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焓:论清朝君主称谓的排序及其反映的君权意识——兼与“共时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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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kxddws  发布于 2018-07-04 17:41:00 +0800 CST  
论清朝君主称谓的排序及其反映的君权意识——兼与“共时性君权”理论商榷 钟焓
摘要:依照近来美国清史学界颇为流行的“共时性君权”理论,清朝君主的形象通常被拆解为若干不同的侧面以平等地对应帝国统治下的各大群体。这种解说模式的突出弱点在于忽略了以下史实:首先,清朝君主主动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多个法定身份中,其在重要程度上绝非毫无分别的等量齐观,而是具有鲜明的排序性,即天子-皇帝的位次通常高于汗(君)-额真(主)。其次这种排位次序反映了入关以后清朝统治者君权观念的显著变迁,彰显出缺乏普适性君权观念的内亚政治传统逐渐退居于中原王朝政治传统之下的统治理念。最后清朝君主拥有的有些具有宗教色彩的政治身份仅属被其统治的帝国内特定群体对其形象的定位,而对清朝君主来说,此类身份带有明确的客位性质(“他称”),而非源自君权自身的主动选择(“自称”)。
关键词:普适性君权 多语辞书 皇帝 汗 清朝

楼主 kxddws  发布于 2018-07-04 17:42:00 +0800 CST  
在最近数十年来美国清史学界陆续发展起来的多种新兴学说中,所谓的“共时性君权”(simultaneous emperorship)应该是其中最为流行的理论或命题之一。虽然它的某些要素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由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初步提出,但无疑只是经过了柯娇燕(P. K. Crossley)等美国新一代清史学者的“概念提炼”(concepualization)之后,才达到了目前的全新深度从而广为人知。 这种理论最为通俗化的表述就是,清朝君主同时具备了下列多种身份,即对于汉人(国外学者一般用Chinese表示)来说,他是恪守儒家道德观念的天子-皇帝;对于满洲旗人来说,他则是汗王(han)或者族长(clan leader);相对蒙古王公而言,他身为遵循成吉思汗统治传统的可汗(qaγan);最后在广义上的藏传佛教信徒看来,他又成了文殊菩萨化身的转轮王。上述诸种身份反映了清朝君主平等地采取各不相同的统治策略与文化手段以联络怀柔帝国治理下的多个族群。 这种统治机理最为突出的本质性表征就是所谓的多语种文献的“合璧”形式,以致该理论的阐述者柯娇燕教授直接将“合璧”(满语kamcime)换译为英语表述中的“共时的”(simultaneous),用来揭示其概括的清朝君权的实质。与之类似的观点也见于冈田英弘的有关主张。

楼主 kxddws  发布于 2018-07-04 17:42:00 +0800 CST  
然而,早在2000年,蒙古学家艾鹜德(Ch. P. Atwood)即发表论文,通过搜集分析清代蒙古文献中的记载,揭示了清朝皇帝通过导入系统的政治教化,促使蒙古臣民如同汉人和满洲人那样,同样习惯于接受忠君报恩伦理观念的灌输。因此清朝君主决非“人格分裂”(split personalities)地在其不同臣民面前扮演着身份形象迥异的角色。这一认识实际上已经间接对“共时性君权”的理论提出了质疑。惟在目前国内学者对美国新清史研究成果的回应性商榷中,“共时性君权”受到的挑战和批评远不像学界对于“满洲是否汉化”一类问题反应得那样激烈而尖锐。相反,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日渐增多,“共时性君权”的理念也逐渐被有些国内学者所接受,并以之诠释清朝统治的基本特征。在此笔者拟就这一解释模式的允当与否,提出一种在本质上与其完全对立的学术观点。

楼主 kxddws  发布于 2018-07-04 17:43:00 +0800 CST  
一、清朝官修辞书中“君部”所见君主称谓的排序先后问题 首先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最能清晰而系统地反映清朝统治者自身君主观念的文献当属以“御制”名义官修编撰的系列辞书中的相关内容。本文选取此类著述作为研究切入点的原因基于:其一,它们的编撰刊行属于贯彻清朝君主教化意志的产物而非一般所说的纯粹文化工程,这种性质决定了其整个修撰过程始终处在君权的密切监督之下。特别是其中的“君部”条目因为与君主的关系最为密切必然成为最高统治者格外关注的对象,所以理应将其内容视为直接体现君主本身统治观念的产物,而非取决于修撰作者的私人取舍意志。其二,这类辞书的编撰时限从康熙前期一直延续到乾隆盛世,其中既有纯用满文进行语义诠释的早期初作,又有在以后的新修过程中陆续加入其它语种的合璧新著。同时,编修人员的阵容也相应涵盖满汉等多个民族。由此,该类辞书具备的如上特征恰如其分地反映出清朝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相互融合的时代特色。其三,具体以“君部”所罗列的君主称谓及其相互对译来说,则全面映照出满、蒙古、汉三大族群的各自君主观念,这相较其他习见史料来说,在分析清代君权所具有的多元性和统一性方面,显然更具证据上的说服力。

