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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遣彰国节度使萧禹厥将奚、契丹五万会北汉兵入寇，北汉主自将兵二万自阴地关寇晋州。丁未，军于城北，三面置寨，昼夜攻之，游兵至绛州。.......甲子，以王峻为行营都部署，将兵救之。.......庚子，王峻至绛州。乙已，引兵趣晋州。晋州南有蒙坑，最为险要，峻忧北汉兵据之。是日，闻前锋已度蒙坑，喜曰："吾事济矣！".......北汉主攻晋州，久不克。会大雪，民相聚保山寨，野无所掠，军乏食。契丹思归，闻王峻至蒙坑，烧营夜遁。峻入晋州，诸将请亟追之，峻犹豫未决。明日，乃遣行营马军都指挥使仇弘超、都排陈使药元福、左厢排除使陈思让、康延沼将骑兵追之，及于霍邑，纵兵奋击，北汉兵坠崖谷死者甚众。霍邑道隘，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汉兵得度。药元福曰："刘崇悉发其众，挟胡骑而来，志吞晋、绛。今气衰力惫，狼狈而遁，不乘此翦扑，必为后患。" 诸将不欲进，王峻复遣使止之，遂还。契丹比至晋阳，士马什丧三四。萧禹厥耻于无功，钉大酋长一人于市，旬馀而斩之。

第一。依通鉴所记，此次攻晋州的主力似乎是契丹军，而非北汉军。除了两军兵力上直接显见的差距外，通鉴还几次暗示契丹的主导地位，如：“契丹烧营夜遁”、“契丹士马什丧三四”、”萧禹厥耻于无功”。
果真如此？
查比通鉴成书早百多年的旧五代史，其周太祖本纪里载有当时的奏报与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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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午，晋州巡检王万敢奏：河东刘崇入寇，营于州北。辛亥，潞州奏：河东贼军寇境。......十二月戊子朔，诏：以刘崇入寇，取当月三日暂幸西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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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纪中皆只提北汉入侵，而不提契丹大军。再查其书的刘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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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自领兵由阴地关寇晋州，乞师于契丹，契丹以五千骑助之，合兵以攻平阳，又分兵寇昭义。周太祖遣枢密使王峻等率大军以援晋、绛，崇闻周师至，遂焚营而遁。是岁，晋、绛大雪，崇驻军六十余日，边民走险自固，兵无所掠，士有饥色，比至太原，十亡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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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传提到了契丹援军，但仅记为五千人，而非五万，主力显然是北汉。通鉴是从以上这段中采选了部分内容的，但却没有全照抄。如通鉴没有取五千的兵力数（五万之数当是抄自同样晚出的新五代史），又如在“比至太原，十亡三四”前增出“契丹”两字，以强调契丹损失惨重。

再看这个通鉴所记契丹统军“彰国节度使萧禹厥”，也十分滑稽。彰国军，即应州，是石晋割属契丹的十六州之一。而契丹治下的燕云十六州兵力，据曾为契丹幽州节度使赵延寿幕僚的燕人宋琪上宋太宗的奏议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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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部落吐渾、沙陁洎幽州管內雁門已北十餘軍州，部落、漢兵合二萬餘眾，此是石晉割以賂戎之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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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共也就是两万多人。而彰国节度使只不过领十六州中的山后五州屯兵的其中一支，其地位和数量都远不及山前屯兵（主要集中在幽州），统兵能否过千都是大问题，何况是统兵五万了！至于通鉴还说这位彰国节度使事后杀一个所谓“大酋长”泄愤，就更有点荒唐了。
不过言归正传，实际按辽史，此番契丹统帅根本不是什么彰国节度使萧禹厥，而是渤海人高模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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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历二年六月）壬寅，汉为周所侵，遣使求援，命中台省右相高模翰赴之。......十二月癸未朔，高模翰及汉兵围晋州。......三年春闰正月壬午朔，汉以高模翰却周军，遣使来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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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在年份上记错了一年，但此役统帅是谁却很明确。这里先说高模翰此人所掌握的总兵员，以下仍据燕人宋琪所介绍的契丹军力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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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渤海首領大舍利高模翰，步騎萬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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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兵员万余人，但此数并不是其每次动员参战的兵数。下面就列举几个时间在晋州之战前后的，在单次会战中高模翰所统兵力记录。

