作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不断的发展了儒家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就形成了后世大量的儒学著作。于是历代的人们在学习过程中，除了学习最初的儒学经典，也大量的学习了属于儒学一派的后世经典。可是随着儒学的发展，这些后世经典很多已经离孔子最初的思想越来越远，后人眼中的儒家思想，也就形成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状况。

因此我主张，我们在学习某一家哲学思想时，首先要从尽可能准确的该学派著作入手，避免差之一字而谬之千里的明显错误。另外，我们需要厘清该学派的本源和支流，避免被支流引向歧途。第三，不要用成见的眼观从自己的主观出发去做一些寻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学问，被某些片面教条的词句影响而一叶障目，形成一种偏见和误解，反过来又以带有偏见和误解的眼光出发，忽略了真正的中心思想。在学习某一学派思想的时候，要抓住其中心思想和核心内容。然后将之与自己的思想融汇形成自己的观点，并且从尽量客观的角度出发，全面宏观的看待一个学派的思想。

上面这些内容是我自己的目标和态度，当然，在实践过程中能否做到，我自己也不敢保证。但至少我会尝试尽可能的达到这个要求，并力求在写后面的内容时身体力行。

中国古典哲学的源头——“易”

古有三《易》，后世传为《周易》、《连山易》和《归藏易》。就像同时代的其他著作一样，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还非常原始与落后，彼时印刷术和造纸术尚未发明，文字的载体十分简陋和稀缺，收藏、传承都十分困难，因此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一部《周易》流传下来，另外两部已经佚失殆尽。《周易》相传起源于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的先皇伏羲，原本只是由阴阳两爻组成的符号共八组，是谓八卦，而没有文字说明。至周文王时将八卦演绎为六十四卦，并由周公始作卦辞和爻辞，这就是最初的《周易》。《周易》的哲学观，可以说是人类最早以数学和辩证法的角度和方式来看待和建立宇宙观。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古人虽然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但限于当时的文明程度，古人只能有一个最基础的朴素的认识。所以《易》在古时主要被用作占算卜筮，至孔子著《易传》十翼，用易的思想道理来说明其儒家哲学思想，才使其逐渐脱离玄学与迷信，走向哲学领域。

谈到孔子及《易传》，这里必须多提一句《周易》的考据学成果。《周易》分为两部分——《易经》和《易传》。最初只有卦画、卦辞和爻辞构成的《易经》，其形象和文字囿于其成文时的科技水平，因此及其简洁和晦涩，在春秋时期已经令当时的人研读起来非常困难。于是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的时代，当时的思想家们便开始为《易经》做注，并以《易经》最根本的辩证思想为主线，借以发展自己学派的思想。这些注释和解析的文字经过后人的提炼和总结，保留下来的精华，便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易传十翼》。十翼的翼即羽翼，辅助的意思，用以辅助学习者更好的解读《易经》。自汉代起相传孔子做《易传》，但经过后世考证，《易传》并非孔子所著，或者说至少不是孔子一个人所著的。而是自春秋以来的多个学派的思想家共同完成，在传播的过程中被辑录成《易传》。

然而本文的主旨并非考证考据。如同我在开篇所说，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历史没有准确的真相，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观点都是人生观。因此《周易》究竟出自何人之手的准确答案其实并非最重要的。无论是羲皇、文王、周公还是孔子或荀子，三圣也好、四圣也罢，都不妨碍《周易》是中华文化的千年传承中重要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因此只要抓住这点，我们就能跟随古代圣人的思想步伐，开始对中国古典哲学的思考和探索。

如同上文所说，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准确的考证出那个远古时代的社会的具体细节，但考证和考据可以帮助我们梳理出大致的脉络，以便我们更好的理解《周易》的思想。这里我要引用著名学者郭沫若先生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一些内容。在郭沫若先生的著作中，他详细的梳理了《周易》尤其是《易经》部分的卦辞和爻辞，从而总结出了当时社会的一些具体情况，让我们可以借此窥豹一斑。需要说明的是，郭沫若先生的该著作放在今天依然十分具有学术价值，但他与同时代的胡适先生以及当时的所有学者一样，处在一个东西方文化剧烈冲突、革命思想热火朝天的时代。因此与所有那个时代的学者一样，郭老在该文创作之时，也难免受到西方文化和革命思想的影响，在看待阶级问题、看待古典哲学思想的时候，也多有一些略显偏颇狭隘之处。这种情况值得我们后世在学习和理解古典哲学的时候加以注意，本文的主旨即是通过梳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中的精华，倡导以客观、全面的哲学眼光来看待一切事物，避免走入偏激和极端的情况。而这也是包括《周易》哲学思想在内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核心思想。

