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登月”之争背后》
序：20世纪下半叶的美苏登月竞争，是世界政治史、军事史及科技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冷战中美苏两国不同命运的一个缩影。本文以史实为依托，还原了苏联登月失败的真实背景，剖析了苏联载人登月失败背后政治、军事及科技发展的复杂关联。读者或许能透过这些文字，感悟出隐藏在“登月之争”背后的“大国兴衰”。
1957年10月4人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1)成功升空，震动了美国朝野。第二天，《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该报记者威廉·乔丹在文中评论道：在将科学装置送入宇宙的竞争中，他们已战胜了美国。然而，这一“胜利”的进程远没有结束，同年11月3日，苏联第二颗人造卫星（Sputnik-2）再次成功发射。此次发射，还将一只名叫“莱伊卡”的小狗送入了轨道。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年的12月6日，美国用“先锋”号火箭发射一颗人造卫星，上升仅1米就掉落在发射台“以身殉国”。这一惨败情景通过电视画面传送到了美国的千家万户，联系到1957年8月苏联即成功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辉煌与衰败的鲜明对比，冲撞着美国公众的情绪。
“苏联时候已具备直接攻击美国本土的能力？”这一巨大的问号，点燃了美国人的危机感，人民开始批评总统的能力、质疑国家战略。科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对美国来说，苏联的人造卫星首先升空是比珍珠港更大的失败。面对纷至沓来的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了多项紧急措施，包括赋予国防部负责导弹工作的官员以更大的权限；陆海空三军之间停止权限之争；为增强与友好国家之间的科技合作，修改原子能法；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设置科学委员会等。
尽管公众质疑之声如潮，但艾森豪威尔政府仍根据情报分析及经验判断的得出——苏联的科技实力、军事实力根本无法与美国相匹敌。“Sputnik-1”“Sputnik-2”的成功发射，固然造成美国社会的不安情绪，但也促使美国反省其国家战略，帮助其扫除了改革道路上的重重障碍。美国政府还因此认识到，在与苏联人的竞争中，并非只有军事方面的研究工作才是重要的，对美国社会的最终考验要看谁能在人类事业的每个领域里都拥有高超的技术。出于新的危机感，美国政府更加重视理论眼界和应用研究，并为此不惜投入巨额财力。
反观苏联，却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Sputnik-1”“Sputnik-2”发射成功带来的兴奋，相当长的时间笼罩着整个国家。1961年，苏联宣布了一项新纲领，要使人均生产量在60年代超过美国，以使在80年代开始实行共产主义。对此，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中分析到，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几十年中，“苏联不仅保持了它强大的陆军，而且实现了对美国的战略核均势，建立起一支远洋海军，并将其影响扩张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然而，想在全球范围内同美国分庭抗礼的持久的竞赛力，与其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很不相称。”当时，苏联的经济增长率稳步下滑，从1959年以来，它的工业生产率增长的速度持续向下滑落，以至于到70年代末期每年只增长3%-4%，而且仍在下降。与欧共体、日本及美国相比，苏联经济的相对停滞，也导致了技术上的落后，“由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苏联和它的卫星国面对日益更新的计算机、人工智能和电讯技术，只能望洋兴叹。”
成功升空第一颗人造卫星后，1961年4月12日，苏联又成功将宇航员尤里·加加林送入太空。为了追赶苏联，美国人开始紧锣密鼓的操办“阿波罗工程”，计划将宇航员送上月球。对此，苏联人却表现的“无动于衷”。为何原本占据先手的一方会突然偃旗息鼓？在当时，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实际上，最早提出载人月球探索计划的是一批苏联的科学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几家设计院就向领导层递交了短期、中期和长期航天计划，政府批准了短期和特定的计划，但包括载人登月在内的长期计划却被束之高阁。与科学家的敏感不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对美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估计严重不足。