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一位吧友@markdeying问到了关于化学名词命名的问题，贴子不知道去哪了，我觉得的这篇文章既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也可以作为科普帮助各位系统的了解一下这方面。
这篇文章转载于回到2049节目的一篇文本，原为视频节目所以语言较为口头化，广告就删掉了。
不知道这是第几次重发了，总是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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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音译的这套基本法是谁首先确定的呢？当然不是黄博士，这个人是清末科学家，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徐寿。在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合作翻译的《化学鉴原》一书中，徐寿在“华字命名”一节中这样写道：西国质名，字多音繁，翻译华文，不能尽叶。今惟以一字为原质之名。取罗马文之首音，译一华字，首音不合，则用次音，并加偏旁，以别其类，而读仍本音。这段话翻译一下大致意思就是：西方那套元素的名称，字母多读音费劲，翻译成中国话，很难协调。叶子的叶，在古汉语中，就有协调的意思，看没看咱这节目是无所不包。既然这么费劲，所以就用一个字来表示元素的名称，取罗马文的第一个读音，给它变成一个汉字。如果第一个读音不行，那就第二个。同时这个字要加一个偏旁部首，用来作为其化学元素的标志，读音仍然是不加偏旁部首时的读音。
徐寿

傅兰雅

可见，虽然只有寥寥数字，但却展现了徐寿的卓越智慧，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给他这么高的评价呢？凡事儿都是比较出来的，我们来看看同时期其他化学译著中的译名就知道了。比如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采用将元素符号的字母译成汉字的方法。把锂元素Li翻译成苹果桃子梨的那个桔子，就是吃的那个梨，元素氟的符号是F，翻译成“肥”，元素钡的符号Ba翻译成“避阿”，元素溴的符号Br翻译成“避而”，最牛逼的元素还要属锑，它的元素符号是Sb，丁韪良翻译为“思避”，这要是晚个一百来年，老丁肯定就翻译成“**”或是“**”了。
丁韪良

除了丁韪良之外，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和清末科学家华蘅芳则采取更为粗暴的方式，那就是直接音译，在他们二人所著的《金石识别》一书中，钡的名字叫“贝尔以恩”，锑的名字叫“安的摩尼”，锰的名字“孟葛尼斯”，钼的名字是“目力别迭能”。
华蘅芳

《金石识别》

可见，以上这两种翻译方式，都采用常见字来翻译元素名，这就难免与日常生活用语发生混淆。而对于多达数个汉字的音译名称来说，不但繁琐，也让初学者是费老劲了。相比之下，徐寿的锂、锰、钡等命名，实在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一个读音，一个偏旁部首，瞬间我们就了解了这个化学元素的基本性质，这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我们中国人学化学的优势所在。

不过，徐寿虽然在元素译名上提出了易于操作的音译原则，但他对于有机物的命名却并没有很好的办法。自19世纪中叶西方近代化学传入中国以来，在大约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命名有机物的普遍方法，是仿照《金石识别》中的元素翻译方法，那就是把有机物的西文名称的所有音节全部音译成汉字，译名繁琐至极，极难理解和记诵。
针对中文有机物名词的这种状况，留日学者虞和钦提出了有机物命名的“意译”方案，这是第一个系统的有机物中文命名方案。在发表于1908年的《有机化学命名草》一书中，虞和钦的有机名词不仅在整体上是意译的，而且有机物类型名称、重要芳香母核与杂环母核这些基本名称也是意译的。此后二十余年间，又有诸多方案都对有机物进行了中文命名，但它们无一不深受虞和钦意译思维的影响，偏好采用意译法，有时候还兼用象形法，几乎完全把音译法遗忘了。
虞和钦

我们以苯的命名为例，大多数化学家提出的译名都是从苯环的结构出发，苯环的结构是一个六边形，于是，虞和钦将其命名为“轮质”，车轮的轮，表达苯的结构式成轮形这一含义。基于该含义的其他译名还有火字边的㷍、草字头的菕等等。这俩字我估计字幕可能都打不出来，所以我把图给大家贴出来。这两个“lun”的区别在于偏旁的不同，火字旁是遵循“碳氢化物以火旁表之”的规定。在该规定中，无论是脂肪烃还是芳香烃的命名，都采用火字旁，不加区分。而使用草字头的菕，是遵循芳香族化合物统一使用草字头的规定，草字头源自“芳”字的部首，在此规定中，芳香烃的名称从碳氢化合物这个总类中分离出来，并使用不同于火字旁的草头，来表示其独特性。
苯环

