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一口用扬子江水泡的蒙山顶上茶，娓娓道来

参考文献
1、三星堆博物馆、金沙博物馆简介
2、（西汉）司马迁：《史记》；扬雄：《蜀王本纪》
3、（晋）常璩：《华阳国志》
4、段渝、罗开玉、粟品孝、谢元鲁等：《成都通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
5、（晋）张华：《博物志》
6、（宋）宋祁：《益部方物略记》
7、（宋）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
8、（清）张晋生：《四川通志》
9、三国志等其他书籍

成都自秦朝后归属中原，古蜀人因多次起兵抗争而被杀戮，后秦朝从中原各地迁入大量人口，其中秦人“移秦民万家实之”，而著名富豪卓王孙家的祖先等也从山东被迁移过来，真正的古蜀人剩下的应该不多。

三国时，战乱导致益州人口锐减。两晋隋唐前后蜀期间，北方的文化人、有农工商技术的人和流民大量流入四川，使当时的成都文化经济大为提升。

两宋时期，除了最初的三十年四川动乱起义不断，人口减少之外，金军占领中原，引发大量北方人口进入四川，加上自身人口的持续恢复，到南宋绍兴三十二年，暴增至约1153万人，经济文化也达到顶峰。

蒙古军攻打川渝，惨烈的屠杀使成都乃至四川人口大减。明朝灭亡大夏时，也使成都乃至四川人口大减。清朝灭亡大西时，双方更使成都的人烟灭绝。今天四川地区的人可以基本确认是为原来的外地移民。

从成都兴衰的曲线，可以看出一个地区乃至国家的兴盛与发展，与人口的数量及素质无法分开。

成都人自古都有包容、开放、进取、创新等特质。从古蜀文化可以看出，已经挖掘出的这么多辉煌璀璨的青铜器、金器和玉器等等，不是一个坐井观天的族群就能干出来的，而是从外引进、消化后，与自身的审美及技术相结合出来的工艺品。

成都人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向外探索有成，买卖商品早在汉朝就形成了规模。谁说蜀人只是贪图享乐，不愿吃苦耐劳，不信你也走一走“蜀身毒道”，卖出特产后，将印度、阿富汗的货物买回来。
至于说蜀人懦弱，应该是指男人对待老婆吧，耙耳朵是这边的特点。君可见，历史上成都平原多少次人口的剧烈洗牌，或是反抗暴政，或是抵御外辱。抗日战争有多少四川人为了保家卫国而战死沙场。那不是懦弱，而是没到那个份上。


愿天佑成都。

漫步在春熙路上，随着人潮人海头出头没的走着，五光十色的广告牌在路旁闪烁，一幢幢高楼大厦静默无声的消失在身后，一群群穿着时髦的女子从身边飘过。但就在不经意抬头的瞬间，古大圣慈寺的匾额映入了眼帘，隐约有钟磬声传入这喧嚣的红尘俗世，传说这里是唐三藏法师玄奘受戒的地方，他在历经五年的苦学之后，西行取经由此起步。
今天，远洋太古里就在寺庙周边，低密度的建筑让它与街区互相融合，按功能又可分为“快里”和“慢里”，快里是三条购物街和两大广场，慢里则是大慈寺周边的小街巷，一个主打高端的奢侈消费，一个主打传统的市井消遣，游人们可以随意的各取所需。这里就像成都的缩影，厚重鲜明的历史与与时俱进的今天相映成趣，人文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座城市的繁华与沧桑在日升月落的时光长河里泛起点点波光，李冰、司马相如、诸葛亮、李白、杜甫、苏轼、杨廷和等一个个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只留下一个个匆匆的背影。
这里从不缺乏世俗的消遣，遍布城市乡间的茶馆可谈天，也可麻将。夜深时，酒吧的灯光照亮红男绿女的脸，一首首歌连续唱到天明。赵雷的一曲《成都》让这座古城更添三分网红本色，但成都是有内涵的“网红”。

