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海波

汉代豪族的发展趋势是官僚化和士族化，士族化是官僚化进程不断进行和加深的产物。士族是士与宗族的结合，它不但是政治的存在，也是代表一种当时社会最具优势的文化形态。士族的特质在于家风与家学。由于士族特质的影响，一方面使得士族超越阶级、宗族、地域的限制，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摧折豪强、压抑私门，表现出自制、制他的行为，另一方面以孝为出发点，强调其家族、乡党、师友关系，形成私门的结合。因而汉代士族化豪族又具有公私两面，使其区别于一般豪族①。

(一)颍川豪族士族化的前提：经学化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成为豪族入仕的主要途径。接受经学教育、通经入仕成为豪族利禄之所在。两汉之际文化中心西移、政治中心东移的趋势，使颍川处于两者的交叉范围之内，从而使其成为东汉经学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为其士族化提供了文化上的凭借。

1．东汉中前期颍川豪族产生了张兴、丁鸿两位经学大师，在经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并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赞誉。如张兴“习《梁丘易》以教授。……稍迁博士。……显宗数访问经术。既而声称著闻，……为梁丘家宗”[2](《张兴传》)。丁鸿据《后汉书·丁鸿传》载，“从桓荣受《欧阳尚书》，三年而明章句，善论难，为都讲，……肃宗诏鸿与广平王羡及诸儒楼望、成封、桓郁、贾逵等，论定《五经》同异于北宫白虎观，……帝亲称制临决。鸿以才高，论难最明，诸儒称之，帝数嗟美焉”。说明当时颍川豪族的经学水平在东汉中前期已享有盛誉。

2．东汉颍川豪族私人传学较为兴盛，颍川豪族一改西汉几乎没有私人传授经学的窘境，纷纷开门传业、授徒。张兴“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2](《张兴传》)，丁鸿“门下由是益盛，远方至者数千人”[2](《丁鸿传》)，钟皓“避隐密山，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2](《钟皓传》)，李膺“以公事免官，还居纶氏，教授常千人”[2](《李膺传》)。此外，其他地区的经学大师也客授颍川广收门徒。如建武后期南阳人宋均先后两次客授颍川[2](《宋均传》)，又如沛国桓典也于桓帝时以《尚书》教授颍川，门徒达数百人[2](《桓典传》)，这无疑会对颍川豪族的经学化起到促进作用。


据统计，东汉私人传学在规模上超过于人至六千人以内的共27人，颍川豪族有3人，占总数的九分之一，高于其周边的陈留(1人)、河内(1人)、南阳(2人)、汝南(1人)、陈国(1人)，并且在这27人中豫州共有8人，颍川占豫州总数的八分之三，居第一位，其人数甚至超过徐州(2人)、并州(1人)、荆州(2人)。东汉私人传学著录规模接近和超过万人规模的共有4人，颍川就有1人，可见颍川豪族的私人传学规模之大④。

3．东汉颍川豪族经学有如下特点：
(1)擅长于论辩。如丁鸿善论难，在白虎观会议定《五经》时，以才高论难最明，而得到章帝和诸儒的赞誉。这一点在颍川豪族的学术著作上也有体现。如荀爽作《公羊问》及《辩谶》，苟悦作《申鉴》，刘陶作《七曜论》、《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多属论辩性质的著作。
(2)多博通不专攻一经，反对俗儒的繁琐之风。如荀淑，据《后汉书·荀淑传》载：“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又《后汉书·韩韶传》亦载：“(韩融)少能辩理而不为章句学。”
(3)多与当时政治环境联系密切的政论著作。如荀爽鉴于东汉政局衰败，而著《汉语》；荀悦不满曹操专权，作《申鉴》。

4．颍川豪族在东汉有游学经历的共有4人。如丁鸿从桓荣受欧阳《尚书》，杜安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刘陶桓帝时游太学；陈寔少从樊英学《易》章句，后受业太学。游学在东汉前期是豪族提高自身经学化的一个重要途径，颍川即是外出游学人数较多的地区之一②，可见其加强自身经学化的主观愿望是何等强烈!

