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年间刊刻的《梅花梦》说到了《红楼梦》
官方红学家们为了维护他们认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红楼梦》只能成书于乾隆时期。他们没想到刊刻于雍正时期的《何必西厢》记载有《红楼梦》。于是，他们就说《何必西厢》是伪书。不料，按下葫芦浮起瓢，他们否定了《何必西厢》，却又冒出了《梅花梦》。雍正时期刊刻的《梅花梦》同样记载有《红楼梦》。目前这部珍贵的《梅花梦》很好的保存着。这是投向负隅顽抗的官方红学的一枚核弹。多说无益，上图。
《梅花梦》封面：
《梅花梦》涉及的《红楼梦》内容：
红学会一干红学家们，你们还抱着当年胡适的胡说不思进取吗？
《梅花梦》封面：
《梅花梦》涉及的《红楼梦》内容：
红学会一干红学家们，你们还抱着当年胡适的胡说不思进取吗？
由于胡适对红楼梦的错误观点，后来又被伟人一锤定音，从而成为官方观点，导致红楼梦的重要思想内涵被淹没。专家们整天在曹家考证。红迷们整天谈论的是喜欢哪个人物、不喜欢哪个人物。就这样，一部血泪书成了风花雪月的小资鸡汤。
甲戌本凡例
《红楼梦》旨意：是书题名极多，《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風月宝鉴》，是戒妄动風月之情。又曰《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此三名则书中曾已点睛矣。如宝玉做梦，梦中有曲名曰《红楼梦十二支》，此则《红楼梦》之点睛。又如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錾“風月宝鉴”四字，此则《風月宝鉴》之点睛。又如道人亲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此则《石头记》之点睛处。然此书又名曰《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细搜检去，上中下女子岂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个，则又未尝指明白系某某，及至“红楼梦”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钗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
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
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故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则简，不得谓其不均也。
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谓其不备。
《红楼梦》旨意：是书题名极多，《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風月宝鉴》，是戒妄动風月之情。又曰《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此三名则书中曾已点睛矣。如宝玉做梦，梦中有曲名曰《红楼梦十二支》，此则《红楼梦》之点睛。又如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錾“風月宝鉴”四字，此则《風月宝鉴》之点睛。又如道人亲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此则《石头记》之点睛处。然此书又名曰《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细搜检去，上中下女子岂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个，则又未尝指明白系某某，及至“红楼梦”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钗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
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
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故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则简，不得谓其不均也。
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谓其不备。
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風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我们看看晚年的胡适对红楼梦的评价：
胡适在晚年，与学界的交流和偶然的报告中，只要涉及《红楼梦》，都是报以鄙视的态度，同高阳、苏雪林等人的书信交往，就可以看到他全部的心态和观点。
在《与高阳书》中，称自己写了“几万字的考证，差不多没有依据赞颂《红楼梦》文学价值的话”，并解释就算大陆文斗对其思想批判，“也会指出我只说了一句：‘《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 这里胡适其实是强调了，其实就是青年时代创建“新红学”，或者也只是对抗老红学的索隐，自始至终“没有一句从文学观点赞美《红楼梦》的话”。 在《红楼梦》文学价值上，他略做对比： “在那一个浅陋而人人自命风流才士的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与文学技术当然都不会高明到那儿去。”“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韩子云），也比不上《老残游记》” 至于他九牛二虎之力考证出的那个子虚乌有的曹雪芹，在他心中也而不是大神：“曹雪芹是个天才而没有机会得着休养训练的文人——他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往来朋友、中国文学背景等等，都没有能够给他一个可以得着文学休养训练的机会，更没有能够给他一点思考或发展思想的机会。（前面讥评的‘破落户的旧王孙’的诗，正是曹雪芹的社会背景与文学背景）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 在《答苏雪林书》中，也大抵一样的思想和态度，对《红楼梦》、对曹雪芹，已经不再是开创红学时代那样趋之若鹜了。
