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虚伪战争记录之大成的《皇宋十朝纲要》
集虚伪战争记录之大成的《皇宋十朝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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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宋十朝纲要》二十五卷，南宋编年体史书，记宋太祖至宋高宗十朝史事。作者李埴，史学家李焘之子，宋宁宗嘉定间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秘书少监、起居郎（《皇宋十朝纲要》大致即在此期间成书）。
按理说，李埴既有家学渊源，又有职务之便，完全有条件做到尽量去伪存真，写出比官史更为忠于史实的作品。然而，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求真写实显然并不是李埴追求的目标。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哪部现存宋人史籍中的战争记录像《皇宋十朝纲要》这般虚伪失实，以致于要令人怀疑其是否为某虚荣心强烈的草野文人编造的伪史，而非是出自一位朝廷史官之手的严肃历史著作。
本帖将举例略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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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宋十朝纲要》二十五卷，南宋编年体史书，记宋太祖至宋高宗十朝史事。作者李埴，史学家李焘之子，宋宁宗嘉定间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秘书少监、起居郎（《皇宋十朝纲要》大致即在此期间成书）。
按理说，李埴既有家学渊源，又有职务之便，完全有条件做到尽量去伪存真，写出比官史更为忠于史实的作品。然而，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求真写实显然并不是李埴追求的目标。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哪部现存宋人史籍中的战争记录像《皇宋十朝纲要》这般虚伪失实，以致于要令人怀疑其是否为某虚荣心强烈的草野文人编造的伪史，而非是出自一位朝廷史官之手的严肃历史著作。
本帖将举例略作说明。
按《纲要》，闰五月十四日庚申，卫士们自请攻太原城，太祖不许，遂于十六日壬戌班师。以李埴的说法，宋太祖似乎是因为爱惜士卒，所以就放弃了攻打太原城。
事情果真如此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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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会要：
「（五月）二十三日，伪知岚州赵文度来归，待罪于行宫。帝命释之，赐袭衣玉带鞍勒马器币，应岚州伪官赐物有差。时殿前指挥使都虞候赵廷翰上言，以城垒未下，诸班卫士咸愿登城，死力以图攻取。帝曰：汝等吾躬自训练，皆一以当百，所以备肘腋同休戚也，一旦以小寇未平而欲先登陷敌，吾宁不得太原城，不欲令汝辈蹈必死之地。左右皆感泣，再拜呼万岁。闰五月二日，太原城堞摧圮，大水注于城中，并人莫之御，太祖遂幸长堤观焉。军士登望楼，见城中人奔窜不暇。 三日，幸城南，命水军乘舟以焚其门。七日，移行宫于东罕山之南，将班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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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治通鉴长编：
「己酉（闰五月三日），......殿前指揮使都虞候趙廷翰率諸班衛士叩頭，願先登急擊，以盡死力，上曰：汝曹皆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刃蹈必死之地乎！眾皆感泣，再拜呼萬歲。時大軍頓甘草地中，會暑雨，多破腹病，而契丹亦復遣兵來援。.......癸丑（七日），移幸城東罕山之南，始議班師也。己未（十三日），徙太原民萬餘家於山東、河南，給粟。庚申（十四日），分命使者十七人，發禁軍護送之，因屯於鎮、潞等州。......壬戌（十六日），車駕發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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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本纪：
「甲辰（五月二十八日），都虞候趙廷翰奏諸軍欲登城以死攻，上愍之，不允。閏月戊申，雉圮，水注城中，上遽登隄觀。己酉，右僕射魏仁浦薨。壬子，以太常博士李光贊言，議班師。己未，命兵士遷河東民萬戶于山東。庚申，分命使臣率兵赴鎮、潞。壬戌，駕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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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列史料看，卫士请命攻城这事大概有过，但时间却并非如李埴所述的那样。按《宋会要》中的原始记录，此事是在五月末，此后宋军并未停止进攻。《宋史》本纪当源于宋朝国史，明确载此事于五月二十八日甲辰。而李埴之父李焘的《长编》则将其系于闰五月三日己酉，不知以何据。但李焘的记载同样表明此事与宋军最终放弃进攻没直接关联，真正的撤军原因，其实是契丹援军逼近（虽然李焘轻描淡写地放在了气象等因素之后）。