战例一：
后晋开运三年十一月（即晋州之战五年前）高模翰在瀛州北与晋军交战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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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高模翰传：
【晋以魏府节度使杜重威领兵三十万来拒，模翰谓左右曰：“军法在正不在多，以多陵少，不义必败，其晋之谓乎！”诘旦，以麾下三百人逆战，杀其先锋梁汉璋，馀兵败走。手诏褒美，比汉之李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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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五代史梁汉璋传：
【寻以杜重威北讨，诏以汉璋充北面马军都排阵使，遣收淤口关，与契丹骑五千相遇于浮阳之北界，苦战竟日，以众寡不侔，为流矢所中，殁于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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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交战双方的记载。辽史高模翰传极度夸张了敌方兵力，又称高模翰发扬“骑士精神”，故意只领少数兵力出战，且为了突出传主个人，完全不提契丹南、北两大王也参战的事实（辽史本纪与耶律洼传有载）。由此判断，该传的说法很不靠谱（个人以为极可能是源自高模翰的碑志家传）。但好在还有敌方记载作参照。本着己方记录不致于缩小敌方参战兵力这一原则，旧五代史梁汉璋传所记五千敌兵当为契丹兵力可能的最大值。那么，在这五千兵力中扣除南、北两大王所辖兵力，高模翰所统兵力当至多在一两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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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例二：
后周广顺二年九月（即晋州之战后不到一年）高模翰率兵侵深州、冀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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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何继筠传：
【契丹将高模翰率二千骑扰深、冀，以苇栰度胡卢河。继筠与虎捷都指挥使刘诚诲率兵拒之，至武强，获老稚千余人，模翰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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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只有敌方的单方面记载。此战实为何继筠、刘诚诲二将不敢击敌，眼看着被掳民众遭契丹屠杀（见旧五代史本纪），而何继筠本传所言明显是在为其遮丑。故几乎可以肯定该传所宣称的敌方兵力是有所夸大的。也就是说，此役高模翰领兵当少于两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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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例三：
后周显德四五年间（即晋州之战后六七年）高模翰率兵侵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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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张藏英传：
【契丹将高牟翰以精骑数千扰边，藏英逆击于胡卢河北，自旦至晡，杀伤甚众，值暮收兵，契丹遁去。后因领兵巡乐寿，契丹幽州骁将姚内斌侦知藏英兵少，以精骑二千阵于县之北，藏英率麾下击之，自辰及申，士皆殊死战，内斌遂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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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只有敌方的单方面记载。但通过同传稍后描述的一次会战可知，张藏英传也脱不出传记溢美夸张的通病。此传提到的姚内斌是契丹瓦桥关使，按其本传，显德六年举城降周世宗时领兵不过五百。而张藏英传却称姚内斌领“精骑二千”出战，太夸张了。所以有理由认为，该传宣称高模翰领兵数千多半也是夸张了的。

再从当年的宏观局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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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会要：
【周广顺元年正月，太祖命左千牛卫将军朱宪往修和好，永康王亦遣使报命，献良马四匹。太祖复遣尚书左丞田敏、供奉官蒋光遂衔命往聘。其年四月，田敏等回，永康王遣使献碧玉金镀银裹鞍辔，并马四十匹。其月，太祖又命左金吾将军姚汉英、左神武将军华光裔往使。其年九月，永康王为部下太宁王所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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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田敏传：
【周广顺初，改左丞，遣使契丹，将岁赂钱十万贯，止其侵剽，契丹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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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兀欲立五年，会诸部酋长，复谋入寇，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强之。燕王述轧与太宁王呕里僧等率兵杀兀欲于大神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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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本纪：
【（天禄五年）九月庚申朔，自将南伐。壬戌，次归化州祥古山。癸亥，祭让国皇帝于行宫。群臣皆醉，察割反，帝遇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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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方面当时正与后周和谈，在和议未成之际，辽主打算集结诸部发动亲征（大约是想加大军事威胁），然却中途被弑，没能成行。由此来看，在紧接着发生的晋州之战中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契丹主力大军参战。结合前面的讨论，往助北汉的高模翰所部定是支数量不多的先头部队。

