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化阴影下的罗马军团改革
小朋友们，还记得我吗？没错，我就是钓鱼的死洋奴百夫长，这次给你们带来一条新鲜的鱼饵~
欢迎大家尝鲜~但是由于微信文章的图片不好弄（主要是懒）所以这里就是无图版的了，想看图文并茂的，请去下面危险观看，并关注最强冷吧众以第一时间获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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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注意，微信文章有几处有错漏，这里予以纠正了）：
曾几何时，罗马军团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军事力量。仰仗他们的专业素质、集体荣誉，罗马人将自己的权威扩展到了整个地中海沿岸，并将西起不列颠，东抵叙利亚的庞大领土，收入囊中。然而，随着帝国时代的恶性集权化进程不断深入。曾经是罗马人骄傲的军团，也被野心勃勃的政客们搬弄的面目全非。在经历了漫长的折腾后，罗马的军事力量再也无法有效的拱卫帝国的安全了。
三世纪以来的迷の改革
公元235年，罗马正式步入了著名的三世纪危机。期间对外军队屡战屡败，一位皇帝战死一位皇帝被俘，蛮族如入无人之境进入帝国大肆破坏。对外失利的同时内战纷争却不曾间断，篡位割据者多如牛毛，短短60年间的篡位者竟多达60位。帝国在奥勒良皇帝重新统一之前分成了三块。在此危急存亡之时，史称伊利里亚诸帝的5位皇帝力挽狂澜，终于度过了三世纪危机，至戴克里先继位为皇帝时，帝国已经重新走上正轨。面对历历在目的惨痛教训，戴克里先针对内战不断，外敌深入境内的情况进行改革。在他众多的改革当中，相对著名而短命的四帝共治制，集权和战略的改变才更加影响深刻长远。
戴克里先的改革首当其冲就是帝国的边境防御战略。罗马步入帝政伊始，帝国30个军团和相应的辅助部队被安排在帝国明确确立的边界防线上。这样的战略一直被后世所批评，认为它缺乏并未设置后备部队，缺乏足够的弹性和应变能力。一旦敌人集中力量就可以轻松的击破因为线性布置而相对缺乏力量的守备部队，即便守备的力量是强大的，也可以轻松的绕过。不少人甚至拿出了二战时，法国人马奇诺防线的失败例子来作为证据。针对这样的情况，戴克里先将军团划分为边防军和机动野战军。前者负责守卫有密布在边境和前线大道附近的小型但有精致工事和天然地势保护的坚固要塞以应对低烈度的入侵，阻碍敌人的攻势。后者驻扎在后方行省当中负责在敌人突破防线后以大规模会战的形式予以痛击。
这样的战略看起来相当美好，但是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过高的估计了机动野战军的机动能力和应变能力。实际上真正可以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的恰恰是这些被固定死的边防部队。 公元359年，萨珊波斯意图进攻叙利亚，围攻罗马边境重镇阿米达遭到围攻后坚持抵抗达73之久。但此时东部军队的指挥官萨比尼安竟然待在叙利亚首府安条克毫无作为，无论下属乌尔希西努斯提出什么积极的作战计划意图阻挠波斯的围攻和进犯他都置之不理。他提出收到严格命令保全军队的理由后，就坐视波斯人攻破阿米达，并在撤军后第二年春天又攻破两座城市。
面对这个事实，戴克里先在边境修筑了大量的城堡来达到巩固边防拖延敌军的目的，消除野战军缺乏反应力的不良影响。但这种努力在君士坦丁继位后却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增加了机动野战军的数量。这样的做法无疑损害了边防的力量，因为帝国的总体军事资源没有改变，因此增加低效的所谓机动野战军的结果只能是损害了真正高效的边境守备部队。君士坦丁同时还将机动野战军变成仅有1000人的小型部队，分散布置于后方行省的城市当中。这就带来了许多恶果，机动野战军由于分散住在后方行省的城市当中，缺乏以往大规模集中在军团要塞的训练场地和全是军人吃住在一起所产生的协同素质。更为关键是，因为无需野外扎营，便缺乏了过去军团所具备的快速行军能力以及修筑高水平工事所必要的训练。
