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文礼:试论(2、再论)唐末五代代北集团的形成(2、成立)



楼主 koei184  发布于 2016-01-30 18:46:00 +0800 CST  
题目不给写太长 就略写了


一 试论唐末五代代北集团的形成
二 再论唐末五代代北集团的成立

楼主 koei184  发布于 2016-01-30 18:51:00 +0800 CST  
一 试论唐末五代代北集团的形成

楼主 koei184  发布于 2016-01-30 18:51:00 +0800 CST  
内容提要:所谓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是指从唐末以来兴起于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内蒙古中部一带,以沙陀三部落为核心,融合奚、突厥、吐谷浑、达靼等所谓五部之众以及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的军人政治集团。这一集团是唐末李克用太原割据政权、五代后唐、后晋、后汉三王朝以及北汉小朝廷统治的主要社会基础。本文即对这一集团的形成经过以及组成成分进行了考察。

关键词:代北集团、沙陀三部落、五部之众、李克用。

楼主 koei184  发布于 2016-01-30 18:52:00 +0800 CST  
陈寅恪先生曾用四个政治集团的发展演变来分析唐朝三百年的历史,这四个政治集团即关陇集团、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安史之乱后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的长安集团、以及“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的河北藩镇集团【1】。众所周知,唐朝从黄巢起义以后的历史,基本上是以李克用和朱全忠两大势力集团为中心而展开的,五代五朝中,除朱梁外,其余四朝均出自李克用这一系统,甚至北宋王朝,亦与李克用集团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李克用政治集团,既不同于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长安集团,也有别于他所说的河北藩镇集团,它是唐末兴起于代北地区——即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内蒙中部一带,以沙陀三部落为核心,融合突厥、回鹘、吐谷浑、奚、契苾、达靼等所谓五部之众以及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而组成的一个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军人政治团体。因为它是从代北地区兴起的,故我们将其称之为代北集团。本文即拟对这一集团的形成过程及组成成分进行一些考察。

楼主 koei184  发布于 2016-01-30 18:52:00 +0800 CST  
一、代北集团的形成

代北集团的形成和壮大,是与沙陀势力的消长直接相关的,因此,这里主要以沙陀的发展为线索进行考察。沙陀人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自灵州迁往代北地区后,大致经历了朱邪执宜、朱邪赤心(即李国昌)和李克用祖、孙三个发展阶段。


1、朱邪执宜阶段

关于朱邪执宜的事迹,史籍中留下的记载不多,据《新唐书·沙陀传》,元和四年(809),朱邪执宜率部进入代北后,屯守神武川之黄花堆,其部落更号为“阴(按“阴”当为“陉”之讹)山北沙陀”。元和五年,宪宗伐镇州,朱邪执宜以军七百为前锋。镇兵解,因功迁蔚州刺史。元和八年,回鹘过碛南取西受降城、柳谷地,诏执宜屯天德以备之。元和九年至十二年唐朝讨伐淮西,长庆元年(821)讨伐成德,朱邪执宜均率部参加,后入朝留宿卫,拜金吾将军。大和四年(830),柳公绰奏授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

朱邪执宜阶段,代北集团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实现了沙陀同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的密切结合,形成了所谓“沙陀三部落”。

所谓六胡州,是指唐前期设置在灵、夏二州之间(今宁夏、陕北和内蒙伊克昭盟南部)的鲁、丽、含、塞、依、契6个胡人州,昭武九姓胡人即粟特人,史籍中往往将他们称之为六胡州人。安史之乱中,他们曾在安禄山部将阿史那从礼的引诱下叛唐,被朔方军和回纥联军击败。六胡州胡人一部分随安史叛军到了范阳,并入史思明部;而另一部分则迁至石州(治今山西离石)一带。德宗贞元二年(786),马燧率河东兵击吐蕃,“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迁于云、朔之间”【2】。

沙陀人与昭武九姓胡人的密切关系,从“沙陀三部落”这一称呼中就足以看出。所谓沙陀三部落,是指沙陀、安庆、萨葛(又称薛葛、索葛)三个部落。其中安庆、萨葛均为昭武九姓胡人部落【3】。从现有材料看,“沙陀三部落”的称呼最早出现在文宗开成中。《旧唐书》卷161《刘沔传》:“开成中,党项杂虏大扰河西,沔率吐浑、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诸族万人、马三千骑,径至银、夏讨袭。”但是,沙陀与六胡州胡人建立密切关系并不始于此时。同书卷165《柳公绰传》:“大和四年,复检校左仆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陉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绰至镇,召其酋朱邪执宜,直抵云、朔塞下,治废栅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御匈奴。其妻母来太原者,请梁国夫人对酒食问遗之。沙陀感之,深得其效。”《通鉴》卷244太和四年三月记此事更为完整,明确指出柳公绰奏以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又将“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改作“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募兵三千付之”改作“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当更得其义。

沙陀“素骁勇,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朱邪执宜出任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这无疑对沙陀征服代北各族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所以,尽管“沙陀三部落”的称呼出现在开成中,安、康、史、何等昭武九姓胡人的大量出现更晚至李克用时,但可以断定,沙陀与六胡州胡人结成至为密切的关系,从朱邪执宜时就已开始。武宗会昌四年(844)唐朝讨伐昭义镇时,沙陀马军500人随河东行营节度使石雄出征。晋州刺史李丕“缘扬言作乱”,“杀安义节之子”。李德裕写了一篇《奏晋州刺史李丕状》,其中有“安义节管沙陀兵马三十余年”【4】云云。“安义节”,从其姓名看,当为昭武九姓胡人。其“管沙陀兵马三十余年”,即从宪宗元和中即已开始。亦说明沙陀与昭武九姓胡人在朱邪执宜时就已建立了密切关系。

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与沙陀的密切结合,在代北集团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沙陀人从唐末割据争霸到五代建立王朝,无时无处不有昭武九姓胡人的重要贡献。如李克用部将中和后唐、后晋、后汉诸王朝文武官僚中大量安、康、史、何等姓胡人的存在,都说明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同沙陀人一起,是代北集团中的核心和中坚力量。



楼主 koei184  发布于 2016-01-30 18:54:00 +0800 CST  
2、朱邪赤心(李国昌)阶段

朱邪执宜大约死于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子赤心嗣。朱邪赤心继续为唐效力,曾率部参加了武宗会昌年间(841—846) 唐朝讨伐回鹘和昭义镇的战争,会昌四年泽潞平后,因功迁朔州刺史、代北军使。宣宗大中元年(847),吐蕃结党项及回鹘扰河西,朱邪赤心率部随河东节度使王宰出征。大中三年,征西戍罢,朱邪赤心被任命为蔚州刺史、云州守捉使。咸通九年(868),庞勋起义爆发后, 朱邪赤心又率部随康承训前往镇压,因功被唐授予大同军防御使(后迁鄜坊、振武节度使)的职务,并赐以宗姓,这在沙陀即代北集团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沙陀人从元和三年内迁后,始终受到唐朝的防范和限制。他们之所以从灵州迁往代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朝议以沙陀在灵武,迫近吐蕃,虑其反复”【5】。然而就在沙陀迁到代北不久,接替范希朝任河东节度使的王锷又以“朱邪族孳炽,散居北川,恐启野心”,建言“析其族隶诸州,势分易弱也”。唐朝“遂建十府以处沙陀”【6】。所谓“十府”的府名及性质已不可考,不过它是唐朝削弱、限制沙陀势力发展的一种手段,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以后,随着沙陀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领属它的河东节度使“或要之诅盟,质之子弟”【7】;或以衙将出任朔州刺史,兼当地军使和沙陀三部落防遏都知兵马使 【8】;以此进行防范和控制。朱邪执宜、赤心父子虽然为唐朝屡建战功,但唐授与他们的职务都不过为一州刺史,隶属河东节度使管辖。沙陀人出征,也要受他军的节制,元和时隶属忠武军,之后隶属河东军。这一切,无疑对沙陀势力的发展不利。