成都市新津县宝墩村位于一马平川的绿野之上，有一圈不规则的高4到5米，宽10多米的黄土埂子。
其内沟渠交流，一条条小道纵横其间，小孩子们在这里跑来跑去，有时会发现一些砖瓦器物，当地居民对此也不以为奇。
1996年，一支由中国和日本专家组成的考古队对宝墩村进行挖掘，他们连续寻找了几个月，发现那些不规则的黄土埂子其实是一座距今约4500年的古城墙。
这种沿着河流修筑高耸的土城墙和宽大的壕沟具有明显的军事意义，也可能与排水有关系。
房屋用长方形的木（竹）骨泥墙方式修建，其中一座建筑内，明显出现了大型礼仪性设计，据推测这里是古城的宗教和政治中心。小型石器经过通体磨制，可以用来提高生产力。
不少器具上有被切割和钻孔的痕迹，说明相关技术被熟练掌握。使用的陶器形状也富有变化，这里的人们以农业种植为主，过着定居的生活。
2009年，当考古学家再次踏上这里时，原来十多年前发现的仅仅是遗址的内城，这次的再发现使它的总面积达到了276万平方米左右，就规模而言，在国内仅次于浙江余杭良渚古城与山西襄汾陶寺古城，是古蜀文明的起源时期。
在距今4000年至5000年这个时期，成都平原前后挖掘出的宝墩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古城、崇州紫竹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和大邑高山古城等星罗棋布的遗址，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宝墩文化。

1929年，农民燕道诚挖水沟时怎么也没想到，他挖泥巴会发现玉石器，而且是300多件，这次偶然发生的事，成为三星堆重见天日的缘起。
一名英国传教士知道后，将收集到的玉石带回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得知消息的博物馆长组织人员到三星堆挖掘出大量文物。
但大规模的挖掘整理工作在1980年才算真正开始，前后持续了二十年。
三星堆遗址在1986年7月至9月发掘的两座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了金、铜、玉等珍贵文物近千件，最具特色的首推三四百件青铜器。
据三星博物馆简介：“东、西、南三面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奇异诡谲的青铜造型，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等旷世神品。而以流光溢彩的金杖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被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说三星堆发现充满戏剧性，那么金沙遗址的发现更是突然。
2001年2月8日，一个房地产公司的两台挖掘机正在进行挖掘作业。它们将泥土挖好后倾倒至已经颇高的土山旁。一个人发现泥土中有象牙、玉器，就拾起来研究，这引发了包括司机在内的群众寻宝活动。
经警方和考古人员的介入，文物大多追回。
而金沙遗址就此边挖掘边建馆，五年就建成金沙博物馆供游人参观。
据博物馆介绍：“金沙遗址的总面积约5平方千米，距今约3200年—2600年。目前挖掘的区域约占十分之一，已出土了大量的的玉、金、青铜器等珍贵文物，这些文物上可以找到与三星堆的联系。
另外，大量的陶片、象牙及野猪獠牙和鹿角，说明祭祀方面的文化已经非常成熟，当年气温较高，这里应该生存有大象等热带动物”。
此处的镇馆之宝太阳神鸟金饰仅43克重，有行家目测至少需300g，能打造的如此轻薄，需要极高的工艺，它内层的圆等分12条顺时针方向的齿状芒，似空中旋转不停的太阳，外层由四只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让人联想到山海经“金乌负日”的传说。
今天，太阳神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和成都市的标志。

古蜀文明发展的脉络逐渐清晰：以新石器晚期成都平原城址群为标志的宝墩文化→以夏商时期三星堆遗址为标志的三星堆文化→以两周时期成都金沙遗址为标志的十二桥文化→以春秋战国时期成都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为代表青铜文化。
据《太平寰宇记》记载，成都的名字是取周王迁岐“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得名，蜀语“成都”二字的读音就是蜀都。其后，历经三千年沧桑巨变，成都的城址未徙，城名未易。

秦汉：李冰治水，文翁化蜀
公元前316年，蜀国出兵攻苴国，苴侯从巴国逃到秦国求救。
秦惠王采取司马错的战略，命令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人率军经石牛道攻蜀。
蜀王亲自率军至葭萌抵御，兵败后被秦军杀死，经过十个月的战斗，古蜀自此灭亡。
秦军再接再厉灭了巴国与苴国，达到了“得其地足以广国”和“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的战略目标，且巴蜀可从水道通楚，“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是秦国一统六国的关键性一步。
公元前311年，张仪和郡守对成都进行了大规模修建，按秦国都城咸阳的建制兴筑成都、郫城和临邛，其中成都的城墙有12里长，高度达到7丈，东边的太城修有郡守的官舍；西边的少城供商人开店铺营业，盐铁官在此收盐铁税，市官管理市场并收商业税。
传说，张仪筑城时，“仪因筑城，城终颓坏。后有一大龟从硎而出，周行旋走。乃依龟行所，筑之乃成”。因此，成都早期又称“龟划城”。