而《辽史》中的记载当然就没那么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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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宁初，宋围太原，以屋质率兵往援，至白马岭，遣劲卒夜出间道疾驰。驻太原西，鸣鼓举火，宋兵以为大军至，惧而宵遁，以功加于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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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闰五月十三日、十四日，宋军的撤军行动实际已经展开（十六日不过是宋太祖本人动身之日）。在这个时间点上，不会再有什么卫士请命攻城的事发生。李埴强行将此事移至宋太祖动身前夕，无疑就是想强调宋军撤军并非因战力不济（而是上发善心不让继续打），以掩盖撤退的真实原因。
事情果真如此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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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会要：
「（五月）二十三日，伪知岚州赵文度来归，待罪于行宫。帝命释之，赐袭衣玉带鞍勒马器币，应岚州伪官赐物有差。时殿前指挥使都虞候赵廷翰上言，以城垒未下，诸班卫士咸愿登城，死力以图攻取。帝曰：汝等吾躬自训练，皆一以当百，所以备肘腋同休戚也，一旦以小寇未平而欲先登陷敌，吾宁不得太原城，不欲令汝辈蹈必死之地。左右皆感泣，再拜呼万岁。闰五月二日，太原城堞摧圮，大水注于城中，并人莫之御，太祖遂幸长堤观焉。军士登望楼，见城中人奔窜不暇。 三日，幸城南，命水军乘舟以焚其门。七日，移行宫于东罕山之南，将班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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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治通鉴长编：
「己酉（闰五月三日），......殿前指揮使都虞候趙廷翰率諸班衛士叩頭，願先登急擊，以盡死力，上曰：汝曹皆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刃蹈必死之地乎！眾皆感泣，再拜呼萬歲。時大軍頓甘草地中，會暑雨，多破腹病，而契丹亦復遣兵來援。.......癸丑（七日），移幸城東罕山之南，始議班師也。己未（十三日），徙太原民萬餘家於山東、河南，給粟。庚申（十四日），分命使者十七人，發禁軍護送之，因屯於鎮、潞等州。......壬戌（十六日），車駕發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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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本纪：
「甲辰（五月二十八日），都虞候趙廷翰奏諸軍欲登城以死攻，上愍之，不允。閏月戊申，雉圮，水注城中，上遽登隄觀。己酉，右僕射魏仁浦薨。壬子，以太常博士李光贊言，議班師。己未，命兵士遷河東民萬戶于山東。庚申，分命使臣率兵赴鎮、潞。壬戌，駕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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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列史料看，卫士请命攻城这事大概有过，但时间却并非如李埴所述的那样。按《宋会要》中的原始记录，此事是在五月末，此后宋军并未停止进攻。《宋史》本纪当源于宋朝国史，明确载此事于五月二十八日甲辰。而李埴之父李焘的《长编》则将其系于闰五月三日己酉，不知以何据。但李焘的记载同样表明此事与宋军最终放弃进攻没直接关联，真正的撤军原因，其实是契丹援军逼近（虽然李焘轻描淡写地放在了气象等因素之后）。而《辽史》中的记载当然就没那么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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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宁初，宋围太原，以屋质率兵往援，至白马岭，遣劲卒夜出间道疾驰。驻太原西，鸣鼓举火，宋兵以为大军至，惧而宵遁，以功加于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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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闰五月十三日、十四日，宋军的撤军行动实际已经展开（十六日不过是宋太祖本人动身之日）。在这个时间点上，不会再有什么卫士请命攻城的事发生。李埴强行将此事移至宋太祖动身前夕，无疑就是想强调宋军撤军并非因战力不济（而是上发善心不让继续打），以掩盖撤退的真实原因。
