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两千多年来的正统地位，儒学对于中国的影响十分深远，但是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汉代是儒学被确立正统和儒学的初步发展时期，在儒学传播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汉代以传播儒学为己任的士人们经过不断的努力，终于使儒学的影响逐步扩大，在这个过程中循吏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一循吏产生的背景
（一）大传统与小传统下的中国文化的需要
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他的著作《乡土社会与文化：一位人类学家对文明的研究》一书中，把文化划分为大传统与小传统两部分。大传统即是指受过系统教育的上层知识阶层，而小传统是指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下层民众。这虽然是西方史学界对于文化的一种划分，但是对于研究中国文化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文化在很早就出现了类似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分野，即“雅”和“俗”两个层次，《荀子·荣辰》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由此可见，雅言是君子所用的语言，而君子代表着的是当时的知识阶层。
因此，雅言是被当时知识阶层所共同承认的标准话。客观上是中国文化大传统的一种表现。又《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在这个时候雅言已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了，还涉及到了一定的文化内容。“诗书礼”被统治阶级所推崇的大传统，那也进一步说雅言也成了中国文化的大传统。相对于大传统，中国的小传统也是存在的。《方言》一书中所说的各地方言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小传统的一个表现。
作为文化的两个层次，二者之间是存在联系的。这个联系也有着强弱之分，在中世纪时，欧洲的大传统和一般民众相互隔阂较深，文化知识的传播在贵族层面，一般民众接触地较少，并且教会掌握着知识的传播权，很少外传。中国文化中二者的联系更加紧密，通道更加顺畅，相互的作用与影响。《论语·先进》：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野人”与“君子”是文化大小传统的两类代表人物1这句话最能体现出，孔子等人看来

礼乐的文化大传统是从民间而来，并且都要回到民间去。这种情况也体现在《诗经》等元典著作中对于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的描述中。如《蒹葭》、《采薇》、《氓》等诗歌都反映此等现象。上层文化的大传统取自于民间文化的小传统，因此才有古代帝王观察民风，了解民俗的行为。西周时期，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嗉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
再有西汉汉武帝设立乐府采风谣。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3
这种做法从西周时期一直持续到了汉代。这种传统的形成并不仅仅是为了简简单单的“采风谣”那么简单。而是有其深层次原因，即是为了“观风俗”，“观风俗”又是在为“移风易俗”做准备。而这些是为了最终为实现“春秋大一统”这个是统治者统治的需要。由于中国自古地域广大，因此政治上的统一达成之后，文化上的统一便是一个政权稳定的很重要的因素。因此统治者要了解下层文化、学习下层文化，然后努力地实现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的一统。这是一种政治需要，也是儒家的一种需要，当二者交融，一种具有政治与文化双重身份的阶层出现了，这便是“循吏”。
（二）儒家的传播者“士”的理想追求
儒家自孔子以来，便对中国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由“士”来承担的。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追求，力图造就一个理想的儒家世界。而他们所依托的便是他们对儒家的坚定信念，对于儒家“道”的不断追求。这种“道”什么呢？这个要从孔子说起，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他所崇尚的是周公。因此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4但是他所崇尚的的并不是原本的周代礼法，而是他心中所要建立的理想的礼法制度，经过孔子改造的。
他所想要建立的一种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有耻且恪”5的礼法制度。孔子在这里指出“政”和“刑”的不足，从而进一步提出“德”和“礼”的重要性。这便是儒家士人们所要追求的道，一种理想的秩序。在他们看来道德文化的秩序是第一位，政治法律的秩序是第二位的。为了达到这一种境地，儒家对于所承担儒家重任的士人给予了严格的要求。《论语·里仁》：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问宪》：士而怀居，不足为士也。儒士们在经过孔子的改造和发展后，表现出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责任人感，以儒者自居的士人以传播儒家文化为使命，把自己看做儒家的代言人，使得其有了“师”的身份。循吏便具有着这鲜明的一点，正是因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