胡适在晚年，与学界的交流和偶然的报告中，只要涉及《红楼梦》，都是报以鄙视的态度，同高阳、苏雪林等人的书信交往，就可以看到他全部的心态和观点。
在《与高阳书》中，称自己写了“几万字的考证，差不多没有依据赞颂《红楼梦》文学价值的话”，并解释就算大陆文斗对其思想批判，“也会指出我只说了一句：‘《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 这里胡适其实是强调了，其实就是青年时代创建“新红学”，或者也只是对抗老红学的索隐，自始至终“没有一句从文学观点赞美《红楼梦》的话”。 在《红楼梦》文学价值上，他略做对比： “在那一个浅陋而人人自命风流才士的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与文学技术当然都不会高明到那儿去。”“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韩子云），也比不上《老残游记》” 至于他九牛二虎之力考证出的那个子虚乌有的曹雪芹，在他心中也而不是大神：“曹雪芹是个天才而没有机会得着休养训练的文人——他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往来朋友、中国文学背景等等，都没有能够给他一个可以得着文学休养训练的机会，更没有能够给他一点思考或发展思想的机会。（前面讥评的‘破落户的旧王孙’的诗，正是曹雪芹的社会背景与文学背景）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 在《答苏雪林书》中，也大抵一样的思想和态度，对《红楼梦》、对曹雪芹，已经不再是开创红学时代那样趋之若鹜了。
那么胡适的红楼梦观点怎么在大陆成为一言堂的呢？冯其庸、蔡义江等官方红学家们都说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战胜了老红学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他们绝口不提是在上个世纪那个特殊的年代，某人的一次讲话定的调。从此红楼梦在官方再也没有真正的学术。
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说：《红楼梦》我至少读过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他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个(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说：《红楼梦》我至少读过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他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个(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不过，官方红学的一些有志之士也开始反思。他们意识到了沿着胡适的道路走下去已经陷入泥淖。
2016年10月29日上午，召开于北京朝阳区惠新里“湘西往事”酒店的座谈会，主要围绕两个议题展开讨论：1、红学研究的方法和基本态度；2、红学研究的瓶颈与突破。会议由高淮生教授主持，参加研讨的学者分别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张庆善研究员、胡文彬研究员、孙伟科研究员、张云编审、胡晴副编审，北京语言大学段江丽教授，首都师范大学詹颂副教授，天津师范大学赵建忠教授，河北邢台学院乔福锦教授等，青年学人顾斌作为会议联系人参加了座谈会研讨。高淮生教授发表了主持人感言：近年来，我们积极地策划并主办关于“红学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主要目的在于营造一个认真反思“红学究竟往何处去？”的学术环境和氛围。2015年春天的徐州会议和2016年春天的郑州会议，两次会议都是围绕着回顾红学前一个百年和谋划红学下一个百年这一主要议题展开研讨。可见，我们的视野涉及到二百年的时间跨度。可以说，至少近5年内的思考应该都是围绕下一个百年的发展来展开的，今天的座谈会也不例外，以回顾为起点、为基础，集中讨论研究方法与态度、研究路径与突破等方面的问题。这一次的座谈会，可以看作明年会议的预热，按照我们的规划，明年会议的议题是红学学科建设，同样是谋划红学发展的未来。