公元前256年—前251年，李冰成为蜀郡太守。
期间，因水患旱灾严重，李冰和他的儿子就带领民工在岷江流域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其中，以都江堰最为知名。
他们开凿离堆，引郫江和捡江入成都平原，既可以行船，也可以灌溉，使成都市形成“二江并流”之势。
可以根据需求控制水流，“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
此后，“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成都平原更为富庶，取代关中平原成为天府之国。
通过安设石人用来观测水位高低，“乃自湔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
后世的老百姓为纪念李冰父子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功业，在都江堰渠首修建了伏龙观和二王庙，父子都成为老百姓所崇拜的神灵。
自此，当地的居民只要每逢清明节，都会在都江堰的二王庙举行李氏父子有关的祭祀和开水典礼。
笔者曾写过一首游都江堰的七绝，“快乐忧伤酒一杯，夏初划桨泛离堆。熏风吹过飞沙堰，明月中天照旧台”，算是对游都江堰的纪念。

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将中国分为十三个州，成都为益州的首府。
要说汉朝的文人，划时代的人物莫过是司马迁与司马相如，一个称史圣，一个为赋圣。
司马相如从小喜欢读书练剑，汉景帝时因家庭富裕被授为郎官的职务，但景帝并不爱好辞赋。
感到不受重视的他投靠梁孝王，创作了《子虚赋》，后来回到成都。
没有正式职业的他家徒四壁，就应旧友临邛令王吉相邀，暂住临邛。巨富卓王孙家举办宴席，邀请司马相如与王吉参加。
司马相如在酒席上弹了一曲凤求凰，不求其它，只求赢得美女的芳心。
原来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美貌非凡，“眉色远望如山，脸际常若芙蓉，皮肤柔滑如脂”，又精通音律和辞赋。
文君识得相如的琴中真意，又仰慕他的文名，就通过门缝悄悄地看他。
而司马相如通过赏赐卓文君的侍者，转达了对她的爱慕之情。当天深夜，十七岁的文君与相如私奔到了成都。

爱情虽美好，但贫困的现状使他们很快又回到临邛。
他们在街上开了一个酒馆，卓文君当垆卖酒，司马相如充当伙计。
感到丢失颜面的卓王孙在亲戚的劝导下，给了卓文君奴仆一百人，钱一百万，另有各种衣服、被褥和财物。
文君与相如一跃成为富有人家，回到成都享受生活。
不久，汉武帝读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等文章后大为赞叹，邀请他赴长安任职。
传说司马相如在成都升仙桥与卓文君告别的时候，在桥柱上大书立誓：“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
他到长安后名动京师，汉武帝委以重任。
几年后，司马相如被任命为中郎将，两次出使西南夷非常成功，“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
相如坐着高车驷马回成都,“令蜀太守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卓王孙置酒肉相迎的同时，暗自庆幸自己当年没有把事做得太绝。
这座桥的名字就成了驷马桥。李石的《题升仙桥》：“茂陵读赋喜虚无，不是题桥便丈夫。漫说归乡夸驷马，了曾涤器对当垆。”

扬雄编撰了世界上最早的方言词典《方言》，被称为“西蜀孔子”，陋室铭说：“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在辞赋的成就上与司马相如并称扬马；
严君平的著作《老子指归》对道家和禅宗都有影响，他在成都市卜肆的事迹广为流传，有“易学在蜀”的说法。
成都的文教事业也出现了现象级事件。
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立了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学：“文翁石室”。有学者认为文翁在成都兴办地方官学，是中国科举取士的发源和开端，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官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说开一国风气之先。
《汉书》评论：“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成与“文翁石室”的创立，使“天府之国”获得了物质与精神的双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