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时，德国柏林，残破的国会大厦，近处则是一辆被击毁的德国军车。

1945年，苏联伊柳辛Il-2型对地攻击机飞翔在德国柏林上空。

十八、大屠杀

Lebensunwertes Leben（“不值得活下去的生命”）是历史上最可怕的词汇之一，纳粹德国用它来指定哪些人性命无关紧要，或者哪些人应该直接杀掉。

这个词首先使用在精神残疾者的身上，后来是“劣等种族”、或者“性变态”、或者仅仅是国内和国外的“国家敌人”。

从战争最早期开始，纳粹的政策就包括大规模杀害平民，尤其针对犹太人——后来成为战争中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方案”——彻底灭绝犹太民族。

从东线“特别行动队”的杀人小队在众多屠杀中杀害约100万人开始，到后来集中营囚徒被故意断绝食物和医疗，最后以死亡集中营——唯一目的就是大规模杀害并处理人群的政府设施而告终。

1945年，随着推进的盟军部队开始发现大量集中营，他们发现了这些政策的后果：数十万饥饿生病的囚犯与数千具尸体关在一起。毒气室、大规模火葬场、数千个乱葬岗、可怕的医学试验记录等众多证据被逐步发现。纳粹以这种方式杀害了超过1000万人，包括600万犹太人。

1943年，华沙犹太人区起义后，德军士兵盘问犹太人。1940年10月，德国人开始将波兰超过300万以上的犹太人口集中到拥挤不堪的犹太人区。

在最大的犹太人区——华沙犹太人区中，数千犹太人在纳粹开始将他们从犹太人区大规模迁徙到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之前就已经死于肆虐的疾病和饥饿。

华沙犹太人区起义发生于1943年4月19日至5月16日，是欧洲反抗纳粹占领的第一起大规模城市起义，起义始于德国军警进入犹太人区，强行迁走还活着的居民。抵抗力量由于装备低劣和供给不足遭德军粉碎，起义失败。

1943年，华沙犹太人区，一名男子运走死亡犹太人的尸体，人们由于饥饿倒毙街头。每天早上4点到5点，殡葬车从街上搜集十几具甚至更多尸体。死亡犹太人的尸体在深坑中被焚化。

1943年4月19日的这张照片中，包括一个小男孩在内的一群犹太人被德军士兵从华沙犹太人区押送出来。

这张照片是党卫军将军斯楚普向他的长官所呈交报告的内容之一，在1945年纽伦堡战争罪行审判中被作为证据提交。

这张照片由巴黎大屠杀纪念馆提供，1941至1943年间某时，乌克兰文尼察的一次大屠杀中，一名德国士兵朝一名乌克兰犹太人开枪。照片背后写着标题“文尼察最后一个犹太人”，照片是从一名德军士兵的相册中发现的。

华沙犹太人区起义后，犹太人区被彻底摧毁。被捕的超过56000名犹太人中，约7000人遭枪决，其余的人被押解到杀人中心或集中营。这是犹太人区被德国党卫军炸塌后的遗迹。华沙犹太人区只存在了几年，期间约30万波兰犹太人在这里丧生。

乌克兰Mizocz，一次大屠杀后，一名穿着军装的德国人向一名犹太妇女开枪。1942年10月，Mizocz犹太人区的1700名居民与准备屠杀他们的乌克兰仆从军和德国警察进行战斗。

起义最终被镇压前，约有一半居民在混乱中得以逃脱或躲避起来。被捕的幸存者被带到一座山谷中枪决。照片由巴黎大屠杀纪念馆提供。

1942年，法国巴黎附近德朗西转运营被押解的犹太人，在他们到达德国集中营前的最后一站。1942年7月，约13152名犹太人（包括4115名儿童）被法国警察部队围捕，从家中押往"Vel d*Hiv"——巴黎西南部的冬季自行车运动馆。

他们随后被押往巴黎东北部的德朗西火车站，然后运往东部。只有极少数人活着回来。

这张照片由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安妮.弗兰克故居提供，拍摄的是1941年的安妮·弗兰克。1944年8月，安妮、她的家人以及其他躲避德国占领军安全部队的人们遭到德军逮捕，被运往一系列监狱和集中营。

安妮15岁时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死于伤寒，但她去世后出版的日记使她成为二战中被杀害犹太人的象征。

安内莉斯·玛丽·“安妮”·弗兰克1929年6月12日～1945年3月9日)，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的犹太人女孩，二战犹太人大屠杀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得年15岁，1999年入选《时代杂志》“20世纪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一颗编号为5535的小行星以她命名为“5535 Annefrank”。

