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秦始源之考
【甘肃考古证明：秦人来自东方】
2014年11月26日，据兰州晚报报道(记者高宏梅)记者昨日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五家单位联合组成的课题组，经过10年时间对早期秦文化调查、发掘与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从考古学角度证实秦人来自东方。
据介绍，联合考古发掘成果将于2014年11月29日至2015年3月15日，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进行展出，目前参展的620余件(组)文物已经运抵北京，其中三分之二为新发掘出土的文物。
早期秦文化考古十年成果在京展出，展现秦人祖先来源和迁徙
自东夷而壮大于西戎，这一事实经过考古、文献的相互佐证基本没有疑问。赢姓出自少昊，而东夷与“鸟”的关系非同一般，这里列出秦人历代传说祖先中和鸟图腾有关的几位历史人物，极为频繁地和“鸟”产生联系。
秦图腾：秦是秦族的族称。它由“玄鸟殒卵““双手供奉”和”禾苗”三部分组成。它是“燕子殒卵”与嘉禾的复合图腾，秦人的祖先是有蟜氏之女华，她吞燕卵生伯益，伯益为秦人男性祖先。其女性祖先为有蟜氏之女华。
秦鸱农业文化：秦，谷子。鸱，鹞子的大名。种植农作物谷子，用”调训鸟兽“的方法，把野外掏来的鹞雏喂养调训成家的成年鹞，守护谷子成熟，使粮食增产后又把鹞放归自然的一套完整农业体系就是秦族的”秦鸱农业文化“。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３０日电（记者朱基钗、肖正强）西周中早期秦墓中商氏风格的陶鬲、陶簋，春秋早期的秦子镈，秦穆公时的子车氏戈，战国时的西戎礼仪用车……这些反映早期秦文化与西戎文化面貌的珍贵文物，１１月３０日起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展出。
这项名为“秦与戎——秦文化与西戎文化十年考古成果展”，展出了近年来在甘肃省和陕西省发掘出土的早期秦人和西戎的文物共３０４套６２３件，其中大部分文物为首次展出。此次展览将持续至明年３月１５日，免费开放。之后，展品将在陕西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地继续展出。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辉介绍，此次展出的都是早期秦文化考古中极具代表性的文物，能够展现和澄清秦人祖先的来源和迁徙，早期创业和文化变迁，秦与西戎关系等重要历史问题，是早期秦文化考古十年成果的第一次集中展示。
据了解，２００４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五家单位组成联合课题组，启动早期秦文化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１０年来，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先后对位于甘肃省东南部的多处重点遗址进行发掘，对秦早期都城和县邑有了比较明晰的认识，完善了早期秦文化编年，并从考古学角度证实了秦人来自东方。
早期秦文化主要是指公元前６７７年秦德公居雍以前的秦文化，特别是秦人东迁以前在甘肃省东南部所遗留的秦文化遗存。目前有关秦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多集中在较晚阶段，而对早期秦文化的了解还很有限，其研究尚处起步阶段。
1959年陕西蓝田发现的青铜器《询簋》铭文始出现“华夷”一词：“王若曰：询丕显文武受命，则乃祖奠周邦，今余令汝啻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秦夷、京夷、毚夷、师苓侧新囗、华夷、由囗夷、囗夷、成周走亚、戍秦人、降人、服夷”。这个“华”字是“夷”的修饰语，秦夷、戍秦人、华夷等可能是周初被迫迁至京畿附近的东夷族，充分证明“华”、“夷”和“秦”无疑是同种同族，华出自夷。从考古学角度证实了秦人来自东夷。
《系年》竹简发现之前，可以说没有人知道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的史事。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先人的史实，很让人感到惊讶——秦国先人“商奄之民”在周成王时西迁，性质类似谪戍。遣送西方，和飞廉父亲中潏曾“在西戎、保西垂”经历有关。中潏、飞廉一家，本也自东方出身，由此看来，周朝命令“商奄之民”远赴西方御戎，也绝非偶然。既然秦人本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最早的秦文化理应具有东方色彩，且和商文化有密切关联，认识到秦先人是原在东方的“商奄之民”，过去与秦人始源相关的文献、金文、简帛等一系列问题便都可以得到释证。《清华战国竹简》证实秦人本来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秦始皇（嬴姓）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出自于东夷少昊氏后裔。
商奄古国，金属冶炼行业非常发达。这里曾出土过铸造精美的青铜斝和爵等文物，说明商奄之民已经掌握了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周成王西迁商奄之民，充分利用商奄之民先进的农业、牧业、手工业技术的，以此带动西垂地区经济发展，壮大军事力量，以达到防御戎人的目的。从西垂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看，自西周开始，无论兵器、礼器还是实用器，铸造更加精美、更加耐用，说明商奄之民西迁之后，对当地金属冶铸行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周族出自于古羌部落，入主中原夺权后，全面接受黄河农业文明，彻底放弃游牧生活方式，和羌戎关系非常紧张。周朝多次征伐羌戎，但羌戎杀了周幽王。秦人原为商奄遗族，被周王室调到在西陲，长期与羌戎作战，经过一番奋斗崛起，称霸中原。秦人出自于东方赢姓，传说和商族子姓一样为东夷少昊后裔。多数学者指出赢姓秦人祖籍在山东莱芜。
2008年，从出土的清华简（战国竹简）中发现的《尚书》证实了传世《尚书》确为伪书。伪古文占全书总篇数的43%，《商书》的作伪程度最为严重，伪古文的篇数超过一半；《周书》总篇数占全书的55%，其中伪古文占37.5%。
清华简《系年》的第三章，具体回答了这方面的疑问，确认了秦人就是商奄之民，商奄即今山东曲阜包括莱芜一带的嬴姓大国。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
2014年11月26日，据兰州晚报报道(记者高宏梅)记者昨日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五家单位联合组成的课题组，经过10年时间对早期秦文化调查、发掘与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从考古学角度证实秦人来自东方。
据介绍，联合考古发掘成果将于2014年11月29日至2015年3月15日，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进行展出，目前参展的620余件(组)文物已经运抵北京，其中三分之二为新发掘出土的文物。
早期秦文化考古十年成果在京展出，展现秦人祖先来源和迁徙
自东夷而壮大于西戎，这一事实经过考古、文献的相互佐证基本没有疑问。赢姓出自少昊，而东夷与“鸟”的关系非同一般，这里列出秦人历代传说祖先中和鸟图腾有关的几位历史人物，极为频繁地和“鸟”产生联系。
秦图腾：秦是秦族的族称。它由“玄鸟殒卵““双手供奉”和”禾苗”三部分组成。它是“燕子殒卵”与嘉禾的复合图腾，秦人的祖先是有蟜氏之女华，她吞燕卵生伯益，伯益为秦人男性祖先。其女性祖先为有蟜氏之女华。
秦鸱农业文化：秦，谷子。鸱，鹞子的大名。种植农作物谷子，用”调训鸟兽“的方法，把野外掏来的鹞雏喂养调训成家的成年鹞，守护谷子成熟，使粮食增产后又把鹞放归自然的一套完整农业体系就是秦族的”秦鸱农业文化“。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３０日电（记者朱基钗、肖正强）西周中早期秦墓中商氏风格的陶鬲、陶簋，春秋早期的秦子镈，秦穆公时的子车氏戈，战国时的西戎礼仪用车……这些反映早期秦文化与西戎文化面貌的珍贵文物，１１月３０日起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展出。