郭老的著作中，对《周易》的研究首先是从“生活的基础”、“社会的结构”和“精神的产生”这三个大的方面来入手。在生活的基础方面，通过郭沫若先生的总结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社会的生产生活主要集中在渔猎、牲畜、商旅、耕种和器用工艺上面。当时的社会仍然处在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时代，处在家族部落过渡到国家概念的时代。而随着当时社会的发展，私有制已经开始萌芽，于是为了管理日趋庞大的社会，较为原始的国家行政体系和相应的政治组织开始出现。那时的国家政治组织主要由天子、王公、侯、武人、臣官和史巫构成。随着国家行政机构的出现，阶级的产生也是必然现象。当时的阶级主要由大人、君子、小人，这三种人构成。需要强调一点，即这三种人的代称方式与我们今天使用这三个词的意义已经有很大不同。其时的“大人”通常泛指掌握实际权力的上层统治阶级，君子则泛指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而小人则指为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处于被统治阶层的老百姓。而在精神领域，则主要体现在宗教、艺术和辩证思想的出现。

辩证思想的出现和发展，正是本文探讨的焦点，也是《周易》之于中国古典哲学的伟大贡献。如上文所说，正是由于当时那个时代的客观条件限制，古人虽然已经通过对自然的观察总结出了原始朴素的辩证思想，但却无法深入挖掘和发展它，因此最初的《周易》只是被用于占算卜筮，经过《易传》的补充才成为了哲学著作。我们今天的社会的文明程度已经远远超越了《周易》成书时代的古人所处的社会时期，已经进入了高度科技化的时代，科学观念已经成为了主导社会的主流观念。今天的人们如果不能从哲学的角度客观的、全面的看待《周易》的哲学思想，仍然像古人一样仅仅把它用来算卦测运，或者一概斥之为封建迷信的落后东西，那必然是十分幼稚荒谬的。《荀子》云：“善为易者不占”，就是告诉我们要真正学会用《周易》的辩证哲学来看待问题，建立哲学的宇宙观和价值观，而不是用它来算卦占卜。

虽然古代的人们文明程度有限，发展程度较为原始，但是通过他们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思考，已经朴素的意识到了世间万物的运动变化，而这种衍化与变化并非孤立的，而是暗含着关联和次序。易者，变化、衍化也。同时，易的创造者们认识到了事物的相对性，受其影响的庄子指出了“易以道阴阳“的概念，《易传》也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事物既有相对性，但同时又互相进行影响、交互发生作用，并通过这种作用，在一定的规律下影响其他与之关联的事物，而衍生出更多更广泛的事物。通过《周易》，我们得以一定程度上揭开“道”的神秘面纱，让“道不可道”变为合乎“常道”之“道”。

于是，古人朴素的将一条长横的形象看作是阳，将其截断成两截短横的形象看作为阴，便是《周易》中的阴爻和阳爻。阴阳两种最简单、纯粹的元素和性质，构成了宇宙万物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明暗、美丑、好坏、善恶、高低等所有对立却又统一的概念。后世的老子和以其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学派发展了这种辩证的哲学关系，将这种对立关系归纳为最根本的“无”和“有”的关系。“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在阴阳这种观念的基础上，古人根据其相对立又相统一、共同交互作用的现象，用长横与短横进行了组合，一长横为纯阳、两短横为纯阴，长短结合代表阴阳的结合。这种阴阳两爻的表现方式同时也是当时古人对生殖崇拜的一种体现。然而古人也同时意识到，事物的性质是相对的，相对即不能出现绝对的平衡和固定，否则事物也就失去了发展和衍变的源动力。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进化出文明，主要的原动力之一就是打破动物的平衡——完全的直立行走。任何生活在陆地上的动物，都拥有成对的足，无论其数量多少，在行走的过程中都保持了一种美妙的平衡。而人类行走的方式，在生理学家的眼中则是牺牲了这种原有的平衡和稳定。从原始的爬行到我们今天完全适应了直立行走，人类在此过程中进化出文明，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直立行走的人类的体重完全施压于下肢的主要关节，更加容易引起骨骼和关节的病变；人类的女性的产道变得弯曲，给生育繁衍后代的过程造成很大困难和风险。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不利因素。然而纵然付出了这些代价，但是更加强健的下肢仍然可以维持行走的能力、并且节约更多的能量，同时进一步解放上肢，并赋予其更多的灵活性来使用工具。使用工具本身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这个现象可以看出，正是平衡的打破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诞生。

