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在下在天涯连载的拙作《血色神州——五代十国纪事》，权当抛砖，以待众吧友之美玉。


1、
按照一般乱世中的力学原理，每一支新生的小势力，如果不能再乱世的最初阶段排除万难，毅然崛起，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做大的机会将越来越少，大多数或被逐渐削弱、淘汰，或向周围的大势力靠拢。这就好像宇宙大爆炸后弥漫的星云，在万有引力作用下渐渐汇集到一个个焦点周围，变成一颗颗恒星、行星、卫星，然后它们再组成星系，从此进入相对的稳定期……

可以这么说，到天复三年（公元903年）的新年来临之时，通过近二十年似乎永不停歇的征战杀伐和纵横捭阖，在各路军阀不断兴起、灭亡和重组中，这个过程已经悄悄渡过了它的初级阶段。新的势力已不再能轻易涌现，新时代的雏形，已经从一片混沌中渐渐露出了端倪。

假如我们就按照这一比喻做一小结，给天下的藩镇们分分类，那么此时，不用依附于人，有资格成为多个藩镇的领袖，可以被看作恒星级别的强藩大概还剩下四家：

在太原，大部份原有行星都被朱温抢走，快变成光杆恒星的李克用，还在慢慢养伤，短期内已经不敢轻易言战；

在扬州，江淮霸主杨行密正面临着严重的内部危机，如何将这一危机化解过去，不让北方强邻渔翁得利，是他此时需要应对的最大挑战；

在成都，满足于割据蜀中的王建已经开始清洗功臣，为自己的儿孙将来能顺顺利利的接班扫清障碍。

而最强大的朱温，仍驻军于凤翔城外，城里，是刚刚被他从恒星级痛扁到行星级的李茂贞，正准备要摇白旗。此时，朱温的实力已是一枝独秀，遥遥领先于其他任何强藩。成德王镕、魏博罗绍威、义武王处直、两浙钱镠、镇南钟传、荆南成纳、湖南马殷等等一大批行星级的藩镇，都在或远或近地绕着其打转，组成了当时一个并不稳定，但最为庞大的星系团。除了上面提到的李克用、杨行密、王建三强，谁还敢不要命地主动向其挑战呢？

谁能想到，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可能是晚唐最神秘、最怪异、最让人看不懂的一桩大事件发生了：一颗长期被人们认为属于朱温星系团的中等行星突然反水，向强大朱温发起了一次大胆的，极有创意的，几乎是匪夷所思的全面奇袭。

亮剑的，是一支离开咱们的新闻热点已经很久的势力：平卢节度使王师范。那么，他不知道他以他的实力，最后胜利的机率接近于零吗？为何会做出这种近似于飞蛾扑火的举动呢？

2、
传统的解释非常简单明了：

王师范非常喜欢阅读儒学经典，是一位被理想主义熏陶出来的忠义之士，他在接到李茂贞、韩全诲以李晔的名义发给他的勤王诏书后，想到天子正在蒙难，竟伤心地泣下沾衣。他感叹道：“国家设立藩镇，就是用来作保卫皇室的屏障，怎么可以眼睁睁看着皇上受到如此逼迫屈辱而无动于衷呢？我们手握强兵，难道只是用来自卫的吗？”

正好，前宰相张浚也从他在长水（今河南洛宁县长水镇）的家中写了一封密信给王师范，劝他兴起义兵，讨伐朱温。王师范大受激励，遂表态说：“张公的话，正合我意，还有什么可以迟疑观望的？我决定了，只要是为了勤王赴难，纵然力量不足，也要不计生死，全力以赴！”

就为了这样的理由，王师范豁出去了，他就像当年齐庄公出猎时遇上的那只螳螂，无比英勇地对着碾过来的车轮举起了双臂……

无疑，这些记载很阳光，很正面，充斥着满满的正能量，但事实果然这么简单吗？如果我们仔细推敲一下相关的记载，就很容易发现其中充满了不合逻辑、不可解释的悖论。

最明显的一条，是王师范起兵的时间。

我们先来看看这几个时间点：朱温即出兵关中，是在天复元年（公元901年）十一月初，同月，韩全诲将李晔劫持至凤翔；十二月，李茂贞、韩全诲开始制造圣旨，号召天下藩镇勤王，讨伐朱温；仅仅一个月后，李克用响应圣旨，兵发河中，王师范如果要呼应号召，打击朱温的话，这无疑是他出兵的最佳时机，但他在那时却毫无动作，将机会白白错过。

直到现在，又是一整年过去，李克用已遭受重创，李茂贞更是快要投降了，这个时候才想起来举兵，不是太晚了吗？难道这一年多来，他王师范因为一心只读圣贤书，所有两耳不闻窗外事？

那么会不会是这种情况：李茂贞、韩全诲发给王师范的诏书，因为道路阻隔，传递不畅，直到一年后才送到青州呢？比如说吧，他们发给杨行密的第一批诏书不就受阻于冯行袭，后来让张浚之子李俨（张俨）携带的第二批诏书，才成功送到扬州。

然而，我们如果遵循这个思路做一番考察，又会发现隐藏较深的第二条疑问：李茂贞、韩全诲真的给王师范发送过勤王诏书吗？

《资治通鉴》中，简要提到了李俨带到扬州的诏书的内容，其中有这么一句“以朱瑾为平卢节度使，以冯弘铎为武宁节度使，以朱延寿为奉国节度使。”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份诏书的意思，那么王师范同朱温的儿子朱友裕，老部下王敬荛一样，都已经被免职了，平卢的新节度使是朱瑾。

大家想想看，假如王师范看到的诏书就是这一份，那么身为一个世袭的藩镇节帅，见到一份要将他扫地出门的圣旨，不但不怒，不说这是奸臣矫诏，反而只对皇帝的处境同情落泪，你说他究竟是脑残呢？还是脑残呢？

3、
而且，这道诏书的内容这样写，并不让人意外，《通鉴》在朱温打垮两位义兄，兼并天平、泰宁两镇时就有这么一句“惟王师范保淄青一道，亦服于全忠”也就是说，在当时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已经将王师范视为朱温阵营中的一员了。因此，李茂贞在诏书中罢王师范的官，这很正常。如果他再自相矛盾地发出另一份诏书，让“朱温同党王师范”去讨伐朱温，那才有点儿奇怪吧？

那再让我们假设：李茂贞、韩全诲真的发了一道诏书送到平卢，而且王师范与众不同，他确实忠义无双，大公无私，视死如归，愿为心目中的正义付出一切！这世上如此高尚的人虽然不多，但也不是绝无仅有，所以对他的所作所为，切不可以用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不是吗？

但这种假设又会引出第三条疑问：仅仅为了忠义，就应该讨伐朱温吗？

看前文可知，此时在李晔的心中，朱温绝对比李茂贞看起来更像个忠臣，包括此次事件，也是李茂贞、韩全诲先绑架了天子才挑起来的。当初李茂贞、王行瑜受到李克用讨伐的那一次，都只能算是绑架未遂，还没这次这么严重。如果大家都公认李克用当时的行为是勤王赴义，那你凭什么说朱温干同样的事就是胁迫天子呢？

天下谁不知道，李茂贞干预朝政、胁迫天子，早已劣迹斑斑？他不但有过去时，而且有进行时，而朱温要干同样的事，还得等待将来时。

在朱温真正把李晔弄到手心之前，除非王师范是从后世穿越过来的，读过新、旧唐书或新、旧五代史，否则你怎么能肯定他不会是第二个勤王的李克用呢？

在王师范之前，只有李克用、杨行密、王建三大强藩对李茂贞版的圣旨做出过反应，中、小藩镇则一个出手的都没有（保大李茂勋之类，本来就是李茂贞集团的一部份，非独立势力的不算）。