楼主 kxddws  发布于 2018-07-04 17:44:00 +0800 CST  
《御制清文鉴》中依次列出九个标识君主的不同满语专称,其相继出现的位序为:abkai jui、hūwangdi、han、tumen se、dergi、ejen、dele、enduringge ejen、genggiyen ejen。因为此书只用满文撰写,所以其旁并未直接注出对应汉译名称。研究者根据备有汉文解释的《御制增订清文鉴》,为其补出了权威的官方版标准汉译:天子、皇帝、君、万岁、上、主子、皇上、圣主、明君。《三合切音清文鉴》出现的九个专名的排序相对《御制清文鉴》来说有一定变化:abkai jui、hūwangdi 、han、ejen、dergi、dele、tumen se、enduringge ejen、genggiyen ejen。其在原书中所对应的汉语分别是天子、皇帝、君、主、上、皇上、万岁、圣主、明君。此前作为其作为蓝本的《御制增订清文鉴》的排序也是如此。三者的最大差别在于《御制清文鉴》“君部”中排列第四的tumen se(万岁)在《御制增订清文鉴》、《三合切音清文鉴》中名列第七,位次明显下降了三位,而原本只列第六的ejen(主子/主)则相应上升到第四位。约晚于《三合切音清文鉴》十年问世的《五体清文鉴》也全然遵循了这一调整后的排序。据此可知晚至18世纪后期,清朝官方最终正式钦定的君主称衔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前四位的排序依次是天子、皇帝、君、主。它们可以被区分为两类,即源自中原王朝政治传统的天子-皇帝以及来自内亚政治传统的君(汗~han)-主(额真~ejen)。综合以上各书排序的结果来看,无论是在相对较早的康熙年间,还是降至后来的乾隆晚期,清朝君主头衔遵循的排位原则均是天子-皇帝优先于君(汗)-主(额真)。以下再对产生这种现象的背景略作分析。

楼主 kxddws  发布于 2018-07-04 17:45:00 +0800 CST  
显而易见,这一排序的规则依据的是中原王朝的继往政治传统,即在这种君权观念中,天子和皇帝总是具有地位上的独尊排他性,我们或可将其定义为“普适性”(universal)的君主头衔。君和主的地位相对来说,就要低其一等。这正像在以实行分封制为基础的的西周至春秋时期,周天子以下的列国诸侯都可以被称为国君或邦君。以后在将曹魏尊为正统的《三国志》中,蜀吴两国的皇帝又一致被陈寿降格处理为“主”,以明示其与魏国君主独享的“帝”存在名分上的显著落差。降至北宋仁宗时期的宋夏和议谈判,其中一个争论最激烈的议题就是元昊所称帝号的存留与否,最后答成的折中方案即宋朝默认西夏统治者在其国内称帝,但当双方进行外交来往时,西夏方面则需改用“夏国主”的名义称臣于宋。故从这种政治伦理观念出发,惟有天子-皇帝才能真正据有天命,以此在普天之下,理论上只应该存在一个正统天子-皇帝,即使周边地区还有和中原王朝势均力敌的政治势力。由此其他的统治者则相应被置于地位相对次要的君、主、王等的地位上。这与匈奴时代结束以后的内亚政治文化中,各个强势政权的君主均可被称为可汗/汗在基本理念上截然不同。故天子-皇帝优先于君(汗)-主(额真)的次序安排既体现出前者作为普适性君主所具有的更为崇高的地位,也传递出在清朝的政治生活中,缺乏普适性君权观念的内亚政治传统逐渐退居于中原王朝政治传统之后的统治信念。

