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古钱
一、前话
东汉的两百多年以来货币经济大有衰退的现象出现，黄金的作用也更加减退。由于新莽币制混乱所招致的恶果令人民对货币已失去了信心，宁愿以实物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工具，比如“布帛金栗”。
早在汉光武帝于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复铸五铢前，刘玄的更始政权就在更始二年（公元24年）铸五铢，钱径24mm，穿径9mm。钱文中的“五”字交笔弯曲，上下横笔基本与两竖齐，“朱”旁上横笔圆折，“金”字尖呈一小三角形、四点长方形排列整齐。外廓从边到肉呈弧度向下，面无内廓，背内廓有一定弧度，微四决。铜质精良，钱肉平坦细密，所见的都是薄绿锈。陕西省西安市三桥镇就出土过写着“更始二年十月工缑岑刻”等字的五铢铜模盒一件更加证明其存世。
和西汉时的五铢比较，更始五铢文字从上到下呈楔形，这在西汉五铢少见；重文现象在西汉极为少见，更始五铢比例却不小，这应该和铸造工艺有关。和东汉常见的粗劣五铢比较，文字不规整，比划高度比较浅，和更始五铢几乎不可同日而语。
割据四川的公孙述就废铜钱而用铁官钱，是中国文献记载的最早记录，但到底模样是怎样史无记载，不过据百姓不满铁钱而流传的民谣“黄牛（王莽）白腹（公孙述），五铢当复。”来看，钱文应没书“五铢”二字，否则不会说五铢当复。
更始五铢
及其铜范
刘秀兴复汉室以后一反王莽的作风，厉行节约，所以到了明帝初年还是物价低廉，但明帝末年情况就不同了，政治腐败、开支增加，后来又不断对边疆用兵，弄得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不过这个时候钱币已经深入民间，即使政府要想限制钱币，也不能废弃它，只能是控制。
东汉所铸的钱都是五铢钱，这期间西汉五铢、王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还在民间流通。光武以后史书多不载铸钱的事，大概是因为钱币在以后的时期在形制上没有什么变化，既然铸的都是五铢钱，提及与否都不重要。东汉五铢钱的特征主要是“金”字头较西汉五铢大些，“五”字交叉弯曲，“朱”字头圆折，中间直笔，两头较细。晚期的周廓及钱文都比较浅，钱径2.5cm，廓宽0.08cm，穿宽1cm左右，正面无廓，背有廓。钱文五“朱”字交笔弯曲，“朱”字头圆折。
建武五铢钱钱径2.5cm，重约3.4g，外廓较窄。“五”字交笔变曲，“金”字头较西汉五铢为大，四点较长，“朱”字头圆折，中间直笔，两头较细。“朱字头圆折”也成为东汉五铢的明显特征。
建武五铢行使后“天下赖其便”，但盗铸情况又随即发生，为保障钱制的稳定刘秀便任命第五伦为督铸钱掾。除了日后章帝光和年间（公元84-87年）一度废钱不用与桓帝曾欲铸大钱外，东汉币制稳定而又平淡。
建武以后的各期五铢较西汉各期的轻薄，钱径多在25mm，厚约1mm，多数约重3g，精致的有3.4g左右，外廓较窄，较规整的铜质为浅红色。还有很多记号钱，如星（一星或多星甚至是半圆点及三角点）、横画竖画（阴文十、阴文田）等, 一般来说这些带记号的东汉五铢比不带的轻薄，铸工也较粗，字口浅平，铜质为黄色。
断代方面，除建武五铢有传世模盒外，明帝以后的很难区分具体年代，不过有洛阳烧沟汉墓群的分期来助判定。
1958年石家庄市出土一件铜范，铭文曰：“建武十七年三月丙申太仆监掾仓考工令通丞或令史凤工周仪造。”这显示铸钱由太仆卿属官考工会主管，但《武都太守耿勋碑》载：“熹平二年三月癸酉到官……又开故道铜官铸作钱器兴利无极。”（见《隶续》卷十一）这好像又显示铸币权不是收归中央，地方政府也可获其利。
建武五铢铜范
东汉五铢
东汉晚期大约是在桓帝以后，五铢已经开始败坏，很多劣钱开始出现，包括“剪轮”和“綖环”。“剪轮”是以东汉晚期的五铢钱，把完整的钱冲凿外沿一圈后而成，大型的直径为1.8cm，小型的直径为1.4cm。“綖环”大概是用东汉晚期五铢钱冲凿其外廓，钱文和“剪轮”一样都存在有“五”字的一半，“铢”字的“金”旁。五铢钱自西汉中期因经济萧条而出现磨廓五铢，剪凿铜钱到了东汉后期则大量出现，在古墓出土的汉钱中超过一半是这些劣币。这些五铢也同时品质低，铸工粗，铜质掺杂。但确实是大量的流通，仅1953年洛阳烧沟东汉晚期的墓群中就出土各型的磨廓五铢一千八百多枚、綖环五铢八枚。
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铸行四出五铢，所谓的“四出”就是钱幕从穿的四角各模铸一道线直抵外廓。外廓较宽，钱径2.5cm，重约3.4g。但它生不逢时，在卖官鬻爵极度腐败的黑暗时期面世，其时黄巾余波未平，当权者被社会舆论“窃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见，此钱成，必四道而去。”（见《后汉书．宦者列传》)，也因此被宦官视作不祥的凶兆，董卓入京后“钱果流布四海”。
钱多了怎样携带？从中间的孔贯穿成串。河南陕县后川3003号西汉墓所出者，每串仅八、九枚（见《陕县东周秦汉墓》第197页）；西安汉宣帝杜陵一号陪葬坑，一串七十至九十枚不等（见《汉杜陵陵园遗址》第93页）；河南永城芒山镇汉梁王墓更夸张，那约255万枚，穿成贯者大多约千枚（见《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第121页），即《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李斐曰：“缗，丝也，以贯钱也。一贯千钱，出算二十也。”
四出五铢（面）
四出五铢（背）
东汉的两百多年以来货币经济大有衰退的现象出现，黄金的作用也更加减退。由于新莽币制混乱所招致的恶果令人民对货币已失去了信心，宁愿以实物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工具，比如“布帛金栗”。
早在汉光武帝于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复铸五铢前，刘玄的更始政权就在更始二年（公元24年）铸五铢，钱径24mm，穿径9mm。钱文中的“五”字交笔弯曲，上下横笔基本与两竖齐，“朱”旁上横笔圆折，“金”字尖呈一小三角形、四点长方形排列整齐。外廓从边到肉呈弧度向下，面无内廓，背内廓有一定弧度，微四决。铜质精良，钱肉平坦细密，所见的都是薄绿锈。陕西省西安市三桥镇就出土过写着“更始二年十月工缑岑刻”等字的五铢铜模盒一件更加证明其存世。
和西汉时的五铢比较，更始五铢文字从上到下呈楔形，这在西汉五铢少见；重文现象在西汉极为少见，更始五铢比例却不小，这应该和铸造工艺有关。和东汉常见的粗劣五铢比较，文字不规整，比划高度比较浅，和更始五铢几乎不可同日而语。
割据四川的公孙述就废铜钱而用铁官钱，是中国文献记载的最早记录，但到底模样是怎样史无记载，不过据百姓不满铁钱而流传的民谣“黄牛（王莽）白腹（公孙述），五铢当复。”来看，钱文应没书“五铢”二字，否则不会说五铢当复。
更始五铢
及其铜范
刘秀兴复汉室以后一反王莽的作风，厉行节约，所以到了明帝初年还是物价低廉，但明帝末年情况就不同了，政治腐败、开支增加，后来又不断对边疆用兵，弄得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不过这个时候钱币已经深入民间，即使政府要想限制钱币，也不能废弃它，只能是控制。
东汉所铸的钱都是五铢钱，这期间西汉五铢、王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还在民间流通。光武以后史书多不载铸钱的事，大概是因为钱币在以后的时期在形制上没有什么变化，既然铸的都是五铢钱，提及与否都不重要。东汉五铢钱的特征主要是“金”字头较西汉五铢大些，“五”字交叉弯曲，“朱”字头圆折，中间直笔，两头较细。晚期的周廓及钱文都比较浅，钱径2.5cm，廓宽0.08cm，穿宽1cm左右，正面无廓，背有廓。钱文五“朱”字交笔弯曲，“朱”字头圆折。
建武五铢钱钱径2.5cm，重约3.4g，外廓较窄。“五”字交笔变曲，“金”字头较西汉五铢为大，四点较长，“朱”字头圆折，中间直笔，两头较细。“朱字头圆折”也成为东汉五铢的明显特征。
建武五铢行使后“天下赖其便”，但盗铸情况又随即发生，为保障钱制的稳定刘秀便任命第五伦为督铸钱掾。除了日后章帝光和年间（公元84-87年）一度废钱不用与桓帝曾欲铸大钱外，东汉币制稳定而又平淡。
建武以后的各期五铢较西汉各期的轻薄，钱径多在25mm，厚约1mm，多数约重3g，精致的有3.4g左右，外廓较窄，较规整的铜质为浅红色。还有很多记号钱，如星（一星或多星甚至是半圆点及三角点）、横画竖画（阴文十、阴文田）等, 一般来说这些带记号的东汉五铢比不带的轻薄，铸工也较粗，字口浅平，铜质为黄色。
断代方面，除建武五铢有传世模盒外，明帝以后的很难区分具体年代，不过有洛阳烧沟汉墓群的分期来助判定。
1958年石家庄市出土一件铜范，铭文曰：“建武十七年三月丙申太仆监掾仓考工令通丞或令史凤工周仪造。”这显示铸钱由太仆卿属官考工会主管，但《武都太守耿勋碑》载：“熹平二年三月癸酉到官……又开故道铜官铸作钱器兴利无极。”（见《隶续》卷十一）这好像又显示铸币权不是收归中央，地方政府也可获其利。
建武五铢铜范
东汉五铢
东汉晚期大约是在桓帝以后，五铢已经开始败坏，很多劣钱开始出现，包括“剪轮”和“綖环”。“剪轮”是以东汉晚期的五铢钱，把完整的钱冲凿外沿一圈后而成，大型的直径为1.8cm，小型的直径为1.4cm。“綖环”大概是用东汉晚期五铢钱冲凿其外廓，钱文和“剪轮”一样都存在有“五”字的一半，“铢”字的“金”旁。五铢钱自西汉中期因经济萧条而出现磨廓五铢，剪凿铜钱到了东汉后期则大量出现，在古墓出土的汉钱中超过一半是这些劣币。这些五铢也同时品质低，铸工粗，铜质掺杂。但确实是大量的流通，仅1953年洛阳烧沟东汉晚期的墓群中就出土各型的磨廓五铢一千八百多枚、綖环五铢八枚。
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铸行四出五铢，所谓的“四出”就是钱幕从穿的四角各模铸一道线直抵外廓。外廓较宽，钱径2.5cm，重约3.4g。但它生不逢时，在卖官鬻爵极度腐败的黑暗时期面世，其时黄巾余波未平，当权者被社会舆论“窃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见，此钱成，必四道而去。”（见《后汉书．宦者列传》)，也因此被宦官视作不祥的凶兆，董卓入京后“钱果流布四海”。
钱多了怎样携带？从中间的孔贯穿成串。河南陕县后川3003号西汉墓所出者，每串仅八、九枚（见《陕县东周秦汉墓》第197页）；西安汉宣帝杜陵一号陪葬坑，一串七十至九十枚不等（见《汉杜陵陵园遗址》第93页）；河南永城芒山镇汉梁王墓更夸张，那约255万枚，穿成贯者大多约千枚（见《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第121页），即《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李斐曰：“缗，丝也，以贯钱也。一贯千钱，出算二十也。”
四出五铢（面）
四出五铢（背）
二、董卓和刘焉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挟刘协入长安后铸小钱，据说不但将五铢钱销熔，连长安的铜人、铜马、铜乐器，还有秦始皇当年的十个“十二铜人”中（各重三十四万斤）也用于铸小钱的（其后符坚连仅余的两个也销毁，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三辅旧事》）。
肉好无轮廓，钱文字迹模糊，故称“无文钱”，却又想与以前重量的五铢钱那样在巿面中流通使用，仅在钱币中就可见其剥削。《古泉汇利集》卷五有无文小钱图，李佐贤调其钱疑是卓铸。
东汉时，征税和发放官员俸禄，已有以米代钱的情况。虽然货币经济还维持在较高水平，不过从史藉记载，皇帝赏赐臣下的钱币数量比西汉明显减少，据彭信威先生统计，东汉时赏赐数量只有西汉时的三分之一。（这里要注意，《汉书．惠帝纪》晋灼注云：“言黄金，真金也，不言黄，谓钱也。”）另外，西汉时准许可以用黄金或铜钱免去某范围内的罪，但东汉时已变成缣帛。
不过最主要的分别是黄金应用上，西汉赏赐时是上百斤上千斤的，但东汉时只余下几十斤，据统计，赐金总额只合西汉时的百分之二；每次平均额只有百分之二十二（见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第二章第一节）。何茲全先生则在《中国中古社会及向中世社会的过渡》上篇第三章列出了两汉君主的各条赏赐史料，当中，西汉支出用帛的仅三例；东汉黄金只用于皇帝加元服、聘皇后、赐贵人，赏赐绝大部份是钱帛兼用。
黄金交易情况也一样大衰退，此时基本沦为制作首饰等奢侈品之用，丧失货币功能。《三国志．文昭甄皇后传》云：“百姓皆卖金银珠玉宝物”，便是明证。任昉的《述异记》则更夸张：“汉末大饥，江淮间童谣曰：‘大兵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粟贵於金。’洛中谣云：‘虽有千黄金，无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饱，千金何所直！’袁绍在冀州时，满市黄金而无斗粟，饿者相食，人为之语：‘虎豹之口，不如饥人。’刘备在荆州，粟与金同价。”（见《太平御览》卷840）
金银这些贵重金属的普遍使用，前提有两个：有足够的供应，这个要美洲的白银流入，明中叶后才能解决；货品价值要普遍有足够的价值，用入欧元前的希腊做例子，欧元面值最少也是一欧元，结果以前根本不值一欧元的货品，统统升值，继而引发高通胀，入欧后数年得益于经济景气，才把这问题隐藏，结果十余年后终于出事。
关于供应一点，汉晋之际新金矿只有益州的汉嘉，但产量不多，故诸葛亮云：“汉嘉金、朱提银，取之不足以自食。”（见《续汉书．郡国志五》引《诸葛亮书》）流失却有墓葬（玉匣金镂等，仅梁孝王墓就能得金宝万斤，见《太平寰宇记．河南道十二．永城县条》）或者近期在南昌发现的海昏侯墓，堪比小型金库、宫殿等消耗、外贸净流失（彭信威先生就认为黄金落入安息商人口袋中）。故可谓供不应求，这也能从金价找到旁证，《汉书．食货志》云：“黄金一斤直万钱”，一斤十六两，即每两625钱；但魏晋时期仅有一条金钱比，来自《孙子算经》卷下，但已升至6250文。
关于币值，曹丕虽然被人骂开历史倒退快车，但两晋南北朝以后，也不是货币经济占主导，也是因为实物仍有其交易的存在。如果把谷帛看成货币的变体，没市场老早被淘汰了。这情况要唐时才算解决完毕，但连其两税法，也不是号称的全收现金，陆贽在其《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就说得很清楚：“定税之数，皆什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这显示商品价格低于金属货币。
上述两点，决定黄金无法继续成为法定货币了。
剪轮五铢
綖环五铢
还未完全凿开的五铢
无文劣钱（有可能就是董卓小钱）
黄巾之乱后朝廷加重地方的权力包括兵权，但有野心的人包括宗亲刘焉却利用州牧之权拥兵自重，不但谮越天子之礼，更在四川当地铸钱，也就是所谓的“刘焉五铢”了。
尽管没有明确的文献记录讲述刘焉父子实行过（《三国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提及过州宝货无求于外，虽然宝货在《周礼．天官外府》周景王时大泉的名字，因此可以被引申，但钱币供应量充裕不等同直接铸币），不过在四川威远黄荆沟的三国时期钱币窖藏，从实物上却证实了他们父子确实铸行过。它们和蜀汉时的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同批出土，也再没有以后的任何时期的货币了。同时一坑五铢中，刘焉五铢多夹杂在东汉五铢内，且比例很少，出土量也比直百五铢少，出土地点不仅见于四川，河南也有。
“刘焉五铢”直径26mm左右，重约2.3-3.5g。篆书，钱文接廓离轮，五字狭窄、笔画较粗。铢字笔画纤细，金旁狭短、朱旁较长，特长者上下两端尖细并直抵外廓。面无內廓，或有穿上一横者；“蜀五铢”的面背具內外廓，是与其最大的不同。“刘焉五铢”的五字与蜀汉直百五铢的相仿，部份“蜀五铢”的钱文漫漶不清。在重量和钱径方面，“刘焉五铢”普遍较“蜀五铢”大。王俪阎女士在《中国古代范铸钱币工艺》第六章第一节评价：“（刘焉）铸行于益州北部地区。钱多因错范而显不整。”
刘焉五铢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挟刘协入长安后铸小钱，据说不但将五铢钱销熔，连长安的铜人、铜马、铜乐器，还有秦始皇当年的十个“十二铜人”中（各重三十四万斤）也用于铸小钱的（其后符坚连仅余的两个也销毁，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三辅旧事》）。
肉好无轮廓，钱文字迹模糊，故称“无文钱”，却又想与以前重量的五铢钱那样在巿面中流通使用，仅在钱币中就可见其剥削。《古泉汇利集》卷五有无文小钱图，李佐贤调其钱疑是卓铸。
东汉时，征税和发放官员俸禄，已有以米代钱的情况。虽然货币经济还维持在较高水平，不过从史藉记载，皇帝赏赐臣下的钱币数量比西汉明显减少，据彭信威先生统计，东汉时赏赐数量只有西汉时的三分之一。（这里要注意，《汉书．惠帝纪》晋灼注云：“言黄金，真金也，不言黄，谓钱也。”）另外，西汉时准许可以用黄金或铜钱免去某范围内的罪，但东汉时已变成缣帛。
不过最主要的分别是黄金应用上，西汉赏赐时是上百斤上千斤的，但东汉时只余下几十斤，据统计，赐金总额只合西汉时的百分之二；每次平均额只有百分之二十二（见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第二章第一节）。何茲全先生则在《中国中古社会及向中世社会的过渡》上篇第三章列出了两汉君主的各条赏赐史料，当中，西汉支出用帛的仅三例；东汉黄金只用于皇帝加元服、聘皇后、赐贵人，赏赐绝大部份是钱帛兼用。