这项名为“秦与戎——秦文化与西戎文化十年考古成果展”，展出了近年来在甘肃省和陕西省发掘出土的早期秦人和西戎的文物共３０４套６２３件，其中大部分文物为首次展出。此次展览将持续至明年３月１５日，免费开放。之后，展品将在陕西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地继续展出。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辉介绍，此次展出的都是早期秦文化考古中极具代表性的文物，能够展现和澄清秦人祖先的来源和迁徙，早期创业和文化变迁，秦与西戎关系等重要历史问题，是早期秦文化考古十年成果的第一次集中展示。
据了解，２００４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五家单位组成联合课题组，启动早期秦文化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１０年来，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先后对位于甘肃省东南部的多处重点遗址进行发掘，对秦早期都城和县邑有了比较明晰的认识，完善了早期秦文化编年，并从考古学角度证实了秦人来自东方。
早期秦文化主要是指公元前６７７年秦德公居雍以前的秦文化，特别是秦人东迁以前在甘肃省东南部所遗留的秦文化遗存。目前有关秦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多集中在较晚阶段，而对早期秦文化的了解还很有限，其研究尚处起步阶段。
1959年陕西蓝田发现的青铜器《询簋》铭文始出现“华夷”一词：“王若曰：询丕显文武受命，则乃祖奠周邦，今余令汝啻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秦夷、京夷、毚夷、师苓侧新囗、华夷、由囗夷、囗夷、成周走亚、戍秦人、降人、服夷”。这个“华”字是“夷”的修饰语，秦夷、戍秦人、华夷等可能是周初被迫迁至京畿附近的东夷族，充分证明“华”、“夷”和“秦”无疑是同种同族，华出自夷。从考古学角度证实了秦人来自东夷。
《系年》竹简发现之前，可以说没有人知道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的史事。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先人的史实，很让人感到惊讶——秦国先人“商奄之民”在周成王时西迁，性质类似谪戍。遣送西方，和飞廉父亲中潏曾“在西戎、保西垂”经历有关。中潏、飞廉一家，本也自东方出身，由此看来，周朝命令“商奄之民”远赴西方御戎，也绝非偶然。既然秦人本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最早的秦文化理应具有东方色彩，且和商文化有密切关联，认识到秦先人是原在东方的“商奄之民”，过去与秦人始源相关的文献、金文、简帛等一系列问题便都可以得到释证。《清华战国竹简》证实秦人本来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秦始皇（嬴姓）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出自于东夷少昊氏后裔。
商奄古国，金属冶炼行业非常发达。这里曾出土过铸造精美的青铜斝和爵等文物，说明商奄之民已经掌握了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周成王西迁商奄之民，充分利用商奄之民先进的农业、牧业、手工业技术的，以此带动西垂地区经济发展，壮大军事力量，以达到防御戎人的目的。从西垂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看，自西周开始，无论兵器、礼器还是实用器，铸造更加精美、更加耐用，说明商奄之民西迁之后，对当地金属冶铸行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周族出自于古羌部落，入主中原夺权后，全面接受黄河农业文明，彻底放弃游牧生活方式，和羌戎关系非常紧张。周朝多次征伐羌戎，但羌戎杀了周幽王。秦人原为商奄遗族，被周王室调到在西陲，长期与羌戎作战，经过一番奋斗崛起，称霸中原。秦人出自于东方赢姓，传说和商族子姓一样为东夷少昊后裔。多数学者指出赢姓秦人祖籍在山东莱芜。
2008年，从出土的清华简（战国竹简）中发现的《尚书》证实了传世《尚书》确为伪书。伪古文占全书总篇数的43%，《商书》的作伪程度最为严重，伪古文的篇数超过一半；《周书》总篇数占全书的55%，其中伪古文占37.5%。
清华简《系年》的第三章，具体回答了这方面的疑问，确认了秦人就是商奄之民，商奄即今山东曲阜包括莱芜一带的嬴姓大国。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
古代中国东部土地肥沃冠天下， 主要粮食作物产区地几乎都在山东及其周围地区。不难看出，西北地区、北方地区均是游牧民族的主要养马地区，对于中国东部农业文明构成严重的威胁。
早期姬周属于羌戎的一支，过着游牧生活。入主中原后接受东方农业文明，放弃游牧习性，如同蒙元满清那样，虽然落后民族征服先进民族，但最终被先进民族的先进文明所征服。落后民族可以在军事上征服先进民族，但在经济文化上必被先进民族所征服。历史上很多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最终彻底被汉化了，便从历史中消失了。但唯独汉族发展至今，成为最大的主体民族，汉族父系主体就是龙山文化先民O3系后裔，本质上就是农业文明民族，源于东方农业文明的强势扩张。汉族就是以龙山人O3系为主体、由这些不同来源的父系族群融合而形成的。龙山先民O3系在东部族群中经历了快速的扩张过程，并与周围不同来源的Y父系人群融合形成东亚各个民族。我们需要认真地理性面对这一事实，姓氏基因测试结果同样揭示这一事实：姬周及其同姓诸侯贵族800年，相传祖先为黄帝，出自于游牧古羌族，姬姓衍生出众多姓氏，每个姓氏尤其大姓都有众多不同来源父系Y，恰好说明众多融合进汉族的少数民族后来都取了汉姓，因此姬周统治者贵族未必是O3系，也有可能是D1/D3、N1、O1/O2、Q1，由于历史上改朝换代，统治阶级贵族要么被消灭要么逃亡，汉人O3本质上就是农业民族后裔，并非少数贵族后代。既然古代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逐渐融合于汉民族，仍然没有改变汉族以O3-M122为主体的永久性格局，但是并不否认汉族是民族融合产物，混有C3、D1/D3、N1、O1/O2、Q1、R1a六大类，汉族与其是血统纯正的民族，不如说是基于血脉和文化的共同基础上形成的。
周人先祖当年在陕陇一带大概是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也有学者认为这时的周族先民原属游牧民族，占有高原地缘优势，自称有夏和区夏，入侵中原夺权后，分封了同姓诸侯国，却遇到东方部族及其诸国的强烈反抗，称之为东夷，被赋予更多的贬义，后人将之更加妖魔化，杜撰说东夷是没有文明的东方野蛮人，大搞夷夏之辨。这是古代中原专制独裁的政治产物。这种靠军事扩张树立起来的优越感而来的自豪感不断膨胀，最终导致了妄自尊大、盲目排外的畸形心理，造成了中华文化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历史上，中国也有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蔑称，其实就是夷夏之辨的畸形产物，滋长了狭隘地域主义、专制主义、极权主义、集权主义、黄汉主义等等封建糟粕，其核心都可以归结到以血亲为核心建立的专制统治体系，贻害中国不浅。清朝出身于半游牧半渔猎的民族、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朝代，把皇权专制方面发挥至极，始终抵御一切先进思想，造成了我国近代闭关锁国、愚昧无知的最后下场。
