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军边缘化的最底层——明代北边守墩军士的生涯与待遇
台湾学者邱仲麟的《明代北边守墩军士的生涯与待遇》写了好多大萌边军心酸的生活细节：
从洪武年间起，明帝国北部边塞大地上，浮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墩台。这些立体的军事设 施，植入了底层的军士。通常每墩五名守瞭，但沿边大墩兵力更多一些，位置僻静或位处内地的墩台则人数递减。在兵力充足之处，以正军或夜不收戍守为主，不足之处抽调余丁或民壮协守，或以充军的徒犯守瞭，在甘肃甚至有妇女上墩之例。这些士兵冒着危险，伫立在边地高处，承受风吹雨淋，忍着霜雪寒冻，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所幸还有鸡猫犬相伴， 闲暇时光亦可织织网巾卖钱。
墩军之苦，根源来自内外，而内甚于外。在外部方面，虽然其面对敌人的威胁，却非长年累月、分分秒秒。内部因素则不然。按照制度，守墩与守堡、守边墙等任务的士兵必须数月轮番一次，但在明中叶，墩军未得轮替已成常态。封闭性的军中社会，本就容易有上官欺凌下属之事，墩军自然无法逃脱这样的困境。最常见的是从事杂差，或被私人役使。有手艺的士兵，可以被安排至将领或权贵家中，免去上墩的麻烦。有钱财的士兵，可以花钱贿赂， 买到近些及不危险的腹里或边内墩台，甚至不用上墩、不用查点，在家休息睡觉。这种所谓 “卖放”的陋规，在军中不知存在多久，至成化年间才被揭露出来，即使有官员要求严禁， 但直至明末还是潜藏在各个卫所之中。而没钱的士兵，只能自认倒霉，长年累月在墩台上站岗，正是 “已过瓜期不放班，天寒路远泪潸潸”。 这样的一种军役，是众人望之却步的苦差事，最后沦为最贫穷弱势的士兵才被迫承接的 “专职”。没有休息换班，没有升职的机会，日子遥远漫长，就这样，老病过去。
墩军与一般的士兵相同，每月可以获得朝廷发给的月粮。永乐以后，负责守墩这一特殊任务，还可以兼支行粮。有鉴于守墩瞭望较其他任务艰苦，从明英宗即位后即不断有官员建议增给月粮。其后，某些军镇的墩军月粮有所增加，但直至嘉靖年间，仍有许多官员提到， 应该比照夜不收军再给予加薪。至于行粮方面，在明中叶确实亦有提升。然而，制度上不断增给，墩军却未必受惠，关键在于管墩军官等以各种名目 ( 如火把钱、坐月钱、空闲钱、 节礼钱) 克扣月粮，以至实质所得无几。而且，在万历末年，延绥与固原等镇的墩军月粮还被裁减，而在明末缺饷的请愿事件中，墩军常常是缺席且被遗忘的一群。
嘉靖四十四年 ( 1565) ，李开先 《塞上曲》一百首中有一诗咏道 : “边穷战士多无裤，良将闻之心独忧。冰月减衣同受冷，堪嗟债帅御重裘。” 军士冬天无棉裤，可能是拖欠未发，将军少穿衣服也不是办法。而即使拨发下来，却可能成为上官勒索的工具。墩军冬天的日子非常不好过。朝廷虽规定墩军三年一发胖袄，但墩军领到的胖（棉）袄常常质量欠佳。嘉靖三十一年 ( 1552) 至三十五年 ( 1556) ，吴遵担任监察御史，在所著之《初仕录》中提到 : “近见包揽之徒，多收里甲银两，而制造极为粗恶，胖袄枲中贯沙，久则腐烂。” 嘉靖末年，李豫亨《国计三议》之 《措置议》也述及此事 : “边军胖袄，率自苏松成造，每领计官价二两， 又增扛解赴部交纳，几及三两矣。然此项银两，多以支猾胥干没，奸役侵费，实用不过七八钱，藏贮年久，迨至输边，十九浥烂，军士未得实济。万历十九年 ( 1591) ，辽东巡按侯先春在奏疏中谈到: “夫边军所以备征战也，迩来私役百端，科索万状”，朝廷拨下的弓矢、衣物、鞍辔、 皮张等军需品，强迫军士来领而从中获取厚利，“皮袄一则，索银七钱，或五六钱。皮裤一则，索银四钱，或三钱五分。披肩叚一块，长不满尺，阔不及半，则索银一钱。” 这些朝廷下发给守边战士的冬衣，在辽东依然是军官用以玩弄权力的一种 “战利品”。
在帝国的边疆，层峦起伏的高岗上，沙丘广布的荒漠边，孤寂的守墩军士，注视着空茫的前方，凝听着遥远的蹄声。朔风急，霜雪降，身心的冷，需要的是毛袄、狐帽、胖袄、胖裤及鞋御寒。从洪武以降，拨赐来的这些冬衣，成为值勤时最大的慰藉。而袄裤穿久破了，赶上制度调整，朝廷的温暖到不了，身体觉得特别的寒。透过若干将领和巡抚的奏请，偶尔会有格外恩赏，然而当一切回归制度，三年一次的循环汰换，往往赶不上破损的速度，原因在这军 需品的质量不佳。有些残忍的军官，甚至将朝廷赐给的御寒衣物当作勒索的工具。而这群被边缘化的军人，不太敢去领他们最需要的胖袄与裤鞋，因为没钱没势，交不出那笔“可恨”的钱。