黄金交易情况也一样大衰退，此时基本沦为制作首饰等奢侈品之用，丧失货币功能。《三国志．文昭甄皇后传》云：“百姓皆卖金银珠玉宝物”，便是明证。任昉的《述异记》则更夸张：“汉末大饥，江淮间童谣曰：‘大兵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粟贵於金。’洛中谣云：‘虽有千黄金，无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饱，千金何所直！’袁绍在冀州时，满市黄金而无斗粟，饿者相食，人为之语：‘虎豹之口，不如饥人。’刘备在荆州，粟与金同价。”（见《太平御览》卷840）
金银这些贵重金属的普遍使用，前提有两个：有足够的供应，这个要美洲的白银流入，明中叶后才能解决；货品价值要普遍有足够的价值，用入欧元前的希腊做例子，欧元面值最少也是一欧元，结果以前根本不值一欧元的货品，统统升值，继而引发高通胀，入欧后数年得益于经济景气，才把这问题隐藏，结果十余年后终于出事。
关于供应一点，汉晋之际新金矿只有益州的汉嘉，但产量不多，故诸葛亮云：“汉嘉金、朱提银，取之不足以自食。”（见《续汉书．郡国志五》引《诸葛亮书》）流失却有墓葬（玉匣金镂等，仅梁孝王墓就能得金宝万斤，见《太平寰宇记．河南道十二．永城县条》）或者近期在南昌发现的海昏侯墓，堪比小型金库、宫殿等消耗、外贸净流失（彭信威先生就认为黄金落入安息商人口袋中）。故可谓供不应求，这也能从金价找到旁证，《汉书．食货志》云：“黄金一斤直万钱”，一斤十六两，即每两625钱；但魏晋时期仅有一条金钱比，来自《孙子算经》卷下，但已升至6250文。
关于币值，曹丕虽然被人骂开历史倒退快车，但两晋南北朝以后，也不是货币经济占主导，也是因为实物仍有其交易的存在。如果把谷帛看成货币的变体，没市场老早被淘汰了。这情况要唐时才算解决完毕，但连其两税法，也不是号称的全收现金，陆贽在其《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就说得很清楚：“定税之数，皆什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这显示商品价格低于金属货币。
上述两点，决定黄金无法继续成为法定货币了。
剪轮五铢
綖环五铢
还未完全凿开的五铢
无文劣钱（有可能就是董卓小钱）
黄巾之乱后朝廷加重地方的权力包括兵权，但有野心的人包括宗亲刘焉却利用州牧之权拥兵自重，不但谮越天子之礼，更在四川当地铸钱，也就是所谓的“刘焉五铢”了。
尽管没有明确的文献记录讲述刘焉父子实行过（《三国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提及过州宝货无求于外，虽然宝货在《周礼．天官外府》周景王时大泉的名字，因此可以被引申，但钱币供应量充裕不等同直接铸币），不过在四川威远黄荆沟的三国时期钱币窖藏，从实物上却证实了他们父子确实铸行过。它们和蜀汉时的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同批出土，也再没有以后的任何时期的货币了。同时一坑五铢中，刘焉五铢多夹杂在东汉五铢内，且比例很少，出土量也比直百五铢少，出土地点不仅见于四川，河南也有。
“刘焉五铢”直径26mm左右，重约2.3-3.5g。篆书，钱文接廓离轮，五字狭窄、笔画较粗。铢字笔画纤细，金旁狭短、朱旁较长，特长者上下两端尖细并直抵外廓。面无內廓，或有穿上一横者；“蜀五铢”的面背具內外廓，是与其最大的不同。“刘焉五铢”的五字与蜀汉直百五铢的相仿，部份“蜀五铢”的钱文漫漶不清。在重量和钱径方面，“刘焉五铢”普遍较“蜀五铢”大。王俪阎女士在《中国古代范铸钱币工艺》第六章第一节评价：“（刘焉）铸行于益州北部地区。钱多因错范而显不整。”
刘焉五铢
三、曹魏
曹魏五铢到底是怎样的问题，众说不一，直到最近几年才被基本确定下来。中国钱币学会通过组织的研讨会对此有了基本结论，并在《中国钱币》1997年第四期发表了专辑论文。
这是一种压金压五面文的五铢钱。它承袭了汉制，完全是东汉晚期剪边钱或减重钱的翻版，外郭和穿孔间的地张较窄，轮廓这样相似所以也做成长久以来无法完全区分出来之因。而字文的“五”字和刘备铸造的直百五铢的“五”字非常相象，所以说明它们是同一时期的东西。部分五铢币上有星点划道和刻阴文。
还有一种魏晋时期的五铢被普遍认为就是曹魏五铢，只因一种背有廓的比较规整的“五朱”和魏五铢在制作上非常的接近。还有，在江西省南昌巿的高荣墓（公元232-238年）中，里面不但有“五朱”，在那里最晚能确定年限的货币只有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而没有以后的其它品种，所以大概也就是汉末三国时的钱币了。
魏五铢穿大，钱文临穿处其一划叠压穿口和其成一線。钱文正面无穿郭、有外郭，背面穿郭和外郭皆有。钱径在18-23mm左右，重约2g；与两汉平均的25mm和3至3.5g相比，明显减重，却正好是用来区分汉魏五铢的鉴別特征之一。穿孔为10-11mm，正好又比两汉的平均9mm为大。
篆书，字文字形长大，其书体分有转折，“五”字靠外廓两角不全，最明显的特征是“铢”字的“金”旁外为半个。方若认为书体颇似正始三体石经中之小篆。此种形制似效法边廓不全的剪轮五铢，好像剪凿钱上加了外廓的五铢钱。铸工较差，轮多不磨锉和修整，存有毛边。两汉除郡国五铢外，都要再加工，不磨边缘又成魏五铢特点之一，甚至有背错范、隐铢（铢字漫漶不清）这样的次品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其母范，王俪阎女士在《中国古代范铸钱币工艺》第七章第三节评：“但在细节上有改进，一是与东汉官式范面、背模相间排列不同，曹魏范上面背模各据一侧，分开排列；一是有的范边只设一对榫卯，另外的是利用钱模穿中心定位点的凹凸变化起到榫卯作用；第三是利用边框的起伏变化形状使翻出的子范更容易对合。”
面穿上、下各有一个星纹的，俗称“两柱五铢”；面穿上、上和背穿左右各有一个星纹的，称作“四柱五铢”。高荣墓、朱然墓及偃师西晋窖藏发现“两柱五铢”； 偃师西晋窖藏更有“四柱五铢”。由于西晋不铸钱，这些钱又有广穿、面轮压文的特征，魏五铢无异。
具有许多魏五铢特征的五铢铜钱，既有形体和重量大五标准或小于者，甚至有传形、异书之钱。可能是铸造时间早晚不同或区域特征，现今出土范围包括河南、河北、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湖南、甘肃和陕西。
其实不但是外形上，连成分结构上，曹魏五铢也与两汉五铢有所区別，根据周卫荣先生在《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分研究》第一部份总结，铜在两汉的平均值为84%左右，而曹魏的为73%左右，相差10%以上。但这不是曹魏五铢独有的现象，孝建四铢、六朝五铢、北朝五铢、隋五铢、唐开元通宝，铜的平均值皆在80%以下，可见诸政权也是努力在压低铸造成本。相对虚额大币，对民生的影响其实较轻。
曹魏五铢到底是怎样的问题，众说不一，直到最近几年才被基本确定下来。中国钱币学会通过组织的研讨会对此有了基本结论，并在《中国钱币》1997年第四期发表了专辑论文。
这是一种压金压五面文的五铢钱。它承袭了汉制，完全是东汉晚期剪边钱或减重钱的翻版，外郭和穿孔间的地张较窄，轮廓这样相似所以也做成长久以来无法完全区分出来之因。而字文的“五”字和刘备铸造的直百五铢的“五”字非常相象，所以说明它们是同一时期的东西。部分五铢币上有星点划道和刻阴文。
还有一种魏晋时期的五铢被普遍认为就是曹魏五铢，只因一种背有廓的比较规整的“五朱”和魏五铢在制作上非常的接近。还有，在江西省南昌巿的高荣墓（公元232-238年）中，里面不但有“五朱”，在那里最晚能确定年限的货币只有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而没有以后的其它品种，所以大概也就是汉末三国时的钱币了。
魏五铢穿大，钱文临穿处其一划叠压穿口和其成一線。钱文正面无穿郭、有外郭，背面穿郭和外郭皆有。钱径在18-23mm左右，重约2g；与两汉平均的25mm和3至3.5g相比，明显减重，却正好是用来区分汉魏五铢的鉴別特征之一。穿孔为10-11mm，正好又比两汉的平均9mm为大。
篆书，字文字形长大，其书体分有转折，“五”字靠外廓两角不全，最明显的特征是“铢”字的“金”旁外为半个。方若认为书体颇似正始三体石经中之小篆。此种形制似效法边廓不全的剪轮五铢，好像剪凿钱上加了外廓的五铢钱。铸工较差，轮多不磨锉和修整，存有毛边。两汉除郡国五铢外，都要再加工，不磨边缘又成魏五铢特点之一，甚至有背错范、隐铢（铢字漫漶不清）这样的次品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其母范，王俪阎女士在《中国古代范铸钱币工艺》第七章第三节评：“但在细节上有改进，一是与东汉官式范面、背模相间排列不同，曹魏范上面背模各据一侧，分开排列；一是有的范边只设一对榫卯，另外的是利用钱模穿中心定位点的凹凸变化起到榫卯作用；第三是利用边框的起伏变化形状使翻出的子范更容易对合。”
面穿上、下各有一个星纹的，俗称“两柱五铢”；面穿上、上和背穿左右各有一个星纹的，称作“四柱五铢”。高荣墓、朱然墓及偃师西晋窖藏发现“两柱五铢”； 偃师西晋窖藏更有“四柱五铢”。由于西晋不铸钱，这些钱又有广穿、面轮压文的特征，魏五铢无异。
具有许多魏五铢特征的五铢铜钱，既有形体和重量大五标准或小于者，甚至有传形、异书之钱。可能是铸造时间早晚不同或区域特征，现今出土范围包括河南、河北、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湖南、甘肃和陕西。
其实不但是外形上，连成分结构上，曹魏五铢也与两汉五铢有所区別，根据周卫荣先生在《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分研究》第一部份总结，铜在两汉的平均值为84%左右，而曹魏的为73%左右，相差10%以上。但这不是曹魏五铢独有的现象，孝建四铢、六朝五铢、北朝五铢、隋五铢、唐开元通宝，铜的平均值皆在80%以下，可见诸政权也是努力在压低铸造成本。相对虚额大币，对民生的影响其实较轻。
加藤繁先生在《中国经济史考证．汉代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的区別以及帝室财政的一斑》中估计，每年能从铸币赚得二十三万余缗，所以刘彻不惜从郡国、民间手中收回铸币权。但铸币越多，原材料铜价只会不断上升；货币供应量增加了，自然是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当政府无利可图时，自然会停铸。
如果一直是太平盛世，市场能慢慢消化，且还有外贸、殉葬品等消耗方式。不过，一旦遇上汉末般的战乱，生产力严重下降，物贵钱贱的情况将会极度严重。政府除了恢复生产和停止铸币外，可行的行政手段其实不多。曹操就敢于把赋稅改征实物，降低货币这中介物的作用，稳定货币的购买力。
《晋书．食货志》云：“及献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铸小钱，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至魏武为相，于是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曹操任丞相那年就是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罢废董卓的小钱后复用五铢，算是实行了建安十年时荀悅在《申鉴．时事》中复五铢的构想，但短暂的复用还是无助改变货币经济的全面衰退。
谷贱之因，盖因建安中农业生产已恢复，即陈寿在《三国志．任峻传》总结屯田之功为：“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故司马芝云：“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
结果其子曹丕代汉为魏文帝后，便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正式颁令停用铜铸的五铢，也不是以白银或黄金作为本位货币，而是以谷帛为币，这也是魏晋南北朝的一大特色之一（有趣的是嬴政也是于公元前221年，废止战国时各国货币而统一行半两，第一次是进步第二次却是商品货币经济的倒退）。
其实这也不算是一下子的突变，《盐铁论》这一本研究西汉经济的重要史料中，其水旱篇曾云：“相买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汉文帝“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见《汉书．贾山传》），这条应理解成发放救济金而非赐普通的布予贫民。居延汉简有以帛支付月俸的簿籍记录：
右庶士士吏候长十三人 禄用帛十八匹二尺少半寸直万四千四百四十三（210．27）
东汉明帝时曾下诏各种赎罪价格，都是以布帛计价（死罪入缣二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等）；他赐予大臣时也不是如西汉般的黄金，而是布帛若干匹。谷贵时，尚书张林认为谷贵之因在于钱贱，可改以布帛为租（见《后汉书．朱晖传》）；汉安帝时以每人缣四十匹的价格，从高句骊赎回被虏之百姓；夏静不是拿钱，而是拿缣帛追寻其兄夏馥。此三例再加上东汉诸帝赐布帛、可以缣赎罪，可证布帛在两汉时已有部份的货币功能；
羌乱时，庞参就曾向邓骘建议：“今复募发百姓，调取谷帛”、官渡之战时李典输谷帛供军、刘璋以米、马及锦帛资送刘备、刘备围成都时，刘璋能支谷帛一年。帛当然不是被当作麻布般，为一般士兵军服之用，而是用作军费，应付军饷等用途。连曹丕自己也在为太子时，问曹洪贷绢百匹，可见汉末时民间早已是钱帛并用。
其后继位的曹睿，鉴于以谷帛为巿的弊病“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巿，虽处斩以严刑而不能禁也”越来越严重，在司马芝为首的大臣倡议下，于太和元年（公元227年）以韩暨为冶谒者，更铸新五铢钱。复用的另一个原因丰国，大概是指库存不用的五铢能重新投入市场，朝廷能获得一笔收入。晋时依旧沿用（因为两晋中央从沒铸币），但整体效果不太理想，否则也不会有“世或谓魏氏不用钱久”（见《宋书．孔琳之传》）的看法。
陈彦良先生在《通货紧缩与膨胀的双重肆虐：魏晋南北朝货币史论》第二章，通过曹魏诸墓的出土钱币，总结出魏五铢：“质地轻小，品质、铸工也都不佳，与两汉五铢差距悬远……其时流通的绝大多数还是两汉五铢等前代通货，可知其稀少……曹魏只铸造以五铢为面值的单一种通货，其次是以减重、质量缩小的方式发行，这两个特征使得曹魏的币制与蜀、吴二政权有所区別。”
柿沼阳平先生在《三国时期曹魏的稅制改革和货币经济质变》一文中，先引用了大量史书与竹简推断汉武帝时期以后布帛产量增加，这是“布帛=民间供应型的补助的货币”结构的基础，继而推论出：“汉代五铢钱的存在意义在于其以国家性结算手段为主轴，与此不同的是，魏晋五铢钱却是以作为经济性流通手段的便利性为基础，吸收民间意向而重建的币制，因此两者之间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确实，曹睿复铸五铢也不能改变谷帛并用的情况；后赵铸币和立法更不见能改变民间情况。
魏五铢（右为“两柱五铢”）
五朱钱
魏五铢母范
如果一直是太平盛世，市场能慢慢消化，且还有外贸、殉葬品等消耗方式。不过，一旦遇上汉末般的战乱，生产力严重下降，物贵钱贱的情况将会极度严重。政府除了恢复生产和停止铸币外，可行的行政手段其实不多。曹操就敢于把赋稅改征实物，降低货币这中介物的作用，稳定货币的购买力。
《晋书．食货志》云：“及献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铸小钱，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至魏武为相，于是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曹操任丞相那年就是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罢废董卓的小钱后复用五铢，算是实行了建安十年时荀悅在《申鉴．时事》中复五铢的构想，但短暂的复用还是无助改变货币经济的全面衰退。
谷贱之因，盖因建安中农业生产已恢复，即陈寿在《三国志．任峻传》总结屯田之功为：“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故司马芝云：“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
结果其子曹丕代汉为魏文帝后，便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正式颁令停用铜铸的五铢，也不是以白银或黄金作为本位货币，而是以谷帛为币，这也是魏晋南北朝的一大特色之一（有趣的是嬴政也是于公元前221年，废止战国时各国货币而统一行半两，第一次是进步第二次却是商品货币经济的倒退）。
其实这也不算是一下子的突变，《盐铁论》这一本研究西汉经济的重要史料中，其水旱篇曾云：“相买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汉文帝“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见《汉书．贾山传》），这条应理解成发放救济金而非赐普通的布予贫民。居延汉简有以帛支付月俸的簿籍记录：
右庶士士吏候长十三人 禄用帛十八匹二尺少半寸直万四千四百四十三（210．27）
东汉明帝时曾下诏各种赎罪价格，都是以布帛计价（死罪入缣二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等）；他赐予大臣时也不是如西汉般的黄金，而是布帛若干匹。谷贵时，尚书张林认为谷贵之因在于钱贱，可改以布帛为租（见《后汉书．朱晖传》）；汉安帝时以每人缣四十匹的价格，从高句骊赎回被虏之百姓；夏静不是拿钱，而是拿缣帛追寻其兄夏馥。此三例再加上东汉诸帝赐布帛、可以缣赎罪，可证布帛在两汉时已有部份的货币功能；