李国昌出任大同防御使,并进而出任鄜坊(即鄜延)、振武节度使后,上述局面大为改观。大同、鄜坊甚至当时的振武虽都算不上是强藩大镇,但作为一级地方藩镇,它享有与其他藩镇一样直属中央的权利,从而不再受他镇的约束。特别是作为地方节帅,它比一州刺史拥有更大的权力和号召力。

沙陀本西域小族,其社会地位不仅不能同中原汉族士大夫相比,即使在内迁各族中,也是微不足道。《旧五代史》卷91《康福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后唐明宗时,康福出任河西节度使,“有末客姓骆,其先与后唐懿祖来自金山府,因公宴,福谓从事辈曰:‘骆评事官则卑,门族甚高,真沙陀也。’闻者窃笑焉。”“夷狄贵沙陀”【9】,所以康福将沙陀人看作为“门族甚高”的一族,但却受到士人出身的“从事辈”的“窃笑”。在沙陀人做了天子的后唐时期尚且如此,那么在沙陀势力刚刚崛起的唐末,其社会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朱邪赤心因镇压庞勋而被赐予“李国昌”之名,“预郑王属籍”【10】。这对沙陀人来讲,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是他们抬高社会地位的极好机会。事实也的确如此,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之所以能得到汉族士大夫们的普遍认可;宋人将沙陀人李存勖建立的后唐看作是正统,这与历来主张“华夷之辨”的中国传统观念大相径庭,而宋人这一观念的出现,无疑与朱邪氏被赐予李唐宗姓有极大的关系。

关于李国昌的卒年,《旧唐书》卷19下《僖宗纪》、《旧五代史》卷25上《唐武皇纪》均作中和三年(883),《新唐书·沙陀传》作光启三年(887)。不过,李国昌究竟死于何时,这并不重要,因为李国昌在世时,代北集团的核心领导权已经转移到了李克用的手中。



楼主 koei184  发布于 2016-01-30 18:54:00 +0800 CST  
3、李克用阶段

李克用生于大中十年(856)九月。关于他早年的经历,《旧五代史·唐武皇纪上》云:“献祖之讨庞勋也,武皇年十五,从征,摧锋陷阵,出诸将之右,军中目为‘飞虎子’。贼平,献祖授振武节度使,武皇为云中牙将。……及壮,为云中守捉使,事防御使支谟。”段文楚接任云中防御使后,李克用任沙陀三部落副兵马使,戍守蔚州。

李克用在代北集团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在杀害段文楚事件中就已显露出来。

段文楚事件发生的时间,史籍有咸通十三年(872)、乾符元年(874) 、 三年(876)和五年(878)等多种记载。司马光采纳了乾符五年说。而关于段文楚被杀的原因,旧史多说是由于“代北荐饥,漕运不继,文楚颇减军士衣米,又用法稍峻,军士怨怒”【11】所致。日本学者堀敏一氏也认为:“叛军拥立李克用的事件,虽然存在着边境这一特殊条件,其实不过是唐末常见的藩镇兵士叛乱”【12】。诚然,这种由于节帅优赏不周而遭致部下杀害的事件在唐末层出不穷,不过,段文楚被杀事件发生的真正的和更为深刻的原因,正如事件的策划者和主谋之一李尽忠所言,是“今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贵之秋也。……李振武(按即李国昌)功大官高,名闻天下,其子勇冠诸军,若辅以举事,代北不足平也”【13】,即乘“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之际,割据代北地区。

沙陀人虽然从元和四年进入代北后,就开始经营此处,但由于唐朝的防范和限制,他们在代北并没有建立起稳固的统治,朱邪执宜、赤心父子时而被任命为蔚州刺史,时而被任命为朔州刺史,并且不时被征发率部去屯天德、戍河西。朱邪赤心(李国昌)虽因镇压庞勋而先后被任命为云中、鄜坊、振武节帅,但也只能是不在此即在彼,却不能将整个代北据为己有。史称段文楚被杀之后,唐朝曾以“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为大同节度使,以为克用必无以拒也”。 然而“李国昌欲父子并据两镇,得大同制书,毁之,杀监军,不受代”【14】,即说明李国昌父子欲将整个代北据为己有的野心。而由此我们也不得不对这次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和主谋到底是谁而产生怀疑。

旧史将杀害段文楚的策划者和主谋归结于沙陀兵马使李尽忠和云中牙将康君立等,而李克用则是被动被推上台的,但是,也有一些史籍记载此事为李克用所为,如《实录》说:“乾符元年十二月,李克用杀大同防御使段文楚,自称防御留后 【15】。《旧唐书·懿宗纪》咸通十三年十二月亦载:“是月,李国昌小男克用杀云中防御使段文楚,据云州,自称防御留后。”结合日后“李国昌欲父子并据两镇”的情况,很有可能李克用才是策划杀害段文楚事件的真正主谋,至少也是主谋之一。因为杀害唐朝地方藩帅,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故后人对李克用有所避讳。

然而,唐朝尽管已经是“皇威不振”,却也不能容忍李克用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唐任命卢简方为大同军防御使,令其谕李国昌:“克用暂勿主兵务,束手待朝廷除人。”【16】当李国昌父子拒命后,便发动河东、幽州、昭义诸镇及吐谷浑赫连铎进讨。广明元年(880)六月,沙陀酋长李友金及萨葛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等率沙陀三部落降唐。七月,李克用、李国昌父子连败,部众溃散,李氏父子、宗族及康君立等北入达靼。唐以吐谷浑赫连铎为大同军防御使,白义成为蔚州刺史,米海万为朔州刺史,振武帅位也落入吴师泰之手,不久又落入契苾璋之手。李克用不仅未能“旬日而定代北之地”,而且将朱邪执宜、朱邪赤心(李国昌)苦心经营数十年的代北地盘丧失殆尽。这在代北集团即沙陀的发展史上,是一次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攻占长安,这为沙陀势力的复兴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中和元年(881)二月,李友金奉命率沙陀、萨葛、安庆三部落及吐谷浑诸部5000人入援京师。李友金行至绛州,绛州刺史沙陀人瞿稹谓监军陈景思:“贼势方盛,未可轻进,不若且还代北募兵。”【17】遂又返回代北。半月间,募兵3万,“皆北边五部之众”。李友金又对陈景思说:“兴大众,成大事,当威名素著,则可以伏人。今军虽数万,苟无善帅,进亦无功。吾兄李司徒父子,去岁获罪于国家,今寄北部,雄武之略,为众所推。若骠骑急奏召还,代北之人一麾响应,则妖贼不足平也。”陈景思“然之,促奏行在”【18】。

李友金为李克用的“族父”,他从行至绛州又返回代北,从兵力不足“未可轻进”到“军虽数万,苟无善帅,进亦无功”,最后不得不请李克用父子出山,都是打着为唐平“乱”的幌子。然而李友金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却很值得怀疑。王夫之说李友金在广明元年六月降唐时,就是李克用“遣李友金伪背己以降而为之内谋”【19】,这恐怕未必是事实。不过,李友金希望沙陀势力再度复兴,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于是他利用为朝廷平“乱”的机会,名正言顺地招兵买马,聚集力量,最后又名正言顺地请李克用出山,因为正如他本人所说,李克用父子“雄武之略,为众所推”,所以他把沙陀复兴的希望寄托在李克用父子身上。而李克用也没有辜负这位“族父”的期望,他不仅恢复了沙陀人在李国昌时期的鼎盛,而且建立了一个以沙陀人为核心的强大的地方割据政权,为五代沙陀三王朝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楼主 koei184  发布于 2016-01-30 18:54:00 +0800 CST  
二、代北集团的组成


中和三年(883)五月,李克用因镇压黄巢之功被唐朝任命为河东节度使,从此,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以河东为基地展开霸业,而代北集团亦在河东形成了它的最后格局。