段江丽教授：红学的未来如何发展恐怕难以预设，目前要考虑的主要还是如何做好“当下”，做好承上启下的工作。说到“当下”研究，在总结与反思方面，我谈三点不成熟的意见。一是概念的梳理与辨析问题。一些基本概念需要做考镜源流的梳理、辨析工作，像曹学、红学这样的基本概念，既要对其产生的语境及基本内涵做还原性的考察与分析，又要充分认识到它们在具体使用过程中的发展演变情况以及着眼点等问题。比如说，应必诚先生曾提出应区分红学意义上的曹学研究与史学意义上的曹学研究，这一观点就很有启发意义。再比如，曹学与红学谁包含谁的问题，着眼点不同结论也就可以不同，着眼于作者曹雪芹研究的话，可以说曹学包含了红学；反之，如果着眼于《红楼梦》研究的话，则红学包含了曹学。二是研究方法问题。红学研究方法无外乎评点、索隐、考证、文学批评等几种。众所周知，自胡适以来索隐派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不过，正如一些学者所提出来的，像蔡元培、潘重规这样的国学大师，坚持以索隐的方法解读《红楼梦》，这一现象本身就很值得思考和探讨。事实上，每种方法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优长，也有需要警惕的陷阱。因此，不同方法之间应该彼此融通、包容、借鉴，取长补短，不应该互相排斥和否定。我的导师周先慎先生经常说，不一定做考证研究，但是，一定要懂考证的方法，并且了解相关的考证成果，这样才能更准确地解读文本。三是代表性个案或者专题研究述评问题。学术研究不可能也没必要每个人都“从头说”，而是需要在了解研究现状之后“接着说”或者“对着说”，因此，各类学术史、研究述评等都是后续研究的重要基础。红学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红学史、红学研究“述评”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在“全面”“系统”总结不容易做到的情况下，或许可以采取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的方法，不同学者可以就一些典型的个案或者专题做梳理、总结，个案、专题研究再整合起来，自然就会推进、提高红学的整体研究。一些红学史上的“公案”，如果既有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已经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就应该达成共识，被学术共同体接受。比如说，关于裕瑞《枣窗闲笔》的真伪问题，一直众说纷纭，青年学者高树伟《裕瑞〈枣窗闲笔〉新考》一文根据新发现的重要史料，摆事实讲道理，富有说服力地论证了《枣窗闲笔》确为裕瑞的亲笔手稿本，断非后人所伪托。至此，这一“公案”应该已经解决，没必要再做无谓的纠缠。还要强调的一点是，“述评”要有“述”有“评”，即既要有丰富、全面的“史料”，还要有客观、准确的“史识”。这方面高淮生先生的红学“学案”研究值得参考。总之，我们应该在总结、反思、借鉴的基础上，做好“当下”，为“未来”打基础。
詹颂副教授：我也就如何看待红学史上的索隐派谈一点看法。提到索隐派，我们立即想到蔡胡之争，想到胡适先生对索隐派的“猜笨谜”“笨猜谜”之讥。这大约也是新红学大行于世之后学界对索隐派的普遍看法。但是在读了潘重规先生的红学著作之后，我开始重新思考胡先生的这个评价。潘先生被学者们称为新索隐派，他的索隐指向作品本事与主旨等多方面。他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明遗民，主旨是反清复明，他从《红楼梦》中找到了隐藏的明清易代史。潘先生是黄侃、王伯沆先生的高弟，一位在经学、小学、敦煌学等多个领域有杰出成就的学者，为什么解读《红楼梦》也走了索隐的路子？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文本因素。《红楼梦》作者自称此书“实录其事”，但“将真事隐去”，这岂非明示读者去探寻隐藏的真事？而《红楼梦》丰厚的内涵也足以激发读者的索隐兴趣。自《红楼梦》问世之日起，索隐即如影随形，这大概是一个重要原因。潘先生认为胡适先生的“自叙传说”其实也是一种猜谜，并非毫无道理。第二，学术传统。本事索隐在中国历史与文学研究中源远流长，潘先生的索隐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他的索隐建立在大量史料比对的基础上，并不是随意的比附。他还专门探讨了中国文学与文字中隐藏艺术的传统，为索隐找到了充分的理据。他是自觉的索隐派理论奠基者，虽然他对研究者将其归入索隐派并不接受。第三，家国巨变与个人遭际。大陆易帜，潘先生流寓台岛，此时解红，抉幽发微，寄托遥深。此外，索隐也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有关。索隐往往比其他类型的《红楼梦》研究更容易受到读者的关注，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索隐派在以新红学为正统的红学史书写体系中基本上是一个干瘪的反面标签式的存在，这无助于人们了解这一重要派别产生的根源以及它的流变、特点与影响。如果研究者不囿于成见，对蔡元培、潘重规先生这样的一代大家做深入的个案研究，对这一派别做多方面、多角度的考察与分析，红学史的书写将更为公允、厚重。
2016年10月29日上午，召开于北京朝阳区惠新里“湘西往事”酒店的座谈会，主要围绕两个议题展开讨论：1、红学研究的方法和基本态度；2、红学研究的瓶颈与突破。会议由高淮生教授主持，参加研讨的学者分别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张庆善研究员、胡文彬研究员、孙伟科研究员、张云编审、胡晴副编审，北京语言大学段江丽教授，首都师范大学詹颂副教授，天津师范大学赵建忠教授，河北邢台学院乔福锦教授等，青年学人顾斌作为会议联系人参加了座谈会研讨。高淮生教授发表了主持人感言：近年来，我们积极地策划并主办关于“红学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主要目的在于营造一个认真反思“红学究竟往何处去？”的学术环境和氛围。2015年春天的徐州会议和2016年春天的郑州会议，两次会议都是围绕着回顾红学前一个百年和谋划红学下一个百年这一主要议题展开研讨。可见，我们的视野涉及到二百年的时间跨度。可以说，至少近5年内的思考应该都是围绕下一个百年的发展来展开的，今天的座谈会也不例外，以回顾为起点、为基础，集中讨论研究方法与态度、研究路径与突破等方面的问题。这一次的座谈会，可以看作明年会议的预热，按照我们的规划，明年会议的议题是红学学科建设，同样是谋划红学发展的未来。
