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农作物的引进导致清代人口大爆炸”是一个流传了很久且很广的历史常识。不过，这个常识并不成立，近年来也遭到了许多的质疑和挑战。质疑的理由相当充分，即：
所谓的“清代人口大爆炸”发生之时，美洲农作物在中国的地位很边缘，并未得到大规模种植。

李昕升的论文《美洲作物与人口增长——兼论“美洲作物决定论”的来龙去脉》发现，玉米与番薯传入中国的时间虽早，但它们“完成推广、开始发挥较大影响是在19世纪中期，此时人口已经达到帝制时代的峰值”，也就是所谓的“人口大爆炸”已经大体完成之时；而且，即便是19世纪中期之后，玉米和番薯也“仅在南方山地为主要粮食作物，南方平原和北方大区未在主要辐射范围之内”，山区不是承载中国人口增长的核心区域，传统平原农耕区才是。

在康乾时代，以玉米和番薯为主的美洲农作物，即便得到了推广，也远没有达到“使中国的粮食结构发生革命性变化”的程度。
在民国时期的诸多农作物中，玉米和番薯仍处于一种边缘的附属地位。因地方政府的推广，自清代至民国，玉米和番薯的种植面积、亩产量，均有所增长。民国时期尚且如此，康乾时代的情况也就不难推想了。另一位人口史学者侯杨方也持相同的意见。他认为，通过梳理地方志等材料来估算玉米、番薯、土豆在清代的种植规模，得出的结论一定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地方志中记录的只是玉米种植的‘有、无’问题，而并没有记录它的种植面积与产量”。真正可供参考的是民国初年留下的统计数据：

“1914-1918年，玉米与薯类（包括番薯、土豆以及中国本土的芋头等在内）种植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7.2%，两者合计的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约为7.67%；1920年代，玉米、番薯包括中国本土的各种芋类在内的产量合计也只占全国粮食产量的9%。”

以民国初年较为确定的数据，去回溯推想清代中期的情况，自会客观许多。侯的结论是：在康乾时代，即便美洲农作物的全部产出都用来作为人的口粮，“它们对中国人口的增长作用也极为有限，乾隆末期之前更是微不足道”，在那个时代，“养活中国数亿人口的仍然是传统作物”。

鉴于清代留下的调查资料太有限，《美洲作物与人口增长》一文梳理了民国时期留下的多种调查数据，得出如下结论：


表格来源：《美洲作物与人口增长——兼论“美洲作物决定论”的来龙去脉》

此外，倘若承认美洲农作物在康乾时代大大提升了中国的粮食总产量，使得中国人的粮食结构“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那么，随之而来的一定就是人口增长率的大幅提升。物质条件大丰富，自然就要多生孩子。这也是“美洲农作物的引进导致清代人口大爆炸”之说所遵循的基本逻辑链条。但是，统计数据并不支持这种逻辑链条——《中国人口史 第5卷》的研究发现，“清代前期人口的高速增长”之说是一个“虚构的命题”。事实是，“从1644年至1851年，中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4.9‰，这一增长速度不仅低于唐代前期，更低于北宋前期，也低于南宋前期”。李伯重的研究也发现，“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呈现低速增长”
如此，所谓的“高产农作物得到大规模推广”是不存在的，与之相匹配的人口高增长率也是不存在的。那么，史料中记载的官方统计——乾隆六年 (1741年）中国人口达到了1.4亿，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突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年）突破4亿——这场数据暴增，又是怎么发生的？
原因当然是多维度的。这里只说两个最重要的答案。

答案之一是指数式增长带来的效果。《中国人口史 第5卷》用了一个相当形象的例子来解释这件事：

“池塘表面水草每天翻一番，而且依据测算，能在30天内将整个池塘都盖满。现在的问题是水草在29天内将把池塘盖住多少？答案当然是水草在29天内恰好将池塘盖住一半。然后水草数量再翻一番，第二天盖满整个池塘。”

该书将1949年之后中国的人口增长比作第29天的池塘，将清代的人口增长比作了第28天的池塘——事实上，明代中晚期，中国的总人口就已经破亿。曹树基的研究认为明末中国的人口已接近两亿，高王凌认为“明代末年恐怕不会有2亿之多，而只居于一个较低的数值，如在1.5亿左右”。至于清代初期，较为乐观的何炳棣等人认为，即便经历了战乱，1650-1700年间的中国人口仍在1亿-1.5亿之间；较为保守的高王凌则认为，1700年的中国总人口约在9000万-1亿左右。

也就是说，康乾时代的人口数据暴增，建立在一个比较大的基数之上。

答案之二是政策的变更，查出了大量的隐匿人口。康熙皇帝在1712年下诏“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代又在全国推行“摊丁入亩”，将人头税摊派到田亩之中。这些都让隐匿人丁的收益变小。在颁布“永不加赋”的谕旨里，康熙说到：
“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