而且，李克用与杨行密之所以动手，绝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圣旨的内容，出自天子的真意，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已经结成了反朱温同盟，朱温的强大直接威胁着他们的切身利益。一时还受不到朱温威胁的王建，更是别有用心，把圣旨当成玩物罢了。总之，每一个智商正常的藩镇节帅，都不应该这么容易就受骗上当吧？

要解开这些谜题，还是让我们摸索着，先从平卢和王师范的来龙去脉开始寻找答案吧。

4、
在大唐的诸多藩镇中，平卢是资格最老，且有过辉煌历史的百年老店之一。早在玄宗开元年间，它就出现了，是最早的“天宝十节度”之一。不过，当时的平卢总部设在营州（今辽宁朝阳），位于大唐的东北边陲，也就是十六国时代著名的慕容部兴起的地方，与后来的平卢镇辖区毫无重叠之处。

大名鼎鼎的安禄山在造反前，职务就是范阳（即后来的卢龙）、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不过有职务是一回事，实际的支配力是另一回事，所以等安大胖子造反后，多数平卢军人不愿随从他反唐，于是发动兵变，重新反正归唐。

不久，在安禄山派出大军的强力反击下，孤立无援的平卢军民二万余人，在首领侯希逸率领下，放弃原驻地南撤，乘船渡过渤海海海峡，集体搬家到达山东半岛。唐朝为表彰忠义，遂在山东设置淄青镇以安置平卢军，不过因为人还是平卢的人，大家更习惯使用平卢这个老名称。

代宗永泰年间，出身高句丽移民后裔的将领李正己发动兵变，驱逐了自己的表哥侯希逸，平卢从此走上割据自雄的道路。通过种种阴谋与武力手段，李正己将平卢的辖区扩大到十五个州（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曹、濮、徐、兖、郓），相当于今天的山东全省，另加河南、河北、江苏的各一小块，成为大唐当时的第一号强藩，并将这一冠军地位保持了四十多年，传了四代（李正己，子李纳，孙李师古、李师道）。元和年间，宪宗锐意削藩，动员诸道之兵共讨平卢，李师道在屡败后为部下所杀。

附注：由于李正己的高句丽人身份，在旷世奇书《大朝鲜帝国史》中，将李氏四代执掌平卢的这段时间算作是他们历史上的一个地方政权：齐国（李纳在四镇之乱时曾自称齐王），从而“证据确凿”地证明了咱们的山东省曾经是韩国领土的一部分。不过这种理论要成立的话，不知道箕子、卫满是哪国人？那个半岛的大部份更应该算哪国领土才对？

为避免过于强大的平卢重新割据，唐中央在收回平卢之后，对它动了大手术，割郓、濮、曹三州设天平镇，割兖、密、沂、海四州设兖海镇（后来的泰宁），割徐州归武宁（后来的感化），割棣州归横海（后来的义昌）。

这次拆分对平卢镇打击巨大，不但地方缩小为原来三分之一，而且赖以割据的地方军人集团也受到重创，从此，它再也没有成为过强藩，虽然它一度比魏博、成德甚至卢龙都要强大，但却连“河朔三镇”的名单都没能挤进去。直到黄巢起事将天下搅乱之前，平卢节度使都是由朝廷任命的。

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平卢大将王敬武，乘着天下大乱，手握兵权的机会，发动兵变，驱逐节度使安师儒，平卢重新进入割据状态。不过，在强手如林的唐末军阀中，王敬武只属于本事不太大，不过运气还算不坏，几乎没有机会上新闻头版的那一类。他在前文中唯一一次出场，是朱温派朱珍到他的地盘上征兵，他气不愤，出兵阻拦，结果却让朱珍带着兵甲不全的新兵给狠扁了一顿，从此只好低声下气地给朱温装孙子。

大概也是因为这一战的结果，让朱温认为平卢军不堪一击，对自己的威胁极小，所以他虽然将王敬武身边的朱瑄、朱瑾、时溥都给吞了，却一直没有动平卢。

5、
龙纪元年（公元889年），王敬武病逝，他的儿子，也就是咱们这一章节的临时主角王师范才十六岁（虚岁），平卢军中很多实力派都看不起这个半大孩子，纷纷想取而代之。棣州（今山东惠民东南，此时已重新归并平卢）刺史张蟾首先表示不服，并特意上疏，表示愿意服从中央。那时昭宗李晔也正好刚刚登位，还处在削平藩镇，中兴大唐的幻想之中，他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立即表示不承认王师范对平卢的继承权，任命太子少师兼侍中崔安潜为平卢节度使。

张蟾马上将崔安潜接到棣州，拉到了朝廷这面大旗作虎皮，让平卢内部反王师范的一派势力声势大振。

少年王师范对待这份肯定出自李晔本意的圣旨，可远远不像后来对待那道李茂贞版圣旨时那么恭顺，他公然拒绝接受，并且派都指挥使卢弘（也有的史书上记为卢宏）统率军马，进攻朝廷大员已经进驻的棣州，连投鼠忌器的感觉都没有。

但没想到，卢弘也生出了异心，兵权到手后，他不但不进攻棣州，反而与同事张蟾、朝廷大员崔安潜接上了关系，表示接受中央的指挥，返身杀回青州。

王师范得知卢弘也造了他的反，急忙派出使者前去见卢弘，一面送上笔的贿赂，一面在信中可怜惜惜地哀求说：“我只是因为先父的关系，得到众人的推举，才居于今天的位置，这并非我的本意。您也知道，我年纪幼小，什么事也干不好，卢公您如果还记念与先父的情意，不让王家断绝后祀，那就是您的大仁大义了；如果您认为我不适合继续在位，那我也情愿让位，把军府的事都交给您来主持，只求您不要杀我，让我能为先人守灵就行了。”

卢弘一见此信，不由大喜，没想到平卢的大权这么容易就可以落到自己手里，要不赶快伸手接住，那都对不起老妈留给自己的聪明脑袋。卢弘决定马上进城接收权力，至于朝廷来的崔侍中么，就让他等着吧，让别人让节度使哪有自己当节度使舒服啊？什么，会不会有诈？怎么可能呢！一个孩子，在危急关头怕死，这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吗？

可卢弘真正没有想到的是：在把使者送出城之后，那个在他看来胆小怕死的孩子，就秘密叫来了手下一个叫刘鄩小军官，吩咐说：“你如果能帮我干掉卢弘，我就提拨你当大将！”

刘鄩，祖籍密州安丘县，出生于一个地方小官僚之家，祖父刘绶是密州一个统计户口的小公务员，父亲刘融稍有进步，当过安丘县令，不过，他们在死后都“大富大贵”了，刘绶被追赠左散骑常侍，刘融被追赠工部尚书。不用说大家也应该想到了吧，这种死后的升官，是因为刘鄩后来发达了。

据史书上说，刘鄩自幼便胸怀大志，好论兵法，喜读史传，其人又非常聪明，颇能融会贯通，非赵括那类死读书的尖子生。日后刘鄩果然成长为一代名将，其用兵好设奇谋，善于用出敌不意来取胜，有“一步百计”之美誉，是唐末五代时可与淮南李神福并称的智将，只可惜运气似乎要差一点儿。而王师范年纪轻轻，便能慧眼识才，将其提拔出来委以重任，也算不简单了。

很明显，要论玩心眼的话，卢弘对王师范都是完败，更不说对刘鄩了。结果，他兴冲冲进城自投罗网，然后就在自己的座席上，干净利落地被刘鄩取掉了脑袋。

杀掉卢弘及其几个心腹后，王师范急驰出城至城外军营中，宣布了卢弘的罪状，展示其首级，同时发下重誓，保证不株连他人，又给士兵们个个重赏。就这样，王师范用超出其年龄的老辣，玩了一手漂亮的恩威并施，成功赢得了大多数平卢士卒对他的效忠。