响，把儒家的理想追求作为自己的追求，才会在行动的时候把传播儒家作为自己的职责，而且还不自觉的遵循道德文化的秩序是第一位，政治法律的秩序是第二位的的原则。
（一）汉代儒家传播的现实需要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但汉武帝并不是完全地使用儒家，法家的影响仍然是主要的。这种影响直到汉元帝时期才开始逐渐减弱。汉宣帝曾云：“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6这便是当时尚未真正的尊崇儒家的证明。在这个时期，虽然统治阶级没有真正的完全运用儒家。但是，在汉代的大传统即儒家的主导地位已在明面上确立了。也通过一系列制度影响着人们。而在此影响下的士人面对儒家似尊非尊的正统地位的困境，出于对自身使命感的追求和对汉代儒学传播的需要。也试图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推行儒家的基本理念，从而使儒家思想在西汉大传统与小传统中的影响更加深化与扩大。而这也促使了循吏的产生。
二 循吏及其特征
（一）“循吏”概念及其阐变
“循吏”之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循吏列传》。他说：“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7 《史记·循吏列传》“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奉职循理”是司马迁对于循吏的最基本的定义。但是“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显示出司马迁所定义的循吏更趋向于道家，当然这与他身处武帝时期有较大的关系。
而《汉书·循吏传》所载：“孝武之世⋯.少能以化治称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兄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数谢病者，弘、宽至三公”。由此可见《汉书》所记载的循吏与对循吏的定义更趋向于儒家。因此从《史记》到《汉书》所记载对于“循吏”的定义是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是更加趋向于儒家化。这点在《后汉书》中显示的更为明显。在这种变化之后显示出的是儒家文化的影响逐步的深入，使得受儒家思想而感染的儒士自觉性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自觉地加入到传播儒家文化的行列中。
（二）循吏的类别
循吏作为一种具有儒家使命感的官吏，在汉代儒家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循吏作为一个整体，但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方面仍显示出不同的特征。已有文章对于循吏的类型进行了一定的划分8。本文拟对循吏成分进行一再认识的基础上再对循吏的类型进行一个划分。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对于循吏应该如何进行一个识别。张如先生把循吏的

成就表现总结为三个特征：一是改善人民的经济。二是注重教育。三是理讼。他很重视教育对于循吏成就的重要性，特别强调如果循吏仅仅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而不同时对他们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加以改造的话，便不能成为一流的循吏。而余英时先生在他的著作《士与中国文化》说道：“汉代的大传统以儒教为主体，而儒教的基础在社会而不在朝廷。……由于中国的大传统并非是自身有组织性的宗教，所以它的传播任务才落到了世俗人物的循吏身上”。这表明是否以传播儒家为己任也是识别循吏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并不是所有循吏都具备儒家的使命感，即具有强烈的传播儒家文化的愿望，但是他们在行动中自觉不自觉的承担了传播儒学的任务，因此也可以算作循吏的一种。
纯儒型循吏。司马迁的《史记·循吏列传》中只收录了汉以前的循吏并没有收录西汉时期的循吏。但是根据《汉书·循吏文翁传》记载：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召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至武帝时乃下令天下郡国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再《华阳国志》卷三云：“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前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顷”。他任官在汉文帝与汉景帝时期，当时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黄老学说仍大行其道。因此，我们可以从文翁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一个标准的“师”与“吏”重合的循吏形象。他所遵循的只不过是以儒家理想为指导下的自觉地推广儒学的行为。“至武帝时乃下令天下郡国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这句话也表明他的行为对当时的社会大传统产生了影响。他的行为也处处显示着一名标准的纯儒型如理的所作所为，当然他只不过这类型人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已。其他简单列举如下：
“召信臣，字翁卿……信臣以水利有方略，好为民水利，务在富之。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9
“儿宽治《尚书》……，宽既治民，劝农桑，缓刑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人心。”10
“朱邑……居处简洁，为人醇厚，笃于古旧，然性公证，不可以私。” 11
……
这些是纯儒型循吏的代表，他们在任官期间以职务之便推行儒教，在地方上进行教化。我们前文也已提到，儒家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认可，至少在人们的意识中还没有被接受。因此他们能够自觉的站出来，在承担 “吏”的责任的同时承担儒家“师”的职责。这对于汉代儒学的

