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两边都没什么道理，你把人家当奴隶，人家自然就要罢工，就要造反，汉族统治者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呢？邓艾认为“戎狄兽亲，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江统则认为“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
根本就没把他们当人看，认为他们只是一群未开化的野兽罢了。
但是，刘渊那些匈奴贵族根本不这么看，他们立汉国之时完全以汉朝正统自居：“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过唐日。”完全是以汉室之甥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的眼前，要继承汉室正统，与西晋角逐天下，他们根本就没把自己当外人，和汉族通婚这么久，他们身体里的基因的外形其实早就和汉族人所差无几，所谓的华夷之辨，怕的不过是这些人起来反抗罢了，所以司马炎虽然心里是心知肚明，但是他绝对不会采纳他们的建议（把内迁的戎狄再迁回去），朝廷上的那些人也很清楚：到手的奴隶这么好用，我怎么可能不要呢？
在残酷的天灾和西晋政府的猛烈的军事打击之下，这些原来的牧民们纷纷内附。他们有不少人原来是抢劫犯，但也有很多人只是老实巴交的牧民罢了，但是一旦踏入西晋的国门，他们就必须和编户相同，甚至贬为奴隶。这就是命运。

咸宁四年，东夷九国内附。
咸宁五年，三月，匈奴都督拔弈虚帅部落归化。冬十月戊寅，匈奴余渠都督独雍等帅部落归化。
太康元年(280年)，东夷十国归化。
太康二年，东夷五国朝献。夏六月．，东夷五国内附。
太康三年，九月，东夷二十九国归化，献其方物。‘
太康四年，群柯獠二千余落内属。
太康六年，参离四千余落内附。
太康七年，东夷十一国内附。
太康八年，东夷二国内附。
太康九年，东夷七国诣校尉内附。
太康十年，东夷十一国内附。虏奚轲男女十万口来降。
永平元年(291年)，东夷十七国、南夷二十四部并诣校尉内附。

其实啊，西晋内部的有识之士也很清楚，这种“收纳远夷，奴隶御之”的方式必然招致内迁民族的普遍不满，而且也有少数的人能脱离华夷之辨的桎梏认识到少数民族也是有优秀人才的，比如张华先生就知道慕容廆老兄不是凡人（慕容鲜卑的鼻祖），司马炎就意识到刘渊先生虽然地位低下，但是可以为他所用。（虽然还是被阻止了）
司马炎本人过于宽厚，他和苻坚很像，他在海纳百川的同时不能准确的意识到这些人内附之后，是要求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 这些匈奴贵族们从王侯变为编户，自然心怀不满，没有一寸土地的封地，没有人口和赋税，他们的生活水平直线下滑，但是晋朝又保存了他们原始的军事部落基础，他们这些人仍旧对自己本部落的人拥有巨大的号召力，一旦他们振臂一呼，那么千千万万的原来部族的胡人都将响应。“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晋书刘渊传》
这不是隐患，这已经是心腹大患。

那楼主，难道奴隶里面只有少数民族吗？汉族也不是有一大堆人成为奴隶，成为门阀士族的食客了吗？他们怎么不起义呢？他们怎么不造反呢？不还是说明少数民族天性凶残，残忍，狠毒吗？
实际上，后面所谓的“五胡乱华”的说法就是非常有问题的。
首先，根本就不是五胡，而是N胡，比如什么白匈奴，五胡里面有人是背黑锅的比如羌族，实际上在后来这一极端混乱的历史阶段，羌族还真没搞什么大破坏（姚苌名声是差，人品是恶心，但是其实治理还可以），还有慕容鲜卑实际上也没搞什么大破坏反而还在收留汉人休养生息发展汉文化，反而是慕容鲜卑帮段氏鲜卑背了不少黑锅（比如易水事件）。
并且五胡乱华是要分阶段来看的，第一阶段（我认为是从永嘉时期到后赵灭亡），主要就是西晋内部内附的少数民族奴隶和原有的奴隶贵族起义外加上，请注意，外加上汉族反晋地主武装起义和大量的原来晋朝的军事势力袖手旁观，割据自守。
实际上，反晋的主力军有两支，一支是以少数民族主要是匈奴（第一阶段的绝对主力）和羯族和氐族为主，但是少数民族毕竟人数很少，另一方面，还有一支就是以汉族地主武装为主力的汉军势力，两方的势力几乎可以说是等同的，石勒的那些对手们，祖逖刘琨 苟晞
邵续 王弥 王浚包括后来的曹嶷（王弥部将）等人，都是汉人，这些人的目的各有不同但是都曾经实力远强于石勒。
尤其是王弥这些反晋主力汉军，他们甚至比那些少数民族更加凶残，还有引狼入室的那些地主军阀如王浚等人，他们更是罪恶滔天。
还有后来被吹捧上天的冉闵先生，你以为他杀的那几百万人里面都是胡人吗？
就算都是胡人，不少人也只是交了一辈子税的老农和奴隶罢了。
这些屠杀者，还能杀出道理不成？