日本学者周藤吉之氏曾对五代节度使的牙军进行了研究,指出当时的牙军和作为藩帅的各王朝的始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创建王朝时,他们是集权力量的核心【20】。李克用虽未及创建王朝,但却直接导致了后唐的建立,他的统治力量的核心无疑亦是牙军,故我们这里即从牙军谈起。


李克用的牙军有义儿军、决胜军、铁林军、横冲军、突骑军、亲骑军、突阵军、五院军、飞骑军、雄威军、厅直军、万胜黄头军、匡霸军、飞腾军、马前直军等等军号,周藤氏列举出的牙将有李克修、李克恭等46人。除周藤氏所列举出的46人之外,象康延孝、张廷裕、何怀福、阿登啜(杨光远父)、郭绍古、杜汉徽、安怀盛(安叔千父)、史敬思(史建瑭父)、臬捩鸡(石敬瑭父)、杜堆金(杜重威父)、王思同、刘琠(刘知远父)、周密、安福迁、安福顺、安福庆兄弟以及安金俊、安休休等,亦都在李克用军中任职,而且如史敬思、安金俊、安休休、安福迁兄弟等,都是有名的军将。兹将其中籍贯或部族可考者列表于下:

楼主 koei184  发布于 2016-01-30 18:56:00 +0800 CST  
姓名 籍贯或部族 任职 卒年 出处
李克修 沙陀 左营军使 890年 《旧史·本传》
李克恭 沙陀 决胜军使 890年 《旧史·本传》
李克宁 沙陀 蕃汉都知兵马使 908年 《旧史·本传》
李嗣昭(本姓韩) 汾州 衙内指挥使 922年 《新史·本传》
李嗣本(本姓张) 雁门 义儿军使 916年【21】 《新史·本传》
李嗣恩(本姓骆) 吐谷浑部人 突阵指挥使 919年 《新史·本传》
李嗣源 代北人 横冲军使 933年 《旧史·本纪》
李存信(本姓张) 云中回鹘人 蕃汉马步都校 902年 《旧史·本传》
李存孝(即安敬思) 蔚州飞狐 给事帐中 894年 《新史·本传》【22】
李存进(孙重进) 振武 义儿军使 922年 《旧史·本传》
李存璋 云中 义儿军使 922年 《旧史·本传》
李存贤(即王贤) 许州 义儿军副兵马使 924年 《旧史·本传》
李存审(符存) 陈州 典义儿军 924年 《旧史·本传》
李建及(本姓王) 许州 典义儿军 920年 《旧史·本传》
康君立 蔚州 先锋军使 894年 《旧史·本传》
薛志勤 奉诚军奚人 右都押牙 898年 《旧史·本传》
盖寓 蔚州 都押牙 905年 《旧史·本传》
安金全 代北 骑将 928年 《旧史·本传》
安元信 代北 铁林军使 936年 《旧史·本传》
张敬询 胜州 专掌甲坊 928年 《旧史·本传》
李德珫 应州 偏校 946年 《旧史·本传》
康福 蔚州夷狄 承天军都监 942年 《旧史·本传》
周德威 朔州 蕃汉都将 918年 《旧史·本传》
刘彦琮 云中 事武皇 931年 《旧史·本传》
康义诚 代北三部落 以骑射事武皇 934年 《旧史·本传》
张万进 突厥 事唐武皇 939年 《旧史·本传》
史建瑭 雁门 典昭德军 921年 《旧史·本传》
李承嗣 代州 教练使 920年【23】 《旧史·本传》
史俨 代州 帐中亲将 916年【24】 《旧史·本传》
张审 代州 厅直军使 同光初 《旧史·本传》
史敬镕 太原 帐中纲纪 930年 《旧史·本传》
康思立 阴山诸部 亲骑军使 937年 《旧史·本传》
梁汉顒 太原 军中小校 942年 《旧史·本传》
相里金 并州 五院兵 940年 《旧史·本传》
郑琮 太原 五院军小校 天福中 《旧史·本传》
白文珂 太原 河东牙将 954年 《旧史·本传》
刘训 隰州 马军队长、散将 931年 《旧史·本传》
张虔钊 辽州 突骑军使 934年入蜀 《旧史·本传》
白奉进 云州清塞军 武皇麾下 937年 《旧史·本传》
李建崇 潞州 飞骑军使 953年 《旧史·本传》
侯益 汾州 李克用麾下 965年 《宋史·本传》
袁建丰 华州 突阵指挥使 928年 《旧史·本传》
张遵诲 魏州 牙门将 约929年 《旧史·本传》
李承约 蓟州 匡霸都指挥使 941年 《旧史·本传》
李周 邢州 万胜黄头军使 944年 《旧史·本传》
张廷蕴 开封 帐下小校 947年 《旧史·本传》
康延孝 塞北部落 隶太原 926年 《旧史·本传》
张廷裕 代北 小将 928年 《旧史·本传》
安怀盛 沙陀三部落 事武皇 约唐末 《旧史·安叔千传》
何怀福 回鹘 小校 895年? 《旧史·何建传》
臬捩鸡 代北 事武皇 约后唐初 《旧史·晋高祖纪》
阿登啜 沙陀 队长 ? 《旧史·杨光远传》
杜堆金 朔州 先锋使 约唐末 《旧史·杜重威传》
郭绍古 沙陀 事后唐武皇 唐末 《宋史·郭从义传》
王思同 幽州 飞腾指挥使 934年 《旧史·本传》
刘琠 沙陀 列校 约唐末 《旧史·汉高祖纪》
史敬思 雁门 武皇裨校 884年 《旧史·本传》
安福迁 应州胡人 河东将 895年 《旧史·安重诲传》
周密 应州 事武皇为军职 954年 《旧史·本传》
杜汉徽 长安 厅直队长 宋初 《宋史·本传》




共计60人。

楼主 koei184  发布于 2016-01-30 18:58:00 +0800 CST  
根据上表所揭示的情况,李克用统治集团大体由三部分人组成,即代北人、河东人和其他外来人员。


1、代北人

《旧五代史》卷25《唐武皇纪》云:李克用“亲军万众,皆边部人”。卷27《唐庄宗纪》亦云:“武皇起义云中,部下皆北边劲兵。”所谓“边部人”、“北边劲兵”,即代北人。从上表揭示的情况看,在60人中,代北占去40人,占总人数的2/3。这说明,李克用统治集团是以代北人为主的。代北人中又包括了三种成分,即沙陀三部落、五部之众和代北汉人。


(1) 沙陀三部落

如上所述,中和元年二月,李友金率领5000人入援京师。《旧五代史·唐武皇纪上》云:“黄巢犯长安,僖宗幸蜀,陈景思与李友金发沙陀诸部五千骑南赴京师。”所谓“沙陀诸部”,即沙陀三部落。他们后来都随李克用进入河东,成为代北集团的核心力量。从以上表中所揭示的情况看,李克修、李克恭、李克宁三兄弟、杨光远之父阿登啜、刘知远之父刘琠以及郭绍古均为沙陀人,康义诚为代北三部落人,安怀盛为沙陀三部落人,这些都是明确的。此外,史敬思,《全唐文》卷863陶谷《义成军节度使赠太保史匡翰碑铭》云:“大王父讳怀清,皇任安庆九府都督;王父讳敬思,皇任安庆九府都督;显考讳建(下阙六字)兼九府都督。”史匡翰为史建瑭之子,故此“王父讳敬思”,即史建瑭之父。“安庆九府都督”,当即沙陀三部落之一的安庆部落都督,因此,史敬思及其子史建瑭,亦均为沙陀三部落人。而史俨,从其姓氏及籍贯看,也很有可能与史敬思为同族。史敬镕,从其姓名看,亦有可能是史敬思的同族,至于其占籍太原,当与康思立一样,是后来之事。