结果便是，新的军团在前线遭到入侵的消息抵达后才能开始集合，集合还要先从城市的居住地开始再从各个城市中向一个地方集结。在完成集结以前，任何一支部署的力量都因为规模过小而无法独自行动，要等到集结完毕以后才能从后方匆匆的向前方出发。以古代有限的交通条件来说，等到这些部队赶到，敌人早就已经劫掠一空打道回府了。为了赶上这些敌人甚至还要堵截他们的退路，军队必须放弃携带打大规模战争器具，比如大型的弩炮、修桥铺路架设工事的设备。在付出了这种削弱军队战力的代价之后，即便成功追上了满载而归的敌人，也未必能取得胜利。即便是取得了胜利，也已经无法改变敌军在行省内部造成的大面积破坏了。公元365年，瓦伦丁尼安皇帝登基之时，莱茵河边的阿勒曼尼人因为不满皇帝登基的赠赐太少而发动攻击，在瓦伦丁尼安的大军翻越阿尔卑斯山之前劫掠了高卢人的村庄，并在部将达迦法勒斯率军赶到之前满载而归退回莱茵河对岸。
集权不能免除猜忌
更为可悲的是，集权化和对地方军事长官的猜疑导致了进一步的低效。公元355年，尤里安被君士坦提乌斯提升为共治者前往高卢地区，当地遭到日耳曼人的蹂躏，部队奉命集结于兰斯，但是毫无作为。期间奥顿城被围攻，仅仅依靠城市里的老兵坚强的反抗才得以获救。我们并不能责怪这些集结的部队懦弱，因为可以指挥他们的人——尤里安此时还被困在维埃纳。最后依靠一小队弓箭手和骑兵在蛮族的不断围攻下逃到兰斯才得以接手军队。接手军队后，他遭到了阿勒曼尼人的袭击，退守桑斯被围困长达30天，期间高卢地区的骑兵主将马塞卢斯完全无动于衷看着尤里安被围毫无反应。
这样的案例告诉我们一个无情的事实：高度集权管控之下，在得到皇室安排的负责人到达或同意之前，军队都无法做出任何应当做出的反应。指挥官之间因为皇帝的掌控而无法形成有效的协作。消息的传递在古代又是如此的缓慢，罗马城到莱茵河前线的直线距离就有约800公里，行军到此地需要67天之久，消息的传递也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这最终使得防御战略在皇帝本人或者命令赶到之前毫无作用。
可怕的恶果
由于边境部队是奋战在第一线的，因此无论如何轻视，只要不放弃边防，都不得不想方设法增加它的力量，最直接的方法便是增加数量。戴克里先时代全国的军队数量增加到64.5万之多，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边防军团。这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而这样的负担却不曾改善过帝国的安全局势。上文提及的4世纪触目惊心的案例都无疑证明了这一点，而边防军数量的增加也同样不能改变他们被削弱的事实。根据一个公元372年出土的法规文件表明，边防军的征兵标准已经大幅下降，这同时也反映了边防军团兵员数量的不足以至于要降低标准征召士兵。
这样的结果便是4世纪以来的边防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尤里安在高卢征战的时候，高卢边防的要塞几乎都被放弃，甚至还被入侵的日耳曼人反过来利用。这直接将边境行省暴露在了敌人的蹂躏之下。只有在东方，因为萨珊波斯的入侵的频率不大，且往往只是在边境地区打打秋风便撤退回去。所以，东方的军事重镇才能或多或少的阻止了波斯对东方行省的进步一损害。帝国在偶尔几次成型的反击之后，还能获得不错的战利品弥补受到的损失。