段江丽教授：红学的未来如何发展恐怕难以预设，目前要考虑的主要还是如何做好“当下”，做好承上启下的工作。说到“当下”研究，在总结与反思方面，我谈三点不成熟的意见。一是概念的梳理与辨析问题。一些基本概念需要做考镜源流的梳理、辨析工作，像曹学、红学这样的基本概念，既要对其产生的语境及基本内涵做还原性的考察与分析，又要充分认识到它们在具体使用过程中的发展演变情况以及着眼点等问题。比如说，应必诚先生曾提出应区分红学意义上的曹学研究与史学意义上的曹学研究，这一观点就很有启发意义。再比如，曹学与红学谁包含谁的问题，着眼点不同结论也就可以不同，着眼于作者曹雪芹研究的话，可以说曹学包含了红学；反之，如果着眼于《红楼梦》研究的话，则红学包含了曹学。二是研究方法问题。红学研究方法无外乎评点、索隐、考证、文学批评等几种。众所周知，自胡适以来索隐派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不过，正如一些学者所提出来的，像蔡元培、潘重规这样的国学大师，坚持以索隐的方法解读《红楼梦》，这一现象本身就很值得思考和探讨。事实上，每种方法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优长，也有需要警惕的陷阱。因此，不同方法之间应该彼此融通、包容、借鉴，取长补短，不应该互相排斥和否定。我的导师周先慎先生经常说，不一定做考证研究，但是，一定要懂考证的方法，并且了解相关的考证成果，这样才能更准确地解读文本。三是代表性个案或者专题研究述评问题。学术研究不可能也没必要每个人都“从头说”，而是需要在了解研究现状之后“接着说”或者“对着说”，因此，各类学术史、研究述评等都是后续研究的重要基础。红学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红学史、红学研究“述评”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在“全面”“系统”总结不容易做到的情况下，或许可以采取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的方法，不同学者可以就一些典型的个案或者专题做梳理、总结，个案、专题研究再整合起来，自然就会推进、提高红学的整体研究。一些红学史上的“公案”，如果既有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已经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就应该达成共识，被学术共同体接受。比如说，关于裕瑞《枣窗闲笔》的真伪问题，一直众说纷纭，青年学者高树伟《裕瑞〈枣窗闲笔〉新考》一文根据新发现的重要史料，摆事实讲道理，富有说服力地论证了《枣窗闲笔》确为裕瑞的亲笔手稿本，断非后人所伪托。至此，这一“公案”应该已经解决，没必要再做无谓的纠缠。还要强调的一点是，“述评”要有“述”有“评”，即既要有丰富、全面的“史料”，还要有客观、准确的“史识”。这方面高淮生先生的红学“学案”研究值得参考。总之，我们应该在总结、反思、借鉴的基础上，做好“当下”，为“未来”打基础。
詹颂副教授：我也就如何看待红学史上的索隐派谈一点看法。提到索隐派，我们立即想到蔡胡之争，想到胡适先生对索隐派的“猜笨谜”“笨猜谜”之讥。这大约也是新红学大行于世之后学界对索隐派的普遍看法。但是在读了潘重规先生的红学著作之后，我开始重新思考胡先生的这个评价。潘先生被学者们称为新索隐派，他的索隐指向作品本事与主旨等多方面。他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明遗民，主旨是反清复明，他从《红楼梦》中找到了隐藏的明清易代史。潘先生是黄侃、王伯沆先生的高弟，一位在经学、小学、敦煌学等多个领域有杰出成就的学者，为什么解读《红楼梦》也走了索隐的路子？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文本因素。《红楼梦》作者自称此书“实录其事”，但“将真事隐去”，这岂非明示读者去探寻隐藏的真事？而《红楼梦》丰厚的内涵也足以激发读者的索隐兴趣。自《红楼梦》问世之日起，索隐即如影随形，这大概是一个重要原因。潘先生认为胡适先生的“自叙传说”其实也是一种猜谜，并非毫无道理。第二，学术传统。本事索隐在中国历史与文学研究中源远流长，潘先生的索隐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他的索隐建立在大量史料比对的基础上，并不是随意的比附。他还专门探讨了中国文学与文字中隐藏艺术的传统，为索隐找到了充分的理据。他是自觉的索隐派理论奠基者，虽然他对研究者将其归入索隐派并不接受。第三，家国巨变与个人遭际。大陆易帜，潘先生流寓台岛，此时解红，抉幽发微，寄托遥深。此外，索隐也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有关。索隐往往比其他类型的《红楼梦》研究更容易受到读者的关注，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索隐派在以新红学为正统的红学史书写体系中基本上是一个干瘪的反面标签式的存在，这无助于人们了解这一重要派别产生的根源以及它的流变、特点与影响。如果研究者不囿于成见，对蔡元培、潘重规先生这样的一代大家做深入的个案研究，对这一派别做多方面、多角度的考察与分析，红学史的书写将更为公允、厚重。
甲戌本凡例
《红楼梦》旨义：是书题名极多，一曰《红楼梦》【吴铭恩注：此处原被撕去一角，缺五字。胡适补书“多”“红楼” 三字，吴恩裕另校补“一曰”两字。除“红楼”二字无争议外，前三字所补是否恰当，有不同意见。】，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風月宝鉴》，是戒妄动風月之情；又曰《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此三名皆书中曾已点睛矣。如宝玉做梦，梦中有曲，名曰《红楼梦十二支》，此则《红楼梦》之点睛。又如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錾“風月宝鉴”四字，此则《風月宝鉴》之点睛。又如道人亲眼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此则《石头记》之点睛处。然此书又名曰《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细搜检去，上中下女子岂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个，则又未尝指明白系某某，及至“红楼梦”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钗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