按《纲要》，宋军在咸平四年十月和十一月两败契丹。果真是如此吗？先来看宋会要中关于此事的三条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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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北面前阵钤辖张斌言：破契丹於长城口，杀获甚众，渐近戎首，伏骑大起，三路统帅未及进，前阵兵少，退保威虏军。十一月，北面王显言：前军与契丹遇，大破之，戮二万余人，获其伪命大王、统军、铁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级，得伪印二钮，以羽林军为文，收甲马甚众，首领遁去，余众号恸於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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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十一月九日，北面都总管王显遣寄班夏守赟驰奏：十月十六日，前军与契丹遇，大破之，戮二万余人，获其伪大王统军铁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级，得伪印二，以羽林军为文，收甲马甚众，首领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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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是月，张斌破契丹于河海口，杀获甚众。渐近戎首，伏骑大起，三路统帅不进，前阵兵少，退保威虏军。时戎人自威虏军为王师所败，杀伪大王、统军二人，蕃军仅二万人，余众号恸于野。俄诏桑赞分部下兵万人于宁边军驻泊，令北面前阵兵居后以为应援。真宗以前阵昨经力战，均劳逸而休息之也。十一月，前军与契丹遇，大破之，戮二万余人，获其伪命大王统军铁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级，得伪印二纽，以羽林军为文，收甲马甚众，首领遁去。会河朔饥歉，遂罢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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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条记录看似互有矛盾，其实前两条只是记宋廷于十一月收到了宋军主将王显关于十月份战斗的战报。问题主要出在第三条，只有这条记成了宋军在十月份第一次破契丹，十一月份又第二次大破契丹。实际上互相对比之下，已不难看出这是怎么回事，其实就是史官以奏报送到朝廷之日为会战日期，前后重复记载了同一次会战。这种错误是较普遍的（不管史官是有意无意的）。
而李埴显然同样沿用了这个错误。如果是别人，或尚可归结为无意疏失，但李埴却绝不能够。因为其父李焘在《长编》中已经澄清过这件乌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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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子，王显遣寄班夏守贇驰骑入奏：前军与契丹战，大破之，戮二万余人，获其伪署大王、统军、铁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级并甲马甚众，余皆奔北，号恸满野。（按张斌长城口之捷乃十月十六日甲寅，其二十三日辛酉，斌奏始到。其二十五日癸亥，何承矩又奏侦得契丹自威虏军为王师所败，杀伪署大王、统军二人，蕃军仅二万人，余众号恸于野。按此即长城口之捷也。其十一月九日丙子，王显又奏：十月十六日，前军与契丹战，大破之，戮二万余人，获其伪署大王、统军、铁林相公等一十五人首级，得伪印二，以羽林军为文，收甲马甚众，首领遁去。按显称十月十六日，其日则甲寅也。所称前军，则张斌实前阵钤辖。所称杀戮二万人，又与何承矩所奏数同，伪署大王、统军名号亦同。但显奏称获十五人首级，承矩止二，人数特异，承矩得於传闻，或未详尽，理无足怪。独疑张斌先巳奏捷，而王显又别奏，且月日太辽缓，当时必有故，惜乎史不能载耳。是役也，王显全师实屯中山，未尝出，显奏十月十六日之捷，亦专指前军。据本传，显又上表待罪，此可见破敌者非显全师，明矣。契丹传既於十月载长城口之捷，又於十一月载王显等全师至，大破敌，恐缘捷奏两上，故误分为两事，今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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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将此事说得更明晰了。而父亲的这部著作是李埴《纲要》的主要参据对象，所以他是有意无视的，执意杜撰成两场胜利。更有甚者，宋朝官史中并没有十一月第二次会战的明确日期（因为根本没有过战斗，当然没有交战日期），独《纲要》中出现了“十一月五日壬申”这个明确会战日期。不得不说，这给这场并不存在的会战确实增添了一些真实感，可以骗到一些不查原始史料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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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北面前阵钤辖张斌言：破契丹於长城口，杀获甚众，渐近戎首，伏骑大起，三路统帅未及进，前阵兵少，退保威虏军。十一月，北面王显言：前军与契丹遇，大破之，戮二万余人，获其伪命大王、统军、铁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级，得伪印二钮，以羽林军为文，收甲马甚众，首领遁去，余众号恸於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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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十一月九日，北面都总管王显遣寄班夏守赟驰奏：十月十六日，前军与契丹遇，大破之，戮二万余人，获其伪大王统军铁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级，得伪印二，以羽林军为文，收甲马甚众，首领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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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是月，张斌破契丹于河海口，杀获甚众。