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界上，社会控制最严密的国家（2012）


所谓“社会控制”，在本例中，具体指“国家权力阶层对公民群体、公民组织和公民互动系统的监管、掌握与操纵程度”。所谓“国家权力阶层”，包括行政当局、实际资本垄断集团等一国最大的既得利益组织。
此例依据大赦国际2013年公布的相关国别调查统计资料整理而成。
括号内为社会控制指数，指数越高，则社会控制越严密。


超强控制类：朝鲜（91）
强控制类：中国（74）、美国（73）
较强控制类：伊朗（68）、新加坡（68）、越南（68）、沙特（64）、缅甸（63）、叙利亚（63）、文莱（58）、白俄罗斯（53）、津巴布韦（53）


注：
中国、美国——在资本垄断阶层监控公民日常行为方面，是世界上最严密的两个国家。

21、世界上，向境外派遣谍报人员最多的国家（1990—2011）


所谓谍报人员，此例专指受一国行政当局、强力部门或资本权力集团控制的，以窃取他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具体情报为目的的自然人。
此例所谓谍报人员，包含一国在目标国招募的从事谍报工作的土著成员。
此例依据《金融时报》于2012年、大赦国际和简氏防务周刊于2013年公布的相关资料整理而成，其中大赦国际、简氏防务周刊所提供数据，均有一部分未表明数据来源，作为孤证，无法确认。
括号内为一国年均向境外派遣谍报人员的数量。


极多：美国（2670000）、中国（2625000）
多：英国（890000）、俄罗斯（824000）、
较多：法国（684000）、日本（649000）、印度（613000）、以色列（609000）、德国（602000）、伊朗（539000）、巴西（515000）、瑞士（503000）、梵蒂冈（501000）


注：
梵蒂冈——大赦国际认为，该国在多国境内发展“教会谍报”势力，并干涉目标国家的政治事务，但该国一直予以否认。
瑞士——《金融时报》认为，该国在国际金融领域，拥有“强大得令人嗔目的情报收集能力”，但该国对此保持沉默。
中国——中国政府宣称：中国从来没有、以后也不会对他国进行非法的情报收集活动，中国作为成熟的国际社会一分子，从来反对任何形式的信息窃取行为。

22、世界上，已建成和在建“超级工程”最多的国家（1945—2012）


此例所谓“超级工程”，即“战略性工程项目”，符合以下条件：对一国国民经济、军事产生重大作用，对国家整体运行状况具有决定性影响，耗费巨额资本并可产生巨额经济、或军事收益等。
由于各国经济总量差异较大，项目消耗资本不宜简单对比，而以占本国经济总量比值为基础讨论项；
此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3年发布相关统计资料整理而成；
括号内，为一国已建成和在建战略工程项目数量。


极多：中国（7932）
多：美国（5155）
较多：俄罗斯（3729）、巴西（2931）、印度（2435）、土耳其（2177）、法国（2004）


注：
中国——自1990年以后，是世界上开建“超级工程”数量最多的国家。
俄罗斯——自1990年以后，是世界上停建“超级工程“数量最多的国家。”

23、世界上，战争承受力最强的国家（2012）


此例中，”战争承受力“包括一国在战争期间的财政承受力、经济承受力、社会承受力、治安承受力、兵源承受力、战损承受力等，也即现代极限军事学中所说的”战略极限“。
此例根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2013年发布相关统计资料整理而成。
括号内，为一国战争承受力系数，其数值随战争承受力增强而增加。


超强战争承受力：美国（8.7）
强战争承受力：中国（6.8）
较强战争承受力：俄罗斯（5.9）印度（5.4）、巴西（5.1）、英国（5.1）


注：
俄罗斯——自1990年代以后，战争承受力系数下降最多的国家。
印度——自1990年代以后，战争承受力系数上升最多的国家。

24，世界上，企业运营成本最低的国家和地区（2012）


此例中的企业，专指非国有、集体企业。
此例中的企业运营成本，以企业负担税务总额为理论基点，同时包括企业支出的政府公关费用、社会稳定成本、基础设施完整成本、高新技术转换率、环境保护成本、人力资源使用成本等相关因素。
此例根据世界银行与普华永道2013年发布相关统计资料整理而成。
括号内，为企业运营成本系数，系数值越小，企业运营成本越低。


