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经纬

跳出定居文化的框架来理解游耕民族

为了正本清源，厘清那些人们无意识中对苗族文化的误解，我们暂时将公开信的抗议意味放在一边。或许可以先从苗族本身的历史和文化中入手，提供一些基本的认识，有助于去除偏见造成的影响。

首先，苗族的迁移。苗族和中国西南许多民族一样，有着迁移的传统，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生计类型密切相关。在西南地区有“无山不瑶、无林不苗、无峒不侗、无水不壮汉”的说法。意思是，一般地，汉族和壮族都住在靠近河流湖泊的水田附近，侗族则住在山间小盆地，而苗族和瑶族则住在山腰上。

由于山间种植全要靠天吃饭，加上水土流失，肥力下降，不能像汉、壮民族一样长期定居，苗族和瑶族都需要经常开辟新的田园。为了方便种植、管理，开好新的田地后，苗族就会放弃旧家，乔迁新居。一住一迁的周期，短则几年，长则十多年。这样的迁移并非被撵或逃亡，而是对山地资源非常有效的利用和保护。我们把这种生活方式称作“游耕”文化。在西南地区，除了真正依靠河谷水田生活的人口，其余大部分都会选择不定期迁移，彼此并没有本质区别。

真正引起苗族从中国中、南部向南大规模迁移的，发生在清代的雍正、乾隆时期的“改土归流”。当时清政府的“改土归流”政策波及西南数省。在贵州靠近湖南的黔东南地区设立了“新疆六厅”，将这一地区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原先高度自治的苗族，因此开始了向南迁移的过程。 “改流”进程，同样发生在川南、滇东北地区，许多当地生活的彝族、壮族、瑶族都走上了迁移之路。有些甚至向沿着澜沧江-湄公河，进入越南、老挝、泰国等地。比如，彝族、苗族都有近百年迁居越南的历史，成为越南的少数民族。

而云南的文山州，就是这条迁移路线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站。正因为此，许多定居中南半岛的苗族都会将自己的来源，追溯到文山。这次引起争议的苗族文化园就取名“蒡蔸朗苗族文化生态园”意思是鲜花盛开的地方，纪念这一组居地。

总的来说，苗族在过去二百年中的迁移，一方面是来自本身游耕的传统，另一方面则受到清政府改流政策的影响，这在整个西南地区各个民族中都非常普遍，不仅限少数民族，包括汉族在内都经历了向东南亚和海外的迁移。

巫蛊是如何跟苗族文化关联起来的？

其次，苗族与巫蛊文化并没有特别的联系。巫蛊，一般来说，就是用认为有毒性的物质或言语诅咒去伤害仇人，这是世界所有文化的普遍现象。那种用各种爬行类、两栖类、节肢动物和昆虫混合的做法，并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多来自对“有毒”生物的心理恐惧和后来文学作品的渲染。

类似的“巫术”在中国各个地区都能找到，不但存在于民间，文献中也相当普遍。而且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最早的文献记载都集中在汉族地区。那么，有关巫蛊的标签，为何被贴到了苗族身上？这也和清代“改土归流”过程有关。苗族世居的湘西、黔东地区，是与汉地最接近的异文化区域，在改流过程中首当其冲。在改土归流过程中，很多当地苗族都融入到当地编户齐民当中，使许多当地文化的元素被保留下来。

尤其是苗族等游耕民族过去较少实践定居生活的特点，加深了其他人眼中“来去无踪”的印象，相信他们仿佛具有来去自由的法力。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造成在清代人眼中，苗族文化特殊性的一部分。

时至二十世纪，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一带，仍然笼罩在一种吸引外人好奇目光的文化混合的氤氲之下。“放蛊”、“赶尸”等等来源于想象，依附于道听途说的奇闻轶事，就共同塑造了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在今天的苗族地区，当地各个民族无论苗族、汉族、彝族都没有明显的区别，但为了突出各自文化的特征，那些徒有其名的异文化标签，被特别放大。加上在各种武侠小说中特别加入的异域情调，原本各地普遍存在的旧时迷信风俗，就被不幸地固化在苗族的文化标签中。

对“异文化”的偏见

巫蛊文化本身只是想象的产物，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它既不属于苗族，也不属于任何一个中国民族，不应成为对当下的困扰。

所有有关苗族的文化误解，都与他们历史上形成的迁移习俗有关。迁移是一种符合自然规律，合理利用土地的生计方式。但同时也成为定居人群眼中的“异文化”。清代对苗族地区的行政改变，是想将这些迁移中的人们，固定为国家的户籍人口。但这反过来促使苗族翻山越岭，和许多山地民族一样，向南方继续迁移。

这种迁移文化，同时也成为他们被贴上“巫蛊”标签的原因之一。人们因陌生而产生距离，而距离则造成了误解和偏见，由偏见而不敢接触。迁移中的苗族，不得不在误解中，继续迁移。这种对异文化的偏见不仅存在于人们对苗族的刻板印象，其实也可能出现在对某些汉族地域、对某些职业或者行业的评论之中，出现在我们每个人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