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
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故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则简，不得谓其不均也。
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谓其不备。
此书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但书中所记何事，又因何而撰是书哉？自云：今風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推了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堂堂之须眉，诚不若彼一干裙钗？实愧则有馀、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也。当此时，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虽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風晨月夕，阶柳庭花，亦未有伤于我之襟怀笔墨者。何为不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以悦人之耳目哉？故曰“[贾雨村]風尘怀闺秀”，乃是第一回题纲正义也。开卷即云“風尘怀闺秀”，则知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阅者切记之。
诗曰：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吴雪松注：庚寅本作“近荒唐”】
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吴铭恩注：此凡例五条及题诗仅见于甲戌本卷首，退二格抄写。其他各本均无凡例，且均截取第五条“此开卷第一回也”并入第一回作为正文开始。】
《红楼梦》旨义：是书题名极多，一曰《红楼梦》【吴铭恩注：此处原被撕去一角，缺五字。胡适补书“多”“红楼” 三字，吴恩裕另校补“一曰”两字。除“红楼”二字无争议外，前三字所补是否恰当，有不同意见。】，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風月宝鉴》，是戒妄动風月之情；又曰《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此三名皆书中曾已点睛矣。如宝玉做梦，梦中有曲，名曰《红楼梦十二支》，此则《红楼梦》之点睛。又如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錾“風月宝鉴”四字，此则《風月宝鉴》之点睛。又如道人亲眼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此则《石头记》之点睛处。然此书又名曰《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细搜检去，上中下女子岂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个，则又未尝指明白系某某，及至“红楼梦”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钗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
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
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故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则简，不得谓其不均也。
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谓其不备。
此书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但书中所记何事，又因何而撰是书哉？自云：今風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推了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堂堂之须眉，诚不若彼一干裙钗？实愧则有馀、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也。当此时，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虽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風晨月夕，阶柳庭花，亦未有伤于我之襟怀笔墨者。何为不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以悦人之耳目哉？故曰“[贾雨村]風尘怀闺秀”，乃是第一回题纲正义也。开卷即云“風尘怀闺秀”，则知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阅者切记之。