刚才我们说了，除了虞和钦这套命名的基本法之外，还有一套象形的方法。1908年，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将苯命名为“口”，口字可以很直观地让人联想到苯环的结构式，不过，由于口是四角形，与苯环的六角形结构并不相符。所以民国科学名词审查会在1922年，对口字进行了改良，改用“困”字。其理由是，“木”字从中心发出六条线，这与苯环的六元结构类似。除了口与困之外，象形方法还有很多译名，但是这些字我是死活没查到怎么读，搜狗输入法更是打不出来。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很多字都是当时为了翻译化学名词现造的，比如说从氢字取一部分，再从炭字取一部分，再加上一个数字六，然后组合起来，十分繁琐，而在这些名词被弃用后，这些汉字也就没什么用了。
总之就是，不论是意译的，还是象形的，由于苯的译名是其他芳香族母核命名的基础，所以就造成了化学名词命名的极端混乱状态，这些名字要是冗长，要么难读难写，比如说中国化学研究会就在1922年，将吡啶命名为这个玩意儿，大家看图吧，这就是所谓的去你的化学梦。所以，没有一个好的译名，势必将阻碍我国化学事业的交流与发展。
吡啶的曾用名

面对这一困境，民国科学家䣝恂立在《有机化学名词之商榷》一文中，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他强调了谐声在用字中的重要性，虽然䣝恂立并没有把谐声放在首要位置，而且那个草字头的菕就是他搞出来的，但是他的思想却成为了后来者创制名词的灵感源泉。
1932年8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在南京召开了化学讨论会，化学译名是此次讨论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与会化学家郑贞文和曾昭抡提出，苯的构造式在当时还没有定论，所以着啥急，最好别用象形字和意译的。会后，根据讨论会的有关决议，拟定了《化学命名原则》，《原则》第2条“定名总则”明确提出：取字应以谐声为主，会意次之，不重象形。于是，全新的音译名称苯、萘、蒽、菲便诞生了。这些名词在偏旁上采用草头，且用单个汉字译出西文名称的某个音节。对主要的杂环母核，《原则》也采用音译方法，以两个口字旁的汉字来命名，比如吡啶、喹啉、呋喃、嘌呤、嘧啶等等。
1932年化学讨论会


郑贞文


曾昭抡

《化学命名原则》于1932年11月由民国教育部公布，次年，由国立编译馆出版。自此，中文化学名称长期存在的混乱状态终于暂告段落，我国化学界开始使用统一的化学名词。这些名词中的绝大部分一直沿用至今。可谓是通过了时间与历史的检验。那么有机化合物的命名用字也遵循以音译为主的原则，这其中有什么历史必然性吗？或者说，它有着怎样的学理上的合理性呢？
其实，元素译名史已经给出了答案。继徐寿提出元素汉译名的单字音译原则之后，也有主张用意译方法来制定元素名称的。实话实说，意译看起来着实让人心动，毕竟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在用字上采用意译名当然比不表达任何意义的音译字要好。但是细究起来，人们便发现，何时该达其意，何时该究其源，何时该本其性，何时该辨其色，难以硬性规定。这就使得用字采用意译方法不易操作，并留下了争论的空间。
而使用象形的命名方法来描摹有机物的结构式，这就更不靠谱了。化学结构式千差万别，汉字又如何可以做到游刃有余？最后就只能造字了，而造的字实在是惨不忍睹。除了这种情况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某种化学名词可以用好多个汉字表示，比如说，曾有人把甲基命名为“丄”，就是上字少了那一小横。但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将其命名为“丅”呢？就是下字少了一点。所以，这就给人的记忆造成了困难。

相较之下，在用字上采用音译方法，只需要翻译西文名称之首音或次音，再加上适当的偏旁即可。由于音译标准容易规定和统一，这样一来，音译较意译和象形，在用字上就少了一层分歧。这就是有机化合物命名用字中，音译原则被确立的主要原因。当然了，也有部分以会意法和象形法命名的化学名词一直沿用至今。比如说，脂肪烃中的烷、烯、炔，分别会意氢原子数的完整、稀少和缺少。而有着环戊烷并多氢菲骨架的甾体的甾字，则象形其四个彼此连接的环和环上伸出的三根支链。
甾体

好了马上就编不下去了，讲得是乱七八糟，大家凑合听吧。其实，化学名词的命名固然重要，但退一步说，就算我们直接用英文名称或是音译全名又有什么关系呢？再说，我们也可以使用缩写字母，这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将近一个世纪前的中国人说：不行。他们穷尽智力，要为中国人学习化学制定一套属于自己的命名原则和体系，并由此创造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化学名词。其实，不止是化学，所有的学科，在那个开眼看世界的时代都是如此。创造这些名词，不是自我封闭与夜郎自大，恰恰相反，这是包容与智慧的完美体现。一方面，我们积极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另一方面，我们结合自身文化，创造了非凡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新体系，这都为我国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绝不妥协、精益求精、孜孜不倦地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人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

完结了，另外还想说一点，就是别以为看见两个日语词就觉得日语简单，竟然还能因此扯到中日科技水平上来

日本的有机物命名许多都是直接音译英语，比中文复杂，但是这影响了日本化工发展了吗？要珍惜自己的幸运，不要遇到困难总想抱怨。这里偷一张螺旋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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