当美国的登月计划公布后，赫鲁晓夫听取了航天专家、火箭发动机设计权威V.P.格鲁什科的报告，格鲁什科汇报了两种登月方案：一是德国人W.布朗登月计划，即EOR计划；二是从地球直接向月球发射登月飞船的方案。按第一种方案，苏联将在地球轨道上组装航天器，然后再飞往月球，为此，自然要把这些航天器部件送上地球轨道，而根据当时的火箭运载能力，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发射运载火箭15次以上。按第二种方案，从地球直接向月球发射登月飞船，需要用比苏联最先进的A-2运载火箭还要大15倍的巨型火箭，而当时的美国还没有发射过威力能与A-2相媲美的火箭。听完这些汇报后，赫鲁晓夫断定，肯尼迪的登月计划只是宣传。苏联的登月计划也因此耽搁下来。
1962年7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为“阿波罗计划”选定了一种新的月球轨道交会登月法（LOR）。采用该方法，“阿波罗”登月飞船在进入月球轨道后，将留在绕月轨道上，由宇航员驾驶登月舱登上月球。等完成考察计划后，登月舱再返回登月轨道和登月飞船会合，进而返回地球。如此，即可用推力相对较小的运载火箭来发射飞船。此刻，苏联本应该意识到美国的登月计划已不可能等闲视之。但苏联仍认为：美国要在1970年之前实现这个计划是“海市蜃楼”。于是苏联开始制定第一个载人探测计划——载人绕月飞行计划。今天再回头审视这一计划，可以发现：该计划与登月计划分开进行，分散了原本就不宽裕的科研资源，为日后载人登月计划的黯然退场埋下了隐患。
当然，如果继续追踪赫鲁晓夫误判背后的深层根源，还在于其对美国社会的反省力度了解不够。“Sputink-1”升空后，美国众多专家学者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苏联之所以遥遥领先，在于苏联的科学家、技术人员、生产者形成了一个整体，加之有高度开发的相关产业，有首尾衔接可调动各方面力量的指挥系统，而且苏联不惜投入大量财力。美国在卫星竞争中的失败，意味着美国在弹道导弹的竞争中也处于劣势，并且美国和西欧在科学技术上也已经落后于苏联。找到差距后的美国开始在技术创新和组织协调上发力，而美国这些努力并为引起苏联的足够重视。
历史总是沿着一定的规律向前发展，无人可逆其而行。然而，总有一些伟大人物的横空出世，能加速或延缓历史的脚步，甚至偏转历史的航向。
科罗廖夫，苏联著名的火箭-空间系统总设计师，“实验宇宙航行学奠基人”，曾代表苏联创下了无数不朽的航天传奇——成功发射了第一颗月球探测器、第一个金星探测器、第一个火星探测器和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被誉为苏联火箭之父、载人航天之父。在美苏的登月之争中，他注定要成为影响历史的人物。在科罗廖夫的领导下，苏联运载火箭的研制取得了重大进展，在1958年至1959年的征服太空计划中，以科罗廖夫为首的集体在“卫星”号运载火箭的基础上研制了以E部件为第三级的“东方”号三级运载火箭，使人造卫星的重量从1.4吨增加到4.5吨至4.7吨，它还保证了飞往月球的自动飞行器达到第二宇宙速度。这在苏联空间事业发展中是一个质的飞跃。1960年，科罗廖夫设计局开始了超级运载火箭H-1的研制。1962年-1964年间，科罗廖夫设计局按照登月计划要求对H-1火箭进行了多次更改，有效载荷先后从50吨、75吨、92吨、95吨，一直提高到98吨（貌似中国到现在也没有载荷超过100吨的运载火箭吧？？）。这使火箭设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H-1火箭的研发困难重重，科罗廖夫一生最大的遗憾也在此刻悄然降临。由于在单燃烧室大推力发动机方面一直没有货的突破性进展，加之任务安排紧张，H-1火箭采用了多发动机并联的设计方案。但大量发动机并联必然极大的降低了可靠性，在随后的发射试验中，H-1火箭一败涂地，。而此时，科罗廖夫和另一位航天专家格鲁什科的争斗也对他造成了不小的负担。格鲁什科贬低科罗廖夫的工作，说有了好的发动机，扫帚也能飞行。科罗廖夫设计受挫的同时，他所需要的的政治上的支持也逐渐消退。赫鲁晓夫亲自出面调停，试图平息两位长期合作者的争斗，但并未取得成功。1966年1月科罗廖夫病逝于莫斯科。1974年5月，他当年的“冤家”格鲁什科接替了科罗廖夫的继任者米申的职位，终止了H-1火箭计划，苏联的载人登月计划最终折戟沉沙。
载人登月失败被视为苏联衰落的一个缩影，然而，至今仍有不少学者认为：苏联严重扭曲的国民经济结构、盲目推行的军事扩张战略、积重难返的高度计划体制，无一不与新科技革命的潮流背道而驰，无一不使其在国力衰落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苏联以军事战略作为国家的对高指导原则，《苏联大百科全书》和《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都没有“国家战略”或“大战略”的条目，只有“军事战略”条目。有评论对此指出，一个没有“国家战略”或“大战略”的国家，注定将是走向失败与衰落的国家。而这一教训，也是苏联载人登月失败所留给世人的最后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