李嗣源,一般都认为他是沙陀人,但在新、旧《五代史·唐明宗纪》中,或作“世本夷狄,无姓氏”;或作“代北人也,世事武皇,及其锡姓也,遂编于属籍”。可见其族属不很明确,这里姑且将其列入沙陀人之列。李存孝(即安敬思)、康君立、安金全、安元信、康福、康思立、康延孝、安福迁,史籍或不曾明确记载其族属,但从他们的姓氏及籍贯看,当均属代北胡人。如康君立,史称他“世为边豪”,康君立也每每自称“吾等虽权系部众”、“我等边人”等等【25】,可见应为胡人。又如安金全,新、旧《五代史·本传》均作“代北人”,而在其子《安审琦传》中,明确记载“其先沙陀部人也”。石敬瑭的族属,学术界已多认为系昭武九姓石国人,则其父臬捩鸡亦为昭武九姓胡人。


(2) 五部之众

所谓“五部之众”或“五部之人”,有时是指沙陀三部落和契苾、吐谷浑五部。《旧唐书》卷163《卢简求传》载:“太原军素管退浑(按即吐谷浑)、契苾、沙陀三部落,……简求开怀抚待,接以恩信,……故五部之人,欣然听命。”史籍也多有将这五部相提并论的记载,如前引会昌二年,振武节度使刘沔“率吐浑、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诸族万人”讨击党项等等。但在大多数场合,“五部之众”或“五部之人”是一种泛称,如在李克用杀害段文楚事件中,康君立谓李克用:“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26】;天复元年,李克用在致朱全忠的信中,声称自己“胜则抚三晋之民,败则征五部之众”【27】;以及前引李友金在代州募兵3万,“皆北边五部之众”等等,这里的“五部”、“五部之众”,即是对代北地区蕃胡部落的泛称,故李友金所募集的“北边五部之众”,《通鉴》则作“北方杂胡”【28】。“杂胡”亦即“杂虏”,胡三省对此解释为:“谓退浑、回鹘、鞑靼、奚、室韦之属”【29】。故这里将代北地区沙陀三部落以外的蕃胡部落如“退浑、回鹘、鞑靼、奚、室韦之属”统统称作五部之众。


(3)代北汉人

由于代北是蕃汉杂居的地区,而许多蕃族往往冠以汉姓,因此辨别其是蕃是汉,实属不易。这里,拟将未著明为蕃族和安姓、康姓以及存有疑问的白奉进以外的代北人均当作汉人看待,或许不至大错。这样,在表中统计的40名代北人中,汉人有13人,占近1/3。他们中既有李克用的义儿如李嗣本、李存进、李存璋,又有李克用最重要的谋士和腹心盖寓,还有被视为李克用“左右手”之一的李承嗣以及李克用、李存勖的重要将领周德威,这一切说明了代北汉人在代北集团中的重要地位。

代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区,“纵有编户,亦染戎风”【30】。所以沙陀人并不把代北汉人看作异己,而代北汉人亦不把沙陀人当作异类。于是在“英雄立功名富贵”【31】利益的趋使下,代北的汉族豪强们也纷纷起来追随李克用。在杀害段文楚、拥戴李克用事件中,除李尽忠、康君立、薛志勤等人外,程怀信、王行审、李存璋、盖寓也是积极的参与者,从姓氏判断,后者当均为汉人。之后,他们除或在同唐朝的作战中战死(如程怀信)外,又继续追随李克用南下,镇压黄巢,进占河东,成为李克用父子争霸的一支重要力量。

代北人在李克用统治集团中的核心地位,不仅表现在他们的人数众多,而且也表现在他们担当的职务重要,如李克用时期作为最高军事将领的蕃汉马步都校(又称蕃汉都指挥使、蕃汉马步都知兵马使),见于记载先后担任此职的有4人,即李存信、李嗣昭、周德威、李克宁,其中3人为代北人;牙军中重要将领马步都指挥使、马步都虞侯,见于记载担任此职的只有李嗣本和李存璋2人,均为代北人。

在李克用一系列重大的军事行动中,往往是代北人在起关键作用。如文德元年(888),李克用派康君立、李存孝、薛阿檀、史俨、安金俊、安休休等率大军助李罕之夺河阳;大顺元年(890)唐朝讨伐河东,河东率军抵抗的主要将领是李存孝、康君立、薛铁山(即薛志勤)、李承嗣等;乾宁二年(895),李克用入援河中并进而左右唐室,主要将领为李存贞、史俨、李存信、李存审、盖寓、李罕之等;特别是天复元年(901)、二年,朱全忠向李克用发起大规模进攻时,关键时刻,是李嗣昭、周德威、李存信、李存璋、李嗣源、李存审、李克宁等人率军作战并最终保住了太原城;李克用晚年与梁军争夺潞州,派出的将领有李嗣昭、李嗣弼、周德威、李嗣本、李存璋、史建瑭、安元信、李嗣源、安金全。上述诸将,除李罕之、李嗣昭、李存审以及身世不明的李存贞外,其余均为代北人。

楼主 koei184  发布于 2016-01-30 18:59:00 +0800 CST  
3、其他外来人员

所谓其他外来人员,是指代北人和河东人以外的人,从上表中揭示的情况看,他们有11人,约占总人数的18.3%。

外来人员中,地位最高的是进入李克用养子之列的李存贤、李存审和李建及3人。李存贤,许州人,本名王贤,参加黄巢起义军,“武皇破陈、许,存贤来归。景福中,典义儿军,为副兵马使,因赐姓名”【45】;李建及,许州人,本名王质,“少事李罕之为纪纲,光启中,罕之谒武皇于晋阳,因选部下骁勇者百人以献,建及在籍中。后以功署牙职,典义儿军,及赐姓名”【46】;李存审,陈州宛丘人,初名存,“事李罕之,从罕之归晋,晋王以为义儿军使,赐姓李氏,名存审”【47】。史称李克用“起于云、朔之间,所得骁勇之士,多养以为子,而与英豪战争,卒就霸业,诸养子之功为多,故尤宠爱之,衣服礼秩如嫡”【48】。可见,李存贤等三人已经成为代北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事实上,在李克用父子的霸业中,这三人特别是李存审,为李氏父子立下了汗马功劳。

外来人员中,除李罕之集中献上的“百人”以及李克用末年卢龙将李承约、王思同一起率众归附外,其余都是独自进入河东的。由于他们是外地人,与河东人本来就不存在亲党胶固的关系,而他们之间也很难形成一个集团势力,因此李克用对他们的信任程度也比河东人更大一些,李存审等3 名义儿自不待言,如袁建丰、刘训等,也都颇得李克用的信任与重用。

在外来人员中,除那些行伍出身的武人外,还有一些以文墨见用的文职人员。如自称李林甫之后的洛阳人李袭吉,“在武皇幕府垂十五年”【49】,李克用的重要文书奏章多出自他的手下。天复二年,李克用被朱全忠围击于晋阳城下之后,向幕府咨询“聚众”、“克敌”、“捍御”之策,李袭吉即献上了“崇德爱人,去奢省役,设险固境,训兵务农”的4点主张,并且提出“至于率闾阎,定间架,增曲蘖(酒),检田畴,开国建邦,恐未为切”【50】的忠告。因此,这一类人也应该是李克用统治集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李克用从唐中和三年(883)进驻河东,到后梁开平二年(908)去世,在河东经营了25年。在此期间,他建立起一个以牙军为核心的军人统治集团。从民族上看,它是以沙陀三部落为核心,融合了奚、突厥、回鹘、吐谷浑、达靼以及汉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从地域上看,它以代北人为核心和骨干,吸收了河东人及其他外来人员参加。这个集团经历了胜利与失败的多次考验,特别是顶住了唐朝和朱全忠的数次大规模的进攻,凝聚在李克用的周围。这个集团是李克用霸业的主要依靠力量,也是李存勖建立后唐所利用的基本力量。后晋和后汉,亦是以这一集团为核心和支柱建立起来的,甚至后周和北宋,也都与这一集团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直到北宋“重文抑武”政策推行后,这一以骑射武艺为主要特长的军人政治集团,才因失去生存环境而最后消亡。