安妮用13岁生日礼物日记本记录下了从1942年6月12日到1944年8月1日安妮亲历二战的《安妮日记》，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著名见证，安妮一家被捕后，日记被梅普·吉斯发现并保存下来，二战之后的1952年出版为《安妮日记》，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图书之一，有多国语言的翻译版本，很多戏剧和电影都是以此为基础。

1944年8月4日早上，德国秩序警察从告密者得到线报，“后宅”因此德国及荷兰警察闯入冲进，后宅中所有匿藏的人都被逮捕送到荷兰的韦斯特博克集中营，而安妮姊妹最后被转送到伯根-贝尔森集中营，至于但告密者的身分至今未明[40][41]。在帝国保安部党卫队高级队长卡尔·西尔贝鲍尔的带领下，包括最少三名警员参与行动。

弗兰克一家、范·佩尔斯一家、和牙医弗里茨·普菲菲都被货车送到盖世太保秘密警察总部通宵问话。翌日他们被转移到看守所，那是一个极度挤拥的监狱。8月7日，他们8人被运送到韦斯特博克集中营，那是一个转运营，当时已有超过十万犹太人，那些人主要是来自荷兰和德国，于该处转到其他营地。因为他们被发现匿藏，被视为罪犯，于是要被送到集中营做苦工。

维克托·库格勒与约翰内斯·克莱曼在荷兰阿默斯福特被捕和监禁于囚禁刑事政权犯人的营地 - 阿默斯福特营。约翰内斯在七个星期后获释，但维克托则在不同的工作营中做苦工直至战争结束。

梅普·吉斯及伊丽莎白·福斯阔尔被警察提出质疑及受到威胁，但没有被带走及拘留。她们二人随后返回“后宅”，并发现了安妮的日记页被散落一地，于是她们将它拾回，连同一些家庭相簿一同保存，吉斯打算于战后把它们归还到安妮手上。

1944年8月7日，梅普曾面对卡尔·西尔贝鲍尔，希望利用金钱介入以促成释放众人的协议，但遭到了拒绝。

1944年9月3日，众人被驱逐出境，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从韦斯特博克集中营被运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安妮两姊妹于火车上遇到她们在1941年于犹太学苑相识的花儿?埃弗斯-爱登。到达集中营时，火车上的男人和妇孺被强行分开，奥托就此与家人分开。

经过三日的路程后，1,019人当中的549人 (包括所有15岁以下的儿童) 被直接送到毒气室杀害。由于当时安妮已经15岁零3个月，所以侥幸保住性命，是被运送到该处最年轻的人之一。安妮很快就意识到很多人在到达后被人用毒气杀害，但她不知道后宅中的人有否在此遴选中生还。

跟其他没被送进毒气室的女性一样，安妮和玛戈要脱光全身衣物进行 消毒，剃光头，并于手臂纹上识别码。他们依年龄和性别被分开囚禁，安妮和玛戈与花儿，也经常跟她们的妈妈见面，但因为集中营中男女完全被隔离，安妮自此再没见过父亲，所以当时安妮相信50多岁不很强健的父亲已在他们分开后不久已经死亡。

集中营的生活是，白天她们被逼做奴隶式的苦工，弗兰克姊妹被迫拖运岩石和挖草皮；晚上她们都塞进十分寒冷的营房中。后来有人作证说安妮每当看见有小孩被送到毒气室，都会变得僻静和流泪；有些人说她很多时候也展现出坚强和勇气。她合群和有自信的本质使她、姐姐与母亲得到额外的面包配给。

由于集中营卫生太过恶劣，导致各种疾病蔓延猖獗，弗兰克姊妹的皮肤也受疥癣严重感染，二人被送到医疗室治疗，那里是持续黑暗的环境，有很多老鼠出没。那时候她们的妈妈艾迪特不进食，把每一口的食物留下给两个女儿，并凿穿医疗室底部的墙，把食物传送过去。

1944年10月，弗兰克家的妇孺被选定加入波兰上西里西亚的劳动营，花儿?埃弗斯-爱登也被选定，但安妮被禁止去那里，因为她受到疥癣感染，而她的母亲和姐姐选择与她留下，于是花儿就没有跟她们在一起。

1944年10月28日，被选择的女性开始迁到伯根-贝尔森集中营。超过8,000名女性，包括安妮、玛戈及奥古斯特·范·佩尔斯被转送到该集中营；安妮姊妹的母亲艾迪特则留在原地，后来更死于饥饿。

由于大量的人被送到伯根-贝尔森集中营，集中营开始用营帐容纳新入住的人，安妮和玛戈就是其中两个。随着人口增加使死亡率不断上升，期间安妮和玛戈跟两个朋友汉内莉·戈斯拉尔和娜内特·布利茨得到隔着围栏作短暂的重逢，后者二人被关在营中的另一方。