关于汉族的形成和定义，根据维基等描述：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周朝800年的分封诸侯国是夏族和黎民百姓的组合，实际上就是夏君夷民。即便如此，大家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汉族还是主要源于炎黄族，其实，这种认识是未经严格论证的，是一个思维定势。已有学者对此提出怀疑，而把目光放到了东方，徐中舒就直截了当地说：“古代环渤海湾而居之民族，即为中国文化之创始者。陈连开在论述黄帝族与东夷的融合过程时也说，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较落后的征服者反被文化较先进的被征服者所征服而达于融合过程；罗骥从原始汉族融合中东夷拥有的空间优势（主要的、大规模的融合都发生在东夷之地）、文化优势（东夷之地的大汶口文化和典型的龙山文化都大大优于相同考古年代的黄河流域其他文化）、实力优势（在部落联盟中，东夷的统治时间和统治力量出人意料地长和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东夷是天下的中心）、人口优势（几乎所有东夷人都整体融人了原始汉族）等方面，论证了汉族的主体来源应是东夷。汉人是因为汉朝的长期存在使中原地区的族群凝聚而成，所以有了“汉人”的称呼。
参考文献：《中国文明本土东部起源说新证》 出处：《社会科学报》 2012年第3期；作者：方汉文
参考文献：《论汉族主体源于东夷》 出处：《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19期；作者：罗骥、巩红玉
参考文献：《论汉语主体源于东夷 》 出处：《古汉语研究》, 2002年第2期；作者：应骥
《秦人与周人的千年情仇》
宝鸡是周秦故地，大家普遍认为，土地肥沃的岐山是周人的发祥地，凤翔一带则是从天水迁来的秦人的大本营。然而，宝鸡市考古队队长刘军社却在 20多年的考古过程中，发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在周人初到周原的时候，碰到的第一个部族就是秦。刘军社曾经在一篇名为《从考古遗存看早期周秦文化的关系》的文章里，详细证明了这段历史的存在，并由此引出周秦部族在富庶的西岐中心——京当争斗、交融的故事，演绎了三千多年前发生在箭括岭下的恩怨情仇 。
从海边杀向中原的骠骑
在学界被大量采用的记载中，秦发源于东海之滨，因为与商的共同利益举族西迁。刘军社介绍，目前考古发现西安以东的灞河流域、老牛坡、蓝田等地有早期商文化遗址，这种文化一路从西安以东推进至周原，这就是早期秦文化，或其中一支。
这次由东向西的迁徙，是一次铁骑突出的征战。事情还得从舜的时候说起。《史记》上说，大禹治理了天下泛滥的洪水，舜开表彰大会，奖励治水英雄。大禹很谦虚，说这事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大费帮了我大忙。于是，舜就一起奖励了大费，给他了一个姓。这个姓不得了，后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那就是“嬴”。
大费出身望族，他的父亲是东夷首领少昊氏的后人，叫大业，也叫皋陶，是舜的司法部长。他的母亲叫女华。大费的封地在如今山东日照一带，被称为东夷。大费得了嬴姓，这一族人从此就开始姓“嬴”了 。
大禹之子启开创的夏朝，到后期走向腐败，在黄河下游繁衍的商人联合东夷杀奔夏的国都——也就是现在河南登封市附近。这一仗可以说是同仇敌忾，因为东夷和商的祖先在《史记》中都被说成是玄鸟，一母同胞。当时商的首领是汤，他精于运筹，历年来一步步吞并夏的属国，实力越发强大。而东夷的骁勇从族名上就有体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解释，夷字是一个人背着大弓。弓箭是东夷人发明的主战兵器，这种远距离杀伤的装备，让这支海边的劲旅所向披靡。虽说夏的最后一个国君履癸文武双全，力大无比，但也招架不住商夷联军的攻击，夏灭亡了 。
汉从中原派往岐山的秦嬴
在刘军社的研究中，把重点放在了商夷联军灭夏之后的那段日子里，来自东夷的秦人到哪里去了？是回到了海边？还是在中原扎了根？根据考古发现的种种迹象，他提出秦人在灭夏之后盘踞周原，开始了与周部族的恩怨。
商朝建立之后，汤一方面利用秦人的勇猛扫荡夏的残余力量，一方面把这支虎狼之师派往远离中原的西部——现在的岐山县到旬邑县之间的边疆开拓疆土。而族群的政治中心，就在“京”。刘军社介绍，卜辞记载商王令早期的秦部族“田于京”。这里所说的“京”地，也就是如今岐山县的京当镇。
在这里，秦人和周人发生了第一次接触。这次接触，是不愉快的。
当时的周人聚集在今天的杨凌一带，首领就是《诗经》中屡次被赞誉忠厚仁德的公刘。
好战的秦人据守岐山，对于比邻而居、自得其乐的周人来说，是很大的威胁。按照秦人的性格，不可能不去骚扰这个安居乐业的邻居。公刘带着多年积累的粮食和善良的族人，离开富庶的渭河谷道，翻山越岭，远涉豳地，在今天的彬县一带落脚。
然而，家国之恨让周人在豳地卧薪尝胆。几代之后，古公亶父在遭受西戎骚扰的情况下，挥师西进，回到故园。
从彬县打回岐山的亶父
刘军社认为，在甘肃等地发现的秦文化遗存，具有强烈的周文化特征，说明周人与秦人曾经共同生活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这段日子，就是在京当度过的。据刘军社推算，从周人的公刘迁豳到古公亶父迁岐的这 300多年里，正是秦人在周原生活的时间。而目前考古发现的周原一带分布于七星河流域的“壹家堡类型文化”正是早期秦文化。《诗经》里记载亶父开进箭括岭下的时候，一派建设初期的升平景象，然而，这次西迁真的就这么和平吗？长期在这里的秦人怎么会轻易地接纳曾经被自己赶走的周人呢？
其实，《诗经》中也记载了周人初到岐山时车辚辚马萧萧的盛况，这种强大军事力量的宣示，是针对谁的呢？回到岐山的古公亶父“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开始扫除商在周原的实力甚至文化影响力。而在周原的商是谁？就是商夷联军中的秦人。也许，曾经在中原大地上如疾风般战斗的秦人，并没有在岐山学会如何经营自己的国力，周的回归让他们不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翦商”采取了哪些手段和措施，现在只能靠想象，但是要使能征惯战的秦人屈服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能够从刘军社的研究中看到的是，文化上的大规模渗透，让这些惯于刀头饮血的勇士很快成了周的属民。
考古人员发现，“壹家堡类型文化”含有商、秦以及姜戎文化的特征，这种“四不像”的文化，据刘军社考证正是早期秦文化的特征。秦人早期没有自己的文化，他们与商联合时，就用商文化，后来又被周文化渗透，又掺杂姜戎文化，直到春秋时期才形成自己的文化。
秦人虽然使用了周文化，但是与生俱来的倨傲并不会磨灭，以至于周人不得不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让秦人离开周原，找到了一片可以厉兵秣马的大漠。几百年后，这个被风沙锻造得更加坚韧的族群再次崛起，不但回到了周原，还从这里纵横四海。
为周人守卫西陲的秦人
史籍中有秦人“保西陲”的记载，有不少人认为这是秦人在执行商的国防任务。刘军社却认为，在周人回归之后，秦人由于得不到商朝的支持，只好寄人篱下，充当了周的边防军。
《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秦的先祖“以亲故归周，保西陲。”可见秦人依附周的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 ,考古工作人员在甘肃东部的毛家坪、董家坪两地找到了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这两处遗址与墓葬的资料显示 ,西周时期秦人的生活用器为周式。秦人将在周原使用的周文化一路带到西陲。
周人在京当大举压制秦人，那么朝堂上的商人会有什么反应呢？毕竟，两族有共同的祖先，还曾在灭夏的过程中并肩战斗。不幸的是，商人没反应。
当时的商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诸侯们四海翻腾，朝廷根本顾不上远在西陲的周秦之争。何况在商看来，只要不反对朝廷，谁是赢家谁就是西陲霸主。
显然，当时周的实力远胜于秦，以至于周的首领季历在去朝歌述职的时候，商王武乙把岐邑三十里的土地“赐”给了他。这个“赐”字出现在《竹书纪年》中，所谓的“赐”,其真正含意则是对周人占据岐邑这一既成事实的承认。
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岐山是周的领土就变得名正言顺了。
秦人就此忍气吞声，但依旧没有融入周的部族。周人就像当年商汤一样，担心如此剽悍的部族会强臣压主，在经历了让秦非子牧马于汧渭之会后，又让秦人远赴边陲，继续他们的戎马生涯。
绝地反击崛起的秦帝国
秦人居西陲后，并不安于此，他们繁衍、壮大，或许只为一个目的——东进，回到自己原来的家园，重现曾经驰骋中原的威猛豪气。一个“周原梦”在秦人的脑海中孕育并实现着。