随后，王师范以刘鄩为副手，亲自统率这支军队回头再进攻棣州，一举克城，生擒张赡并将其斩首。李晔派来的平卢节度使崔安潜当然再也没有上任的可能性，只好悄悄逃走，王师范也不想彻底和朝廷撕破面子，装作没看见，放他逃回长安。不久后，李晔也只好承认失败，撤销对崔安潜的任命，同意王师范继任平卢节度使。

6、
坐稳了平卢节度使的位子，王师范便收回了他在保卫自己继承权时那付强硬和咄咄逼人的面孔，变得温和爱民，执法严明，颇有谦谦君子之风。他还非常好学，是位大藏书家，收集书籍过万卷。

有一次，王师范有个舅舅，在喝醉酒后借酒闹事，犯下了人命案子。王师范得知后，准备了一大笔钱，向死者家属赔利道歉，问能不能私了。但死者家属不干，一定要王师范给他们个公道，于是，王师范叹道：“我不敢徇私乱法！”当即命舅舅给死者偿命。

王师范的母亲原以为儿子当节度使，那兄弟杀个平民有什么大不了？对这样的结果毫无心理准备，因而大怒，等王师范来给母亲请安赔罪，她关起门来，整整三年不同儿子见面。可王师范是个孝子，仍坚持每天都来请安，甚至一天来三、四次，进不了门就在中庭对着母亲的居处下拜，无论寒暑，从不懈怠。

除此表现自己的公正与孝顺之外，王师范还常常会做些标新立异的秀。比如说，每次有新的益都（平卢总部青州治所在县）县令上任，王师范总要带着仪仗卫队前往县衙拜谒。小小的县令见到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当然要吓得侍立一旁，王师范就一面命令左右将县令强按在大堂的主座上，一面自称“百姓王师范”在庭院中下拜。这么一为，连王师范的手下也觉得太过份了，究竟谁大谁小啊？主公您可管着二十四个县令呐！但王师范不以为然，说我家本出出身于民，恭敬父母官，就是要教育子孙不可忘本。

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王师范的这种表演，如果说依法杀舅还让人佩服的话，那向并非有什么特殊功绩的部下的部下下拜，就给人觉得太做作了。

好吧，根据以上简介，我们大致可以为王师范这个人做出几点小结了：

首先，王师范绝对不是一个脑残。恰恰相反，他非常聪明，在少年时已显示出超过常人的勇气与才智。否则在缺少河朔传统的平卢，依河朔惯例子承父业，不是件容易的事。十六岁的王师范在自身威望不著，手下人心不服，朝廷不承认，以至部下打着中央的名义反叛的困难处境下，靠施展诈术，迅速清除各种反对力量，夺过并掌稳了大权，其难度明显要高过后世与他同岁的玄烨除鳌拜，至少玄烨拥有王师范根本不具备的大义名分。

其次，王师范其人确实比较有正义感和忠义观念，也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倾向，但他一出道就与天子诏书对着干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理想主义并没有战胜他的理性。他绝不是那种“君要臣死”，就会认为“臣不得不死”的傻忠。

第三，王师范喜欢在人前作秀，喜欢扮演道德楷模，他说的不少话，目的是在塑造一位贤良方正的忠臣义士形像，而非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平卢曾经强大过，但早已风光不在，王师范拥有的实力已完全不可能单独抗衡朱温。结合以上三点，一个既不是脑残，也不是傻忠，并且喜欢作秀的平卢节度使，他有可能为了一道破绽百出的“圣旨”，和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忠义”，就押上自己的所有一切，去参与一次几乎必败的赌局吗？

7、
个人以为，只能有一个解释：按王师范的计划，平卢绝不是单独与朱温翻脸，他一定事先在幕后，至少得到了一个强大势力的暗中支持与怂恿（只有名气没有实力的张浚是担当不了这个角色的），认为一旦开战，将形成对朱温的强大统一战线，自己承担的，大概只是次要责任。只不过，王师范可能是被一个比他更聪明的人给忽悠了，后来的局势并没有按他设想的发展。

那么，谁会是那只隐藏在幕后的那只大手呢？由于年代久远，又事关机密，我们很难在史料中找到直接的证据，只好使用排除法来进行一番推测了。

在下认为，虽然史书上说，王师范是在看到李茂贞、韩全诲从凤翔发出的诏书，与张浚的来信后才决定动手的，而且他起兵时，也是打着援救凤翔城中的李晔的旗号，但李茂贞其实是第一个可以排除的嫌疑人。

这是因为：一，王师范起兵时，李茂贞已经被打残了，根本无力为平卢提供任何安全保障；二，从凤翔到平卢路途遥远，且隔着庞大的朱温辖区，彼此要联系协调极为不便；三，从发给杨行密的诏书看，李茂贞根本就没想到王师范是他可以争取的力量，他与王师范之间很可能毫无来往。

去掉了李茂贞，那么此时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对抗朱温的嫌疑人只剩三位：蜀中王建、河东李克用、淮南杨行密。

这三位都是咱们的老熟人了，想来朋友们对他们各自的崛起之路，及为人处事的风格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那咱们就先以三人的性格为线索开始探索吧。

在朋友们看来，这三位老大中，谁最言而无信，最喜欢放人鸽子呢？我想答案应该是一致的：王建。放眼唐末的所有大军阀，在脸厚心黑，撕盟约如撕手纸等方面的造诣，能与朱温一争高下的，也就只有王建了。那么，鼓动王师范起兵的人会是王建吗？

可惜，以在下看，阻止这一假设成为事实的障碍太多，故这种可能性很小，基本可以排除。

最直观的障碍与李茂贞的第一、二项理由相同：蜀中距离平卢，比李茂贞的凤翔距离平卢更加遥远，道路更加崎岖，联系更加困难。距离也同样减少了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假如王建与王师范确有秘密盟约，那么在平卢有难之时，远在巴蜀的王建即使忠于盟约（且不说此人的信用度早就是负数了），也极难对王师范提供有效援助。

除了距离这个客观因素外，还有个更重要的主观因素：王建缺少挑动讨伐朱温的动机。这倒不是因为朱三与王八太相似，有什么惺惺相惜之情，而是王建似乎已经满足于自己取得的成就，对主动去招惹是非的兴趣不大。

9、
既然从人格角度推测出的结果不那么可靠，那么我们不妨换一个视角，看看谁最有挑动王师范起事的动机？

如果让王师范起兵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倒朱温的话，那么最痛恨朱温的李克用，似乎嫌疑最大。

事实上，王师范在其起兵的当月，便派遣了使者秘密前往太原晋见了李克用，并向他详细告知自己袭击朱温的战况，这场面是不是很像是一位接受指示的下级，向发出指示的上级报告工作完成情况？以此来看，李克用事先很可能与王师范早有联系，他十有八九是知情人。听到朱温受攻击的消息，李克用当然也很高兴，马上回信，高度赞扬了王师范的见义勇为。

据说在张承业的劝告下，李克用也决定要再次出兵南下，进攻朱温。然而，这次李克用出兵的认真程度，可能是自他出道以来最敷衍了事的一回：一支主将不详，兵力也不详的晋军南攻晋州（今山西临汾），还没有到达，因听说朱温已经制服李茂贞，李晔已离开凤翔返回长安，然后晋军就班师了。一仗没打，只搞了一次短距离的武装游行，至于已经起兵的王师范怎么办？则完全没有考虑。

当然，李克用此时还处在大败之后的恢复期，力不从心也情有可原，但如果李克用是策动王师范的主谋，那么他这样做不是白白浪费了王师范这支奇兵，与打倒宿敌朱温的目的背道而驰吗？

另外，有些细节，也与李克用是主谋的假设有冲突。史书上说，促使王师范起兵的两大动因，是李茂贞版的天子诏书和张浚的书信。其中，李茂贞版的诏书我怀疑有伪造的嫌疑，理由已见前述。李克用是个缺少城府的直肠子，伪造诏书之类的事估计他干不了。而张浚与李克用结仇甚深，李克用要低下头来说服张浚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写那封信，估计难度也不小。综合上述，在下估计：李克用在鼓动王师范起兵这件事上，他有可能是知情人，事先也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秘密协议，但他不会是主谋。