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循吏毕竟是汉代整个官吏系统的很少的一部分。他们的影响在传播的过程中固然很到位，但是广度仍然不够。因此，在大多数的时候，承担儒学传播任务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自觉不自觉的进行承担的酷吏或者是俗吏，即“半循吏”式的人物。
在西汉儒家传播的过程中，完全自觉承担的儒家型循吏占了整个西汉官僚系统的很少的一部分，因此仅仅是靠循吏来传播儒学是不肯能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官吏又对于儒家抱有的是一种消极态度。
博尤不爱诸生，所至郡辄罢去议曹，曰：“岂可复置谋曹邪！”文学儒吏时有奏记称说云云，博见谓曰：“如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且持此道归，尧、舜君出，为陈说之。”其折逆人如此。视事数年，大改其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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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当时的官吏对于儒学的态度。因此，在儒学的大传统被确立的情况下，大多数的官吏是一些按照朝廷律法而不断推行儒教，或者是在在其执行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的遵循儒家的教条达到改善人民经济生活，推广教育，理讼等目的。
《史记·酷吏张汤列传》：“张决大狱，欲博古义，乃请博士弟子志《尚书》、《春秋》”。张汤贵为廷尉，在决大狱的过程中，要鉴借《尚书》、《春秋》来进行。这是以前没有过的，理讼在这一过程中体现法家与儒家的一种融合与妥协。我们知道，在两汉时期运用《春秋》决狱盛极一时。又酷吏在为任地方的时候，打击豪强。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滥用刑法、杀人过多并且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等问题。
郅都，河东大阳人也。……济南瞷氏宗人三百馀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拜都为济南守。至则诛瞷氏首恶，馀皆股栗。居岁馀，郡中不拾遗，旁十馀郡守畏都如大府。13
但是打击豪强的行为无疑有助于消灭地方上的顽固与分散势力，有助于朝廷的政令在地方上更好的实行，而在这些政令里面无疑包含着关于推行儒教的法令。“武帝时乃下令天下郡国立学校官”14。因此他们的行为无疑有助于儒家化的推广，因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任上也有类似像纯儒型循吏那样兴修水利，鼓励农桑等行为，
郑弘字稚卿，……兄昌字次卿，亦好学，皆明经，通法律政事。次卿为太原、涿郡太守，弘为南阳太守，皆著治迹，条教法度，为后所述。次卿用刑罚深，不如弘平。15
这是朝廷政令的需要，因此他们的某些行为仍是属于循吏的范畴，其行为的影响使得儒家的影响更大了。
三 循吏的影响
最初的儒教不尙“空言”要求有实际行动。因此孔子所讲的并不是一些很难

以懂得大道理，在儒学的发展中，有其自己的体系，这是和西方有所不同的，儒家的信念没有像类似“神”那样的超自然来支撑。因此，孔子在发展儒家学说的过程中，努力地将原本比较文弱的儒士改造成积极进取、刚强等的新一代儒。
子路问成人，子日：。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
求文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日：“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16
在这里孔子提出要想“今之成人者”必须要做到的几点，这个要求也正是当时候的武士所具有的精神。又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17。也是他们的便是其写照。他们有着坚强的品格怀有强烈的使命感，“见危授命”地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严格要求自己，然后去追求一种儒家所理想的世界。
汉代的儒家较为接近原始的儒家。因为他们可以理会到传统儒学的内涵。因此在为官地方的时候，他们广兴教育。文翁为蜀郡太守，奖励学习优异和有善行的者，秦彭在其境内对能尊奉教化和有孝行的人赐以酒食，有的提拔为三老。富而教之。因地制宜，发展经济。龚遂在渤海，提倡简约，劝务农桑等等。这些行为都符合原始儒教的要求。他们在儒学被确立为大传统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传播儒学，这是中国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一个重要通道。在在他们的行动中，特别是重视教育，移化风俗，有力的提高了儒家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