渐近戎首，伏骑大起，三路统帅不进，前阵兵少，退保威虏军。时戎人自威虏军为王师所败，杀伪大王、统军二人，蕃军仅二万人，余众号恸于野。俄诏桑赞分部下兵万人于宁边军驻泊，令北面前阵兵居后以为应援。真宗以前阵昨经力战，均劳逸而休息之也。十一月，前军与契丹遇，大破之，戮二万余人，获其伪命大王统军铁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级，得伪印二纽，以羽林军为文，收甲马甚众，首领遁去。会河朔饥歉，遂罢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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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条记录看似互有矛盾，其实前两条只是记宋廷于十一月收到了宋军主将王显关于十月份战斗的战报。问题主要出在第三条，只有这条记成了宋军在十月份第一次破契丹，十一月份又第二次大破契丹。实际上互相对比之下，已不难看出这是怎么回事，其实就是史官以奏报送到朝廷之日为会战日期，前后重复记载了同一次会战。这种错误是较普遍的（不管史官是有意无意的）。
而李埴显然同样沿用了这个错误。如果是别人，或尚可归结为无意疏失，但李埴却绝不能够。因为其父李焘在《长编》中已经澄清过这件乌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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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子，王显遣寄班夏守贇驰骑入奏：前军与契丹战，大破之，戮二万余人，获其伪署大王、统军、铁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级并甲马甚众，余皆奔北，号恸满野。（按张斌长城口之捷乃十月十六日甲寅，其二十三日辛酉，斌奏始到。其二十五日癸亥，何承矩又奏侦得契丹自威虏军为王师所败，杀伪署大王、统军二人，蕃军仅二万人，余众号恸于野。按此即长城口之捷也。其十一月九日丙子，王显又奏：十月十六日，前军与契丹战，大破之，戮二万余人，获其伪署大王、统军、铁林相公等一十五人首级，得伪印二，以羽林军为文，收甲马甚众，首领遁去。按显称十月十六日，其日则甲寅也。所称前军，则张斌实前阵钤辖。所称杀戮二万人，又与何承矩所奏数同，伪署大王、统军名号亦同。但显奏称获十五人首级，承矩止二，人数特异，承矩得於传闻，或未详尽，理无足怪。独疑张斌先巳奏捷，而王显又别奏，且月日太辽缓，当时必有故，惜乎史不能载耳。是役也，王显全师实屯中山，未尝出，显奏十月十六日之捷，亦专指前军。据本传，显又上表待罪，此可见破敌者非显全师，明矣。契丹传既於十月载长城口之捷，又於十一月载王显等全师至，大破敌，恐缘捷奏两上，故误分为两事，今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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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将此事说得更明晰了。而父亲的这部著作是李埴《纲要》的主要参据对象，所以他是有意无视的，执意杜撰成两场胜利。更有甚者，宋朝官史中并没有十一月第二次会战的明确日期（因为根本没有过战斗，当然没有交战日期），独《纲要》中出现了“十一月五日壬申”这个明确会战日期。不得不说，这给这场并不存在的会战确实增添了一些真实感，可以骗到一些不查原始史料的读者。
白草原之战和韦丁之战皆为宋军出界攻伐夏人部族的作战，前者由宋熙河蘭岷路經略安撫判官钟传于绍圣四年十二月统兵出击，后者由知兰州王舜臣于次年（元符元年）二月统兵出击。
按《纲要》所记，宋军两战皆捷，其中钟传白草原之战斩首四千。然而，这两战其实皆为宋军虚报军功的代表作，而且是事发后受到朝廷公开惩处的实例（有数百名官员受牵连）。这些在李焘《长编》中记载得很清楚。先看钟传的白草原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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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圣四年十二月）壬辰，鍾傳奏統熙、秦兩路兵四萬騎出塞。......辛丑，樞密院言：熙河蘭岷路經略安撫判官鍾傳統領本路并秦鳳將兵出塞討蕩，斬獲約四千級，及殺獲首領頗多。......鍾傳奏獲級四千，數百里間牛畜斬獲殆盡，秦鳳亦奏獲千三百二十一級，鈐轄首領十三級，傳以五日出師，六日逢敵擊散，諸將分詣剉子山、吹鄂特川、白草原等處各有所斬獲。章惇恐其所奏首級過多，失實，詔令結罪保明，差官覆按，又遣使賜茶藥，催具功狀聞奏。（鍾傳神道碑-鄭居中作：『紹聖四年十二月，出剉子山，討白草原，俘馘四千.......復有告白草原冒賞者，再降宣德郎，謫監永州稅，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責永州監稅。』 據曾布日錄，傳此責乃坐奏報進築反覆，勞敝秦鳳兵馬耳，白草原冒賞事猶未發也。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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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传这次领两路兵出界作战，初报获首级四千（秦凤路军报获一千三百余级，不知是否包含在四千级内，如果不是，那么总共当为五千余级），后被责令据实再报。最终的结果，按李焘引用的朝廷邸报：
·
「密院奏刑部申奏制勘所奏，勘到钟传、王舜臣等妄冒功赏数。内秦凤经略使陆师闵、钟传奏讨荡画谋事，勘会钟传统领两路大军出界，元奏斩获三千五百二十级，今勘得共实获二百九十级，外有三千三百三十级系虚冒。」
·
虽压缩至了三千五百余级，但依旧水份极大，核实下来实际仅获二百九十级（因实获数与虚冒数相加比原奏数多一百，疑数字存在刊误，有可能是“一”误作“二”。所以实获数也可能为一百九十级）。
