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3年合肥新城之战
四、三方在合肥新城之役的部署
“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这句老丢牙的话，诸葛恪自己不久更写进论中；十九年前，不过是只能督偏师的他，袭破舒城后就已经头脑发热，想一举跳过（或无视）合肥，眼中只有魏扬州州治寿春。“荆、扬二州牧，督中外诸军事”的他，还哪里按得住野心，加上轻敌，欲一鼓作气直指淮南之念，挥之不去。诸葛恪打算北伐。但群臣认为己方数次出征，已成疲兵，全都反对。中散大夫蒋延更是坚持争辩，被诸葛恪派人搀出宫为止。眼见众志不统一，诸葛恪只好发挥其辩才，作论大搞思想工作：
“六国不互救终使秦坐大；拥兵十万的刘表坐观曹操吞灭袁氏，结果他率三十万来袭时，儿子只能投降。魏之地比秦多数倍，吴与蜀之地尚不及六国的一半。魏士家之兵正值青黄不接之时，加上司马懿诛王凌后，自己也死了；司马师幼弱（？！）却独专朝政，魏虽有谋士而不能用，现在正是伐魏之良机。若以为长江天险可持而久安，而不考虑魏日后发展，这使我不得不叹息！同是休养生息，但敌人口较我们多，此消彼长，纵伊尹、管仲复生也无能为力。昔刘邦据关中何故不自守，而要伐楚？因他是为长远而作打算。每次看见荆邯劝公孙述东出据江陵和汉中，或家叔诸葛丞相上书陈述北伐，没有一次不长叹！每晚辗转反侧，就是忧心这事，愚不太高明之见，还望得诸位附议。”（详见本传）虽众人心中不能完全同意，但大多没再反对。
素与诸葛恪友善的丹杨太守聂友，和同为辅政大臣兼亲家的太常滕胤，欲作最后努力劝服他。但诸葛恪已下定决心，故二人无功而还（详见《诸葛恪传》和《滕胤传》）。
建兴二年（253年）三月，也就是仅仅回吴后的一个月后，诸葛恪发动全国上下，组成一支吴史无前例的大军，比孙权的十万多一倍：二十万。留同为太子派的滕胤为都下督，掌统留事。魏面对的数目可不止如此，因为诸葛恪还找上帮手：姜维。
蜀汉自从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后，继任的蒋琬、费祎改采休养生息之策，姜维每欲大举兴兵，费祎经常制肘，给兵不过万人。但蜀汉延熙十六年（253年）发生的一件奇事，彻底改变了蜀汉的命运：姜维征西平时俘获郭循（修），官至左将军的这位哥，却一心欲刺杀刘禅，但无法接近。只好退而求其次，在宴会时杀掉主政的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
从此蜀汉再没有人能制衡卫将军、录尚书事的姜维，刚巧这时盟友诸葛恪遣司马李衡，相约姜维一同出兵：“古人有云：圣人不能为时，时至亦不可失。现在敌人政在权臣司马氏，上下猜隔，还刚打败仗，民怨甚重。今欲大举北伐，吴东蜀西，敌救西则东虚，救东则西轻。以训练充足之军攻敌之虚，破之必矣。”
天水冀人姜维自以习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陇西可断而有，只是为费祎阻止。现在费祎已死，应盟友之约，在魏刚大败时出兵，相信群臣也无多大异议，故姜维与诸葛恪一拍即合。遂将数万人自武都出石营，经董亭，围南安（注9）。
张嶷在诸葛恪出兵前，就写信给诸葛恪的堂弟诸葛瞻：“东主（孙权）刚死，孙亮幼弱，太傅（诸葛恪）寄托之重谈何容易！周公、霍光辅政也有内乱，幸得周成王和汉昭帝英明，二人才免于难。东主自赏生杀大权，将死时才仓促属以后事，实属可虑。吴、楚之民剽急，太傅离开少主至敌境，不是良策。请诸葛瞻你劝谏诸葛恪，应先发展农业、行德政，数年后才东西并举，未为晚也。”不过那时的诸葛恪，连素友善的聂友都听不进，能接受诸葛瞻的建议才是奇事。但从这事倒看出，张嶷的政治取态，和诸葛恪、姜维根本不是同路人，为日后的政治生涯埋下伏笔。
说实话，诸葛恪这次北伐，至少比他十九年前占了个舒城，就梦想直捣寿春，踏实得多。他不但策划了东西并攻之象，东路还玩了一招声东击西：乘船袭青、徐二州。魏廷本来打算防备，但傅瑕看破淮海不是贼敢于轻行之路，因当年孙权遣兵入海，兵船遇浪沉溺，幸存者寥寥，诸葛恪岂敢倾根竭本，寄命于洪流，以图侥幸呢？所以诸葛恪只是遣精通水性的偏师，从海路上溯淮水，佯攻吸引青、徐的守军，诸葛恪实亲领大军向淮南。
没错，正如饶胜文先生在《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第二章第三节总结：历代从北攻南的渡江位置（孙策、晋灭吴、隋灭陈等）、京口江面远宽于采石。广陵至京口毕竟有四十余里（注10），作为偏师有余，无法大举进伐。
荆州也没有闲下来，乐乡督（当时江陵已成为要塞，日后陆抗更是治乐乡）施绩被诸葛恪征召，其防区由诸葛融兼任。假其弟节，令引军入沔，以击西兵。施绩部曲当随其至淮南；陶元珍在《三国吴兵考》分析，吴兵力最高时也不超过三十万，所以诸葛融之偏师，主要作用也只是吸引魏荆州驻军，使其不被抽调至淮南救援。故都督荆、豫二州的王昶、荆州刺史王基在是年（嘉平五年）也没有提及与吴军交战。
四月，号称五十万的吴军，直指寿春（见《三国志．毋丘俭传》注引俭、钦等表），驱略民人。诸将建议：“大军入境，魏民远遁，恐兵劳而功少，不如止围合肥新城。魏必救，可获大利。”这围点打援之计为诸葛恪采纳。五月，还军围合肥新城。
另一边厢，刚大败士气低落的魏，当收到继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后，再一次出蜀、吴并举，四路方向同时出征的北伐战报时，司马师就向他的另一个“参计谋”虞松问计。虞松以平定七国之乱为例，周亚夫当初采坚壁战术，吴王、楚王联军三个月战败。世事总有似弱则强、似强则弱之事，现在诸葛恪精锐尽出，围合肥新城欲求一战。若久攻不下，欲战不能，锐气尽失时就不得不走。城内之军逃不了，对公来说不是坏事。姜维孤军深入呼应，欲“因粮于敌”，还不是心腹之患。且还认为我们倾力于东，西方空虚，必会冒进。今若使关中诸军加倍赶赴，出其不意，姜维必退。
司马师同意其见解，敕扬州都督毋丘俭、刺史文钦等人，先按兵不动自守。其弟刚败，只好让其叔、太尉司马孚为主帅（本传有误，时早已代王凌为太尉，非尚书令加侍中），督军二十万拒敌；又令郭淮、陈泰率关中军，解南安之围。当陈泰至天水郡洛门时，姜维以己军军食少，乃退兵。
此时有人怕诸葛恪分兵侵淮、泗，所以建议分兵驻守各要津。司马师不同意，料定诸葛恪新得政于吴，欲徼一时之利，全力攻合肥，不会分兵，青、徐不足为患。各要津多驻防则消耗很多机动兵力，少驻则不足以御寇。
《孙子兵法．始计第一》：“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诸葛恪虽然牵制了关中诸军，但为虞松化解，姜维被料中，无功而还；声东击西欲让魏廷注意青、徐二州，又为傅嘏识破。其围点打援之策又不为虞松所动，伺机在旁，待其“师老众疲”。那诸葛恪又有甚么计策应对呢？近二十年前田豫所遇到的情况，会否再次发生呢（注11）？