成本极小：阿联酋（9）、卡塔尔（11）、新加坡（17）、荷兰（19）
成本小：瑞士（33）、奥地利（36）、香港（39）、巴林（44）、阿曼（49）
成本较小：卢森堡（55）、丹麦（57）、爱尔兰（60）、美国（63）、意大利（67）、英国（67）、斯洛文尼亚（69）、爱沙尼亚（69）


注：
意大利——自1990年代以后，是继阿根廷、南非和西班牙后，企业运营成本增幅第四大的国家。
新加坡——自1990年代以后，是世界上企业运营成本降幅最大的国家。

25、世界上，国民赋税水平最高的国家和地区（2012）


此例中，国民赋税水平即税负痛苦指数（Tax Misery Index），包括一国公司税率、个人所得税率、富人税率、销售税率/增值税率，以及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保障贡献等基点统计分类。
此例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2011年发布统计资料、世界银行2013年发布统计资料综合整理而成。
括号内，为税负痛苦指数，指数值越大，赋税痛苦指数越高。


极高赋税水平：法国（168.1）、中国（160.3）、比利时（159.4）、瑞典（157.4）
高赋税水平：荷兰（146.3） 意大利（143.2） 芬兰（142.5） 西班牙（142.1）
较高水平： 巴西（126.9）、德国（125.4）、土耳其（123.8）、日本（122.4）、匈牙利（121.9）、挪威（121.4）、斯洛文尼亚（120.8）、印度（120.1）、丹麦（120.1）


注：
美国《福布斯》杂志2011年该指数统计数据，与世界银行2013年该指数统计数据出入较大，此例特根据国际货币与基金组织2013年的第三方数据验证，综合整理。

26、世界上，土地国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和地区（2012）


土地所有制，在不同国家的含义略有不同。如在某些中东君主制国家，大量土地在名义上归属“王室”所有，这些国家的官方认定此为“国有”，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种类型属于“王室的特殊私有制”。
此例中，以国际社会普遍认知为标准。
此例根据联合国发展规划委员会2013年发布统计数据整理而成，部分数据不被当事国政府承认。
括号内，为一国土地国有化程度指数，最高位100，即完全国有。


完全国有：中国（100）、朝鲜（100）、越南（100）、古巴（100）、老挝（100）
基本国有：津巴布韦（85）
较多国有：以色列（47）、肯尼亚（41）、坦桑尼亚（38）、印度（35）、法国（31）、贝宁（30）


注：
老挝——曾于1999年短暂进行少量土地私有化尝试，2004年宣布废止，土地重新收归国有。
古巴——曾于1998年对部分种植园区进行私有化，2006年宣布废止，土地重新私有化。
法国——1990年代后，西欧各国中，唯一一个持续进行土地国有化的国家。

27、曾经进行过“土改”的国家（1945—2012）


此例中的“土改”，是借用中国民众较为熟悉的称谓，而并非与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的“土地革命”完全一致。
此例中的“土改”，既包括以暴力手段无偿转变土地所有权的土地革命，也包括国家主体以经济手段温和变更土地所有权的行为，较常见的有“土地赎买”、“土地征购”等。
它的本质，是以国家意志为基础，从上至下地改变私人土地所有权分配状况，清除不利于大工业经济发展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包括大庄园土地经济、教产土地所有制等）。
“土改”的结果，在一些国家是建立土地国有化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则由行政当局主持进行土地的二次私人分配。


进行过土地革命的国家：中国、越南、朝鲜、老挝、蒙古、柬埔寨、阿富汗、也门、埃塞俄比亚、贝宁、安哥拉、刚果、莫桑比克、索马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德意志、阿尔巴尼亚、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立陶宛、 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古巴、津巴布韦、南非、伊朗、阿根廷、阿联酋、阿曼、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塞尔维亚、科索沃、黑山、马其顿