综上所述，受两汉之际至东汉中期社会经学化程度加深等因素的影响，颍川一跃成为东汉经学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私学传授，招录弟子生徒的规模则居全国前列，经学化的普及程度为全国最高。这不仅为其士族化提供了经学上的必要条件和素养，而且也是东汉颍川士大夫豪族极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颍川豪族在学术上多博通，不拘于章句；善于论辩、注重通经致用，与政治现实联系十分紧密的特点，一方面为其士族化提供了取得仕宦地位，进行政治活动所需的实际才能；另一方面也成为其士族化过程中家学水平相比齐鲁、三辅豪族有一定差距，在顺帝以后其群体纷纷由学术转向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颍川豪族士族化的特质：家学与家风


经学化的普及与深入只是豪族士族化的一个前提和条件，远不是士族化过程的全部。士之所以为族，其地位不只是来自通经入仕，而更有赖于家族本身长远的历史传承。需要累世官阀与累世德业相结合，钱穆先生就曾指出士族特质的关键在于家学、家风，“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3](P171)。

1．颍川豪族士族化的特质之一——家学


家学主要是侧重于对豪族(士族)子弟学术艺能的培养，在士族化的过程中所起作用至关重要。余英时即以此来定义士族，所谓“士族化”便是一般原有的强宗大族使子弟读书，因而转变为士族[4](P115)。同时家学传承与其门第高低互为因果，“自东汉以来，因有累世经学，而有累世公卿，于是而有门第之产生。自有门第，于是而又有累世之学业”[3](P176)。就颍川豪族来说，由于受其经学化过程及其特点的影响，在实现士族化的诸家豪族中又呈现出两个特点：

(1)以单纯经学作为家学传承的相对较少，仅有两家真正做到了以经学为特质提高其门第仕宦，达到了士族化的目的：鄢陵张氏，据《后汉书·张兴传》载，“(张兴)习《梁丘易》以教授。……为梁丘家宗。子鲂，传兴业”。颍阴荀氏，据《后汉书·荀淑传》记载，荀淑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至其子“(荀爽)幼而好学，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太尉杜乔见而称之，曰：‘可为人师。’爽遂耽思经书”。可见，通过经学的传授，其家学水准和门第声望有了很大提高。当时颍川就有这样的评价：“荀氏八龙，慈明无双。”

(2)颍川豪族士族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家学渊源并不限于经学，历世传律也是颍川豪族家学特点之一。如长社钟皓“为郡著姓，世善刑律。……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2](《钟皓传》)，皓孙钟繇，魏初为廷尉“辨理刑狱，决嫌明疑”[5](《钟繇传》注引《魏书》)，繇子钟会“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日《道论》，而实刑名家也，其文似会”[5](《钟会传》)。同时受东汉社会进一步经学化的影响，又兼习儒学。像阳翟郭氏，“(郭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中子晊，亦明法律……(弟子镇)少修家业。(镇子贺)复至廷尉。……贺弟祯，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镇弟子禧，少明习家业，兼好儒学，有名誉，……郭氏自弘后，数世皆传法律”[2](《郭躬传》)。其家学的传承世数及对郭氏士族化所起的作用，远高于同样以法律为家学的沛国陈氏、河南吴氏。

2．颍川豪族士族化特质之二：家风


家风是豪族士族化过程中父祖兄弟累世相传而形成的家族传统，它主要是包括对家族教育和家族道德的重视，家族人物的强调等方面。家风是各家豪族士族化过程所表现出的独特风格[6](p306)，与其豪族士族化的维系、门第的兴衰有着密切联系。

(1)对家族子弟教育的重视


要维持家族的族势，保持家学的传承，形成良好的家风，重视家族子弟的教育十分重要。对于颍川豪族士族化过程所形成的家教而言，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家族子弟的家学教育极为重视，起步多从少年时开始。如阳翟郭氏，据《后汉书·郭躬传》载，自郭弘以后郭氏即以法律为家学，子孙多在年少时即通家学。郭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郭躬弟子郭镇少修家业，郭镇弟子郭禧少明习家业。


