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原与中国、中州是同意语。如《礼记·王制》就记载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太平御览》记载：“王者受命创始，立都建国必居中土，所以控天下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也。”（《太平御览》卷一五六）身处南方之地的楚君就曾自己声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由于中原适中的地理位置，让人意识到“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得中原者得天下，成为历代政治家、军事家的信条。古人划分天下曾将中国分为九州，何谓九州？古籍所记，各不一致。《禹贡》九州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尔雅》九州是：冀、幽、兖、营、徐、扬、荆、豫、雍。《周礼》九州即：冀、幽、并、兖、青、扬、荆、豫、雍。《吕氏春秋》九州为：豫、冀、兖、青、徐、扬、荆、雍、幽。考之旧说，《禹贡》九州说乃是根据黄帝割地布九州之说。（见孔疏）《汉书·地理志》亦明白记载说：“昔在黄帝……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关于豫州的方位，《禹贡》云：“荆、河惟豫州。”荆即荆山，北至黄河。《吕氏春秋》云：“河、汉之间为豫州。”河指黄河；汉指汉水。高诱注：‘河在北，汉在南，故曰‘之间’。”《尔雅》：“河南曰豫州。”由此可见，豫处河、汉之间，乃中原之地，九州之腹心。

中原以其居中的地理位置，自古视为帝王州。早在五帝之时都是活动在中原这块土地上。如黄帝都有熊在新郑，颛顼都帝丘在濮阳，尧都平阳在临汾，舜都蒲坂在运城地区，为缔造中华文明建立了丰功伟绩。逮至夏商周三代，如夏都阳城、阳翟、斟鄩、原、老丘，商都亳、隞、相等，均在河南境内。周王朝建都在丰、镐，地望在广义的大中原内，但周灭商后，武王便提出要把政治中心转移到中原。《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这是说河洛地近中岳，为天下之中，故三代之君皆宅京于斯。不仅三代之君都中原，而且自西汉至北宋正统王朝建都也全在中原，所以说中原地区一直为帝王都，是几千年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逸周书·度邑解》记载：周武王伐纣灭商后，曾瞻望中原，指出“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丕愿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天室就是中岳嵩山。为什么要在中岳附近营建帝都？《史记·周本纪》说：“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这里文意很清楚，营洛邑迁九鼎，主要是这里是天下之中，四方入贡远近皆宜。《尚书·康诰》中说：“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周洛，四方民大和会。”孔注说：“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于东周洛汭，居天下之中，四方之民和悦而集会。”《康诰》还说：“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孔注说：这是去王城千百里之外的“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悦并见，即事于周。”《疏》里也说：“周公初造基址，作新大邑于东周洛水之汭，四方之民大和悦，而集会言政治也。”、因此说河洛地区不仅是“四方入贡送里均”，而且也是四方之民的政治中心。

中原除了位置居中之外，还有它优越的地理形势。清人顾租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说：“自天下而言，河南为适中之地；自河南而言，许州又适中之地也。北限大河，曾无溃溢之患；西控虎牢，不乏山溪之阻；南通蔡、邓，实包淮、汉之防，许亦形胜之区矣。岂惟土田沃衍，人民殷阜，足称地利乎。”（顾租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7，河南2）又说：“河南阃域中夏，道里辐辏。顿子曰：‘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范雎亦云：‘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秦氏观曰：‘长安四塞之国，利于守；开封四通五观之郊，利于战；洛阳守不如雍，战不如梁，而不得洛阳，则雍、梁无以为重，故自号为天下之咽喉。’夫据洛阳之险固，资大梁之沃饶，表里河山，提封万井。河北三郡，是以指挥燕、赵。南阳、汝宁，是以控扼秦楚。归德，足以鞭弭齐、鲁，遮蔽东南。中天而立，以经营四方，此其选也。”（同上注）读此，可以知道作为中原地区的河南的地理重要性了。

中原居九州之腹心，中天而立。地势西高东低，关山险厄，势利形便。东据芒砀之险峻，西依连绵之秦岭，南亘蜿蜒之大别，北依太行之巍峨，巍巍嵩岳，屹踞中立，奔腾澎湃的黄河浩浩荡荡横贯期间。名山大川，交相辉映；平原沃野，人民殷富。《管子·乘马篇》有言：“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山川水土是定都者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农的民族，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不考虑农业经济的发展。正是基于此种原因，中国绝大多数政治家、军事家都看中中原，逐鹿中原，建都定鼎于中原，决定中原在中国历史上的中心地位，其实是中原得天独厚的中天而立的优越的地理形势。

