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诗歌，以各自的方式倾诉着人生、价值、道德、尊严等生命话题。请教：


1）在维氏“不可说”之论下，你们会怎样对待一位诗人或艺术家的有关生命话题的创作活动——亦即如何看待他们对生命话题的诉说？又如何审视“文学艺术诗歌”这些东西本身的存在？


2）对生命话题保持“必要的沉默”，是否意味着也必须杜绝对它的任何思考（因为思考脱离不了语言）？

当某个个体对生命话题保持沉默时，这或许预示着他慢慢靠近了生命的本质；但是，当生命话题从一个群体中消失时，又如何说呢？尼采说：“伟大的思想即是伟大的事件。”——设若对于生命话题，西方历史上（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再到启蒙运动）从来没有过任何文字性著述的言辞探讨，仅仅凭借一代又一代人的“沉默感受”，人们最终能产生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道德”、“尊严”、“权利”等等一整套的迥异于早期人类的深刻观念吗？必定不能。一个社会既然不能，那作为它里面的大多数个体也必定不能了，因为个体的思想之根乃是长在群体思想的土壤中。远古人无论对生命话题保持多深的”沉默”，也不可能形成现代那套生命观念与生命感受。我们须承认：我们和远古人对于人生、价值、道德、尊严、自由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甚至相互排斥。——正是这一事实，使我有意识地批判一些人的这一看法：在他们看来，当一个人对生命话题保持沉默、而选择静静感受时，此时，关于生命的一切——诸如人生的意义、价值、道德、尊严等——对他而言是“开显的”，仿佛他赤裸站在了它们的中心，就像站在上帝心中那样，仿佛此时无需语言无须旁白无需解释而一切已然清楚呈现了，呈现得如此透彻，如此直接，如此本质。——在我看来，这些人混淆了“感受”和“所感受的内容”。诚然，当某种“生命感受”向我袭来时，我清楚感受到了这种“袭来”，并且清楚体验到了这种“感受”的存在；但是，我所感受到的那些“内容”仅仅产生于当下时刻当下地点当下环境，倘若时间地点环境改变了，那我根本无法保证我仍会感受到同样的内容，事实上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生命阶段上，他对面对生命话题时所感受到的内容往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因此之故，当我沉默地感受生命时，我就不能说“生命的本质”在我的沉默中“自行开显”了、并且开显得如此直接如此清楚。或许十年之后，当我再一次沉默站在生命面前而静静感受它时，我所感受到的内容与此刻所感受到的内容南辕北辙，并且对此刻的感受内容完全觉得陌生甚至不能认同。——如此一来，我肯定不会同意“生命的本质，在我当初那时的沉默中自行开显了，如此清楚如此直接”。


说“生命、价值、意义、道德的本质自行开显”——这是多么奇怪的话啊！须知：往小的说，一个人在不同人生阶段不同环境中，对于它们的感受与思想必定有所差异甚至不兼容；往大的说，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理区域，人们对它们的感受与思想也很不相同。它们不是向我们“开显”了，是我们虚构出了“向我们开显的它们”，仿佛它们无论何时何地都一直在那里、一直永恒、宁静不变、只待我们去静静感受似的。


回到刚才那句话：即远古人无论对生命话题保持多深的”沉默”，也不可能形成现代那套生命观念与生命感受。换句话说，现代人对生命话题保持沉默时，在他们心头所激起的种种生命感受必定与古人迥异。奇怪：同样的沉默，沉默的方向却不同！而无论我们还是古人，都自以为在各自的沉默中，生命的价值、意义、尊严等东西的本质向自己“清楚地开显”了。——我已在上文讲到：语言表达的历史性建构与沉淀，是造成我们和古人不同的原因。因此千万不要轻视语言的存在。我认为：语言与思想，牵引生命沉默的方向。别以为在沉默中一个人脱离了语言。不。他尽管可以闭上嘴，但他所感受的，仍是一个“内化了的语言建构之世界”。在通往人生、价值、道德、尊严的路上，一个人必须重视思想的重要性，而为此——他必须重视语言的力量。

我认为，语言一方面限制了感受与思想，另一方面也把我们牵入一些更深的、或别的一些新感受与新思想，也拓展了、深化了我们生命的“沉默方向”，使其更加沉厚，或者说“神圣”（维特根斯坦措辞）。因此我尊敬诗歌。尊敬文学艺术。尊敬对生命话题的一切严肃性的言说。倘若没有语言思想的助力，人们对于生命话题的“沉默”，只会导致对沉默方向与沉默之内容的固化。——这一点，在小范围的时间段中不易被察觉，但是放在整个人生、整个社会历史的尺度上来看的话，便明显了。说到底，语言乃是向着人们敞开的、一簇观看事物的视角，是塑造和影响人们思想的重要力量：它不仅仅可以指出隐秘未察之物，也可以变革人们对文本的建构方式、变革文本内容。抛弃语言、回归沉默，在短期内可能预示着创造力的新生、蓄积、妊娠，预示着某个新大陆的开辟；但是长此以往的沉默，却是对这种开辟的阻碍，因为它导致生命的固化、僵化。


