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历史上之名将
钱穆《国史新论》中国历史上之名将中国文化传统上有一特殊之点，即对文武观念向不作严格之区分。历史上名将大帅，带兵打仗，赫赫当时，垂誉无穷的，极多数是文人学士，儒雅风流，而非行伍出身的专门人物。明太祖时，百司请立武学。明祖曰：“一文武不分途。”明祖崛起草莽，文武均非堪当，但他却说准了中国历史上的文武关系。本文正要从中国历史来澄明明祖这句话。
在上古封建时代，贵族阶级，内执政柄，外总兵戎，文武绾于一身。而且亦惟贵族，才有当兵资格。所以男子生则悬弧门外，成为古人之习俗。春秋时，晋、楚战于濮，晋文公将出师，谋元帅，赵衰曰：“却縠可，说礼乐而敦诗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
下逮战国，有《孙子兵法》，其书著者尚不详。然至今备受欧美各国崇重，定为他们最高武学校的教本。此书并不专讲军事，亦可谓所讲乃兼及最高的人生哲学与政治哲学。军事本是人生中一事，而附属于政治。不懂得人生，不懂得政治，哪懂得军事。故最高军事哲学，必从最高人生哲学政治哲学中发挥而来。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庄子曰：“技而进乎道。”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内始有此成就。西方则各尚专门，乃有所谓军事专家。与中国观念自宜大不相同。
燕国有乐毅，后人以与春秋齐管仲合称管乐。其生平武功姑不论，其《报燕惠王书》，乃战国时数一数二享高名受传诵的大文章。不单因其文章好，乃因在其文章中所透露的君臣知遇，出处去就，功名恩怨，他个人所抱持的高风亮节，大义凛然，为千古莫能及的人格表现。因此，一大军事家，同时可即是一大政治家，亦是一圣贤俦伍中之大哲人。
下到汉代，出于胯下的韩信，萧何称之为国士无双。他能诵兵法，能驱市人而战，而且能多多而益善。他又懂得要师事败将李左车。而且他拥重兵，独王一方，却誓不背汉王。据这些事，他真是一名将，一大将，而且亦可称是一儒将风范。
在西汉将才中，如周亚夫抗拒吴、楚七国，如严助浮海救东瓯，如赵充国西羌屯田，细读他们的史传，自知他们都不仅是一武人。尤其如赵充国的文章，条理明备，干练通达，俨似一近代式的专家。
东汉光武中兴，一时部伍，如王霸、吴汉、耿弇、寇洵、邳彤、冯异、岑彭、邓禹、马援，那一伙人，何尝有一个是经受军事训练出身的军事专才。只为通人事，亦自通政事，兼通军事，因缘时会，勋绩彪炳。也可说，中国历史上多出军事天才，正为中国人一向懂得尊重人事，讲究人事，所以成为一通情达理之人，遂亦能当一理想的军人。班超以一低级下吏，出使西域三十六国，扬名国外。只因他历练了吏事，吏事亦是人事。虽属文事，却可由此兼通了兵事和武事。
三国时，如曹操、诸葛亮，莫非胸罗群书，文采斐然，为一辈文人所弗及。他们的军事杰出，今不论。关羽治《春秋》，也是人人皆知。此外难更仆数。而使后人低徊向往的，有如魏羊祜与吴陆抗之对垒，使命常通。抗遗祜酒，祜饮之不疑。抗求药于祜，祜与之，即服。曰：“岂有鸩人羊叔子。”以此较之诸葛亮、司马懿阵前交际，闲情雅量，更不知要胜几许倍。若我们读《春秋左氏传》，便知此一风范，也是其来有自。此之谓文化传统。但在衰乱世的军事对抗中，有此嘉话，邈在云天，高不可攀，真使人想望而无已。
杜预平吴，他的《春秋左氏传注》，被列入《五经正义》乃及《十三经注疏》中，至今不替。史传称其身不跨马，射不中的，而用兵制胜，诸将莫及。那更可当得一学者型的将才了。
陶侃为东晋征西大将军，在军中，尝语人曰：“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此语流传千古，至今人人称道。其运甓故事，亦人人皆知。尝治船，竹头木屑，皆令人借记典掌，到后随处有用。时人称其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陶侃正是在处理人事上能居第一等，移之处理军事，自然绰有余裕。
桓温亦是一文人，兼是一能将。但以“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一念之错，身败名裂。所以在后代，陶侃可比诸葛亮，桓温只能比曹操。可见军人还如其他一切人，兵事、政事、人事、干济、学问、修养之外，最高还要有一人品在。此乃中国文化传统中，至高无上的特点。
唐太宗李世民，神武英明，古今莫匹。但他本只是当时太原留守李渊的一个官家子。随父参加军事，尚在青年。有一次，他在军中，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军中有一羊，与将士分而食之。此若小节，然堪当大将之任者即在此。今另举一端言之。他在军中，即有大批僚属，房玄龄、杜如晦皆在。房善谋，杜善断，是他们在军府中之表现。并不是以后掌国柄后始知。太宗有十八学士，皆在军府中。凡中国历史上大将之才，必能善知人，善用人。所知所用，不仅是前线武人，更要是幕中文人。若使自不通文，何能知人善用。楚霸王叱咤风云，震压一世，但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汉高祖临阵远不敌楚王，但能用韩信、张良、萧何，一任前敌大统帅，一任总参谋，一任后勤。近代西方，始知军事上当有此三大任务之分类，但汉高祖用人早与暗合。汉光武军中幕僚，即是其开国元勋。魏武帝幕府人才之盛，文士谋臣之分途广而为数多，则尤在汉光武之上。唐太宗更然。而如近代曾国藩之幕府宾僚，更为一时艳称。军府乃一大集团，汇合各色人才之群策群力，以济一时之用。则军府即是一小政府，而岂匹夫之勇之所能胜任。