后世的汉族政权纷纷吸取教训，他们再也不想做内迁少数民族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了，尤其是士族门阀经济崩溃以后，半奴隶制半封建国家体制结束，要那么多奴隶也没用，缺乏刚性需求，那么他们又想走上老路，继续萝卜加大棒吧。
但是，他们发现少数民族已经成了气候了。
当年汉武帝时期之所以能势如破竹，面对匈奴骑兵所向无敌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是汉军的武器装备是全面领先匈奴的，汉军骑兵基本上用的都是铁剑，弓箭箭头也是铁制，少数精锐部队甚至使用了钢刀，但是匈奴骑兵大部分都是青铜剑，有的连青铜剑都没有，弓箭也是骨头箭头，这样的武器根本穿不透汉军的铁甲，而匈奴的兽皮护具在汉军看来就和裸体差不多，基本上就是汉军开了无敌挂，手持屠龙宝刀，匈奴骑兵一级小号，我打你妹啊。
而且，汉朝已经实现了批量化生产——屠龙宝刀，点击就送。
其实也可以理解，当时内地才刚刚实现铁器化，不久以前秦军还是青铜时代呢，匈奴人能青铜化已经很不错了，青铜剑与铁剑对拼会直接变形，效果非常明显。
小平爷爷说得好：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啊。

但是，从东汉三国以后，草原民族开始掌握冶铁技术，并且同时他们的武器装备开始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我之前提到过，鲜卑军队已经身穿铁甲，手持铁剑，用铁制箭头。尤其是，他们发明了一种恐怖的武器：马镫。
从晋代发明单镫开始，马镫成为了草原民族马具的一部分，蒙古人有一句话：“骑没有马镫的马，拿没有弓弦的弓。”没有马镫的马，就和没有弓弦的弓一样，马镫对于骑手的帮助是巨大的，楼主根本就不会骑马，但是上次还是壮着胆子去体验了一把(之前喝了点酒，酒壮那什么。。。)上马背之后，双脚一扣，感觉特别稳健，马镫从力学上来讲是一种三角支撑，所以可以让你固定在马的上方，那么你做出各种战术动作就成为了可能，要不然你以前在马背上舞舞扎扎（东北话，形容乱动）的，不掉下来才怪。连楼主这种弱鸡骑手都能勉强驾驭骏马，那么蒙古高原上那些马背上的民族自然是如虎添翼。
其实就像原来你用的是盖伦，现在你用的是劫，现在你终于可以秀操作了。
（DOTA版解释：你原来用的是毒龙，现在用的是卡尔。）
这倒不是说劫比盖伦，卡尔比毒龙厉害，只是说，你现在更能秀了而已。

装备增强之后，马的优势就充分的发挥出来了，
马是一种特别恐怖的兵器，一把不长的马刀，由于马的强大冲击力，最大冲刺速度能达到十几米每秒，这柄马刀的伤害度能达到恐怖的五到六米，而且马就算是不用马刀砍死你，撞也撞死你，骑兵的冲击几乎是不可阻挡的，只要玩命往前猛冲，依靠马的铁蹄和军阵形成的强大气势，踩也踩死一大片，详情请观看电影《指环王王者归来》。
与此同时，汉族士兵的战斗力却在下降，由于唐代张说向玄宗皇帝建议，废除募兵制改为府兵制（我有一个研究古代军制的朋友称张说是中国古代第一罪人。。。），其实也就是把原来的临时军队变成职业军队以后，中国军队的整体素质就开始下降，尤其是南方军队的战斗力是一天不如一天，江浙的富庶省份士兵的战斗力开始远不如湖南和广西地区，总体而言大量的混饭吃兵油子产生，各路将军日日喝酒吃肉吃空饷，当兵变吃粮，这种军队的战斗力不是低下，是几乎没有战斗力。
结果，唐朝政府干脆就开始以少数民族为兵，反正这帮人战斗力很强也容易招募，结果造成了和罗马帝国差不多的以蛮族军团为主的少数民族野心家军阀反叛事件——安史之乱。
终唐一代，少数民族入侵屡屡发生而且越来越强，最后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完全能和内地政权相抗衡的少数民族政权——辽国。（第一个我留给了北魏）
现在，汉族政府终于彻底无语了，打也不好打，还很有可能打不过（宋太宗北伐），辽国这帮人也时不时来抢劫，这可怎么办？
这个时候，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宰相寇准先生出马了，凭借着军事上的略微优势，宋朝和辽国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白纸黑字的协议书。
某图腾的作者居然说这份被后世称之为“澶渊之盟”的协议书比后来八国联军的那些条约还要屈辱，我只能说，他根本不了解这份协议的内容，更不懂这份协议中巨大的智慧。
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草原民族和汉民族的双赢。
协议规定，宋朝每年送辽国三十万两白银作为“岁币”辽国宋朝结为兄弟之邦，两国永不开战，边境互市互相贸易，保持友好的睦邻关系。
对于宋朝来说，雍熙年间的军费开支一年绝对不止三十万两白银，为了对辽国作战和防御，每年支出超过千万两，宋朝财政收入大致在七千万两左右，这点支出绝对是九牛一毛，辽国国力强盛，要这点钱也不过是意思意思，根本是杯水车薪。
但是，居然就是这份看上去毫无约束力的条约，竟然维持了中国历史上最长时间的北方的大致和平，前后长达百年。
这是为什么？