第二。
通鉴又记周军追击撤退的联军，并于霍邑大败之，敌兵“坠崖谷死者甚众”。
果真如此？
首先查各参战者的传记，此说是很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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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五代史王峻传：
【广顺元年冬，刘崇与契丹围晋州，峻请行应援，太祖用为行营都部署......峻军既过绛郡，距平阳一舍，贼军燔营狼狈而遁。峻入晋州，或请追贼，必有大利，峻犹豫久之。翌日，方遣骑军袭贼，信宿而还。向使峻极力追蹑，则并、汾之孽无噍类矣。峻亦深耻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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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五代史王峻传：
【刘旻攻晋州，峻为行营都部署......峻军出自绛州，前锋报过蒙坑，峻喜，谓其属曰：“蒙坑，晋、绛之险也，旻不分兵扼之，使吾过此，可知其必败也。”峻军去晋州一舍，旻闻周兵大至，即解去。诸将皆欲追之，峻犹豫不决。明日，遣骑兵追旻，不及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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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药元福传：
【刘崇引契丹扰晋州，命枢密使王峻率兵拒之，以元福为西北面都排阵使。军过蒙坑，崇夜烧营遁。峻令元福与仇超、陈思让追至霍邑，既行，又遣止之。元福谓思让等曰："刘崇召契丹扰边，志在疲弊中国，今兵未交而遁，宜追奔深入，以挫其势。"诸将畏懦，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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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陈思让传：
【俄遣王峻援晋州，以思让与康延昭分为左右厢排阵使，令率军自乌岭路至绛州与大军合。崇烧营遁去，思让又与药元福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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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王彦超传：
【与枢密使王峻拒刘崇于晋州，彦超以骑兵进，崇遁去，授建雄军节度。复以所部追贼至霍邑，贼步骑堕崖谷死者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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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峻与药元福的传记皆称周军行动迟疑，并没有追及敌人，双方未曾交兵。宋史陈思让传言语含糊，只言“袭之”。而宋史康延沼传直接不书此战。唯宋史王彦超传，声称追击破敌“堕崖谷死者甚众”，与通鉴同。
以上各传的说法哪种为可靠？其实丝毫不难判断。传记中多得是不实的自我吹嘘，而少数自揭其短的内容却不会是轻率载入的。从这个角度分析，显然王彦超传的说法不如王峻与药元福传的说法可信。
此外，旧五代史刘崇传（见前引）称此役北汉军损失惨重是因为恶劣天气及补给短缺，却只字不提周军的追击。与周方各将领的传记不同，北汉主刘崇是入了“僣伪列传”的，他的传记内容自然不可能是来源于其子孙的吹嘘美化。该传没有任何理由为北汉的失败找借口，而去贬损周军的战功。故北汉军主要损失为非战斗减员，而非因周军追击杀伤，此当属实。
再看册府元龟所录周军统帅王峻当时的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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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枢密使王峻征并寇，遣供奉官梁奏：臣部领大军至晋州，翌日遂攻，刘崇焚烧其砦栅，弃甲遁去，臣当时入城镇安抚，遣行营马军都指挥使仇弘超、左厢排阵使陈思让、都排阵使药元福、右厢排阵使康延沼等领骑军掩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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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参加追击的是仇弘超、陈思让、药元福、康延沼四人，并没有王彦超。如果王彦超仅是个官职低微的小人物，或可用忽略来解释，然而王彦超是此役周军中的二号人物，地位还高于以上四人，奏报中决不应忽略不提。因此，王彦超实际上应当是连追击行动都没有参与，所谓破敌云云皆是其本传的胡说。

最后回头看通鉴的记述。
通鉴显然抄了奏报中仇弘超等四人参与追击的内容，但有趣的是，其后文却又接上了一段王彦超传的字句（元修宋史成书较通鉴晚，当然不能说通鉴是直接抄宋史传记。但是宋史传记本之宋朝国史传记，而宋朝国史传记是通鉴的参据史料之一。所以实际上宋朝国史传记是通鉴与宋史传记的共同史源）。取自王峻传与药元福传的内容，通鉴也做了不少取舍删改，以使整段内容不致有冲突。
通鉴对于这些原材料基本上是各取所需，就是挑出各种北军倒大霉的记载凑合到一起（还包括部分前史未见的记载，比如斩大酋长泄愤之事，怀疑其出自某些笔记小说）。应该说通鉴的这种夹带私货的拼凑至少在写作层面上来讲是颇成功的，观其本身的叙述挑不出什么毛病（这点很多古代史家还做不到）。不过文学写作上的成功，掩盖不了史实考证的不严谨、不求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