但西部莱茵河防线和多瑙河防线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穷的叮当响的日耳曼人频繁的入侵劫掠，即便被打败一样使得帝国遭受重大损失。以高卢为例，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里就总结了尤里安到达高卢以前，高卢就有至少45座富裕的城市遭到毁灭。考古表明了高卢地区的城市都修筑了城墙抵御入侵，可见入侵的范围之大，而修筑的城墙都是碎石搭建，可见高卢地区的窘迫。甚至在尤里安死后，阿勒曼尼人仍然可以轻松的进入高卢烧杀抢掠。
这些案例中，我们都难以看到边防军队发挥作用，这就形成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没有防卫力量的乡村因为敌人的劫掠而毁灭，导致大量的农民无以为生，而他们又必须依靠自己才能生存，于是大量的流寇便滋生加剧这种情况。（注意！微信文章这里不知道为何有错误，第一句话重复了两遍，第二句话没了，这里补全了）那些没有落草为寇的人也只能逃到大农庄做农奴以求保护，农庄主为了保卫自己，武装自己的奴隶抵抗入侵，这就使得帝国的征兵变得极为困难。罗马末期名将史提利柯想征那些大农庄的奴隶入伍，却都遭到了奴隶主的抵制。他们宁可花钱买来豁免兵役。帝国自2世纪开始，主要的兵源就来自边境行省了，而上述情况最严重的也恰恰是边境行省。这就为5世纪罗马帝国逐渐丧失自己的部队需要依靠蛮族雇佣军埋下了深刻的伏笔，甚至可以说罗马帝国的毁灭始于4世纪的糟糕战略。
误解
有人可能要说：这种战略固然诸多坏处，但是至少他比之前低效的边界防御是进步的。过去的防御战略缺乏预备部队，而边界防御是难以抵抗有集中优势的入侵方的，马奇诺防线就是典型。这样的批评固然有理，缺乏机动的预备部队必然使得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大大降低。但是却犯了想当然的把罗马帝国的线性防御看成是马奇诺式的静态的防御策略的错误。
实际上，考古发掘和记载表明，早期在边境上的军团基地更像是一个物资储备处和驻扎地。它们不像3世纪以后的堡垒那样设置在高山或者险要地带，配属有精致的防御设施，而是被设置在边境中易于调动的交通枢纽之上。这显然是一个进攻跳板，也是一个天然的兵力集结地点，而不是一个防御堡垒。如此配置下的军团驻地，是一种支持在遭到重大打击情况下实施进攻性作战的支持性基础设施。面对敌人的进攻，军团也不是等待在原地，而是会在边境总督的指挥下迅速集结予以反击和遏制。
公元62年，面对帕提亚军队在幼发拉底河沿岸的蠢蠢欲动，叙利亚总督科尔布罗迅速将麾下的军队集结于幼发拉底河沿岸加强守备工事，并架设浮桥反击帕提亚人的试探性攻击。他们成功迫使帕提亚人放弃对叙利亚的攻击。在亚美尼亚地区的帕伊图斯所率军队遭到围困之后，他还立刻率军赶赴救援。在北部的友军战败的情况下，成功阻止了帕提亚扩展战果。
公元28年，莱茵河对岸臣服于罗马的弗里喜人因加到他们身上的贡赋而不满发动攻击围攻边境的要塞。下日耳曼总督阿普洛尼乌斯便派遣上日耳曼行省的一些小的军团分队和辅助部队去骚扰弗里喜人的家乡，自己率大军趁弗里喜人解开围困撤退保卫家乡的时候进攻弗里喜人。虽然由于阿普洛尼乌斯的无能最终双方战到平手，但是这次危机被迅速的平定了。
即便是通常被作为典型案例批判科学防御边界战略不堪一击的马克曼尼战争，我们也能见到这种防御战略的主动性。虽然在战争初期，由于瘟疫等原因致使防线上的罗马军队变得不堪一击，防线遭到击穿，但是奥勒留皇帝仍然成功聚集起了大军发动反击。尽管大军的战斗结果并不理想，使得蛮族得以长驱直入到达意大利北部和马其顿地区，但最终在上麦西亚行省总督克劳狄•弗隆托和意大利北部指挥官庞培亚努斯的指挥下，当地还是击败了入侵的蛮族。