那么主谋会是谁呢？好像已经没有别的选项，只剩下淮南杨行密了。

仔细一找，很容易发现有很多间接证据，都能将主谋指向杨行密：

一、杨行密与王师范之间，拥有除朱温外，所有强藩中最便利的联系条件，淮南与平卢相距较近，而且如通过海路交往，朱温的人几乎无法拦截。凭借这一便利，杨行密要事先察觉王师范可以争取也比其他强藩更容易些；

二、在王师范起兵后，杨行密是给过平卢实质性援助的唯一强藩，一些史料也记载双方曾缔结了盟约；

三、张浚的儿子李俨正在淮南，通过这一层关系，杨行密要弄一封张浚的书信，比李克用方便的多；

四、李俨是带着让杨行密便宜行事的诏书来到淮南的，出于权变，他与杨行密联手伪造一份给王师范的诏书，这种的可能性我认为是存在的；

五、杨行密与李克用原先就存在反朱温的同盟关系，彼此间一直联系，有杨行密穿针引线，可以让王师范感到有吴王和晋王这两大强藩站在自己一边，实力不见得比朱温弱，那起兵的合理性就高得多了。

但可能有朋友要提出反驳了：在王师范起兵后，杨行密虽对他有支持，但力度太小，那你刚才论证李克用不会是主谋的一大理由不也同样成立：“白白浪费了王师范这支奇兵，与打倒宿敌朱温的目的背道而驰”，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10、
是的，这也曾是让在下迷惑的地方，但我后来想到另外一些问题：此时杨行密与李克用最大的不同点在什么地方？如果杨行密是主谋，那他也许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打倒朱温呢？顺着这条思路，我发现此时一些难以理解的事件，似乎就都能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了，一些初看起来似乎毫不相关的事件，也许同时在服务于一个庞大的计划……

好了，在开始下一章之前，在想下再声明一遍：本文接下来的内容，是个人以零星史料为依据提出的假说，它可能比传统的记载更接近事实，也可能是更远离，所以它只供朋友们参考，如能激发朋友们的思索，想出更好的解释，则不胜荣幸。

现在，就让在下沿着这一思索的轨迹，带朋友们去解读一下谜一般的天复三年那些事儿吧。


在下要说的故事，也许可以从天复三年（公元903年）的某个月（应在二月之后，但具体时间不详），一位大才子求见朱温讲起。

话说在晚唐诗坛，有一位与“诗圣”杜甫并称，号称“小杜”的大诗人杜牧，他有一个小儿子，名叫杜荀鹤。可能因为那方面的遗传基因比较优良的缘故，杜荀鹤也很善于作诗，其文辞切理，颇有其父杜牧之遗风，在当时的文坛很有声誉。

大顺二年（公元891年），杜荀鹤中了进士举，以第八名及第，正好有个叫张曙的人与杜荀鹤一同去赶考，也得高中，两人都比较自负，文人相轻，便相互打趣。张曙说：“杜十四你是多么幸运啊，竟然能与张五十郎同年！”杜荀鹤答道：“哪里哪里，我看还是张五十郎更幸运，竟然能与杜荀鹤同年！”真是一个比一个傲。

不过，你如果因为看到这句似曾相识的语言，而以为杜荀鹤是罗隐第二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杜十四的傲骨只是针对同行的，一旦碰上权大势大的大人物，那一身骨骼，马上就能由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就比如这一次晋见朱温，正好碰上出着太阳下雨的天气，杜荀鹤顿时文思如涌，当即写下了一首著名的马屁大作《无云雨诗》：

同是乾坤事不同，雨丝飞洒日轮中。
若教阴阳都相似，争表梁王造化功！
（注：朱温在天复三年二月，以迎驾还都之功由东平王晋爵为梁王）

11、
当然了，如果杜荀鹤见朱温这一面，就为了溜一溜须拍一拍马，那还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以朱温现在的身份，每天听到的马屁，估计出本期刊也是绰绰有余，不缺这一首诗。之所以在下要提一下这件事，是因为杜荀鹤此时还有一个重要身份：他是田頵的首席谋士！

这次，杜荀鹤受田頵之命，悄悄离开宣州，并不是直奔汴州来的，他还先去过寿州（今安徽寿县）一趟，那里是淮南著名的猛将，杨行密的小舅子，黑云都指挥使朱延寿的驻地。

据说在此前不久，杨行密与众人开了次玩笑，拿自己这位小舅子开涮，让朱延寿感觉自己大大的丢了面子。大家还记得在下在前文中的交待吧，朱延寿可是个出名的坏脾气，果于杀戮，沾火就着。有时杨行密既想杀掉某些罪犯，又想保持自己为人宽大的良好形像，就常常先表面赦免，然后巧妙设局让朱延寿下手，替自己背黑锅。这一来二去，朱延寿认为自己对于姐夫实在仁至义尽了，既劳苦，又功高，还负责挡脏水，咱都做到这份儿上了，你凭什么还讥讽我？真是太不地道了！

这事不知怎么让田頵知道了，田頵便派心腹杜荀鹤来到寿州，鼓动三寸不烂之舌，竟成功地将朱延寿拉进了由田頵与安仁义组成造反预备阵营，朱延寿当即表示：“公有所为，我愿执鞭。”

然后，杜荀鹤才来晋见朱温，显然，他的主要任务不是来作诗，而是向朱温报告：田、安阵营在反杨行密秘密计划中取得的最新进展，以及请求朱温在即将爆发的淮南内战中予以援手。

鉴于杜荀鹤在田頵手下的重要地位，以及田頵原本是杨行密部下的这一事实，在下认为他不可能是田頵派来见朱温的第一拨使节，之前肯定派过地位低一些的使节先进行了试探性接触，确认了大家是有共同语言的，才会进行下一步更深入的谈判。

这就有点儿像中美建交，最早来的是乒乓球队，然后是基辛格，最后才是尼克松。且古代受制于交通与通讯手段的落后，为防止突发事件，一把手可以带着重兵远征或巡游，但无法带重兵的出访，就极少发生。田頵派出杜荀鹤，差不多已经可以视作当时的最高规格了。

如果要判断田頵这些外交努力的起始时间，我认为最迟不超过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十二月初，武勇都之乱结束时，认定自己与杨老大必将翻脸的田頵，为弥补自身实力的不足，已经开始向朱温暗通款曲，并同时在同属杨行密部下的老同事中，寻找同盟伙伴了。

那么对于田老二与朱三秘密接近这种情况，杨行密究竟知不知情呢？我想，即使杨行密什么证据也没有抓到，就凭着他在群雄逐鹿在大棋盘中，纵横捭阖这二十余年，在派使节强迫田頵从杭州撤军时，就应该猜到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了吧？

在两浙第一次武勇都之乱后，田頵与杨行密这对曾经的生死兄弟已经完全撕破了脸，田頵要造反已经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起事的问题。

众所周知，一颗炸弹在其当量一定的前提下，所造成的破坏大小，起决于它被引爆的时间和地点。所以，如何在对自己最有利的时刻，引爆田頵这颗炸弹，便成为朱温与杨行密在这一阶段博弈的中心命题。

12、
对朱温最好，或者说对杨行密最糟的情况，就是在朱温的其他方面没有大的战事，将大军调至淮南时，田頵、安仁义等突然起兵。那么杨行密面临的处境，将比武勇都之乱时的钱镠更加恶劣。毕竟钱镠有难，还可以请杨行密牵制田頵，杨行密如果落到同样的困境，能请谁来制衡朱温？那样一来，淮南集团的灭顶之灾，也许就难以避免了！