于是古人在《易经》之中用三条长短横的不同组合方式来表示这种打破阴阳平衡、产生性质变化的情况，《易》“变则通，通则久”。正如生殖崇拜中的男女结合繁衍后代的道理一样。最终，三条长短横的组合出现了共八种形式，八种形式即相对又交互，同时又在循环变化。于是古代先贤认为，世间万物的发展和变化无论其看起来多么缤纷繁复，最终都可以简化为这八种极简朴素的衍化形式中。《老子》用简略却又精确的词句描述了这个过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在《易经》建立了基础的辩证思想之后，《易传》更加详细系统的补充解释了这种辩证关系。《系辞》在《易传》中扮演着《周易》通论的角色，用更加发展的方式开释了《周易》的哲学思想。《序卦》按照《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运用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方式解说了各卦之间内在的承接与衍生关系。《杂卦》则打破了《序卦》原有的排列顺序，将六十四卦重新按照卦义的相对性两两排列形成三十二组，简明概要的展示了各卦卦义和《易》的辩证思想。这种对立与统一、循环又往复的思想，则显示出了周易对于万物根本哲学规律的认识和总结。

《周易》除了揭示出了辩证思想之外，同时还隐含了最初的中庸思想和道家的“无为”思想。我们从六十四卦的第一卦——以龙的形象状态为代表的“乾卦”的爻辞即能看出。六句爻辞从第一爻处于蛰伏状态的潜龙开始（初九潜龙，勿用），到见龙在田、终日乾乾、或跃在渊、飞龙在天，直至第六爻到达其高度极限的亢龙（上九 亢龙有悔）。其中处于上下两个极端状态的潜龙和亢龙，爻辞的态度都表现为较消极的“勿用”和“有悔”。而处于极端状态之间的另外四爻，虽然其姿态也多姿多彩，但爻辞给出的结论都是态度积极、象征吉祥的“利”与“无咎”。

再来看厚德载物、象征大地与万物第二卦——坤卦。其第一爻“履霜，坚冰至”便微言大义的指出一个规律，根据当前的现象即能判断未来的发展趋势。而包括人在内的万物都要跟随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前进。人是拥有智慧的，智慧使人区别于动物而有人性。但智慧同时也给人带来唯心主义的问题，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和看法看待问题并做出决定的时候忽略了客观的自然规律，往往使人聪明反被聪明误，因此人更要学会从“履霜”这种现象来准确的判断出“坚冰将至”这种不以人的主观想法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从第二爻至第五爻，即是要求人在观察到规律的同时顺应自然规律，保持正直、谦虚、谨慎、平和的心态，事遂功成但不居功自傲、自以为是。到了第六爻“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其意义即是事物发展到了极端，开始违背甚至挑战客观的自然规律。代表阴性的坤卦达到了“六”的太阴之数、达到了阴性极致，几乎形成了与代表阳性的乾卦的正面对抗之势。比喻那些自以为是的人认为自己有了媲美龙的神力，试图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打破客观的自然规律。逆势而行，所以结果自然“其血玄黄”，爆发巨大的矛盾与冲突也就在所难免，最终的结果就是天地冲撞般的灾难。《文言》云“其道穷也”。

中正平和、不走极端的思想，暗合了“中庸之道”。而对事物体现出的自然规律的观察总结，并且学会顺从自然规律，则暗合了道家的“无为”思想。这便是《周易》为中国古典哲学建立的最初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阴阳对立结合，却又共存共行、衍化循环，这种支配世间万物的基础规律，则是《周易》为中国古典哲学建立的最初的世界观和宇宙观。