诗曰：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吴雪松注：庚寅本作“近荒唐”】
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吴铭恩注：此凡例五条及题诗仅见于甲戌本卷首，退二格抄写。其他各本均无凡例，且均截取第五条“此开卷第一回也”并入第一回作为正文开始。】
周汝昌在其著作《红楼十二层》中，从文化、本旨、女儿、灵秀、审美、自况、脂砚、探佚、真本、索引、解疑、答问等十二个方面探寻了《红楼梦》的种种悬案。周汝昌的“红楼十二层”不是对《红楼梦》的认知层级。吴氏红学骨干，李煦的后人别号“史鼎”者，给认知《红楼梦》划分十二个层级，但是他不透露这十二个层级都是什么。我认为可以这样划分，第一层级：只看到了表面故事是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史，公子红妆们的感情纠葛等；第二层级：对各种人物人性的分析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第三层级：发现书有正反两面，其反面“真事隐”是对某些历史事件的隐藏，并且索隐出了一些历史事件，认识到这是一部历史血泪书；第四层级：找到了一些主要人物的历史原型和对历史人物的多重影射；第五层级：认识到本书很多特殊的写作手法，其意象写作手法有特定的历史事件、势力、人物、物品的指向；第六层级：认识到本书以家喻国的写作手法，贾家是国家的缩影，并且上升到国家社会层面正确定位本书时代背景、基本思想。第七至第十二层级对这部书的思想主旨认识逐步提高，最终彻底揭开全部人物设计的目的和思想内涵。
（1）“妙！设言世人以应如此法看此《红楼梦》一书，更不必追究其隐寓。”（甲戌本第五回眉批）
（2）“一部《红楼梦》，淫邪之处恰在焦大口中揭明。”（甲戌本第七回眉批）
（3）“有客题《红楼梦》一样，失其姓氏，唯见其诗意骇警，故录于斯：
‘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
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
是幻是真空历遍，闲风闲月枉吟哦。
情机转得晴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
凡是书题者，不可（不以）此为绝调。诗句警拔，且深知拟书底里。惜乎失石[名]矣。“（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回前总评）
（4）“问的却极是，但未必心应。若能如此，将来泪尽夭亡，已化乌有，世间亦无此一部《红楼梦》矣。”（《庚辰本第二十二回夹批》）
（5）“《红楼梦》写梦，章法总不雷同，此梦更写得新奇，不见后文，不知是梦。”（庚辰本第二十四会会后总评）
（6）“一部大书，起是梦，宝玉情是梦，贾瑞淫是梦，秦之家计长策又是梦，今作诗也是梦，已并风月鉴已从梦中所有，故《红缕[楼]梦》也。余今批评，亦在梦中。特为梦中之人特作此一大梦也。脂砚斋。”（庚辰本第四十八回双夹批）
（7）“反说可笑，妙甚！若必以此梦为凶兆。则思反[返]落套，非《红楼》之梦矣。”（庚辰本第七十二回双夹批）
（8）“《红楼梦》第三十回终。”（己卯本第三十四回回末）
（2）“一部《红楼梦》，淫邪之处恰在焦大口中揭明。”（甲戌本第七回眉批）
（3）“有客题《红楼梦》一样，失其姓氏，唯见其诗意骇警，故录于斯：
‘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
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
是幻是真空历遍，闲风闲月枉吟哦。
情机转得晴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
凡是书题者，不可（不以）此为绝调。诗句警拔，且深知拟书底里。惜乎失石[名]矣。“（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回前总评）
（4）“问的却极是，但未必心应。若能如此，将来泪尽夭亡，已化乌有，世间亦无此一部《红楼梦》矣。”（《庚辰本第二十二回夹批》）
（5）“《红楼梦》写梦，章法总不雷同，此梦更写得新奇，不见后文，不知是梦。”（庚辰本第二十四会会后总评）
（6）“一部大书，起是梦，宝玉情是梦，贾瑞淫是梦，秦之家计长策又是梦，今作诗也是梦，已并风月鉴已从梦中所有，故《红缕[楼]梦》也。余今批评，亦在梦中。特为梦中之人特作此一大梦也。脂砚斋。”（庚辰本第四十八回双夹批）
（7）“反说可笑，妙甚！若必以此梦为凶兆。则思反[返]落套，非《红楼》之梦矣。”（庚辰本第七十二回双夹批）
（8）“《红楼梦》第三十回终。”（己卯本第三十四回回末）
文学时代的划分，与历史朝代的划分，是不完全一致的。晚明文化气脉不等同于晚明历史时代，清朝初期的顺治年间和康熙早中期，也应是晚明文化气脉的延续时期，与《三言两拍》等晚明文学作品应属于同一文学时代。这一文学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极度女性化”，具有浓郁的脂粉气，崇拜并歌颂女性，宣扬“意淫”观念和纵欲思想，宣扬对金粉浮华生活的病态依恋，反对理学和道学，对现实生活有着无尽哀怨，但又缺乏对阳刚清新社会的希冀和策划。这是一个对历史和现实无尽哀怨和病态依恋矛盾共存的时代。只有这一时代，才能需要并催生《红楼梦》。
所谓晚明文化气脉，大约是从明代中期的成化年间发端的，历经弘治、嘉靖等朝，在晚明和清朝初年形成的一种文化高潮。从文学角度看，是从《牡丹亭》和《金瓶梅》发端的，中间经历了风流才子唐伯虎、“情僧”冯梦龙以及凌蒙初、李笠翁、袁于令、李玉、万树等明末清初作家群的推波助澜，至康熙中期的蒲松龄、洪昇、孔尚任而达到空前高潮。随后，进入康熙晚期特别是雍正时代，由于朝廷文化高压政策的威胁，以及自然规律造成的晚明作家群辞世，晚明文化气脉便戛然而止了。从时间上看，晚明文化气脉前后延续了大约一百五十年左右，统治中国文坛长达一个半世纪。