9．《三国志．姜维传》明确交代：“出石营，经董亭，围南安。”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部份》标示石营和董亭皆在南安郡境内，且是自南向北，方向和目标都很清晰，且为《华阳国志》沿用。因此应该是《汉晋春秋》的误记，其错误又为《资治通鉴》沿用（引用习凿齿对虞松之计的记录）。所谓的狄道，实际是董亭以北的南安郡郡治：豲道。
狄道和董亭相距甚远；陈泰至的洛门是在天水境内，所以当收到陈泰进至时，姜维因己军粮草不多，才决定退兵。若是在狄道，时间尚早。所以应从陈寿正文。
10．初，自广陵扬子江镇济江，江面阔，相距四十余里。唐立伊娄埭，江阔二十余里。宋时瓜洲渡口十八里。今（明末清初）瓜洲渡至京口不过七八里。《读史方舆纪要．南直五．扬州府条》
11．后孙权号十万众攻新城，征东将军满宠欲率诸军救之。豫曰：“贼悉众大举，非徒投射小利，欲质新城以致大军耳。宜听使攻城，挫其锐气，不当与争锋也。城不可拔，众必罢怠；罢怠然后击之，可大克也。若贼见计，必不攻城，势将自走。若便进兵，适入其计。又大军相向，当使难知，不当使自画也。”豫辄上状，天子从之。会贼遁走。《三国志．田豫传》
“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这句老丢牙的话，诸葛恪自己不久更写进论中；十九年前，不过是只能督偏师的他，袭破舒城后就已经头脑发热，想一举跳过（或无视）合肥，眼中只有魏扬州州治寿春。“荆、扬二州牧，督中外诸军事”的他，还哪里按得住野心，加上轻敌，欲一鼓作气直指淮南之念，挥之不去。诸葛恪打算北伐。但群臣认为己方数次出征，已成疲兵，全都反对。中散大夫蒋延更是坚持争辩，被诸葛恪派人搀出宫为止。眼见众志不统一，诸葛恪只好发挥其辩才，作论大搞思想工作：
“六国不互救终使秦坐大；拥兵十万的刘表坐观曹操吞灭袁氏，结果他率三十万来袭时，儿子只能投降。魏之地比秦多数倍，吴与蜀之地尚不及六国的一半。魏士家之兵正值青黄不接之时，加上司马懿诛王凌后，自己也死了；司马师幼弱（？！）却独专朝政，魏虽有谋士而不能用，现在正是伐魏之良机。若以为长江天险可持而久安，而不考虑魏日后发展，这使我不得不叹息！同是休养生息，但敌人口较我们多，此消彼长，纵伊尹、管仲复生也无能为力。昔刘邦据关中何故不自守，而要伐楚？因他是为长远而作打算。每次看见荆邯劝公孙述东出据江陵和汉中，或家叔诸葛丞相上书陈述北伐，没有一次不长叹！每晚辗转反侧，就是忧心这事，愚不太高明之见，还望得诸位附议。”（详见本传）虽众人心中不能完全同意，但大多没再反对。
素与诸葛恪友善的丹杨太守聂友，和同为辅政大臣兼亲家的太常滕胤，欲作最后努力劝服他。但诸葛恪已下定决心，故二人无功而还（详见《诸葛恪传》和《滕胤传》）。
建兴二年（253年）三月，也就是仅仅回吴后的一个月后，诸葛恪发动全国上下，组成一支吴史无前例的大军，比孙权的十万多一倍：二十万。留同为太子派的滕胤为都下督，掌统留事。魏面对的数目可不止如此，因为诸葛恪还找上帮手：姜维。
蜀汉自从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后，继任的蒋琬、费祎改采休养生息之策，姜维每欲大举兴兵，费祎经常制肘，给兵不过万人。但蜀汉延熙十六年（253年）发生的一件奇事，彻底改变了蜀汉的命运：姜维征西平时俘获郭循（修），官至左将军的这位哥，却一心欲刺杀刘禅，但无法接近。只好退而求其次，在宴会时杀掉主政的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
从此蜀汉再没有人能制衡卫将军、录尚书事的姜维，刚巧这时盟友诸葛恪遣司马李衡，相约姜维一同出兵：“古人有云：圣人不能为时，时至亦不可失。现在敌人政在权臣司马氏，上下猜隔，还刚打败仗，民怨甚重。今欲大举北伐，吴东蜀西，敌救西则东虚，救东则西轻。以训练充足之军攻敌之虚，破之必矣。”
天水冀人姜维自以习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陇西可断而有，只是为费祎阻止。现在费祎已死，应盟友之约，在魏刚大败时出兵，相信群臣也无多大异议，故姜维与诸葛恪一拍即合。遂将数万人自武都出石营，经董亭，围南安（注9）。
张嶷在诸葛恪出兵前，就写信给诸葛恪的堂弟诸葛瞻：“东主（孙权）刚死，孙亮幼弱，太傅（诸葛恪）寄托之重谈何容易！周公、霍光辅政也有内乱，幸得周成王和汉昭帝英明，二人才免于难。东主自赏生杀大权，将死时才仓促属以后事，实属可虑。吴、楚之民剽急，太傅离开少主至敌境，不是良策。请诸葛瞻你劝谏诸葛恪，应先发展农业、行德政，数年后才东西并举，未为晚也。”不过那时的诸葛恪，连素友善的聂友都听不进，能接受诸葛瞻的建议才是奇事。但从这事倒看出，张嶷的政治取态，和诸葛恪、姜维根本不是同路人，为日后的政治生涯埋下伏笔。
说实话，诸葛恪这次北伐，至少比他十九年前占了个舒城，就梦想直捣寿春，踏实得多。他不但策划了东西并攻之象，东路还玩了一招声东击西：乘船袭青、徐二州。魏廷本来打算防备，但傅瑕看破淮海不是贼敢于轻行之路，因当年孙权遣兵入海，兵船遇浪沉溺，幸存者寥寥，诸葛恪岂敢倾根竭本，寄命于洪流，以图侥幸呢？所以诸葛恪只是遣精通水性的偏师，从海路上溯淮水，佯攻吸引青、徐的守军，诸葛恪实亲领大军向淮南。
没错，正如饶胜文先生在《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第二章第三节总结：历代从北攻南的渡江位置（孙策、晋灭吴、隋灭陈等）、京口江面远宽于采石。广陵至京口毕竟有四十余里（注10），作为偏师有余，无法大举进伐。
荆州也没有闲下来，乐乡督（当时江陵已成为要塞，日后陆抗更是治乐乡）施绩被诸葛恪征召，其防区由诸葛融兼任。假其弟节，令引军入沔，以击西兵。施绩部曲当随其至淮南；陶元珍在《三国吴兵考》分析，吴兵力最高时也不超过三十万，所以诸葛融之偏师，主要作用也只是吸引魏荆州驻军，使其不被抽调至淮南救援。故都督荆、豫二州的王昶、荆州刺史王基在是年（嘉平五年）也没有提及与吴军交战。
四月，号称五十万的吴军，直指寿春（见《三国志．毋丘俭传》注引俭、钦等表），驱略民人。诸将建议：“大军入境，魏民远遁，恐兵劳而功少，不如止围合肥新城。魏必救，可获大利。”这围点打援之计为诸葛恪采纳。五月，还军围合肥新城。