关于中原文化的特点，不少学者曾作过不同的探讨。但大致分为三点：

（一）创造性。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根。中原人民在历史长河中就发挥出了伟大的创造能力。他们依据自己的生存方式，创造了独特的文化。《易经》记载有这样一段话：“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易经·系辞下》传第二章）在中原地区灵宝黄帝铸鼎原，发现了五千年前仰韶文化时期建筑面积达500多平方米具有宫室性质的大房子，四周有回廊，的确是上栋下宇。其他同时期的房子，都是木骨泥墙墙倒屋不塌的地面建筑。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夯筑技术、出现了原始水泥和人造轻骨料等建筑材料。仰韶时期的房屋建筑为中国五千年民族建筑风格打下了基础。大概在一百多万年以前，或者还要更早时期，人类祖先已在中原繁衍生息了，那时的人们没有固定住处，冬居穴窟、夏栖橧巢，群居生活，为了生存，与自然抗争，跟野兽格斗。不知经过多少万年，他们终于把坚硬的石头琢磨成粗犷的石器。如石斧、石矛、石刀之类的工具，用来狩猎、宰割肉食，甚至征战。早期人们不知用火，茹毛饮血，饥则求食，饱则弃余，不媒不娉。神农之世，教民耕而陶，始有农业，人们能够蒸煮熟食。相传到了黄帝时代，《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集解》曰“艺，种也，树也。五种即五谷也。”引郑玄曰“五种：黍、稷、菽、麦、稻也。”在中原地区的确考古发现了粟类和稻谷。原始人赤身裸体，夏披树叶，冬穿兽皮，到黄帝、尧、舜时期人们学会纺织有了衣服穿，与他们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中发现了麻织品和丝织品的衣服原料，这与黄帝正妃嫘祖教民养蚕缫丝可能要有一定关系。中国天文历法发现很早，《史记·历书》中说：“盖黄帝考定星历。”《索引》引《世本》及《律历志》均说：黄帝的天文官容成子著《调历》。《路史·疏仡记·黄帝》中说：黄帝“设灵台，立五官以叙五事，命谀区占星，计苞受规；命羲和占日，尚仪占月，车区占风，隶首定数，伶伦造律，大桡正甲子；命容成作盖天；命大容作承云之乐，大卷著之椌楬……乃命沮诵作云书，孔甲为史；命俞附、岐伯、雷公、巫彭、桐君处方。”这段话说天文、历法、数律、甲子、音乐以及作书、作史、医药等都是在黄帝时代发明创造。特别是“容成作盖天”一句，正与濮阳仰韶文化45号墓“盖天说”形状相符合。《韩非·五蠹》、《吕氏春秋·君守》等都提到“仓颉作书”，作书即造字。《世本》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说：“仓颉，黄帝臣。”《世本》还说：“史皇作图”，宋衷注：“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张澍粹注引《易卦通验》说：“轩辕子苗龙，为画之祖。”上述诸多发明创造，后代文人都把它归到黄帝身上，黄帝是中原地区的盟主，黄帝族团一直是中原的领袖，他开创了中原文化创新的先河。除此之外，在考古发现中证实，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中都发现了象形文字或符号文字，到了商代的甲骨文形成为比较成熟的中国文字。中国的青铜器最早出现在仰韶文化中，到了商周时发展为高度的青铜文明。铁器的出现，最早也是在中原地区。铜与铁的出现都是划时代的发明创造。以上只是简单举一些例子，足以说明中原文化具有强大的创新特点。人类需要创新，不创新就没有生命力。“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礼记·大学》）这里的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其命维新，都是告诫人们不要保守，要创新，要进步。中原人民一向重视创新，中原文化具有明显的创造性特色。

（二）延续性。中原文化如果从河南裴李岗文化算起，已绵延8000年之久。它从一开始就踏着强健的步伐走来，中间虽经历了时盛时衰的曲折过程，但始终没有中断。从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再到河南龙山文化以至三代的夏、商、周文化，以及秦汉及其以后，各朝代文化始终延续发展。即使鲜卑族拓拔氏建立的北魏王朝、蒙古族的大元帝国在中原建立政权，不仅没有使中原文化中断，反而使他们自身受到汉化。在优胜劣汰的自然原则支配下，使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自觉接受中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只有中原文化始终自成体系，向来不曾被异化、被中断。这一点，在中国所有地域文化中恐怕是最为突出的。再以龙山文化为例，与中原龙山文化时代大体相同的考古学文化有：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等。这三个地区的古文化，从发掘资料的实际情况看，它的水平与中原的龙山文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三个地区的古文化最后有的彻底中断，有的走向低谷。如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它的继承者是岳石文化，其文化水平明显地衰退；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是我国东南地区最灿烂的一支文化，但是它的归宿不知所终，成为学术界不能理解的谜团。石家河文化最后融入中原龙山文化之内。在中原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尧舜联邦王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以上这些情况就有力地说明中原文化它呈现出来的极强的生命延续性特点。

