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蛇打七寸——论阴阳五行学说
一、什么是科学
“科学”的定义是相当明确而一致的：“科学”是指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机构组织、评判规则等一整套东西。上述诸人不约而同都使用这一定义。这个定义实在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科学确实是西方来的。事实上，在中国的传统语汇中，甚至就根本没有“科学”这样一个词。
科学三要素。
目的 发现各种规律
精神 质疑、独立、唯一
方法 逻辑化、定量化、实证化
科学研究方法：
1、观测、实验：积累资料；
2、归纳总结：经验规律；
3、演绎：模型（科学规律）；
4、预言：利用模型得到数据，并与真实观测数据进行对比；
5、推翻、验证或者修改模型。
总结：科学一词来源于西方，其定义、要素、研究方法、评判标准必须按照西方的准则。（比如，先改变科学的定义，把科学定义成一种中国古代存在着的东西（至少是他们认为存在着的），然后断言中国古代有科学。谁都知道，只要在合适的定义之下，结论当然可以要什么有什么，只是这样做在实际上已经转换了论题，争论就没有意义了）
“科学”的定义是相当明确而一致的：“科学”是指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机构组织、评判规则等一整套东西。上述诸人不约而同都使用这一定义。这个定义实在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科学确实是西方来的。事实上，在中国的传统语汇中，甚至就根本没有“科学”这样一个词。
科学三要素。
目的 发现各种规律
精神 质疑、独立、唯一
方法 逻辑化、定量化、实证化
科学研究方法：
1、观测、实验：积累资料；
2、归纳总结：经验规律；
3、演绎：模型（科学规律）；
4、预言：利用模型得到数据，并与真实观测数据进行对比；
5、推翻、验证或者修改模型。
总结：科学一词来源于西方，其定义、要素、研究方法、评判标准必须按照西方的准则。（比如，先改变科学的定义，把科学定义成一种中国古代存在着的东西（至少是他们认为存在着的），然后断言中国古代有科学。谁都知道，只要在合适的定义之下，结论当然可以要什么有什么，只是这样做在实际上已经转换了论题，争论就没有意义了）
一、阴阳五行学说介绍
1、什么是阴阳
在《说文》中“山南水北为阳”，阴阳一开始连用是指南北或者表里。而在诗经的《谷风》、《终风》、《下泉》、《正月》中的“阴”均为“云覆日”的意思（就是简单的云遮盖太阳）；而书经中“岷山之阳”“南至于华阴”等都是“山南”“山北”的意思；《易》爻辞中，“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是指鹤鸣叫在它的孩子看不见的地方，但是它的孩子能和它附和呼应。这里的阴是覆蔽的意思。总结：根据三经之中的阴阳涵义，推断在商周以前阴阳是指粗浅微末的现象，绝对不是什么深邃的涵义。
阴阳的巨变来源于老子一句“万物复阴而抱阳”，这句话五千年来都没人承接，我也不敢妄议。那我们看看《系辞》、《说卦》、《文言》。“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卦多阴，阴卦多阳”“立天之道，曰阴与阳”“潜龙勿用，阳气潜藏”，将以上认为是孔子的学说的话，那么阴阳也不过如此，他是为了形容一种对比，刚柔、动静、消息、屈伸等。只是他二元论哲学的一种符号，符号有那么多，又不止这一种，也没什么神秘的涵义。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所谓的阴阳其实就是矛盾，所以，阴阳就包含了矛盾的对立统一思想，主要表现为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和阴阳转化四个方面。事物的阴阳属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阴和阳，既可以表示相互对立的事物，又可用来分析一个事物内部所存在着的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任何事物均可以阴阳的属性来划分，但必须是针对相互关联的一对事物，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这种划分才有实际意义。如果被分析的两个事物互不关联，或不是统一体的两个对立方面，就不能用阴阳来区分其相对属性及其相互关系。
2、什么是五行