论道

提及中国古典哲学，就不得不提道家。提及道家，就不得不提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老子》。关于老子其人，考据学者们历来争论颇多。有的认为老子即被道教奉为始祖、骑青牛西出函谷的李聃，有的认为老子即彩衣娱亲的老莱子，有的认为则是太史儋。还有学者认为《老子》并非上述任何一人独立而作，乃是当时的若干位道家思想的大家共同之作，逐渐辑录成传之后世的《老子》。历代传世的《老子》又称《道德经》，分为《道》经《德》经上下两章，共八十一篇。在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学说创立之初便与墨家思想并称“显学”，与儒家思想一同传承千年，在中国历史文化中长期扮演支配乃至核心角色，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民族哲学气质。

《老子》传世千年，历代无数人为其注疏解说。影响力最广的几家主要是《韩非子 解老》、魏晋时期的王弼《道德经注》、假托西汉时期河上公之名的《老子章句》。现代人也为《老子》注解极多。而因为古时的技术限制，先秦时代的许多著作至今都已部分、甚至全部失传，因此我们今天传世的《老子》主要是以魏晋王弼的注解本为原本，《道》经在前，《德》经在后。新中国建国之后，马王堆曾出土《道德经》帛书，则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之后于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中的一部分，则是迄今为止最早的《老子》。传世《老子》大约5000余字，而郭店楚简《老子》大约只有2000余字，虽其章句内容与传世版本基本相同，但并没有分为《道》《德》两篇，篇目顺序也略有不同。然而我们其实不必过分纠结于老子其人的真实历史身份，也不用太过计较上述三个版本的《老子》内容的细微差异，虽然历史真相已经湮没，但其实并不妨碍我们后人学习和理解《老子》和道家伟大的哲学思想。

关于《老子》的哲学思想，历代均有不同的解读和引申。在我个人看来，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有”“无”之辩。《老子》第一章有云，“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这便是从开篇即为道家思想奠定了一个辩证的哲学思想基础。在道家哲学中，无有之辩始终贯穿始终，而无有之间的关系又绝非是纯粹的对立关系，无和有的概念中又套入了更具体的无有之辩。道家在思想和行动上追求“无为”，无为而无以为。例如从治国主张来讲的“无为而治”、“为无为而无不治”。许多对道家思想理解不周的人往往片面的理解这种主张，认为道家哲学鼓出消极和放任的态度，其实这是错误的。如同上文所说，无有之辩并非纯粹的对立，在对立的同时又存在着广泛的统一关系。不为，与之对立的是“为”，而“无”为，与之对立的才是“有”为。无为与有为其实对应的都是“为”，只是这种“为”的态度不同、做法不同。从道家哲学的最高要求出发，一切事物都应该顺应“道”的自然规律，才能发展和前进。无为，即是按照道的规律为而不妄为，与之对应的有为，则是背离道的规律为所欲为。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道”？《老子》开篇即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们要想正确的理解这句话，就不应该把将之分开解读，死抠字面意思。将之统一起来看待，其实意思非常明显，“道”不是一种可以进行一般定义的事物。既然我们无法对“道”下一个普遍的、准确的定义，也就无法知道“道”的标准，那么我们又何以判断无为与有为的界限呢？《老子》有云：“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在一些《老子》常见的注释中，妙通常被释为“玄妙”，徼通常被释为“界限”，实则不够全面。妙通“渺”、“邈“，《说文》：”邈，远也“。徼，《说文》：“循也，行顺也”。因此这句原文不可分开解释，而是统一的一个意思：道的表现形式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虽然开端深远但始终按照其规律前进不怠。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可见、可察觉的事物（有）表现出的规律来判断道的存在和其规律（无）。前文说过，道家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与同时代的儒家哲学一样，深受《周易》哲学的影响，尤其是《周易》的哲学角度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因此我们看看《周易》中的一句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与这句话意思对应的《老子》中的一句：“大方无隅、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器免成（传世版本中的大器晚成应是后世讹误，原文应当为“免”，方能与另外三句思想一致）”。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道的表现形式大致可以用无和有的具体形象来观察得出，其界限就在“形”。通过有形的事物变现出的规律来推断无形的道的规律。这也是《周易》思想中“格物致知”的方法。