从洪武年间起，明帝国北部边塞大地上，浮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墩台。这些立体的军事设 施，植入了底层的军士。通常每墩五名守瞭，但沿边大墩兵力更多一些，位置僻静或位处内地的墩台则人数递减。在兵力充足之处，以正军或夜不收戍守为主，不足之处抽调余丁或民壮协守，或以充军的徒犯守瞭，在甘肃甚至有妇女上墩之例。这些士兵冒着危险，伫立在边地高处，承受风吹雨淋，忍着霜雪寒冻，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所幸还有鸡猫犬相伴， 闲暇时光亦可织织网巾卖钱。
墩军之苦，根源来自内外，而内甚于外。在外部方面，虽然其面对敌人的威胁，却非长年累月、分分秒秒。内部因素则不然。按照制度，守墩与守堡、守边墙等任务的士兵必须数月轮番一次，但在明中叶，墩军未得轮替已成常态。封闭性的军中社会，本就容易有上官欺凌下属之事，墩军自然无法逃脱这样的困境。最常见的是从事杂差，或被私人役使。有手艺的士兵，可以被安排至将领或权贵家中，免去上墩的麻烦。有钱财的士兵，可以花钱贿赂， 买到近些及不危险的腹里或边内墩台，甚至不用上墩、不用查点，在家休息睡觉。这种所谓 “卖放”的陋规，在军中不知存在多久，至成化年间才被揭露出来，即使有官员要求严禁， 但直至明末还是潜藏在各个卫所之中。而没钱的士兵，只能自认倒霉，长年累月在墩台上站岗，正是 “已过瓜期不放班，天寒路远泪潸潸”。 这样的一种军役，是众人望之却步的苦差事，最后沦为最贫穷弱势的士兵才被迫承接的 “专职”。没有休息换班，没有升职的机会，日子遥远漫长，就这样，老病过去。
墩军与一般的士兵相同，每月可以获得朝廷发给的月粮。永乐以后，负责守墩这一特殊任务，还可以兼支行粮。有鉴于守墩瞭望较其他任务艰苦，从明英宗即位后即不断有官员建议增给月粮。其后，某些军镇的墩军月粮有所增加，但直至嘉靖年间，仍有许多官员提到， 应该比照夜不收军再给予加薪。至于行粮方面，在明中叶确实亦有提升。然而，制度上不断增给，墩军却未必受惠，关键在于管墩军官等以各种名目 ( 如火把钱、坐月钱、空闲钱、 节礼钱) 克扣月粮，以至实质所得无几。而且，在万历末年，延绥与固原等镇的墩军月粮还被裁减，而在明末缺饷的请愿事件中，墩军常常是缺席且被遗忘的一群。
嘉靖四十四年 ( 1565) ，李开先 《塞上曲》一百首中有一诗咏道 : “边穷战士多无裤，良将闻之心独忧。冰月减衣同受冷，堪嗟债帅御重裘。” 军士冬天无棉裤，可能是拖欠未发，将军少穿衣服也不是办法。而即使拨发下来，却可能成为上官勒索的工具。墩军冬天的日子非常不好过。朝廷虽规定墩军三年一发胖袄，但墩军领到的胖（棉）袄常常质量欠佳。嘉靖三十一年 ( 1552) 至三十五年 ( 1556) ，吴遵担任监察御史，在所著之《初仕录》中提到 : “近见包揽之徒，多收里甲银两，而制造极为粗恶，胖袄枲中贯沙，久则腐烂。” 嘉靖末年，李豫亨《国计三议》之 《措置议》也述及此事 : “边军胖袄，率自苏松成造，每领计官价二两， 又增扛解赴部交纳，几及三两矣。然此项银两，多以支猾胥干没，奸役侵费，实用不过七八钱，藏贮年久，迨至输边，十九浥烂，军士未得实济。万历十九年 ( 1591) ，辽东巡按侯先春在奏疏中谈到: “夫边军所以备征战也，迩来私役百端，科索万状”，朝廷拨下的弓矢、衣物、鞍辔、 皮张等军需品，强迫军士来领而从中获取厚利，“皮袄一则，索银七钱，或五六钱。皮裤一则，索银四钱，或三钱五分。披肩叚一块，长不满尺，阔不及半，则索银一钱。” 这些朝廷下发给守边战士的冬衣，在辽东依然是军官用以玩弄权力的一种 “战利品”。
在帝国的边疆，层峦起伏的高岗上，沙丘广布的荒漠边，孤寂的守墩军士，注视着空茫的前方，凝听着遥远的蹄声。朔风急，霜雪降，身心的冷，需要的是毛袄、狐帽、胖袄、胖裤及鞋御寒。从洪武以降，拨赐来的这些冬衣，成为值勤时最大的慰藉。而袄裤穿久破了，赶上制度调整，朝廷的温暖到不了，身体觉得特别的寒。透过若干将领和巡抚的奏请，偶尔会有格外恩赏，然而当一切回归制度，三年一次的循环汰换，往往赶不上破损的速度，原因在这军 需品的质量不佳。有些残忍的军官，甚至将朝廷赐给的御寒衣物当作勒索的工具。而这群被边缘化的军人，不太敢去领他们最需要的胖袄与裤鞋，因为没钱没势，交不出那笔“可恨”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