因为辽国农耕化了，辽国占领的幽云十六州地区，不只是中国著名的产马地，更是可农可牧地区，这些地方的农业十分发达，直到今天，京津冀地区和东北辽中辽南地区仍旧是中国著名的粮食产区，农耕文明具有非常明显的对扩张的限制作用。
简单来说就是，你天天出去打仗，你家里人怎么办？你庄稼不收了吗？你死了你子女怎么办？你老婆怎么办？你抢回来那玩意不也得带回家吗？
落叶归根啊，那些游牧民族都是拖家带口到处走，流动性非常大，本身就是流窜式的生存方式，侵略的欲望非常强，但是一旦转换为农耕，扩张欲望就会明显下降，农耕文明的扩张方向和游牧文明是完全不同的，那些游牧民族圈地是为了扩大草场放牧，农耕文明是为了种田，农耕文明本身就具有对侵略扩张的限制作用，毕竟人出去打仗要来得及秋天回家收粮食，而另一方面，辽国农业化了之后对于自然灾害的抵抗力也增强了，在天灾较少的时期还可以有相当多的储备粮食，并且，通过汉化，辽国也与汉文明向结合，实际上辽国已经基本上算是个汉文化国家了，他体现着代替宋朝防御北方其它少数民族的作用，建立了一个宋朝和其它少数民族之间的缓冲带。辽国和宋朝的关系在我看来就是现代的邦联国家，两国以兄弟相称，偃武修文，和睦相处，“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其实就是一个汉文化圈的邦联国家，两国的主要作战对象是其他民族，都信仰汉文化，农耕，城市化，宋朝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昌盛，到北宋末期，宋朝的经济水平达到了历代之最，机械化水平空前，
假如再给它五十年，北宋很有可能率先发生工业革命。

然而，鼠目寸光的宋朝统治者背弃盟约不仅没有帮助辽国防御金朝，反而出兵攻打自己的兄弟之邦，虽然辽国和宋朝也算是打了四十年才签订盟约友好百年，但是两国已经友好百年，国家之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更加强大和野蛮的金国人由于忍受不了辽国的欺压奋起反抗，他们这些人发现宋朝十分富有和先进，那还等什么——抢。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破坏事件之一从此开始：靖康之难。
北宋末年是中国在历史上少有的契机，当时商人地位空前高大，商业极度繁荣，对外贸易也十分兴盛，如果能加以利用，完全能够产生大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但是由于北方的重大变故，东京开封沦陷，整个北方经济崩溃，所以中国丧失了一次天赐良机。
但是金朝汉化之后也和辽国一样，开始明白扩张没什么好处，外加上在军事上的失利，他们也与南宋建立了相同的关系，但是南宋对金朝的仇恨比辽国大的多，由于金朝深居内地，实际上在对待草原民族的问题上，金朝统治者采取的态度是：既然你们强大起来就要抢劫，就要入侵，那我就让你们弱小，让你们分裂。号称“北国尧舜”的明君金世宗定期派人到蒙古草原上见人就杀，定期屠杀，号称“减丁”，金世宗先生这套方法非但没有使得蒙古诸部衰落反而完全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历史上，蒙古部落最容易分裂的时期不是他们人少的时候，反而是他们人口茂盛的时候，蒙古部落是弱小的时候统一，强大的时候分裂，因为草原上的民族草原的承载力非常有限，一旦人口上升对于草场的争夺立刻就会进行到白热化，乃至刀兵相见，而当蒙古人口减少的时候，游牧民族的流动性又会体现出来，一个强大的草原部落往往能在短时间之内统一草原，形成一个新的北方游牧霸权。
果不其然，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恐怖的屠杀者和破坏者在北方的蒙古草原上被培育出来，金朝统治者看似高明的战术培育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敌人，那些蒙古人和中国以前所有的草原民族都不同，他们有巨大的破坏性和屠杀欲望，一方面他们拥有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骑兵装备和骑兵战术，另一方面他们的攻城能力和扩张欲望也是前所未有，蒙古军队穿的丝质内衣可以保证在被箭头射入身体之后只要轻轻一拉就能拔出，避免了感染和更深入和撕裂伤，所以蒙古骑士往往是遍体鳞伤就是不死，蒙古骑兵战术非常灵活，当时的中亚强国花拉子模骑兵强大，但是面对蒙古轻骑兵的强大机动力往往显得捉襟见肘，蒙古人非常善于利用骑兵的强大机动力，同时，蒙古人常常能形成局部优势，擅长迂回作战，避实击虚。
最关键的是，蒙古人善于使用中亚地区和阿拉伯世界先进的技术，在攻打襄阳的战役之中，蒙古军队大量使用了“回回炮”，就是阿拉伯工程师改良的攻城投石机，威力巨大，达到上千门，对襄阳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蒙古人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破坏和文明毁灭，曾经富庶和繁盛的中亚地区被彻底毁灭，蒙古人将玉龙杰赤古城夷为平地，直到今天还没能恢复过来。蒙古人给欧洲带来了恐怖的瘟疫——黑死病，导致欧洲人口死亡了将近四分之三。蒙古人彻底毁灭了南宋经济，使得中国彻底丧失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
他们每到一地必屠一城以立威，这是完全野蛮的民族，毫无道理可言，在中国历史上即便是金国人的残暴也不能与之相比，蒙古人的恐怖破坏彻底毁灭了少数民族的形象，说实话，之前的少数民族好歹汉化过，还能讲点道理，蒙古人，根本就是一群禽兽。
他们没有带来任何文明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他们毁灭了一切。——《世界通史》