另一边厢，刚大败士气低落的魏，当收到继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后，再一次出蜀、吴并举，四路方向同时出征的北伐战报时，司马师就向他的另一个“参计谋”虞松问计。虞松以平定七国之乱为例，周亚夫当初采坚壁战术，吴王、楚王联军三个月战败。世事总有似弱则强、似强则弱之事，现在诸葛恪精锐尽出，围合肥新城欲求一战。若久攻不下，欲战不能，锐气尽失时就不得不走。城内之军逃不了，对公来说不是坏事。姜维孤军深入呼应，欲“因粮于敌”，还不是心腹之患。且还认为我们倾力于东，西方空虚，必会冒进。今若使关中诸军加倍赶赴，出其不意，姜维必退。
司马师同意其见解，敕扬州都督毋丘俭、刺史文钦等人，先按兵不动自守。其弟刚败，只好让其叔、太尉司马孚为主帅（本传有误，时早已代王凌为太尉，非尚书令加侍中），督军二十万拒敌；又令郭淮、陈泰率关中军，解南安之围。当陈泰至天水郡洛门时，姜维以己军军食少，乃退兵。
此时有人怕诸葛恪分兵侵淮、泗，所以建议分兵驻守各要津。司马师不同意，料定诸葛恪新得政于吴，欲徼一时之利，全力攻合肥，不会分兵，青、徐不足为患。各要津多驻防则消耗很多机动兵力，少驻则不足以御寇。
《孙子兵法．始计第一》：“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诸葛恪虽然牵制了关中诸军，但为虞松化解，姜维被料中，无功而还；声东击西欲让魏廷注意青、徐二州，又为傅嘏识破。其围点打援之策又不为虞松所动，伺机在旁，待其“师老众疲”。那诸葛恪又有甚么计策应对呢？近二十年前田豫所遇到的情况，会否再次发生呢（注11）？
9．《三国志．姜维传》明确交代：“出石营，经董亭，围南安。”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部份》标示石营和董亭皆在南安郡境内，且是自南向北，方向和目标都很清晰，且为《华阳国志》沿用。因此应该是《汉晋春秋》的误记，其错误又为《资治通鉴》沿用（引用习凿齿对虞松之计的记录）。所谓的狄道，实际是董亭以北的南安郡郡治：豲道。
狄道和董亭相距甚远；陈泰至的洛门是在天水境内，所以当收到陈泰进至时，姜维因己军粮草不多，才决定退兵。若是在狄道，时间尚早。所以应从陈寿正文。
10．初，自广陵扬子江镇济江，江面阔，相距四十余里。唐立伊娄埭，江阔二十余里。宋时瓜洲渡口十八里。今（明末清初）瓜洲渡至京口不过七八里。《读史方舆纪要．南直五．扬州府条》
11．后孙权号十万众攻新城，征东将军满宠欲率诸军救之。豫曰：“贼悉众大举，非徒投射小利，欲质新城以致大军耳。宜听使攻城，挫其锐气，不当与争锋也。城不可拔，众必罢怠；罢怠然后击之，可大克也。若贼见计，必不攻城，势将自走。若便进兵，适入其计。又大军相向，当使难知，不当使自画也。”豫辄上状，天子从之。会贼遁走。《三国志．田豫传》
五、合肥新城之役
（庐州）府为淮右噤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三国时，吴人尝力争之。魏主睿曰：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之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盖终吴之世，曾不能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为魏守也。《读史方舆纪要．南直八．庐州府条》
淮南一直是南北双方力争之地，对江左政权来说，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所以赤壁战后，孙权累累出兵，率十万之众（含号称）也有三次之多（赤壁战后、逍遙津、234年）。另一方面，如何固守合肥（寿春屏障），遂成魏无法回避的问题，都督扬州的满宠因此建议，把城向西北迁移三十里，远离岸边，让吴军无法发挥其水师优势。满宠说新城有奇险可依，沒错，因为满宠亲身示范，设伏袭孙权。
合肥以西，是大別山脉东端的隆起地带，皖西山地，主峰天柱山等都在一千米以上；合肥以东张八岭一带，散佈著老嘉山、琅琊山等。山谷中有施水与肥水，合肥可以说是座落在这南北狭窄通道的必经之路。
合肥已从当初刘馥任刺史时的州治，沦为要塞。遗址已被掘出，在合肥市西十五公里的鸡鸣山东麓，坐落在连绵起伏的岗地顶部。城是由十几个连绵不绝的土墩组成的，呈不规则长方形，四周筑有夯打的土城墙，南北城墙长约420米，东西墙长约210米；原城设有四座城门，即城西一门（城门宽约8—10米）、东面有二门（城门宽约9—12米），城南北两边没有留门道；环城墙内侧发现有一条宽30—50米、深2．8米左右的低凹地带。
城內有出土铜铁箭镞的铸造作坊；出土遗物中，除建筑材料和日用陶器外，最多的是兵器，铁镞和礌石在地层中随处可见。故城虽小但坚固、驻兵不用太多，因为就算四面围城，轮更猛攻，也只能是在一公里多的范围內进攻，所以注定诸葛恪的二十万，不能全数投入。
世事冥冥中自有主宰似的，数个月前的东关之败，又影响了合肥新城之役的结果，因为直接变更了合肥新城的主帅：张特。牙门将张特，本在镇东将军诸葛诞处任职，但他对张特不满意，更打算送还给（中）护军。正值东关战后，毋丘俭和诸葛诞对换防区，张特的上司也换人了。毋丘俭其后使张特守合肥新城。
毋丘俭、文钦请战，已採纳虞松建议的司马师，当然反对，认为先暂避其锋，且城小而固可以放心。遂命诸将高垒，待其锐气消亡。在寿春的主帅司马孚，如实执行并制止二人的速击，说：“进攻者，借人之力以为功，且当诈巧，不可力争。”
围城期间，守军曾派刘整突围传递消息，但为吴军所获，审讯期间以活命为条件，欲图取城中消息，但为他义拒，并大骂：“死狗，死了此心吧！我死也是魏国鬼，绝不苟且偷生，要杀就杀吧。”除了这句再无他话；又有士兵郑像出城传消息，仍为诸葛恪所获，吴军用计欲诱使他对城上说：“魏大军已还洛阳，不如早降。”但换来的只是一句：“援军已在附近，兄弟们努力！”郑像视在他口旁之刀如无物（见《齐王纪》，毋丘俭的上书）。诸葛恪本想借俘虏打击守军士气，怎料落得和马超一样的下场，因俘虏阎温也是借机激励守军（见《三国志．阎温传》）。
张特与乐方等三军，众有三千人，吏兵因疾病及战死者过半。诸葛恪起土山急攻，城将陷时，张特只好用一招诈降计，对吴军说：“吾等已无力再战；魏科法规定：被攻过百日而无救援者，虽降，但家人不用连坐受罚（曹魏士家要委质于后方）。我等已被围九十多天了，城中四千多驻军，死伤过半，余下的不欲降。若我回城会调查愿降人数，明天会送上名单，现请先收下我的印绶，以为凭证。”
毋丘俭日后回忆时称：“淮南将士，冲锋履刃，昼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涂地，自魏有军已来，为难苦甚，莫过于此。”大概就是这情形，但《罪状司马师表》可能有水份，夸大魏军之苦，以示司马师事后的封赏不公。