五行来源就比较复杂。五行理论第一次见诸文献，应该是在《尚书》中：“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而明确指出五行为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的，也是《尚书》，依箕子所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个五行的排列方式曾经几次演变，各各不同。到了董仲舒，试图将这个顺序规定下来，即木、火、土、金、水，但是没有被大家所接受。直到民间流传的《六十花甲纳音歌》中，把五行顺序排列为金、木、水、火、土，这才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说的顺序——毕竟流行歌曲中的歌词容易被大家记得住。
五行理论刚一推出，除阴阳家极力推崇外，道家、墨家、杂家和农家等也都在努力学习，其中当然也包括医家。既然大家都在借鉴使用，医家为什么不能用呢，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有名家和法家根本不买五行的帐。至于儒家，在荀子及弟子那里，是绝口不提五行的。而孟子一派对此却情有独衷，感叹这一理论“真先君子之言也。”所以荀子曾对孟子进行过辛辣的讽刺，指其“闻见杂博，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用大白话讲就是：纯粹扯淡。
总结：五行学说就是五个相位、五个过程，解释事物性质、演变。
3、不合理之处
五行理论比阴阳理论更易于发挥，但同时又不失简约——就那么几样东西，扳着手指头就能数过来，什么都可以拿过来对比一下，比如用白、青、黑、红、黄五色分别配比五行的金、木、水、火、土；又与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对应；又与春、夏、秋、冬四时对应；五脏当然也可以这么对应；草药也可以这么对应，等等等等。不管什么内容，只要与五行中的哪一行配比上，就彼此有了关系，比如四时中的“春”对应“木”，而五色中的“青”也对应“木”，通过“木”这个媒介，“春”和“青”就发生了关系，这就是“青春”的由来，进而推导出春天属“木”，也属“青”。有时大家数量不一样，对应不完全，比如四时只有四项，而五行有五项，怎么办呢？于是就凑数，但凑数的手法各有不同：有的把夏季最后一个月拿出来单列，以便与五行中多出来的“土”对应；有的则把四季末的最后十八天拿出来单列；有的说“土”与“金、木、水、火”平分十二个月；有的干脆说“土”主四季，比其他四行都管的宽些。
流于表象容易理解是五行理论的一大特色。但过于简单也有麻烦，因为事物之间的联系明显要复杂的多，比如水能把火浇灭，而火也能把水烧干，怎么办？所以又衍生出了五行相乘相侮等关系，就是为了把关系搅的复杂一些好继续扯淡。五行理论就这样渐渐丰满起来。
无论阴阳五行如何流行，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并不是没有明眼人看出它的脆弱，因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自相矛盾的，说起来玄妙，其实又极其简单，把对应关系讲的很肯定很清楚，也很坚决，但是这种对应关系却没有任何坚实的基础，纯是异想天开，所以总有人会看出它的马脚。汉王充在《论衡》中无情而且幽默的批判说：“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这些五畜配比方式，根据五行原理，水可以胜火，金可以胜木，那么“鼠何不逐马”？“鸡何不啄兔”？
1、什么是阴阳
在《说文》中“山南水北为阳”，阴阳一开始连用是指南北或者表里。而在诗经的《谷风》、《终风》、《下泉》、《正月》中的“阴”均为“云覆日”的意思（就是简单的云遮盖太阳）；而书经中“岷山之阳”“南至于华阴”等都是“山南”“山北”的意思；《易》爻辞中，“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是指鹤鸣叫在它的孩子看不见的地方，但是它的孩子能和它附和呼应。这里的阴是覆蔽的意思。总结：根据三经之中的阴阳涵义，推断在商周以前阴阳是指粗浅微末的现象，绝对不是什么深邃的涵义。
阴阳的巨变来源于老子一句“万物复阴而抱阳”，这句话五千年来都没人承接，我也不敢妄议。那我们看看《系辞》、《说卦》、《文言》。“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卦多阴，阴卦多阳”“立天之道，曰阴与阳”“潜龙勿用，阳气潜藏”，将以上认为是孔子的学说的话，那么阴阳也不过如此，他是为了形容一种对比，刚柔、动静、消息、屈伸等。只是他二元论哲学的一种符号，符号有那么多，又不止这一种，也没什么神秘的涵义。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所谓的阴阳其实就是矛盾，所以，阴阳就包含了矛盾的对立统一思想，主要表现为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和阴阳转化四个方面。