蒙古人被明王朝赶出了内陆之后，明王朝也面对着少数民族的威胁，明帝国本来妄图设置兀良哈三卫与鞑靼瓦剌对抗，但是对蒙古高原上游牧民族持续的打击和杀戮只能导致游牧民族更加快速的整合和统一，很快强大的瓦剌统一了蒙古诸部，也先在土木堡消灭了明军三大营主力，差点打进北京，还好民族英雄于谦先生力挽狂澜，要不然北方的半壁江山恐怕就会陷于敌手了。明王朝后来的政策基本以防御为主，死也不出去，后面通过张居正的互市制度，居然再一次维持了和平。不过也没能维持很久。
关键是，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清王朝的民族政策。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王朝，实际上被很多人忽略的是，实际上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对蒙古族防范最深，政策最复杂最全面的王朝。
首先，清王朝的怀柔政策非常全面，满蒙通婚，满汉禁婚，这样蒙古女人的数量就能变相减少，同时蒙古的男人们都去做什么了呢？
答案是：和尚。
清王朝将蒙古男人大量的出家为僧，变为喇嘛，这样就相当于变相减少了蒙古草原上的育龄人口，同时成为和尚具有特权——不交税，实际上就相当于清政府拿钱拿地养着他们。
有意思的是，从来没人说过清政府在对蒙古政策上丧权辱国。实际上清政府养着这帮人花的银子比澶渊之盟超出好几十倍。
另一方面，清政府对于蒙古草原上的反对势力坚决打击，准格尔部落原本最强大的葛尔丹部几乎被完全消灭，到乾隆时期准格尔部落没有亲附清朝的部分被全部屠杀，人数达到数十万，并且清政府将蒙古铁骑大量编入正规军，比如僧格林沁的马队就是清朝的精锐力量。
通过这种方式清政府不断地削弱蒙古人的力量，在草原上培植自己的势力，用怀柔方式分化 改造 破坏蒙古部落的统一和团结，并且腐化蒙古王公的生活习惯，使得他们丧失锐意进取，侵略扩张的意图，最终形成了，政治上提升地位，经济上国家奉养，军事上残酷打击，文化上腐蚀堕落的四位合一的统治策略。
正是通过这种统治策略，终清朝一代，清政府对蒙古人的统治算是比较成功的。
其实，就历朝历代而言，清政府的对少数民族政策是最为有效的，实际上，清朝也实现了对蒙古高原的控制，清政府作为少数民族起家，非常清楚，游牧民族绝对不能以汉族官吏进行管理，应该尽量让他们自治，毕竟汉族人不懂牧羊，就和游牧的那些人不懂种地一样。

其实，历朝历代都没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大草原的所谓统治，内地的城市化程度在古代虽然不能算高，但是好歹也有上千座城池，实现了区域化和行政控制，但是广袤的内外蒙古草原上，知道辽国建立上京城才算有了一座像样的城池，说句过分的话，就算你在草原上杀了一个人，尸体往哪里一扔，搞不好都几十年没人发现。草原民族和内陆民族交易，基本只有牛羊马匹，但是内陆民族有丝绸茶叶瓷器烟草 粮食 货币 首饰 宝石等等等等琳琅满目的商品，这些东西都是草原民族所没有的，内陆民族养着草原民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是说天生的亏欠而是历朝历代鲜血的教训所得出的没有办法的办法，是最能有效解决问题，最能实现双方受益的办法，为什么美国富人要交高额的遗产税，高达55%（香港人称为嫡长子税收制度），不是因为富人的钱财都来路不正，人家也是靠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获得的，为何还要交税养活那些穷人，因为这是最能让人类社会保持稳定，保持发展，使得文明产生延续的方法，仅此而已。
人的本性就是贪婪的，就是充满欲望的，看见人家有钱有权有妹子，自己就想获得，活不下去了就要犯罪，这都是最基本的原则，所以儒家教导我们要保持礼义廉耻，知道舍生取义的道理，为的不是让人们变成圣人，而是要让人们在乱世之中能保持最后一丝良知，不要残害生灵，不要杀人取乐，要为人类文明留下火种，要懂得仁义的道理，要学会尊重他人的信仰。

在西汉著名的盐铁会议上，代表着底层百姓和文化士族观点的文学们说出了中国历史上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的至理名言：“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虽然这些人看上去迂腐，看上去不通世故，但是，他们是对的。

