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方白左的认识我觉得还只是局限于现象，本质上的剖析吧里可能不够犀利，我正好看到张维为在《中国崛起》这本书里的相关论述非常好，我就截取给大家，以便把撑同者的耳光打的更响
西方政治模式深层次的基因缺陷是什么？我看主要是今天西方民主制度运作中存在的三个预设：(1)人是理性的;(2)权力是绝对的;(3)程序是万能的。所谓人是理性的，也就是我们一些学者津津乐道:人可以通过自己理性思考，做出理性选择，投下自己庄严一票。迄今为止的社会经验和实践表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极端非理性的。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人非理性的一面甚至强化了。多少政客就是充分利用人非理性的一面大打民粹牌，从而获取更多的选票和利益。当初希特勒就是这样上台的;20世纪九十年代南斯拉夫就是这样给民粹政客毁掉的，今天新媒体时代又为民粹主义扩大和蔓延提供更好条件。
美国学者布莱恩●卡普兰不久前出版了一本专著，书名就是《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点出了理性人假设的要害。他指出正是由于“理性选民”的“偏见”，他们选票才会被各种利益集团利用，进行对经济的伤害。比方说，“理性选民”有喜欢高福利的偏见，政客就打“高福利”的牌，结果西方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陷入高福利引发的危机。他认为民主频频失误的主要原因是选民“理性的胡闹”：多数美国的投票者对于政治问题是无知的，他们固有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自己的无知，就把选举搞砸了；因为自己偏见，自己投出的票也有偏见，自己国家的政策最终也带有偏见而走上歧途。他认为美国现在要做的是提高民主的质，而不是增加民主的量，并建议需要“有水准的选民”投票才能接近质量问题。当然，在大众民主的概念几乎成为宗教的美国，卡普兰的建议只能是假设，不具备可操纵性。
现在西方政治制度安排基本把选举国家领导人的任务，每四年或五年一次交给选民，而集体意义的选民和个人一样都有先天的局限和不足，特别受制于个人的眼界和利益局限，往往无法看到自己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利益。选民非理性选择的主要表现就是民粹主义泛滥。政客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和作秀能力，就可以迎合大众的短视和局部利益。相比之下，中国模式的群众路线的核心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要了解民意，又要整合不同的民意并顾及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最后形成广泛公识的决策。从过去几十年来看，中国决策和西方相比，民粹主义成分少很多。
“绝对权力”的预设带来问题也很多，特别是个人权利的过度膨胀和个人责任的严重退化。此外，各种绝对权利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这么多权利都是绝对的，不容妥协，不能度让。这样一来，权利之间相互排斥，小至家庭，大到社会的凝聚力大幅度衰退。今天美国社会就充斥着各种权利相互打架的严重问题：同性恋和反同性恋的权利，支持堕胎者的权利和反对堕胎者的利，信教者的权利和不信教者的权利，等等。绝对权利的登峰造极带来的危机是美国今天最大的社会危机之一。随着权利绝对化，传统家庭结构已经基本解体，每个人都强调自己权利和自由，而不是自己责任和义务，包括对亲人、对家庭的责任义务。美国已经从传统家庭为主的社会转变成了今天所谓多元家庭社会，包括同性婚姻等等家庭。1970年传统家庭还占４０%,2012年已经下降到19%,1965年全美只有7%的未婚母亲生育 但在以后几十年里，这类情况飙升。如今，41%的母亲在孩子出生时属于未婚或离异状态，30岁以下母亲，这个比例甚至高达53%,而单身妈妈家庭中贫困比例占40%

强调绝对权力带来的后果便是由于强调少数人的权力，却忽视了大众的利益，这种权力平衡是个大课题，绝不是像lgbt宣传的那样一味迁就他们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