事物的阴阳属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阴和阳，既可以表示相互对立的事物，又可用来分析一个事物内部所存在着的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任何事物均可以阴阳的属性来划分，但必须是针对相互关联的一对事物，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这种划分才有实际意义。如果被分析的两个事物互不关联，或不是统一体的两个对立方面，就不能用阴阳来区分其相对属性及其相互关系。
2、什么是五行
五行来源就比较复杂。五行理论第一次见诸文献，应该是在《尚书》中：“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而明确指出五行为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的，也是《尚书》，依箕子所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个五行的排列方式曾经几次演变，各各不同。到了董仲舒，试图将这个顺序规定下来，即木、火、土、金、水，但是没有被大家所接受。直到民间流传的《六十花甲纳音歌》中，把五行顺序排列为金、木、水、火、土，这才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说的顺序——毕竟流行歌曲中的歌词容易被大家记得住。
五行理论刚一推出，除阴阳家极力推崇外，道家、墨家、杂家和农家等也都在努力学习，其中当然也包括医家。既然大家都在借鉴使用，医家为什么不能用呢，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有名家和法家根本不买五行的帐。至于儒家，在荀子及弟子那里，是绝口不提五行的。而孟子一派对此却情有独衷，感叹这一理论“真先君子之言也。”所以荀子曾对孟子进行过辛辣的讽刺，指其“闻见杂博，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用大白话讲就是：纯粹扯淡。
总结：五行学说就是五个相位、五个过程，解释事物性质、演变。
3、不合理之处
五行理论比阴阳理论更易于发挥，但同时又不失简约——就那么几样东西，扳着手指头就能数过来，什么都可以拿过来对比一下，比如用白、青、黑、红、黄五色分别配比五行的金、木、水、火、土；又与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对应；又与春、夏、秋、冬四时对应；五脏当然也可以这么对应；草药也可以这么对应，等等等等。不管什么内容，只要与五行中的哪一行配比上，就彼此有了关系，比如四时中的“春”对应“木”，而五色中的“青”也对应“木”，通过“木”这个媒介，“春”和“青”就发生了关系，这就是“青春”的由来，进而推导出春天属“木”，也属“青”。有时大家数量不一样，对应不完全，比如四时只有四项，而五行有五项，怎么办呢？于是就凑数，但凑数的手法各有不同：有的把夏季最后一个月拿出来单列，以便与五行中多出来的“土”对应；有的则把四季末的最后十八天拿出来单列；有的说“土”与“金、木、水、火”平分十二个月；有的干脆说“土”主四季，比其他四行都管的宽些。
流于表象容易理解是五行理论的一大特色。但过于简单也有麻烦，因为事物之间的联系明显要复杂的多，比如水能把火浇灭，而火也能把水烧干，怎么办？所以又衍生出了五行相乘相侮等关系，就是为了把关系搅的复杂一些好继续扯淡。五行理论就这样渐渐丰满起来。
无论阴阳五行如何流行，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并不是没有明眼人看出它的脆弱，因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自相矛盾的，说起来玄妙，其实又极其简单，把对应关系讲的很肯定很清楚，也很坚决，但是这种对应关系却没有任何坚实的基础，纯是异想天开，所以总有人会看出它的马脚。汉王充在《论衡》中无情而且幽默的批判说：“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这些五畜配比方式，根据五行原理，水可以胜火，金可以胜木，那么“鼠何不逐马”？“鸡何不啄兔”？
一、中医不是科学
如果阴阳五行只局限在哲学领域，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世界扯淡的理论多的去了，也不多这只言片语。而且，这种朴素的自然观无论如何也比借助于神仙和超自然力量来解释自然高明许多。但是，当这些理论与医学结合时，问题的性质就开始转变了，从虚无不可触及的东西变成了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东西。