羌乱时，庞参就曾向邓骘建议：“今复募发百姓，调取谷帛”、官渡之战时李典输谷帛供军、刘璋以米、马及锦帛资送刘备、刘备围成都时，刘璋能支谷帛一年。帛当然不是被当作麻布般，为一般士兵军服之用，而是用作军费，应付军饷等用途。连曹丕自己也在为太子时，问曹洪贷绢百匹，可见汉末时民间早已是钱帛并用。
其后继位的曹睿，鉴于以谷帛为巿的弊病“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巿，虽处斩以严刑而不能禁也”越来越严重，在司马芝为首的大臣倡议下，于太和元年（公元227年）以韩暨为冶谒者，更铸新五铢钱。复用的另一个原因丰国，大概是指库存不用的五铢能重新投入市场，朝廷能获得一笔收入。晋时依旧沿用（因为两晋中央从沒铸币），但整体效果不太理想，否则也不会有“世或谓魏氏不用钱久”（见《宋书．孔琳之传》）的看法。
陈彦良先生在《通货紧缩与膨胀的双重肆虐：魏晋南北朝货币史论》第二章，通过曹魏诸墓的出土钱币，总结出魏五铢：“质地轻小，品质、铸工也都不佳，与两汉五铢差距悬远……其时流通的绝大多数还是两汉五铢等前代通货，可知其稀少……曹魏只铸造以五铢为面值的单一种通货，其次是以减重、质量缩小的方式发行，这两个特征使得曹魏的币制与蜀、吴二政权有所区別。”
柿沼阳平先生在《三国时期曹魏的稅制改革和货币经济质变》一文中，先引用了大量史书与竹简推断汉武帝时期以后布帛产量增加，这是“布帛=民间供应型的补助的货币”结构的基础，继而推论出：“汉代五铢钱的存在意义在于其以国家性结算手段为主轴，与此不同的是，魏晋五铢钱却是以作为经济性流通手段的便利性为基础，吸收民间意向而重建的币制，因此两者之间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确实，曹睿复铸五铢也不能改变谷帛并用的情况；后赵铸币和立法更不见能改变民间情况。
魏五铢（右为“两柱五铢”）
五朱钱
魏五铢母范
四、蜀汉
直百五铢是刘备于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所铸，据《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所讲，刘备攻打刘璋之时曾与士众约定，假若事成后准许他们拿取府库之物，结果攻下成都后，被将士取至军用不足，刘备为此而烦。结果刘巴向刘备建议铸直百钱、平抑物价，更令官吏为官巿，刘备采纳后数月内国库变得充裕。
所以不只那些减重钱和剪轮、磨廓、綖环五铢是劣钱，像蜀汉的直百五铢和以后会讲及的孙吴大泉五百/当千/二千/五千这样的大钱一样是劣钱，刘备能短短数月内变得国库充盈，就已是最生动的说明了，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剥削的手段。因为他们实际重量，与实际价值差距极度悬殊（根本不可能与相同数量的五铢等值），比董卓的贬值更严重，还好天府之国战乱较少一时还能承受。
益州是相对较少战乱，谷帛等物资供应量应沒多大变化，故其物价应该大致平稳；刘备入蜀前后，由于沒有谷价等相关物价资料，实难断言建安十九年前，益州是处于通缩状态，但铸大币后，恐怕是通胀了。
郝经在《续后汉书．食货》记录吴铸大钱后，“物价翔踊”。高敏先生主编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第十九章第一节却认为：“以货币减重作为财政搜刮的手段。因而吴、蜀两国的货币流通状况皆比不上曹魏，币值不稳，‘物价翔涌’的现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也就是说，这情况在蜀汉不可能不发生。
直百五铢中的“直百”二字为最早隶书入钱，“五铢”二字还是篆体，所以又成为最早的双书体錢。早期的重厚的直百五铢钱径大约是26-28mm，重8-9.5g。如背上有模铸阳文“为”字，那是在益州犍为郡铸的标记，开方孔圆钱背铸地名的先河。有的直百五铢背有阴文，有的没有文字。文字主要有：一、|、‖、川、＋、∧、田、吉、羊、日等等，直百五铢背有四出文的当是很稀罕的了。后期的减重钱钱径已降至24mm，平均重3.2g。
直百五铢不只能在四川境内出土，安徽省马鞍山巿的朱然墓、湖北省武昌任家湾吴墓都有其踪迹，也就证明吴地的是随贸易而流入；河南、陕西的出土也显示直百流入曹魏。
2012年8月6日新疆库车县文物局首次透露，库车县7月中旬在县城一次棚户区改造工程中，发现大量古代钱币，统计后得知约14000多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此次万枚钱币藏有三国时期的“太平百钱”。这表明蜀汉透过蜀锦等交易买卖, 货币还流通至龟茲等西域各国了。
后期的在铸币时省略了“五铢”二字，也就成了直百钱。“直百”二字横左读，钱径大的一般是1.6-1.9cm，重约1.4g克；小型的1.3cm，重0.5g。
《晋书．食货志》云：“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孙吴的大额虚币当时还未铸行，所以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平荆州所赏锡的大钱根本不可能是还未铸的大泉五百等，空名的对象当时也只有可能是直百五铢了，大概是孙权拿取荆州仓库的钱赐给吕蒙，至于那时是否已出现减重直百的情况就不太清楚。
不过，随著新出土资料的出现，直百五铢是否刘备所铸已开始受质疑，邹志谅先生引用了《成都文物》1983年第1期关于成都南郊燃灯寺的东汉末期墓葬的报告：“中平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葬”。灵帝时已有直百五铢，刘备只是铸了减重的直百，可聊备一说。
还有一种“直一”钱，曾与一众蜀钱同时出土（见下），其“直”字与直百五铢、直百中的“直”字相当接近的隶书，应该也同时为蜀汉所铸。钱径为12mm，重0.5g。体积如与晚期的直百钱相约。估计是早期蜀汉所铸，因为直百越铸越小的同时，不可能用等重的铜，却另铸面值小百倍的小钱。大概是早年与直百五铢并行的小额辅币，但铸造量肯定不会太多，因为已反映在出土量之上。
1989年6月，四川简阳出土的一千余枚“直百”、“定平一百”中，有一枚“直一”钱。（见《陕西金融．钱币研究》1990年第四期)；1994年在四川成都郫县郫筒镇出土了蜀汉钱币二百余枚，为减重轻薄型“直百”、“定平一百”及“太平百金”钱，其中即有两枚“直一”钱。（见《成都钱币》1998年第二期）
陈光扬先生有孤品“章武直百”，但暂时还无法肯定确为蜀汉所铸，若果为刘备所铸，那就是把最早的年号钱：成汉的“汉兴”钱，迫至第二位了。
直百五铢
直百
直一
章武直百
直百五铢是刘备于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所铸，据《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所讲，刘备攻打刘璋之时曾与士众约定，假若事成后准许他们拿取府库之物，结果攻下成都后，被将士取至军用不足，刘备为此而烦。结果刘巴向刘备建议铸直百钱、平抑物价，更令官吏为官巿，刘备采纳后数月内国库变得充裕。
所以不只那些减重钱和剪轮、磨廓、綖环五铢是劣钱，像蜀汉的直百五铢和以后会讲及的孙吴大泉五百/当千/二千/五千这样的大钱一样是劣钱，刘备能短短数月内变得国库充盈，就已是最生动的说明了，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剥削的手段。因为他们实际重量，与实际价值差距极度悬殊（根本不可能与相同数量的五铢等值），比董卓的贬值更严重，还好天府之国战乱较少一时还能承受。
益州是相对较少战乱，谷帛等物资供应量应沒多大变化，故其物价应该大致平稳；刘备入蜀前后，由于沒有谷价等相关物价资料，实难断言建安十九年前，益州是处于通缩状态，但铸大币后，恐怕是通胀了。
郝经在《续后汉书．食货》记录吴铸大钱后，“物价翔踊”。高敏先生主编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第十九章第一节却认为：“以货币减重作为财政搜刮的手段。因而吴、蜀两国的货币流通状况皆比不上曹魏，币值不稳，‘物价翔涌’的现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也就是说，这情况在蜀汉不可能不发生。
直百五铢中的“直百”二字为最早隶书入钱，“五铢”二字还是篆体，所以又成为最早的双书体錢。早期的重厚的直百五铢钱径大约是26-28mm，重8-9.5g。如背上有模铸阳文“为”字，那是在益州犍为郡铸的标记，开方孔圆钱背铸地名的先河。有的直百五铢背有阴文，有的没有文字。文字主要有：一、|、‖、川、＋、∧、田、吉、羊、日等等，直百五铢背有四出文的当是很稀罕的了。后期的减重钱钱径已降至24mm，平均重3.2g。
直百五铢不只能在四川境内出土，安徽省马鞍山巿的朱然墓、湖北省武昌任家湾吴墓都有其踪迹，也就证明吴地的是随贸易而流入；河南、陕西的出土也显示直百流入曹魏。
2012年8月6日新疆库车县文物局首次透露，库车县7月中旬在县城一次棚户区改造工程中，发现大量古代钱币，统计后得知约14000多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此次万枚钱币藏有三国时期的“太平百钱”。这表明蜀汉透过蜀锦等交易买卖, 货币还流通至龟茲等西域各国了。
后期的在铸币时省略了“五铢”二字，也就成了直百钱。“直百”二字横左读，钱径大的一般是1.6-1.9cm，重约1.4g克；小型的1.3cm，重0.5g。
《晋书．食货志》云：“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孙吴的大额虚币当时还未铸行，所以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平荆州所赏锡的大钱根本不可能是还未铸的大泉五百等，空名的对象当时也只有可能是直百五铢了，大概是孙权拿取荆州仓库的钱赐给吕蒙，至于那时是否已出现减重直百的情况就不太清楚。
不过，随著新出土资料的出现，直百五铢是否刘备所铸已开始受质疑，邹志谅先生引用了《成都文物》1983年第1期关于成都南郊燃灯寺的东汉末期墓葬的报告：“中平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葬”。灵帝时已有直百五铢，刘备只是铸了减重的直百，可聊备一说。
还有一种“直一”钱，曾与一众蜀钱同时出土（见下），其“直”字与直百五铢、直百中的“直”字相当接近的隶书，应该也同时为蜀汉所铸。钱径为12mm，重0.5g。体积如与晚期的直百钱相约。估计是早期蜀汉所铸，因为直百越铸越小的同时，不可能用等重的铜，却另铸面值小百倍的小钱。大概是早年与直百五铢并行的小额辅币，但铸造量肯定不会太多，因为已反映在出土量之上。
1989年6月，四川简阳出土的一千余枚“直百”、“定平一百”中，有一枚“直一”钱。（见《陕西金融．钱币研究》1990年第四期)；1994年在四川成都郫县郫筒镇出土了蜀汉钱币二百余枚，为减重轻薄型“直百”、“定平一百”及“太平百金”钱，其中即有两枚“直一”钱。（见《成都钱币》1998年第二期）
陈光扬先生有孤品“章武直百”，但暂时还无法肯定确为蜀汉所铸，若果为刘备所铸，那就是把最早的年号钱：成汉的“汉兴”钱，迫至第二位了。
直百五铢
直百
直一
章武直百
《隋书．食货志》上提到南朝梁代百姓私下以古钱交易，其中包括直百五铢、太平百钱和定平一百等。先说太平百钱，关于它的铸行者旧有四种说法：一是认为是年号钱，也就是东吴会稽王孙亮于太平年间（公元256-258年）所铸；二是晋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1年）益州刺史赵廞据蜀自立时所铸；三是认为是东吴在铸行大泉五百时的过渡；四是认为东汉末年盘据汉中的张鲁五斗米道政权所铸，道教宣扬的就是“太平”。
太平百钱流通广泛且数量不少，主要在四川出土，湖北和江苏等地也有，其中1955年在湖北省武昌巿的孙吴郑丑墓中不止出土了128枚太平百钱，还有纪年为黄武六年（即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的铅质地券（买地四亩半，值钱三万）。
这就完全否定了第二个的可能性。其余三个猜测也很难同时解释何解在四川和江南同时出土。但到了1980年在四川省成都小通巷出土了一件太平百钱的铜范，再加上主要出土地区是四川，此钱应该就是蜀汉政权所铸。郑丑墓的发现也印证了蜀汉大钱在荊州的流通情况，孙权占后流通但数年前刘备治下却不流通？于理不合，更像是孙权只好承认这已发生的事实。
所有出土诸钱中，除了小通巷铸钱遗址仅发现太平百钱外，有太平百钱者必同时出土直百五铢，反之则未必，包括威远黄荊沟窖藏（四百多枚直百五铢、四百枚蜀于铢、若干枚两汉新莽诸币）和重庆江北窖藏（五千多枚直百五铢），因此可以断言，直百五铢铸造时间早于太平百钱。
面文有隶书和隶篆合书，钱文“太”字有作隶书“大”字或篆书“世”字、“钱”字有作“金”字。“大”字与莽钱大泉五十的“大”字近似、“平”字与莽钱一刀平五千的“平”字近似；“百”字和蜀汉直百五铢的“百”字相同（这也一定程度上证明它是蜀钱）。钱文字体工整方下，背纹有水波纹、两星等。小型太平百金有逆读者（百金两字易位反书）。
最早的世平百钱的和百字大篆写法的太平百钱（俗称羊角百）这两种钱存世极少，说明它们的铸造期很短。而且没有减重，重量（8-9g）和钱径大小（26-27mm）都接近初铸的直百五铢，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背面铸有水波纹。
随后铸造的太平百钱有所减重，太平百钱的“太”有隶书和篆书两种，但背面也有水波纹，他们的存世量比羊角百和世平百钱多，但又比以后的光背的太平百钱少很多。 光背的太平百钱存世量较大，而且有减重明显的小钱，且在三国晚期和晋墓葬中常有出土, 说明它的铸造时间和流通时间都是比较长的。这种钱的背面角部常有一条线的出文。 从蜀钱越铸越小的情况来看，通常比减重的太平百钱还要薄小，钱径13mm，重0.7克。大小和重量与小直百相近的太平百金，应是同期所铸的。
王俪阎女士在《中国古代范铸钱币工艺》第七章第三节评：“该范虽然是板形范立式顶注式母范，但浇道两侧一面为面模，一面为背模，用1件范翻出2件子范就可以扣合浇注钱币，比以往面背分范有所进步。”
太平百钱（背有水波纹）
及其铜范
太平百金
世平百钱
大平百钱
太平百钱流通广泛且数量不少，主要在四川出土，湖北和江苏等地也有，其中1955年在湖北省武昌巿的孙吴郑丑墓中不止出土了128枚太平百钱，还有纪年为黄武六年（即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的铅质地券（买地四亩半，值钱三万）。
这就完全否定了第二个的可能性。其余三个猜测也很难同时解释何解在四川和江南同时出土。但到了1980年在四川省成都小通巷出土了一件太平百钱的铜范，再加上主要出土地区是四川，此钱应该就是蜀汉政权所铸。郑丑墓的发现也印证了蜀汉大钱在荊州的流通情况，孙权占后流通但数年前刘备治下却不流通？于理不合，更像是孙权只好承认这已发生的事实。
所有出土诸钱中，除了小通巷铸钱遗址仅发现太平百钱外，有太平百钱者必同时出土直百五铢，反之则未必，包括威远黄荊沟窖藏（四百多枚直百五铢、四百枚蜀于铢、若干枚两汉新莽诸币）和重庆江北窖藏（五千多枚直百五铢），因此可以断言，直百五铢铸造时间早于太平百钱。
面文有隶书和隶篆合书，钱文“太”字有作隶书“大”字或篆书“世”字、“钱”字有作“金”字。“大”字与莽钱大泉五十的“大”字近似、“平”字与莽钱一刀平五千的“平”字近似；“百”字和蜀汉直百五铢的“百”字相同（这也一定程度上证明它是蜀钱）。钱文字体工整方下，背纹有水波纹、两星等。小型太平百金有逆读者（百金两字易位反书）。
最早的世平百钱的和百字大篆写法的太平百钱（俗称羊角百）这两种钱存世极少，说明它们的铸造期很短。而且没有减重，重量（8-9g）和钱径大小（26-27mm）都接近初铸的直百五铢，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背面铸有水波纹。
随后铸造的太平百钱有所减重，太平百钱的“太”有隶书和篆书两种，但背面也有水波纹，他们的存世量比羊角百和世平百钱多，但又比以后的光背的太平百钱少很多。 光背的太平百钱存世量较大，而且有减重明显的小钱，且在三国晚期和晋墓葬中常有出土, 说明它的铸造时间和流通时间都是比较长的。这种钱的背面角部常有一条线的出文。 从蜀钱越铸越小的情况来看，通常比减重的太平百钱还要薄小，钱径13mm，重0.7克。大小和重量与小直百相近的太平百金，应是同期所铸的。
王俪阎女士在《中国古代范铸钱币工艺》第七章第三节评：“该范虽然是板形范立式顶注式母范，但浇道两侧一面为面模，一面为背模，用1件范翻出2件子范就可以扣合浇注钱币，比以往面背分范有所进步。”
太平百钱（背有水波纹）
及其铜范
太平百金
世平百钱
大平百钱
至于定平一百，以前也有是“五胡时成汉政权李雄改元晏平，国号‘大成’时所铸”一说，但1984年安徽省马鞍山巿的朱然墓就出土了定平一百，朱然死于吴大帝赤乌十二年（公元249年），成汉一说不攻自破。
此钱钱文顺读，隶书，钱径12.5-17mm，重0.65-0.9g，名符其实的轻薄小钱。历来有蜀钱与吴钱两说，但吴大钱的钱径和重量与定平一百有明显差距，但与后期的蜀汉小钱相接近，所以是蜀钱的机会较大。
关于定平一百的铸行时代，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定平一百铸行于“直百”之后，而张勋燎先生在《从考古发现材料看三国时期的蜀汉货币》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蜀汉钱币可以分作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四个字的；一种是从四个字的发展到两个字的，可能代表出现时间早晚的两个阶段。武昌任家湾东吴墓只见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而不见定平一百，可见定平一百铸于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之后，数枚定平一百在朱然墓的出土是侧证。