进行过土地改革（赎买、征购等）的国家：新加坡、奥地利、科威特、芬兰、法国、日本、以色列、沙特、巴林、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智利、巴西、马来西亚、伊拉克、印尼、加纳、赞比亚、印度、莱索托、毛里塔尼亚、肯尼亚、孟加拉国、厄立特里亚、冈比亚、叙利亚

28、世界上，宗教对政治、经济干预度最高、最低的国家和地区（2012）


此例中的宗教，包括多神教（polytheism）、一神教（monotheism）、泛神论（pantheism）和泛神论（pantheism）。
所谓泛神论（pantheism），为未设立具体神祗之教义崇拜，非指经典马克思理论之无神论（explicit atheism）。
此例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3年度世界宗教报告数据整理而成，部分数据不被当事国官方承认，列为孤证，无法证实。
括号内，为宗教干预度系数，数值越大，宗教干预度越高。


干预度极高：梵蒂冈（100）、朝鲜（97）、乍得（94）、阿富汗（92）、马里（90）
干预度高：加蓬（84）、苏丹（82）、伊朗（79）、巴基斯坦（78）、沙特（76）
干预度较高：伊拉克（69）、尼日利亚（67）、埃及（67）、哥斯达黎加（67）、乌干达（67）、土耳其（66）、韩国（66）、泰国（65）、马来西亚（65）、印尼（64）、美国（63）、科威特（63）、萨尔瓦多（62）、波多黎各（62）、洪都拉斯（61）、阿曼（60）、波兰（60）、乌克兰（60）


干预度极低：中国（22）、越南（28）
干预度低：澳门（34）、瑞士（37）、荷兰（39）、芬兰（39）
干预度较低：新加坡（42）、丹麦（45）、古巴（47）、克罗地亚（48）、白俄罗斯（48）


注：
朝鲜——该国官方信仰的主体思想，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一元论的神祗崇拜体系，具有鲜明的宗教特征，但该国官方不承认这种认知，而自称为“无神论（explicit atheism）”。
美国——自1990年代以来，人均GDP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宗教对政治、经济干预度上升最快的国家。
白俄罗斯——自1990年代以来，宗教对政治、经济干预度下降最快的欧洲国家。
阿富汗——自1990年代以来，宗教对政治、经济干预度上升最快的伊斯兰国家。

29、世界上，女性地位最高的国家（2013）


此例中的女性地位，包括但不限于女性经济状况、女性政治参与度、女性资产占国民总资产比值、女性教育程度、女性性自由度、女性武装人员占国家武装人员总数比值等。
此例根据联合国妇女署2008——2013年公布的相关统计资料，并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发布的国别性别经济差异统计资料，总和整理而成。
括号内，为一国女性地位系数，系数值越大，女性地位越高。


地位极高：冰岛（88）、芬兰（87）、挪威（87）、瑞典（85）
地位高：爱尔兰（79）、新西兰（77）、丹麦（77）、莱索托（75）、瑞士（74）、菲律宾（74）、加拿大（74）、英国（73）
地位较高：澳大利亚（69）、意大利（69）、法国（68）、蒙古（68）、俄罗斯（68）、美国（67）中国（67）、泰国（66）、新加坡（65）、新西兰（65）、荷兰（65）、匈牙利（65）


注：
冰岛、芬兰、挪威、瑞典——世界上，仅有的四个女性公民地位超越男性的国家。
莱索托——1990年代后，世界上女性公民地位上升最快的国家。
荷兰——1990年代后，女性公民地位下降最快的欧洲国家。

30、世界上，非军事暴力机构成员，占政府雇员比重最大的国家（2012）


此例中的非军事暴力机构成员，指不隶属于一国政府军系统的、拥有暴力执法权限、可采取暴力手段的强力机构。一般包括：警察机构、国家安全机构、策反机构、谍报排查机构、特殊侦讯机构、特种强力机构等。
此例根据大赦国际2013年相关统计资料整理而成，部分数据不被当事国官方承认。
括号内，为非军事暴力机构成员占政府雇员的比值。