诸葛恪听后，虽然沒收下官绶，但停止进攻，以为再多等几天，就能完成孙权也沒办成的大事。但事与愿违，张特回城后不是搞降者调查，而是连夜拆屋取材，把墻缺补了两层。明天就在城上大喊：“我等誓死与城共存亡！”诸葛恪得知后大怒，甚么围点打援的计划，早就抛诸脑后，誓要攻下合肥新城。
两个普通士兵尚且如此守义执节，真不明白诸葛恪，为甚么就这样轻信张特的请降。若真攻下合肥新城，还算能有所交待，可惜战机已逝，他也将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夏天大暑，攻城数个月的吴军士卒，早已疲态尽现，很多人因水土不服而腹泻。“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诸葛恪居然认为他们是装病，欲杀人立威，从此无人再敢称病，但此时吴军士气之低落，可想而知了。他当然知道是自己中计，才落得个骑虎难下的局面。“耻城不下，忿形于色。”
从征的吴郡四姓朱异，提议一个折冲方案，就是先回豫章，然后再图石头城，两三天內可拔。（首要目的是退兵，回豫章后是否再出征，那时再说，总比现在好。）诸葛恪把书交给朱异看后，他把书怒投于地，说：“不用我计，而用傒子言！”（注12）时至今天，当球员被换出时，有奋怒的举动，也只是换来封杀，何况是恼羞成怒的诸葛恪呢！所以朱桓之子的朱异，其家兵也被夺走，废还回建业。
《吴书》有两个问题，也许就是连陈寿自己都无法解释，所以正文沒有出现“石头城”和“傒子”。谢钟英根据《水经注．赣水》曰豫章附近有石头渚；《读史方舆纪要．江西二．南昌府条》云石头渚即石头驿，断定豫章即石头城。虽然不是指建业，但豫章当时尚是吴土，朱异所说的袭石头城，正如卢弼所言：“殊不可解。”因此谢说不足信。一个豫章可达的要城，魏江夏郡石阳是最符合条件的，繁体字的“陽”和“頭”字形相近；从豫章经长江可达石阳。但也无必要深究下去，因已被诸葛恪否决，从沒成事。
都尉蔡林曾多次向诸葛恪陈述用兵之计，但不为所纳，策马投魏，故魏尽知吴军机密。七月，司马师乃敕文钦督锐卒救援，并断其归路，毋丘俭帅诸将以为后继。诸葛恪再怎样不愿，也知道不得不退了，但杂病者众，合肥新城又离江甚远（不能立即上船），他们又怎可能不被追上呢。很多人流曳道路，或倒在沟里，或被俘获，生生死死，怨恨悲痛，大小呼嗟。结果文钦追破，斩首万余级。满宠迁至新城的企图，这时开花结果了。
《晋书．景帝纪》只交代文钦追斩万余人，倒沒交代《诸葛恪传》中的“或见略获”的人数，或有数千。攻城总比守城困难和付出更多伤亡，吴军攻城时损失数千人是合理估算；连诸葛恪本传都说“病者大半，死伤涂地”，那二十万大军中超过一半杂病，并有数千人（1－3%）因得不到休息和医疗而死，不算牽强。四个来源加起来，损失超过两万（数万），应该称得上是不过份的保守估计。
不过上述推测的关键在于，文钦有沒有夸大战果。“及爽诛，钦已内惧，又好增虏级以邀功赏，司马师常抑之，由是怨望。”《资治通鉴》卷76是这样总结文钦起兵之因，坏就坏在这记录是一定有水分，因为是司马氏的政敌，陈寿等史家大多不敢明写他们的事跡，早有公论。司马师虽比不过刘义隆，开先杀人后定罪的先河，但对政敌罗致罪名，是少不了的。性质接近全琮父子争功，以“诈增其伐”为由，诬告张休、顾承和陈恂一事。真正主因还是二宫之争，为鲁王党的全家父子借机打击太子派（注13）。
或者可以反过来想，文钦追斩沿路伤病之兵，很困难吗？近二十万大军，遣下伤病过万算多吗？当中大部份及殿后的吴军为文钦追斩，少部份伤病被俘，房玄龄等所记，还不算是被夸大至不足信的程度。吴军是役的损失，少则万余，多则数万，这是我的最终结论。离吴前线不远的汝南太守、智将邓艾则云“死者万数”（以万计算）。怎样判断，留给各个读者自己思考了。
约半年前才刚遇大败，司马师太需要这场胜仗了。死守合肥新城的张特无异是大功臣之一，沒有他，恐怕新城已失守，虞松再好的计策也要有良将才可实施。故被升为杂号将军、封列侯，又迁豫州安丰太守（接吴境的前线郡）。
一年后，即嘉平六年（254年），毋丘俭上书，要求朝廷嘉许刘整和郑像两位义士。朝廷便下诏称赞他们二人之忠、坚守军之决心，追赐二人爵关中侯并由儿子继袭，同时家属脫离士家戶藉，如“部曲将死事科”。
诸葛恪之败，倒是让研究曹魏士家制度的后人，多了条宝贵的资料：有例可循的情况下，原来士家是能透过立功，变回平民，甚至封爵。关中侯虽大多是不食邑的虚封，但至少是金印紫绶（见《三国志．武帝纪》），还特许世袭予二人之子。但还是沒有升迁毋丘俭和文钦，所以也成为他们在齐王被废后，兴兵讨伐司马氏的一个理由。
主帅太尉司马孚沒有升迁倒是不奇怪，《晋书．职官志》记其为太尉时，司马师已奏改大将军在太尉下；但这情况不适用于毋丘俭，就算胡遵仍为征东将军，沒有空缺递补，那迁作镇东大将军又如何？结果却是连增邑也沒有，文钦同上。司马师不欲轻予诸大将军之因，就是因为诸大将军是可以被受予开府之权、仪同三司。《晋书．职官志》记录了开府能增设司马、从事中郎、主簿等一众属官，非四征、镇等所能比矣。
也许是司马师因毋丘俭与夏侯玄、李丰等厚善；文钦以谯郡人的身份，当次犯事也为曹爽等力保，可谓深受魏恩。因此江东威胁降低后，司马师或认为拉拢的可能性不大，那就干脆別增加他们的种种资本，以免若反时更难应付。试想若毋丘俭府中尽是嵇康等魏忠臣，对司马氏的篡魏大业，肯定是有弊无利。
另一边厢，诸葛恪对沿途败象，一副泰然自若的态度。留在浔阳不走，直至朝廷多次下诏，八月才徐徐而还。从此士民大失所望，怨恨、轻慢之心也由此产生。诸葛恪的下场，这时不止张缉，连邓艾都看出诸葛恪命不久矣。
邓艾对司马师说：“孙权已死，大臣没有完全归附新主孙亮，江东大族都拥有部曲，可藉武力、权势违命。诸葛恪刚执掌国政，对内不把君主放在眼內，又不抚恤上下，来建立自己的根基；对外发动战事，残暴地役使百姓，倾国之力却受挫于坚城下，战死的以万计。带着灾祸回吴，正是诸葛恪获罪之日。伍员、吴起、商鞅、乐毅都受君主信任，但旧主一死就败亡。何况他的才能还比不上这四位贤人，却不担心自己的忧患，灭亡之期将至。”
是役吴军大败，主帅诸葛恪要负全责。轻信张特，性质与中伪降计无异；恼羞成怒下，就把围点打援的原始方案，忘记得一干二净。如果是厚待士卒之辈，不要求达至吴起的水平，但亲身视察兵营，查证一下前线伤病这也不干，弄出个叛将蔡林，实怨不得人。《曹刿论战》的士气论，诸葛恪总不可能连《左传》也沒看过吧？只因一厢情愿以为己军多人诈病，所以也无从审时度势，思量如何有序退兵，被魏军追破也是情理之中了。
12．邵鸿先生在《江西“溪（傒）狗”考辩》一文中，首先列出史料证明溪放沒分布在江西，然后分析陶侃、胡谐之二人，力证与庐江蛮沒有任何关系，最后是引用朱异骂诸葛恪此事和余嘉锡先生的分析：“南朝士夫呼江右人为傒狗，犹之呼北人为伧父，皆轻诋之辞”，又云： “永嘉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者……吴人薄之，亦呼‘伧楚’。别目九江、豫章诸楚人谓‘傒’”、李慈铭《越缦堂读书笔记》云：“前代人呼江西人为鸡，高新郑见严介溪，有‘大鸡小鸡’之噱。 ”可知朱异其实是地域歧视，骂的仍是诸葛恪本人。