中医一分为二的谈，一个是中医的指导思想，一个是药方。指导思想是落后的，但药方是有效的，药方的有效和其指导思想没有意义。
药方：有些有效 经验 与阴阳五行学说不是唯一对应关系 同一个病不同方子
和医生有关 指导思想不科学
中医理论和药方之间的关系不明确，药方有效性从经验得来，每个大夫有自己的经验
例子，既然治病离不开阴阳，首先得明白人体阴阳的定义。内经的阴阳划分是很讲究的，有时把人体分为左右两部分，所谓左阳右阴；有时分为前后两部分，“背为阳，腹为阴”；又时又分为里外两部分，“皮肤为阳，筋骨为阴”；有时又分为上下两部分，“腰以上为天，腰以下为地”，而根据“天为阳，地为阴”的原理，所以腰以上是阳，腰以下是阴。至于为什么把腰以上定为天，以下定为地，那是不需要解释的。而且腰这个边界也太宽泛了点，那根本不是一条明确的分界线，而是一片模糊的区域，个子高矮不同，这片区域的宽度大概也不同。胖瘦不同，粗细也不同了。所以，在天和地之间还有一片范围不确定的飞地。
《黄帝内经》还把地理方位也分出了阴阳，并与人体相互作用。比如“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不知身处东南的左撇子有何感想。应该承认，内经之所以这么说，也是有着自己的理论依据的：因为东方属阳，“阳者其精并于上”，导致“上明而下虚”，所以“耳目聪明，而手足不便也”。而西方与东方正相反，“阴者其精并于下”，“则下盛而上虚，故其耳目不聪明，而手足便也。”
这是一种典型的跳跃式推理过程，是中医经典理论的病根所在，它们根本不在乎中间的过渡，直接就可以从有限的前提得出无限的结论，而且是想要什么结论就有什么结论。时代发展到如今，有谁能明确告诉患者，为什么生在东方会导致“耳目聪明”和“手足不便”？为什么生在西方又会让人“耳目不聪明”和“手足便也”呢？难道西方人听力都不好，东方人都是千里耳吗？而且这种分类方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坐标问题，到底以哪里为原点指示东南或西北呢？所处的方位不同，看东南西北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对此，内经根本不予考虑，而后来医家也跟着不予考虑。似乎他们根本没有义务去考虑连经典上都没有考虑过的问题。
内经对五行的最直接的运用是把五脏与五行挂钩，然后再通过五行与自然界中的其他现象挂钩，这样人体就与自然浑为一体，号称天人合一。在这迷人口号的背后，事实上隐藏着各种生硬的莫名其妙的联系。比如，五行先与五脏对应，即金、木、水、火、土分别对应肺、肝、肾、心、脾。这当然是不够的，因为身体还有很多其他零件，也需要一一拿出来对应一下，而且都需要凑成五项才行，什么五体：筯、脉、皮、肉、骨；什么五窍：目、舌、口、鼻、耳；什么五华：爪、面、唇、毛、发；又把人的情感，神志，外部的颜色，味道，声音，果实，虫子，家畜和五谷等等，凡是能想出来的东西，全部拉了五个代表出来作一个对应。
这种对应是如此的丰富，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硬把毫不相关的东西暴力拉郎生生配鸳鸯也是需要想像力的。
前面已经说过，五行与自然界中的很多东西都有配比，这样五脏就通过五行的媒介作用而与大自然浑为一体了。比如，五行可以配四时，所以五脏也可以配四时。但因为四时少了一项，所以在与五脏配比的时候，不得不做点手脚，把脾给去掉了，而只以肝、心、肺、肾对应春、夏、秋、冬。那个假托的黄帝对此也故作奇怪：为什么单把脾去掉呢，而不是把心或者肺什么的去掉呢？岐伯是这样解释的：因为脾在五脏中央，它不单独对应任一时节，而是“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所以并不专属于哪个单独的时节。事实上，脾到底是不是在五脏中央，有个初中生物学知识就可以回答。这扯的也太离谱了，后人不得不进行修正，有人说脾主六月，即长夏。即从春夏秋冬四时中硬挤出一个月来与脾对应，那么“土”也就顺便有了着落。