晚明文化气脉虽然是一股气脉的延续，但在明清两朝的表现却又有很大的区别。虽然都具有对现实生活的无尽哀怨和病态依恋，但哀怨和依恋的对象及内容却不尽相同。晚明文人哀怨的主要内容是社会风气的颓废和朝政的江河日下，而到了清初，则由于改朝换代、异族统治的原因，主要转为对“国殇家难”的哀怨，甚至转为民族主义情绪的金钟大吕之声。我们看清初的《聊斋志异》、《长生殿》、《桃花扇》等代表作品，都不难发现，除了仍然具有对晚明畸形繁华生活的怀恋，并为之披上“极度女性化”的“意淫”躯壳外，又深深地浸透了对外敌入侵和战乱的痛恨以及对异族侵略者的鞭笞。虽然这种鞭笞是文化视角的，软弱的，模糊的，躲躲闪闪的，但却是自觉的和能动的。在这一点上，《红楼梦》与《聊斋志异》、《长生殿》、《桃花扇》是一脉相承的。《红楼梦》中和《聊斋志异》中的林四娘，都是根据同一传说，在同一时代由两个作家分别记录的，表达的是当时具有遗民思想的封建知识分子共同心声。
《红楼梦》是一部怀旧的作品，通篇充满对家族和社会昔日辉煌的怀恋。这种怀恋感情在清初具有遗民思想的文人中是普遍的、群体性的行为，特别是在江南世族出身的文人中间，怀恋之情尤为浓烈，这在当时著名文人朱彝尊、吴梅村、张岱、钱谦益等人的著作中反映的至为明显，其中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著作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著作中把晚明的生活情调、山水情趣、园林情思，通过“梦忆”的形式，以优美哀伤的文笔，刻画的淋漓尽致。倘若把这种怀恋之情放在乾隆中叶的文人身上，则是莫名其妙的，因为他们身处乾隆盛世，不可能去怀恋晚明，也不可能怀恋清初那段动荡痛苦的社会，就像今天的文人不可能去怀恋清末民初那些八旗子弟的生活一样。
现代人一提到晚明，往往认为那是一个极其糟糕的黑暗时代，似乎一切都烂透了，遍地饥民，遍地烽烟，大厦将倾，国将不国，一无是处。这是现代文史学家的看法，清朝初期的遗民阶层却不是这么看的。其实，即使按现代的历史观，对晚明这段历史也有必要重新研究一下。晚明时代由于“流寇”和“建州女真”的军事破坏，西北、华北一带确实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但在并未受到兵剺摧残的江南，直到乙酉清军下江南之前，却依然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明末那些大文人多数出身江南世家，他们对晚明的怀恋，实际上是对当时江南世族生活的怀恋。
晚明社会呈现着一种奇特的亢奋的状态，这种亢奋似乎并不是政治黑暗的表现，而是一种类似回光返照般的末世疯狂景观。事实上，经历万历朝前期的整治，张居正的改革，正统以来的土地兼并，世族社会的强化，政治矛盾转向上层，朝廷分权体制的建立，市民物质生活及思想文化空间的扩大等等，似乎就在王朝覆亡前的几十年时间里接踵而至。明帝国的元气似乎正在恢复到他最强盛的时代，这绝不是代表着一种灭亡，恰恰相反，代表的应该是一种新生景象。
晚明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如吕晚村所说的“君臣以义合，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的政治局面，后来的黄宗羲说的更加直白，“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这种政治态势相对削弱了封建皇帝的“专制”地位，促进了分权体制的产生。经济上，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客观上也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据当时的外国传教士记载：“仅在常州城及附属广大地区，就有万台织布机。”宋应星在他的书里记载了他所看见的火器，西班牙人对此的评论是，“中国人使用着与我们同样的武器。他们的大炮十分精良，炮筒比我们铸造的更精致，更坚固。”
晚明的中国，从思想政治领域看，随着心学对理学的反动，社会开放风气的蔓延，终于突破了道学的束缚，产生了王艮、李贽、何心隐等异端，最终发展到“情教”成为全社会最流行的思想，就连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卖油郎”都想“独占花魁”，更何况风流倜傥的士大夫阶层。从社会生活领域看，服饰的讲究，宴会的排场，器物之玩赏，市井之繁华，亡国之音，不经之艺，淫巧之术，都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愈演愈烈。从文学娱乐领域看，这是一个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文艺复兴”时期，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精华泰半以上产生于这一时期，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以及古典戏曲的巅峰作品，均产生于这一时期。文学艺术之所以能得到空前繁荣，很大程度得益于从朝廷到民间对各种文化思潮的包容，表现异端思想、色情生活的书刊，其版刻和发行基本不受任何限制。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晚明几乎是创作和销售最自由、创作数量和销量最大的时期。
晚明的中国，似乎一切都从陈腐中开始展露自由奔放的新气象，这种自由奔放不限阶层，不分地域，几乎席卷了整个社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之后又一次百家争鸣时期。可惜的是这种气象在甲申年戛然而止了，使我们再也看不到他应有的结局。
所谓晚明文化气脉，大约是从明代中期的成化年间发端的，历经弘治、嘉靖等朝，在晚明和清朝初年形成的一种文化高潮。从文学角度看，是从《牡丹亭》和《金瓶梅》发端的，中间经历了风流才子唐伯虎、“情僧”冯梦龙以及凌蒙初、李笠翁、袁于令、李玉、万树等明末清初作家群的推波助澜，至康熙中期的蒲松龄、洪昇、孔尚任而达到空前高潮。随后，进入康熙晚期特别是雍正时代，由于朝廷文化高压政策的威胁，以及自然规律造成的晚明作家群辞世，晚明文化气脉便戛然而止了。从时间上看，晚明文化气脉前后延续了大约一百五十年左右，统治中国文坛长达一个半世纪。