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狼图腾》所描绘的所谓地由那些搞出无数大破坏的草原民族的输血创造的，是由那些劳动者，那些科学家们创造的。
真正的伟人，是牛顿，是爱因斯坦，是珍妮纺织机，是瓦特，是法拉第，是千千万万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们，他们的努力与思考破除了封建社会的桎梏，他们研究这个世界的物理规律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他们永垂不朽。
然而，很多人都忘了，都忘了，忘记了他们的作用，只记得牛顿晚年研究神学，法拉第不擅长理论，爱因斯坦也会犯错，这个世界上的那些政治家们，那些大人先生们都忘了，甚至，我们也忘了，如果没有冯诺依曼，如果没有被他们关在疯人院里面的康托尔，图灵。如果没有那本厚厚的国富论，如果没有千千万万的劳动者的辛勤耕耘，这个时代，怎么可能如此伟大。这个时代的创造者，正是那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产生的工业革命。
所以，那些为英国原始资本积累付出一切的黑奴永垂不朽，为人类文明与进步付出辛劳与痛苦的社会思想家和科学家永垂不朽，为保护人类文明付出一切乃至生命的守护者和推动者们，永垂不朽。正是他们的奉献，才使得今天的世界，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
我感谢你们。
即便你们今天还在被人歧视，被人嘲笑，甚至被人憎恨懦弱和胆小，我感谢你们。
即便这个世界仍旧在推崇暴力和杀戮，仍旧认为战争是所谓的解决手段，我仍旧感谢你们。
即便，即便人类从这个星球上消亡，即便人类的文明将要终结，我始终感谢你们。
正是你们的努力，让世界上所有人明白，什么叫做伟大。
这就是那些历史学家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件事——总是有人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哪怕，只是一点小小的不同。

以上所有关于草原民族的结论统统只关乎古代社会，请勿对号入座。恩，请勿对号入座，请勿对号入座，请勿对号入座，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马上就要进入估计争议最大，最扑朔迷离的部分了，反正我已经洗好脸。。。

第四卷 承平危机

啊，上一章稍微有点跑题了，我们的主题仍旧是司马炎先生，仍旧是大晋，这点是不变滴。
在灭吴之后，司马炎老兄虽然贪欢享乐，但是他其实还没忘了要做一些维护统治的事情，除了尽罢州郡兵马之外，司马炎开始了进一步的措施。
历朝历代来讲，一般这个时候，既然天下大定，那么就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季节了，但是司马炎先生是一个很宽厚的人，他并不想杀害功臣，首先，他要依靠士族统治，把这些人都杀了，自己是玩不转的，其次，大家都是亲戚朋友，怎么好意思动手呢？
司马炎对这些人的优待是历朝历代所罕见的，但是司马炎越是如此就越是害怕士族力量壮大威胁统治，因此，在他仅剩的生命之中，司马炎先生开始了他的封王之路。
司马炎进一步大封同姓宗室，而且扩大了他们的权利，比如汝南王司马亮，武帝时为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楚王司马玮，太康末，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将军；赵王司马伦，元康初迁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关中；齐王司马冏，为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许昌；成都王司马颖，惠帝时为镇北大将军，镇邺；河间王司马颙，为平西将军，镇关中；还有长沙王司马乂和东海王司马越任职朝廷。
这帮人的行政权力有了质的飞跃。

也许各位会感到奇怪，我们的老朋友呢？三大爷司马孚呢？
实在对不起，三大爷死了。
不仅仅是三大爷死了，司马伷 司马孚 司马望 司马骏，分别于太康四年，泰始八年，泰始七年，太康七年去世，这些都是司马家族的老王爷，德高望重，能力超群。最关键的是这些人对司马家族都是尽心竭力，别无二心的。
然而我上面列出来的那帮司马氏的年轻王爷们，大部分都是一些无能之辈，而且，还有不少人是恐怖的野心家，他们眼中只有权力和地位，名望与财富。
又一道枷锁已经彻底粉碎。
其实，在上述的那些司马氏的王爷之中，我并没有提到一个人——司马攸。

司马攸是司马昭的次子，司马师的养子，司马炎的二弟。
我们提到过，司马昭先生曾经想立司马攸为世子但是后来由于山涛先生等人的劝阻放弃了。
司马昭死的时候特地吩咐司马炎要他善待这个弟弟，司马炎答应了。
其实，他也算做到了。
司马炎继位之后，司马攸被封为齐王，在诸王之中虽然不是封邑最大的，但是却是封地最好的，齐国之地向来是富庶之乡，足以体现对司马攸的重视，同时，司马攸老兄总理军事，权力巨大，看上去简直就是当年司马师和司马昭治理天下的翻版。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也许，将来也一样呢。
也许，司马攸会接替司马炎，继承这大晋天下。