周王室在幽王时期衰落，遭到犬戎的攻伐。此时的秦部族首领秦襄公审时度势，攻戎救周，并护送新即位的周平王迁都到今洛阳。因护君有功，襄公被封为诸侯。此时，秦人在再次崛起的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偏居西陲的秦人，此时只有一个梦想，向东，向东！襄公死后不久，文公便率兵东猎，建都在汧渭之会。文公死后宪公继位，又把国都向东迁到了今陈仓区阳平镇附近。秦人东进的梦想，在德公时，有了质的飞跃，他将都城迁到了雍。东汉张衡在《西京赋》中说，秦据雍而强。此后拉开了秦人争霸中原的帷幕。
雍即今天的凤翔，属周原一带。秦人从商初被分封到周原一带，到与周人的恩怨纠葛背离故土，再到回归周原建都于此，经历近千年的颠沛，重回周原那一刻，秦人想必感慨万分。
其后，励精图治的秦不断强大，在公元前 256年，秦昭襄王先后攻陷了韩、赵的城池。摇摇欲坠的东周王室，一看大事不妙，火速与燕、楚密谋攻秦。岂料，此时的秦已不是居于京当时的秦，此时的周也不是那时的周，忍辱负重的秦人要的是扬眉吐气。你敢打我，我就敢掳你！就这样，周赧王被俘了。秦人不知是念旧情，还是故显大度，不久后把赧王放回。或许是羞愧，赧王很快死了，存在近八百年的周朝由此结束。这场始于周原的周秦之争，千年之后在中原了结。
秦国被周天子的闹剧彻底激怒，派出大军要强攻西周国。富户们眼看大战来临，顾不上讨债，都逃亡去了。赧王一看秦人来报复了，吓得直哭，就跟西周公商量去韩国或者魏国避难。西周公分析说：“如今，秦灭六国是大势所趋，韩、魏亡国也只是早晚而已，大王与其到那时再被俘受辱，还不如趁早投降，结局或许能好点儿。”赧王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同意向秦军投降。
周赧王率领大周宗室及众臣工，到周室的祖庙哭祭，然后去秦营投降。秦昭襄王接受了赧王的投降，收取了象征国家至高权力的一切礼器，将周赧王降封为周公，迁居于梁城。一个月后，周赧王死于梁城。
又过7年，秦国灭掉东周国，于是周王朝彻底灭亡。
转自陕西省岐山县人民政府http://www.qishan.gov.cn/services_view.aspx?id=1296
宝鸡是周秦故地，大家普遍认为，土地肥沃的岐山是周人的发祥地，凤翔一带则是从天水迁来的秦人的大本营。然而，宝鸡市考古队队长刘军社却在 20多年的考古过程中，发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在周人初到周原的时候，碰到的第一个部族就是秦。刘军社曾经在一篇名为《从考古遗存看早期周秦文化的关系》的文章里，详细证明了这段历史的存在，并由此引出周秦部族在富庶的西岐中心——京当争斗、交融的故事，演绎了三千多年前发生在箭括岭下的恩怨情仇 。
从海边杀向中原的骠骑
在学界被大量采用的记载中，秦发源于东海之滨，因为与商的共同利益举族西迁。刘军社介绍，目前考古发现西安以东的灞河流域、老牛坡、蓝田等地有早期商文化遗址，这种文化一路从西安以东推进至周原，这就是早期秦文化，或其中一支。
这次由东向西的迁徙，是一次铁骑突出的征战。事情还得从舜的时候说起。《史记》上说，大禹治理了天下泛滥的洪水，舜开表彰大会，奖励治水英雄。大禹很谦虚，说这事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大费帮了我大忙。于是，舜就一起奖励了大费，给他了一个姓。这个姓不得了，后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那就是“嬴”。
大费出身望族，他的父亲是东夷首领少昊氏的后人，叫大业，也叫皋陶，是舜的司法部长。他的母亲叫女华。大费的封地在如今山东日照一带，被称为东夷。大费得了嬴姓，这一族人从此就开始姓“嬴”了 。
大禹之子启开创的夏朝，到后期走向腐败，在黄河下游繁衍的商人联合东夷杀奔夏的国都——也就是现在河南登封市附近。这一仗可以说是同仇敌忾，因为东夷和商的祖先在《史记》中都被说成是玄鸟，一母同胞。当时商的首领是汤，他精于运筹，历年来一步步吞并夏的属国，实力越发强大。而东夷的骁勇从族名上就有体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解释，夷字是一个人背着大弓。弓箭是东夷人发明的主战兵器，这种远距离杀伤的装备，让这支海边的劲旅所向披靡。虽说夏的最后一个国君履癸文武双全，力大无比，但也招架不住商夷联军的攻击，夏灭亡了 。
汉从中原派往岐山的秦嬴
在刘军社的研究中，把重点放在了商夷联军灭夏之后的那段日子里，来自东夷的秦人到哪里去了？是回到了海边？还是在中原扎了根？根据考古发现的种种迹象，他提出秦人在灭夏之后盘踞周原，开始了与周部族的恩怨。
商朝建立之后，汤一方面利用秦人的勇猛扫荡夏的残余力量，一方面把这支虎狼之师派往远离中原的西部——现在的岐山县到旬邑县之间的边疆开拓疆土。而族群的政治中心，就在“京”。刘军社介绍，卜辞记载商王令早期的秦部族“田于京”。这里所说的“京”地，也就是如今岐山县的京当镇。
在这里，秦人和周人发生了第一次接触。这次接触，是不愉快的。
当时的周人聚集在今天的杨凌一带，首领就是《诗经》中屡次被赞誉忠厚仁德的公刘。
好战的秦人据守岐山，对于比邻而居、自得其乐的周人来说，是很大的威胁。按照秦人的性格，不可能不去骚扰这个安居乐业的邻居。公刘带着多年积累的粮食和善良的族人，离开富庶的渭河谷道，翻山越岭，远涉豳地，在今天的彬县一带落脚。
然而，家国之恨让周人在豳地卧薪尝胆。几代之后，古公亶父在遭受西戎骚扰的情况下，挥师西进，回到故园。
从彬县打回岐山的亶父
刘军社认为，在甘肃等地发现的秦文化遗存，具有强烈的周文化特征，说明周人与秦人曾经共同生活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这段日子，就是在京当度过的。据刘军社推算，从周人的公刘迁豳到古公亶父迁岐的这 300多年里，正是秦人在周原生活的时间。而目前考古发现的周原一带分布于七星河流域的“壹家堡类型文化”正是早期秦文化。《诗经》里记载亶父开进箭括岭下的时候，一派建设初期的升平景象，然而，这次西迁真的就这么和平吗？长期在这里的秦人怎么会轻易地接纳曾经被自己赶走的周人呢？
其实，《诗经》中也记载了周人初到岐山时车辚辚马萧萧的盛况，这种强大军事力量的宣示，是针对谁的呢？回到岐山的古公亶父“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开始扫除商在周原的实力甚至文化影响力。而在周原的商是谁？就是商夷联军中的秦人。也许，曾经在中原大地上如疾风般战斗的秦人，并没有在岐山学会如何经营自己的国力，周的回归让他们不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翦商”采取了哪些手段和措施，现在只能靠想象，但是要使能征惯战的秦人屈服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能够从刘军社的研究中看到的是，文化上的大规模渗透，让这些惯于刀头饮血的勇士很快成了周的属民。
考古人员发现，“壹家堡类型文化”含有商、秦以及姜戎文化的特征，这种“四不像”的文化，据刘军社考证正是早期秦文化的特征。秦人早期没有自己的文化，他们与商联合时，就用商文化，后来又被周文化渗透，又掺杂姜戎文化，直到春秋时期才形成自己的文化。
秦人虽然使用了周文化，但是与生俱来的倨傲并不会磨灭，以至于周人不得不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让秦人离开周原，找到了一片可以厉兵秣马的大漠。几百年后，这个被风沙锻造得更加坚韧的族群再次崛起，不但回到了周原，还从这里纵横四海。
为周人守卫西陲的秦人
史籍中有秦人“保西陲”的记载，有不少人认为这是秦人在执行商的国防任务。刘军社却认为，在周人回归之后，秦人由于得不到商朝的支持，只好寄人篱下，充当了周的边防军。
《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秦的先祖“以亲故归周，保西陲。”可见秦人依附周的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 ,考古工作人员在甘肃东部的毛家坪、董家坪两地找到了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这两处遗址与墓葬的资料显示 ,西周时期秦人的生活用器为周式。秦人将在周原使用的周文化一路带到西陲。
周人在京当大举压制秦人，那么朝堂上的商人会有什么反应呢？毕竟，两族有共同的祖先，还曾在灭夏的过程中并肩战斗。不幸的是，商人没反应。
当时的商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诸侯们四海翻腾，朝廷根本顾不上远在西陲的周秦之争。何况在商看来，只要不反对朝廷，谁是赢家谁就是西陲霸主。
