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现下流行的小说还是电视剧，饰演雍正帝即广大世宗粉口中“四爷”的演员手上都会拿着一串佛珠，那么历史上的世宗对礼佛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态度，以下仅以整理的一些资料来证明一下。


雍正对于佛教尤其是禅宗,兴趣多多也意见多多。他十分感慨自己生于末法时代:"朕意禅宗莫盛于今日,亦莫衰于今日。直省刹寺棋布,开堂秉拂者不可胜计,固莫盛于今日也。然天下宗徒,不特透得向上一关者罕有其人,即能破本参、具正知见者亦不多得。宗风如此,实莫衰于今日也。"'他的这些评论并非空穴来风,应该承认在当时是有相当的现实意义的。出于对现状的不满,雍正决心自己来充当力挽狂澜的救世主,他"挺身而出"破"邪魔"、扶"正道"、编语录、修经藏,侃侃而谈,大展身手,却最终使禅宗自此一蹴不振。如此结果甚为可叹,亦当为后来者鉴。

有清一代,没有帝王实行排佛或佞佛的政策,并且出于巩固边疆的目的对于藏传佛教给予相当的重视。入关未几,世祖顺治便册封了五世达赖,后至乾隆时,皇帝又赐予西藏及雍和宫各一个金奔巴瓶,并完善了活佛转世系统,"金瓶掣签"的制度沿用至今,可知清代帝王对藏传佛教的重视及其影响之大。


除了藏传佛教,在广大的汉族地区,佛教的代表自然要属禅宗与净土宗。由于净土宗主张一心念佛的修行法门,因而在思想方面即佛教所谓"慧"的问题上,则还是依赖禅宗。禅宗自六祖曹溪大师以降,子孙相继,自唐末五代分而为五宗,所谓"一花五叶",即临济、沩仰、曹洞、云门、法眼五家。而至明末,实际仅存临济、曹洞两宗维系禅宗命脉,其余三宗均已不闻,而临济、曹洞两宗也几乎是临济一宗独大的局面。明末清初,临济宗中以密云圆悟(1566—1642)与天隐圆修(?一 1635)两禅师门下最盛,前者称"天童系",后者称"磐山系"。圆悟、圆修本为师兄弟,同出幻有正传(1549—1614)门下,另有师弟雪峤圆信(1546—1647)身后颇为顺治帝所推崇,但未有法嗣。圆悟弟子中重要人物有汉月法藏(1573—1635)、破山海明(1597—1666)、木陈道态(1596—1647)等;圆修弟子中最著名者是玉林通诱(1614—1675),另有箬庵通问(1604—1655)、松际通授(1593—1642)等。清帝中,有心于禅宗者唯世祖顺治与世宗雍正祖孙二人。顺治虽册封五世达赖,却完全出于政治的考量,而其所学者实为汉地所流行的禅宗,他参礼的玉林通诱、茆溪行森(1614—1677)师徒及木陈道态皆为临济禅僧,由此可知顺治学佛实际上宗于临济。通诱、道态更被封为国师,通诱到雍正年间还被雍正所认可,其言行被编入雍正亲辑的《御选语录》一书。与临济宗相比,曹洞宗与清皇室没有太多的纠葛,相对的也不如临济宗兴盛,曹洞门下重要者多为无明慧经(1548—1618)及其师侄湛然圆澄(1561—1626)的法嗣,二者分别被称为"寿昌系"与"云门系"。曹洞宗之所以与清廷少纠葛源于门下多遗民逃禅者,如八大山人(1626—1705)、方以智(1611—1671)皆为无明慧经之三传弟子。临济、曹洞两宗之兴,源于明末之江南,清初由于新旧王朝的更迭尚未平息,故而江南依旧是当时禅宗的重要基地,并随着时局的变化与势力的扩张而蔓延至闽、粤、滇、黔,其中福建更是禅宗东传日本的主要港口。