又如安史乱时，颜真卿、颜杲卿，皆以文人牵进军事，而皆卓然有表现。更如张巡守雍丘，雷万春为将，于城上与寇将令狐潮相闻，弩射其面，中六矢，不动。疑其乃木人，嗣知其非，乃大惊。潮语巡曰：“向见雷将军，知君军令矣，然如天道何。”巡告之曰：“君未识人伦，焉知天道。”后转睢阳，与许远同守，以一孤城，屏障江淮，保留此下唐代元气，关系以后一千几百年来之中国历史者，甚深且钜。张巡、许远与雷万春、南霁云之徒，虽同以身殉，而庙食江南，迄于余之幼年，犹亲祭拜焉。惟新文化运动，乃斥之曰：“礼教吃人。”是亦未识人伦，焉知天道也。而明祖文武非两途之说，亦由此益证其不误。
又如吴元济蔡州之乱，李愬平之。史称其“俭于奉己，丰于待士。知贤不疑，见可能断”，所以成功。凡中国历史上称道一武将成功，决不专重在其临阵打仗上。而韩愈《平淮西碑》，乃多叙裴度事。愬不平，诉碑辞不实。诏磨之，由段文昌重撰。此事极滋后人之讥议。李商隐有《读韩碑诗》曰：“公之斯文不示后，曷与三王相攀追。”苏轼诗：“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斯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其实东晋淝水之战，领兵当前线者，乃谢元、谢石。而当时及后世，群推谢安。安与元山墅围棋，永为历史上美谈。元是安之兄子，石乃安弟。安特举此两人。有人说：“安违众举亲朋也。元必不负举，才也。”已而果然。中国人意见，文事必先于武力，安内必先于攘外，故政治必先于军事。汉高祖亦有功臣功狗之喻。裴度与谢安，同是文人，而史臣亦以韩碑意赞裴度。但却不能说此乃中国人之重文轻武。而如张巡之与雷万春，尤更显然。此亦所谓人伦之一端。人伦即天道，何谓文武高下，而又岂昧者之所识乎。又如柳公绰亦文人，亦在蔡州役中有贡献。此等事全部二十五史到处可觅，姑举于此，以当一例。
宋代如寇准劝真宗渡河亲征，论其情势功绩，亦当上媲谢安、裴度矣。其下如韩琦、范仲淹，皆以文人主边防。边人为之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及南宋，如韩世忠之梁夫人，黄天荡亲操桴鼓，又为中国历史上女子从军之一例。而岳飞则与关羽同尊为武圣。史称“飞览经史，雅戏投壶，恂恂如诸生”。其所填《满江红》词，到今传诵。其所书《诸葛出师表》，可睹其笔法之精。而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即此一言，便足不朽，更何论于立德立功，则其人又岂得专以一武人目之。
吴玠兄弟在蜀，只以文人领军事。玠善读史，往事可师者，录置座右。积久，墙牖皆格言。虞允文采石之捷，刘琦执其手曰：“朝廷养兵三十年，大功乃出一儒生。”宋祖鉴于五代之弊，重用儒臣，一时若有文武分途之观念，然儒臣报国，不下于武臣。而武臣修养，亦无逊于文臣。中国文化传统之精义，赖以重光。至文天祥，亦以文人给军符，其《正气歌》，尤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国社虽履，而民族精神，则不坠益张。
明代如于谦之对付也先，王守仁之平宸濠，俞大猷、戚继光之御倭寇，皆文人。而功在邦国，辉赫史乘。戚继光之《纪效新书》，《练兵纪实》，尤为谈兵者所遵用。下逮晚清，曾国藩平洪杨，亦取法焉。而尤如袁崇焕之经略关外，卢象升之剿僇流寇，可歌可泣，沁人肺腑。而至于史可法扬州殉难，在中国近代史上，堪与岳飞、文天祥，齐称为民族精神之三良。而乌有所谓文武之分途乎？惟败于政事，不败于疆场，尤更使读史者感慨悼念于无已。
中国人尤有一名言，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又与上述廊庙重于疆场之意适相反。非深晓于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有关于军事观念政治观念以及人生哲学之大义深旨者不能晓。非其人，亦不当妄援此语以自恣。曾国藩在晚清，亦以文人参戎务。其讨平洪杨，先定一通盘之作战计划。治水师、造战船，自武汉而九江而安庆，沿江东下，卒克金陵。然皆出于其职分与命令之外。清廷遇急需，每有调遣，国藩无不宛转逃卸，而终不转变其逐步推进之大方针，揽大江上下游之权重于一身，而终克有成。若一依君命，则事功成败，渺不可必。然国藩固非好擅权，好违命。迄其成功，而其身所训练之湘军，相率解甲归田。此下继剿捻，已早为筹划安排了淮军之新起，以终其大任。以一在外疆吏，而统谋全局，中央命令，置之不顾。论其志虑所存，则一切为公不为私。论其部署所定，则一切惟私自专，君命不以厝怀。此之谓文武才德。如国藩，可谓其通文武兼才德而有之矣。此又岂临阵决胜负之一将之勇之所能望其项背乎！
以上拉杂陈述中国历史上之名将风范，智、仁、勇三德兼备，军务政事乃至于人生大道之融通一气，此之谓明体达用。乃中国文化传统中之理想人格，大圣大贤之规模，而岂以搏斗格杀为能事，以暴虎凭河为果决之所堪同日并语。故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将才武德，非熟读历史上之名将事迹，则不足知之。而如《孙子兵法》之宏深哲理，苟非具此知识，亦不能真切了解。如赵括之徒读兵书，则仅足供人以嗤笑与鉴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