更让杨行密不安的是：从天复二年年底的天下大势来看，对朱温有利的引爆点试乎即将到来。杨行密最大的盟友李克用，遭受多次重创之后，短期内只能收兵自保，甚至面对刘仁恭上蹿下跳的挑衅，都采取了忍让的态度，更别说出师与朱温争锋了。王建更不用说，根本不靠谱。而李茂贞屡败之下，无论军力还是财力都已濒临绝境，已经不可能再与朱温长期对抗下去。

事实上，此时朱温如果有意，那他再努一把力，一劳永逸地灭掉李茂贞也并不是办不到的事，但他却似乎将天子夺到手就行了，汴军对凤翔的攻击行动已经基本停止。天复三年（公元903年）正月二日，李晔派使节出城至汴营，调解朱温与李茂贞之间的矛盾。正月四日（注意这个时间点，此时朱温尚未得知王师范的行动），李茂贞的使节郭启期出城，正式代表李茂贞与朱温缔结了和解盟约。

之前李茂贞借李晔之手，给朱温下过无数道诏书，朱温的态度是不予理睬，随手扔进废纸篓，现在怎么会变得这么好说话呢？无疑，朱温是个极狡猾的人，他现在这么急于从凤翔收手，其内心的算计，会与淮南的最新变化毫无关系吗？

那么，杨行密要怎样规避这一迫在眉睫的巨大危险呢？简单来说，如果你有不止一个敌人，而且这些敌人的力量之和远远超过你，那你就应该尽最大可能地避免与多个敌人同时开打。

至于怎样具体操作，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一代世界级枭雄斯大林，就做出一个经典范本：他通过策动和调停西安事变，尽全力促使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使抗战及早爆发。随后又向中国派出援华空军，出钱、出物、出人，在一段时期内，让苏联成为中国最大的外援国，且其援助条件比之前的德国援华，和之后的美国援华都要优惠，对中国抗战给予了巨大帮助。

不过，等到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渐渐进入持久战泥塘1941年4月（苏德战争爆发前两个月），斯大林又适时中止了对中国的援助，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此后甚至还承认满洲帝国的独立，似乎与之前的对华政策急转一百八十度。

其实，不管前面的大力援华，或是后面的中止援华，承认伪满洲国，斯大林的政策一直是一贯的，连续的，目的就是给日本制造敌人，要拴住日军的手脚，以便在苏德开战时，东部边境不受日本的威胁（当然，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没能呼应盟友对苏实施东西夹击，其原因不完全在中国，但将中国抗战列为诸多原因中的最重要原因，当不为过）。前面的做法不是因为正义，后面的做法也不是因为背弃了正义。

我在反复揣摩天复三年发生的那些事之后，突然意识到，斯大林的这些手法，比他早得多的杨行密，就已经玩得炉火纯青了。

13、
自然，被杨行密选择用来拴住朱温手脚的势力，就是王师范。选择王师范的原因，应该首先和斯大林选中中国差不多，那就是王师范有一定能力，手下还有刘鄩这样的良将，虽然比朱温弱很多，但至少不会马上被朱温打垮，起得到牵制朱温的作用。

其次，王师范与朱温之间，似乎早已存在着隐藏矛盾，且其人有君子之风，喜欢以忠义自居，有被利用的现实可能性。

关于前者，据一些零星的，不连贯的史料记载，王师范的下属州县似乎发生过一次叛乱，倒向朱温，杨行密曾予以援助，对他有过恩惠。以恩公的身份，当然要好说话一些，但仅凭这点，肯定还不足以让一位聪明理性的年青人去为自己抛头颅洒热血。

一般说来，一个成功的政治家要让别人为自己的利益去赴汤蹈火，多数时候可不能靠实话实说，而是要将真实的目的包装在一个冠冕堂皇的，虚幻的目标里，才是煽动热血青年起来战斗的不二法门。

于是，为了让王师范站出来挑战朱温，从而达成自己一个不能直接说出口的绝密谋划，杨行密最大限度地运用了自己的政治资本，施展出多种手段。

首先，要弄一道天子诏书。如果只考虑当事人的动机，这一条应该比较容易做到，天子在李茂贞手中时，只要是以对付朱温为主旨的提案，圣旨要多少有多少，而且全是原装正版。但李茂贞不是仗打得很不顺，已经被围死在凤翔城中了吗？当时又是个没有电话，没有电报，更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为避免夜长梦多贻误时机，仿照手中的诏书制作一份山寨版也是很有可能的。

光有天子的圣旨当然也是不够的，否则李茂贞早就该集结起庞大的“勤王”联军了。如今这年月，诏书贬值已久，对王建、刘仁恭之类寡廉鲜耻之辈已等同于手纸，就算对于王师范这种标榜忠义的藩镇节帅，其效能也不宜估计过高。

但杨行密毕竟比李茂贞高明的多了，手法不会那么单调，所以第二招也同时使出：利用李俨的关系，秘密与退休在家的张浚接上关系，让老宰相写封密信，劝王师范起兵。

此前张浚留给世人的印象，一直是朱温在朝中的同党，确少自知之明，不过挺擅长于见风使舵。因为交情深厚，朱温最近的几次军事行动，都曾特地请张浚同行，连给自己的名义舅父王重荣重新立碑，都是请张浚撰写的碑文，看上去就是一对好基友。

可谁知道，也许正因为接触的机会太多，张浚早早看清了朱温那忠臣画皮下的奸雄本质，已知其绝对不可能忠于皇室，一旦得志，早晚会弑君篡位！

张浚此人，虽然已经在史书上留下了很多缺点，但作为深受国恩一介文臣，一生的功名荣辱都系于李唐皇朝，对李家天子还是有忠义之心的。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展示他的另一面了。

有朱温的老朋友现身说法，来指出朱温的奸恶，那对于王师范这种道德观念比较强的人，其说服力可能就比李茂贞作坊里制作的圣旨要高得多。

14、
不过，还有比张浚书信更重要的东西。杨行密向王师范提供情报，暗示目前的大好形势：朱温野战部队的主力大部份正集结于关中对付李茂贞，小部份驻于晋州（氏叔琮部）、邢州（葛从周部）等地防御李克用，中原腹地兵力空虚（这大部份是真的）。再顺便展示一下杨行密——李克用联盟的强大实力和反朱的坚定决心（这一条也是真的），并且即将有大的行动（这一条就是看得见摸不着的水中月了）！

问题是王师范会相信吗？我想，如果是王建、刘仁恭这类损友说出来的，王师范恐怕不敢信，因为他们已有的信用纪录太差了。但这些话是在唐末诸强藩中，最有忠厚长者之名的杨行密（如在前文《武勇都之乱》一节中，作过杨军俘虏的顾全武，竟然都直接向钱镠称赞敌方老大杨行密行事光明磊落，是真正的大丈夫）说的，再加上李克用的诚信纪录也不错，有这两位担保，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吗？

只是，年青的王师范还是没有看透一点：对于打天下的人来说，诚信终究只是一种手段，并非目的。假如客观形势有迫切需要，那他们是不会为了诚信而诚信的。

就这样，围绕着让王师范讨伐朱温这个大目标，杨行密把该考虑的都考虑到了。诏书提供了行动合法性，让平卢军师出有名；张浚的书信提供了行动的合理性，颇能打动在王师范心中份量很重的正义感；杨行密串联李克用表达的加盟意向，又为这个行动提供了可行性，使它看起来不那么像自杀。

于是，兼有理性与理想主义的王师范被说服了，他决心为了拯救大唐，为了弘扬忠义，在杨行密最需要的时候（而不是李茂贞最需要的时候，虽然这一点王师范未必完全清楚），毅然出手，向强大的，自己也曾经去拜过码头的汴梁朱温，发起挑战！