接着再看次年二月王舜臣的出塞作战，以下仍引《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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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符元年二月）戊申，熙河兰岷路经略司言：差权知兰州王舜臣统领兵马出塞讨荡西贼，斩获约三千级。诏舜臣以下等第赐银合茶药，其出界兵赐钱有差，所有得功将士等仰经略司疾速保明功状以闻。（八月二十二日送勘。元符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布录于庚子云：同呈熙河奏，王舜臣统兵自金城关出，讨击右厢。又戊申云：呈王舜臣出界斩获，祁、兰州报斩级二万，既而走马奏止三千，其后止二千余级，然夺马千匹，橐驼五百，羊畜数万。舜臣所部止万五千人而已，得旨锡茶药，特支钱，趋上功状。）
（八月）......先是，熙河效用李公绪状首：知兰州王舜臣二月出塞，获八九十级老小，妄奏三千级，公绪亦虚上二级。（二月二十九日。）三省枢密院同呈送制勘所一就根究。......布复以通判兰州张杰书进呈言：边功多不实，白草之战已烦推治，韦丁之役复循前轨。（韦丁之役，乃王舜臣二月之出也。）及卓罗之举，诏使亲临，所获止十八级，前日之数，十百相倍，其情伪可知。然则李公绪所陈不虚矣。
（九月）......秦州制勘所言，已勘李公緒所陳事狀不虛。又乞追王舜臣等。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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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李焘引当时的知情人曾布所记，王舜臣初报功二万级，后改报二三千级。事后被部下揭发，实际只有八九十级老弱妇孺，属于杀良冒功。
对于这两场丢人的闹剧，李埴当然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就是照样不以为耻地将这些假货搬入了《皇宋十朝纲要》里。
按《纲要》所记，宋军两战皆捷，其中钟传白草原之战斩首四千。然而，这两战其实皆为宋军虚报军功的代表作，而且是事发后受到朝廷公开惩处的实例（有数百名官员受牵连）。这些在李焘《长编》中记载得很清楚。先看钟传的白草原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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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圣四年十二月）壬辰，鍾傳奏統熙、秦兩路兵四萬騎出塞。......辛丑，樞密院言：熙河蘭岷路經略安撫判官鍾傳統領本路并秦鳳將兵出塞討蕩，斬獲約四千級，及殺獲首領頗多。......鍾傳奏獲級四千，數百里間牛畜斬獲殆盡，秦鳳亦奏獲千三百二十一級，鈐轄首領十三級，傳以五日出師，六日逢敵擊散，諸將分詣剉子山、吹鄂特川、白草原等處各有所斬獲。章惇恐其所奏首級過多，失實，詔令結罪保明，差官覆按，又遣使賜茶藥，催具功狀聞奏。（鍾傳神道碑-鄭居中作：『紹聖四年十二月，出剉子山，討白草原，俘馘四千.......復有告白草原冒賞者，再降宣德郎，謫監永州稅，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責永州監稅。』 據曾布日錄，傳此責乃坐奏報進築反覆，勞敝秦鳳兵馬耳，白草原冒賞事猶未發也。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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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传这次领两路兵出界作战，初报获首级四千（秦凤路军报获一千三百余级，不知是否包含在四千级内，如果不是，那么总共当为五千余级），后被责令据实再报。最终的结果，按李焘引用的朝廷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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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院奏刑部申奏制勘所奏，勘到钟传、王舜臣等妄冒功赏数。内秦凤经略使陆师闵、钟传奏讨荡画谋事，勘会钟传统领两路大军出界，元奏斩获三千五百二十级，今勘得共实获二百九十级，外有三千三百三十级系虚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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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压缩至了三千五百余级，但依旧水份极大，核实下来实际仅获二百九十级（因实获数与虚冒数相加比原奏数多一百，疑数字存在刊误，有可能是“一”误作“二”。所以实获数也可能为一百九十级）。
接着再看次年二月王舜臣的出塞作战，以下仍引《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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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符元年二月）戊申，熙河兰岷路经略司言：差权知兰州王舜臣统领兵马出塞讨荡西贼，斩获约三千级。诏舜臣以下等第赐银合茶药，其出界兵赐钱有差，所有得功将士等仰经略司疾速保明功状以闻。（八月二十二日送勘。元符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布录于庚子云：同呈熙河奏，王舜臣统兵自金城关出，讨击右厢。又戊申云：呈王舜臣出界斩获，祁、兰州报斩级二万，既而走马奏止三千，其后止二千余级，然夺马千匹，橐驼五百，羊畜数万。舜臣所部止万五千人而已，得旨锡茶药，特支钱，趋上功状。）
