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鲤

一、盗墓与考古

盗墓和考古有本质上的区别。

这是在讨论盗墓剧、创作盗墓剧之前必须要澄清的事情。事实上，我有一位朋友，在看了某部热门盗墓剧后，受剧中台词影响，坚信不疑地认为“考古就是官盗”、“考古就是国营盗墓”，为此必须简要辨析一番。

1956年，时任北京市长的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联名上书希望可以挖掘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但此举受到了郑振铎、夏鼐等人的反对，最终周恩来总理决定先挖掘明神宗朱翊钧的定陵试水。

1958年，在夏鼐亲自指导下进行的明定陵发掘，历时两年多顺利结束。虽然此番挖掘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包括丝绸、玉器、金器等，但毕竟那个年代技术水平极为落后，刚出土的文物很快就面临着大量腐化的问题。因此周恩来总理痛定思痛，确定了“不主动挖掘帝王陵”的方针。

也正因此，时至今日，中国的考古挖掘工作只有极少数的遗址是主动性学术挖掘，比如为了解决夏商周的断代问题而进行的挖掘。而绝大多数挖掘工作都是抢救性挖掘。

顾名思义，“抢救性挖掘”指的是当原遗迹因为基建工程或被盗而无法保护时，必须进行的保护性挖掘。

而盗墓则是下墓者为了谋求自己的私利，比如为了窃取文物转卖出境换得巨额财富，而不惜破坏原有的遗迹结构，甚至会将无法带走的珍贵文物或破坏（如石像）、或丢弃（如竹简）。——这样的一批人我们称之为“盗墓贼”。

比如这几年很火的江西南昌海昏侯墓挖掘，这座墓被发现了很久却一直没有进行挖掘。直到当地村民举报说发现了盗洞、有被盗的迹象，专家才来此勘察，发现由于进了空气，墓的结构已被破坏，需要尽快挖掘，否则损失可能会更大，这才开始进行抢救性挖掘工作。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几个特征：考古是被动的，盗墓是主动的；考古是保护文物的，盗墓是破坏文物的；考古是为了国家，盗墓是为了自己。

所以一些以盗墓者为正面形象的作品，往往就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灰色地带。一方面，必须模糊主角自私自利的心理；另一方面，必须靠墓下世界的离奇来让读者忽略掉行为的不正当性。当作品是小说时还好，毕竟作为书籍，传播力度不会那么大；一旦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主创就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价值导向偏差的问题。

有的尴尬地选择了“上交国家”来试图掩盖不正当性的形象，有的将墓葬地点放置在不会伤害人们情绪的古老民族所在地，有的则力图构造奇幻冒险让观众从心里认为这是一部特效大片而忘记它是盗墓题材作品。但无论如何，只要人们想起这些影视作品的主角是以盗墓者为正面形象时，它们就会被放在一个异常显眼的位置上，这并非尺度是否放开的问题，而是触犯国家法律的问题。

事实上，从1902年至今，盗墓者和考古专家都没有在任何一座古墓里发现有机关陷阱的存在，一般困扰他们的，只有墓门上的锁。

面对这样的矛盾，这类剧必须在市场和法律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可惜二者在本质上就是矛盾的，这样的矛盾往往使其显得不伦不类。

也许有人会问，有这么严重吗？事实上是有的，就如同本段开头举的那个朋友的例子，事后我试图了解了一下，发现持此观点的大有人在，绝非个例。

所以现在盗墓题材影视作品最重要的，不是光怪陆离的情节，而是端正自己的态度，确定什么样的价值导向是值得宣传的，然后再进行艺术创作。

然而很多人认为，一旦主角不再是盗墓者，那么故事的离奇性就消失了，很多盗墓题材影视作品的看点就没有了，因为现实中，墓里面没有那么多奇怪的机关、生物，只有一些珍奇的文物，盗墓题材这类影视作品会因此消亡。

那么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2007年，光中影视公司有一部由王明军导演、李君编剧、杨新鸣和曲国强主演的盗墓题材电视剧播出。故事没有将重点放在墓下，而是立足于塑造人物的多面性。故事是一时的，但人性是永恒的。剧中的警察、盗墓贼甚至普通人都在正义与邪恶中痛苦地做出抉择，每个人物都表现出足够的深度。不像有的故事中人物塑造让步于墓下世界的离奇，这部剧真正描写了人性的复杂。