那么如何格物致知？《老子》举例：“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从这句话，我们能够看出两重意思。首先是从格物致知的角度来看，水这种有形之物的特征表现，就是道的规律的体现。水是一种资源，滋养万物、有利于万物生长繁衍，因此从自然的角度来看是“善”的、好的（《说文》善，吉也）。但同样由于人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价值标准，水的另一方面的性质又往往不是世俗价值所倡导赞扬的。因此水这种事物两面性就非常类同于“道”。而从另一重意思来看，水又表现出了自然的和人的价值观的迥异的差异。而“道”也如此，道是一种纯粹的客观规律，虽然可以支配万物（《老子》云：“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但其本身并没有人性和世俗意义上的道德。因此道是一种客观的、唯物主义的存在，不以人的主观的世俗价值观为标准。

至此，道家哲学将人与道进行了分野，人组成的社会与世间万物就有了分别。在一些哲学派别看来，人是万物之灵，高于万物而存在。而在道家哲学中，人虽有人性和智慧，但智慧往往让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令人狂妄而“有为”，于是让人背离了道的规律，也就失去了发展和进步的条件，最终导致人类社会特有的种种丑恶的现象。于是《老子》提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主张“绝圣弃智、绝巧弃利”，摈弃那些人性中阴暗的背“道”而驰的方面，而通过“致虚极，守静笃……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无为”来回归正“道”。对于道家哲学的这一主张，人们往往片面肤浅的理解为其倡导愚民主义和反智主义，其实这是非常荒谬的，看待道家哲学的主张，一定不能离开其核心的辩证思想。在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一些哲学流派看来，人有“性”，有私，有欲，所以需要以“仁义礼智信”等只有人类社会才特有的世俗道德来约束人性和私欲，为社会建立秩序。但在道家哲学看来，人固然有“性”和私欲，也需要进行约束，但人性本身就是主观唯心的，因此仁义礼智信这些世俗道德观念也同样是主观唯心的。通过世俗道德来进行“有为”式的说教，不但无法从根本上为社会带来“和谐”，反而会因为人从主观角度对世俗道德进行理解和歪曲，以满足自己的人性私欲，适得其反，产生更多复杂的人性和社会性的问题。于是就必须从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道”的规律来着手，顺道以为“德”。

于是《老子》进一步提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我们首先需要注意，道家哲学将人类社会分成了“圣人”和“百姓”两个层面。道家哲学并没有像一些其他的哲学流派一样，将社会简单的分为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圣人”可以是统治者或知识分子阶层，但并非所有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阶层都能够称之为“圣人”。只有顺道有德才能称之为圣人。而圣人治天下，管理天下百姓，就不能以“仁”为代表的世俗道德作为标准或出发点。圣人行事，也许看似“不仁”，但其遵守了“道”的规律法则，因此才能为天下、为百姓带来福祉。因此真正的圣人行事“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而那些功利主义的满嘴仁义道德却为了达成和维护自己私欲的伪善，则是“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然而古往今来，正像上文所说的圣人与百姓之分类似，道家学派始终是一个小众的、精英化的学派。世俗社会中有德之人始终是少数，虽然其站在了真理的一边，但势必难以被社会大众广泛接受，于是便可能与世俗产生哲学理念上的冲突。有道之人如果应对这种冲突，《老子》提出了“不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在上文中《老子》对水的论述，就前瞻性的提出了有道之人可能会遇到和水一样的问题，虽有利于天下百姓，但却因自己小众的哲学思想而被误解、贬低甚至迫害。对此，“不争”思想在运用中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就是始终不为世俗的阻碍所动摇，坚持道的原则，行有德之事。同时，认识到人性中丑恶的私欲，及其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始终以道的规律来反省和检点自己，不居功、不自傲、“宠辱若惊，贵大患在身”、“圣人为腹不为目”。如此才能“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另外，《老子》主张正确、客观的认识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事物的本质。上文中引用了《周易》的定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无，是道的内涵，有形就是道的表象。因此要“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始终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可以加以利用或改造，但道的本质却始终是“圣人”的立足点，不能改变。因此有道之人虽然可以学会变通，以顺应时代和形势，但以“道”作为核心原则却不能动摇。