天复三年（公元903年）正月初四（也就是朱温与李茂贞缔结和解盟约的同一天）凌晨，一支五百人的平卢军小部队，在王师范最能干的部将刘鄩率领下，正乘着夜色的掩护，无声无息地来到黝黑高大的兖州城墙下。

由于在事先，刘鄩已经派人化妆成油贩踩过点，他们非常准确地找到了城中用于排污的隐密水门，从这里钻了进去，经下水道进入城内。接下来，这支精锐的小部队乘大部份毫无防备的守军还在梦乡畅游，以极高的效率控制了城内的节度使衙门（兖州是泰宁镇总部所在地）及四面城门，进而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全城。

话说这兖州城理论上的守将，可是朱温任命的泰宁节度使葛从周，那位人称“无事莫挑拨”的“山东一条葛”，一生战功累累，威名赫赫，这次怎么会这样容易地不但让刘鄩给“挑拨”了，还把重镇丢得这么麻利呢？

原来，虽然葛从周与王师范的职务名称一样，但两者的职务性质还是大不相同的，葛从周即使当上节度使，本质上仍然只是朱温的部将，并未成为一方诸侯。朱温那里需要，葛从周就得像镙丝钉一样地钉到那里去。所以像兖州这种安全的大后方（此前多数人包括朱温都是这样认为的），不是你老葛应该呆的地方。这不，他现在正率军驻扎于邢州，监视与防备李克用，根本就不在泰宁镇的地界上。

15、
葛从周不在的结果，就是让刘鄩打了这一次极漂亮的袭城战，等到天明时分，兖州城中的居民起床开始新一天的劳作时，大多数人还没有发现他们的城市已经易主了。

葛从周的老母和妻儿当然不属于这大多数，她们住在节度使府衙中，天未明时就被平卢军俘虏，渡过了惊慌恐惧的一晚。但当她们见到这群敌人的主将刘鄩时，又感到了意外的惊喜：来的这员将军彬彬有礼，在面见葛从周的老母时，甚至下拜叩头，如同见到自己的母亲一样。刘鄩还给葛从周的妻儿另外安排了住处，吩咐士兵不得打扰，待遇从优。葛从周的其他亲属，以及城中的绝大部份居民，则原来干什么的，现在还干什么，一切照旧，就像没有发生过战争一样。

刘鄩第一次担任主将，就作到了真正的秋毫无犯，在这暴虐乱世，初显难能可贵的仁将之风。

王师范的袭击目标远不止一个兖州，比如，另一员平卢将领张居厚，就在在刘鄩得手的同一天，也率领着一支二百人的精锐小分队，化妆成商贩，推着小车，来到支持朱温一方的大唐临时中央所在地：华州。显然，如果他们能把这个地方拿下，将给华州版的中央政府来个一锅端，那对朱温政治合法性上的打击力度，无疑将大大超过刘鄩攻陷兖州。

不过，接下来城门口发生的事，让平卢军的美好设想永远化为了幻想。曾在长安保卫过崔胤等朝廷公卿的朱温部将，现任华州的代理长官（知州事）娄敬思见这群商贩个个虎背熊腰，一点儿不像生意人的样子，便勒令他们停车接受检查。

张居厚一行人的车上，装的可都是武器之类的违禁品，哪里能老老实实让汴军查看？于是他们突然发难，当场格杀娄敬思，然后大声呐喊着冲进城中。这样一来，张居厚虽然斩杀了汴军一将，可奇袭的效果也就大打折扣了。

城中的最高长官，华州中央的首脑崔胤只好站出来，当一只被赶上架的鸭子，临时指挥城中部队抵抗。虽然打仗对崔相国来说，专业有些不对口，但张居厚的奇袭部队人数毕竟太少了，一番苦斗之后被崔胤指挥的华州守军给赶出城，被迫向南逃亡，在逃至商州时，被追兵追上，全军覆没！

但这还远远不是全部，据史书记载，除了刘鄩和张居厚外，王师范此前至少还派出了另外至少十一支精锐的特种攻击分队，他们或伪装成使者，或伪装成商贩，分别前往汴州、徐州、郓州（今山东东平）、齐州（今山东济南）、沂州（今山东临沂）、孟州（今河南孟州）、滑州（今河南滑县）、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虢州（今河南临宝）、洛阳、河中（今山西永济），在正月四日这一天同时发难，点向朱温集团的周身大穴！

如果在地图上对这些“穴位”进行一下简单分析，那它们似乎可以分成两类：齐、郓、兖、沂、徐五州为第一类，它们都在平卢周边，拿下它们可以扩大平卢的安全缓冲区，并与杨行密的地盘实现接壤；汴、滑、孟、陕、虢、洛阳、河中等属于第二类，它们都处在黄河或汴水、渭水边上，也是朱温集团辖区内交通大动脉的主要节点，如果能拿下一个，就能严重影响朱温军队的调动及后勤的供给。

16、
我不知道这个行动计划是王师范自己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还是有其他什么人替他制定的，但不得不说：相对于同时期，我们已经介绍过的任何一次军事行动，这个袭击计划实在是太超前，太标新立异！

在开战的第一时间内，就同时对敌境内多个纵深目标实施打击，打乱其组织结构，使敌陷于混乱，从而失击从容反击的能力，这样的战术完全不是古代战争的打法，反而很有现代闪击战的某些特征。我们可以从后世如德国的“巴巴罗萨计划”，或以色列的“六、五战争”等经典战例中，发现似乎与此有些相似的战术运用。

不过，这是否能证明：王师范（或他身边某位没留下姓名的参谋人员）是位超越时代的大军事家呢？不好意思，以在下愚见，战术运用一旦“先进”到脱离了时代赋予的客观条件，那它就不再高明，而变成一种愚蠢了（可能有些穿越小说不同意这种观点）。

用多支小股精锐来突袭敌关键性纵深据点，这初看起来很像今天的特种空降部队，但我们知道，他们并不具备今天的通讯与交通条件。他们一旦出动，彼此间基本上就无法联系了，更谈不上配合作战，实际上变成了一颗颗孤立无助小沙粒。朱温的地盘可是一个州一个州打下来的，军队都是百战余生，虽说主力被调到关中，中原相对空虚，可要迅速集中一、两万人也是易如反掌的事，岂是这些小沙粒就能撼动的？一句话，成功那是侥幸，失败才是正常。

事实也证明，剩下那至少十一支攻击小分队，不用说向刘鄩看齐了，就连张居厚那样的战果都没有得到，就全部输得干干净净！白白浪费了一大批军中骨干。

其实，就算他们侥幸成功，又能怎么样？被袭击的目标大多距离平卢非常遥远，除去距离平卢本部比较近的攻击部队外，即使得手，也不可能指望自身主力部队的后续支援（按史料记载，王师范只向最近的齐州、兖州派出过后续部队），不可能支持下去。

比方说，假如在1944年6月6日早上，天气突变，使在诺曼底的登陆行动被迫中止，那不用说，已经降落到德军腹地82空降师与101突击师，不管他们表现再如何英勇顽强，也必然会成为美军战史上最悲催的师级番号。

从以上的分析，和实际作战结果来看，虽然由于刘鄩的表现比较优秀，使平卢军拿下了一个兖州，但这一白遮不住百丑，这仍然是一个十足蹩脚的半调子计划，似乎是某位赵括型的纸上军事家，闭门造车弄出来的大作。

不过我也有些怀疑，真相也许还有另一种解释，如果这次袭击计划不为求胜，而是别有深意呢？

17、
通过前文想必大家已经知道，在李茂贞即将服软的时候，最需要王师范起兵的人就是杨行密。那么对杨行密而言，让平卢军在朱温的后背捅刀子，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一刀把朱温捅死？这当然是很理想的目标，不过那太不切实际了，人不能靠幻想活着，不是吗？

所以目标得订得现实一点：让王师范尽最大可能地触怒朱温，迫使朱温为了天下第一强藩的面子，为了保持在各小藩镇面前发号施令的威信，必须暂时撇开其他对手，以全力压服平卢，从而为自己解决田頵、安仁义小集团赢得战机。