显然，当时周的实力远胜于秦，以至于周的首领季历在去朝歌述职的时候，商王武乙把岐邑三十里的土地“赐”给了他。这个“赐”字出现在《竹书纪年》中，所谓的“赐”,其真正含意则是对周人占据岐邑这一既成事实的承认。
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岐山是周的领土就变得名正言顺了。
秦人就此忍气吞声，但依旧没有融入周的部族。周人就像当年商汤一样，担心如此剽悍的部族会强臣压主，在经历了让秦非子牧马于汧渭之会后，又让秦人远赴边陲，继续他们的戎马生涯。
绝地反击崛起的秦帝国
秦人居西陲后，并不安于此，他们繁衍、壮大，或许只为一个目的——东进，回到自己原来的家园，重现曾经驰骋中原的威猛豪气。一个“周原梦”在秦人的脑海中孕育并实现着。
周王室在幽王时期衰落，遭到犬戎的攻伐。此时的秦部族首领秦襄公审时度势，攻戎救周，并护送新即位的周平王迁都到今洛阳。因护君有功，襄公被封为诸侯。此时，秦人在再次崛起的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偏居西陲的秦人，此时只有一个梦想，向东，向东！襄公死后不久，文公便率兵东猎，建都在汧渭之会。文公死后宪公继位，又把国都向东迁到了今陈仓区阳平镇附近。秦人东进的梦想，在德公时，有了质的飞跃，他将都城迁到了雍。东汉张衡在《西京赋》中说，秦据雍而强。此后拉开了秦人争霸中原的帷幕。
雍即今天的凤翔，属周原一带。秦人从商初被分封到周原一带，到与周人的恩怨纠葛背离故土，再到回归周原建都于此，经历近千年的颠沛，重回周原那一刻，秦人想必感慨万分。
其后，励精图治的秦不断强大，在公元前 256年，秦昭襄王先后攻陷了韩、赵的城池。摇摇欲坠的东周王室，一看大事不妙，火速与燕、楚密谋攻秦。岂料，此时的秦已不是居于京当时的秦，此时的周也不是那时的周，忍辱负重的秦人要的是扬眉吐气。你敢打我，我就敢掳你！就这样，周赧王被俘了。秦人不知是念旧情，还是故显大度，不久后把赧王放回。或许是羞愧，赧王很快死了，存在近八百年的周朝由此结束。这场始于周原的周秦之争，千年之后在中原了结。
秦国被周天子的闹剧彻底激怒，派出大军要强攻西周国。富户们眼看大战来临，顾不上讨债，都逃亡去了。赧王一看秦人来报复了，吓得直哭，就跟西周公商量去韩国或者魏国避难。西周公分析说：“如今，秦灭六国是大势所趋，韩、魏亡国也只是早晚而已，大王与其到那时再被俘受辱，还不如趁早投降，结局或许能好点儿。”赧王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同意向秦军投降。
周赧王率领大周宗室及众臣工，到周室的祖庙哭祭，然后去秦营投降。秦昭襄王接受了赧王的投降，收取了象征国家至高权力的一切礼器，将周赧王降封为周公，迁居于梁城。一个月后，周赧王死于梁城。
又过7年，秦国灭掉东周国，于是周王朝彻底灭亡。
转自陕西省岐山县人民政府http://www.qishan.gov.cn/services_view.aspx?id=1296
《嬴秦始源》考证史学“秦出东夷”说
2013年6月8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共山东省莱芜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先秦史论文集《嬴秦始源》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考证史学界的“秦出东夷”一说。
嬴秦族源，是中国文明史探源的重大课题，在史学界原有“秦出东夷”和“秦为西戎”两种学术观点。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嬴秦崛起地甘肃、陕西的专家学者为主，根据秦人墓葬考古所发现的东方文化因素，结合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和专著，使“秦出东夷”一说的声音有所强化。随之，“秦为西戎”一说渐显式微。
《嬴秦始源》围绕着嬴秦的始源地及嬴秦早期历史发展等问题，结合近年来考古学、简帛学等在内的地下出土的新材料和新发现，对嬴秦文化进行了追根溯源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基本共识，即嬴秦起源于东方，嬴姓氏族兴起于泰山一带。
《嬴秦始源》中收录了国内专家学者的52篇研究成果，共计50余万字。收录论文初稿来自2011年秋季在山东莱芜召开的首届中国（莱芜）嬴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后经修订补充完成。该论文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宋镇豪主编，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作序。
在当日的发布暨出版座谈会上，李学勤说，商殷之民作为秦人的核心，迁到了西北地区，再与西北地区文化充分融合，所以整个嬴秦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文化大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那就是融合、包容而且是多元化的。
论及嬴秦文化研究，李学勤指出，我们把中国古代像“嬴”这样一个分布非常广泛的族加以综合研究，特别是结合当地的传统进行研究，不但对于中华民族，而且对于整个人类的文明历史，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宋镇豪认为，嬴秦的历史渊源和早期的秦文化研究除了依据文献和古文字资料外，主要还是要依靠地下考古的发现，有关莱芜嬴历史文化的探讨应该从一个更宽广的视野来研究嬴秦的始源和嬴秦早期文化的发祥、发展的历程。
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王久祜表示，山东的齐鲁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嬴秦文化更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文化，《嬴秦始源》厘清了嬴秦与东西方的关系，在我国先秦史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史学界争论嬴秦起源于东方还是西方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相信在以后史学研究方面它会成为一块“敲门砖”。
与会专家认为，这部学术论文集的出版，对嬴秦始源及其早期发展的研究，是一项重要的学术贡献。对于促进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带动地方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也具重要意义。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共40余人出席了座谈会。
【来源：中国文化报 本报记者 郭人旗】
2013年6月8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共山东省莱芜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先秦史论文集《嬴秦始源》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考证史学界的“秦出东夷”一说。
嬴秦族源，是中国文明史探源的重大课题，在史学界原有“秦出东夷”和“秦为西戎”两种学术观点。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嬴秦崛起地甘肃、陕西的专家学者为主，根据秦人墓葬考古所发现的东方文化因素，结合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和专著，使“秦出东夷”一说的声音有所强化。随之，“秦为西戎”一说渐显式微。
《嬴秦始源》围绕着嬴秦的始源地及嬴秦早期历史发展等问题，结合近年来考古学、简帛学等在内的地下出土的新材料和新发现，对嬴秦文化进行了追根溯源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基本共识，即嬴秦起源于东方，嬴姓氏族兴起于泰山一带。