后来二人都活到了战后，娜内特形容当时的安妮为：“秃头，瘦弱，又在颤抖。”汉内莉指当时范·佩尔斯太太跟安妮与玛戈在一起，并照顾玛戈，因为她当时病得很严重。她们二人都没见到玛戈，因为她虚弱得不能下床，“虽然安妮自己也在生病，却更担心玛戈，因为她的病更严重，而且已经不能走动，常常在帆布床中躺着”。她们见面时，安妮说认为自己父母已经死亡，因此她也不想生存下去。汉内莉后来估计她们的见面是在1945年1月底至2月初。

1945年3月，斑疹伤寒在营中散播，17,000人因此死亡。后来有目击者指玛戈的身体已非常虚弱，她因为休克，从帆布床掉下来就死了，几日后安妮也死去了。几个星期后，英军于1945年4月15日解放这个集中营，但确实日期并没有纪录，但相信安妮的死亡时间是介乎2月底和3月中。安妮和她的姐姐玛戈她们俩都同时在1945年3月9日在那里死于斑疹伤寒。当时距离该集中营被英军解放还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其他隐居的成员，除了安妮的爸爸奥托外，全都死于集中营。

战争结束后，据估计有107,000犹太人从1942年至1944年被驱逐出荷兰，但只有5,000人能够生存。据估计，约有30,000犹太人当时仍留在荷兰，得到荷兰地下组织的帮助，当中约有2/3的人在战争中幸存。

解放后，营地被全力烧毁，以防止疾病蔓延，而玛戈和安妮被埋葬于万人冢，但确实下落不明。

1944年5月，波兰奥斯威辛·比尔克瑙死亡营，从卡尔帕索－卢森尼亚——匈牙利于1939年从捷克吞并的领土——运来的犹太人已经抵达，正在列队前进。

照片由丽莉·雅各布于1980年捐赠给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

14岁的蔡斯拉瓦·科沃卡出现在这张由奥斯威辛博物馆提供的囚犯身份照片上，照片由当时在奥斯威辛死亡营照相部工作的威尔海姆·布拉斯拍摄，二战期间，约150万人在纳粹设立的这座死亡营丧生，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

蔡斯拉瓦是来自波兰沃尔卡·兹罗杰卡的一位波兰天主教家庭女孩，1942年12月和她母亲一起被送到奥斯威辛，两人都在不到三个月时间内死亡。

摄影师（也是囚犯）布拉斯在2005年的一部纪录片回忆起蔡斯拉瓦：“她岁数很小，非常害怕。她不懂为什么会在那里，也不懂对她说的话。

于是这个女狱监拿棍棒打她的脸。这个德国女人，只是拿小女孩发泄怒火。这么漂亮的小姑娘，这么天真。

她哭了，但什么也不能做。照片拍摄前，小女孩擦干了眼泪和嘴唇伤口上的血。说实话，我觉得是我在挨打，但我没法干涉。这可能会让我丧命。”

纳粹医学实验的牺牲者。1943年11月，德国拉文斯布鲁克，一位受害人的手臂被磷烧伤后很深的伤痕。照片展现的是拉文斯布鲁克的医生们实施的与磷相关的医学实验结果。

在实验中，磷和橡胶混合后涂到皮肤上点燃，20秒后用水把火浇灭。三天后，烧伤用液态紫锥菊辛治疗，两周后伤口愈合。这张照片由营地的一名医师拍摄，在纽伦堡对医生的审判中被收入证据。

再来看看日本人对中国犯下的不可饶恕的血腥罪行。
731部队是旧日本军（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的别名。该单位由石井四郎所领导，因此也称之为“石井部队”。

731部队也是在抗日战争（1937年－1945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陆军于日本以外领土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的代称，也是日本帝国陆军在占领满洲期间（从1931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所做的研究之一。

731部队的正式编号是关东军第659部队（防疫给水部）下之第731防疫饮水净化部队，研究内容主要以研究防治疾病与饮水净化为主，

731部队把基地建在中国东北哈尔滨平房区，这一区域当时是满洲国的一部分。满洲国是日本人扶持的政权，几乎毫无独立权利，也并不为绝大多中国人承认。一些研究者认为超过30000名中国人、朝鲜人和联军战俘在731部队的试验中死亡。

服役于英国皇家陆军军械总队的罗伯特·皮蒂少校曾是距哈尔滨平房区350英里的奉天战俘营的英国高级官员。

根据他的证词，731部队的医生对战俘施行传染病病菌的常规性注射，并伪装成无害的牛痘疫苗，最终导致186位美国战俘死亡。

驻扎在广州的隶属于南支那方面军的8604部队是731部队的关联单位。部队在基地中进行禁食、脱水以及水传斑疹伤寒的人体试验。

战后证词表明，该设施曾作为鼠类养殖场，向部队的医疗分队提供腺鼠疫的实验带菌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