楼主 kxddws  发布于 2018-07-04 17:46:00 +0800 CST  
二、论“皇帝”(hūwangdi)在清朝君权中地位上升的历史过程 清代官修辞书中天子-皇帝在排序上先于汗-额真决非孤立的个别现象。它直观地表征出清朝君权的基本发展方向。以下试以其中在满汉文献中适用范围至广的皇帝(hūwangdi)一名被接受的历史为例,对此规律加以阐释说明。皇帝一词作为汉语借词被借入满语大致是在入关之前的皇太极统治的天聪、崇德年间。其中关于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正式称帝,确立国号的政治意义,学界仍有不同的看法。比较传统的观点认为这代表了由过去后金政权模仿蒙古制度转变到全面吸收汉制走向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新轨道。而皇太极的建号称帝不啻明清易代的序幕前奏。新近的研究转而强调皇太极崇德年间建立的新政权依然属于北亚特有的汗权体制,他个人所展示出的君主形象仍然还是满蒙汉三族共同拥戴的大汗。当然也存在将这两种观点进行折衷处理的意见。本文限于主题,无法对有关争论做出取舍判断,此处仅指出下列事实:虽然早在之前的天聪三年(1629)的满文原档中就已出现了“皇帝”一词,不过只是从崇德年间,它才被满洲人在其母语中真正用来称呼其君主。确切地说,具体是在崇德年间新修的《太祖实录》的满文本中指代努尔哈赤时,新出现的“太祖皇帝”(taidzu hūwangdi)一词替换了原先在天聪年间通用的“先汗”(nenehe han)。同时hūwangdi一词也出现在皇太极崇德年间给其父追尊的名号“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的满文对应名称内。可见崇德年间满洲方面业已普遍用它作为君主名号指代去世的努尔哈赤。只不过这一时期皇太极自己仅在汉语的场合下使用该词,即其称帝时所加的尊号“宽德仁圣皇帝”,至于其对应的满蒙文形式分别为gosin onco hūwaliyasun enduringge han和aγuta rüsiyegi nayiramtaγu boγda qaγan,均未出现“皇帝”一名。三者曾并列刻写在崇德年间的信牌上,汉字内容居中,满语和蒙古语内容各居左右两侧。据此推断在崇德年间指代当时君主的场合中,汉语的皇帝和满语的汗以及蒙古语的可汗大体处于平行的地位,暂时尚不能看出皇帝明显高于汗的迹象。

楼主 kxddws  发布于 2018-07-04 17:47:00 +0800 CST  
然而自从入关以后,皇帝一词在地位和重要性上逐渐开始凌驾于汗之上。顺治七年(1650)权倾一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去世后,朝廷为其追赠的正式名号是“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对应的满语作erdemu be mutebufi, doro be dasaha, gurun be badarambufi,gung be mutebuhe, irgen be elhe obuha, dasan be ilibuha, akdun ginggun,jurgangga hūwangdi,庙号成宗。故多尔衮逝后所享的名号在满汉双语中均是皇帝,而不再是汗和皇帝的并列呈现,尽管其生前被尊称的“皇父”一词对应的满语是han i ama(汗的父亲)。更能直观地反映出“皇帝”一词高于“汗”的则是顺治六年至十二年(1649-1655)完成的《太宗实录》的初纂满文本中,满文原档中的汗(han)被改换为《实录》中的皇帝(hūwangdi),相关名号在约同时修成的《实录》汉文本中自然也被译成了“皇帝”和“皇上”。此番改易的动机显然源自后来的清朝统治者渐渐萌生出皇帝在地位上较汗更为尊贵的君权意识。这同当初《元朝秘史》的晚期抄写者将早期文本中的“汗”尽可能地改写为地位比它更为尊贵的“可汗”的做法如出一辙。