注意，这里在五脏之外，多了一个“头”出来，为什么呢？原因极其简单，如果把十二个月以两个月为单位计算，十二除以二的结果是六，所以必须配上六件东西，于是硬把“头”拉了出来，这一理论被后来医家尊为“六时六脏”理论。学了内经才知道，原来，“头”也可以是内脏。之所以造成这一奇观，完全是因为十二个月造成的。这个数字讨厌就讨厌在它不是五的整数倍，除以三就是四，除以二就是六，总是不能和五完全吻合，而那时人们又不习惯用小数，所以便有了六时配六脏之说。由此也可以看出，到底是四还是六，内经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并且数学水平不差。当把五脏与五行对应后，很多复杂的关系就可以建立起来了，比如木可以生火，就可以得出肝生心的结论，因为肝与木是对应的，心与火是对应的，平行推导一下就可以了。此外还有火生土，所以心生脾；土生金所以脾生肺；金生水因而肺生肾；水生木因而肾生肝。相克关系也是比照相同原理进行，因为金克木，所以肺克肝，依此类推。五脏就被用这种平行和反平行对应的方式搅成了一个整体，每一个内脏都通过奇特的方式和其他内脏发生关系，这种关系要么是友好的，就是相生；要么是不友好的，就是相克；如果“克”的太过分，就变成了相乘；也有的内脏奋起反击，反过来欺侮准备来“克”它的内脏，就是相侮；比如，正常情况下是金克木，有时木特别强盛，又会出现木侮金的情况；如果不是因为木的强盛，而是因为金的虚弱，就是“金虚木侮”在五行的指导下，地理方位与内脏也被联系了起来：“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这一说法线条分明，毫厘不爽，根本看不出来是胡乱拉扯的结果。在这千变万化的背后，掩藏着同一种本质性的东西，那就是“神”。神与气有所相同又有所不同，这东西变化无穷，“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以此反推，则得出它们之间的制约关系：“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现在知道“辛酸”一词的由来了吧。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来，是非常先进的。毕竟《五十二病方》没有受到阴阳五行理论的污染，所以治疗的心态还算是纯正。自从有了阴阳五行理论的指导，医家在病人面前扯淡的话就多了起来，而病人也就列加命悬一线。
从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看，中医有逻辑，有一点点定量化、完全没有实证化。（不接受反驳，中医并没有预言什么变科学的定义，把科学定义成一种中国古代存在着的东西（至少是他们认为存在着的），然后断言中国古代有科学。谁都知道，只要在合适的定义之下，结论当然可以要什么有什么，只是这样做在实际上已经转换了论题，争论就没有意义）
附带：孙思邈：但能御十二女而不复施泻者，令人不老，有美色。若御九十三女而自固者，年万岁矣。
如果阴阳五行只局限在哲学领域，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世界扯淡的理论多的去了，也不多这只言片语。而且，这种朴素的自然观无论如何也比借助于神仙和超自然力量来解释自然高明许多。但是，当这些理论与医学结合时，问题的性质就开始转变了，从虚无不可触及的东西变成了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东西。
中医一分为二的谈，一个是中医的指导思想，一个是药方。指导思想是落后的，但药方是有效的，药方的有效和其指导思想没有意义。
药方：有些有效 经验 与阴阳五行学说不是唯一对应关系 同一个病不同方子
和医生有关 指导思想不科学
中医理论和药方之间的关系不明确，药方有效性从经验得来，每个大夫有自己的经验
例子，既然治病离不开阴阳，首先得明白人体阴阳的定义。内经的阴阳划分是很讲究的，有时把人体分为左右两部分，所谓左阳右阴；有时分为前后两部分，“背为阳，腹为阴”；又时又分为里外两部分，“皮肤为阳，筋骨为阴”；有时又分为上下两部分，“腰以上为天，腰以下为地”，而根据“天为阳，地为阴”的原理，所以腰以上是阳，腰以下是阴。至于为什么把腰以上定为天，以下定为地，那是不需要解释的。而且腰这个边界也太宽泛了点，那根本不是一条明确的分界线，而是一片模糊的区域，个子高矮不同，这片区域的宽度大概也不同。胖瘦不同，粗细也不同了。所以，在天和地之间还有一片范围不确定的飞地。
《黄帝内经》还把地理方位也分出了阴阳，并与人体相互作用。比如“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不知身处东南的左撇子有何感想。应该承认，内经之所以这么说，也是有着自己的理论依据的：因为东方属阳，“阳者其精并于上”，导致“上明而下虚”，所以“耳目聪明，而手足不便也”。而西方与东方正相反，“阴者其精并于下”，“则下盛而上虚，故其耳目不聪明，而手足便也。”
这是一种典型的跳跃式推理过程，是中医经典理论的病根所在，它们根本不在乎中间的过渡，直接就可以从有限的前提得出无限的结论，而且是想要什么结论就有什么结论。时代发展到如今，有谁能明确告诉患者，为什么生在东方会导致“耳目聪明”和“手足不便”？为什么生在西方又会让人“耳目不聪明”和“手足便也”呢？难道西方人听力都不好，东方人都是千里耳吗？而且这种分类方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坐标问题，到底以哪里为原点指示东南或西北呢？所处的方位不同，看东南西北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对此，内经根本不予考虑，而后来医家也跟着不予考虑。似乎他们根本没有义务去考虑连经典上都没有考虑过的问题。