晚明文化气脉虽然是一股气脉的延续，但在明清两朝的表现却又有很大的区别。虽然都具有对现实生活的无尽哀怨和病态依恋，但哀怨和依恋的对象及内容却不尽相同。晚明文人哀怨的主要内容是社会风气的颓废和朝政的江河日下，而到了清初，则由于改朝换代、异族统治的原因，主要转为对“国殇家难”的哀怨，甚至转为民族主义情绪的金钟大吕之声。我们看清初的《聊斋志异》、《长生殿》、《桃花扇》等代表作品，都不难发现，除了仍然具有对晚明畸形繁华生活的怀恋，并为之披上“极度女性化”的“意淫”躯壳外，又深深地浸透了对外敌入侵和战乱的痛恨以及对异族侵略者的鞭笞。虽然这种鞭笞是文化视角的，软弱的，模糊的，躲躲闪闪的，但却是自觉的和能动的。在这一点上，《红楼梦》与《聊斋志异》、《长生殿》、《桃花扇》是一脉相承的。《红楼梦》中和《聊斋志异》中的林四娘，都是根据同一传说，在同一时代由两个作家分别记录的，表达的是当时具有遗民思想的封建知识分子共同心声。
《红楼梦》是一部怀旧的作品，通篇充满对家族和社会昔日辉煌的怀恋。这种怀恋感情在清初具有遗民思想的文人中是普遍的、群体性的行为，特别是在江南世族出身的文人中间，怀恋之情尤为浓烈，这在当时著名文人朱彝尊、吴梅村、张岱、钱谦益等人的著作中反映的至为明显，其中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著作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著作中把晚明的生活情调、山水情趣、园林情思，通过“梦忆”的形式，以优美哀伤的文笔，刻画的淋漓尽致。倘若把这种怀恋之情放在乾隆中叶的文人身上，则是莫名其妙的，因为他们身处乾隆盛世，不可能去怀恋晚明，也不可能怀恋清初那段动荡痛苦的社会，就像今天的文人不可能去怀恋清末民初那些八旗子弟的生活一样。
现代人一提到晚明，往往认为那是一个极其糟糕的黑暗时代，似乎一切都烂透了，遍地饥民，遍地烽烟，大厦将倾，国将不国，一无是处。这是现代文史学家的看法，清朝初期的遗民阶层却不是这么看的。其实，即使按现代的历史观，对晚明这段历史也有必要重新研究一下。晚明时代由于“流寇”和“建州女真”的军事破坏，西北、华北一带确实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但在并未受到兵剺摧残的江南，直到乙酉清军下江南之前，却依然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明末那些大文人多数出身江南世家，他们对晚明的怀恋，实际上是对当时江南世族生活的怀恋。
晚明社会呈现着一种奇特的亢奋的状态，这种亢奋似乎并不是政治黑暗的表现，而是一种类似回光返照般的末世疯狂景观。事实上，经历万历朝前期的整治，张居正的改革，正统以来的土地兼并，世族社会的强化，政治矛盾转向上层，朝廷分权体制的建立，市民物质生活及思想文化空间的扩大等等，似乎就在王朝覆亡前的几十年时间里接踵而至。明帝国的元气似乎正在恢复到他最强盛的时代，这绝不是代表着一种灭亡，恰恰相反，代表的应该是一种新生景象。
晚明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如吕晚村所说的“君臣以义合，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的政治局面，后来的黄宗羲说的更加直白，“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这种政治态势相对削弱了封建皇帝的“专制”地位，促进了分权体制的产生。经济上，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客观上也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据当时的外国传教士记载：“仅在常州城及附属广大地区，就有万台织布机。”宋应星在他的书里记载了他所看见的火器，西班牙人对此的评论是，“中国人使用着与我们同样的武器。他们的大炮十分精良，炮筒比我们铸造的更精致，更坚固。”
晚明的中国，从思想政治领域看，随着心学对理学的反动，社会开放风气的蔓延，终于突破了道学的束缚，产生了王艮、李贽、何心隐等异端，最终发展到“情教”成为全社会最流行的思想，就连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卖油郎”都想“独占花魁”，更何况风流倜傥的士大夫阶层。从社会生活领域看，服饰的讲究，宴会的排场，器物之玩赏，市井之繁华，亡国之音，不经之艺，淫巧之术，都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愈演愈烈。从文学娱乐领域看，这是一个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文艺复兴”时期，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精华泰半以上产生于这一时期，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以及古典戏曲的巅峰作品，均产生于这一时期。文学艺术之所以能得到空前繁荣，很大程度得益于从朝廷到民间对各种文化思潮的包容，表现异端思想、色情生活的书刊，其版刻和发行基本不受任何限制。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晚明几乎是创作和销售最自由、创作数量和销量最大的时期。
晚明的中国，似乎一切都从陈腐中开始展露自由奔放的新气象，这种自由奔放不限阶层，不分地域，几乎席卷了整个社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之后又一次百家争鸣时期。可惜的是这种气象在甲申年戛然而止了，使我们再也看不到他应有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