楼主 koei184  发布于 2016-01-30 19:01:00 +0800 CST  
注释

【1】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5页、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版。参见王永兴先生:《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第2章第3节《〈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主旨述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卷232贞元二年十二月。

【3】参见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载《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后收入《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4】《李文饶文集》卷16。

【5】《通鉴》卷237元和四年六月。

【6】《新唐书》卷218《沙陀传》。

【7】《旧唐书》卷163《卢简求传》。

【8】《旧唐书》卷18下《宣宗纪》:大中十二年闰二月, “以河东马步都虞候段威为朔州刺史,充天宁军使,兼兴唐军沙陀三部落防遏都知兵马使”。

【9】《新五代史》(以下简称《新五代史》)卷46《康福传》。

【10】《新唐书》卷218《沙陀传》。

【11】《通鉴》卷253乾符五年正月。

【12】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载《东洋文化研究所记要》20,1959年。中译文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4,中华书局1992年。

【13】《通鉴》卷253乾符五年正月。

【14】《通鉴》卷253乾符五年四月、五月。

【15】《通鉴》卷253乾符五年二月甲戌“克用入府舍视事”条《考异》。

【16】《旧唐书》卷19上《懿宗纪》咸通十四年正月。按《通鉴》卷253系此事于乾符五年二月,《考异》曰:“从《三朝见闻录》。”

【17】《通鉴》卷254中和元年二月。

【18】《旧五代史》卷25《唐武皇纪》中和元年四月。

【19】《读通鉴论》卷2第972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20】周藤吉之:《关于五代节度使牙军的考察》,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2,1951年。

【21】按《旧五代史·本传》作天佑十三年(916),契丹攻振武,“城陷,嗣本举族入契丹”。

【22】《新五代史》原文作“代州飞狐”。按飞狐县属蔚州,今改。

【23】李承嗣于乾宁三年(896)入南唐,已离开代北集团。

【24】史俨与李承嗣同时入南唐,离开代北集团。

【25】《旧五代史》卷55《康君立传》。

【26】《旧五代史》卷55《康君立传》。

【27】《旧五代史》卷60《李袭吉传》。


【28】《通鉴》卷254中和元年三月。

【29】《通鉴》卷244太和四年三月“陉北沙陀素骁勇”条胡注。

【30】(唐)韦澳:《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卷2。转引自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69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

【31】《通鉴》卷253乾符五年正月。

【32】《通鉴》卷255中和三年七月并胡注。按《通鉴》此句出自《唐末见闻录》,原文作“无怀旧念,各仰安家”。见该条《考异》。

【33】《通典》卷172《州郡二》;《旧书》卷38《地理志》。按据二书所开列的各军州兵数合计,《通典》为5.6万人,而《旧志》则为6.6万人。

【34】《李文饶文集》别集卷7《掌书记厅壁记》。

【35】《李文饶文集》卷14《请何清朝等分领李思忠下蕃兵状》。

【36】《旧五代史》卷25《唐武皇纪》。

【37】李建崇虽为潞州人,但李克用几乎在进入河东的同时,就兼并了潞州,故这里也将其划入河东人范围。

【38】《旧五代史》卷26《唐武皇纪》天复三年正月。

【39】《旧五代史》卷66《朱弘昭传》。

【40】《旧五代史》卷69《张宪传》。

【41】《旧五代史》卷124《李怀忠传》。

【42】《旧五代史》卷129《常思传》。

【43】《唐大诏令集》卷65《叙用勋旧武臣德音》。

【44】《旧唐书》卷158《郑从谠传》。

【45】《旧五代史》卷53《李存贤传》。

【46】《旧五代史》卷65《李建及传》。

【47】《新五代史》卷25《符存审传》。

【48】《新五代史》卷14《李克宁传》。

【49】《旧五代史》卷60《李袭吉传》。

【50】《通鉴》卷263天复二年三月。

楼主 koei184  发布于 2016-01-30 19:03:00 +0800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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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koei184  发布于 2016-01-30 19:05:00 +0800 CST  
二 再论唐末五代代北集团的成立

楼主 koei184  发布于 2016-01-30 19:08:00 +0800 CST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清 严遂成 《三垂冈》


【摘要】“唐末五代代北集团”概念需要进行历史性考察。第一,“以地方藩镇崛起代兴”并不影响代北集团的是否成立;第二,代北集团是一个包括沙陀、昭武九姓胡人、突厥、回鹘、吐谷浑、奚、契苾、鞑靼以及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的多民族结合体;第三,代北集团与唐朝统治者存在着“互为作用、资源互利”的关系,集团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其与唐朝统治者“互为作用、资源互利”的过程。


【关键词】代北集团;多民族结合体;互为作用;资源互利


【中图分类号】K 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231 94(2014)03009010

楼主 koei184  发布于 2016-01-30 19:10:00 +0800 CST  
十几年前,笔者曾提出了一个“唐末五代代北集团”的概念,认为“它是唐末兴起于代北地区——即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内蒙古中部一带,以沙陀三部落为核心,融合突厥、回鹘、吐谷浑、奚、契苾、鞑靼等所谓五部之众以及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而组成的军人政治集团,因为它是从代北地区兴起的,故我们将其称之为代北集团。”


“这一集团在唐末以维护唐王朝的统治为号召,在五代前期则以李唐王朝的正统继承者自居,是一个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政治团体。”五代五个中原王朝中,除朱梁外,其余四朝均出自这一集团系统,甚至北宋王朝,亦与这一集团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并进而指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并进而统一北方乃至全中国,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唐以前的匈奴、羯、鲜卑,唐以后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都是事例。但是,像沙陀这样其内迁人口不过万余的西域小族,却在中国历史上先后建立了两个地方割据政权(李克用河东割据政权、北汉小朝廷)、三个封建王朝(后唐、后晋、后汉),主宰中国北方或北方局部地区近百年之久(自883年李克用担任河东节度使至979年北宋灭北汉),在历史上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是绝无仅有的。不仅如此,其他少数民族在入主中原后,往往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但在沙陀政权中,却看不到这种现象。笔者以为,沙陀人之所以能够以一个基本人口不过万余的小族建立国家乃至统一北方,关键在于组建了一个代北集团。而其所以没有实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政策,是因为代北集团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结合体。”【1】


这一概念提出后,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可,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例如王小甫先生就认为:“唐末沙陀其实并非以外蕃族群征服入主,而是以地方藩镇崛起代兴,沙陀固然是其统治集团核心,但未必有什么‘多民族结合体’的代北集团。而且,诸蕃群体间的关系性质也很难用来说明沙陀代兴后统治者和社会群体间的互为作用、资源互利关系。”【2】王小甫是国内知名学者,他的观点在学界颇有一定影响,因此笔者拟就其提出的上述质疑,予以进一步论述,并继续向王先生请教。第一,“并非以外蕃族群征服入主,而是以地方藩镇崛起代兴”的势力能否称之为“集团”;第二,以沙陀为“其统治集团核心”的那个集团是不是一个多民族的结合体;第三,“沙陀代兴后统治者和社会群体间”存不存在“互为作用、资源互利关系”。

楼主 koei184  发布于 2016-01-30 19:14:00 +0800 CST  
一、“以地方藩镇崛起代兴”的势力能否称之为“集团”


所谓“以地方藩镇崛起代兴”,当是指唐末李克用河东割据政权和五代后唐王朝的兴起和建立。诚然,李克用河东割据政权和后唐沙陀王朝都“并非以外蕃族群征服入主”,而是在沙陀人内迁之后,经过数代人七、八十年的努力经营打拼,不断壮大势力,最终以地方藩镇的身份崛起代兴的。早在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沙陀人就归附于唐朝,唐在沙陀人生活的地方设置了羁縻府州性质的金满、沙陀二州都督府,隶属于北庭都护府。德宗贞元六年(790),北庭都护府被吐蕃攻陷后,沙陀人降附吐蕃,被东迁至吐蕃占据的甘州(治今甘肃张掖)一带地区。宪宗元和三年(808),由于受到吐蕃的猜忌,沙陀人又举族内迁附唐,先后到达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和代北地区(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内蒙古中部一带)。到唐僖宗中和三年(883),沙陀首领李克用被唐朝廷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又过了40年,李存勖建立后唐王朝。