内经对五行的最直接的运用是把五脏与五行挂钩，然后再通过五行与自然界中的其他现象挂钩，这样人体就与自然浑为一体，号称天人合一。在这迷人口号的背后，事实上隐藏着各种生硬的莫名其妙的联系。比如，五行先与五脏对应，即金、木、水、火、土分别对应肺、肝、肾、心、脾。这当然是不够的，因为身体还有很多其他零件，也需要一一拿出来对应一下，而且都需要凑成五项才行，什么五体：筯、脉、皮、肉、骨；什么五窍：目、舌、口、鼻、耳；什么五华：爪、面、唇、毛、发；又把人的情感，神志，外部的颜色，味道，声音，果实，虫子，家畜和五谷等等，凡是能想出来的东西，全部拉了五个代表出来作一个对应。
这种对应是如此的丰富，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硬把毫不相关的东西暴力拉郎生生配鸳鸯也是需要想像力的。
前面已经说过，五行与自然界中的很多东西都有配比，这样五脏就通过五行的媒介作用而与大自然浑为一体了。比如，五行可以配四时，所以五脏也可以配四时。但因为四时少了一项，所以在与五脏配比的时候，不得不做点手脚，把脾给去掉了，而只以肝、心、肺、肾对应春、夏、秋、冬。那个假托的黄帝对此也故作奇怪：为什么单把脾去掉呢，而不是把心或者肺什么的去掉呢？岐伯是这样解释的：因为脾在五脏中央，它不单独对应任一时节，而是“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所以并不专属于哪个单独的时节。事实上，脾到底是不是在五脏中央，有个初中生物学知识就可以回答。这扯的也太离谱了，后人不得不进行修正，有人说脾主六月，即长夏。即从春夏秋冬四时中硬挤出一个月来与脾对应，那么“土”也就顺便有了着落。
注意，这里在五脏之外，多了一个“头”出来，为什么呢？原因极其简单，如果把十二个月以两个月为单位计算，十二除以二的结果是六，所以必须配上六件东西，于是硬把“头”拉了出来，这一理论被后来医家尊为“六时六脏”理论。学了内经才知道，原来，“头”也可以是内脏。之所以造成这一奇观，完全是因为十二个月造成的。这个数字讨厌就讨厌在它不是五的整数倍，除以三就是四，除以二就是六，总是不能和五完全吻合，而那时人们又不习惯用小数，所以便有了六时配六脏之说。由此也可以看出，到底是四还是六，内经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并且数学水平不差。当把五脏与五行对应后，很多复杂的关系就可以建立起来了，比如木可以生火，就可以得出肝生心的结论，因为肝与木是对应的，心与火是对应的，平行推导一下就可以了。此外还有火生土，所以心生脾；土生金所以脾生肺；金生水因而肺生肾；水生木因而肾生肝。相克关系也是比照相同原理进行，因为金克木，所以肺克肝，依此类推。五脏就被用这种平行和反平行对应的方式搅成了一个整体，每一个内脏都通过奇特的方式和其他内脏发生关系，这种关系要么是友好的，就是相生；要么是不友好的，就是相克；如果“克”的太过分，就变成了相乘；也有的内脏奋起反击，反过来欺侮准备来“克”它的内脏，就是相侮；比如，正常情况下是金克木，有时木特别强盛，又会出现木侮金的情况；如果不是因为木的强盛，而是因为金的虚弱，就是“金虚木侮”在五行的指导下，地理方位与内脏也被联系了起来：“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这一说法线条分明，毫厘不爽，根本看不出来是胡乱拉扯的结果。在这千变万化的背后，掩藏着同一种本质性的东西，那就是“神”。神与气有所相同又有所不同，这东西变化无穷，“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以此反推，则得出它们之间的制约关系：“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现在知道“辛酸”一词的由来了吧。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来，是非常先进的。毕竟《五十二病方》没有受到阴阳五行理论的污染，所以治疗的心态还算是纯正。自从有了阴阳五行理论的指导，医家在病人面前扯淡的话就多了起来，而病人也就列加命悬一线。
从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看，中医有逻辑，有一点点定量化、完全没有实证化。（不接受反驳，中医并没有预言什么变科学的定义，把科学定义成一种中国古代存在着的东西（至少是他们认为存在着的），然后断言中国古代有科学。谁都知道，只要在合适的定义之下，结论当然可以要什么有什么，只是这样做在实际上已经转换了论题，争论就没有意义）