这些人在朝廷之中形成了齐王党，目的非常明确：推齐王司马攸上位，继承天下。
在这背后，大致有两个原因：其一，司马攸先生的权力非常大，在朝中经营多年，司马攸已经成了气候，有了自己的势力，同时，司马攸是难得的贤王，他礼贤下士，谦逊清廉，在诸王之中，非常突出。
司马攸的童年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小的时候，他是父亲最宠爱的儿子，父亲为了弥补他的叔父无子的缺憾，把他过继给了他的叔父司马师。
“从此以后，他就是你的父亲了。”
他的养父司马师对他视同己出，非常宠爱。
但是，他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十岁的时候，他敬爱的养父就离开了他。
在养父的葬礼上，司马攸非常悲痛，伤心欲绝，毕竟一日为父，终身为父。
其实，在这一举动的背后，是司马攸惊人的政治智慧的流露，他非常清楚，司马师对于自己来说的意义，他必须表现的悲痛才能获得父亲司马昭的赞许，在以孝治天下的魏末，自己作为司马昭的儿子，必须做出表率。
虽然我这样推测十分过分，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司马攸内心的真实想法。
那一年，他才十岁。
司马攸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男人，他一生之中失去过两次父亲，失去过两次母亲，对于他来说这是四次非常巨大的打击。
他确实是个孝子。
在司马昭死后，二十岁的司马攸一连数天滴水未进，他的生母文明皇后王元姬亲自去看完他，逼迫他吃东西，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的生母明白他，司马攸是个好孩子。

司马攸抱着自己的母亲，他看着这个伟大的女人，她出身名门，眼光超群，却能厉行节俭，诚心为人，她是最爱自己的。
但是，人总是会慢慢老去，泰始四年，自己最慈爱的母亲王元姬也去世了，死前，他的母亲为他做了最后一件事，王元姬召来了自己的儿子，司马炎。
“安世（司马炎字安世），你来了吗？”
司马炎痛哭不止：“母上大人，儿子在这。”
“安世，你父亲将这天下交给你就去了，现在，我也要去了，但是我有一件事情，必须嘱咐你，你知道吗？”
“儿子不知，还请母亲示下。”
“安世，你弟弟桃符（司马攸字桃符）性情急躁，而你又不慈爱，我怕将来我死后，你容不下他，你千万要答应我，不要。。。不要伤害他，你记住了吗？（《晋书·卷三十八·列传第八》：及太后临崩，亦流涕谓帝曰：“桃符性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
司马炎含泪，点了点头。

看上去，王元姬和司马昭似乎是过虑了，司马炎如此宽仁，怎么可能杀害司马攸对他不利呢？
天下间最了解自己子女的，果然还是他们的父母啊。
在司马炎看来，只要不威胁自己的皇权，你可以花天酒地，胡吃海塞，横征暴敛这他都不管。
但是，只要你妄图威胁他的权力，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司马攸就是一个能威胁到司马炎权力的人。世界上的君王们，最害怕的就是有人威胁他们的权力。
司马攸在诸王之中显得非常突出，首先，他地位崇高，其次，他是个优秀的领导者。
司马炎先生分封诸王之时规定，各个王爷们是可以在自己的封国之中设官置署，自选官吏的，本来这帮王爷们都挺高兴的，一看这些都可以用自己人，有面子，特威风。
司马攸没有这么做，他坚持要朝廷任命。
看起来司马攸先生这是多此一举，既然皇帝已经同意你可以自行任命官吏，那你还要朝廷为你设置官吏，这是做什么？
司马攸先生这么做只为了表明一句话：皇权至上。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行为，臣弟的一切都是皇上封的，您可以派您的人来我的封国。（可以监视我）臣弟谨遵皇命。
什么叫做君臣之道，《红楼梦》后四十回写得最妙的地方就是，当锦衣军抄家之后，贾政先生还没忘了面北谢恩呢。皇帝要你死，你也得谢他，这就叫做君臣。
而另一方面，当时的宗室开支都是由国库提供的，司马攸坚决推辞，表示自己的封国赋税就足以支持自己的开支，不用劳烦国家，这是对下的举动，表明自己的“贤王”身份，时人纷纷赞许司马攸忠心为国。司马攸先生对下属非常好，他担任骠骑将军之时，按照惯例应该罢去他原来的部下，但是司马攸先生对部下实在是太好了，这帮人一听要换主子统统表示不满，结果他们还是继续给齐王爷干活。
另一方面，难能可贵的是，司马攸对待封国人民也十分宽容，比如今年遭灾了，齐王爷一听收成不好，那今年减。不仅减，齐王爷还会救济你，所以封底的人民非常爱戴司马攸。
对皇帝，司马攸恭敬谦卑，对下属，司马攸仁爱忠信，对百姓，司马攸体贴关怀。
看上去，司马攸确实是一位难得的贤王。

那么我们很容易就知道，司马攸背后的支持者们会是什么人了——名士派。
其实，立司马攸为皇太弟取代太子司马衷是名士派很多人内心的想法，这不仅仅是因为齐王爷司马攸贤明仁爱，才华横溢，更是因为司马炎先生的太子司马衷同学，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大家对他是颇为不满。
下面就让我们隆重推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智障”皇帝，司马衷先生。