要让公牛发狂，那斗牛士手中的红布自然是越鲜明越醒目越好。这次袭击的据点包括了朱温的大本营汴州，临时中央所在地华州，大唐的东都洛阳，以及朱温直接控制下的十九个藩镇（宣武、天平、泰宁、佑国、忠武、感化、保大、保塞、昭义、河中、静难、戎昭、保义、河阳、邢洺、宣义、镇国、匡国、奉国）中九个的总部所在地！虽然在多数地方的战果不怎么样，但这种超饱和攻击所带来的骇人气势，已经能带给朱温足够的震惊和愤怒了。

还有一点，大家可能容易忽视的，这个计划具有不可逆的特性。平卢军要袭击的各个目标，与青州（今山东益都，平卢总部）的距离相差悬殊（青州到其中最近的齐州，直线距离约一百二十里，到最远的华州，直线距离约一千六百里，真实路程肯定要远得多），显然，他们不可能是一齐出发的，必须分成分成多个批次隐密出动，一旦离开平卢，他们就无法再保持与与总部的联系。

也就是说，当第一批突袭小队（可能就是张居厚那支）派出后，虽然那时距离行动正式开始的时间——天复三年正月四日还很久（估计不会少于一个月），但王师范已经无法更改计划了。假如他曾对自己的一时冲动感到后悔，或者后来对计划的可行性有怀疑，都不再有刹车可踩，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综合以上两点，如果从杨行密的需要来看，这个计划完全达到了目的，是很不错的。

好了，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来作出总结：制定这个计划的人，如果不是没有脑子的话，那就一定是太有脑子了。

也不知道是因为过于紧张，还是不够自信，王师范还做了件有些画蛇添足的事。他派了一个信使去汴州，表面任务是重申一下平卢与宣武之间的传统友谊，表示对朱温“勤王”事业的支持，其实是借机窥探一下汴州的动静，看看朱温方面是否对自己的计划有所察觉。

可惜，王师范显然对情报工作的重要性重视不够，对特工人员的选拨标准定得实在是太低了！留守在汴州的宣武判官裴迪接见的平卢的信使，双方礼节性的寒喧了几句后，裴迪随口问起王师范最近在干什么，就发现这名叫苗公立的信使竟紧张地脸色大变，说话也变得前言不搭后语。

裴迪这个名字在本书中虽然还是第一次出场，但他其实已经是朱温的老部下了，号称“为人明敏，善治财赋，精于簿书”，他长期留守汴州，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负责管理钱粮收支，为朱温大军的四出征战提供补给；二是负责汴州的刑狱诉讼，审犯断案。

在这样经验丰富的老警官面前，苗公立的不正常表现当然逃不脱他的法眼。于是，裴迪屏去左右，使出平日审案的技巧，厉声讯问，还没等动大刑，苗公立就腿一软，什么都招了！

19、
突然间得知了王师范起兵的惊天爆料，裴迪大吃了一惊，军情紧急，如果按常规处理，先报告千里之外的朱温，请示方略再行事，则必误大事！只是裴迪不是司马懿，手里没兵，于是他迅速告知了刚刚回到汴州的朱友宁，请其便宜行事。朱友宁也当机立断，一面带上手头的一万人马，东巡兖、郓；一面迅速遣人通知邢州的葛从周，请他马上回师泰宁。

值得提一句的是，在《旧五代史．朱友宁传》中，有这么一句话：“青帅王师范构乱，以关东诸镇兵悉在岐、陇，欲乘虚窃发，自齐、鲁至于华下，罗布奸党，皆诈以委输贡奉为名，阴与淮夷、并门结好。”

上文中的“淮夷”就是杨行密，“并门”就是李克用，可见裴迪和朱友宁对王师范起兵原因的判断，和在下的猜测基本一致：这是与杨行密和李克用协调过的行动，没有提到刘仁恭或其他藩镇。只是这个判断的依据，是来自苗公立的供词，还是对其他情报的综合分析，我们今天就不得而知了。

那么除此之外，真还有其他情报也将幕后操纵者指向杨行密和李克用吗？事实上是有的，即使在一千多年后，也不是毫无迹象可寻，只是粗略看上去，它们的联系似乎不那么紧密而已。

按在下的推断，至迟不超过天复二年冬，杨行密（可能还有李克用）已经与王师范达成了协议：淮南、河东的军队将与平卢的奇袭部队在同一月发兵，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朱战争，不会让你们平卢军独挡大敌的！

如果推测属实，那也不是完全的忽悠，因为李克用与杨行密也确实都在天复三年的正月，对朱温及其盟友发起了军事行动，算是对王师范行动的配合。

李克用的行动前文已经简单说过，就是前往晋州方向武装巡游了一个来回，一战没打。没开打的借口，说是听说皇帝已经离开凤翔，咱们去晚了。但这算得上理由吗？天子被劫就不勤王了？就把小盟友晾一边了？就这样，王师范被以前一直很讲信用的李克用放了鸽子。

与之相比，杨行密的军事行动似乎更有诚意一点儿，至少吴军是真正开打了，不过他们也同样是剑走偏锋，没有冲着朱温去，而是冲着朱温的小盟友——武昌节度使杜洪，威风凛凛地亮起了刀子。自然，这样即使一刀子捅下去，朱温也不会太疼，也就不会喧宾夺主，把朱温的主要注意力吸引过来。

如果仅从刀子的刃口来看，还是比较锋利的：吴军主帅是升州（今江苏南京）刺史，至今未尝败绩的江淮第一名将李神福，副手舒州（今安徽潜山）团练使刘存，也是员号称“骁悍，善用兵”的猛将。不过刀子并不太大，据《十国春秋》记载约为一万人，全部是水师（怀疑其主力就是投降的冯弘铎所部），乘坐着战船沿长江逆流而上。

另外，以李俨带来的李茂贞版圣旨为依据，杨行密还“合法”地代行天子职权，任命朱瑾为东南诸道行营副都统，统军作为李神福的后援。

杨行密想干什么呢？是为了呼应王师范的行动？还是另有图谋？在下觉得，这应该是杨行密在深思熟虑后下出的一招险棋，也可以说是一记妙手。其目的有三：一是兑现对小盟友王师范的承诺，不过这是最次要的原因；二是在试朱温的应手，判断王师范起兵的效力；三是最重要的，他在引诱田頵谋反。

20、
三国时的刘备曾有一段名言：“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在唐末各强藩中，为人个性与刘备最接近的杨行密，显然也是这样的认为的。另外，杨行密在其集团内部的权威，不像朱温、李克用那么说一不二，很多“三十六英雄”的老兄弟只把他当成了带头大哥，而不是高高在上的主君。

因此，杨行密行事总以忠信、宽大示人，不为祸始，不先做对不起人的事，以赢服人心。假如需要要除掉谋人，也要设法让他先对不起自己，占领道德的制高点，如春秋时的郑庄公姬寤生对付弟弟共叔段。

现在，朱温面临的老热点李茂贞问题还没解决，王师范创造的新热点又将朱温的关东诸军都吸引了过去，田頵如果在这个时候造反的话，他不可能得到朱温的有力支持。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引爆田頵这枚埋藏在卧榻之侧的定时炸弹，对杨行密的伤害最低。

问题是，在你希望鸟叫唤的时候，这鸟偏偏不叫，怎么办？

据说著名的日本战国的三杰：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有一次齐聚醍醐寺饮酒，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信长的答案是：不叫的鸟就宰了它！秀吉的答案是：不叫可以逗它叫。家康的答案是：不叫可以等它叫。