（三）兼容性。中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都有吸收外来文化成就藉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的优良传统。中原文化之所以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其中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在于它善于自我继承并不断吸纳其外来文化，从不拒绝外来文化，并善于将外来先进文化与本身固有传统融合起来，使之更加辉煌灿烂。如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在黄河流域实际上是多种文化并存，通过战争、通婚、联盟，使各族团之间不断融合。如在中原地区是以黄帝族团为主体的早期华夏族，当时有万诸侯，图腾信仰也是不同，最后黄帝的龙图腾形成了主体。闻一多《神话与诗·伏羲考》中说：“这个大蛇为图腾的团族，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知道的龙了。”传说中龙的出现就是兼容的典型例证。黄帝族团虽然以龙图腾为主，但是在族团内仍容有许多其他图腾信仰。如电、星、风、云、雕、鶡、鹰、鸢、大鸿、熊、罴、貅、虎、狼、豹、豸、犬、马等21个图腾族。（见许顺湛《中原远古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黄帝战胜蚩尤后，并没有驱逐或杀绝，而是采取了兼容的态度，他把蚩尤族的领袖吸收到政权的领导层内，如《管子·五行》说：“黄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管天时）。”蚩尤是黄帝的敌人，能够任为六相之首，发挥他的长处，的确难能可贵。黄帝族的兼容性为华夏族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历经尧舜和夏商周三代多元一体格局的华夏族形成，在华夏族的基础上，于汉代之后形成了汉族，它继承了兼容的优秀传统，使汉族如滚雪球一样不断强大，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如仰韶文化的分布纵横数千里，西达甘青，东到鲁西，北至内蒙古，南到江汉地区，都有仰韶文化的出现，但是海岱的大汶口文化、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也发展到中原地区，中原文化兼容了其他地区文化的精华，使它增加了活力，最后发展为独树一帜的河南龙山文化、夏商周三代文化。进入秦汉以后，中原文化吸收外域文化的能力更强，使中原文化光芒四射，从来没有被外来文化所干扰。正如孟子所说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有为神农之言者章》）中原文化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以其恢弘的气度、开阔的胸襟、不断从周边地区文化中吸取营养，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促进自身发展。这是中原文化又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

中原文化虽属地域文化，但它不同于一般区域性文化，它以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地位、人文精神，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居于正统主流地位。

（一）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和核心

在五帝时代邦国林立，神州大地出现了许多地区性的文明。如江汉地区文明、太湖地区文明、海岱文明、甘青文明、燕山地区文明以及中原文明。中华文明的源头在中原地区。许顺湛先生在《再论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文章中，把这个问题已经说的很清楚。他提出：农业生产社会化、手工业专门化、脑力劳动阶层化、部落酋邦化、礼制规范化五条标准，与中原文化都能够对应，黄帝族团活动的地域主要在中原地区。关于文明的要素和文明社会形成的标志，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标准，汇总起来有：文字、会对自然物进一步加工、一夫一妻制、城市、第三次分工、阶级和国家、礼仪建筑、宫殿庙宇、巨型建筑、青铜等。这些标准或称之为要素，与黄帝时代的中原地区文化相对应，基本上都很吻合。即使退一步说，把中华文明源头认定在尧舜时代，与它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是中原龙山文化，近来文明探源工程确定了四个要点，即山西临汾的陶寺遗址、河南郑州市辖区的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的古城寨古城遗址、新寨古城遗址。这就是说从考古学角度来看，学术界也把中华文明的源头锁定在中原大地。

国家文明多在国都中体现的比较突出。五帝时代属于邦国文明，夏商周三代属于王国文明，秦汉以后属于帝国文明。这些文明就是中华文明不同历史阶段的文明，它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全过程。但是中华文明不仅它的源头出现在中原地区，而且从它几千年发展史来看，其核心地区也在中原文化圈内。前边已经作了介绍，从五帝到三王再到秦汉以后，其邦国、王国、帝国的国都基本上都在中原地区。如《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正义》引《世本》和《帝王世纪》，不仅具体的介绍了夏禹、商汤、盘庚之居在河洛间，而且指明“周文、武都丰镐，至平王徙都河南，”也在河洛之间。《国语·周语》记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商之兴也，檮杌次于丕山”，“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岐山在关中，丕山在荥阳，崇山即中岳嵩山。进入封建帝国时代，其国都基本上是在西安、洛阳、开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深刻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国都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也是一个国家的代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国家的国都文化，是中原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区文化的最大特点，它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在一定意义上讲，它也是中华文明的代表。