卢弼据的《异苑》记载以为的傒（有神如小儿），和赵幼文先生的丁奉说：“丁奉庐江安丰人，庐江为溪族所居，则此傒子疑指丁奉。”不如邵鸿先生的有力。
13．为鲁王霸友党所谮，与顾谭、承俱以芍陂论功事，休、承与典军陈恂通情，诈增其伐，并徙交州。《三国志．张昭传附子休传》
时论功行赏，以为驻敌之功大，退敌之功小，休、承并为杂号将军，绪、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构会谭，谭坐徙交州。《三国志．顾雍传附孙谭传》
全琮父子屡言芍陂之役为典军陈恂诈增张休、顾承之功，而休、承与恂通情。《顾谭传》注引《吴录》
（庐州）府为淮右噤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三国时，吴人尝力争之。魏主睿曰：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之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盖终吴之世，曾不能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为魏守也。《读史方舆纪要．南直八．庐州府条》
淮南一直是南北双方力争之地，对江左政权来说，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所以赤壁战后，孙权累累出兵，率十万之众（含号称）也有三次之多（赤壁战后、逍遙津、234年）。另一方面，如何固守合肥（寿春屏障），遂成魏无法回避的问题，都督扬州的满宠因此建议，把城向西北迁移三十里，远离岸边，让吴军无法发挥其水师优势。满宠说新城有奇险可依，沒错，因为满宠亲身示范，设伏袭孙权。
合肥以西，是大別山脉东端的隆起地带，皖西山地，主峰天柱山等都在一千米以上；合肥以东张八岭一带，散佈著老嘉山、琅琊山等。山谷中有施水与肥水，合肥可以说是座落在这南北狭窄通道的必经之路。
合肥已从当初刘馥任刺史时的州治，沦为要塞。遗址已被掘出，在合肥市西十五公里的鸡鸣山东麓，坐落在连绵起伏的岗地顶部。城是由十几个连绵不绝的土墩组成的，呈不规则长方形，四周筑有夯打的土城墙，南北城墙长约420米，东西墙长约210米；原城设有四座城门，即城西一门（城门宽约8—10米）、东面有二门（城门宽约9—12米），城南北两边没有留门道；环城墙内侧发现有一条宽30—50米、深2．8米左右的低凹地带。
城內有出土铜铁箭镞的铸造作坊；出土遗物中，除建筑材料和日用陶器外，最多的是兵器，铁镞和礌石在地层中随处可见。故城虽小但坚固、驻兵不用太多，因为就算四面围城，轮更猛攻，也只能是在一公里多的范围內进攻，所以注定诸葛恪的二十万，不能全数投入。
世事冥冥中自有主宰似的，数个月前的东关之败，又影响了合肥新城之役的结果，因为直接变更了合肥新城的主帅：张特。牙门将张特，本在镇东将军诸葛诞处任职，但他对张特不满意，更打算送还给（中）护军。正值东关战后，毋丘俭和诸葛诞对换防区，张特的上司也换人了。毋丘俭其后使张特守合肥新城。
毋丘俭、文钦请战，已採纳虞松建议的司马师，当然反对，认为先暂避其锋，且城小而固可以放心。遂命诸将高垒，待其锐气消亡。在寿春的主帅司马孚，如实执行并制止二人的速击，说：“进攻者，借人之力以为功，且当诈巧，不可力争。”
围城期间，守军曾派刘整突围传递消息，但为吴军所获，审讯期间以活命为条件，欲图取城中消息，但为他义拒，并大骂：“死狗，死了此心吧！我死也是魏国鬼，绝不苟且偷生，要杀就杀吧。”除了这句再无他话；又有士兵郑像出城传消息，仍为诸葛恪所获，吴军用计欲诱使他对城上说：“魏大军已还洛阳，不如早降。”但换来的只是一句：“援军已在附近，兄弟们努力！”郑像视在他口旁之刀如无物（见《齐王纪》，毋丘俭的上书）。诸葛恪本想借俘虏打击守军士气，怎料落得和马超一样的下场，因俘虏阎温也是借机激励守军（见《三国志．阎温传》）。
张特与乐方等三军，众有三千人，吏兵因疾病及战死者过半。诸葛恪起土山急攻，城将陷时，张特只好用一招诈降计，对吴军说：“吾等已无力再战；魏科法规定：被攻过百日而无救援者，虽降，但家人不用连坐受罚（曹魏士家要委质于后方）。我等已被围九十多天了，城中四千多驻军，死伤过半，余下的不欲降。若我回城会调查愿降人数，明天会送上名单，现请先收下我的印绶，以为凭证。”
毋丘俭日后回忆时称：“淮南将士，冲锋履刃，昼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涂地，自魏有军已来，为难苦甚，莫过于此。”大概就是这情形，但《罪状司马师表》可能有水份，夸大魏军之苦，以示司马师事后的封赏不公。
诸葛恪听后，虽然沒收下官绶，但停止进攻，以为再多等几天，就能完成孙权也沒办成的大事。但事与愿违，张特回城后不是搞降者调查，而是连夜拆屋取材，把墻缺补了两层。明天就在城上大喊：“我等誓死与城共存亡！”诸葛恪得知后大怒，甚么围点打援的计划，早就抛诸脑后，誓要攻下合肥新城。
两个普通士兵尚且如此守义执节，真不明白诸葛恪，为甚么就这样轻信张特的请降。若真攻下合肥新城，还算能有所交待，可惜战机已逝，他也将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夏天大暑，攻城数个月的吴军士卒，早已疲态尽现，很多人因水土不服而腹泻。“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诸葛恪居然认为他们是装病，欲杀人立威，从此无人再敢称病，但此时吴军士气之低落，可想而知了。他当然知道是自己中计，才落得个骑虎难下的局面。“耻城不下，忿形于色。”
从征的吴郡四姓朱异，提议一个折冲方案，就是先回豫章，然后再图石头城，两三天內可拔。（首要目的是退兵，回豫章后是否再出征，那时再说，总比现在好。）诸葛恪把书交给朱异看后，他把书怒投于地，说：“不用我计，而用傒子言！”（注12）时至今天，当球员被换出时，有奋怒的举动，也只是换来封杀，何况是恼羞成怒的诸葛恪呢！所以朱桓之子的朱异，其家兵也被夺走，废还回建业。
《吴书》有两个问题，也许就是连陈寿自己都无法解释，所以正文沒有出现“石头城”和“傒子”。谢钟英根据《水经注．赣水》曰豫章附近有石头渚；《读史方舆纪要．江西二．南昌府条》云石头渚即石头驿，断定豫章即石头城。虽然不是指建业，但豫章当时尚是吴土，朱异所说的袭石头城，正如卢弼所言：“殊不可解。”因此谢说不足信。一个豫章可达的要城，魏江夏郡石阳是最符合条件的，繁体字的“陽”和“頭”字形相近；从豫章经长江可达石阳。但也无必要深究下去，因已被诸葛恪否决，从沒成事。