看完这部剧后，会对盗墓贼产生切齿的痛恨，因为它毁掉了许多人的生活。

二、过去与未来

编剧李君是地地道道的陕西人，真名李广汉，如今是宝鸡市作协主席。早在“文革”期间，他就阅读了大量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等到1979年卡夫卡小说引入内地后，更是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此情况下，李君创作了小说《送懒婆》。小说以民俗为骨，以卡夫卡的《城堡》为魂，披着民俗的外衣来写真实的人性。之后，他继续以这样的写法先后写了《白鼻子》、《冥婚》、《三花脸》等民俗小说。

小说大获好评后，李君决定给西安的一家著名影视公司投稿，希望对方可以拍摄自己刚创作的小说《关中盗墓贼》。可惜的是，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完全不能查阅到这本书的存在，也不知道它究竟讲了什么，甚至它究竟是投稿后直接被改编为剧本却没有出版，还是压根就没有出版，我们都无从得知。

但据那家影视公司的负责人介绍，这本书不像市面上的盗墓书那样闭门造车，而是实地采访了大量的风土人情，真正了解了盗墓这一行当的内情，才写作完成的。书中涉及的墓被盗的情况，譬如北周武德皇后金印被盗案、昭陵燕妃墓壁画被盗案以及秦公一号大墓等，均为真实发生过的案件，因此可信度较高。

拿到剧本后，当时思维还处在“剧本好就行、不用在意有没有明星”的这家影视公司，立即着手准备拍摄。

这家公司名叫“西安光中影视公司”，一个现如今不大被人记起的影视公司，已带着它曾经的辉煌渐渐沦为历史。但在2000年，由于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在各电视台黄金时段禁播境外（包括港、台）剧》的通知，中国低迷的内地剧开始焕发生机，由光中影视投拍的首部电视剧《12·1枪杀大案》竟然一举拿下全国收视冠军，由此该公司名声大噪。

“在影视题材方面，投诉、亲情、警匪题材是我们的强项，但时尚剧、偶像剧不太行，因为陕西影视公司本身不太时尚。所以我们还是立足于我们的强项——讲故事。我们这里的编剧、导演个个都会讲故事。”2006年，西安光中影视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军在接受华商报采访时如是说道。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拍摄过程中由于片名过于敏感，因此不得不改名为现在的名字——《墓道》。

三、对与错


既然已经夸了这么久的《墓道》了，那么不妨来看看它究竟好在哪里。

其实这部剧的故事脉络是非常清晰直白的，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盗墓集团头目宋若虚以文化局公务员的身份伪装多年，被警察秦安平发觉后，最终被抓获归案。

这是一条非常俗套的单线叙事，出现反派——和反派斗智斗勇——正义得到伸张，但是如何将这样的主旋律玩出花样来，那就要看本事了。

第一，这部剧中主要角色的人性是复杂的。

剧中的主要角色有三位：追查宋若虚的文侦大队队长秦安平，宋若虚情妇杨秀以及大反派宋若虚。

先说秦安平。我们知道，在一部主旋律作品里，正面形象往往较为固定，没有太多层次变化。因而作为这样的一个角色在观众群里一般是不讨喜的，或者塑造成了高大全，或者为了表现主角的弱点而矫枉过正。但在本剧里，秦安平的塑造极为成功，足可以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正义警察。

首先秦安平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非常浓厚的警察，我们总觉得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是矛盾的，一个理想主义的人一定是虚假的，但实际上每个人都会有理想主义，只是有的人的理想在面对现实时消散了，有的人的理想却不屈不挠。文艺创作时如果一个理想主义者没有经历过任何考验，那么这样的理想主义是不成功的。

《墓道》第八集中，盗墓团伙为了逼秦安平放他们一马，故意拖秦安平的独生子秦小禾下水，让秦小禾参与了文物贩卖的过程，并因此拍了视频，扬言要发出去让文侦大队的队长身败名裂。

故事这时并没有直接设置为秦安平毫不手软地大义灭亲，而是花了大量的篇幅描写秦安平犹豫不决、最终决定让秦小禾自首，却又四处找关系、走后门，希望能将秦小禾从轻发落。这样的转变是必要的，它让秦安平的人物形象迅速从纸片变成了气囊，虽然刚正不阿却又饱含对儿子的亲情。在法律和亲情面前的抉择，让这个人物更加饱满。