楼主 kxddws  发布于 2018-07-04 17:48:00 +0800 CST  
反观俄国方面,实际上沿用的也是同样一套政治逻辑,即在其遵循的源自拜占庭东正教政教合一思想的君权观中,身为“第三罗马”继承人的罗曼诺夫系沙皇的君权威严无以伦比,这一点在前述俄使对理藩院官员的介绍中已表露得清晰无遗。同时俄国从顺治年间开始,就已估计到所谓的博格达汗其实并非清朝君主通常采用的自称性名号,故像最早在1653年派出的贝科夫使团,直到1675年出发的斯帕法里使团,均负有搜集清朝君主自称使用的准确头衔及其含义用法等信息的使命。故要说截止到1689年签约之时,已经多次遣使去过北京并打探情况的沙俄方面依然还对清朝君主的惯用称谓孤陋寡闻,只知晓博格达汗这个来自蒙古人的他称性君主称衔,那就让人感到难于理解。然而条约的俄文本中却还是以博格达汗称呼清朝君主,这就暗示出俄国人眼中的博格达汗的地位仅相当于内陆亚洲的某位汗王,这与同样以汗相称的准噶尔人、喀尔喀人以及中亚的布哈拉人、乞瓦人等的君长们并无本质差别,至多仅表明了他是一位成吉思汗后裔继承人(Chinggisid)而已,尚远不能在名分上和以凯撒继承者自居的沙皇分庭抗礼。因此清俄双方事实上共享有大致相同的政治理念,即作为普适性君主的皇帝/沙皇在地位名分上要优越于内亚君权传统中最为普遍的汗,后者通常只要求具备广义上的成吉思汗后裔的血统即可(无论他是成吉思汗直系、旁系或者母系的后代)。故清俄两国在反映各自君权意识的条约文本中都在把对方君主“内亚化”,将其矮化为比普适性君主低一等的统治者,不肯接受谈判对方的君主和自己的国君拥有名分上真正对等的地位。晚至雍正五年清俄两国再度签订《恰克图条约》时,其中满文本还是以“daicin gurun i hūwangdi”(大清国皇帝)的表述开头,大概是因为本年度的前些时候俄国尚处于女皇的统治下,所以满文本中直截把俄方君主称为“katun han”(可敦汗,女主之义)。

楼主 kxddws  发布于 2018-07-04 17:49:00 +0800 CST  
汗在清朝君权中的地位下降的另一因素则与清朝对外藩蒙古王公等政治集团的封授爵位有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喀尔喀三部因噶尔丹入侵而内附清朝以后,其统治上层即改由清朝君主按照汗、亲王、郡王等秩差进行授爵,内中的土谢图汗和车臣汗的汗号均得到了保留。因此,清朝君主不再是其统治区域内唯一的汗。故喀尔喀部汗爵制度的存在意味着君主与其下属享有同等的称号。这一事实促使清朝君主以后不得不在处理外藩边疆事务中相机减少单用汗名作为自称的场合,而在满文中多代之以额真-汗(ejen han)这样的二元式君主称衔。此外清朝君主在向边疆及邻境的政治势力颁发满文敕书时,辄以“奉天承运皇帝谕”的对应形式abkai hesei forgon be aliha hūwangdi i hese开首。像道光七年(1828)清朝皇帝致哈萨克汗位继承人的满文敕书中,即先书以上述语辞,继而在正文中又以amba enduringge ejen(“大圣主”)作为自称。于是整道敕书出现了皇帝和额真结合使用的情况。特别是在乾隆中叶以后,随着准噶尔汗国的终结,西北的哈萨克各部加强了与清朝的政治联系,其君长陆续向清廷提出封授汗、王、公、台吉的要求。这反过来更加强了清朝君主在其自我君权定位中,有必要降低汗的位次,并且强化皇帝和额真的地位,导致了额真一名在乾隆时期修成的《御制增订清文鉴》、《三合切音清文鉴》等的位次有所上升,最后它的标准汉语对译也由俚语化的通俗用词“主子”被润色为时常与“君”并列联用的“主”。

楼主 kxddws  发布于 2018-07-04 17:50:00 +0800 CST  
可以说,汗在崇德年间和多尔衮摄政时期曾经与汉文中的皇帝地位对等,彼此互译的现象,以后逐渐因为办理内政外交的需要而渐渐减少。这正是康熙后期成书的《御制清文鉴》改以汉语的“君”来对译满语的汗(han),并将其在“君部”的出现位次置于天子、皇帝之后的原因。据此,现存康熙满文遗诏中,他本人以hūwangdi(皇帝)而非han(汗)自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仅仅是在清朝的多数皇帝御玺中,满文的汗和汉文的皇帝才合璧出现,相互对译。这可视为清初汗一度等同于皇帝的传统观念在后来的个别孑遗。不过降至乾隆晚年,他为自己准备的“太上皇帝之宝”合璧御玺中,满文中的皇帝一词已换刻作hūwangdi而非此前常见的han。这正契合了汗在君权中地位下降的变化趋势。