（二）中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关于史前中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许顺湛先生在《黄河文明的曙光》一书中对氏族部落时期，即裴李岗文化时期归纳为八大贡献：第一，发明了耒耜，使农业跨入锄耕农业新的历史阶段；第二，发明了地下粮仓；第三，发明了半地穴的房屋建筑；第四，发明了编制和纺织技术；第五，发明了烧陶窑；第六，发明了粮食加工工具；第七，发明了乐器；第八，发明了符号文字。从部落联盟到酋邦出现，即仰韶文化时期，中原文化对人类社会文明做出了十大贡献：第一，发明了犁耕农业，为古代文明奠定了经济基础；第二，制陶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率先走向专业；第三，冶铸青铜的火花照亮了文明社会的道路；第四，家畜的驯化奠定了几千“六畜“的基础；第五，建筑科学的发展奠定了民族建筑风格的基础模式；第六，衣著装饰是社会文明的风貌；第七，绘画艺术的发明，为社会文明穿上华丽的衣衫；第八，文字的出现是精神文明的催化剂；第九，度量衡是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活动的标准；第十，天文、律历、易学的出现是古代文明中科学技术的高峰。酋邦联盟到世袭王朝，即中原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对社会文明也做出了十大贡献：第一，农耕技术进一步发展；第二，建筑技术的新成就，出现夯筑、高台建筑、石灰、土坯等；第三，制造陶器普遍使用快轮；提高了效率和质量；第四，青铜技术大有提高，并发明了镶嵌工艺；第五，发明了木漆器；第六，制玉工艺飞速发展；第七，文字的发展和乐器的新发明；第八，出现了丝织品；第九，发明了水井；第十，发明了酿酒技术。（见许顺湛《黄河文明的曙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以上均系中原考古学文化的反映，其实与史书记载也基本吻合。

中原文化中的“河图”、“洛书”、《易经》集中反映了“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哲学思想，“阴阳对立统一的宇宙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及“和合”思维理念，一向被学术界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文字萌芽于五帝时代，到商代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它是中国汉字的鼻祖。由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直到楷书一脉相承，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对中国的汉字进行了规范。天象历法出现在五帝时代，到夏商周大有发展，进入秦汉以后更加成熟，以张衡为代表的科学家首先在东汉国都营建了灵台，这是有遗迹作证的中国最早的天文台。中国最早的铸铜技术和冶铁术的发明，对社会发展起到划时代的作用。汉代的球墨铸铁技术早于西方国家一千多年。汉代的叠铸技术、造纸技术、水利机械、制造技术，以及后代活字印刷技术等，都是首先出现在中原。东汉在国都兴建太学，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学生最多时能达到三万多人，历经曹魏、西晋给全国培养了大批人才，揭开了中国教育史上辉煌的一页。先秦诸子百家形成了不少学派，影响后世最大的是儒、道、墨、兵、杂诸家，他们活动的地域大多在中原地区。儒家创始人是孔子，出生在鲁，祖根在豫，他尊崇周公，入周问礼，向李耳求教，周游列国十四年，足迹遍布中原。道家鼻祖李耳，出生鹿邑，在东周王朝为柱下史，在灵宝函谷关写下《道德经》五千言经典。墨家的鼻祖墨翟，毛泽东称他为平民圣人，他的老家在鲁山。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它的释源是洛阳白马寺，禅宗祖庭是登封少林寺。有影响的汉学、玄学以及北宋的理学都是在中原发迹。

典章制度形成于中原。关于典章制度，在早期实际上就是礼乐制度，或称礼仪制度，它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美国有一位学者说：“制度通常包括一套习惯和传统，一系列法规和准则，以及物质的延伸，如建筑、惩罚手段、沟通和训诫机构。由于认识社会的人，这些成分有些大概从很早的时代开始即已存在，但完整形态的制度看来是新石器时代的一项成就。”（美·伯恩斯、拉尔夫合编《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这里所说的制度就是中国史书上说的礼制。礼仪制度是中国古代精神文明的集中表现。在国家出现后的，它是宗法等级秩序、政治体系和全面的伦理道德规范。礼制是古代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法则，是人们言行的标准，国家赖以生存，社会赖以安定。《周礼》、《仪礼》、《礼记》的中心思想是：“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制，以民为极。”（《周礼·天官家宰第一》）其实这“三礼”便是当时的典章制度。早在尧舜时期，《史记·五帝本记》记载的很清楚，如说：‘舜乃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如五器，卒乃复。”“归，至于祖祢庙，用特牛礼。”“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烖国，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夏商周直至秦汉以后的典章制度，即礼制不断完善以至更加成熟，成为精神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肯定地说，反映高度文明的礼制，都是在中原地区历代国都中制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