虽然在这三位中，家康成了最后的成功者，他的忍功也因此备受后世推崇，但很显然，杨行密是不可采用家康式方案的。不管李茂贞还是王师范，他们都不可能始终有效地拴住朱温主力，等朱温把那两位都解决了，田頵再起兵，会是什么结果？而且大家也知道，田頵与朱温之间其实已经有了秘密联系，朱温肯定会和田頵打招呼，叫其稍安勿燥，等待最佳时机。毫无疑问，朱温与田頵的最佳时机，肯定是杨行密的最差时机。

不过仔细想想，朱温的最佳时机其实也并不等于田頵的最佳时机。毕竟朱温的目的，是要利用杨行密与田頵鹤蚌相争，让他自己渔翁得利，进而一举吞并淮南。而田頵的目的，则是要取杨大哥而代之，自立为淮南之主，可不是去做他人的嫁衣裳。

有了这个差别，也就为杨行密采用秀吉式方案“逗它叫”，提供了可能性。

在杨行密麾下众将中，要找一个最能让田頵有所畏惧的人，无疑就是李神福。当初杨行密之所以把李神福安置在升州（今江苏南京），安置在田頵与安仁义的中间，就是把他当成了安全筏，让田頵与安仁义不敢轻举妄动。现在有意命李神福西征，将其调离升州，就是要给田、安二人一个最明显的暗示：千载难逢的良机到了！即使没有朱温帮忙，你们也有机会突袭扬州，夺取淮南了！

21、
然而，田頵也不是这么容易上当的，李神福的水军逆流而上，看上去是挺花时间的，似乎也走了很远，但要一转身顺流而下杀回来，所需要的时间就会短得多。于是，田頵忍住了眼前的诱惑，依旧引而不发，按兵不动。

这个子不动，大棋盘上的其他棋子却不会因此而停顿下来，棋局看起来正向着总体有利于朱温的方向运行：

正月初四，王师范对朱温发起大规模特种袭击，只取得了不到7.7%的成功率，朱温的大部份控制区仍稳如泰山。数日后，得到急报的朱温迅速抽调部份军队东归，并正式命令由朱友宁统一指挥对王师范的战争，同时加快了与李茂贞的谈判，以期尽早从关中抽身；

正月二十二日，经过一轮紧张激烈地讨价还价，著名的大绑匪李茂贞，在得到自身势力的安全保证，以及让自己的儿子娶了李晔之女平原公主为妻之后，正式认输了，将名义皇帝兼资深人质李晔送出凤翔，送入城外汴军的大营，移交给下一位大绑匪朱温。

不过，由于泼朱三的演技高超，远非“火龙子”李茂贞可比，所以移交人质的这一幕初看起来非常拨乱反正，非常光明忠义，完全掩盖了它黑吃黑的实质。

只见大道旁，天下实力的第一人朱温，穿上文官朝服首次朝见了天下名义的第一人李晔。远远望见天子，朱温立刻叩头下拜，哭得泣不成声，表现他对天子此番蒙尘的由衷难过。可能到此时仍然幻想着朱温会是忠臣的李晔大为感动，也禁不住泪下沾衣，哽咽着赞道：“大唐的宗庙社稷，都由爱卿奋力再造！朕与皇室宗亲，也都靠着爱卿的功绩才得以重生！”然后解下自己所佩的玉带，赐与朱温。休息片刻后，皇帝一行人踏上返回长安的路途，朱温则亲自单人匹马，为天子开道，做足了忠臣秀。

正月二十七日，李晔回到阔别了一年多的长安，但从本质上看，这里的产权人已经变成了朱温，管理员则是朱温的侄儿，朱友宁的弟弟朱友伦。长安已不再是大唐朝廷最后残留的宅居地，只是他们借住出租屋而已。

天子已在掌握中，但朱温还要更进一步，痛打落水狗，清除朝中已不成气候的竞争对手。正月二十八日，朱温与崔胤一同登殿晋见李晔，借崔胤之口，要求尽诛天下宦官！这样强有力的要求，李晔当然只能盖章同意。

当天，大唐朝廷最后的数百名宦官被集体驱赶到内侍省，除了三十名年纪幼小地位低微的小童得以幸存外，其他人全部遭到屠杀。稍后，朱温与崔胤的意志变成一道道圣旨，发往天下各藩镇，继续杀戮散落在各藩镇的监军宦官。最后，除了河东监军张承业、卢龙监军张居翰、西川监军鱼全禋，再加上逃到扬州的清海监军陈匡柔、已隐居青城山的严遵美等五人，因得到不甩朱温的强藩李克用、杨行密、王建、刘仁恭四人保护，而幸免于难外，各地的宦官也全被杀光。

至此，曾称霸大唐朝堂一百多年的宦官集团至此完全覆灭，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宦官时代终结。原先由宦官处理的宫中杂务改由宫女完成，原先由宦官指挥的，不堪一击的中央禁军改由崔胤统率。

这当然不算完，二月一日，李晔被迫下旨，宣布所有在凤翔发布的与人事相关的诏书统统作废，然后以此为契机，继清除宦官之后，朱温开始飞扬跋扈地横行朝中，对群臣进行大清洗，将所有对自己不完全顺从的大臣一一下手，几乎是在最短时间内，就撕掉了自己描绘多年的忠良画皮。

22、
二月三日，宰相（同平章事）陆扆因为给李茂贞说话，被免职，贬为王傅，发往洛阳；二月五日，工部侍郎兼同平章事苏检，与吏部侍郎卢光启被勒令自杀；二月六日，中书侍郎兼同平章事王溥被免职，贬为太子宾客。

短短几天，四位宰相就被一下子去掉了三人，只剩下一个崔胤。但一人独相是不符合唐朝惯例的，李晔一时没有弄清楚自己的真实处境，就打算乘着这个机会，任命在凤翔与自己患难与共，相知最深，也最信任的韩偓为相。韩偓是聪明人，知道这个宰相可不是好当的，为避嫌，他推辞掉皇帝给他的任命，改而向皇帝推荐御史大夫赵崇与兵部侍郎王赞二人担当相位。

李晔与韩偓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此举已经极大地触怒了朱温与崔胤。你以为他们一口气拿下这么多宰相，会是为了让天子安排自己中意的人吗？更何况在不久前的一次朝会上，韩偓没有像朝中多数大臣那样，对朱温溜须拍马，就已经让朱温很不爽了。

于是，朱温新帐老帐一起算，他怒气冲冲地进宫，当着李晔的面，强辞夺理地高声训斥道：“赵崇轻薄浮华，王赞是无能鼠辈，韩偓竟然推荐这样的人当宰相，他同样有罪！”

李晔在朱温的怒吼声下大惊失色，他这才发现：与现在比起来，原来在凤翔的日子，并不像原先以为的那么差！

李晔不敢替自己此时唯一的朋友申辩，只是几次悄悄向在一旁的崔胤使眼色：你和韩偓是老朋友了，又与朱温关系密切，不该出言一救吗？但李晔失望了，他不知崔胤也早看韩偓不顺眼了，所以始终装作没看见，就这么若无其事地站着。

本来按朱温的本意，是打算杀掉韩偓，以儆效尤，幸而崔胤虽然不说话，还是有别的大臣提醒朱温说：“韩偓的名声不错，这么急急忙忙地杀掉，有损朱公您的光辉形像。”这样朱温才决定暂时饶过韩偓一命！

二月十二日，万般无奈的李晔被迫将韩偓贬为濮州司马，逐出长安。韩偓临行前，李晔悄悄躲开朱温眼线的监视，来与他见了最后一面。李晔叹道：“今后朕身边再也没有人了！”韩偓答道：“这个人（指朱温）已经不是我们以前以为的那个人了，臣能够被贬谪出朝，死在远方，实属万幸，因为臣实不忍心看到大唐被篡夺，陛下受尽屈辱最终被弑杀的那一天啊！”

然后，这对终于完全醒悟过来的君臣兼挚友，触景伤情，为他们已经预见到，但无法改变的悲惨结局相对而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