楼主 kxddws  发布于 2018-07-04 17:51:00 +0800 CST  
清朝统治者对于“皇帝”一名的高度重视还表现在其竭力向满汉以外的其余各大族群也灌输这一名号及其含义。早在入关之际的顺治元年,清朝的官方蒙古语档案中就出现了作为汉语借词的皇帝(quwangdi)一名。这当然不宜将其仅归结为那些具体负责满蒙互译的笔帖式们的个人发明。比照元朝的情况,有助于明了此词进入蒙古语的全新时代背景。试看有元一代以及随后的北元时期,蒙古人使用的不少名号头衔如珲台吉、台吉、济农等均源自汉语,体现出汉地政治文化对其的持久影响;然而最为重要的皇帝一词却迟迟未能正式进入蒙古语中(至少以回鹘体蒙文而论),多限于在汉语场合下使用,蒙古语中辄以可汗与之对译,故皇帝和可汗的各自适用语境泾渭分明,极少重合。这也正是元朝政治带有双轨制特色的又一表征。想必在其统治者看来,凡属皇帝所含的各种义项,皆能用可汗一词准确无遗地表达传递,因此再将其纳入到自己的母语中纯属毫无必要的画蛇添足。这正反映了元朝君主还不能精确领会中原王朝的这一普适性君主名称和内亚政治头衔间的微妙差别。

楼主 kxddws  发布于 2018-07-04 17:52:00 +0800 CST  
然而,清朝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从顺治亲政开始,清帝就已经深刻体会到皇帝或天子的政治含义及权威决非汗可以囊括兼容,前者的尊贵程度也要相应高于后者。故从顺治时期在兴修《太宗实录》满文本时将原档的汗改为皇帝,一直到康熙时期的满文辞书《御制清文鉴》对各类君主名号进行综合排名等,均体现出其君权意识在入关以后经历了十分显著的变化。相反,在入关以前的满洲统治者那里,明朝皇帝仅被其在满文中称为某某汗,这体现出汗与皇帝完全等值。因此至少对入关以后的清朝君主而言,他绝不只是希望被本族人当作汗-额真,而是更加期望其身为皇帝-天子的高大君主形象也能被国内的各大族群普遍接受。正是在这种与元朝已有不同的君权观念的氛围下,皇帝一词才继此前进入到满语之后,又被有意识地输导入蒙古语中。

楼主 kxddws  发布于 2018-07-04 17:52:00 +0800 CST  
皇帝一名进入到蒙古语中逐渐造成了在传统蒙古君权观念中地位最高的可汗的名次下降。试以前述《三合切音清文鉴》为例,可汗只得与汉语的君,满语的汗(han)相对译,因此在排序上自然也就被调整回落到了第三位,屈居于天子与皇帝之后。至于在蒙古传统君权观念中与可汗密不可分的身份犹如皇后的可敦(qatun),地位更是跌落的极其明显,其在《三合切音清文鉴》中仅能被用来对译亲王福晋、郡王福晋、贝勒福晋、贝子福晋中的福晋一词,故其连续排在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皇太子妃、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主、县主、郡君、县君的后面,可谓在“君部”的第二大类后妃部中名列榜尾。因此,可汗-可敦位次的双双下降恰好衬托出皇帝-皇后的地位荣升。考虑到《三合切音清文鉴》的使用对象并不限于满汉群体,那么这类君号排序上的此消彼长则反映出当时的朝廷意图将以皇帝为中心的君权观进一步宣扬渗透至蒙古人中,借以改造在蒙古社会中固有的惟汗是尊的政治传统。

楼主 kxddws  发布于 2018-07-04 17:53:00 +0800 CST  
清朝进而将皇帝的名号推广至满蒙以外的其他族群。以藏地为例,从《西藏历史档案公文选》所收的清代藏文诏敕来看,早在康熙十八年就已出现了直接音译而来的hong de(皇帝)一名,以后它在此类文献中又屡有出现。以后乾隆晚期的《五体清文鉴》中,皇帝一词的藏语和察合台语形式也一律采取了音译借词的形式。而像藏语传统中称代君主,并与汉语中的皇帝长期保持对译关系的rgyal-po也随之降到了第三的位置,以与汉语的君,蒙古语的可汗,满语和察合台语的汗相当。虽然《五体清文鉴》的存世数量殊为稀少,但它作为清朝官修的最大一部多语种合璧辞书,其在“君部”条目中的如此处理却充分体现了皇帝一名在位次上优先于内亚传统中流行的形形色色的各类君主称号,这也彰显出此时已彻底完成全国统一,在事实上身为各族共主的乾隆帝在政治领域中最为看重的君主称号还是汉制中的皇帝以及名义上还在它之上的天子。