王小甫认为,唐末五代的沙陀人“也经历了塞外(外蕃)——代北(内蕃)——雁南(边州)的转移过程”【3】。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塞”,指边塞、边界。“塞外”,指边界以外。那么,唐朝的边界以何为标志?王氏曾论及两点:一,“都护为边州的延伸”;二,“都护兼具边州功能”;并说:“唐朝边州官僚体制在北庭府界内是深入有效的。”【4】“北庭府界内”,当然不仅仅是指北庭都护府治所之内,而应该包括北庭都护府统辖区域之内。也就是说,边州和都护府都是唐朝边界的标志,边州、都护府界内,也就是唐朝边界以内。如果这样理解不错的话,如上所述,沙陀人早在唐高宗永徽年间就归附于唐,唐以其部落设置了羁縻府州性质的金满、沙陀二州都督府,隶属于北庭都护府。北庭都护府设置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它的前身为金山都督府,其统辖范围,西北至咸海、北至巴尔喀什湖一带。沙陀州都督府位于距离北庭都护府治所金满县不算远的东北部【5】,金满洲都督府则大约就在金满县一带,“因唐朝的庭州为汉朝的金满,故金满州都督府应即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的北庭古城周围。”【6】也就是说,沙陀、金满二州都督府都在北庭都护府亦即唐朝边界以内。《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北庭都护府条下对此也有明确记载:金满州都督府等“十六番州,杂戎胡部落,寄于北庭府界内,无州县户口,随地治畜牧”。所以,如果以塞内(边界内)和塞外(边界外)作为划分内蕃和外蕃的标志或界限的话,那么至少是从北庭都护府设立以后,沙陀人便不宜再被称为“外蕃”了。


沙陀州都督府存续的时间似乎并不很长,而金满州都督府则长期存在。有据可查较为明确的沙陀人的先祖是沙陀金山。据《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的记载,沙陀金山在唐高宗龙朔(661-663)中曾跟随薛仁贵讨伐铁勒,以功授墨离军讨击使。武则天长安二年(702),进为金满州都督,累封张掖郡公。沙陀金山死,其子沙陀辅国继袭。沙陀辅国曾任金满州都督、贺兰军大使【7】。墨离军,设置于唐高宗晚期至武则天初期,位置在瓜州(治今甘肃安西东南)界内【8】;贺兰军,他书未见记载,位置不详,大约在北庭都护府统辖之内,如先天初年(712)沙陀辅国就因吐蕃军队的进犯而徙部于北庭都护府躲避。沙陀金山和沙陀辅国担任唐朝地方军使,并不属于个人行为,而是全部落的参与。当时的普遍情况是,部落首领担任某军的将领,部落成员也就成为该军的战士,他们在有事时“应须讨逐探候,量宜追集,无事并放在部落营生”【9】。沙陀金山和沙陀辅国也都曾入朝,并且死后葬于长安县居德乡龙首原【10】。所以,从沙陀金山与沙陀辅国的这些经历、特别是他们都曾担任过唐朝地方驻军单位的军事将领来看,也很难将他们称之为“外蕃”。


至于“代北(内蕃)”和“雁南(边州)”的划分则更为勉强。代北,即代州或雁门郡以北,在这一区域内还有蔚州(治今山西灵丘)、云州(治今山西大同)、朔州(治今山西朔州)以及胜州(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古城)、单于都护府(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土城子)等等,它们都属于边州。沙陀人在进入“雁南”地区之前,其首领都曾分别担任过这些边州的行政、军事长官。而雁南是指雁门郡(代州)或雁门山以南,与上述诸“边州”地区相比,其实这里已经是属于“内地”了。


中国古代的边界远没有今天这样严格和明确,如果必须要将边疆各族以内、外加以区别,那么《唐律疏议》中关于“化外人”和“化内人”的规定和解释,是非常值得参考的。该书卷六《名例》云:


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疏】议曰:“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11】


同书卷一六《擅兴》云:


……若化外人来为间谍;或传书信与化内人,并受及知情容止者:并绞。


【疏】议曰:……化外人来为间谍者,谓声教之外,四夷之人,私入国内,往来觇候者;或传书信与化内人,并受化外书信,知情容止停藏者:并绞。【12】


即《唐律》把周边蕃夷各族划分为“化外人”和“化内人”两种。“化外人”,“谓声教之外四夷之人”,或“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显然他们不属于唐朝的“国人”,而是外国人,就如《唐律疏议》中列举的高丽、百济一样;“化内人”,《唐律》没有解释,顾名思义,即“归化”或“归附”唐朝的周边各部族,则应当视为唐国内的少数民族。


对于“化内人”,唐朝一般设置羁縻府州进行管理,设置的原则是“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13】。又根据其居住地点的不同,将他们区分为“在蕃”和“入附”两种。唐玄宗开元五年(717)诏书云:“今诸蕃归降,色类非一。在蕃者则汉官押领,入附者或边陲安置”【14】。所谓“在蕃者”,也就是各部族仍然居住在原地者,随着他们的“归化”和羁縻府州的设置,这些地区也就纳入了唐王朝的版图;“入附者”则是迁入原唐朝边州境内者,唐一般设置羁縻府州进行管理,如唐前期关内道灵、庆、银、夏等州界内设置的侨置羁縻府州,都是属于这种性质【15】。对于“入附者”,唐朝廷又根据其入附时间的长短将他们区分为“熟户”(或称“旧户”)和“新降”。开元九年诏书云:“诸道军城,例管夷落。旧户久应淳熟,新降更伫绥怀。……熟户既是王人,章程须依国法。”【16】《唐六典》中也明确规定:“凡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17】“内附后所生子”,当然也属于“旧户”、“熟户”,可见至少从法律上讲,他们已经成为“章程须依国法”的“王人”、“百姓”了,他们的汉化程度很高,像唐初设置在灵、夏等州界内的“六胡州”胡人,已经“同华夏四裔”【18】了。


沙陀人在唐高宗永徽年间归附唐王朝后,就已经成为“化内人”中的“在蕃者”。但到德宗贞元六年臣属于吐蕃后,则由“化内人”变成了“化外人”。宪宗元和三年内迁后,又成为“化内人”中的“入附者”。李克用及其父亲朱邪赤心(李国昌)都属于“内附后所生子”【19】,可见他们早已都是“章程须依国法”的“熟户”、“王人”、“百姓”了,是唐国内的少数民族。所以,尽管沙陀人从内迁以来,仍然保留着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组织形式,但他们始终是作为唐朝臣民的身份出现的。李克用的祖父朱邪执宜在内附后先后被唐朝任以阴山都督府兵马使、阴山都督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等官职,其父亲朱邪赤心(李国昌)也先后被任以朔州刺史、代北军使、蔚州刺史和云中防御使、振武节度使等职务,李克用本人则相继担任了沙陀三部落副兵马使、雁门节度使、河东节度使等官职。因此,尽管李克用统治的核心和骨干由“沙陀三部落”和代北“五部之众”组成,但李克用仍然是唐王朝的地方大臣,河东节度使仍然是唐王朝的地方政权,这与唐朝其他地方政权并无两样。【20】