定平一百在安徽马鞍山佳山东吴墓以及浙江绍兴、江苏丹徒、河南安阳晋至南北朝的窖藏中也有出土，却未在蜀汉墓葬中发现，特别是四川崇庆五道渠蜀汉墓出土直百五铢 和“直百”钱，而独独不见定平一百，似乎验证了张勋燎先生的“由于铜料缺，一下铸得过小，以致刚一上市就人不乐用，不得不很快停止制造，另外改铸略为厚重一点的直百钱来代替”这一推测。
至于质量，《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发掘报告》指出钱文夷漫不清，手触钱体欲碎，质地极差。
定平一百
《南齐书．崔祖思传》曾记载：“刘备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这反映刘备时期已在拼命找原材料铸币。2004年8月21日，中国嘉德在中国历代钱币铜镜展中，拍卖出两枚直百五铢铁钱；《历代四川铁钱图录》一书也收录在合川和隆昌出土的直百五铢，这是以出土实物的形式来说明：蜀汉终步公孙述的后尘，以铁铸钱。
缺乏原材料故是原因之一，但军费支出也是另一主因，夷陵之败的“水军步资，一时略尽”更是最严重的后果。以一枚直百当一百钱使用是掠民财，纪重钱的减重同样也是手段之一。仅以早期最重的直百五铢（8-9.5g）与后期最轻的直百（0.3ｇ）作对比，减幅简直吓人！
至于铁钱，由于蜀汉在经济的史料近乎空白，贬值情况是怎样也无从得知，只能以东汉桓、灵间的时人史弼回答郭泰的话作参考：“铁钱也，故以二当一耳。”（见《通典．食货八》引皇甫谧《高士传》）
朱活先生在《古钱新典》三国魏晋南北朝钱币篇“秦安五金镴钱”条分析：“一九七八年十月，甘肃秦安县发现一枚‘五金’镴（铅锡合金）钱，钱径2.33厘米，厚0.12厘米，穿约0.9厘米，重3.8克。按蜀五铢比两汉五铢形小但较厚，径2.2厘米，重约2.5克，面背均有内外廊，铜质色泽昏暗，‘五金’镴钱比蜀五铢略大，外缘特宽，面背亦有内外廊，‘金’字写作
，这种写法独见蜀钱，别朝皆无发现，是蜀钱中的一大特点。亦有铁钱。”如属实，那就是蜀汉市场倒退至西汉初那奸民杂用铅铁钱的情况。
淳化中，尝建议以蜀地用铁钱，准铜钱数倍，小民市易颇为不便，请如刘备时令西川铸大钱，以十当百。下都省集议，吏部尚书宋琪等言：“刘备时盖患钱少，因而改作，今安易之请反患钱多，非经久计也。”而安易论请不已，仍募工铸大钱百余进之，极其精好，俄坠殿阶皆碎，盖熔铄尽其【米青】液矣。太宗不之诘，犹嘉其用心，赐以金紫，且遣其典铸。既而大有亏耗，岁仲裁得三千余缗，众议喧然，遂罢之。《宋史．赵安易传》
这个问题若真要解释的话，写一篇论文也行，只能简洁先交代一下背景，才能理解赵安易的想法、宋琪等的反对原因。后蜀铸铁钱，平蜀后仍沿用；铁钱对比铜钱的购物力为低，正如赵安易在淳化二年所言：“市罗一匹，为钱二万。”（见《宋史．食货志下二》）钱有多重？《文献通考．钱币考二》引吕祖谦云：“蜀用铁钱，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为一千。”买一匹罗要一百三十斤？这就是交子这种纸币出现于南宋的诱因。交易不便欲铸大币，可知这就是赵安易的出发点。
但这能适用于刘备占蜀吗？刘璋治下的益州，又不是铁钱交易区。宋琪等反对赵安易反造成市场货币供应过多，结果赵安易实行后以失败告终，证明了他们是正确的。那“刘备时盖患钱少”这句的准确性呢？是否货币供应不足导致物价持续高涨，今天根本不可能找到刘璋时的谷价等物价资料作引证，存疑；但大币和增加五铢的供应量，根本是两码子的事。可见他们因为四川历史上铸钱的实例不多，只能找出相近的前例作反驳，哪怕是不太合适。
《蜀中广记》卷67记录了当时铜铁兑换比：由“大盈库往往有铁钱与铜钱相混莫辩”，至乾德四年的“上行铁钱，以一千一百易铜钱千文”，再至“以五千易铜钱一千”，最后为太平兴国四年左右的“以一钱易铁钱十四”，迫至朝廷于淳化五年下诏“以铜、铁钱兼行，铜钱一当铁钱十。”这个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欲压抑铁钱贬值之理据，自然也无法迁用不曾发生在没铸铁钱的刘璋治下之益州。
五金镴钱
各期蜀钱的大小比较
此钱钱文顺读，隶书，钱径12.5-17mm，重0.65-0.9g，名符其实的轻薄小钱。历来有蜀钱与吴钱两说，但吴大钱的钱径和重量与定平一百有明显差距，但与后期的蜀汉小钱相接近，所以是蜀钱的机会较大。
关于定平一百的铸行时代，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定平一百铸行于“直百”之后，而张勋燎先生在《从考古发现材料看三国时期的蜀汉货币》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蜀汉钱币可以分作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四个字的；一种是从四个字的发展到两个字的，可能代表出现时间早晚的两个阶段。武昌任家湾东吴墓只见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而不见定平一百，可见定平一百铸于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之后，数枚定平一百在朱然墓的出土是侧证。
定平一百在安徽马鞍山佳山东吴墓以及浙江绍兴、江苏丹徒、河南安阳晋至南北朝的窖藏中也有出土，却未在蜀汉墓葬中发现，特别是四川崇庆五道渠蜀汉墓出土直百五铢 和“直百”钱，而独独不见定平一百，似乎验证了张勋燎先生的“由于铜料缺，一下铸得过小，以致刚一上市就人不乐用，不得不很快停止制造，另外改铸略为厚重一点的直百钱来代替”这一推测。
至于质量，《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发掘报告》指出钱文夷漫不清，手触钱体欲碎，质地极差。
定平一百
《南齐书．崔祖思传》曾记载：“刘备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这反映刘备时期已在拼命找原材料铸币。2004年8月21日，中国嘉德在中国历代钱币铜镜展中，拍卖出两枚直百五铢铁钱；《历代四川铁钱图录》一书也收录在合川和隆昌出土的直百五铢，这是以出土实物的形式来说明：蜀汉终步公孙述的后尘，以铁铸钱。
缺乏原材料故是原因之一，但军费支出也是另一主因，夷陵之败的“水军步资，一时略尽”更是最严重的后果。以一枚直百当一百钱使用是掠民财，纪重钱的减重同样也是手段之一。仅以早期最重的直百五铢（8-9.5g）与后期最轻的直百（0.3ｇ）作对比，减幅简直吓人！
至于铁钱，由于蜀汉在经济的史料近乎空白，贬值情况是怎样也无从得知，只能以东汉桓、灵间的时人史弼回答郭泰的话作参考：“铁钱也，故以二当一耳。”（见《通典．食货八》引皇甫谧《高士传》）
朱活先生在《古钱新典》三国魏晋南北朝钱币篇“秦安五金镴钱”条分析：“一九七八年十月，甘肃秦安县发现一枚‘五金’镴（铅锡合金）钱，钱径2.33厘米，厚0.12厘米，穿约0.9厘米，重3.8克。按蜀五铢比两汉五铢形小但较厚，径2.2厘米，重约2.5克，面背均有内外廊，铜质色泽昏暗，‘五金’镴钱比蜀五铢略大，外缘特宽，面背亦有内外廊，‘金’字写作
，这种写法独见蜀钱，别朝皆无发现，是蜀钱中的一大特点。亦有铁钱。”如属实，那就是蜀汉市场倒退至西汉初那奸民杂用铅铁钱的情况。
淳化中，尝建议以蜀地用铁钱，准铜钱数倍，小民市易颇为不便，请如刘备时令西川铸大钱，以十当百。下都省集议，吏部尚书宋琪等言：“刘备时盖患钱少，因而改作，今安易之请反患钱多，非经久计也。”而安易论请不已，仍募工铸大钱百余进之，极其精好，俄坠殿阶皆碎，盖熔铄尽其【米青】液矣。太宗不之诘，犹嘉其用心，赐以金紫，且遣其典铸。既而大有亏耗，岁仲裁得三千余缗，众议喧然，遂罢之。《宋史．赵安易传》
这个问题若真要解释的话，写一篇论文也行，只能简洁先交代一下背景，才能理解赵安易的想法、宋琪等的反对原因。后蜀铸铁钱，平蜀后仍沿用；铁钱对比铜钱的购物力为低，正如赵安易在淳化二年所言：“市罗一匹，为钱二万。”（见《宋史．食货志下二》）钱有多重？《文献通考．钱币考二》引吕祖谦云：“蜀用铁钱，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为一千。”买一匹罗要一百三十斤？这就是交子这种纸币出现于南宋的诱因。交易不便欲铸大币，可知这就是赵安易的出发点。
但这能适用于刘备占蜀吗？刘璋治下的益州，又不是铁钱交易区。宋琪等反对赵安易反造成市场货币供应过多，结果赵安易实行后以失败告终，证明了他们是正确的。那“刘备时盖患钱少”这句的准确性呢？是否货币供应不足导致物价持续高涨，今天根本不可能找到刘璋时的谷价等物价资料作引证，存疑；但大币和增加五铢的供应量，根本是两码子的事。可见他们因为四川历史上铸钱的实例不多，只能找出相近的前例作反驳，哪怕是不太合适。
《蜀中广记》卷67记录了当时铜铁兑换比：由“大盈库往往有铁钱与铜钱相混莫辩”，至乾德四年的“上行铁钱，以一千一百易铜钱千文”，再至“以五千易铜钱一千”，最后为太平兴国四年左右的“以一钱易铁钱十四”，迫至朝廷于淳化五年下诏“以铜、铁钱兼行，铜钱一当铁钱十。”这个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欲压抑铁钱贬值之理据，自然也无法迁用不曾发生在没铸铁钱的刘璋治下之益州。
五金镴钱
各期蜀钱的大小比较
五、孙吴
不过蜀的大钱相比起吴的话，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上文提及过“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同样情况应用到孙吴日后的大额虚币，则更加合适（该不会是抵制蜀汉的大钱政策，而比她更上一层楼吧? 汗）。早在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时周瑜就已劝孙权“铸山为铜”，其地应是诸葛恪所指的丹杨山越“山出铜铁”。这说明了吴地当时有条件铸币，孙吴铸的这些大钱都是用青铜，并设立了惩治私铸的法令。
但在见于史籍的大泉五百前，可能还有大泉五十。朱活先生在《古钱新典》三国魏晋南北朝钱币篇“嘉兴东吴铜钱”条分析：“一九八六年，浙江省嘉兴市中山路拓宽工程中出土一些古钱，其中有大泉五十、大泉当千铜钱。前者直径3厘米，厚0.22厘米，重8克，光幕，穿孔四块，‘十五’当五十传形，这种类型的大泉五十与新莽大泉五十迴异。泉字中划不断，钱文与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相同，书体近《天发神谶碑》，可见为东吴铸，实可补史。”《中国钱币大辞典》魏晋南北朝隋编也认为这样的大泉五十，是孙权于黄龙元年至嘉禾四年间所铸。
新朝大泉五十
吴大泉五十
大泉五百是孙权于嘉禾五年（公元236年）所铸的，钱径约30-35mm，重约6-6.3g。吴币钱文都是篆书，承莽钱大泉五十之文，书法则稍有不同，“泉”字中竖不断有别于莽钱，亦是吴泉的显着特征。
外廓宽阔漫平，广穿，好廓较外廓为细。大泉五百的标准重量应是十二铢（见《通典．食货八》）合今制8.6g，但出土实物与理论相差甚远，更有西晋墓出土的减重钱，币径仅18mm。大泉五百出土多在南京及邻近地区，有少量见于河南、陕西，两晋墓葬中也有出土。
大泉五百
大泉当千是孙权纳谢宏之议，于赤乌元年（公元238年）所铸，用以增加货币数量。钱大小不一，大型者钱径约33mm，重约10g、中型者钱径约30mm，重约6g、小型者径25mm，重约3.5g，与一枚汉五铢相当。理论上的重量是十六铢，但和大泉五百一样，出土的实物却达不到理论标准，流通十年减重幅度却如此之大，怪不得被罢废。
1940前后安徽寿县出土二枚特别大形的，币径有43mm，重量超过15g，为杨成麒所得。但流传极少，应该是最早铸造的东西。此钱还发生一件逸事：杨欲售予赵权之，但此钱在土中受重力影响，钱身凹凸，赵犹疑时，杨说无坊，当即将钱放在二块木板中，用脚媛缓踏上，钱平整无恙，遂以六十银圆成交。
后来直至赤乌九年，民间认为携带不便而不愿用（《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的官方解释），但主因恐怕是“物价翔踊，违科犯禁不能止”（见郝经《续后汉书．食货》），郴州苏仙桥吴简40正可佐证：
男子黄孔米六百八十六斛八斗六升为钱七百九十六万
赤乌年间在桂阳，每斛米值约一万一千六百钱，对比长沙嘉禾年间的米价一千多钱，米价暴涨近十倍。民间极度反感这样大面额的虚币，政府迫于民间压力下而决定收回。以及下诏停止再铸，并将已经铸造的改铸成器物，民间私藏的，官府按其值补回其输失。不过日后出土量还是很多，而且孙吴当时还是经济繁荣，一下子废掉流通量较大的“当千”可能会有困难，因此“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也有可能只是收回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矣。
钱文多漫漶，篆书，四字旋读。“大”字以圆弧形为多，“泉”字廋长，中竖不断和上不接横，“当”字肥大而笔划方折。大型的大泉当千并不常见，减重的却经常能在三国两晋墓葬中出土。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皆有凿边、綖环的劣币出土。
1975年江苏省句容县葛村发现的孙吴铸钱遗址，就出土了一批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的废品以及泥制的叠铸子范， 这种泥范每层铜钱四枚，约有二十层，每铸一次可得钱百余枚。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孙吴的铸钱水平已达到较高的程度。
大泉当千
不过蜀的大钱相比起吴的话，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上文提及过“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同样情况应用到孙吴日后的大额虚币，则更加合适（该不会是抵制蜀汉的大钱政策，而比她更上一层楼吧? 汗）。早在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时周瑜就已劝孙权“铸山为铜”，其地应是诸葛恪所指的丹杨山越“山出铜铁”。这说明了吴地当时有条件铸币，孙吴铸的这些大钱都是用青铜，并设立了惩治私铸的法令。
但在见于史籍的大泉五百前，可能还有大泉五十。朱活先生在《古钱新典》三国魏晋南北朝钱币篇“嘉兴东吴铜钱”条分析：“一九八六年，浙江省嘉兴市中山路拓宽工程中出土一些古钱，其中有大泉五十、大泉当千铜钱。前者直径3厘米，厚0.22厘米，重8克，光幕，穿孔四块，‘十五’当五十传形，这种类型的大泉五十与新莽大泉五十迴异。泉字中划不断，钱文与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相同，书体近《天发神谶碑》，可见为东吴铸，实可补史。”《中国钱币大辞典》魏晋南北朝隋编也认为这样的大泉五十，是孙权于黄龙元年至嘉禾四年间所铸。
新朝大泉五十
吴大泉五十
大泉五百是孙权于嘉禾五年（公元236年）所铸的，钱径约30-35mm，重约6-6.3g。吴币钱文都是篆书，承莽钱大泉五十之文，书法则稍有不同，“泉”字中竖不断有别于莽钱，亦是吴泉的显着特征。
外廓宽阔漫平，广穿，好廓较外廓为细。大泉五百的标准重量应是十二铢（见《通典．食货八》）合今制8.6g，但出土实物与理论相差甚远，更有西晋墓出土的减重钱，币径仅18mm。大泉五百出土多在南京及邻近地区，有少量见于河南、陕西，两晋墓葬中也有出土。
大泉五百
大泉当千是孙权纳谢宏之议，于赤乌元年（公元238年）所铸，用以增加货币数量。钱大小不一，大型者钱径约33mm，重约10g、中型者钱径约30mm，重约6g、小型者径25mm，重约3.5g，与一枚汉五铢相当。理论上的重量是十六铢，但和大泉五百一样，出土的实物却达不到理论标准，流通十年减重幅度却如此之大，怪不得被罢废。
1940前后安徽寿县出土二枚特别大形的，币径有43mm，重量超过15g，为杨成麒所得。但流传极少，应该是最早铸造的东西。此钱还发生一件逸事：杨欲售予赵权之，但此钱在土中受重力影响，钱身凹凸，赵犹疑时，杨说无坊，当即将钱放在二块木板中，用脚媛缓踏上，钱平整无恙，遂以六十银圆成交。
后来直至赤乌九年，民间认为携带不便而不愿用（《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的官方解释），但主因恐怕是“物价翔踊，违科犯禁不能止”（见郝经《续后汉书．食货》），郴州苏仙桥吴简40正可佐证：
男子黄孔米六百八十六斛八斗六升为钱七百九十六万
赤乌年间在桂阳，每斛米值约一万一千六百钱，对比长沙嘉禾年间的米价一千多钱，米价暴涨近十倍。民间极度反感这样大面额的虚币，政府迫于民间压力下而决定收回。以及下诏停止再铸，并将已经铸造的改铸成器物，民间私藏的，官府按其值补回其输失。不过日后出土量还是很多，而且孙吴当时还是经济繁荣，一下子废掉流通量较大的“当千”可能会有困难，因此“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也有可能只是收回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矣。
钱文多漫漶，篆书，四字旋读。“大”字以圆弧形为多，“泉”字廋长，中竖不断和上不接横，“当”字肥大而笔划方折。大型的大泉当千并不常见，减重的却经常能在三国两晋墓葬中出土。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皆有凿边、綖环的劣币出土。