楼主 kxddws  发布于 2018-07-04 17:55:00 +0800 CST  
三、试析文殊菩萨和转轮王为何会在“御制”类辞书的君主名称中双双缺席 从早期的《御制清文鉴》到晚期《御制五体清文鉴》等官修辞书中的“君部”中另一值得深究的共同现象就是,像文殊菩萨化身和转轮王这类带有佛教化色彩的名号始终未被列入清朝君主的众多正式名称中。这显然是对“共时性君权”所强调的清朝君主以此类形象示人(即使其针对的只是特定群体)的观点提出了十分有力的反证。下面拟对相关原因进行分析。

楼主 kxddws  发布于 2018-07-04 17:56:00 +0800 CST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范福和(D.M. Farquhar)在1978年发表的全面论证元清两朝君主具有文殊菩萨化身形象的长文《皇帝即菩萨》的最后部分中,提出了和该文前面的论证主旨明显有别的观点,即在如何看待自身被赋予的这种菩萨帝王的问题上,元清两朝皇帝的君主观念存在差异。对于清朝君主来说,虽然其也接受了藏传佛教对自己的这种宗教定位,但尽量避免公开将自己称作文殊化身之类的菩萨,包括像本自宫廷的《清高宗文殊化身图》之类的艺术作品也不能作为清帝对外公开表明其拥有这种佛教化君主身份的证据。在范福和看来,清朝君主的这种迥异于元朝帝王的政治观念来源于其深知自己的统治是以汉地(China)作为本位,因此其个人展示出的君主形象也要相应符合汉人(Chinese)和儒家的观念认知,故有必要在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中采取一种反对宗教干预政治的倾向,所以并不积极主动地对外宣扬自己的这种“菩萨即皇帝”的君主形象。耐人寻味的是,范福和论文前面部分中关于藏传佛教界将清帝认同为文殊化身过程的叙述恰恰成为了“共时性君权”得以立论的主要基石,因此在相关学者论证这一理论或命题的著述中,该文常常被当作极其重要的必引文献列入参考注释中,可是此文最后部分的这一转折性论述却被这些持“共时性君权”观念的学者刻意回避了,从不对此稍加提示或者加以说明,以致让那些未曾浏览过原文的读者很容易轻信范氏本人的学术立场与引用者的观点完全一致。这种对著者原意有失完整的选择性征引自然难称严谨。其间也有个别学者注意到范氏论点中的后一部分,但仍未就此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

楼主 kxddws  发布于 2018-07-04 17:56:00 +0800 CST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清朝宫廷艺术史研究的极大进展,一幅幅以反映乾隆帝的文殊菩萨形象为主题的清宫唐卡绘画呈现在世人面前。一位专门研究这批艺术品的学者据此认为,此前的元明君主在西藏喇嘛面前只能作为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对其顶礼膜拜,而清朝君主则自称其本人就是文殊菩萨化身的转轮圣王,从而将自己创造性地转化为大众的膜拜对象。当这批画工精美,装潢富丽,惟妙惟肖地将乾隆描绘成菩萨的御容唐卡展现在大众眼前时,强烈的视觉观感效果很容易让人们认定它们确凿无疑地证实了乾隆帝本人是在其帝国臣民面前主动彰显其身为菩萨的神圣形象,从而忽略之前范福和所做的专门提醒。与之相似的是,当有的学者在参观乾隆地宫发现灵柩附近刻写的都是藏、梵文经咒而没有其他文字时,即将其作为“共时性君权”下的君主形象多面性的直接证据。然而在这类看似有力的实物证据面前,笔者认为恰恰存在着明显的可议之处。

楼主 kxddws  发布于 2018-07-04 17:57:00 +0800 CST  
从理论上看,人类学研究中高度重视“自我”与“他者”给我们处理本课题时带来的最大启发,就是在观察清朝君主名称的多元性时,有必要先分辨清楚哪些是属于其主动的“自称”,而哪些则仅属于对“他称”的一种接受,并且还应进而澄清这两类不同的名称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各自处于何种不同的地位,尤其应该关注那些“他称”性称呼究竟是在何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才得以使用。最后我们还应回到整个国家统治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即关注这两大类不同的名称究竟是和如何与君主制度中的各项基本内容相结合的。以下的分析考察即以上述指导思想作为中心。

楼主 kxddws  发布于 2018-07-04 17:58:00 +0800 CST  

楼主:kxdd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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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8-07-05 01:41:00 +0800 CST

更新时间:2020-11-20 11:51:33 +0800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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