前段时间和吧友“前后看”交流，他说到中国传统文化素不爱争论，这并不是好现象，他以“结构、解构、创造”的视角来透视“争论”一词，看出了“争论”和创造”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观点对我有所启发。我认为在“沉默”话题上，语言仍然和创造深有联系。我认为，“语言”在前期是一把梯子，帮助人们到达某一目的地后，便被抛却，此时，一个新世界被发现，一个人沉潜于其中，乐而忘言；接着，新的生命冲动又推动着他离开此地，重拾语言，像扬起之前的征帆，驶向下一片新海域……藉此，结构不断打破和建造；一个人所沉默的内容，则日新月异，而非死板一块，千古不变。古人云：“登舟弃筏。得意忘象。得道忘言。”——在古人这一观点下，语言只是个形而下的纯粹工具，得道之后便可一劳永逸地抛弃了。我同意语言是一件工具，但坚决批判把语言视为达到目的后便完全丢弃的临时性工具。语言和沉默形影不离。“创造”，有着两只脚：一个叫语言（思想），一个叫沉默。每一次语言（思想）的远征，都拓展着我对生命的见识；而我对生命见识的每一次革新，都使我在新的意义上回归生命本身的沉默。唯有这样的“沉默”，才鲜活，灵性，生机盎然。它是一片真正鲜活的敞开域。

也仅仅在以上意义上，我写下自己关于生命与存在的下面一组短句：——


存在是沉默的。凡生命者，都要首先赤裸站在“存在”面前，接受一次沉默的洗礼。（写给弄笔摇舌的卖言者）


语言，乃是“沉默”的回响。


诗歌始于沉默，归于沉默。


回归诗歌，即是回归种子和果实——亦即回归沉默的生成。

@rmdfmb@松数的风格@前后看

古人虽有“道不外相，道器同体”之言，然而审其实际处事，往往抑相而贱器。一切皆空廓落落，大而化之。齐物混沌，有收无放。本意是为了疗救世人“舍本逐末、裂而不合”之弊病，然而矫枉过正，陷入了世人的对立面，亦即陷入自己所反对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中，比如崇尚虚静、无欲、无言、无执、无思，尚简、大、恒、远、古、拙，把二元对立中的一极推崇到形而上的审美高度，并视为真理。这一剂激进的药方，给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带来了深远影响。在这药力影响下，中国文化的成长是少年老成式的。由于直接踢开了“器物色相”的梯子而只顾抱守“不可说的大道”，她一下子跃入了老年期。中国文化几千年以来，一直从“大道”中收获着绵绵无尽的精神宝藏——然而另一方面，诚如钱钟书所说：“早熟的代价是早衰。”“重道轻器”的文化观念，在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丰富不尽的宝藏的同时，也在另一层面上压抑着、钝化着中国人的创造力。中国文化忽视了太多太多的繁琐之物，它根本忘了一点：任何建设，都是从最近处、从身边的小事、从种种的色相器物做起。直接无视它们，认为“大道”不在它们之中，而是在与它们无关的某地（比如在自己的心中）：这种在实践上的行为取向，是致命的。


明白这一点，我们就理解了钱钟书的这段文字：“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诗可不然。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所谓“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数见不鲜。譬如中国绘画里，客观写真的技术还未发达，而早已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那种“纯粹画”的作风；中国的逻辑极为简陋，而辩证法的周到，足使黑格尔羡妒。中国人的心地里，没有地心吸力那回事，一跳就高升上去。梵文的《百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


本文在肯定“沉默”的同时，也肯定“语言”的重要性。这两者不是对立的，正如“道和器”不是对立的那样。真的隐士，不会定要逃向南山；真的佛人，不会定灭人欲。一味地舍末贱器，会导致专断性的形而上学，并形成一种钳制、专制。道家说：“物我一齐。道法自然。绝私去欲。”然而这种学说是不诚实的。因为它把人欲人为预设为一种“非自然的人伪”。它是一种假的一元论。它把欲望判定为“执”，即非自然性。纪伯伦说：“偏激，是发怒的真理。”然而无论道家，还是佛家，抑或儒家，对“欲望激情”的审视都基于成见。在中国文化中，道、真、善、美、快乐、幸福、永恒、真理，是水乳交融的，在里面没有安放“痛苦、苦难、血、偏激、孤独、冒险、远征、漂泊”等鲜活人性的地方。再说一遍：中国传统文化口中的“道”，从文字外观上是一种一元论，但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实践上，均是一种十分固化的、形而上的二元论。我尊敬济公。因为他在世俗生活和欲望激情面前不做作。他才是所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之人。我觉得，他要是再有些倔脾气，就更可爱了。因为他是人。道是什么？假如它有，一定不是正襟危坐，定然充满人情味，爱说些谎话做调谑。假如没有道，那也无妨：因为我依然深爱着自己这个有哭有笑、爱开玩笑、鲜活灵性的生命。


将“道根”植入“器物色相”，在形而下的“有执世界”中——而不是在别处——活出一种灵动活泼的精神状态：这是我执写本帖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