极大比重：朝鲜（74%）、以色列（71%）
大比重：美国（63%）、中国（61%）
较大比重：越南（49%）、津巴布韦（49%）、伊朗（48%）、俄罗斯（46%）、土耳其（44%）、白俄罗斯（44%）、沙特（43%）、英国（43%）、古巴（43%）、法国（41%）、苏丹（40%）


注：
美国、中国——1990年代以来，国家安全机构雇员增长最快的两个国家。

31、世界上，资本权力阶层对司法体系干预度最高的国家（2012）


此例中，资本权力阶层即一国掌握资本垄断权、对国家发展方向与策略具有决定权的统治阶层。在统制型国家，它一般等于主政政党与最高行政当局；在资本契约型国家，它一般为金融资本掌控集团，或军工股复合体工业集团。
此例根据大赦国际2013年发布的国别性法律独立状况统计资料、国际自由律师与法制发展委员会2013年发布的相关统计资料整理而成。部分数据不被当事国家官方承认。
括号内，为资本权力阶层对司法体系干预度系数，系数越大，干预度越高。


超级干预：梵蒂冈（100）
极高干预度：苏丹（94）、马里（93）、阿富汗（91）
高干预度：沙特（89）、科威特（89）、约旦（89）、朝鲜（86）、津巴布韦（84）、缅甸（82）、菲律宾（80）、马来西亚（80）
较高干预度：文莱（78）、印度（78）、阿曼（77）、韩国（77）、中非共和国（77）、中国（75）、俄罗斯（75）、新加坡（74）、缅甸（74）、美国（72）、哈萨克斯坦（71）、土库曼斯坦（71）、日本（71）、阿根廷（70）、哥伦比亚（70）、土耳其（70）、南非（70）


注：
梵蒂冈——被国际社会广泛认为“不存在世俗司法约束”，该国司法体系与教义监管体系“极高度吻合”。
朝鲜——世界上，执政党对司法体系干预度最高的国家。
韩国——世界上，非金融性资本集团对司法体系干预度最高的国家。

32、世界上，“冤案率”最高的国家（1980—2010）


此例中的“冤案”，即没有罪而被当作有罪判决或受处罚的案件，具体解释为：一国司法案例中，存在事实认定错误、过错方认定错误、判罚依据错误、量刑错误等相关错误或失误的情况。
此例根据大赦国际2011年发布的相关统计资料整理而成。有较大部分数据存在数据来源不明、源数据被当事国官方否认等情况，不保证有效性！
括号内，为一国“冤案率”系数，单位为万分之一。


“冤案率”极高：布隆迪（927）、阿富汗（903）
“冤案率”高：苏丹（729）、柬埔寨（704）、卢旺达（701）
“冤案率”较高：墨西哥（667）、巴基斯坦（659）、伊拉克（641）、利比亚（637）、菲律宾（629）、乌兹别克斯坦（618）、印尼（613）、厄立特里亚（609）、智利（603）、印度（601）


注：
朝鲜——因无法辨明“误判”与“政治惩罚”之间的关系，故不在统计范围内。
菲律宾——1990年代以来，“冤案率”提升最多的国家。

33、世界上，资本流失最严重的国家（1990——2012）


此例中，资本流失包括企业流动资本外移、市场游资外流、经济犯罪之赃款外逃、投资人撤资外移、固定资本贬值流出等，它是体现一国金融健康状况、经济稳定状况和可持续发展潜力的主要指标。
此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发布的相关统计资料整理而成，其数据受到较多国家官方质疑，无相关来源佐证，仅供参考。
括号内，为一国年均资本流失总额，单位为美元。


资本流失极多：中国3075亿、印度2928亿、美国2723亿
资本流失多：俄罗斯1937亿、
资本流失较多：墨西哥1732亿、法国1727亿、土耳其1692亿、日本1639亿、印尼1629亿、马来西亚1627亿、韩国1613亿、瑞典1609亿、西班牙1606亿