附带：孙思邈：但能御十二女而不复施泻者，令人不老，有美色。若御九十三女而自固者，年万岁矣。
一、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现代该如何对待中医
阴阳五行学说和天人合一的观点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传统里面只有归纳法而无推演法（即演绎法）的思维方法：“天人合一”的观念。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分开，而《易经》的“天人合一”观念却将天道、地道与人道混为一谈。中国传统中不仅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推演法，也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归纳法。例如：“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枯萎的杨树生出新芽，老年男子娶了年龄可当其女儿的年轻女子为妻，没有不利的。）、“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枯萎的杨树开花，老年女子嫁给年富力强的男子，没有祸害也不值得称道。）在“枯杨生稊”和“老夫得其女妻”、“枯杨生华”和“老妇得其士夫”这种天道和人道之间只有模糊的相似性，并不存在任何合乎逻辑的必然关系，由此归纳出的“无不利”、“无咎无誉”的结论更是站不住脚的。
有人把中医当成“经验科学”，说是千百年来用人体做试验的结晶。其实，没有科学指导的人体试验不仅不能确认药物的疗效，也难以发现药物的毒副作用。服了以后毒性马上发作的剧毒、急毒药物还可凭经验发现，而那些要经过几年、十几年才会出现症状的慢性毒，经验是无能为力的，只有用动物做毒理实验和做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服药者才能发现。现代药物在获准上市前都做了这些研究，在说明书中会详细说明毒副作用，而中草药却至今在中国有毒副作用不明的特权。如果不具体说明毒副作用，“是药三分毒”就只是一句废话和推卸责任的借口。同样，如果不提供确凿的证据，“炮制、复方配制或辨证施治可消除单味草药的毒性”、“以毒攻毒”这些说法就只是草菅人命的大话。
阴阳五行学说和天人合一的观点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传统里面只有归纳法而无推演法（即演绎法）的思维方法：“天人合一”的观念。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分开，而《易经》的“天人合一”观念却将天道、地道与人道混为一谈。中国传统中不仅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推演法，也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归纳法。例如：“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枯萎的杨树生出新芽，老年男子娶了年龄可当其女儿的年轻女子为妻，没有不利的。）、“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枯萎的杨树开花，老年女子嫁给年富力强的男子，没有祸害也不值得称道。）在“枯杨生稊”和“老夫得其女妻”、“枯杨生华”和“老妇得其士夫”这种天道和人道之间只有模糊的相似性，并不存在任何合乎逻辑的必然关系，由此归纳出的“无不利”、“无咎无誉”的结论更是站不住脚的。
有人把中医当成“经验科学”，说是千百年来用人体做试验的结晶。其实，没有科学指导的人体试验不仅不能确认药物的疗效，也难以发现药物的毒副作用。服了以后毒性马上发作的剧毒、急毒药物还可凭经验发现，而那些要经过几年、十几年才会出现症状的慢性毒，经验是无能为力的，只有用动物做毒理实验和做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服药者才能发现。现代药物在获准上市前都做了这些研究，在说明书中会详细说明毒副作用，而中草药却至今在中国有毒副作用不明的特权。如果不具体说明毒副作用，“是药三分毒”就只是一句废话和推卸责任的借口。同样，如果不提供确凿的证据，“炮制、复方配制或辨证施治可消除单味草药的毒性”、“以毒攻毒”这些说法就只是草菅人命的大话。
五、备注（我一个朋友的观点）