（八月）......先是，熙河效用李公绪状首：知兰州王舜臣二月出塞，获八九十级老小，妄奏三千级，公绪亦虚上二级。（二月二十九日。）三省枢密院同呈送制勘所一就根究。......布复以通判兰州张杰书进呈言：边功多不实，白草之战已烦推治，韦丁之役复循前轨。（韦丁之役，乃王舜臣二月之出也。）及卓罗之举，诏使亲临，所获止十八级，前日之数，十百相倍，其情伪可知。然则李公绪所陈不虚矣。
（九月）......秦州制勘所言，已勘李公緒所陳事狀不虛。又乞追王舜臣等。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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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李焘引当时的知情人曾布所记，王舜臣初报功二万级，后改报二三千级。事后被部下揭发，实际只有八九十级老弱妇孺，属于杀良冒功。
对于这两场丢人的闹剧，李埴当然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就是照样不以为耻地将这些假货搬入了《皇宋十朝纲要》里。
按《纲要》， 宋军大败奚王夔离不（即萧干）军于峰山，斩首三万级。北宋末年那支一败再败的宋军竟然有过如此辉煌战绩？然以两个较原始的记录考之则不然。首先是封有功《宣和录》所引贺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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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傅王黼等表贺宣抚司奏：奚贼四军夔离不率众出犯景蓟，大兵讨伐，八月十五日于峰山遇，王师大捷，斩获三千级，生禽伪阿鲁太师，俘执数千人。十七日，追至卢龙岭，招纳二万馀众，获耶律德光伪尊号宝检、契丹涂金印数十，辎重器甲牛羊牲口不可胜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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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贺表亦不过作“三千级”，已可知《纲要》的夸大其实。再看汪藻《金盟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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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奚人饥，干出卢龙岭，攻破景州，又败常胜军张令徽、刘舜臣于石门镇，陷蓟州，寇掠燕城，其锋锐甚，有涉河犯京师之意，人情汹汹，颇有谋弃燕者。童贯自京师移文王安中、詹度、郭药师等，切责之。已而安中命药师大破其众，乘胜穷追过卢龙岭，杀伤大半，从军之家悉为常胜军所得，招降奚、渤海五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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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汪藻虽没有直接记斩级数，不过他记载的招降数字已然不及贺表所称之数。考虑到当时宋廷中的浮夸粉饰风气，实际战果数字当还要远小于三千级。李心传在《要录》中甚至只言：“奚人饥，其部曲杀萧干，传首于我”，竟然都不提这场大捷。
李埴无疑是看过战报的，可是他尚嫌不足，于是就将战果数字再虚夸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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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傅王黼等表贺宣抚司奏：奚贼四军夔离不率众出犯景蓟，大兵讨伐，八月十五日于峰山遇，王师大捷，斩获三千级，生禽伪阿鲁太师，俘执数千人。十七日，追至卢龙岭，招纳二万馀众，获耶律德光伪尊号宝检、契丹涂金印数十，辎重器甲牛羊牲口不可胜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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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贺表亦不过作“三千级”，已可知《纲要》的夸大其实。再看汪藻《金盟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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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奚人饥，干出卢龙岭，攻破景州，又败常胜军张令徽、刘舜臣于石门镇，陷蓟州，寇掠燕城，其锋锐甚，有涉河犯京师之意，人情汹汹，颇有谋弃燕者。童贯自京师移文王安中、詹度、郭药师等，切责之。已而安中命药师大破其众，乘胜穷追过卢龙岭，杀伤大半，从军之家悉为常胜军所得，招降奚、渤海五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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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汪藻虽没有直接记斩级数，不过他记载的招降数字已然不及贺表所称之数。考虑到当时宋廷中的浮夸粉饰风气，实际战果数字当还要远小于三千级。李心传在《要录》中甚至只言：“奚人饥，其部曲杀萧干，传首于我”，竟然都不提这场大捷。
李埴无疑是看过战报的，可是他尚嫌不足，于是就将战果数字再虚夸十倍。
（五）宋钦宗靖康二年三月范致虚兵败