这一段是我最认真研究，最认真思考，最难以下笔的一段，也注定将成为本文争议最大，估计可能很多人都要喷我的一段，所以我已经洗好脸了。
首先，我先声明，司马衷先生，确实无法判断他是一个智障。
我真的不是洗地党，我真的不是洗地党，我真的不是洗地党，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智障，不是一个史学结论，而是一个医学结论。
大家可能会问，司马衷不是说了：“何不食肉糜吗？”怎么就不是智障了？他不是不能处理政务，不会学习，能力低下，感觉就是一个智障啊。
楼主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内也是这么认为的。
后来，我无意之中和一位学医的同学交流了一下，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把我问的哑口无言，“你知道智障的定义吗？”
我瞬间豁然开朗。
智力障碍（MR）又称智力缺陷，一般指的是由于大脑受到器质性的损害或是由于脑发育不完全从而造成认识活动的持续障碍以及整个心理活动的障碍。由于遗传变异、感染、中毒、头部受伤、颅脑畸形或内分泌异常等有害因素造成胎儿或婴幼儿的大脑不能正常发育或发育不完全，使智力活动的发育停留在某个比较低的阶段中，称为智力迟滞。由于大脑受到物理、化学或病毒、病菌等因素的损伤使原来正常的智力受到损害，造成缺陷，则称痴呆。
从上面的定义来看，司马衷先生要么大脑受损，要不发育不正常。
事实证明。。。晋书中并没有类似的记载，但是古代医学不发达，没发现是有可能的。
关键在于确定一个人智障有三种方法，1.实验室检查
2 .神经精神系统检查。
3.智力测验和行为判定
实在对不起，这三种方法，都没什么用。

首先是实验室检查，司马衷先生的遗体肯定是没法找到了，就算找到了也是一堆白骨，这一项肯定是做不了，第二项也做不了，那就只剩下第三项了。
智力测验这玩意。。。肯定也是做不了了，那就只能根据行为判定了。
关于这玩意，我实在是说了不算，毕竟不是专业人士，还是给大家看看专业人士的分析吧。
说实话，我实在是不想给大家列出这么一大段连我自己都不愿意看的东西，但是，还是给大家看看吧。