《嬴秦始源》中收录了国内专家学者的52篇研究成果，共计50余万字。收录论文初稿来自2011年秋季在山东莱芜召开的首届中国（莱芜）嬴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后经修订补充完成。该论文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宋镇豪主编，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作序。
在当日的发布暨出版座谈会上，李学勤说，商殷之民作为秦人的核心，迁到了西北地区，再与西北地区文化充分融合，所以整个嬴秦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文化大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那就是融合、包容而且是多元化的。
论及嬴秦文化研究，李学勤指出，我们把中国古代像“嬴”这样一个分布非常广泛的族加以综合研究，特别是结合当地的传统进行研究，不但对于中华民族，而且对于整个人类的文明历史，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宋镇豪认为，嬴秦的历史渊源和早期的秦文化研究除了依据文献和古文字资料外，主要还是要依靠地下考古的发现，有关莱芜嬴历史文化的探讨应该从一个更宽广的视野来研究嬴秦的始源和嬴秦早期文化的发祥、发展的历程。
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王久祜表示，山东的齐鲁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嬴秦文化更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文化，《嬴秦始源》厘清了嬴秦与东西方的关系，在我国先秦史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史学界争论嬴秦起源于东方还是西方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相信在以后史学研究方面它会成为一块“敲门砖”。
与会专家认为，这部学术论文集的出版，对嬴秦始源及其早期发展的研究，是一项重要的学术贡献。对于促进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带动地方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也具重要意义。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共40余人出席了座谈会。
【来源：中国文化报 本报记者 郭人旗】
二十世纪初考古出土的秦公簋内有长篇铭文，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保业厥秦，虩事蛮獶（夏）。“保业厥秦，虩事蛮夏”的意思是说：兴国强国乃秦国之基业，以威震蛮夏。蛮夏是指姬周及其同姓诸侯国（蛮獶之流）
【晋赵氏与秦国族的源流】
在赵氏孤儿的故事中，曾有过这样一个记载，说晋景公病重，请人来为其占卜，结果说是大业的后代在为乱。景公于是就问韩厥，韩厥说大业的子孙在晋国的不就是赵氏嘛。《赵世家》对晋赵氏先祖的来源记述很简略，说了四个字：“与秦共祖”。既然如此，我们就只能从《秦本纪》中去寻找一些端倪。
嬴姓赵氏的远古世系
秦赵两家共同的祖先就是卜辞中所说的大业，是东夷的一支。传说五帝中帝颛顼的裔孙叫女脩，她在织布的时候，吞了一只玄鸟的蛋，孕而生大业。关于这一点，白国红在《春秋晋国赵氏研究》中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该氏族是出于以鸟为图腾的少暤氏，其活动区域大体位于泰山附近鲁国曲阜一带。
大业据说又叫做皋陶，其名中的“皋”字似乎也可以隐证其氏族的名称。从“皋”字可以引申出很多种的解释，有学者认为“皋”指的是鸠鸟，正是其部族的图腾。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嬴姓后人中，有很多人的名字里都带有“皋”字了。大业在虞舜时期担任士的职务，其地位仅次于大禹，据说最早的刑法也是由他制定的。
大业娶了少典氏之女名女华的，生了一个儿子叫大费，也叫伯益。伯益在舜时担任虞的官职，据说懂得鸟兽的语言，其主要职责就是调训鸟兽。伯益的主要功劳，是与商朝始祖契，周朝始祖弃一起，随大禹治水，并发明了水井，因此受赐嬴姓。
大禹死后，按照古代美好的传说，据说要禅让给伯益。但我们也知道，自打《竹书记年》出土以后，上古的美好传说就都被打破了。实际上是伯益在大禹死后，与大禹的儿子夏启争夺部落联盟的主导权，最终被夏启打败并杀死。也因为两族之间的恩怨，嬴姓氏族在夏朝一直都没能进入权力中枢。
伯益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廉，领鸟俗氏；一个叫若木，领费氏。到商汤伐桀时，费氏部落的首领费昌投奔商部族，为商汤驾车，建立了功勋。商朝中期，帝太戊又让鸟俗氏的中衍为其驾车，并将王室之女嫁与中衍，这支嬴姓氏族以后也世代为商王朝服务，成为一方诸侯。
商朝末期，中衍的后代中有一个叫胥轩的，与姜姓申国联姻，生一子中潏。此时嬴姓氏族的活动范围，大体上位于山西境内的霍太山一带。中潏和他的儿子蜚廉，为商朝抵御西戎，武王伐纣时蜚廉受商王委托，到北方联络诸侯。但他的使命还未完成，就听闻纣王已死，他就在霍太山设坛祭祀纣王。到周成王三监之乱时，蜚廉又试图联络淮夷各部反周，被周公打败并杀死。
嬴姓氏族远古世系嬴姓氏族在西周时期的发展
蜚廉死后，周公将霍国改封到霍太山，从而夺取了嬴姓族人的立足之地。蜚廉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恶来，一个叫季胜。恶来在持续不断的战争中被杀，另一个儿子季胜则投降了周王室，但并不受器重。到周成王时，季胜的儿子孟增有宠于王室，被赐封地皋狼（山西离石），因此他也号称宅皋狼。也因此，皋狼之地一直都为后来的赵氏看重，春秋后期三家分晋的起因，就是智伯瑶向赵襄子讨要皋狼之地而引发的，这些都是后话了。
孟增之后有衡父、造父，到造父时期，嬴姓氏族有了很大的发展。嬴姓氏族在殷商时，就一直以善御著称，因此周穆王就以造父为御戎。造父为穆王驾车，西巡西王母，东征徐偃王，立下了汗马功劳。于是就被封到赵城（山西洪洞县）成为诸侯，造父因此也就以赵为氏，这就是后来晋国赵氏的来源。
我们再说被周人所杀的恶来，留下了一个儿子叫女防，之后又有旁皋、太几、大骆、非子。非子与造父处于同一个时代，因为二者出于同一个氏族，造父受宠得氏，他们也引以为荣，因此也以赵为氏。因此说后来的秦国是嬴姓赵氏，将秦始皇称为赵政，应该也没什么错。到周孝王时，非子在犬丘养马被周王室得知，令其在渭水流域为王室养马。
非子本来并非大骆的嫡子，但由于周孝王对其很欣赏，就想让非子做大骆的嫡子。但是这个想法遭到了申侯的反对，周孝王为了安抚申侯，只得将非子封在秦地，成为王室的附庸，因此非子又被称为秦嬴。非子之后，经秦侯、公伯传到秦仲时，西戎为乱，犬丘的大骆嫡系被西戎所灭。周宣王命秦仲为大夫，讨伐西戎，结果秦仲也死于非命。周宣王又召集了秦仲的五个儿子，给了他们七千士卒，让他们征伐西戎，终于取得了成功。秦仲的长子就是后来的秦庄公，在平王东迁时，正式受封为诸侯，建立了秦国。
嬴姓氏族西周世系
而造父的后代发展走向却截然相反，造父之后六世到奄父时，为周宣王御戎。千亩之战时周宣王战败，奄父奋力驾车，使周宣王脱险。但似乎赵国也被戎狄灭掉了，奄父只好追随宣王进入王室。但到周幽王时，宗周附近戎狄活跃频繁，宗周内部的矛盾也一触即发，很多有预见性的大夫都纷纷向东迁徙。奄父的儿子赵叔带，据说也因为周幽王荒淫失国，开始到晋国为官，这是赵氏进入晋国的开始。
赵叔带奔晋之始，晋国的规模还很小，国内的封地也大都是封给国君支系的公子公孙。而当历史进入春秋，东方诸侯都在相互兼并中不断扩张势力时，晋国又陷入了七十年的内战中，其发展也极为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异姓贵族，赵氏在入仕晋国的初期，还很难有所发展。直到赵叔带之后五传到赵夙，赵氏才开始拥有的自己的封地。
赵氏获封，又与晋国的局势密不可分。一方面是在晋献公时期，晋国开始大规模扩张疆土，步入了对外扩张的快车道。另一方面则是晋国国无公族制度的产生，晋献公剿灭公族，任用异姓势力和远支公族，与赵氏同属外部势力进入晋国的祁姓士氏和姬姓的魏氏都因此获益，这就为赵氏的发展在制度上铺平了道路。
晋献公十六年（661BC），赵夙随国君征讨霍国，霍公求奔齐。根据前面的讲述我们知道，霍国所在的霍太山与赵氏有着很深的渊源。商朝后期时，嬴姓氏族曾在此繁衍，但因为参与了周初的叛乱，被剥夺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因此这次征伐，很有可能晋献公是想把霍太山封给赵夙的。但是因为后来晋国大旱，据说占卜说是因为霍太山的山神作怪，于是晋献公又派赵夙到齐国把霍公求请了回来，主持霍太山的祭祀。而赵夙也被封到耿县（山西河津东南），尽管没有能够获取到霍太山的封地，但这毕竟也是赵氏入晋以来所取得的第一块封地，而赵氏也正是凭借着这块土地，开始在晋国的舞台上崭露头角的。