而在阴阳分际、对立环圜的同时，阴阳两仪又在各自的运行极致、核心之处出现了阳中之阴、阴中之阳。于是，阴阳双鱼在各自内部出现了与自身性质相反的鱼眼，即“少阴”“少阳”。而将之包含的阴阳两仪则是“太阴”“太阳”。四者共同称之为“四象”。这种阴阳至极而反的规律，与两仪表现出的性质相对规律，又构成了更加完备的《周易》哲学的最高规律。至此，太极图又继续延伸了《周易》哲学的另一重内容：“相对”与“绝对”的概念。阴阳两仪呈现出绝对的平衡，而两仪衍生出的太阴与少阴之间、太阳与少阳之间，虽然性质相同，但质量却有大小的对立；而太阴与少阳、太阳与少阴之间，则表现为性质和质量都存在对立的关系；而当太阴与少阳、太阳与少阴作为一个整体的时候，其性质与质量又恢复了绝对的平衡。但我们需要注意一个细节，太极图的两仪之间的交汇之处是呈现一条S形曲线，而不是一条象征“绝对”性质的直线，因此两仪之间的看似绝对平衡又隐含了“相对”的含义。因此上述种种，就称为“太极”。太，同大，《说文》引《老子》语：天大，地大，人亦大。极，同極，《说文》：栋也。我们今天的人可以理解为太极即支撑和支配天、地、人，万物的根本规律，《老子》：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至此，太极图向我们完整的展示出了《周易》的哲学宇宙观：万事万物皆是由性质相对的两种最基本元素构成。两种元素从宏观来看呈现出绝对的平衡，但从微观来看则呈现出极大的差异，但从根本上来看则永远保持着一种微妙的、不断变化的完美平衡。因此《老子》对《周易》哲学的总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周易》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那么八卦又和太极图存在怎么的关系呢？这里首先要说明，前文说过，《周易》相传最早始于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的伏羲，在当时没有任何文字注解，仅有八卦的八个由象征阴阳的两种线条构成的符号。而太极图创立于宋代。因此虽然太极图和八卦都脱胎于《周易》之前的“易”的朴素的辩证思想，但两者不可本末倒置、一概而论。后世将两者组成的图像称之为“太极八卦图”，根据使用方法和目的的不同，根据理论逻辑的不同，八卦排列方式也略有不同，称之为“先天八卦图”和“后天八卦图”。

先天八卦图中的太极图两仪横置、呈顺时针旋转。八卦的排列顺序为乾坤，震巽，离坎，兑艮，两两相对的，由乾坤两卦分居南北起始，围绕太极图呈顺时针排列，又称之为“伏羲八卦”。其排列逻辑是乾卦象征天，坤卦象征地。受《周易》哲学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人的习惯是天南地北，坐北朝南（《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中国地处赤道以北，太阳在天空中运行的路线四季基本都相对偏南，因此南方为阳，北方为阴），以天的视角看待世间万物，因此方位与我们今天的人看地图的习惯呈上下镜像。乾坤两卦与太极图中的阴阳两仪位置相对。而两阳爻中间一阴爻的离卦，和两阴爻中间一阳爻的坎卦，则分居左右，对应阴阳两仪呈现的太阳少阴、太阴少阳的位置。震巽、兑艮两对共四卦，则对应了太极图两仪所呈现出来的质量的相对变化。

而后天八卦图则不同，其太极图的阴阳两仪呈顺时针纵向并列旋转之势。八卦的排列顺序则变成了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相传是由周文王所创，文王据此又将八卦进一步两两结合演绎为六十四卦。我们今天看到的《周易》相传即文王和周朝圣贤周公所作，因此后天八卦图又称“文王八卦”。与先天八卦图不同，后天八卦图的排列顺序不再侧重对立与统一的关系，而是表现了天地万物的周行衍化。例如至今仍影响中国人节庆和农业耕收的二十四节气。后天八卦在后世应用于节气时认为，每一卦有三爻，八卦共二十四爻，因此每一爻对应一个节气，每个节气对应。又例如中国古代的历法、计时法，尽管按照现代的科学角度来看并非完全科学，但都从自然规律和哲学的角度上受到了《周易》及其衍生出的文王八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