1975年江苏省句容县葛村发现的孙吴铸钱遗址，就出土了一批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的废品以及泥制的叠铸子范， 这种泥范每层铜钱四枚，约有二十层，每铸一次可得钱百余枚。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孙吴的铸钱水平已达到较高的程度。
大泉当千
大泉二千，史书对它近乎没有记载，据估计也是赤乌年间所铸。大泉二千在铜质、文字、气韵与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相同。钱文篆书旋读，钱径在33mm左右，穿径为12mm，重量只相当于大泉五百。面背皆有肉好周廓。大泉二千数量稀少，在淅江省黄岩晋墓、广东省广州和湖南省长沙均有发现。
大泉二千
大泉五千和大泉二千一样，在文字、气韵都和大泉五百与及大泉当千相近似。“大泉”与“千”三个字和大泉当千的这几个相同，“五”字又与大泉五百的“五”字相同。钱文篆书，背素。形体大小与大型的大泉当千相近，重量也相当于大泉当千的。存世量极度稀少，清代刘燕庭《泉苑精华》残册中就仅有其泉拓，近人邹安和戴葆庭各得一枚，邹安的那枚辗转间又归到程文龙手中。他向沈子槎借款，但无力偿还，便以此相抵。后沈子槎和戴葆庭皆捐予国家，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内。淅江亦有一枚熟坑大泉五千，早年曾悬于儿孙颈上作辟邪之用。2010年湖南省郴州市梨树山村一号西晋墓出土了几枚大泉其中有一枚大泉五千，乃新中国首次考古出土。
邹安在民国初年所编的《艺术丛编专门名家》中着录一方魏晋年间的遗砖，砖中印有大泉五千的钱样。魏晋时烧砖爱用钱样作装饰，所以大泉五千虽然流通时间极短，是曾经使用过的大额虚币。
被评为中国古钱“五十名珍”之一，2011年嘉德秋拍出品一枚，估价20～35万元，但未成交。
大泉五千
出行钱四万二千五百八十九钱为具钱三万七千三百（叁．7435）
从吴简中可得知，具钱的价值是高于行钱。何谓行钱？《二年律令．钱令》有解释：“虽缺铄，文章颇可知，而非殊折及铅钱也，皆为行钱。”具钱不见于吴简出土之前的文献，沈刚先生在《长沙走马楼三国竹简研究》第二篇第六章认为：“行钱虽然可以流通，但从其本始意义讲，它的成色不足，或有缺陷。而具钱则否。”其列举具钱之例大多为征税，明显是要保障政府利益；最后举出大泉五百这流通劣质铜钱为例，以：“正是行钱、具钱并行状况发展的必然结果”结尾。
一般情况是大额虚币导致货币购买力下降，继而引发通胀，但卜永坚先生就以《嘉禾吏民田家莂》中，搜集出嘉禾四年十月至五年三月、五年十月至六年三月间，有关钱稅折米的367条纪录，得出了米价从每斗160下降至124的结论（详见《货币贬值时期的通缩？》，收录进《汉帝国的制度与社会秩序》）；大泉五百刚好是在嘉禾五年始铸，他认为可能是民众拒用大泉五百的同时，把旧币收藏不用，导致货币供应量减少，继而引发通缩。
我认为这个推测不能成立，因为嘉禾四年七月有雹；五年自十月不雨至于夏，天灾自然影响收成并推高米价，而且郴州苏仙桥吴简显示，日后荊南的米价还是暴涨了。
至于铸币工艺，据王俪阎女士在《中国古代范铸钱币工艺》第八章第三节中评论：“三国时期的曹魏、蜀汉基本保持东汉铸币方式，发现的钱范都是卧式叠铸式的母范。三国孙吴铸币发生了极大变化，出土的钱树多样，有每层只有1枚钱模的，有2枚或4枚的，后两者为仅见。主浇注道为近圆柱形或扁片形，范上钱模有双面、单面之分，有的安置随意，有的有一定顺序。孙吴铸币用范采用的双面刻模，是卧式叠铸中较早的先例，其无榫卯叠铸方式亦为南朝铸币的无榫卯原点对称奠定了基础。”
但这新技术的应用，却不能在质量上有所反映，熊寿昌先生在《从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出土钱币看六朝墓葬随葬钱币的有关问题》一文中指出，大泉完好者不多，往往用手轻触，随即碎裂，成了绿色粉块状，与两汉五铢的品质差距极大。
大泉五百铸芯
大泉二千
大泉五千和大泉二千一样，在文字、气韵都和大泉五百与及大泉当千相近似。“大泉”与“千”三个字和大泉当千的这几个相同，“五”字又与大泉五百的“五”字相同。钱文篆书，背素。形体大小与大型的大泉当千相近，重量也相当于大泉当千的。存世量极度稀少，清代刘燕庭《泉苑精华》残册中就仅有其泉拓，近人邹安和戴葆庭各得一枚，邹安的那枚辗转间又归到程文龙手中。他向沈子槎借款，但无力偿还，便以此相抵。后沈子槎和戴葆庭皆捐予国家，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内。淅江亦有一枚熟坑大泉五千，早年曾悬于儿孙颈上作辟邪之用。2010年湖南省郴州市梨树山村一号西晋墓出土了几枚大泉其中有一枚大泉五千，乃新中国首次考古出土。
邹安在民国初年所编的《艺术丛编专门名家》中着录一方魏晋年间的遗砖，砖中印有大泉五千的钱样。魏晋时烧砖爱用钱样作装饰，所以大泉五千虽然流通时间极短，是曾经使用过的大额虚币。
被评为中国古钱“五十名珍”之一，2011年嘉德秋拍出品一枚，估价20～35万元，但未成交。
大泉五千
出行钱四万二千五百八十九钱为具钱三万七千三百（叁．7435）
从吴简中可得知，具钱的价值是高于行钱。何谓行钱？《二年律令．钱令》有解释：“虽缺铄，文章颇可知，而非殊折及铅钱也，皆为行钱。”具钱不见于吴简出土之前的文献，沈刚先生在《长沙走马楼三国竹简研究》第二篇第六章认为：“行钱虽然可以流通，但从其本始意义讲，它的成色不足，或有缺陷。而具钱则否。”其列举具钱之例大多为征税，明显是要保障政府利益；最后举出大泉五百这流通劣质铜钱为例，以：“正是行钱、具钱并行状况发展的必然结果”结尾。
一般情况是大额虚币导致货币购买力下降，继而引发通胀，但卜永坚先生就以《嘉禾吏民田家莂》中，搜集出嘉禾四年十月至五年三月、五年十月至六年三月间，有关钱稅折米的367条纪录，得出了米价从每斗160下降至124的结论（详见《货币贬值时期的通缩？》，收录进《汉帝国的制度与社会秩序》）；大泉五百刚好是在嘉禾五年始铸，他认为可能是民众拒用大泉五百的同时，把旧币收藏不用，导致货币供应量减少，继而引发通缩。
我认为这个推测不能成立，因为嘉禾四年七月有雹；五年自十月不雨至于夏，天灾自然影响收成并推高米价，而且郴州苏仙桥吴简显示，日后荊南的米价还是暴涨了。
至于铸币工艺，据王俪阎女士在《中国古代范铸钱币工艺》第八章第三节中评论：“三国时期的曹魏、蜀汉基本保持东汉铸币方式，发现的钱范都是卧式叠铸式的母范。三国孙吴铸币发生了极大变化，出土的钱树多样，有每层只有1枚钱模的，有2枚或4枚的，后两者为仅见。主浇注道为近圆柱形或扁片形，范上钱模有双面、单面之分，有的安置随意，有的有一定顺序。孙吴铸币用范采用的双面刻模，是卧式叠铸中较早的先例，其无榫卯叠铸方式亦为南朝铸币的无榫卯原点对称奠定了基础。”
但这新技术的应用，却不能在质量上有所反映，熊寿昌先生在《从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出土钱币看六朝墓葬随葬钱币的有关问题》一文中指出，大泉完好者不多，往往用手轻触，随即碎裂，成了绿色粉块状，与两汉五铢的品质差距极大。
大泉五百铸芯
六、“蜀五铢”
“蜀五铢”钱面有内外廓，体形较小，字的笔划较肥，钱径一般21mm左右，重约2.5g。有“五铢”二字左读的，蜀钱的“金”字有特殊的写法，这种写法是其它朝代所没有的，是蜀钱中的一大特点；两汉五铢则无內廓。
陶元珍在《三国食货志》中这样评论“蜀五铢”：“传形五铢不必为刘备所铸，当系直百钱行久多弊，故蜀铸此以救民困耳。五铢二字所以传形者，盖自值百钱行，五铢之观念不清，放变更五铢二字之位置，明五字在左铢字在右之钱，非仅直直百钱之百分之一也。《古泉汇利集》卷五有蜀传形五铢图，兹摹于次以供参考。”
刘禹锡在蜀先主庙里面提了一句“业复五铢钱”，《钱录》卷五：“顾烜谱谓昭烈铸传形五铢，盖五字居左，铢字居右，仿传形半两为之。”这是古人认为刘备曾铢“蜀五铢”的看法，但今天已有所动摇， 徐承泰先生在《“蜀五铢”非蜀汉所铸考》（发表于《中国钱币》1995年第二期）通过统计数十个蜀汉、吴、两晋和南北朝的墓，发现蜀汉和同期的吴墓是沒有“蜀五铢”的出土。相反，最早的墓葬钱也要是西晋元康四年（公元294年）在江苏句容墓出土，这说明“蜀五铢”不是蜀汉所铸。
徐先生根据“蜀五铢”的文字气息极类直百五铢，背亦多有各种阴、阳文符号，与直百、太平百钱等蜀汉币一致，铸地无疑是在蜀，因此是西晋某刺史在当地所铸，怀疑是王浚在准备灭吴时所铸。《中国钱币大辞典》魏晋南北朝隋编也把“蜀五铢”放在西晋篇。
东汉既有地方铸币，那么，西晋地方铸币也不是不可能，若推测属实，这说明西晋也曾铸币。
刘焉五铢（左）和“蜀五铢”（右）
左“五”右“铢”的“蜀五铢”
“蜀五铢”钱面有内外廓，体形较小，字的笔划较肥，钱径一般21mm左右，重约2.5g。有“五铢”二字左读的，蜀钱的“金”字有特殊的写法，这种写法是其它朝代所没有的，是蜀钱中的一大特点；两汉五铢则无內廓。
陶元珍在《三国食货志》中这样评论“蜀五铢”：“传形五铢不必为刘备所铸，当系直百钱行久多弊，故蜀铸此以救民困耳。五铢二字所以传形者，盖自值百钱行，五铢之观念不清，放变更五铢二字之位置，明五字在左铢字在右之钱，非仅直直百钱之百分之一也。《古泉汇利集》卷五有蜀传形五铢图，兹摹于次以供参考。”
刘禹锡在蜀先主庙里面提了一句“业复五铢钱”，《钱录》卷五：“顾烜谱谓昭烈铸传形五铢，盖五字居左，铢字居右，仿传形半两为之。”这是古人认为刘备曾铢“蜀五铢”的看法，但今天已有所动摇， 徐承泰先生在《“蜀五铢”非蜀汉所铸考》（发表于《中国钱币》1995年第二期）通过统计数十个蜀汉、吴、两晋和南北朝的墓，发现蜀汉和同期的吴墓是沒有“蜀五铢”的出土。相反，最早的墓葬钱也要是西晋元康四年（公元294年）在江苏句容墓出土，这说明“蜀五铢”不是蜀汉所铸。
徐先生根据“蜀五铢”的文字气息极类直百五铢，背亦多有各种阴、阳文符号，与直百、太平百钱等蜀汉币一致，铸地无疑是在蜀，因此是西晋某刺史在当地所铸，怀疑是王浚在准备灭吴时所铸。《中国钱币大辞典》魏晋南北朝隋编也把“蜀五铢”放在西晋篇。
东汉既有地方铸币，那么，西晋地方铸币也不是不可能，若推测属实，这说明西晋也曾铸币。
刘焉五铢（左）和“蜀五铢”（右）
左“五”右“铢”的“蜀五铢”
七、后话
在三国中晚期的朱然墓，能找到的钱币就包罗万象，绝大部分是两汉钱币，除五铢（含剪轮、磨廓、綖环），还有半两、新莽旧钱（货泉、大泉五十）、蜀汉直百五铢、太（大）平百钱（金）、定平一百、无文劣钱、魏五铢、吴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和异体钱（面文为五五朱朱、朱朱、五金等）。大小重量、面值都非常的不统一，当时贸易到底是如何的兑换流通呢？
莫非是用称量重量的方式来交换？这样的话也可能是蜀钱晚期越铸越小的原因之一，只因邻国孙吴的大额虚币面值至少也比直百高五倍，所以不太可能按面值的来交易，不然的话魏根本不可能与蜀汉和孙吴做贸易，亏大了。
莫非是一个个的数？这样的话劣币驱逐良币, 蜀汉还有人会用直百钱这些大额币而不用五铢来交易吗？那三国时吴境的墓?鐾琳庋?拇蠖畋矣质鞘裁匆换厥拢炕蛐怼蹲呗砺ノ饧颉纺芪?獯鸢柑峁┮凰肯咚鳎裹br>入平乡监沱丘[上*下忩]颇钱贾钱二千嘉禾二年（叁．3356）
“贾” 字通“价” ，但钱怎样等价于钱呢？除非是不同品种的钱，所以蒋福亚先生在《走马楼吴简经济文书研究》第三章中就认为，这是官办的兑换钱币中，所收取的手续费。
汉晋之际，中原与西域交流下，和田马钱、龟兹五铢等外国货币恐怕也如是，借帛为参考物，来衡量双方货币的购物力。至少魏吴互市时，情况就是这样：
今与孙骠骑和通商旅，当日月而至。而百贾偷利喜贱，其物平价，又与其绢，故官逆为平准耳。官岂少比物辈耶？《太平御览》卷817引《魏文帝诏》
曹爽付绢二十匹予江夏太守王经，令其交市于吴。《三国志．夏侯尚传附子玄传》注引《世语》
南京市中华门外长干里明大报恩寺遗址，出土了一件建安二十四年买地券，龙桃杖购入冢地值钱万石。单位是石，如无意外应该是用谷物作交易，或者是万石粮等值的钱或绢帛。
同时，对比曹魏诸墓，蜀汉钱数量不多，却大量出现于吴墓，可侧证蜀汉与吴两国的贸易远较与魏为多。蜀汉钱数量也较吴大泉多，和其铸造时间较长有关。
但这段时间纵然有货币，但已经衰退得很严重：
《三国志．夏侯尚传》注引《魏略》曰：“护军总统诸将，任武官选举，前后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故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
《三国志．胡质传》注引《晋阳秋》曰：“质之为荆州也，威（质子）自京都省之……告归，临辞，质赐其绢一匹为道路粮。”
《三国志．王昶传》注引《任嘏别传》曰：“又与人共买生口，各雇八匹。后生口家来赎，时价直六十匹。”
《全三国文》卷40载（毋）丘俭《报弟书》：“今别致绛二百匹，可以供送葬之事。”
《华阳国志．后贤志》曰：“蜀亡，去官。时巴土饥荒，所在无谷，送吏行乏，辄取道侧民芋。（何）随以緜系其处，使足取所直。”
《三国志．孙休传》注引《江表传》曰：“吴末，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
《三国志．孙皓传》注引《江表传》曰：“何定又使诸将各上好犬，皆千里远求，一犬至直数千匹。”
《三国志．钟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曰：“又揭阳县贼率曾夏等数千人，历十余年，以侯爵杂缯千匹下书购募，绝不可得。”
《太平御览》卷837引《羊祜别传》曰：“祜周行贼境七百馀里，往返四十余日，刈贼谷以为军粮，皆计顷亩送绢还直，使如谷价。”
《晋书．刑法志》曰：“赃五匹以上，弃市。”
《全晋文》卷33石崇《奴券》曰：余元康之际出在荥阳东住，闻主人公言声太粗。须臾，出趣吾车曰：“公府当怪吾家哓哓邪？中买得一恶羝奴，名宜勤，身长九尺余，力举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钱孔，言读书欲使便病，日食三斗米，不能奈何。”吾问：“公卖不？”公喜。便下绢百匹。
《全晋文》卷145载《晋令》曰：“其上党及平阳，输上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六斤，当绢一疋。”
《隋书．食货志》曰：“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
孙吴更曾经出现平民用米，买入官府没收之物：
其卌六斛大男张吉张狗所买贼黄勋黄龙三年牛价米（贰．3866）
何兹全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向中世社会的过渡》下篇第一章第四节认为，城乡经济的破坏与倒退，是战国以来土地被兼并，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沦为流民或奴隶，生产力下降。这些内部矛盾在董卓之乱后彻底爆发，走回自然经济的必然结果，当属公允。
除了西晋短暂统一那段时间，货币经济开始在大城市复苏外（详见左思的《三都赋》描写），其余时间各地还是以谷帛为主。西晋时人鲁褒曾著《钱神论》嘲笑洛阳那些士族、商贾对钱的崇拜：“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石勒欲恢复钱币，结果“人情不乐”而“钱终不行”，恐怕就是基于这样的民心。
王怡辰先生在《魏晋南北朝货币交易和发行》第三章第一节，统计了三国两晋时用绢和布的例子，得出了华北政权主要是用绢，而六朝政权主要是用布（东晋用布的实例远远高于西晋）的情况，尤其是体现在赋税征收织或布。其后更进一步推论出在南方，麻织业远比绢织业发达的结论。
同时又罗列了魏、晋用绢95例、钱81例，得出了当时是钱绢并用的结论，则不敢苟同。西晋没异议，但魏朝的话，扣除赏赐之例，仅王经欲使管辂卜筮，值数千钱是实际案例外，没有其他了。这和绢能应用于贸易、借贷、军资、消费、贿赂、赋税等诸多方面，无法相提并论。
《魏书．食货志》云：“旧制，民间所织绢、布，皆幅广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六十尺为一端。”并有敦煌出土的汉缣上的题记为证，标示云：“任城国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廿五两，直钱六百一十八。”（见《流沙坠简．二器物类》55）
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卷十九推测宋以前的尺度变化时说：“则尺度之制，由短而长，殆成定例。然其增率之速，莫剧于东晋后魏之间，三百年间几增十分之三……求其原因，实由魏晋以降，以绢布为调……官吏惧其短耗，又欲多取于民，故尺度有增益。”这就解释了魏晋时每尺长度比东汉多约1cm之因。
民间交易货物比方奴婢，用来衡量的是绢；旅行食宿的也一样可以用绢代币；估量身家不只也可以用，连官方的法令规定物价所值也一样这样，三国至西晋这三四十年是货币经济倒退最严重的时代。最能体现这点的是皇帝赏赐与墓葬的出土：
王浑、杜预、贾充、王浚、张华等西晋名臣前后获绢八千至万匹，和西汉赐钱的作风完全不同。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第三章第二节，就比较过赐钱总数、每帝平均赏赐额、每年平均赏赐额作统计，结果三者的情况皆是东汉为西汉的二分之一，西晋又是东汉的三分之一。孙权更曾赐盐五千斛予朱桓家属，以为丧事。
魏晋南北朝墓中出土的钱相对西汉的较少，魏晋南北朝时期出土的不少还是旧汉五铢，本朝的更少。
在三国中晚期的朱然墓，能找到的钱币就包罗万象，绝大部分是两汉钱币，除五铢（含剪轮、磨廓、綖环），还有半两、新莽旧钱（货泉、大泉五十）、蜀汉直百五铢、太（大）平百钱（金）、定平一百、无文劣钱、魏五铢、吴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和异体钱（面文为五五朱朱、朱朱、五金等）。大小重量、面值都非常的不统一，当时贸易到底是如何的兑换流通呢？
莫非是用称量重量的方式来交换？这样的话也可能是蜀钱晚期越铸越小的原因之一，只因邻国孙吴的大额虚币面值至少也比直百高五倍，所以不太可能按面值的来交易，不然的话魏根本不可能与蜀汉和孙吴做贸易，亏大了。