雍正的学佛情况与乃祖不同,应该说复杂得多。雍正奉蒙古的二世章嘉呼图克图为师,二世章嘉呼图克图为康熙所封的国师,实际则是清室确立的蒙古藏传佛教领袖。雍正自认于禅门已得正果,于藏传佛教也堪为呼图克图,从雍正所做的种种佛学著作《御选语录》、《御制拣魔辨异录》、《御制宗镜大钢》、《御录经海一滴》等书来看,雍正所谈论的均属汉地佛教,不曾对藏传佛教发一言,但他却偏偏认了一位黄教活佛为师,师承实属怪诞。相反的他对于在自己登基前有往来的禅僧如迦陵性音等却一再贬斥。雍正此举自有深意:一者,雍正个性专断,于权力一事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他看到其祖父礼遇的禅僧中有如木陈道态者,四处宣扬昔日与帝王相交之种种似有以此自抬身价之意,而深恶痛绝,唯恐迦陵性音等人也像木陈道态之流攀缘钻营、泄漏皇室机密或给自己安上佞佛的名声而引起儒生的不满,故而防微杜渐。因而其以皇子、皇帝之尊,追认其父康熙所封的国师为师实在是最稳妥的办法。正如孟森所言:"世宗不认禅宗名德为本师,而认章嘉佛。清廷之尊黄教,本以驭藩,喇嘛在所必尊,则即用以为学佛之标帜,亦一客不烦二主之意。"二者,雍正是三教合一的倡导者、拥护者,故而其佛学不问宗派而独尊二世章嘉一人也是为其合流的宗旨立据、造势。


雍正自负得教外别传,而言当世禅风不振,于是编语录、驳外道,甚而开坛说法、自诩"释主",不可谓不用心。但值得注意的是,雍正登基后大谈佛学都是雍正十年后的事,雍正对此有解释:"朕居藩邸,留心内典,于性宗之学,实深领悟,御极以后宵旰靡遑且恐天下以崇尚释教之疑,是以未尝形之谈论。欲俟庶政渐理,始举三教合一之旨,提撕警觉以明互相诋毁者之非。今逾十年矣,听政余暇,偶将朕之所见并昔人论说数条举以示天下之学道者。"这段文字大体上己经说明了雍正的立场以及对佛教的看法:作为一个皇帝,雍正深知本职工作之所在,勤于政事,不谈佛事,深恐被冠以"佞佛"之名。事实也证明了雍正并非佞佛之君。其次,登基十年后,所以愿意谈佛教是因为自认为十年的勤政在治国上已有所成就因而在"听政余暇"愿意谈一谈自己非常在行的"性宗之学"。其三,佛教本身对于人伦教化是有帮助的,他的治国理念中包含了"三教合一之旨",因此劝戒三教人士不应相互攻讦,而应该和睦相处,共同做他的"孝子忠臣"。当然雍正提"三教合一"并不表示三教是并驾齐驱的,三教中儒教仍然是官方哲学的绝对核心,佛、道都是儒的辅助、补充。孟森曾评价道:"世宗于吏治民生极尽心力,讲事功,实不讲心性。……亦与世祖之学佛不同。自命为已经成佛作祖,无所于让。其对儒宗,则敬仰备至,不敢予圣,盖知机锋可以袭取,理道不能伪为也。……清一代尊孔之事,莫虔于雍正朝。"

雍正一朝对禅宗思想有诸多打压,但本意倒不是排斥佛教或禅宗。他在位期间广修佛寺(尤其是禅寺),如北京的福佑寺、觉生寺、法源寺、十方普觉寺等都是由雍正敕令修建或重修的,当然最著名的是他将"潜邸"的一半改为黄教上院,即今雍和宫的前身。在修建寺庙的同时,他还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设立藏经馆,诏集僧人及官员共133人于贤良寺专门负责刊刻大藏经的工作,雍正十二年(1734年)于贤良寺正式开始校勘经文。(主持校经工作的僧人为与雍正交往密切的超盛和尚,雍正认为他深通禅理,并敕封他为无阂永觉禅师,钦命贤良寺住持,而且从史料上看超盛还参与了部分政务,但雍正对此完全讳莫如深。)这部《大藏经》最终完成于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史称"清《龙藏》"。这部《龙藏》中还特意收录了雍正所写的八篇序文,其中最后一篇《御制重订教乘法数序》作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七月十五日,距离他离世之期仅为一个月,可知他对这部经藏乃至佛教的重视。


总体观之,雍正一生对禅宗以及佛教都抱有极大的兴趣,从其著作来看,谈论禅宗或者直接说是临济宗的内容最多。但若以此认为他最推崇临济,却未必是史实,只是因为那时禅门中唯临济最盛,与他有往来的禅僧也均属临济门下,因此他大谈临济甚至直接干预临济内部僧诤实在是有他现实的用意。而从他的论调上看,不仅不独崇临济,反而有消靡各宗各派门户之见、统一教统的倾向,即以他本人的禅学思想统一禅宗,而他自言他的禅法即是"曹溪一味"。再者,他追认二世章嘉为师并命三世章嘉为其继承人——日后的乾隆帝的陪读则表现出了他作为皇帝的深远的政治用心。总之,他的佛教思想始终不可能超越他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以及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阶级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