都尉蔡林曾多次向诸葛恪陈述用兵之计，但不为所纳，策马投魏，故魏尽知吴军机密。七月，司马师乃敕文钦督锐卒救援，并断其归路，毋丘俭帅诸将以为后继。诸葛恪再怎样不愿，也知道不得不退了，但杂病者众，合肥新城又离江甚远（不能立即上船），他们又怎可能不被追上呢。很多人流曳道路，或倒在沟里，或被俘获，生生死死，怨恨悲痛，大小呼嗟。结果文钦追破，斩首万余级。满宠迁至新城的企图，这时开花结果了。
《晋书．景帝纪》只交代文钦追斩万余人，倒沒交代《诸葛恪传》中的“或见略获”的人数，或有数千。攻城总比守城困难和付出更多伤亡，吴军攻城时损失数千人是合理估算；连诸葛恪本传都说“病者大半，死伤涂地”，那二十万大军中超过一半杂病，并有数千人（1－3%）因得不到休息和医疗而死，不算牽强。四个来源加起来，损失超过两万（数万），应该称得上是不过份的保守估计。
不过上述推测的关键在于，文钦有沒有夸大战果。“及爽诛，钦已内惧，又好增虏级以邀功赏，司马师常抑之，由是怨望。”《资治通鉴》卷76是这样总结文钦起兵之因，坏就坏在这记录是一定有水分，因为是司马氏的政敌，陈寿等史家大多不敢明写他们的事跡，早有公论。司马师虽比不过刘义隆，开先杀人后定罪的先河，但对政敌罗致罪名，是少不了的。性质接近全琮父子争功，以“诈增其伐”为由，诬告张休、顾承和陈恂一事。真正主因还是二宫之争，为鲁王党的全家父子借机打击太子派（注13）。
或者可以反过来想，文钦追斩沿路伤病之兵，很困难吗？近二十万大军，遣下伤病过万算多吗？当中大部份及殿后的吴军为文钦追斩，少部份伤病被俘，房玄龄等所记，还不算是被夸大至不足信的程度。吴军是役的损失，少则万余，多则数万，这是我的最终结论。离吴前线不远的汝南太守、智将邓艾则云“死者万数”（以万计算）。怎样判断，留给各个读者自己思考了。
约半年前才刚遇大败，司马师太需要这场胜仗了。死守合肥新城的张特无异是大功臣之一，沒有他，恐怕新城已失守，虞松再好的计策也要有良将才可实施。故被升为杂号将军、封列侯，又迁豫州安丰太守（接吴境的前线郡）。
一年后，即嘉平六年（254年），毋丘俭上书，要求朝廷嘉许刘整和郑像两位义士。朝廷便下诏称赞他们二人之忠、坚守军之决心，追赐二人爵关中侯并由儿子继袭，同时家属脫离士家戶藉，如“部曲将死事科”。
诸葛恪之败，倒是让研究曹魏士家制度的后人，多了条宝贵的资料：有例可循的情况下，原来士家是能透过立功，变回平民，甚至封爵。关中侯虽大多是不食邑的虚封，但至少是金印紫绶（见《三国志．武帝纪》），还特许世袭予二人之子。但还是沒有升迁毋丘俭和文钦，所以也成为他们在齐王被废后，兴兵讨伐司马氏的一个理由。
主帅太尉司马孚沒有升迁倒是不奇怪，《晋书．职官志》记其为太尉时，司马师已奏改大将军在太尉下；但这情况不适用于毋丘俭，就算胡遵仍为征东将军，沒有空缺递补，那迁作镇东大将军又如何？结果却是连增邑也沒有，文钦同上。司马师不欲轻予诸大将军之因，就是因为诸大将军是可以被受予开府之权、仪同三司。《晋书．职官志》记录了开府能增设司马、从事中郎、主簿等一众属官，非四征、镇等所能比矣。
也许是司马师因毋丘俭与夏侯玄、李丰等厚善；文钦以谯郡人的身份，当次犯事也为曹爽等力保，可谓深受魏恩。因此江东威胁降低后，司马师或认为拉拢的可能性不大，那就干脆別增加他们的种种资本，以免若反时更难应付。试想若毋丘俭府中尽是嵇康等魏忠臣，对司马氏的篡魏大业，肯定是有弊无利。
另一边厢，诸葛恪对沿途败象，一副泰然自若的态度。留在浔阳不走，直至朝廷多次下诏，八月才徐徐而还。从此士民大失所望，怨恨、轻慢之心也由此产生。诸葛恪的下场，这时不止张缉，连邓艾都看出诸葛恪命不久矣。
邓艾对司马师说：“孙权已死，大臣没有完全归附新主孙亮，江东大族都拥有部曲，可藉武力、权势违命。诸葛恪刚执掌国政，对内不把君主放在眼內，又不抚恤上下，来建立自己的根基；对外发动战事，残暴地役使百姓，倾国之力却受挫于坚城下，战死的以万计。带着灾祸回吴，正是诸葛恪获罪之日。伍员、吴起、商鞅、乐毅都受君主信任，但旧主一死就败亡。何况他的才能还比不上这四位贤人，却不担心自己的忧患，灭亡之期将至。”
是役吴军大败，主帅诸葛恪要负全责。轻信张特，性质与中伪降计无异；恼羞成怒下，就把围点打援的原始方案，忘记得一干二净。如果是厚待士卒之辈，不要求达至吴起的水平，但亲身视察兵营，查证一下前线伤病这也不干，弄出个叛将蔡林，实怨不得人。《曹刿论战》的士气论，诸葛恪总不可能连《左传》也沒看过吧？只因一厢情愿以为己军多人诈病，所以也无从审时度势，思量如何有序退兵，被魏军追破也是情理之中了。
12．邵鸿先生在《江西“溪（傒）狗”考辩》一文中，首先列出史料证明溪放沒分布在江西，然后分析陶侃、胡谐之二人，力证与庐江蛮沒有任何关系，最后是引用朱异骂诸葛恪此事和余嘉锡先生的分析：“南朝士夫呼江右人为傒狗，犹之呼北人为伧父，皆轻诋之辞”，又云： “永嘉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者……吴人薄之，亦呼‘伧楚’。别目九江、豫章诸楚人谓‘傒’”、李慈铭《越缦堂读书笔记》云：“前代人呼江西人为鸡，高新郑见严介溪，有‘大鸡小鸡’之噱。 ”可知朱异其实是地域歧视，骂的仍是诸葛恪本人。
卢弼据的《异苑》记载以为的傒（有神如小儿），和赵幼文先生的丁奉说：“丁奉庐江安丰人，庐江为溪族所居，则此傒子疑指丁奉。”不如邵鸿先生的有力。
13．为鲁王霸友党所谮，与顾谭、承俱以芍陂论功事，休、承与典军陈恂通情，诈增其伐，并徙交州。《三国志．张昭传附子休传》
时论功行赏，以为驻敌之功大，退敌之功小，休、承并为杂号将军，绪、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构会谭，谭坐徙交州。《三国志．顾雍传附孙谭传》
全琮父子屡言芍陂之役为典军陈恂诈增张休、顾承之功，而休、承与恂通情。《顾谭传》注引《吴录》
六、战后影响及新局面
先谈对战争史的影响，先胜后败这教训，为时人牢记，王基就把诸葛恪的与姜维的并列：別被胜利冲昏头脑，盲目追击反招大败。日后诸葛诞反，当魏军攻下寿春后，司马昭欲遣轻兵，招引吴将唐咨等，大有进击东吴之势时，王基谏：
“当年诸葛恪乘东关之胜，倾国之力围合肥新城，城不能拔，却死者大半。姜维洮水得胜后，轻军深入，粮草不继，有段谷大败。大胜后上下轻敌，不会深入分析形势，救援的吴军刚败，內患（孙綝乱政）未息，正是他们谨慎防备之时。况且我军出征已过一年，将士思归，今俘敌十万，已获罪魁，历朝皆沒有像今天既保全自军又胜利之盛者。曹操克袁绍于官渡后，认为所获已多，不复追击，怕其后受挫而折损威望。”司马昭同意。