不光总督，即便是单个军团，在面对突然的变故也有很快的反应速度和主动性。公元61年，不列颠爆发了布狄卡大起义，此时的不列颠总督正带着大部分军队在莫纳岛征战。叛军包围了老兵殖民地木洛杜努姆城，著名的第九军团的将领佩提里乌斯•凯里亚里斯率军前来支援，但不幸被叛军歼灭，只有骑兵部队成功逃生。虽然他们的行动失败了，却为总督的归来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有人会说：边境的防御更具效率但是掩饰不了这种战略缺乏属于中央的机动预备部队，但事实上，过去的中央机动预备队一般由禁卫军和皇帝直属的骑兵卫队担任，伴随着图拉真和奥勒留征战四方。在塞维鲁皇帝时期，更增加了驻扎在意大利的两个新征召的军团以加强中央机动预备队的力量。可见4世纪的机动预备队并不是什么创举。罗马四世纪的战略并非是一种进步，更不如说是一种在三世纪内战阴影下的一种无奈的恐惧反应。有人可能会好奇：君士坦丁和他的儿子怎么说也是一代雄主，怎么可能如此愚蠢？非常正确，他们并不蠢！那么他们为何要选择这样一个问题多多的战略呢？
原因很简单，这是为了保护中央权势。野战军的原词意为皇室部队，在创建之初就是为了有一直中央可以调配的机动部队。即便是后来增加的行省野战军，也是由皇帝的亲信进行统领。从君士坦提乌斯时期的表现来看，没有来自皇帝一级的命令，他们根本无法有任何自主行动的能力。也难怪《非常三百年》和《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作者们都直言不讳的指出，君士坦丁的策略意在保护中央权势而非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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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里先的改革首当其冲就是帝国的边境防御战略。罗马步入帝政伊始，帝国30个军团和相应的辅助部队被安排在帝国明确确立的边界防线上。这样的战略一直被后世所批评，认为它缺乏并未设置后备部队，缺乏足够的弹性和应变能力。一旦敌人集中力量就可以轻松的击破因为线性布置而相对缺乏力量的守备部队，即便守备的力量是强大的，也可以轻松的绕过。不少人甚至拿出了二战时，法国人马奇诺防线的失败例子来作为证据。针对这样的情况，戴克里先将军团划分为边防军和机动野战军。前者负责守卫有密布在边境和前线大道附近的小型但有精致工事和天然地势保护的坚固要塞以应对低烈度的入侵，阻碍敌人的攻势。后者驻扎在后方行省当中负责在敌人突破防线后以大规模会战的形式予以痛击。
这样的战略看起来相当美好，但是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过高的估计了机动野战军的机动能力和应变能力。实际上真正可以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的恰恰是这些被固定死的边防部队。 公元359年，萨珊波斯意图进攻叙利亚，围攻罗马边境重镇阿米达遭到围攻后坚持抵抗达73之久。但此时东部军队的指挥官萨比尼安竟然待在叙利亚首府安条克毫无作为，无论下属乌尔希西努斯提出什么积极的作战计划意图阻挠波斯的围攻和进犯他都置之不理。他提出收到严格命令保全军队的理由后，就坐视波斯人攻破阿米达，并在撤军后第二年春天又攻破两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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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2年，面对帕提亚军队在幼发拉底河沿岸的蠢蠢欲动，叙利亚总督科尔布罗迅速将麾下的军队集结于幼发拉底河沿岸加强守备工事，并架设浮桥反击帕提亚人的试探性攻击。他们成功迫使帕提亚人放弃对叙利亚的攻击。在亚美尼亚地区的帕伊图斯所率军队遭到围困之后，他还立刻率军赶赴救援。在北部的友军战败的情况下，成功阻止了帕提亚扩展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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