那么,“以地方藩镇崛起代兴”的李克用河东割据政权统治者能否称之为“集团”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关于“集团”,《现代汉语词典》作出了如下的解释:“为了一定的目的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团体。”【21】它可以不分种族、不分阶层、不分地域;也可以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不同民族(或族群)中的个人可以组建成同一个集团;同样,同一个民族(或族群)中的人们也可以组建成多个不同的集团。李克用及其追随者们,当然也是“为了一定的目的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团体”。这个目的,在乾符年间(874-879)杀害段文楚的事件中【22】,由李克用的叔父、事件的策划者和主谋之一的李尽忠明确予以表述:“今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贵之秋也。……李振武(按即李国昌)功大官高,名闻天下,其子勇冠诸军,若辅以举事,代北不足平也。”【23】即乘“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之际,立功名,求富贵,拥戴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平定代北,成为一方的霸主。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李克用河东藩镇势力称之为一个“集团”。事实上,在唐末时期形成或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各种势力集团,如朱全忠汴州(河南)集团、李茂贞秦岐集团、王建巴蜀集团、杨行密淮南集团以及河北地区的魏博、成德、卢龙藩镇集团等等,李克用组建的集团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这些集团有的后来建立了政权,有的则被其他集团势力所兼并或消灭。至于笔者之所以将李克用组建的集团称之为代北集团而不称之为沙陀集团或李克用集团,一则是因为这一集团中包含了沙陀以外的诸如突厥、回鹘、吐谷浑、奚、契苾、鞑靼等所谓五部之众以及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二则是由于这一集团在李克用之后仍然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建立了沙陀三王朝,直至宋初始消失;三则是因为这一集团最早是从代北地区兴起的,而且集团的核心和骨干力量大多来自代北地区,故将其称之为“代北集团”。

楼主 koei184  发布于 2016-01-30 19:16:00 +0800 CST  
二、代北集团是不是一个多民族的结合体


唐末五代代北集团的形成,大致经历了朱邪执宜、朱邪赤心(李国昌)、李克用祖孙三个阶段,到李克用时期,其基本格局最后形成,它是一个以牙军为核心和骨干而组成的军人政治集团。从民族上看,它以沙陀三部落为核心,融合了奚、突厥、吐谷浑、鞑靼以及汉族等多种民基础,包括了河东人和其他外来人员在内。《旧五代史·唐武皇纪》云:李克用“亲军万众,皆边部人”;同书《唐庄宗纪》亦云:“武皇起义云中,部下皆北边劲兵。”【24】所谓“边部人”、“北边劲兵”,都是指的代北人。


笔者曾对李克用牙军中出身较为清楚的60位军将进行了考察【25】,其中代北人有40人之多,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这说明,李克用统治集团是以代北人为主的。而在所有60位牙将中,包含了三种成份,即沙陀三部落、五部之众和代北汉人。


所谓“沙陀三部落”,是指沙陀、萨葛(亦称薛葛)、安庆三部落。中外学者早已考订出,萨葛即索葛,均为粟特的不同音译;而安庆部落,从其都督史敬存的出身看,亦当即粟特人部落【26】。粟特人在唐代文献中被称作昭武九姓胡人,因此,“沙陀三部落”中,有二部为昭武九姓胡人。


在笔者考察的李克用60位牙将中,明确为沙陀人的有李克用的兄弟李克修、李克恭、李克宁和养子李嗣源,杨光远之父阿登啜、后汉高祖刘知远之父刘琠和郭绍古等7人;明确为沙陀三部落或代北三部落的有安怀盛、康义诚2人;从姓氏看,李存孝(即安敬思)、安金全、安元信、安福迁、康君立、康福、康思立、康延孝、史敬思、史建瑭、史俨、史敬镕以及石敬瑭之父臬捩鸡等13人亦均为昭武九姓胡人。李周,史称其为李抱真之后【27】,李抱真为“武德功臣安兴贵之裔”【28】,而安兴贵为粟特即昭武九姓胡人。这样,60人中沙陀及昭武九姓胡人占去了23人。


所谓“五部之众”(亦称“五部之人”),有时是指沙陀三部落和契绊、吐谷浑五部,史籍也多有将这五部相提并论的记载。但在大多数场合,“五部之众”是一种泛称,如在乾符年间李克用杀害段文楚事件中,康君立谓李克用“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29】;天复元年,李克用致朱全忠的信中,声称自己“胜则抚三晋之民,败则征五部之众”【30】;以及李友金在代州募兵三万,“皆北边五部之众”【31】等等,这里的“五部”、“五部之众”,即是对代北蕃胡部落的泛称,故李友金所募集的“北边五部之众”,《资治通鉴》则作“北方杂胡”【32】。“杂胡”,亦即“杂虏”,胡三省对此解释为:“谓退浑、回鹘、鞑靼、奚、室韦之属”【33】。故我们将代北地区沙陀三部落以外的蕃胡部落统统称作五部之众。【34】


在笔者考察的李克用60位牙将中,明确出身于五部之众的有5人,即李克用养子李嗣恩(吐谷浑人)、李存信(即张污落,云中回鹘人)、何怀福(回鹘人)、薛志勤(奉诚军奚人)、张万进(突厥人)等。此外,白奉进,“父名达子,世居朔野,以弋猎为事”【35】,当为吐谷浑人,因为当时吐谷浑白义成部就在云州、蔚州一带地区活动。白文珂,史称其为太原人,从其姓氏情况看,亦当为吐谷浑人。其余15人则大体为汉人,他们为李嗣昭(本姓韩,汾州人)、李嗣本(本姓张,雁门人)、李存进 (即孙重进,振武人)、李存璋(云中人)、李存贤(即王贤,许州人)、李存审(即符存审,陈州人)、李建及(本姓王,许州人)、盖寓(蔚州人)、张敬询(胜州人)、李德珫(应州人)、周德威(朔州人)、刘彦琮(云中人)、李承嗣(代州人)、张审(代州人)、梁汉閧(太原人)、相里金 (并州人)、郑琮 (太原人)、刘训(隰州人)、张虔钊(辽州人)。


当然,上述60位军将只是李克用部将中的一部分,如仅据《旧五代史·唐武皇纪》的记载,李克用的部将还有安老、薛可、安金俊、安休休、安知建、安福顺、安福应、石君和、石善友、落落等多人。其中落落为李克用长子,曾任铁林指挥使,其为沙陀人自不待言。其余如安老、薛可、石君和等人从其姓氏看,亦当为昭武九姓胡人,如安福顺和安福应,就与安福迁是三兄弟。此外,“昔从武皇,破黄巢而定紫塞,久权兵柄”的安万金,其曾祖安德瘅、祖父安重胤、父亲安进通以及他本人都曾任“索葛府刺史”【36】,“索葛”,如上所述,为“粟特”的不同音译,可见其也是昭武九姓胡人;“初自代北与明宗俱事武皇”,后“因负罪奔梁;在梁复以罪奔蜀”的云州人安重霸【37】,以及初仕李克用后仕其子李存勖的石金俊【38】,也都是昭武九姓胡人。


李克用时期的河东牙将如此,后唐时期的禁军将领亦如此。笔者亦曾考察了后唐部分禁军将领的出身情况【39】,共计94人,从地域情况看,出自代北、河东(包括李克用时期旧部将及其子弟)者59人,非代北、河东人者15人,籍贯不明者20人;而从族属情况看,出自沙陀系的有李从璟(明宗李嗣源子)、李从粲(明宗子)、李从璋(明宗侄)、李从敏(明宗侄)、张彦超、药彦稠、刘知远等7人;出自沙陀三部落(昭武九姓胡人)的有安元信、安彦威、安从进、安金全、安审通、安审琦,安审晖、安叔千、安念海、康福、康义诚、康思立、康延孝、史建瑭、史懿、史匡翰、石敬瑭、石敬威、李周、米全等20人;出自突厥的有郭金海、张彦泽2人;出自吐谷浑的有白奉进、白再荣(蕃部人)、白从晖、慕容迁等4人;出自回鹘的有张从训(李存信子)、何福进等2人;其余基本为汉人。后晋和后汉的禁军将领中,汉人的比例有所增加,但沙陀人、昭武九姓胡人、突厥人、吐谷浑人、回鹘人等各部族仍然占有一定比例,同样可以说明问题。