注：
中国、印度——因本国国民经济犯罪而造成赃款外逃，数额最庞大的两个国家。
美国——因避税而外流资本最庞大的国家。
墨西哥——因套利性洗钱而造成资本外流数额最庞大的国家。

34、世界上，涉外婚姻中“外嫁”比率最高的国家（1990——2012）


此例中，涉外婚姻指婚姻双方中，一方为本国公民，另一方为非本国公民的情况。
此例中，“外嫁”的含义是本国女性与非本国籍男性建立婚姻关系。
此例中，暂不涉及同性婚姻情况。
此例根据联合国妇女署2013年相关统计数据整理而成。
因数据源收集能力限制，有63个国家为列入统计行列。
括号内，为一国涉外婚姻中的“外嫁”比值，比值越大，“外嫁”比率越高。


“外嫁”比率极高：尼日尔（99%）、莫桑比克（97%）、马达加斯加（94%）、马拉维（91%）
“外嫁”比率高：喀麦隆（87%）、塔吉克斯坦（85%）、肯尼亚（85%）、印度（84%）、赞比亚（81%）、越南（81%）
“外嫁”比率较高：菲律宾（77%）、洪都拉斯（76%）、乌兹别克斯坦（76%）、加纳（75%）、格鲁吉亚（73%）、巴基斯坦（73%）、印尼（73%）、马来西亚（72%）、中国（70%）、乌克兰（70%）、泰国（70%）、波黑（70%）


注：
此例统计的源数据并不完整，有63个国家无法取得数据资料，不在统计行列。
菲律宾——1990年代后，涉外婚姻中“外嫁”比率增幅最大的国家。

35、世界上，阶层流动性最强的国家（1990——2012）


此例中，阶层流动性以组织社会学中的定义为标准，即以资本拥有量为基础的不同社会层级，彼此间相互转化的活跃性。
此例中，阶层流动既包括下级社会阶层向上级社会阶层转化，也包括上级社会阶层向下级社会阶层转化，即双向流转。
此例根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13年公布的相关统计数据整理而成。
括号内，为一国社会阶层流动性系数，数值越大，流动性越高。


极强流动性：索马里（9.8）、苏丹（含南部苏丹）（9.4）、卢旺达（9.1）
强流动性：安哥拉（7.6）、蒙古（7.3）、伊朗（7.3）、黎巴嫩（7.3）
较强流动性：荷兰（6.8）、瑞士（6.7）、特立尼达和多巴哥（6.4）、塞舌尔（6.3）、乌干达（6.3）、乍得（6.0）


注：
蒙古——自1990年代以来，世界上阶层流动性增幅最大的国家。

36、世界上，教育投入占财政支出份额最大的国家和地区（1995-——2012）


此例中，教育投入指一国政府财政支出中的国民教育细项，其包括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特种教育和优才教育等。
此例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3年相关统计数据整理而成，同时参考了中国政府在2000—2012年中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
括号内，为一国教育投入占财政支出份额的比例。


极高比例：挪威（81.1%）、卡塔尔（80.3%）
高比例：丹麦（76.6%）、瑞典（75.1%）、冰岛（74.8%）、芬兰（74.4%）、卢森堡（73.9%）、新加坡（72.2%）、奥地利（70.6%）、德国（70.4%）
较高比例：日本（69.3%）、英国（68.9%）、爱尔兰（67.4%）、阿曼（66.4%）、美国（66.1%）、法国（64.3%）、比利时（64.1%）、澳门（62.6%）、斯洛文尼亚（62.3%）、台湾（61.3%）、科威特（60.4%）


注：
澳门——自2000年以后，世界上教育投入占政府财政支出份额增幅最大的地区。

37、世界上，男性结婚压力最大的国家（2012年）


此例中，男性结婚压力，通俗来说，就是一国男性公民获得法定配偶的困难程度，包括但不限于一国人均收入水平、一国基本生活用品价格指数、一国奢侈品税额、一国货币购买力、一国男女地位、一国婚姻习俗、一国婚姻法规等。
此例中，暂不包括同性婚姻。
此例根据联合国妇女署1998—2013年的相关统计资料整理而成。
括号内，为一国男性结婚压力指数，数值越大，压力越大，峰值为10.