而在儿子被关进监狱、自己也被劝退下文侦大队队长后，秦安平不像一般作品里那样迅速擦干泪水，在新的岗位上继续拼搏，而是整日饮酒消愁，变得萎靡不振。从这一点上看，编剧是成功的，他没有塑造打不垮的钢铁战士，而是刻画了一个普通的、正义的警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警察说出“上交国家”这几个字时才不会显得突兀，不会像某些剧里那样轻飘飘。

如果说对警察的塑造还因为正面形象的原因不能更加真实地表现其身上的弱点，那么该剧接下来对反派的塑造则可谓是深谙人性。

因为反派在这里是灰色的。

比如宋若虚的情妇杨秀。剧中她由姚星彤扮演，虽然演技相较于他人是弱了点，但其朴素的装扮确实就像一个质朴的农家姑娘。是的，杨秀刚出场时是一名农村出来的大学生，故事从杨秀和她的父亲开始，她父亲挖掘出了周代的一套编钟，价值连城。身为大学生的她看到这样的情形第一反应就是去找村长报警，而不是私吞文物。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编剧塑造这个人物，是想一步步描述她在利益的驱使下如何走进深渊的。果不其然，很快由于父亲的非自然死亡，杨秀开始动了心思，一方面是父亲和编钟事件，另一方面是她结识了盗墓集团的大头目宋若虚并爱上了他。这样的人生经历对她过去的价值观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痛苦的抉择下，她最终加入了盗墓集团。

身为一个女性，感性思维占据的比重是很大的，杨秀可能自己也说不清自己的行为是因为父亲更多还是因为宋若虚更多。总之，在发现宋若虚几乎不在乎自己、不在乎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却十分在意自己的妻子时，杨秀觉得自己彻底崩溃了，眼前的这个男人不像想象中那么爱自己，那么自己又为什么要一心一意帮他呢？从这里开始，杨秀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三次转变，从此彻底被金钱利益腐蚀。

一部作品能真正描绘出人性才是好的作品，情节本身则是退而求其次了。能塑造出一个活的人物更是可遇不可求，在《墓道》里，有一个被绝大多数观众津津乐道的大反派——宋若虚。

宋若虚是一个面具人，他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反派那样穷凶极恶。事实上，剧中大多数时候，他反而更加温文尔雅、懦弱不堪。

第一重是文物局的公务员。这是他在社会上赖以生存的身份，故事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他窝囊、清贫、自得其乐的酸书生形象：为了赚点外快，他时不时帮别人写挽联；买菜时几毛钱也要跟人争，回到家后还喜气洋洋地炫耀……这些细节都标志着他是一个碌碌无为的中年男子。

第二重则是盗墓集团的头目。这是他在地下世界里的形象。第一集中，他在单位上听说有新墓被发现后，立刻去了自己的窝点，面对不听话的下属，此时的他阴晴不定、阴险狡诈，眼神、嘴角以及语气全都发生了变化，面对敌人、面对下属从不手软，面对突发情况永远冷静沉着。

按理说，这样的反派是很难被抓住的，但是当这两重身份在一个人身上产生矛盾时，危机就埋下了。

因为会遇到抉择。

这也是这个人物会变得灰色的原因。

当手下决定引诱秦安平儿子秦小禾犯罪时，身为秦安平至交好友、也一直把秦小禾当作亲儿子的他坚决不同意，为此不惜冲着下属大发雷霆。但在多次争执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默许，而在秦安平坚持自己的底线后，又迁怒于秦安平，而不去思考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这是一个欺骗自己的举动。一个人但凡想要欺骗自己，那就只有一个缘故，就是他还希望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剧中无时无刻不在反映这一点。

一开始，他结识杨秀时，就是在街上看到杨秀被人侮辱而仗义出手；在得到文物后，他把玩文物、分析出一通历史道理，同时感慨希望和考古学家一起讨论问题；面对妻子和女儿，他虽然不得不伪装自己的真实身份，却无时无刻不希望她们能过得好点——而这也是驱使他走上这条路的最大原因。

那么一旦“最大原因”不存在了，这个人物就会立刻变成冷血动物。剧中，杨秀发现宋若虚爱妻子胜过自己、由此决定揭开宋若虚的大秘密进行报复，而宋若虚的妻子在发现真相后，毅然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