关于靖康二年三月范致虚所统陕西勤王军的失败，金人娄室神道碑称“勤王之师三十万僵尸盈沟，致虚仅以数十骑遁去”。此虽属碑铭夸大其词，但宋人诸书也均承认宋军大败，比如李心传《系年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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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三月十一日），......陕西宣抚使范致虚兵溃于千秋镇。初，致虚率诸路兵过陕州，与敌遇，战十数，杀伤相当，复得潼关。参议官赵宗印以舟师至三门集津，亦累得小捷。致虚乃授宗印河东制置使，整军出潼关。伪西京留守高世由闻之，遣使告急于左副元帅宗维，乞兵为援。宗维谓诸将曰：致虚儒者岂知用兵，当使斥堠三千杀之。致虚前军出武关，由邓州渑池之间屯于千秋镇，宗维遣贝勒罗索将精骑自伊阳直冲之，王师不备，遂弃辎重而奔，死者几半。西道副摠管孙昭远、环庆经略使王似、熙河经略使王倚留居陕府，致虚收馀兵入潼关。....（致虚千秋之败，按赵甡之遗史及李观纪行录皆在三月十一日辛丑。而实录于三月末附书之，盖不得其本日也。实录又称自正月至三月十五日大战十数，既得潼关，乃引众东出，亦恐差误。）
己酉（十九日），......陕西宣抚使前军统制官翟兴袭西京，斩敌所命西京留守直龙图阁高世由、大金随军转运使右文殿修撰张友极。兴，伊阳人，习知地利，范致虚既败去，兴间世由之怠，出其不意，与族弟进提步卒数百卷甲夜趋，潜入洛阳擒世由，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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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主要参据了《中兴遗史》、《封氏编年》、《纪行录》等几种当时人的私家记录，以此对《钦宗实录》中的官方说法作了修正。由李的自注可知，已佚的《钦宗实录》载范致虚战败事于三月末。李埴《纲要》将事系于三月的最后一日己未日，必就是来源于《实录》。但他又自作主张进行了改编，竟删略掉了战败这一主要事件，却只将无关紧要的前事“克潼关”系于此。后面直接又续上一段范致虚派遣翟兴、翟进复西京事，造成好似是宋军乘胜攻取西京一般。实则翟氏兄弟是在范致虚主力战败之后，趁敌一时得意驰备，自发发动的小规模偷袭而已。
总之，李埴此处东拉西扯掩败的意图十分明显。
关于靖康二年三月范致虚所统陕西勤王军的失败，金人娄室神道碑称“勤王之师三十万僵尸盈沟，致虚仅以数十骑遁去”。此虽属碑铭夸大其词，但宋人诸书也均承认宋军大败，比如李心传《系年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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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三月十一日），......陕西宣抚使范致虚兵溃于千秋镇。初，致虚率诸路兵过陕州，与敌遇，战十数，杀伤相当，复得潼关。参议官赵宗印以舟师至三门集津，亦累得小捷。致虚乃授宗印河东制置使，整军出潼关。伪西京留守高世由闻之，遣使告急于左副元帅宗维，乞兵为援。宗维谓诸将曰：致虚儒者岂知用兵，当使斥堠三千杀之。致虚前军出武关，由邓州渑池之间屯于千秋镇，宗维遣贝勒罗索将精骑自伊阳直冲之，王师不备，遂弃辎重而奔，死者几半。西道副摠管孙昭远、环庆经略使王似、熙河经略使王倚留居陕府，致虚收馀兵入潼关。....（致虚千秋之败，按赵甡之遗史及李观纪行录皆在三月十一日辛丑。而实录于三月末附书之，盖不得其本日也。实录又称自正月至三月十五日大战十数，既得潼关，乃引众东出，亦恐差误。）
己酉（十九日），......陕西宣抚使前军统制官翟兴袭西京，斩敌所命西京留守直龙图阁高世由、大金随军转运使右文殿修撰张友极。兴，伊阳人，习知地利，范致虚既败去，兴间世由之怠，出其不意，与族弟进提步卒数百卷甲夜趋，潜入洛阳擒世由，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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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主要参据了《中兴遗史》、《封氏编年》、《纪行录》等几种当时人的私家记录，以此对《钦宗实录》中的官方说法作了修正。由李的自注可知，已佚的《钦宗实录》载范致虚战败事于三月末。李埴《纲要》将事系于三月的最后一日己未日，必就是来源于《实录》。但他又自作主张进行了改编，竟删略掉了战败这一主要事件，却只将无关紧要的前事“克潼关”系于此。后面直接又续上一段范致虚派遣翟兴、翟进复西京事，造成好似是宋军乘胜攻取西京一般。实则翟氏兄弟是在范致虚主力战败之后，趁敌一时得意驰备，自发发动的小规模偷袭而已。
总之，李埴此处东拉西扯掩败的意图十分明显。
按《纲要》，宋将刘光世大败叛将李成，斩首三万，降二万人。李埴所给出的宋军战果数字又异常巨大，不用说当然是极离谱的。以下用三则较《纲要》更早的记载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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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盟会编》引汪伯彦《时政记》：
「是日，御营司进呈检校少保奉国军节度使刘光世具奏楚州见养济李成下人兵家属男儿妇女共六百馀人。......成率其众万人各扶老携幼渡河来归朝廷，授以右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充京东河北路都大捉杀使。朝廷虑其党太盛，命分二千人往南京、一千人宿州把截粮料，馀众令押赴行在。成遣部将史亮者统所分之人行，亮至宿州辄剽掠居民焚汴河桥，成蹑其後复逗遛怀贰不进。朝廷得其奸谋，命光世追讨至光州界，剿杀平荡无馀，成仅以身免。初，光世许得成者以成官爵予之，故士奋命争夺，得其秘箧与所用提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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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克《中兴小历》：
