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宾（1895-1963），原名作仁，字彦堂，又作雁堂，号平庐。祖籍河南温县董杨门，出生于河南南阳。甲骨学家、古史学家、“甲骨四堂”之一。

董作宾1895年3月20日出生于南阳。幼读私塾。董家有一邻居是刻字匠，董作宾每见邻居刻字，就取瓦片仿刻。董作宾还从刻字邻居那里借来《篆字汇》，一字不漏地临摹下来并开始习刻印章。14岁的时候，董作宾就能为人刻制印章了。
17岁的时候，董作宾开始在父亲开的店中兼营书业，每进新书必先阅读。在读书的基础上，董作宾与同学陈耀垣共同设馆授徒，当上私塾先生。他们的教学虽然也从传统的幼童启蒙教育入手，但注重注入新的知识，因此吸引不少学童前来学习。董作宾还与郭宝钧、陈耀垣等同窗好友组成“文会”，面向社会建立图书流通阅读制度。南阳名士张嘉谋一向奖掖后进，对家乡青年结社钻研学问十分赞赏，尤其喜爱勤奋好学的董作宾，常送书给他看，并解答他在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还帮助他到师范讲习所听课。1915年春，南阳县立师范讲习所招生，张嘉谋劝董作宾前去报考。董作宾欣喜异常，稍作准备即赴考场，竟然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在师范讲习所里董作宾努力学习，不仅要掌握老师讲的内容，还如饥似渴地汲取更多的营养。他在讲习所的作文被当做范文广为传诵。

1917年春，董作宾跟随张嘉谋去开封，在张家管书房兼办家务。后经张嘉谋先生的指导和引荐考入开封育才馆读书，初步接触到甲骨文，从此他便与甲骨文结缘并产生浓厚兴趣，开始研究中国考古学。
1922年，他应张嘉谋先生之约只身来到北京求学，吃住在张先生家里。张先生知道他学过篆刻，又有一笔好字，便托人为他介绍了一个誊写讲义稿的差事。这其间董作宾结识了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徐旭生（唐河县人），徐先生发现他聪明，又忠厚老实，还能吃苦，便介绍他入北京大学旁听语言学，空余时间对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进行摹印、研究。 1923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习甲骨文。

1925年，董作宾从北京大学研究所毕业后获史学硕士学位，他先后任教于福州协和大学和河南中州大学。1927年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并同文学院代院长傅斯年结为知交。之后，入傅斯年创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28年，回宛在南阳中学任教。同年暑假，他去安阳考察，发现当地村民在殷墟挖掘并出卖甲骨，即向傅斯年建议，由中央研究院主持进行系统发掘。10月，董作宾首次发掘获得甲骨残片784件，此后又先后15次参加安阳小屯村殷墟发掘。他又参加山东城子崖发掘，发现了龙山文化。曾任教于中州大学、中山大学等，1928年后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任研究员、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
1932年，他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3月，他发表了《甲骨文时代研究例》，确定了识别甲骨片上殷代文字分期的10个标准。从1928年董作宾参加安阳殷墟发掘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先后多次参加殷墟的系统发掘，并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他也由此开始对甲骨文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和专著。他最早提出甲骨断代的10个标准，主持了殷代帝王世系年谱、殷先王称号、殷帝姓氏、出土物墓葬地段、异域地名、铭文所述人物、铭文语法结构、铭文表意标准、铭文书写形态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他成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之一，一代甲骨学大师。抗日战争时期，他随历史语言研究所相继迁往长沙、桂林、昆明、南溪，并主持该所工作，继续研究殷代历法。1931年后，编著出版《卜辞中所见之殷历》。1945年又编著出版《殷历谱》，被誉为纪念碑式著作。

1948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研究员，并在同年当选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同年底董作宾随中央研究院和自己相伴多年而不忍心分开的大批文物迁往台湾，并提任台湾大学中国古文和历史教授。为该校中文系讲授古文学，为历史系讲授殷商史。1950年，他和友人一起创办《大陆杂志》，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1955年8月，他应香港大学之请，赴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中国年历编写工作，并任香港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和崇基、新亚、珠海三书院的教授。此间，他完成了中英文对照的《中国年历总谱》。

1949年后到台湾，曾任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历史语言所所长、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等。1963年病逝于台湾

陈寅恪，字鹤寿，江西九江市修水县人，生于湖南长沙，祖籍福建上杭。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陈寅恪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之教授。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其生值寅年，取名寅恪，恪为兄弟间排辈。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清宣统二年（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回国。民国七年（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民国十年(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民国十四年（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为导师，并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民国十五年（1926年）六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上海与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筼结婚。二人育有三女，一生相濡以沫。


民国十八年（1929年），他在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民国十九年（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但由于此前在国内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再经英医诊治开刀，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

1948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1948年共军包围北平，他与胡适做座机离开了北平一路辗转到达广州， 经过反复思量最终他拒绝了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终生未回清华！1957年，眼疾开始治疗。1962年，右腿跌骨折。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离开人世；11月21日，夫人唐筼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