南北朝时期，当面对大军围城，守城者就拿这个为反例，借以激励士气。南朝宋盱眙太守沈璞，面对的对手却是破柔然、统一北方，用兵能力高的北魏太武帝拓拔焘。他发动声势浩大的南征，亲率数十万大军，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被摧残，刘宋河南之地尽失。当然有人劝他还建康，他回答：“若敌以城小而不攻，夫复何惧！若两军交战，正是报国、建功立业之时。诸位见过数十万围小城而不败者吗？昆阳、合肥就是前车之鉴。”
众见沈璞神色坚定，稍安心，他也集得二千兵守城。沈璞接纳刚败的臧质残兵入城，还当真能坚守一个多月，本来就以抄掠代替后方补给的魏军，只好留下韩元兴，以数千人防备盱眙，拓跋焘继续南下瓜步。回军时欲复仇，猛攻三十天，却死伤惨重。魏军遇上疾疫，又有传言建康遣水军自海入淮、敕彭城断其归路，拓跋焘只得服输，下令退兵。
合肥就是诸葛恪率二十万，攻不下合肥新城，反遭魏军追破；昆阳就是新朝王邑、王寻以四十多万（号百万）之众围昆阳，久攻不下，为刘秀率的援军击败。也许沈璞还有更深层的意思，新朝经此一役，大势已去；诸葛恪战败，最终导致自己被夷族。
对政治的直接影响，当然是发生在吴。诸葛恪回京后，不是下诏罪己或自我检讨，而是斥责中书令孙嘿，居然敢妄下多次诏书，征他回朝？孙嘿惧，只得称病回家；出征后曹所奏署的官员，统统要求重选。诸葛恪开始作威作福，多所罪责，沒人敢再劝谏。还替换宿卫，任用亲信。九月（见《建康实录》），居然还治兵，欲向青、徐二州。
川胜义雄先生在《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二编第三章第一节虽认为这是：“针对同为顾命大臣的孙峻、吕据之间的矛盾，试图对这些过去曾反对自己的人物加以威压之故……希望通过北伐的胜利来重新恢复中央政府的威信。”但用倒行逆思的方法来巩固自己，就算不是张缉或邓艾，也大概能预料其最终下场。聂友在诸葛恪还军后就写信给滕胤：“当人强盛时，山河可拔；当人羸弱时，世态炎凉种种表现，不无悲叹。”
先谈对战争史的影响，先胜后败这教训，为时人牢记，王基就把诸葛恪的与姜维的并列：別被胜利冲昏头脑，盲目追击反招大败。日后诸葛诞反，当魏军攻下寿春后，司马昭欲遣轻兵，招引吴将唐咨等，大有进击东吴之势时，王基谏：
“当年诸葛恪乘东关之胜，倾国之力围合肥新城，城不能拔，却死者大半。姜维洮水得胜后，轻军深入，粮草不继，有段谷大败。大胜后上下轻敌，不会深入分析形势，救援的吴军刚败，內患（孙綝乱政）未息，正是他们谨慎防备之时。况且我军出征已过一年，将士思归，今俘敌十万，已获罪魁，历朝皆沒有像今天既保全自军又胜利之盛者。曹操克袁绍于官渡后，认为所获已多，不复追击，怕其后受挫而折损威望。”司马昭同意。
南北朝时期，当面对大军围城，守城者就拿这个为反例，借以激励士气。南朝宋盱眙太守沈璞，面对的对手却是破柔然、统一北方，用兵能力高的北魏太武帝拓拔焘。他发动声势浩大的南征，亲率数十万大军，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被摧残，刘宋河南之地尽失。当然有人劝他还建康，他回答：“若敌以城小而不攻，夫复何惧！若两军交战，正是报国、建功立业之时。诸位见过数十万围小城而不败者吗？昆阳、合肥就是前车之鉴。”
众见沈璞神色坚定，稍安心，他也集得二千兵守城。沈璞接纳刚败的臧质残兵入城，还当真能坚守一个多月，本来就以抄掠代替后方补给的魏军，只好留下韩元兴，以数千人防备盱眙，拓跋焘继续南下瓜步。回军时欲复仇，猛攻三十天，却死伤惨重。魏军遇上疾疫，又有传言建康遣水军自海入淮、敕彭城断其归路，拓跋焘只得服输，下令退兵。
合肥就是诸葛恪率二十万，攻不下合肥新城，反遭魏军追破；昆阳就是新朝王邑、王寻以四十多万（号百万）之众围昆阳，久攻不下，为刘秀率的援军击败。也许沈璞还有更深层的意思，新朝经此一役，大势已去；诸葛恪战败，最终导致自己被夷族。
对政治的直接影响，当然是发生在吴。诸葛恪回京后，不是下诏罪己或自我检讨，而是斥责中书令孙嘿，居然敢妄下多次诏书，征他回朝？孙嘿惧，只得称病回家；出征后曹所奏署的官员，统统要求重选。诸葛恪开始作威作福，多所罪责，沒人敢再劝谏。还替换宿卫，任用亲信。九月（见《建康实录》），居然还治兵，欲向青、徐二州。
川胜义雄先生在《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二编第三章第一节虽认为这是：“针对同为顾命大臣的孙峻、吕据之间的矛盾，试图对这些过去曾反对自己的人物加以威压之故……希望通过北伐的胜利来重新恢复中央政府的威信。”但用倒行逆思的方法来巩固自己，就算不是张缉或邓艾，也大概能预料其最终下场。聂友在诸葛恪还军后就写信给滕胤：“当人强盛时，山河可拔；当人羸弱时，世态炎凉种种表现，不无悲叹。”
战前，朱然（朱治养子）子、乐乡督施绩，被诸葛恪征召北伐，其防区为与他有宿怨的诸葛融兼任，吴上流重任（除西陵督步协外），被诸葛恪借弟之手接管；战争期间，吴郡大姓朱异被夺其兵，废还。这些江东大族（即张嶷说的名宗大族）的利益是直接受损失（尤其是从征者的部曲），遂给予他人可乘之机。
诸葛恪上台后，就整治孙权第五子孙奋，不欲诸王处江滨兵马之地，要他徒至豫章。宗族孙峻那时已明白诸葛恪不易合作；十月，他乘众人不满之时，与从弟孙虑合谋并联合孙亮，设伏杀掉诸葛恪，并夷其族。施绩更是义不容辞参与讨伐诸葛融的行动，与孙壹、全熙、无难督施宽兵临城下，诸葛融自杀。中子诸葛竦闻父被诛后，车载其母走，但被孙峻所遣的骑督刘承追斩于白都。少子诸葛建曾为徐平部曲所得（见《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徐平曾为诸葛恪的从事，虽然诸葛恪对他“意甚薄”、 “益疏”，但基于故主之情，徐平还是放了诸葛建，不过最终还是逃魏失败被捕。诸葛瑾一支，在东吴被连根拔起（诸葛瑾二子诸葛乔，已过继给诸葛亮，至蜀汉）。据上表欲请收葬诸葛恪的故吏臧均所称：“今恪父子三首，悬市积日，观者数万，骂声成风。”或受限于当时环境，但当与事实不远，与聂友所料差不多。
同时被夷三族的，还有外甥都乡侯张震（张昭之孙）及常侍朱恩。陆景母乃张承女，即诸葛恪外甥女，故坐见黜。诸葛恪当初想迁都至武昌时，民间就有传言他想迎回废太子孙和（诸葛恪乃其舅舅）；为了彻底断绝孙和复辟的可能性，加上全公主早已与孙和母王夫人有隙，孙峻和全公主便赐其死，嫡妃张氏也自杀。何姬不随，只因欲留下拊育孙皓及其三弟。聂友被贬作郁林太守后不久忧死，其丹杨太守一职，应是由故诸葛恪司马李衡接替（见《三国志．孙休传》注引《襄阳记》）。
孙峻为丞相、富春侯后，也明白自己的基础薄弱，首先赏参与者：施绩复还乐乡并假节、奉孙承后袭业为将的孙壹，从镇南迁镇军将军，假节督夏口（继孙奂这支的故有督区）；其次是拉拢中立者：吕据迁骠骑将军，平西宫事、滕胤以自己乃诸葛竦（诸葛恪子）的妻父为由，欲辞位，孙峻说：“鲧禹罪不相及，滕侯何为？”结果二人虽內不沾洽，而外相包容，滕胤进爵高密侯，共事如前；最后是大赦，争民心。