李克用河东政权和后唐王朝中,还出现了许多带有“蕃汉”字眼的军事将领,如“蕃汉马步总管”、“蕃汉马步军都指挥使”、“蕃汉马步都知兵马使”、“蕃汉马步都虞候”、“蕃汉马步都校”、“蕃汉马步军都排阵斩斫使”等等。这是我们在其他藩镇即使是河朔三镇中也都不曾看到的。这一官职的出现,无疑反映了李克用河东军和后唐禁军中蕃胡族人的大量存在。史籍也往往将李克用的河东军称作“沙陀军”或“蕃军”,如《旧五代史》卷一《梁太祖纪》载:唐昭宗乾宁三年(896),李克用既破邠州后,欲谋争霸,“乃遣蕃将张污落以万骑寨于河北之莘县,声言欲救兖、郓”。五月,朱全忠“命葛从周统军屯于洹水,以备蕃军”。八月,“李克用自率蕃汉步骑数万以围潞州”,等等。时人甚至将“深目而胡须者”作为河东军的特征,如《新五代史》卷四三《氏叔琮传》云:“晋人复取绛州,攻临汾,叔琮选壮士二人深目而胡须者,牧马襄陵道旁,晋人以为晋兵,杂行道中,伺其怠,擒晋二人而归。”可见,代北集团最明显的一个特色,就在于它是一个多民族的结合体。

楼主 koei184  发布于 2016-01-30 19:34:00 +0800 CST  
【1】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2】王小甫:《唐五代北边的内外之际与国家认同》,载《唐研究》(第十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页。


【3】王小甫:《唐五代北边的内外之际与国家认同》,第3页。


【4】王小甫:《唐五代北边的内外之际与国家认同》,第11-13页。


【5】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63-64页。


【6】雪犁:《中国丝绸之路辞典》,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4页。


【7】《唐文拾遗》卷六五《大唐银青光禄大夫、金满州都督、贺兰军大使沙陀公故夫人金城县君阿史那氏墓志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26页。笔者考证,此“沙陀公”即沙陀辅国,参见拙著《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第24-25页。


【8】按关于墨离军的位置,新、旧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凉州》条等史籍都记载在瓜州西北千里。钱伯泉则认为在瓜州城郊十里,“千”为“十”之误,参见钱伯泉:《墨离军及其相关问题》,《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


【9】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五》,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652页。


【10】上引《阿史那氏墓志铭》云:阿史那氏于开元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迁纎于长安县居德乡龙首原先公特府君之茔”。“先公特府君”,即沙陀金山。既然沙陀辅国夫人葬于“先公特府君之茔”,想必其本人去世后也当葬于此。


【11】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133页。


【12】《唐律疏议》卷一六,第307页。


【1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119页。


【14】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七《诫励诸军州牧将诏》,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54页。


【15】樊文礼:《唐代灵、庆、银、夏等州界内的侨置府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


【16】《册府元龟》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五》,第11652页。


【17】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点校本,第77页。


【18】《全唐文》卷二八《诛康待宾免从坐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36页。


【19】按李克用出生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九月二十二日,史书对此有明确记载。朱邪赤心(李国昌)的出生年月以及死时年龄,史书都无记载。而对于其卒年,则有中和三年(883)和光启三年(887)的不同记载。按朱邪赤心(李国昌)之父朱邪尽忠是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由吐蕃占据的甘州迁到唐朝的灵州的,距离中和三年(883)和光启三年(887)分别为75年和79年,故朱邪赤心当出生于朱邪尽忠内附唐朝即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之后。


【20】樊文礼:《“华夷之辨”与唐末五代士人的华夷观——士人群体对沙陀政权的认同》,《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


【21】《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93页。


【22】按关于李克用杀害段文楚的事件,史籍有咸通十三年(872)、乾符元年(874)、三年(876)和五年(878)等多种记载。司马光《资治通鉴》采纳了乾符五年说。


【2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三,乾符五年正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195页。


【24】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二六《武皇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第359页;卷二七《庄宗纪一》,第366页。


【25】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第88-107页。


【26】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79页;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后收入《西域史地从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27】《旧五代史》卷九一《李周传》,第1203页。


【28】刘籧等:《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抱玉传》。按原文作:“李抱玉,武德功臣安兴贵之裔。”安兴贵为粟特胡人,而李抱真为李抱玉的“从父弟”。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3645-3647页。


【29】《旧五代史》卷五五《康君立传》,第737页。


【30】《旧五代史》卷六○《李袭吉传》,第803页。


【31】《旧五代史》卷二五《唐武皇纪》,第335页。


【32】《资治通鉴》卷二五四中和元年二月,第8247页。


【33】《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太和四年三月“陉北沙陀素骁勇”条胡注,第7870页。


【34】日本学者室永芳三和西村阳子认为,“五部之众”系指沙陀三部落和契绊、吐谷浑五部,与笔者的观点不同。见西村阳子著《唐末五代代北地区沙陀集团内部构造再探讨》,载《文史》2005年第四辑,第213 -216页。


【35】《旧五代史》卷九五《白奉进传》,第1263页。


【36】赵普:《晋故均州刺史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安府君(万金)墓志》,参见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五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72-73页。


【37】《旧五代史》卷六一《安重霸传》,第818页。


【38】《千唐志斋藏志》《大周故北京飞胜五军都指挥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赠左骁卫将军石公(金俊)妻河南郡太夫人元氏墓志铭并序》。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235页。


【39】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第154-162页。


【40】王小甫:《唐五代北边的内外之际与国家认同》,第3-4页。


【41】王小甫:《唐五代北边的内外之际与国家认同》,第1页。


【42】王小甫:《唐五代北边的内外之际与国家认同》,第10页。按这段话是作者根据苏航的博士学位论文《唐代北方内附蕃部研究》(北京大学2006年)概括出来的。


【43】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44】徐杰舜:《论族群与民族》,《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45】关于朱邪执宜最初的任职,史籍有不同记载。《后唐懿祖记年录》以及以此为据的《旧五代史·唐武皇纪》都记载说朱邪执宜内迁后的首任官职即为阴山府都督;《资治通鉴》则记载为阴山府兵马使,葛勒阿波为阴山府都督(《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元和三年六月“沙陀劲勇冠诸胡”条《考异》,第7652页)。按朱邪执宜为朱邪尽忠之子,史称他在归唐时“年已及冠”,即刚刚20岁出头。而葛勒阿波为朱邪尽忠之弟,史称他在归唐时为部落“大首领”。根据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习俗,葛勒阿波当是在朱邪尽忠战死之后,接替其兄长担任部落大首领的。以部落大首领担任阴山府都督,而以前部落大首领之子担任府兵马使,这样的安排,是合于事理的。事实上,到穆宗长庆二年(822),仍有“阴山府沙陀突厥兵马使朱邪执宜来朝贡”(《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长庆二年九月,第499-500页)的记载。一直到文宗大和四年(830),柳公绰出任河东节度使时,才奏以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纪年录》以及以此为据的《旧五代史·唐武皇纪》说朱邪执宜的首任官职即为阴山府都督,恐怕是在有意抬高李克用祖父的地位。


【46】《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太和四年三月条,第7870页。


【47】《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第6156页。


【48】参见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第80-82页。


【49】《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中和三年四月,第716页。


【50】《资治通鉴》卷二五五,中和三年五月条,第8295页。


【51】《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光启二年五月条,第8335页。


【52】《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光启二年五月戊戌条《考异》引《后唐太祖纪年录》,第8337页。


【53】《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光启二年六月条,第8338页。


【54】《旧唐书》卷二○上《昭宗纪》,第754页。


【55】《旧唐书》卷一七九《张浚传》,第4659页。


【56】《资治通鉴》卷二八四,开运元年八月条,第9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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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6-12-08 12:08:00 +0800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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