【参考资料http://www.jianshu.com/p/c9d62d02a13a】
在赵氏孤儿的故事中，曾有过这样一个记载，说晋景公病重，请人来为其占卜，结果说是大业的后代在为乱。景公于是就问韩厥，韩厥说大业的子孙在晋国的不就是赵氏嘛。《赵世家》对晋赵氏先祖的来源记述很简略，说了四个字：“与秦共祖”。既然如此，我们就只能从《秦本纪》中去寻找一些端倪。
嬴姓赵氏的远古世系
秦赵两家共同的祖先就是卜辞中所说的大业，是东夷的一支。传说五帝中帝颛顼的裔孙叫女脩，她在织布的时候，吞了一只玄鸟的蛋，孕而生大业。关于这一点，白国红在《春秋晋国赵氏研究》中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该氏族是出于以鸟为图腾的少暤氏，其活动区域大体位于泰山附近鲁国曲阜一带。
大业据说又叫做皋陶，其名中的“皋”字似乎也可以隐证其氏族的名称。从“皋”字可以引申出很多种的解释，有学者认为“皋”指的是鸠鸟，正是其部族的图腾。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嬴姓后人中，有很多人的名字里都带有“皋”字了。大业在虞舜时期担任士的职务，其地位仅次于大禹，据说最早的刑法也是由他制定的。
大业娶了少典氏之女名女华的，生了一个儿子叫大费，也叫伯益。伯益在舜时担任虞的官职，据说懂得鸟兽的语言，其主要职责就是调训鸟兽。伯益的主要功劳，是与商朝始祖契，周朝始祖弃一起，随大禹治水，并发明了水井，因此受赐嬴姓。
大禹死后，按照古代美好的传说，据说要禅让给伯益。但我们也知道，自打《竹书记年》出土以后，上古的美好传说就都被打破了。实际上是伯益在大禹死后，与大禹的儿子夏启争夺部落联盟的主导权，最终被夏启打败并杀死。也因为两族之间的恩怨，嬴姓氏族在夏朝一直都没能进入权力中枢。
伯益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廉，领鸟俗氏；一个叫若木，领费氏。到商汤伐桀时，费氏部落的首领费昌投奔商部族，为商汤驾车，建立了功勋。商朝中期，帝太戊又让鸟俗氏的中衍为其驾车，并将王室之女嫁与中衍，这支嬴姓氏族以后也世代为商王朝服务，成为一方诸侯。
商朝末期，中衍的后代中有一个叫胥轩的，与姜姓申国联姻，生一子中潏。此时嬴姓氏族的活动范围，大体上位于山西境内的霍太山一带。中潏和他的儿子蜚廉，为商朝抵御西戎，武王伐纣时蜚廉受商王委托，到北方联络诸侯。但他的使命还未完成，就听闻纣王已死，他就在霍太山设坛祭祀纣王。到周成王三监之乱时，蜚廉又试图联络淮夷各部反周，被周公打败并杀死。
嬴姓氏族远古世系嬴姓氏族在西周时期的发展
蜚廉死后，周公将霍国改封到霍太山，从而夺取了嬴姓族人的立足之地。蜚廉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恶来，一个叫季胜。恶来在持续不断的战争中被杀，另一个儿子季胜则投降了周王室，但并不受器重。到周成王时，季胜的儿子孟增有宠于王室，被赐封地皋狼（山西离石），因此他也号称宅皋狼。也因此，皋狼之地一直都为后来的赵氏看重，春秋后期三家分晋的起因，就是智伯瑶向赵襄子讨要皋狼之地而引发的，这些都是后话了。
孟增之后有衡父、造父，到造父时期，嬴姓氏族有了很大的发展。嬴姓氏族在殷商时，就一直以善御著称，因此周穆王就以造父为御戎。造父为穆王驾车，西巡西王母，东征徐偃王，立下了汗马功劳。于是就被封到赵城（山西洪洞县）成为诸侯，造父因此也就以赵为氏，这就是后来晋国赵氏的来源。
我们再说被周人所杀的恶来，留下了一个儿子叫女防，之后又有旁皋、太几、大骆、非子。非子与造父处于同一个时代，因为二者出于同一个氏族，造父受宠得氏，他们也引以为荣，因此也以赵为氏。因此说后来的秦国是嬴姓赵氏，将秦始皇称为赵政，应该也没什么错。到周孝王时，非子在犬丘养马被周王室得知，令其在渭水流域为王室养马。
非子本来并非大骆的嫡子，但由于周孝王对其很欣赏，就想让非子做大骆的嫡子。但是这个想法遭到了申侯的反对，周孝王为了安抚申侯，只得将非子封在秦地，成为王室的附庸，因此非子又被称为秦嬴。非子之后，经秦侯、公伯传到秦仲时，西戎为乱，犬丘的大骆嫡系被西戎所灭。周宣王命秦仲为大夫，讨伐西戎，结果秦仲也死于非命。周宣王又召集了秦仲的五个儿子，给了他们七千士卒，让他们征伐西戎，终于取得了成功。秦仲的长子就是后来的秦庄公，在平王东迁时，正式受封为诸侯，建立了秦国。
嬴姓氏族西周世系
而造父的后代发展走向却截然相反，造父之后六世到奄父时，为周宣王御戎。千亩之战时周宣王战败，奄父奋力驾车，使周宣王脱险。但似乎赵国也被戎狄灭掉了，奄父只好追随宣王进入王室。但到周幽王时，宗周附近戎狄活跃频繁，宗周内部的矛盾也一触即发，很多有预见性的大夫都纷纷向东迁徙。奄父的儿子赵叔带，据说也因为周幽王荒淫失国，开始到晋国为官，这是赵氏进入晋国的开始。
赵叔带奔晋之始，晋国的规模还很小，国内的封地也大都是封给国君支系的公子公孙。而当历史进入春秋，东方诸侯都在相互兼并中不断扩张势力时，晋国又陷入了七十年的内战中，其发展也极为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异姓贵族，赵氏在入仕晋国的初期，还很难有所发展。直到赵叔带之后五传到赵夙，赵氏才开始拥有的自己的封地。
赵氏获封，又与晋国的局势密不可分。一方面是在晋献公时期，晋国开始大规模扩张疆土，步入了对外扩张的快车道。另一方面则是晋国国无公族制度的产生，晋献公剿灭公族，任用异姓势力和远支公族，与赵氏同属外部势力进入晋国的祁姓士氏和姬姓的魏氏都因此获益，这就为赵氏的发展在制度上铺平了道路。
晋献公十六年（661BC），赵夙随国君征讨霍国，霍公求奔齐。根据前面的讲述我们知道，霍国所在的霍太山与赵氏有着很深的渊源。商朝后期时，嬴姓氏族曾在此繁衍，但因为参与了周初的叛乱，被剥夺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因此这次征伐，很有可能晋献公是想把霍太山封给赵夙的。但是因为后来晋国大旱，据说占卜说是因为霍太山的山神作怪，于是晋献公又派赵夙到齐国把霍公求请了回来，主持霍太山的祭祀。而赵夙也被封到耿县（山西河津东南），尽管没有能够获取到霍太山的封地，但这毕竟也是赵氏入晋以来所取得的第一块封地，而赵氏也正是凭借着这块土地，开始在晋国的舞台上崭露头角的。
【参考资料http://www.jianshu.com/p/c9d62d02a13a】
作为族类范畴的华、夷，最初没有褒贬的含义。朱子学派、古学派的儒学家们根据孔孟学说，分析指出了华、夷概念的相对性，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夏夷之辨、夷夏对立的学风，依据孔孟关于圣人之道具有普遍性的学说，认为“华夷”的概念是相对的，主张凡是得志行乎中国，提倡大义名分之地，不分国度地域，则都可以成为“华”。
华夷一体与中华主义
当初尧舜禹不分华夷，建立黄河部落联盟，华夷一体，实行民主禅让制。禹曾选定东夷族的伯益做继承人。禹死后，夏启杀伯益，夺取王位，开启世袭专制的先河，禅让制度被父子继承的王位世袭制度所代替，东夷人出于正义而强烈反对世袭制，这就产生夏夷之分、夏夷之辨，标志着我国历史进入了奴隶社会。此后，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家天下”代表着封建独裁专制，逆反现代民主化潮流。夏代表着独裁专制、黑暗邪恶，为野蛮之实，而夷象征着中华大团结、公天下、正大光明，为文明之光。因此，我们坚决反对夏离间华夷，要回归华夷一体，恢复”公天下“，废除“家天下“，符合中华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因此，夷夏之辩、家天下、封建专制主义等等，全部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孟子曾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虞舜被尊称为中国先圣。显而易见，这里的“中国”应该包含“东夷之人”和“西夷之人”。早在尧舜禹时代，就形成了“天下一体”、“华夷一体”（中华一体）的观念。尧舜分天下为九州，将东至海、西至流沙，形成“九州”、“五服”的“天下一体”体系。其中所反映的“华夷一体”、“天下一体”、“中华一体”的观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种“用夏变夷”和“用夷变夏”的互相转换中，加深了双方的了解和民族之间的认同，并在双方联系不断增强的基础上，逐渐凝聚到一起，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地理的角度来看，东方曰夷。夷，东方之人也。狭义的夷，特指黄河下游区或者山东及其周围省份；广义的夷，泛指东方和东亚。现在外国人管我们中国人叫东方人，东方为大。“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一语最早可见于《史记》：“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日出东方，照耀中国。