「乙丑，命江淮制置使刘光世领统制官苗傅兵二万讨贼。光世下令得成者以成官爵与之，故士皆力战，贼众大溃，降者数千，擒史亮及其党张胜、王宜等数人，成仅以身免，收残兵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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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系年要录》：
「（八月）辛巳，右武大夫忠州防御使河北京东都大捉杀使李成引兵入宿州。.....（李成之叛，日历不见事始，但于今年十月庚子因刘光世奏存恤成军中老小事遂及之。而熊克小历乃于元年十月乙丑书命刘光世讨成，此实误。乙丑，十月九日也，盖会要载光世以今年十月九日受命讨李成，而克误移入去年，是以差互。今从赵甡之遗史，系此。）
（十月）是月，.....江淮制置使刘光世败李成于新息县。
（十一月）己丑，江淮制置使刘光世还行在。李成之败也，获其党之家属，诏分养于真、泰、楚三州，至是光世具上男女六百馀人。.....（日历载此事于十月九日庚申，盖因汪伯彦时政记所云而不深考耳，其中有云去降赦尚半月，盖十一月九日己丑也。会要亦云光世以十月九日受命讨成，不应其日已奏捷。今各附本日，庶见首尾。时政、日历差一月，熊克小历又差一年，今并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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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可以确定，宋军歼敌五万绝无可能（《时政记》载李成军总数原本才一万）。且由刘光世奏报俘叛军家小仅六百余人观之，即便《中兴小历》所言“降者数千”也很可能是夸张之词。因当时军队皆携家小，数目一般多过战士，如果俘获的家小仅有数百，那么战士大抵也不会比此数多多少。又，李成实际并未因此战而式微，此后仍是一股强大叛军势力，直至绍兴元年宋廷派重兵才将其剿灭（李成投齐继续抗宋之路）。故此战并非什么歼灭战，李埴《纲要》中的数据，恐怕不只是夸大了一个数量级。
由李心传的自注进一步分析。李埴将事系于十月九日庚申，所据当是已佚的官史《高宗日历》。但他的这组夸张战果数字不太可能是来源于《日历》，因为此段《日历》的上一级史源《时政记》里并没有相应的内容。李埴应该是采用了一些极不可靠的野史传说（或者他自己就是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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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盟会编》引汪伯彦《时政记》：
「是日，御营司进呈检校少保奉国军节度使刘光世具奏楚州见养济李成下人兵家属男儿妇女共六百馀人。......成率其众万人各扶老携幼渡河来归朝廷，授以右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充京东河北路都大捉杀使。朝廷虑其党太盛，命分二千人往南京、一千人宿州把截粮料，馀众令押赴行在。成遣部将史亮者统所分之人行，亮至宿州辄剽掠居民焚汴河桥，成蹑其後复逗遛怀贰不进。朝廷得其奸谋，命光世追讨至光州界，剿杀平荡无馀，成仅以身免。初，光世许得成者以成官爵予之，故士奋命争夺，得其秘箧与所用提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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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克《中兴小历》：
「乙丑，命江淮制置使刘光世领统制官苗傅兵二万讨贼。光世下令得成者以成官爵与之，故士皆力战，贼众大溃，降者数千，擒史亮及其党张胜、王宜等数人，成仅以身免，收残兵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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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系年要录》：
「（八月）辛巳，右武大夫忠州防御使河北京东都大捉杀使李成引兵入宿州。.....（李成之叛，日历不见事始，但于今年十月庚子因刘光世奏存恤成军中老小事遂及之。而熊克小历乃于元年十月乙丑书命刘光世讨成，此实误。乙丑，十月九日也，盖会要载光世以今年十月九日受命讨李成，而克误移入去年，是以差互。今从赵甡之遗史，系此。）
（十月）是月，.....江淮制置使刘光世败李成于新息县。
（十一月）己丑，江淮制置使刘光世还行在。李成之败也，获其党之家属，诏分养于真、泰、楚三州，至是光世具上男女六百馀人。.....（日历载此事于十月九日庚申，盖因汪伯彦时政记所云而不深考耳，其中有云去降赦尚半月，盖十一月九日己丑也。会要亦云光世以十月九日受命讨成，不应其日已奏捷。今各附本日，庶见首尾。时政、日历差一月，熊克小历又差一年，今并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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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可以确定，宋军歼敌五万绝无可能（《时政记》载李成军总数原本才一万）。且由刘光世奏报俘叛军家小仅六百余人观之，即便《中兴小历》所言“降者数千”也很可能是夸张之词。因当时军队皆携家小，数目一般多过战士，如果俘获的家小仅有数百，那么战士大抵也不会比此数多多少。又，李成实际并未因此战而式微，此后仍是一股强大叛军势力，直至绍兴元年宋廷派重兵才将其剿灭（李成投齐继续抗宋之路）。故此战并非什么歼灭战，李埴《纲要》中的数据，恐怕不只是夸大了一个数量级。
由李心传的自注进一步分析。李埴将事系于十月九日庚申，所据当是已佚的官史《高宗日历》。但他的这组夸张战果数字不太可能是来源于《日历》，因为此段《日历》的上一级史源《时政记》里并没有相应的内容。李埴应该是采用了一些极不可靠的野史传说（或者他自己就是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