莫非是一个个的数？这样的话劣币驱逐良币, 蜀汉还有人会用直百钱这些大额币而不用五铢来交易吗？那三国时吴境的墓?鐾琳庋?拇蠖畋矣质鞘裁匆换厥拢炕蛐怼蹲呗砺ノ饧颉纺芪?獯鸢柑峁┮凰肯咚鳎裹br>入平乡监沱丘[上*下忩]颇钱贾钱二千嘉禾二年（叁．3356）
“贾” 字通“价” ，但钱怎样等价于钱呢？除非是不同品种的钱，所以蒋福亚先生在《走马楼吴简经济文书研究》第三章中就认为，这是官办的兑换钱币中，所收取的手续费。
汉晋之际，中原与西域交流下，和田马钱、龟兹五铢等外国货币恐怕也如是，借帛为参考物，来衡量双方货币的购物力。至少魏吴互市时，情况就是这样：
今与孙骠骑和通商旅，当日月而至。而百贾偷利喜贱，其物平价，又与其绢，故官逆为平准耳。官岂少比物辈耶？《太平御览》卷817引《魏文帝诏》
曹爽付绢二十匹予江夏太守王经，令其交市于吴。《三国志．夏侯尚传附子玄传》注引《世语》
南京市中华门外长干里明大报恩寺遗址，出土了一件建安二十四年买地券，龙桃杖购入冢地值钱万石。单位是石，如无意外应该是用谷物作交易，或者是万石粮等值的钱或绢帛。
同时，对比曹魏诸墓，蜀汉钱数量不多，却大量出现于吴墓，可侧证蜀汉与吴两国的贸易远较与魏为多。蜀汉钱数量也较吴大泉多，和其铸造时间较长有关。
但这段时间纵然有货币，但已经衰退得很严重：
《三国志．夏侯尚传》注引《魏略》曰：“护军总统诸将，任武官选举，前后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故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
《三国志．胡质传》注引《晋阳秋》曰：“质之为荆州也，威（质子）自京都省之……告归，临辞，质赐其绢一匹为道路粮。”
《三国志．王昶传》注引《任嘏别传》曰：“又与人共买生口，各雇八匹。后生口家来赎，时价直六十匹。”
《全三国文》卷40载（毋）丘俭《报弟书》：“今别致绛二百匹，可以供送葬之事。”
《华阳国志．后贤志》曰：“蜀亡，去官。时巴土饥荒，所在无谷，送吏行乏，辄取道侧民芋。（何）随以緜系其处，使足取所直。”
《三国志．孙休传》注引《江表传》曰：“吴末，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
《三国志．孙皓传》注引《江表传》曰：“何定又使诸将各上好犬，皆千里远求，一犬至直数千匹。”
《三国志．钟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曰：“又揭阳县贼率曾夏等数千人，历十余年，以侯爵杂缯千匹下书购募，绝不可得。”
《太平御览》卷837引《羊祜别传》曰：“祜周行贼境七百馀里，往返四十余日，刈贼谷以为军粮，皆计顷亩送绢还直，使如谷价。”
《晋书．刑法志》曰：“赃五匹以上，弃市。”
《全晋文》卷33石崇《奴券》曰：余元康之际出在荥阳东住，闻主人公言声太粗。须臾，出趣吾车曰：“公府当怪吾家哓哓邪？中买得一恶羝奴，名宜勤，身长九尺余，力举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钱孔，言读书欲使便病，日食三斗米，不能奈何。”吾问：“公卖不？”公喜。便下绢百匹。
《全晋文》卷145载《晋令》曰：“其上党及平阳，输上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六斤，当绢一疋。”
《隋书．食货志》曰：“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
孙吴更曾经出现平民用米，买入官府没收之物：
其卌六斛大男张吉张狗所买贼黄勋黄龙三年牛价米（贰．3866）
何兹全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向中世社会的过渡》下篇第一章第四节认为，城乡经济的破坏与倒退，是战国以来土地被兼并，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沦为流民或奴隶，生产力下降。这些内部矛盾在董卓之乱后彻底爆发，走回自然经济的必然结果，当属公允。
除了西晋短暂统一那段时间，货币经济开始在大城市复苏外（详见左思的《三都赋》描写），其余时间各地还是以谷帛为主。西晋时人鲁褒曾著《钱神论》嘲笑洛阳那些士族、商贾对钱的崇拜：“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石勒欲恢复钱币，结果“人情不乐”而“钱终不行”，恐怕就是基于这样的民心。
王怡辰先生在《魏晋南北朝货币交易和发行》第三章第一节，统计了三国两晋时用绢和布的例子，得出了华北政权主要是用绢，而六朝政权主要是用布（东晋用布的实例远远高于西晋）的情况，尤其是体现在赋税征收织或布。其后更进一步推论出在南方，麻织业远比绢织业发达的结论。
同时又罗列了魏、晋用绢95例、钱81例，得出了当时是钱绢并用的结论，则不敢苟同。西晋没异议，但魏朝的话，扣除赏赐之例，仅王经欲使管辂卜筮，值数千钱是实际案例外，没有其他了。这和绢能应用于贸易、借贷、军资、消费、贿赂、赋税等诸多方面，无法相提并论。
《魏书．食货志》云：“旧制，民间所织绢、布，皆幅广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六十尺为一端。”并有敦煌出土的汉缣上的题记为证，标示云：“任城国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廿五两，直钱六百一十八。”（见《流沙坠简．二器物类》55）
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卷十九推测宋以前的尺度变化时说：“则尺度之制，由短而长，殆成定例。然其增率之速，莫剧于东晋后魏之间，三百年间几增十分之三……求其原因，实由魏晋以降，以绢布为调……官吏惧其短耗，又欲多取于民，故尺度有增益。”这就解释了魏晋时每尺长度比东汉多约1cm之因。
民间交易货物比方奴婢，用来衡量的是绢；旅行食宿的也一样可以用绢代币；估量身家不只也可以用，连官方的法令规定物价所值也一样这样，三国至西晋这三四十年是货币经济倒退最严重的时代。最能体现这点的是皇帝赏赐与墓葬的出土：
王浑、杜预、贾充、王浚、张华等西晋名臣前后获绢八千至万匹，和西汉赐钱的作风完全不同。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第三章第二节，就比较过赐钱总数、每帝平均赏赐额、每年平均赏赐额作统计，结果三者的情况皆是东汉为西汉的二分之一，西晋又是东汉的三分之一。孙权更曾赐盐五千斛予朱桓家属，以为丧事。
魏晋南北朝墓中出土的钱相对西汉的较少，魏晋南北朝时期出土的不少还是旧汉五铢，本朝的更少。
《晋书．食货志》曰：“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大钱就是孙吴大泉，是人们夸张它大如车轮；四文可能是蜀汉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沈郎钱是东晋沈充响应王敦作乱时私人所铸，铜质差的轻薄小钱。 两晋中央不铸五铢，大抵使用曹魏和以前的五铢钱、新莽大泉五十、货泉及吴蜀钱。这时布泉的地位已很重要。元帝过江，用的是孙吴大泉、新莽大泉五十、货泉、蜀汉的直百五铢、大平百钱和直百、定平一百，币制相当混乱。用谷帛作为计算单位的交易，也遍及全国。
《晋书．张轨传》曰：“泰始（公元265-274年）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这情况持续至前凉张轨纳索辅议，重新铸币为止；《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第二篇“买布简”中，有“买布四升”、“买屐三升”的简文，再次印证当时的交易，以谷粟计价。
但货币经济在三国时，南方的情况还是比北方稍好：汉魏之际时全琮从桂阳运米至吴贩卖；《抱朴子．吴失篇》曾形容当时的大族“商船千艘，腐谷万廋”；左思更在《吴都赋》描述建业市集的兴旺景象。正如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二篇中所讲：“即使在三国时代，商品货币经济也不曾完全绝迹，三国之间公私商旅的往还交市不仅始终存在，东吴沿江上下的商业活动及其与东南亚诸国的海外贸易还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出钱五千七百七十七万吏番有传送询府嘉禾四年二月十三日付（叁．7186）
大泉五百是铸于嘉禾五年，这笔县府送至郡府的资金，当然也与吴铸的大钱无关系。临湘县府当然不可能把所有钱都全运光；长沙郡府也不会一文不剩，故仅长沙一郡的官府库存也不止是近五千八百万。这可能算是以出土实物回应唐长儒先生的结论。但对比汉武帝始铸的五铢（上林三官钱），流通量仅至汉平帝已是二百八十亿万余的情况相比（见《汉书．食货志下》；郑玄在《王制》作注时，亿为今十万、亿万为今万万，见《太平御览》卷821），货币经济还是衰退了。
附上主要商品的价格：
《后汉书．西南夷传》记录东汉灵帝时，益州边民叛乱，米每石值万钱，但渐以仁恩后米价降至数十钱；献帝时，刘虞治下的代郡民悦年登，谷值三十钱。
王仲荦先生在《金泥玉屑丛考》第二章评论：“所举两汉米价，大抵不属于至贱，即属于至贵......东汉米价应为二百，谷价应为百钱。”当然，这只能当参考，因为两汉的粮价，地区差和时间差的影响很大。
第四章中，从大量文献中搜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麻布（不包括绢帛），和粮食折钱数据共三十九条。其中米每斛折钱五百至一千者有五条；布每匹折钱五百至千者共廿五条。米一斛在当时基本都是换麻布一匹，那就表示三十九条材料中占了三十条，可见这一时期米一石折钱五百至一千。
魏晋南北朝粮价虽比两汉高两至三倍，但斗桶也比汉代大出一半；其次这时期币制混乱，当朝新币和私铸的，民间普遍默认两枚只能当一枚汉钱来计算，故粮价实与汉代相差无几。可惜的是，从曹丕代汉至三家归晋，没有一条粮价记录。幸运的是，《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现，至少江南能有所参考：
蒋福亚先生在《嘉禾吏民田家莂中嘉禾五年的钱、布折米》一文中统计并总结出，米最低的市价为斛直218钱，最高时为3124钱，基本上维持在1800钱左右。用的是嘉禾四年官府收租时硬性规的官价。
万四千斛直一千八百付库殷连当市二年调布（壹．3733）
至于豆和麦的价值只有米的一半：
嘉禾二年大豆租三斛，准米一斛五斗（贰．2895）
口口年麦租廿六斛七斗准米十三斛三斗五升（贰．7474）
《居延汉简》308．7记录后汉末时，粗麻布为四百钱；《晋书．王祥传》及《晋书．郑冲传》记录西晋初，绢为二千文；《晋书．王祥传》记录西晋初帛为三千文。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也有若干政府买布，蒋福亚先生在《走马楼吴简经济文书研究》中总结出一匹布平均为3600钱左右（2尺=160钱）。其中以这条最珍贵，显示出官方也是帛、钱、谷并列：
口口口市得布一百四匹五尺五村布匹直三千六百钱为米百廿斛悉毕谨列市得布匹（壹．4405）
《金泥玉屑丛考》第60页记录汉晋间，在甘肃，葱一石直百钱；姜两斤直四十钱；在河西，豉一斗钱二十五。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资料》第一辑第44页记录汉晋间，在甘肃，盐一石钱二十三；第39页记录东汉灵帝时，在京城，酒一斗值千钱。
卖官余盐四百廿六斛一斗九升八合四勺，逼米二千五百六十一斛六斗九升已《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二十二号井发掘报告J22－2540长简
胡平生先生在《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考证》中总结：1斗盐=6．01斗米=961．69钱=12．02布
《晋书．张轨传》曰：“泰始（公元265-274年）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这情况持续至前凉张轨纳索辅议，重新铸币为止；《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第二篇“买布简”中，有“买布四升”、“买屐三升”的简文，再次印证当时的交易，以谷粟计价。
但货币经济在三国时，南方的情况还是比北方稍好：汉魏之际时全琮从桂阳运米至吴贩卖；《抱朴子．吴失篇》曾形容当时的大族“商船千艘，腐谷万廋”；左思更在《吴都赋》描述建业市集的兴旺景象。正如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二篇中所讲：“即使在三国时代，商品货币经济也不曾完全绝迹，三国之间公私商旅的往还交市不仅始终存在，东吴沿江上下的商业活动及其与东南亚诸国的海外贸易还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出钱五千七百七十七万吏番有传送询府嘉禾四年二月十三日付（叁．7186）
大泉五百是铸于嘉禾五年，这笔县府送至郡府的资金，当然也与吴铸的大钱无关系。临湘县府当然不可能把所有钱都全运光；长沙郡府也不会一文不剩，故仅长沙一郡的官府库存也不止是近五千八百万。这可能算是以出土实物回应唐长儒先生的结论。但对比汉武帝始铸的五铢（上林三官钱），流通量仅至汉平帝已是二百八十亿万余的情况相比（见《汉书．食货志下》；郑玄在《王制》作注时，亿为今十万、亿万为今万万，见《太平御览》卷821），货币经济还是衰退了。
附上主要商品的价格：
《后汉书．西南夷传》记录东汉灵帝时，益州边民叛乱，米每石值万钱，但渐以仁恩后米价降至数十钱；献帝时，刘虞治下的代郡民悦年登，谷值三十钱。
王仲荦先生在《金泥玉屑丛考》第二章评论：“所举两汉米价，大抵不属于至贱，即属于至贵......东汉米价应为二百，谷价应为百钱。”当然，这只能当参考，因为两汉的粮价，地区差和时间差的影响很大。
第四章中，从大量文献中搜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麻布（不包括绢帛），和粮食折钱数据共三十九条。其中米每斛折钱五百至一千者有五条；布每匹折钱五百至千者共廿五条。米一斛在当时基本都是换麻布一匹，那就表示三十九条材料中占了三十条，可见这一时期米一石折钱五百至一千。
魏晋南北朝粮价虽比两汉高两至三倍，但斗桶也比汉代大出一半；其次这时期币制混乱，当朝新币和私铸的，民间普遍默认两枚只能当一枚汉钱来计算，故粮价实与汉代相差无几。可惜的是，从曹丕代汉至三家归晋，没有一条粮价记录。幸运的是，《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现，至少江南能有所参考：
蒋福亚先生在《嘉禾吏民田家莂中嘉禾五年的钱、布折米》一文中统计并总结出，米最低的市价为斛直218钱，最高时为3124钱，基本上维持在1800钱左右。用的是嘉禾四年官府收租时硬性规的官价。
万四千斛直一千八百付库殷连当市二年调布（壹．3733）
至于豆和麦的价值只有米的一半：
嘉禾二年大豆租三斛，准米一斛五斗（贰．2895）
口口年麦租廿六斛七斗准米十三斛三斗五升（贰．7474）
《居延汉简》308．7记录后汉末时，粗麻布为四百钱；《晋书．王祥传》及《晋书．郑冲传》记录西晋初，绢为二千文；《晋书．王祥传》记录西晋初帛为三千文。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也有若干政府买布，蒋福亚先生在《走马楼吴简经济文书研究》中总结出一匹布平均为3600钱左右（2尺=160钱）。其中以这条最珍贵，显示出官方也是帛、钱、谷并列：
口口口市得布一百四匹五尺五村布匹直三千六百钱为米百廿斛悉毕谨列市得布匹（壹．4405）
《金泥玉屑丛考》第60页记录汉晋间，在甘肃，葱一石直百钱；姜两斤直四十钱；在河西，豉一斗钱二十五。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资料》第一辑第44页记录汉晋间，在甘肃，盐一石钱二十三；第39页记录东汉灵帝时，在京城，酒一斗值千钱。
卖官余盐四百廿六斛一斗九升八合四勺，逼米二千五百六十一斛六斗九升已《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二十二号井发掘报告J22－2540长简
胡平生先生在《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考证》中总结：1斗盐=6．01斗米=961．69钱=12．02布
二、董卓和刘焉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挟刘协入长安后铸小钱，据说不但将五铢钱销熔，连长安的铜人、铜马、铜乐器，还有秦始皇当年的十个“十二铜人”中（各重三十四万斤）也用于铸小钱的（其后符坚连仅余的两个也销毁，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三辅旧事》）。
肉好无轮廓，钱文字迹模糊，故称“无文钱”，却又想与以前重量的五铢钱那样在巿面中流通使用，仅在钱币中就可见其剥削。《古泉汇利集》卷五有无文小钱图，李佐贤调其钱疑是卓铸。
东汉时，征税和发放官员俸禄，已有以米代钱的情况。虽然货币经济还维持在较高水平，不过从史藉记载，皇帝赏赐臣下的钱币数量比西汉明显减少，据彭信威先生统计，东汉时赏赐数量只有西汉时的三分之一。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挟刘协入长安后铸小钱，据说不但将五铢钱销熔，连长安的铜人、铜马、铜乐器，还有秦始皇当年的十个“十二铜人”中（各重三十四万斤）也用于铸小钱的（其后符坚连仅余的两个也销毁，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三辅旧事》）。