可惜这不过是孙峻、孙綝为期五年、专政嗜杀的乱政之始，期间有幼主孙亮被废；大臣滕胤、朱异、吕据等被杀，国力下降，直至孙休联合张布、丁奉等杀孙綝为止。孙休掌权后，改葬期间无罪至死的诸葛恪、滕胤、吕据等，被远徒者一切召还。但当有人想更进一步，建议为诸葛恪立碑时，孙休下诏：“盛夏出军，士卒伤损，无尺寸之功，不可谓能；受托孤之任，死于竖子之手，不可谓智。”
“强臣专政，上诡天时，下违众议，亡安存之本，邀一时之利，数兴军旅，倾竭府藏，兵劳民困，无时获安。”华覈总结了孙权死后，强臣专政时的情况，合肥新城之役大败的诸葛恪当然能适用，这可以说是吴廷对其的看法。
诸葛恪上台后，就整治孙权第五子孙奋，不欲诸王处江滨兵马之地，要他徒至豫章。宗族孙峻那时已明白诸葛恪不易合作；十月，他乘众人不满之时，与从弟孙虑合谋并联合孙亮，设伏杀掉诸葛恪，并夷其族。施绩更是义不容辞参与讨伐诸葛融的行动，与孙壹、全熙、无难督施宽兵临城下，诸葛融自杀。中子诸葛竦闻父被诛后，车载其母走，但被孙峻所遣的骑督刘承追斩于白都。少子诸葛建曾为徐平部曲所得（见《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徐平曾为诸葛恪的从事，虽然诸葛恪对他“意甚薄”、 “益疏”，但基于故主之情，徐平还是放了诸葛建，不过最终还是逃魏失败被捕。诸葛瑾一支，在东吴被连根拔起（诸葛瑾二子诸葛乔，已过继给诸葛亮，至蜀汉）。据上表欲请收葬诸葛恪的故吏臧均所称：“今恪父子三首，悬市积日，观者数万，骂声成风。”或受限于当时环境，但当与事实不远，与聂友所料差不多。
同时被夷三族的，还有外甥都乡侯张震（张昭之孙）及常侍朱恩。陆景母乃张承女，即诸葛恪外甥女，故坐见黜。诸葛恪当初想迁都至武昌时，民间就有传言他想迎回废太子孙和（诸葛恪乃其舅舅）；为了彻底断绝孙和复辟的可能性，加上全公主早已与孙和母王夫人有隙，孙峻和全公主便赐其死，嫡妃张氏也自杀。何姬不随，只因欲留下拊育孙皓及其三弟。聂友被贬作郁林太守后不久忧死，其丹杨太守一职，应是由故诸葛恪司马李衡接替（见《三国志．孙休传》注引《襄阳记》）。
孙峻为丞相、富春侯后，也明白自己的基础薄弱，首先赏参与者：施绩复还乐乡并假节、奉孙承后袭业为将的孙壹，从镇南迁镇军将军，假节督夏口（继孙奂这支的故有督区）；其次是拉拢中立者：吕据迁骠骑将军，平西宫事、滕胤以自己乃诸葛竦（诸葛恪子）的妻父为由，欲辞位，孙峻说：“鲧禹罪不相及，滕侯何为？”结果二人虽內不沾洽，而外相包容，滕胤进爵高密侯，共事如前；最后是大赦，争民心。
可惜这不过是孙峻、孙綝为期五年、专政嗜杀的乱政之始，期间有幼主孙亮被废；大臣滕胤、朱异、吕据等被杀，国力下降，直至孙休联合张布、丁奉等杀孙綝为止。孙休掌权后，改葬期间无罪至死的诸葛恪、滕胤、吕据等，被远徒者一切召还。但当有人想更进一步，建议为诸葛恪立碑时，孙休下诏：“盛夏出军，士卒伤损，无尺寸之功，不可谓能；受托孤之任，死于竖子之手，不可谓智。”
“强臣专政，上诡天时，下违众议，亡安存之本，邀一时之利，数兴军旅，倾竭府藏，兵劳民困，无时获安。”华覈总结了孙权死后，强臣专政时的情况，合肥新城之役大败的诸葛恪当然能适用，这可以说是吴廷对其的看法。
“缉料恪虽中缉亦卒为师所杀。师方专政忌才智而疾异己，况以缉而耀明於师乎！”胡三省在张缉料诸葛恪将死后的评论。当诸葛恪真的被杀，司马师只会加紧防备这曹后之父。合肥新城之役虽对魏沒有直接影响，但邻国权臣诸葛恪，因此被推翻，不可能对李丰等人沒有半点鼓舞作用，间接影响也许是有的。
明年，魏主曹芳与李丰、张缉、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穴从仆射刘宝贤等谋以太常夏侯玄代司马师辅政，但夺权失败，一众忠曹之臣被夷族。宋人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卷27感叹夏侯玄，及对魏的影响：“亲姻中外，竟相首尾，委肉以当豹虎之锋，悲夫！如玄之智，虽未必能存魏，然玄死而后魏卒，盖与其国相始终矣。”基本只余下，靠外藩推翻司马氏的可能，但谈何容易呢？政回曹氏的希望基本幻灭。
诸葛恪之结局，其父早已忧虑其非保家之子（类似看法还有张承），也值得让后人警惕，胡三省评曰：“恪自谓其才足以办魏，不欲以贼遗后人，吾不知其自视与叔父亮果何如也！孔明累出师以攻魏，每言一州之地不足以与贼支久，卒无成功，齌志以没。恪无孔明之才而轻用其民，不唯不足以强吴，适足以灭其身，灭其家而已。”
最后以清人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1“总叙门”之“六朝保守”条作总结：“以此知权之志，未尝不在于天下，然以传考之，亦未尝求逞于中国……自后世观之，谓之可怯也，而权不以为耻，岂非天下之势，既未有可投之隙，与其力争而取败，不若退守而待时也耶……此权之所为智也。及嗣主立，诸葛恪为政，首侵边以怒敌，东兴之战幸捷，顾不能持胜，复违众大举，一败涂地。恪既丧躯，而孙氏之业因以衰焉。则权之兵不妄动，利害果何如也。”
明年，魏主曹芳与李丰、张缉、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穴从仆射刘宝贤等谋以太常夏侯玄代司马师辅政，但夺权失败，一众忠曹之臣被夷族。宋人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卷27感叹夏侯玄，及对魏的影响：“亲姻中外，竟相首尾，委肉以当豹虎之锋，悲夫！如玄之智，虽未必能存魏，然玄死而后魏卒，盖与其国相始终矣。”基本只余下，靠外藩推翻司马氏的可能，但谈何容易呢？政回曹氏的希望基本幻灭。
诸葛恪之结局，其父早已忧虑其非保家之子（类似看法还有张承），也值得让后人警惕，胡三省评曰：“恪自谓其才足以办魏，不欲以贼遗后人，吾不知其自视与叔父亮果何如也！孔明累出师以攻魏，每言一州之地不足以与贼支久，卒无成功，齌志以没。恪无孔明之才而轻用其民，不唯不足以强吴，适足以灭其身，灭其家而已。”
最后以清人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1“总叙门”之“六朝保守”条作总结：“以此知权之志，未尝不在于天下，然以传考之，亦未尝求逞于中国……自后世观之，谓之可怯也，而权不以为耻，岂非天下之势，既未有可投之隙，与其力争而取败，不若退守而待时也耶……此权之所为智也。及嗣主立，诸葛恪为政，首侵边以怒敌，东兴之战幸捷，顾不能持胜，复违众大举，一败涂地。恪既丧躯，而孙氏之业因以衰焉。则权之兵不妄动，利害果何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