一户人家有五个六个成年男丁，只有一人在朝廷的统计之中；有九个十个成年男丁，只有两三人给朝廷缴纳钱粮。康熙的这个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不会是无的放矢。

下表是清代不同年份的人口统计。黑体粗线之上的数据，统计的是“编审人丁”，也就是要缴纳人头税的16-60岁男子的数量；黑体粗线之下的数据，是依据保甲调查得出的男女老幼各色人等的数据。比较1730年和1741年两个相差11年的数据，后者是前者的5.6倍。考虑到当时普通的小农家庭一般是四口或五口之家，以及11年的时间可能产生的人口增量（比如徐中约认为年增长率只有0.63%），可以推知，1741年的保甲调查并没有能够将民间的隐匿人口充分搜括出来。

乾隆活到1799年。此人好大喜功，尤其喜好以人口总数的增加来证成自己的统治堪比尧舜，故在人口统计问题上，曾多次下旨警告地方官员，不许隐匿人口。为满足乾隆的这种喜好，地方政府在调查隐匿人口时往往格外卖力（口数越多，意味着皇帝越喜欢，自己的政绩也越好）。1741-1753年、1753-1779的数据增长，与这种政治生态有一定的关系。

亦即，“清代人口大爆炸”这个幻像，与美洲农作物的关系不大（当然，并不是毫无影响），而是缘于两个相当常规的事实：


（1）人口增长。因为清初的人口基数并不小，所以即便人口增长率不高（甚至可以说是低），指数式增长带来的新人口数量仍相当可观（其他一些因素，比如和平的环境、山地的开发、亩产的增加，也会影响人口涨幅）。（2）人口数据增长。清初的人口统计对象是“丁”，乾隆时代的统计对象换成了“口”，由此带来的人口数据暴涨并不等于人口暴涨。

上述结论，也惟有上述结论，才能与下面这两个事实合榫：

第一：对一个清代农民而言，他在选择种植何种作物时，需要考虑两个核心因素：a.朝廷是否承认这种作物具有缴纳赋税的资格，地主是否愿意接受这种作物作为地租。b.这种作物能否拿到市场上卖出好价钱。第二个因素又基本上取决于第一个因素。

清代的赋税，可以缴钱，也可以缴粮，但缴粮的对象并不包括番薯、玉米和土豆。这就决定了这些农作物无法在市场上卖出好价钱；卖不出好价钱，也就意味着农民无法用它们完纳赋税，也就不会去大规模种植它们，地主也不会接受佃户拿它们来交地租。只有那些隐匿在朝廷统计之外的土地，种植这些美洲农作物才有可能是合算的；但这种土地并不多。这也是美洲农作物自明代即引入中国，却直到1930年代仍处于边缘地位的主要缘故——即便朝廷在灾荒年份曾多次试图推广番薯的种植。

与之相反、可供参照的一个例子，是罂粟在晚清的迅速扩张。“丁戊奇荒”（1877-1878）的重灾区山西，农民“弃田之半以种罂粟”，“数十万顷膏腴之田，几无树艺五谷之土”。罂粟能够战胜所有的传统农作物，是因为它可以在市场上卖出很好的价钱。农民们发现种罂粟远比种五谷划算——作为个体，他们不会、也无法去考量整个山西省的粮食安全。

第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并没有让清代百姓敞开子宫生育。相反，因为人口基数带来的指数式增长，人口总数对人均耕地占有量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朝廷虽号称“永不加赋”，但各种名目的汲取仍然很重。为避免生存状况的恶化，清代很多地区的民众反而在自发地控制生育。

比如，李伯重的研究发现，溺杀女婴的现象“在清代前中期的江南颇为明显”，因为土地极为紧张，“清代前中期江南儿童在人口总数中比重很低”，“清代江南的生育率在长江中下游各地中最低”。这种生存压力，也是1644-1851年中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4.9‰（《中国人口史 第5卷》的数据），较之唐代前期、北宋前期、南宋前期都要低的缘故。乾隆时代的官员洪亮吉，写文章抒发对人多地少现象的忧虑，觉得应该出政策控制人口（其实，人口无须政府出手控制，民众会自发调节），也是基于相似的观察。

最后总结一下：“美洲农作物的引进导致清代人口大爆炸”是一个伪常识。没有足够的材料能够证明在所谓的“人口大爆炸”——也就是高人口基数带来的高指数增长——出现之前，美洲农作物已在清代被普遍种植；相反，这些农作物得到政府部门的推广，是在所谓的“人口大爆炸”发生之后，且推广的效果仍相当有限。换言之，不是美洲农作物引爆了清代人口，而是清代中后期的人口压力，略促进了美洲农作物的栽种规模。“美洲农作物引发清代人口大爆炸”之说，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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