肉好无轮廓，钱文字迹模糊，故称“无文钱”，却又想与以前重量的五铢钱那样在巿面中流通使用，仅在钱币中就可见其剥削。《古泉汇利集》卷五有无文小钱图，李佐贤调其钱疑是卓铸。
东汉时，征税和发放官员俸禄，已有以米代钱的情况。虽然货币经济还维持在较高水平，不过从史藉记载，皇帝赏赐臣下的钱币数量比西汉明显减少，据彭信威先生统计，东汉时赏赐数量只有西汉时的三分之一。
不过最主要的分别是黄金应用上，西汉赏赐时是上百斤上千斤的，但东汉时只余下几十斤，据统计，赐金总额只合西汉时的百分之二；每次平均额只有百分之二十二（见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第二章第一节）。何茲全先生则在《中国中古社会及向中世社会的过渡》上篇第三章列出了两汉君主的各条赏赐史料，当中，西汉支出用帛的仅三例；东汉黄金只用于皇帝加元服、聘皇后、赐贵人，赏赐绝大部份是钱帛兼用。
黄金交易情况也一样大衰退，此时基本沦为制作首饰等奢侈品之用，丧失货币功能。甄皇后家中有大量储谷，便购入百姓卖出的金银珠玉，就是实例。任昉的《述异记》则更夸张：“汉末大饥，江淮间童谣曰：‘大兵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粟贵於金。’洛中谣云：‘虽有千黄金，无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饱，千金何所直！’袁绍在冀州时，满市黄金而无斗粟，饿者相食，人为之语：‘虎豹之口，不如饥人。’刘备在荆州，粟与金同价。”（见《太平御览》卷840）
金银这些贵重金属的普遍使用，前提有两个：有足够的供应，这个要美洲的白银流入，明中叶后才能解决；货品价值要普遍有足够的价值，用入欧元前的希腊做例子，欧元面值最少也是一欧元，结果以前根本不值一欧元的货品，统统升值，继而引发高通胀，入欧后数年得益于经济景气，才把这问题隐藏，结果十余年后终于出事。
关于供应一点，汉晋之际新金矿只有益州的汉嘉，但产量不多，故诸葛亮云：“汉嘉金、朱提银，取之不足以自食。”（见《续汉书．郡国志五》引《诸葛亮书》）流失却有墓葬（玉匣金镂等，仅梁孝王墓就能得金宝万斤，见《太平寰宇记．河南道十二．永城县条》）或者近期在南昌发现的海昏侯墓，堪比小型金库、宫殿等消耗、外贸净流失（彭信威先生就认为黄金落入安息商人口袋中）。故可谓供不应求，这也能从金价找到旁证，《汉书．食货志》云：“黄金一斤直万钱”，一斤十六两，即每两625钱；但魏晋时期仅有一条金钱比，来自《孙子算经》卷下，但已升至6250文。
关于币值，曹丕虽然被人骂开历史倒退快车，但两晋南北朝以后，也不是货币经济占主导，也是因为实物仍有其交易的存在。如果把谷帛看成货币的变体，没市场老早被淘汰了。这情况要唐时才算解决完毕，但连其两税法，也不是号称的全收现金，陆贽在其《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就说得很清楚：“定税之数，皆什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这显示商品价格低于金属货币。
上述两点，决定黄金无法继续成为法定货币了。
剪轮五铢
綖环五铢
黄金交易情况也一样大衰退，此时基本沦为制作首饰等奢侈品之用，丧失货币功能。甄皇后家中有大量储谷，便购入百姓卖出的金银珠玉，就是实例。任昉的《述异记》则更夸张：“汉末大饥，江淮间童谣曰：‘大兵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粟贵於金。’洛中谣云：‘虽有千黄金，无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饱，千金何所直！’袁绍在冀州时，满市黄金而无斗粟，饿者相食，人为之语：‘虎豹之口，不如饥人。’刘备在荆州，粟与金同价。”（见《太平御览》卷840）
金银这些贵重金属的普遍使用，前提有两个：有足够的供应，这个要美洲的白银流入，明中叶后才能解决；货品价值要普遍有足够的价值，用入欧元前的希腊做例子，欧元面值最少也是一欧元，结果以前根本不值一欧元的货品，统统升值，继而引发高通胀，入欧后数年得益于经济景气，才把这问题隐藏，结果十余年后终于出事。
关于供应一点，汉晋之际新金矿只有益州的汉嘉，但产量不多，故诸葛亮云：“汉嘉金、朱提银，取之不足以自食。”（见《续汉书．郡国志五》引《诸葛亮书》）流失却有墓葬（玉匣金镂等，仅梁孝王墓就能得金宝万斤，见《太平寰宇记．河南道十二．永城县条》）或者近期在南昌发现的海昏侯墓，堪比小型金库、宫殿等消耗、外贸净流失（彭信威先生就认为黄金落入安息商人口袋中）。故可谓供不应求，这也能从金价找到旁证，《汉书．食货志》云：“黄金一斤直万钱”，一斤十六两，即每两625钱；但魏晋时期仅有一条金钱比，来自《孙子算经》卷下，但已升至6250文。
关于币值，曹丕虽然被人骂开历史倒退快车，但两晋南北朝以后，也不是货币经济占主导，也是因为实物仍有其交易的存在。如果把谷帛看成货币的变体，没市场老早被淘汰了。这情况要唐时才算解决完毕，但连其两税法，也不是号称的全收现金，陆贽在其《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就说得很清楚：“定税之数，皆什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这显示商品价格低于金属货币。
上述两点，决定黄金无法继续成为法定货币了。
剪轮五铢
綖环五铢
还未完全凿开的五铢
无文劣钱（有可能就是董卓小钱）
黄巾之乱后朝廷加重地方的权力包括兵权，但有野心的人包括宗亲刘焉却利用州牧之权拥兵自重，不但谮越天子之礼，更在四川当地铸钱，也就是所谓的“刘焉五铢”了。
尽管没有明确的文献记录讲述刘焉父子实行过（《三国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提及过州宝货无求于外，虽然宝货在《周礼．天官外府》周景王时大泉的名字，因此可以被引申，但钱币供应量充裕不等同直接铸币），不过在四川威远黄荆沟的三国时期钱币窖藏，从实物上却证实了他们父子确实铸行过。它们和蜀汉时的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同批出土，也再没有以后的任何时期的货币了。同时一坑五铢中，刘焉五铢多夹杂在东汉五铢内，且比例很少，出土量也比直百五铢少，出土地点不仅见于四川，河南也有。
“刘焉五铢”直径26mm左右，重约2.3-3.5g。篆书，钱文接廓离轮，五字狭窄、笔画较粗。铢字笔画纤细，金旁狭短、朱旁较长，特长者上下两端尖细并直抵外廓。面无內廓，或有穿上一横者；“蜀五铢”的面背具內外廓，是与其最大的不同。“刘焉五铢”的五字与蜀汉直百五铢的相仿，部份“蜀五铢”的钱文漫漶不清。在重量和钱径方面，“刘焉五铢”普遍较“蜀五铢”大。王俪阎女士在《中国古代范铸钱币工艺》第六章第一节评价：“（刘焉）铸行于益州北部地区。钱多因错范而显不整。”
刘焉五铢
三、曹魏
曹魏五铢到底是怎样的问题，众说不一，直到最近几年才被基本确定下来。中国钱币学会通过组织的研讨会对此有了基本结论，并在《中国钱币》1997年第四期发表了专辑论文。
这是一种压金压五面文的五铢钱。它承袭了汉制，完全是东汉晚期剪边钱或减重钱的翻版，外郭和穿孔间的地张较窄，轮廓这样相似所以也做成长久以来无法完全区分出来之因。而字文的“五”字和刘备铸造的直百五铢的“五”字非常相象，所以说明它们是同一时期的东西。部分五铢币上有星点划道和刻阴文。
还有一种魏晋时期的五铢被普遍认为就是曹魏五铢，只因一种背有廓的比较规整的“五朱”和魏五铢在制作上非常的接近。还有，在江西省南昌巿的高荣墓（公元232-238年）中，里面不但有“五朱”，在那里最晚能确定年限的货币只有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而没有以后的其它品种，所以大概也就是汉末三国时的钱币了。
魏五铢穿大，钱文临穿处其一划叠压穿口和其成一線。钱文正面无穿郭、有外郭，背面穿郭和外郭皆有。钱径在18-23mm左右，重约2g；与两汉平均的25mm和3至3.5g相比，明显减重，却正好是用来区分汉魏五铢的鉴別特征之一。穿孔为10-11mm，正好又比两汉的平均9mm为大。
篆书，字文字形长大，其书体分有转折，“五”字靠外廓两角不全，最明显的特征是“铢”字的“金”旁外为半个。方若认为书体颇似正始三体石经中之小篆。此种形制似效法边廓不全的剪轮五铢，好像剪凿钱上加了外廓的五铢钱。铸工较差，轮多不磨锉和修整，存有毛边。两汉除郡国五铢外，都要再加工，不磨边缘又成魏五铢特点之一，甚至有背错范、隐铢（铢字漫漶不清）这样的次品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其母范，王俪阎女士在《中国古代范铸钱币工艺》第七章第三节评：“但在细节上有改进，一是与东汉官式范面、背模相间排列不同，曹魏范上面背模各据一侧，分开排列；一是有的范边只设一对榫卯，另外的是利用钱模穿中心定位点的凹凸变化起到榫卯作用；第三是利用边框的起伏变化形状使翻出的子范更容易对合。”
面穿上、下各有一个星纹的，俗称“两柱五铢”；面穿上、上和背穿左右各有一个星纹的，称作“四柱五铢”。高荣墓、朱然墓及偃师西晋窖藏发现“两柱五铢”； 偃师西晋窖藏更有“四柱五铢”。由于西晋不铸钱，这些钱又有广穿、面轮压文的特征，魏五铢无异。
具有许多魏五铢特征的五铢铜钱，既有形体和重量大五标准或小于者，甚至有传形、异书之钱。可能是铸造时间早晚不同或区域特征，现今出土范围包括河南、河北、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湖南、甘肃和陕西。
其实不但是外形上，连成分结构上，曹魏五铢也与两汉五铢有所区別，根据周卫荣先生在《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分研究》第一部份总结，铜在两汉的平均值为84%左右，而曹魏的为73%左右，相差10%以上。但这不是曹魏五铢独有的现象，孝建四铢、六朝五铢、北朝五铢、隋五铢、唐开元通宝，铜的平均值皆在80%以下，可见诸政权也是努力在压低铸造成本。相对虚额大币，对民生的影响其实较轻。
曹魏五铢到底是怎样的问题，众说不一，直到最近几年才被基本确定下来。中国钱币学会通过组织的研讨会对此有了基本结论，并在《中国钱币》1997年第四期发表了专辑论文。
这是一种压金压五面文的五铢钱。它承袭了汉制，完全是东汉晚期剪边钱或减重钱的翻版，外郭和穿孔间的地张较窄，轮廓这样相似所以也做成长久以来无法完全区分出来之因。而字文的“五”字和刘备铸造的直百五铢的“五”字非常相象，所以说明它们是同一时期的东西。部分五铢币上有星点划道和刻阴文。
还有一种魏晋时期的五铢被普遍认为就是曹魏五铢，只因一种背有廓的比较规整的“五朱”和魏五铢在制作上非常的接近。还有，在江西省南昌巿的高荣墓（公元232-238年）中，里面不但有“五朱”，在那里最晚能确定年限的货币只有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而没有以后的其它品种，所以大概也就是汉末三国时的钱币了。
魏五铢穿大，钱文临穿处其一划叠压穿口和其成一線。钱文正面无穿郭、有外郭，背面穿郭和外郭皆有。钱径在18-23mm左右，重约2g；与两汉平均的25mm和3至3.5g相比，明显减重，却正好是用来区分汉魏五铢的鉴別特征之一。穿孔为10-11mm，正好又比两汉的平均9mm为大。
篆书，字文字形长大，其书体分有转折，“五”字靠外廓两角不全，最明显的特征是“铢”字的“金”旁外为半个。方若认为书体颇似正始三体石经中之小篆。此种形制似效法边廓不全的剪轮五铢，好像剪凿钱上加了外廓的五铢钱。铸工较差，轮多不磨锉和修整，存有毛边。两汉除郡国五铢外，都要再加工，不磨边缘又成魏五铢特点之一，甚至有背错范、隐铢（铢字漫漶不清）这样的次品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其母范，王俪阎女士在《中国古代范铸钱币工艺》第七章第三节评：“但在细节上有改进，一是与东汉官式范面、背模相间排列不同，曹魏范上面背模各据一侧，分开排列；一是有的范边只设一对榫卯，另外的是利用钱模穿中心定位点的凹凸变化起到榫卯作用；第三是利用边框的起伏变化形状使翻出的子范更容易对合。”
面穿上、下各有一个星纹的，俗称“两柱五铢”；面穿上、上和背穿左右各有一个星纹的，称作“四柱五铢”。高荣墓、朱然墓及偃师西晋窖藏发现“两柱五铢”； 偃师西晋窖藏更有“四柱五铢”。由于西晋不铸钱，这些钱又有广穿、面轮压文的特征，魏五铢无异。
具有许多魏五铢特征的五铢铜钱，既有形体和重量大五标准或小于者，甚至有传形、异书之钱。可能是铸造时间早晚不同或区域特征，现今出土范围包括河南、河北、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湖南、甘肃和陕西。
其实不但是外形上，连成分结构上，曹魏五铢也与两汉五铢有所区別，根据周卫荣先生在《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分研究》第一部份总结，铜在两汉的平均值为84%左右，而曹魏的为73%左右，相差10%以上。但这不是曹魏五铢独有的现象，孝建四铢、六朝五铢、北朝五铢、隋五铢、唐开元通宝，铜的平均值皆在80%以下，可见诸政权也是努力在压低铸造成本。相对虚额大币，对民生的影响其实较轻。
加藤繁先生在《中国经济史考证．汉代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的区別以及帝室财政的一斑》中估计，每年能从铸币赚得二十三万余缗，所以刘彻不惜从郡国、民间手中收回铸币权。但铸币越多，原材料铜价只会不断上升；货币供应量增加了，自然是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当政府无利可图时，自然会停铸。
如果一直是太平盛世，市场能慢慢消化，且还有外贸、殉葬品等消耗方式。不过，一旦遇上汉末般的战乱，生产力严重下降，物贵钱贱的情况将会极度严重。政府除了恢复生产和停止铸币外，可行的行政手段其实不多。曹操就敢于把赋稅改征实物，降低货币这中介物的作用，稳定货币的购买力。
《晋书．食货志》云：“及献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铸小钱，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至魏武为相，于是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曹操任丞相那年就是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罢废董卓的小钱后复用五铢，算是实行了建安十年时荀悅在《申鉴．时事》中复五铢的构想，但短暂的复用还是无助改变货币经济的全面衰退。
谷贱之因，盖因建安中农业生产已恢复，即陈寿在《三国志．任峻传》总结屯田之功为：“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故司马芝云：“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
结果其子曹丕代汉为魏文帝后，便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正式颁令停用铜铸的五铢，也不是以白银或黄金作为本位货币，而是以谷帛为币，这也是魏晋南北朝的一大特色之一（有趣的是嬴政也是于公元前221年，废止战国时各国货币而统一行半两，第一次是进步第二次却是商品货币经济的倒退）。
其实这也不算是一下子的突变，《盐铁论》这一本研究西汉经济的重要史料中，其水旱篇曾云：“相买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汉文帝“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见《汉书．贾山传》），这条应理解成发放救济金而非赐普通的布予贫民。居延汉简有以帛支付月俸的簿籍记录：
右庶士士吏候长十三人 禄用帛十八匹二尺少半寸直万四千四百四十三（210．27）
东汉明帝时曾下诏各种赎罪价格，都是以布帛计价（死罪入缣二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等）；他赐予大臣时也不是如西汉般的黄金，而是布帛若干匹。谷贵时，尚书张林认为谷贵之因在于钱贱，可改以布帛为租（见《后汉书．朱晖传》）；汉安帝时以每人缣四十匹的价格，从高句骊赎回被虏之百姓；夏静不是拿钱，而是拿缣帛追寻其兄夏馥。此三例再加上东汉诸帝赐布帛、可以缣赎罪，可证布帛在两汉时已有部份的货币功能；
羌乱时，庞参就曾向邓骘建议：“今复募发百姓，调取谷帛”、官渡之战时李典输谷帛供军、刘璋以米、马及锦帛资送刘备、刘备围成都时，刘璋能支谷帛一年。帛当然不是被当作麻布般，为一般士兵军服之用，而是用作军费，应付军饷等用途。连曹丕自己也在为太子时，问曹洪贷绢百匹，可见汉末时民间早已是钱帛并用。
其后继位的曹睿，鉴于以谷帛为巿的弊病“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巿，虽处斩以严刑而不能禁也”越来越严重，在司马芝为首的大臣倡议下，于太和元年（公元227年）以韩暨为冶谒者，更铸新五铢钱。复用的另一个原因丰国，大概是指库存不用的五铢能重新投入市场，朝廷能获得一笔收入。晋时依旧沿用（因为两晋中央从沒铸币），但整体效果不太理想，否则也不会有“世或谓魏氏不用钱久”（见《宋书．孔琳之传》）的看法。
陈彦良先生在《通货紧缩与膨胀的双重肆虐：魏晋南北朝货币史论》第二章，通过曹魏诸墓的出土钱币，总结出魏五铢：“质地轻小，品质、铸工也都不佳，与两汉五铢差距悬远……其时流通的绝大多数还是两汉五铢等前代通货，可知其稀少……曹魏只铸造以五铢为面值的单一种通货，其次是以减重、质量缩小的方式发行，这两个特征使得曹魏的币制与蜀、吴二政权有所区別。”