当然豪族对于其子弟的学业教育不只于局限于家业，随着士族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所教授的内容和方法也有相对固定的成例，如长社钟氏的家庭教育，据钟会在其《母传》中记载：“夫人性矜严，明于教训，会虽童稚，勤见规诲。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5](《钟会传》注引)其二，着重对家族子弟进行在日常行为礼教方面的教化。士族为礼仪之家，持家最重礼法，就东汉中后期至魏初的颍川豪族而言，尤为如此。如长社钟毓、钟会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日：‘偷本非礼，所以不拜。’”[7](P39)


由于对家族子弟日常礼仪教化的注重，使得士族化豪族的子弟在年少时即养成了以礼待人的佳行。如陈蹇子陈纪：“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7](p153)其三，由于对家族子弟教育的重视和行为礼仪教导，使得颍川士族子弟多少年成才。如颍阴荀淑孙荀或少时即有“王佐之才”的称誉。

3．对家族之中“贤父兄、佳子弟”的强调和标榜


对于家族子弟教育和家族道德的重视，最终目的是确保家族之中不断有“贤父兄、佳子弟”产生，以维系门第长久不衰。对家族内部“贤父兄、佳子弟”的强调和标榜，可激发家族的荣誉感[3](p155)，提高门第的声望，这是豪族士族化家风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颍川诸家士族化豪族中对“贤父兄、佳子弟”的强调分为四个层次。


(1)所在郡县乃至全国“时人”对其家族“贤父兄、佳子弟”的评价。如颍阴荀氏，荀淑八子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其中荀爽被颍川人誉之为“荀氏八龙，慈明无双”[2](《荀淑传》)。又如许县陈寔、陈纪、陈谌父子并著高名，时号三君[2](《陈寔传》)。再如定陵贾彪兄弟三人并有高名，彪最优，故天下称曰“贾氏三虎，伟节最怒”[2](《党锢列传》)。从中可见，郡县乃至全国时人对其三家“贤父兄、佳子弟”的肯定。


(2)家族内部成员对其父祖兄弟贤德高下的评价，这在士族化程度较深的许县陈氏有明显的表现。据《世说新语·德行》云：“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可知，颍川士族化豪族的家族内部，对“贤父兄、佳子弟”的推崇与品评已成为家族子弟的自觉意识和行为，且将其提到了与长幼伦理相联系的高度。


(3)颍川士族化豪族之间对各自家族内“贤父兄、佳子弟”相互标榜与认同。如著名的陈荀相会，据《世说新语·德行》载：“陈太丘(寔)诣荀朗陵(淑)，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陈寔之长子)将车，季方持杖后从，长文(群)尚小，载著车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慈明行酒，余六龙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时太史奏‘真人东行’。”从记载看来，不可否认有夸张的成分，但从荀淑刻意营造与陈寔及诸子对等的招待场面的表象可知，实质上是荀陈二家对其各自“贤父兄、佳子弟”的相互承认，士族化及门第的相互认同。


(4)家族子弟在与世人的交往过程中，也对其家族贤德人物进行崇扬和标榜。这在东汉中后期已成为颍川名族的颍阴陈氏表现尤为突出，据《世说新语·德行》云：“客有问陈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霈，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从中可知，陈谌对于其父陈寔名德的评价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对陈定内在自身价值的认识，有由儒入道的色彩，但通过其用语如桂树(有清芳远播的特点)泰山(五岳之首)[3](P154-155)来比拟其父功德，可知士族化程度越高的豪族，对其贤父佳兄的宣扬程度也就越高。又如颍阴荀氏，“荀慈明(爽)与汝南袁阆相见，问颍川人士，慈明先及诸兄。阆笑曰：‘士但可因亲旧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难，依据者何经?’阆曰：‘方问国士，而及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内举不失其子，外举不失其仇，以为至公。……《春秋》之义，内其国而外诸夏。且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不为悖德乎?’”[7](P34)。可知，荀爽对其家族“贤父兄、佳子弟”的宣扬，其实质是维护其家族道德和门第高尚的必然要求，这种以“自家父兄最贤”的标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魏晋时期以门第论高下贤能贵贱的色彩，可见荀氏在东汉后期士族化已相当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