1、从起源的角度来看，夷字在龙山文化骨刻文中已经出现，无疑是东方部族的族称。后来特指的夷国即指商代妘姓方国，其青铜器铭文中记载着“夷父癸爵”，判断为夷国贵族身份。“夷”是国名，也是族称。因此，“夷”字属于东方海岱先民最早创造的，本无贬义，并非商周发明。
隶书-小篆--金文--甲骨文-骨刻文-骨刻原图
随着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我国考古学迅速发展。考古是科学，讲究的是实证，我们必须以考古事实为依据，从考古实物中去找寻答，揭开历史真相。如果文物和史料互相印证，才能成为信史。考古队在东部沿海发现龙山文化遗存，为中国文明找到了真正的源头。它证明中国远古文化源于本土，让“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济南龙山城子崖，也就成了中华文明本土说的自证之地。因为这些考古遗址分布于山东泰沂山区为中心的周边地区，而又自成体系，所以在这个新的概念中“夷”所指的地域就更加具体，可以认定其发祥地就是山东。根据这些考古事实，学者发表《夷夏东西论》、《夷夏先后说》，确认早期东夷是华夏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华夏文明首先诞生于东夷，东夷乃华夏之根。
这些考古事实，彻底纠正了人们对于东夷历史的错误认识。韩国学者看到了东夷文化的重大意义，抢夺东夷文化资源，深深地伤害了中国愤青们的民族自尊心，但毫不会动摇我们保护伟大祖先的文明遗产的决心。先秦东夷特指中国东部地区，不超出中国，也就是华夏之根。如果东夷泛指日韩及其外国人，这么说外国人创造中国文明，这就是荒谬之极。因此，坚决反对东夷泛称论和东夷日韩化。
考古出土的战国简牍《清华简·保训》曰：虞舜传承“中道”：“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即得中”。舜名重华，传承中道，即得中华。因此，大舜作为著名的东夷族首领，为了统一部落并共同治水而建立黄河大联盟，“天下一体”、“华夷一体”，推出民主议会禅让制，公天下，不仅是现代民主文明的先驱者，并且是中华多元一体化的先驱者，表现为大中华主义精神。我们作为大中华主义者，绝非中原狭隘主义，主张华夷一体、华夷一家，坚决反对夏夷之辨和夷夏对立论。
“中华”一词，最早见于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其源可溯自“中国诸华”。“中国诸华”一语见于汉朝高诱注《吕氏春秋·简选》。意思是“中国诸圣人的后代”。“中华”一词作为一个超越当时汉族、兼容当时内迁边疆各族的概念被响亮提出。能否居中华正统，在当时成为一个政权是否能在社会舆论面前取得合法存在资格的潜在标准。因此，内迁各族所建政权均从血统、地缘及文化制度方面找到自己是圣人后代、理当居中华正统的根据。居中华之地，居先王之国，理所当然为中华正统。
华夷一体与中华主义
当初尧舜禹不分华夷，建立黄河部落联盟，华夷一体，实行民主禅让制。禹曾选定东夷族的伯益做继承人。禹死后，夏启杀伯益，夺取王位，开启世袭专制的先河，禅让制度被父子继承的王位世袭制度所代替，东夷人出于正义而强烈反对世袭制，这就产生夏夷之分、夏夷之辨，标志着我国历史进入了奴隶社会。此后，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家天下”代表着封建独裁专制，逆反现代民主化潮流。夏代表着独裁专制、黑暗邪恶，为野蛮之实，而夷象征着中华大团结、公天下、正大光明，为文明之光。因此，我们坚决反对夏离间华夷，要回归华夷一体，恢复”公天下“，废除“家天下“，符合中华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因此，夷夏之辩、家天下、封建专制主义等等，全部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孟子曾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虞舜被尊称为中国先圣。显而易见，这里的“中国”应该包含“东夷之人”和“西夷之人”。早在尧舜禹时代，就形成了“天下一体”、“华夷一体”（中华一体）的观念。尧舜分天下为九州，将东至海、西至流沙，形成“九州”、“五服”的“天下一体”体系。其中所反映的“华夷一体”、“天下一体”、“中华一体”的观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种“用夏变夷”和“用夷变夏”的互相转换中，加深了双方的了解和民族之间的认同，并在双方联系不断增强的基础上，逐渐凝聚到一起，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地理的角度来看，东方曰夷。夷，东方之人也。狭义的夷，特指黄河下游区或者山东及其周围省份；广义的夷，泛指东方和东亚。现在外国人管我们中国人叫东方人，东方为大。“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一语最早可见于《史记》：“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日出东方，照耀中国。
1、从起源的角度来看，夷字在龙山文化骨刻文中已经出现，无疑是东方部族的族称。后来特指的夷国即指商代妘姓方国，其青铜器铭文中记载着“夷父癸爵”，判断为夷国贵族身份。“夷”是国名，也是族称。因此，“夷”字属于东方海岱先民最早创造的，本无贬义，并非商周发明。
隶书-小篆--金文--甲骨文-骨刻文-骨刻原图
随着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我国考古学迅速发展。考古是科学，讲究的是实证，我们必须以考古事实为依据，从考古实物中去找寻答，揭开历史真相。如果文物和史料互相印证，才能成为信史。考古队在东部沿海发现龙山文化遗存，为中国文明找到了真正的源头。它证明中国远古文化源于本土，让“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济南龙山城子崖，也就成了中华文明本土说的自证之地。因为这些考古遗址分布于山东泰沂山区为中心的周边地区，而又自成体系，所以在这个新的概念中“夷”所指的地域就更加具体，可以认定其发祥地就是山东。根据这些考古事实，学者发表《夷夏东西论》、《夷夏先后说》，确认早期东夷是华夏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华夏文明首先诞生于东夷，东夷乃华夏之根。
这些考古事实，彻底纠正了人们对于东夷历史的错误认识。韩国学者看到了东夷文化的重大意义，抢夺东夷文化资源，深深地伤害了中国愤青们的民族自尊心，但毫不会动摇我们保护伟大祖先的文明遗产的决心。先秦东夷特指中国东部地区，不超出中国，也就是华夏之根。如果东夷泛指日韩及其外国人，这么说外国人创造中国文明，这就是荒谬之极。因此，坚决反对东夷泛称论和东夷日韩化。
考古出土的战国简牍《清华简·保训》曰：虞舜传承“中道”：“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即得中”。舜名重华，传承中道，即得中华。因此，大舜作为著名的东夷族首领，为了统一部落并共同治水而建立黄河大联盟，“天下一体”、“华夷一体”，推出民主议会禅让制，公天下，不仅是现代民主文明的先驱者，并且是中华多元一体化的先驱者，表现为大中华主义精神。我们作为大中华主义者，绝非中原狭隘主义，主张华夷一体、华夷一家，坚决反对夏夷之辨和夷夏对立论。
“中华”一词，最早见于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其源可溯自“中国诸华”。“中国诸华”一语见于汉朝高诱注《吕氏春秋·简选》。意思是“中国诸圣人的后代”。“中华”一词作为一个超越当时汉族、兼容当时内迁边疆各族的概念被响亮提出。能否居中华正统，在当时成为一个政权是否能在社会舆论面前取得合法存在资格的潜在标准。因此，内迁各族所建政权均从血统、地缘及文化制度方面找到自己是圣人后代、理当居中华正统的根据。居中华之地，居先王之国，理所当然为中华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