柿沼阳平先生在《三国时期曹魏的稅制改革和货币经济质变》一文中，先引用了大量史书与竹简推断汉武帝时期以后布帛产量增加，这是“布帛=民间供应型的补助的货币”结构的基础，继而推论出：“汉代五铢钱的存在意义在于其以国家性结算手段为主轴，与此不同的是，魏晋五铢钱却是以作为经济性流通手段的便利性为基础，吸收民间意向而重建的币制，因此两者之间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确实，曹睿复铸五铢也不能改变谷帛并用的情况；后赵铸币和立法更不见能改变民间情况。
魏五铢（右为“两柱五铢”）
五朱钱
魏五铢母范
如果一直是太平盛世，市场能慢慢消化，且还有外贸、殉葬品等消耗方式。不过，一旦遇上汉末般的战乱，生产力严重下降，物贵钱贱的情况将会极度严重。政府除了恢复生产和停止铸币外，可行的行政手段其实不多。曹操就敢于把赋稅改征实物，降低货币这中介物的作用，稳定货币的购买力。
《晋书．食货志》云：“及献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铸小钱，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至魏武为相，于是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曹操任丞相那年就是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罢废董卓的小钱后复用五铢，算是实行了建安十年时荀悅在《申鉴．时事》中复五铢的构想，但短暂的复用还是无助改变货币经济的全面衰退。
谷贱之因，盖因建安中农业生产已恢复，即陈寿在《三国志．任峻传》总结屯田之功为：“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故司马芝云：“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
结果其子曹丕代汉为魏文帝后，便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正式颁令停用铜铸的五铢，也不是以白银或黄金作为本位货币，而是以谷帛为币，这也是魏晋南北朝的一大特色之一（有趣的是嬴政也是于公元前221年，废止战国时各国货币而统一行半两，第一次是进步第二次却是商品货币经济的倒退）。
其实这也不算是一下子的突变，《盐铁论》这一本研究西汉经济的重要史料中，其水旱篇曾云：“相买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汉文帝“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见《汉书．贾山传》），这条应理解成发放救济金而非赐普通的布予贫民。居延汉简有以帛支付月俸的簿籍记录：
右庶士士吏候长十三人 禄用帛十八匹二尺少半寸直万四千四百四十三（210．27）
东汉明帝时曾下诏各种赎罪价格，都是以布帛计价（死罪入缣二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等）；他赐予大臣时也不是如西汉般的黄金，而是布帛若干匹。谷贵时，尚书张林认为谷贵之因在于钱贱，可改以布帛为租（见《后汉书．朱晖传》）；汉安帝时以每人缣四十匹的价格，从高句骊赎回被虏之百姓；夏静不是拿钱，而是拿缣帛追寻其兄夏馥。此三例再加上东汉诸帝赐布帛、可以缣赎罪，可证布帛在两汉时已有部份的货币功能；
羌乱时，庞参就曾向邓骘建议：“今复募发百姓，调取谷帛”、官渡之战时李典输谷帛供军、刘璋以米、马及锦帛资送刘备、刘备围成都时，刘璋能支谷帛一年。帛当然不是被当作麻布般，为一般士兵军服之用，而是用作军费，应付军饷等用途。连曹丕自己也在为太子时，问曹洪贷绢百匹，可见汉末时民间早已是钱帛并用。
其后继位的曹睿，鉴于以谷帛为巿的弊病“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巿，虽处斩以严刑而不能禁也”越来越严重，在司马芝为首的大臣倡议下，于太和元年（公元227年）以韩暨为冶谒者，更铸新五铢钱。复用的另一个原因丰国，大概是指库存不用的五铢能重新投入市场，朝廷能获得一笔收入。晋时依旧沿用（因为两晋中央从沒铸币），但整体效果不太理想，否则也不会有“世或谓魏氏不用钱久”（见《宋书．孔琳之传》）的看法。
陈彦良先生在《通货紧缩与膨胀的双重肆虐：魏晋南北朝货币史论》第二章，通过曹魏诸墓的出土钱币，总结出魏五铢：“质地轻小，品质、铸工也都不佳，与两汉五铢差距悬远……其时流通的绝大多数还是两汉五铢等前代通货，可知其稀少……曹魏只铸造以五铢为面值的单一种通货，其次是以减重、质量缩小的方式发行，这两个特征使得曹魏的币制与蜀、吴二政权有所区別。”
柿沼阳平先生在《三国时期曹魏的稅制改革和货币经济质变》一文中，先引用了大量史书与竹简推断汉武帝时期以后布帛产量增加，这是“布帛=民间供应型的补助的货币”结构的基础，继而推论出：“汉代五铢钱的存在意义在于其以国家性结算手段为主轴，与此不同的是，魏晋五铢钱却是以作为经济性流通手段的便利性为基础，吸收民间意向而重建的币制，因此两者之间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确实，曹睿复铸五铢也不能改变谷帛并用的情况；后赵铸币和立法更不见能改变民间情况。
魏五铢（右为“两柱五铢”）
五朱钱
魏五铢母范
四、蜀汉
直百五铢是刘备于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所铸，据《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所讲，刘备攻打刘璋之时曾与士众约定，假若事成后准许他们拿取府库之物，结果攻下成都后，被将士取至军用不足，刘备为此而烦。结果刘巴向刘备建议铸直百钱、平抑物价，更令官吏为官巿，刘备采纳后数月内国库变得充裕。
所以不只那些减重钱和剪轮、磨廓、綖环五铢是劣钱，像蜀汉的直百五铢和以后会讲及的孙吴大泉五百/当千/二千/五千这样的大钱一样是劣钱，刘备能短短数月内变得国库充盈，就已是最生动的说明了，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剥削的手段。因为他们实际重量，与实际价值差距极度悬殊（根本不可能与相同数量的五铢等值），比董卓的贬值更严重，还好天府之国战乱较少一时还能承受。
益州是相对较少战乱，谷帛等物资供应量应沒多大变化，故其物价应该大致平稳；刘备入蜀前后，由于沒有谷价等相关物价资料，实难断言建安十九年前，益州是处于通缩状态，但铸大币后，恐怕是通胀了。
郝经在《续后汉书．食货》记录吴铸大钱后，“物价翔踊”。高敏先生主编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第十九章第一节却认为：“以货币减重作为财政搜刮的手段。因而吴、蜀两国的货币流通状况皆比不上曹魏，币值不稳，‘物价翔涌’的现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也就是说，这情况在蜀汉不可能不发生。
直百五铢中的“直百”二字为最早隶书入钱，“五铢”二字还是篆体，所以又成为最早的双书体錢。早期的重厚的直百五铢钱径大约是26-28mm，重8-9.5g。如背上有模铸阳文“为”字，那是在益州犍为郡铸的标记，开方孔圆钱背铸地名的先河。有的直百五铢背有阴文，有的没有文字。文字主要有：一、|、‖、川、＋、∧、田、吉、羊、日等等，直百五铢背有四出文的当是很稀罕的了。后期的减重钱钱径已降至24mm，平均重3.2g。
直百五铢不只能在四川境内出土，安徽省马鞍山巿的朱然墓、湖北省武昌任家湾吴墓都有其踪迹，也就证明吴地的是随贸易而流入；河南、陕西的出土也显示直百流入曹魏。
2012年8月6日新疆库车县文物局首次透露，库车县7月中旬在县城一次棚户区改造工程中，发现大量古代钱币，统计后得知约14000多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此次万枚钱币藏有三国时期的“太平百钱”。这表明蜀汉透过蜀锦等交易买卖, 货币还流通至龟茲等西域各国了。
后期的在铸币时省略了“五铢”二字，也就成了直百钱。“直百”二字横左读，钱径大的一般是1.6-1.9cm，重约1.4g克；小型的1.3cm，重0.5g。
《晋书．食货志》云：“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孙吴的大额虚币当时还未铸行，所以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平荆州所赏锡的大钱根本不可能是还未铸的大泉五百等，空名的对象当时也只有可能是直百五铢了，大概是孙权拿取荆州仓库的钱赐给吕蒙，至于那时是否已出现减重直百的情况就不太清楚。
不过，随著新出土资料的出现，直百五铢是否刘备所铸已开始受质疑，邹志谅先生引用了《成都文物》1983年第1期关于成都南郊燃灯寺的东汉末期墓葬的报告：“中平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葬”。灵帝时已有直百五铢，刘备只是铸了减重的直百，可聊备一说。
还有一种“直一”钱，曾与一众蜀钱同时出土（见下），其“直”字与直百五铢、直百中的“直”字相当接近的隶书，应该也同时为蜀汉所铸。钱径为12mm，重0.5g。体积如与晚期的直百钱相约。估计是早期蜀汉所铸，因为直百越铸越小的同时，不可能用等重的铜，却另铸面值小百倍的小钱。大概是早年与直百五铢并行的小额辅币，但铸造量肯定不会太多，因为已反映在出土量之上。
1989年6月，四川简阳出土的一千余枚“直百”、“定平一百”中，有一枚“直一”钱。（见《陕西金融．钱币研究》1990年第四期)；1994年在四川成都郫县郫筒镇出土了蜀汉钱币二百余枚，为减重轻薄型“直百”、“定平一百”及“太平百金”钱，其中即有两枚“直一”钱。（见《成都钱币》1998年第二期）
陈光扬先生有孤品“章武直百”，但暂时还无法肯定确为蜀汉所铸，若果为刘备所铸，那就是把最早的年号钱：成汉的“汉兴”钱，迫至第二位了。
直百五铢
直百
直一
章武直百
直百五铢是刘备于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所铸，据《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所讲，刘备攻打刘璋之时曾与士众约定，假若事成后准许他们拿取府库之物，结果攻下成都后，被将士取至军用不足，刘备为此而烦。结果刘巴向刘备建议铸直百钱、平抑物价，更令官吏为官巿，刘备采纳后数月内国库变得充裕。
所以不只那些减重钱和剪轮、磨廓、綖环五铢是劣钱，像蜀汉的直百五铢和以后会讲及的孙吴大泉五百/当千/二千/五千这样的大钱一样是劣钱，刘备能短短数月内变得国库充盈，就已是最生动的说明了，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剥削的手段。因为他们实际重量，与实际价值差距极度悬殊（根本不可能与相同数量的五铢等值），比董卓的贬值更严重，还好天府之国战乱较少一时还能承受。
益州是相对较少战乱，谷帛等物资供应量应沒多大变化，故其物价应该大致平稳；刘备入蜀前后，由于沒有谷价等相关物价资料，实难断言建安十九年前，益州是处于通缩状态，但铸大币后，恐怕是通胀了。
郝经在《续后汉书．食货》记录吴铸大钱后，“物价翔踊”。高敏先生主编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第十九章第一节却认为：“以货币减重作为财政搜刮的手段。因而吴、蜀两国的货币流通状况皆比不上曹魏，币值不稳，‘物价翔涌’的现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也就是说，这情况在蜀汉不可能不发生。
直百五铢中的“直百”二字为最早隶书入钱，“五铢”二字还是篆体，所以又成为最早的双书体錢。早期的重厚的直百五铢钱径大约是26-28mm，重8-9.5g。如背上有模铸阳文“为”字，那是在益州犍为郡铸的标记，开方孔圆钱背铸地名的先河。有的直百五铢背有阴文，有的没有文字。文字主要有：一、|、‖、川、＋、∧、田、吉、羊、日等等，直百五铢背有四出文的当是很稀罕的了。后期的减重钱钱径已降至24mm，平均重3.2g。
直百五铢不只能在四川境内出土，安徽省马鞍山巿的朱然墓、湖北省武昌任家湾吴墓都有其踪迹，也就证明吴地的是随贸易而流入；河南、陕西的出土也显示直百流入曹魏。
2012年8月6日新疆库车县文物局首次透露，库车县7月中旬在县城一次棚户区改造工程中，发现大量古代钱币，统计后得知约14000多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此次万枚钱币藏有三国时期的“太平百钱”。这表明蜀汉透过蜀锦等交易买卖, 货币还流通至龟茲等西域各国了。
后期的在铸币时省略了“五铢”二字，也就成了直百钱。“直百”二字横左读，钱径大的一般是1.6-1.9cm，重约1.4g克；小型的1.3cm，重0.5g。
《晋书．食货志》云：“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孙吴的大额虚币当时还未铸行，所以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平荆州所赏锡的大钱根本不可能是还未铸的大泉五百等，空名的对象当时也只有可能是直百五铢了，大概是孙权拿取荆州仓库的钱赐给吕蒙，至于那时是否已出现减重直百的情况就不太清楚。
不过，随著新出土资料的出现，直百五铢是否刘备所铸已开始受质疑，邹志谅先生引用了《成都文物》1983年第1期关于成都南郊燃灯寺的东汉末期墓葬的报告：“中平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葬”。灵帝时已有直百五铢，刘备只是铸了减重的直百，可聊备一说。
还有一种“直一”钱，曾与一众蜀钱同时出土（见下），其“直”字与直百五铢、直百中的“直”字相当接近的隶书，应该也同时为蜀汉所铸。钱径为12mm，重0.5g。体积如与晚期的直百钱相约。估计是早期蜀汉所铸，因为直百越铸越小的同时，不可能用等重的铜，却另铸面值小百倍的小钱。大概是早年与直百五铢并行的小额辅币，但铸造量肯定不会太多，因为已反映在出土量之上。
1989年6月，四川简阳出土的一千余枚“直百”、“定平一百”中，有一枚“直一”钱。（见《陕西金融．钱币研究》1990年第四期)；1994年在四川成都郫县郫筒镇出土了蜀汉钱币二百余枚，为减重轻薄型“直百”、“定平一百”及“太平百金”钱，其中即有两枚“直一”钱。（见《成都钱币》1998年第二期）
陈光扬先生有孤品“章武直百”，但暂时还无法肯定确为蜀汉所铸，若果为刘备所铸，那就是把最早的年号钱：成汉的“汉兴”钱，迫至第二位了。
直百五铢
直百
直一
章武直百
《隋书．食货志》上提到南朝梁代百姓私下以古钱交易，其中包括直百五铢、太平百钱和定平一百等。先说太平百钱，关于它的铸行者旧有四种说法：一是认为是年号钱，也就是东吴会稽王孙亮于太平年间（公元256-258年）所铸；二是晋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1年）益州刺史赵廞据蜀自立时所铸；三是认为是东吴在铸行大泉五百时的过渡；四是认为东汉末年盘据汉中的张鲁五斗米道政权所铸，道教宣扬的就是“太平”。
太平百钱流通广泛且数量不少，主要在四川出土，湖北和江苏等地也有，其中1955年在湖北省武昌巿的孙吴郑丑墓中不止出土了128枚太平百钱，还有纪年为黄武六年（即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的铅质地券（买地四亩半，值钱三万）。
这就完全否定了第二个的可能性。其余三个猜测也很难同时解释何解在四川和江南同时出土。但到了1980年在四川省成都小通巷出土了一件太平百钱的铜范，再加上主要出土地区是四川，此钱应该就是蜀汉政权所铸。郑丑墓的发现也印证了蜀汉大钱在荊州的流通情况，孙权占后流通但数年前刘备治下却不流通？于理不合，更像是孙权只好承认这已发生的事实。
所有出土诸钱中，除了小通巷铸钱遗址仅发现太平百钱外，有太平百钱者必同时出土直百五铢，反之则未必，包括威远黄荊沟窖藏（四百多枚直百五铢、四百枚蜀于铢、若干枚两汉新莽诸币）和重庆江北窖藏（五千多枚直百五铢），因此可以断言，直百五铢铸造时间早于太平百钱。
面文有隶书和隶篆合书，钱文“太”字有作隶书“大”字或篆书“世”字、“钱”字有作“金”字。“大”字与莽钱大泉五十的“大”字近似、“平”字与莽钱一刀平五千的“平”字近似；“百”字和蜀汉直百五铢的“百”字相同（这也一定程度上证明它是蜀钱）。钱文字体工整方下，背纹有水波纹、两星等。小型太平百金有逆读者（百金两字易位反书）。
太平百钱（背有水波纹）
及其铜范
太平百金
太平百钱流通广泛且数量不少，主要在四川出土，湖北和江苏等地也有，其中1955年在湖北省武昌巿的孙吴郑丑墓中不止出土了128枚太平百钱，还有纪年为黄武六年（即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的铅质地券（买地四亩半，值钱三万）。
这就完全否定了第二个的可能性。其余三个猜测也很难同时解释何解在四川和江南同时出土。但到了1980年在四川省成都小通巷出土了一件太平百钱的铜范，再加上主要出土地区是四川，此钱应该就是蜀汉政权所铸。郑丑墓的发现也印证了蜀汉大钱在荊州的流通情况，孙权占后流通但数年前刘备治下却不流通？于理不合，更像是孙权只好承认这已发生的事实。
所有出土诸钱中，除了小通巷铸钱遗址仅发现太平百钱外，有太平百钱者必同时出土直百五铢，反之则未必，包括威远黄荊沟窖藏（四百多枚直百五铢、四百枚蜀于铢、若干枚两汉新莽诸币）和重庆江北窖藏（五千多枚直百五铢），因此可以断言，直百五铢铸造时间早于太平百钱。
面文有隶书和隶篆合书，钱文“太”字有作隶书“大”字或篆书“世”字、“钱”字有作“金”字。“大”字与莽钱大泉五十的“大”字近似、“平”字与莽钱一刀平五千的“平”字近似；“百”字和蜀汉直百五铢的“百”字相同（这也一定程度上证明它是蜀钱）。钱文字体工整方下，背纹有水波纹、两星等。小型太平百金有逆读者（百金两字易位反书）。
太平百钱（背有水波纹）
及其铜范
太平百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