压力极大：帕劳（8.4）、格林纳达（8.1）
压力大：安道尔（7.6）、中国（7.4）、缅甸（7.4）、越南（7.1）
压力较大：马绍尔群岛（6.8）、佛得角（6.8）、乌克兰（6.4）、阿塞拜疆（6.1）、尼日利亚（6.1）、黑山（6.1）、墨西哥（6.1）、哥伦比亚（6.0）


注：
越南、乌克兰、黑山——世界上，女性适婚人口“流失”最严重的三个国家。

中国——1990年以后，GDP总量位居全球前20位的国家中，男性结婚压力涨幅最大的国家。
朝鲜——因存在大量政治性强制婚配，无法获得统计数据。

38、世界上，男性就业竞争最激烈的国家（2012）


此例中，男性就业竞争指一国适龄男性公民获得充分就业条件、或足以维持体面生活的必要就业机会，所面临的竞争压力。
它取决于一国经济制度、市场机制、宏观经济状况、资本市场成熟度、人力资源储备情况、制造业与第三产业发展状况、社会固化程度等。
此例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2013年发布的相关统计数据整理而成，有关中国部分，曾受到中国政府质疑，故无法确保准确性。
括号内，为一国男性就业竞争指数，数值越高，竞争压力越大。


竞争非常激烈：莫桑比克（9.7）、也门（9.4）、乌干达（9.4）、坦桑尼亚（9.3）、刚果（金）（9.3）
竞争激烈：印度（8.8）、印尼（8.7）、尼日利亚（8.7）、孟加拉（8.4）、埃塞尔比亚（8.4）
竞争较激烈：缅甸（7.7）、伊拉克（7.7）、阿富汗（7.7）、加纳（7.5）、叙利亚（7.5）、伊朗（7.4）、哥伦比亚（7.4）、南非（7.3）、中国（7.1）、苏丹（7.1）、朝鲜（7.1）、喀麦隆（7.0）


注：
朝鲜——官方宣称本国“全员充分就业”，但国际社会认为其存人为制造就业假象的情况。
中国——官方不认可国工劳动组织发布的中国失业率数据。
印度——官方不认可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印度第三产业发展情况报告。

39、世界上，男性公民“性伴侣”数量最多的国家和地区（2012）


此例中，“性伴侣”指与同一男性维持性关系的女性公民数量。
此例中，原则上不包括“一次性”性关系，即嫖妓、一夜情等。但实际问卷中，无法确知被调查者是否排出了上述关系。
此例的数据来源繁杂，大致有杜蕾斯公司2012年的116国别性形状况统计、冈本株式会社2011年中日韩三国性状况国别统计、联合国妇女署2009年非洲29国国别女性性经历统计、中国性学会2011年两性生活统计等。
括号内，为一国男性平均拥有“性伴侣”的数量。



性伴侣极多：多哥（37）、安哥拉（34）、毛里求斯（32）、博茨瓦纳（31）、巴巴多斯（31）
性伴侣多：塞拉利昂（28）、玻利维亚（28）、马达加斯加（27）、乍得（26）、科特迪瓦（24）、厄瓜多尔（24）、危地马拉（22）、西班牙（21）、斐济（21）
性伴侣较多：意大利（19）、海地（19）、比利时（18）、贝宁（18）、摩尔多瓦（18）、中国香港（17）、亚美尼亚（15）、塞尔维亚（14）、铺头呀（14）、荷兰（14）、法国（13）、肯尼亚（13）、墨西哥（11）、巴西（11）、南非（11）


注：
由于统计资料繁杂，整理时间有限，且统计源头控制并不理想，所以很难保证此例中数据的精确性，仅供参考。
美国——此项数据为7人。
中国大陆——此项数据为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