一、阅读和书写能力：在前面所引的史料中可看到，在回答武帝送来的“密封疑事”时，是由给使张泓作草，而由惠帝自己抄写呈给武帝的。这并不是孤立的记载，类似的情况还很多。在武帝死后，“或告（汝南王）亮欲举兵讨（杨）骏者，骏大惧，白太后，令（惠）帝为手诏与石鉴、张邵，使帅陵兵讨亮。”[22]在惠帝继位后，“凡有诏命，（惠）帝省讫，入呈太后，然后行之。[23]当汝南王亮、卫瓘等成为贾后掌权的障碍时，贾后就利用楚王玮与他们之间的矛盾，“乃使（惠）帝作密诏令玮诛瓘、亮。”[24]将这几条史料联系起来，可以看到惠帝既能书写，也能阅读较为复杂的文字材料。当然，这里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即贾后在被废时曾说过：“诏当从我出，何诏也？”[25]这句话应该怎样理解呢？我认为这里指惠帝为她所把持，诏书一向是由她传出去的，再则她挟帝已久，诏书多出于她意，故有是语。并不能据此而否定上引史料中的诏书是出于惠帝之手。而且，在史书中对他人矫诏是有明确记载的，以别于出自帝手之诏。如“贾后矫诏，使后将军荀悝送（杨）太后于永宁宫。”[26]“（楚王玮）遂勒本军，复矫诏召三十六军，……又矫诏使（汝南王）亮、（卫）瓘上太宰、太保印绶、侍中貂蝉，之国，官属皆罢遣之。”[27]“（贾）后使黄门侍郎潘岳作书草，令小婢承福以纸笔及草，因太子醉，称诏使书之。”[28]由这几个例子可以反证前面数条史料中的诏书，确是出自惠帝之手的。
二、对外界环境的感受及表达方式：西晋的创业元老陈骞于“元康二年薨，……及葬，（惠）帝于大司马门临丧，望柩流涕。”[29]在宗室争权夺利的混战中，作为傀儡的惠帝被拥之东征西伐，完全丧失了自主权。建武元年，“至温，将谒陵，（惠）帝丧履，纳从者之履，下拜流涕，左右皆歔
、欷。”光熙元年“六月丙辰朔，（惠）帝至自长安，升旧殿，哀感流涕。”惠帝能“望柩流涕”和“哀感流涕”，说明他对外界事物有一定的感受能力和相应的表达方式。而当外界环境改变时，惠帝也会随之改变自己的举动。“及济河，张方帅骑三千、以阳燧青盖车奉迎。方拜谒，（惠）帝躬止之。”惠帝被张方劫至长安， “河间王（司马）颙帅官属步骑三万，迎于霸上。颙前拜谒，（惠）帝下车止之。”这两件事都发生于建武元年（公元三O四年），时惠帝已在位十多年，受人之拜是礼所当然的印象应已深印在脑中，能作出止人之拜的举动，不能说不是出于对形势变化的认识。
三、对权力的行使及其限度：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惠帝，名义上执掌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实际上他能行使多大的权力则要作具体的分析。在贾后的唆使下，惠帝作诏废杨骏，“（骏甥散骑常侍）段广跪言于帝曰：‘杨骏孤公无子，岂有反理，愿陛下审之！’帝不答。”[30]惠帝不答段广之言，不能理解为他毫无反应，而恰说明了他对此事的态度。“（杨）骏为政，严碎专愎，中外多恶之。”[31]杨骏还利用太后来控制惠帝，成为贾后干预政事的主要障碍。肯定贾后在帝旁多所煽动，使得惠帝对免杨骏的这一举动是持同意态度的。有关惠帝行使自己权力最生动的记载要算是诛司马威了。“元康末，（司马）威为散骑常侍。（赵王司马）伦将篡，使威与黄门郎骆休逼帝夺玺绶，伦以威为中书令。伦败，惠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夺吾玺绶，不可不杀。’阿皮，威小字也。于是诛威。”[32]但在更多的问题上则是惠帝并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行使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如在杨太后的问题上就是一例。杨骏诛后，“贾后讽群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阴渐奸谋，图危社稷，飞箭系书，要募将士，同恶相济，自绝于天。……’诏曰：‘此大事，更详之。’……于是有司奏：‘请从（下邳王司马）晃等议。废太后为庶人。…… 至于诸所供奉，可顺圣旨，务从丰厚。’诏不许，有司又固请，乃可之。又奏：‘杨骏造乱，家属应诛，诏原其妻庞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废为庶人，请以庞付廷尉行刑。’诏曰：‘听庞与庶人相随。’有司希贾后旨，固请，乃从之”。[33]惠帝在贾后指使的群臣压力下步步退让，反映出惠帝虽对许多事情有自己的见解，但又受制于人，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类似的情况还很多，如在张方强迫惠帝迁都长安的问题上，惠帝的反应也是虽不情愿，但终究为别人所左右[34]。
四、生育能力：据史书记载，惠帝有子女数人，愍怀太子系谢夫人所生，贾后亦生河东、临海、始平公主和哀献皇女。且贾后为太子妃时，“或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地”[35]，晋武帝欲废黜贾妃，赵粲以“贾妃年少，妒是妇人之情耳”来加以劝解，则妾所怀显系惠帝之子女无疑。由此可知，惠帝不仅有生育能力，而且还绝不能算低下。
五、在外界环境变化时通过语言所表现的心理活动：在惠帝统治的后期，变故迭起，战乱不停，惠帝本人也屡遭凶险。记载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惠帝谈话内容的史料，于我们对他的分析是大有裨益的。“及王浚攻邺，（卢）志劝（成都王）颖奉天子还洛阳。时甲士尚万五千人，……俄而众溃，唯志与子谧，兄子綝，殿中武贲千人而已，……而人马复散，志于阵中寻索，得数乘鹿车，司马督韩玄收集黄门，得百余人。志入，（惠）帝问志曰：‘何故散败至此？’志曰：‘贼去邺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骇散，太弟今欲奉陛下还洛阳。’帝曰：‘甚佳。’于是御犊车便发。”[36]从惠帝与卢志的问答中表现出惠帝对局势的变化是颇为关心的，此外还可看到惠帝对数字是有一定概念的，他看到护卫侍从数目的急剧减少而发问，卢志则告以“贼去邺尚八十里”，使惠帝能明了当时的形势从而决心赴洛。惠帝经历中最危险的一次是在荡阴之战中，而史料中恰有关于他当时言行的记载。“惠帝征成都王颖，战败时，举辇司马八人辇犹在肩，军人竞就杀举辇者，乘舆委地，帝伤三矢，百僚奔散，唯侍中嵇绍扶帝。士将兵之，帝曰：‘吾吏也，勿害之。’众曰：‘受太弟命，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斩之，血污帝袂。将洗之，帝曰：‘嵇侍中血，勿洗也。’”[37]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在飞矢交前的情况下，惠帝仍能表达他自己的心愿，不过由于他的权力已为太弟的命令所剥夺，故未能救下嵇绍。但他对此事仍耿耿于怀，事后坚持不许洗溅有嵇绍血迹的帝衣，显见是包含着很深的感情。而带有如此之深感情的话，又不是别人所能代言的。而且，把惠帝由荡阴迎到邺城的，正是撰写《四王起事》的卢綝的叔父卢志，卢綝本人当时也在邺城[38]，因此这段记载的来源是相当直接的。那么，能试想这句话是出自一个白痴之口吗？对此，胡三省首先提出疑问，在《通鉴》记载这件事后注曰：“孰谓帝为戆愚哉！”[39]近代吕思勉先生亦认为此句话“绝不类痴呆人语。”[40]
以上所引的都不是医生的临床检查记录，而只是史学家的记载，并且有些是第二手甚至三手、四手的记载，故此其中难免有些夸大或与事实有偏离之处，但将这些记载综合起来，还是可以对惠帝其人得出一个大致的印象：有阅读和书写较为复杂的文字资料的能力；有语言能力，而且辞汇尚不能算很贫乏；对外界环境和事物的感受不很迟钝，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这些事物变化对自己的影响，并可通过语言或其它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对自己的权力有一定的认识，并可在某种程度上行使这权力，当然在很多情况下惠帝不能坚持己见，往往屈从于别人的意志；具有生育能力；对数字有一定的概念等。在目前所见的史料中没有关于惠帝身体畸形的记载，因此，是否可以姑且认为他没有明显的身体畸形，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惠帝显然不是白痴，也不是痴愚，而只能归入愚鲁一类，在某些方面，如阅读与书写的能力，辞汇量及对外界事物变化的反应速度上，表明其在愚鲁中尚属于较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