1、阴阳五行学说的理性原则。这个原则，乍一看似乎满足了，但略一推敲，其实未必。的确，一种理论的提出，这本身就建立在理性之上的。阴阳五行说当然也是理性思维的结果，也体现出一定的理性能力。但是，这仍然是充满了感性的理性，就像古希腊前期哲学家把水、气、火作为世界的“本原”，还滞留在感性之中，直到毕达哥拉斯学派用数的原则来把它们超越。因此，阴阳五行说体现的理性，只是日常理性，只是弱理性，甚至还与远古的“感应思维”藕断丝连，还远远达不到科学“数理理性”或“强理性”。因此显然，从“理论”到“科学”，路途遥远，道阻且长，尚需长途跋涉，千里奔波。
2、其归纳法。阴阳五行说根本不是归纳法。相反，它是一种“理论先行”的学说，一切现象，不管三七二十一，只管拿来往上一套。勉强借用皮亚杰认知心理学的术语，这是只有单方面的“同化”，没有“顺应”，这种方式不可能产生新知识。因此陈嘉映先生说：“这种相似归类、据类外推的理论是‘理论先行’的，类别的数目和各类的顺序一开始就设定了。所以顾颉刚说，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归纳法，五行是通过演绎法来进行归类的。
3、数学语言。这肯定不可能出现在阴阳五行说中。阴阳五行说倒是有“数”的观念，但这是“数运”，而非“数学”。阴阳五行说的这种“数运观”，现在看来就是所谓“封建迷信”，与科学更是截然对立。
4、实验手段。表面看来，这个似乎也满足了，中医一直强调“中医也做实验”。但是，这里面有两个基本的区分需要指出。首先，阴阳五行说是不做实验的：它本身不是由实验得出，也不能以实验来检验。在界定科学之时，强调科学要以实践来检验，然而中医的唯一理论根据阴阳五行说，就压根不能以实践（实验）来检验。把脉、诊断只是对阴阳五行说的现成理论的运用，而非检验。
所谓“检验”，不仅表现为运用理论和证实理论，而且往往表现为推翻理论。然而对中医而言，阴阳五行说是绝对真理，绝对不允许被推翻。既然预先规定不能被推翻的“假说”，那还有什么“检验”可言呢？俊杰把怀疑和批判视为科学精神的体现，我深表同意，甚为赞赏。但是，事实上也没有一个中医怀疑阴阳五行说。没有怀疑精神，又何来的科学、何来的实验呢？其次，中医当真也做实验吗？我承认中医有类实验的行为，但是，⑴前已指出实验与仪器的不可分割性，中医没有任何科学仪器的设备，能做什么实验？⑵科学实验手段与数学语言是联系在一起的，实验数据是可以量化，也必须量化的，中医可能吗？根本不可能。把中医的那些尝试性行为名为“前实验”是可以的，正如我把阴阳五行说体现的理性称为“弱理性”，但“前实验”绝非严格意义上的实验。退一步说，就算中医临床中也有相当于科学实验的行动或手段，但光凭这一点，也仍然没有满足其他的几点要求或者尺度。
总结：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这是现代科学的基本思维模式；一切从臆想笼统出发，这是古代的基本思维模式。重要的事说三遍：把科学定义成一种中国古代存在着的东西（至少是他们认为存在着的），然后断言中国古代有科学。谁都知道，只要在合适的定义之下，结论当然可以要什么有什么，只是这样做在实际上已经转换了论题，争论就没有意义了。
1、阴阳五行学说的理性原则。这个原则，乍一看似乎满足了，但略一推敲，其实未必。的确，一种理论的提出，这本身就建立在理性之上的。阴阳五行说当然也是理性思维的结果，也体现出一定的理性能力。但是，这仍然是充满了感性的理性，就像古希腊前期哲学家把水、气、火作为世界的“本原”，还滞留在感性之中，直到毕达哥拉斯学派用数的原则来把它们超越。因此，阴阳五行说体现的理性，只是日常理性，只是弱理性，甚至还与远古的“感应思维”藕断丝连，还远远达不到科学“数理理性”或“强理性”。因此显然，从“理论”到“科学”，路途遥远，道阻且长，尚需长途跋涉，千里奔波。
2、其归纳法。阴阳五行说根本不是归纳法。相反，它是一种“理论先行”的学说，一切现象，不管三七二十一，只管拿来往上一套。勉强借用皮亚杰认知心理学的术语，这是只有单方面的“同化”，没有“顺应”，这种方式不可能产生新知识。因此陈嘉映先生说：“这种相似归类、据类外推的理论是‘理论先行’的，类别的数目和各类的顺序一开始就设定了。所以顾颉刚说，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归纳法，五行是通过演绎法来进行归类的。
3、数学语言。这肯定不可能出现在阴阳五行说中。阴阳五行说倒是有“数”的观念，但这是“数运”，而非“数学”。阴阳五行说的这种“数运观”，现在看来就是所谓“封建迷信”，与科学更是截然对立。
4、实验手段。表面看来，这个似乎也满足了，中医一直强调“中医也做实验”。但是，这里面有两个基本的区分需要指出。首先，阴阳五行说是不做实验的：它本身不是由实验得出，也不能以实验来检验。在界定科学之时，强调科学要以实践来检验，然而中医的唯一理论根据阴阳五行说，就压根不能以实践（实验）来检验。把脉、诊断只是对阴阳五行说的现成理论的运用，而非检验。
所谓“检验”，不仅表现为运用理论和证实理论，而且往往表现为推翻理论。然而对中医而言，阴阳五行说是绝对真理，绝对不允许被推翻。既然预先规定不能被推翻的“假说”，那还有什么“检验”可言呢？俊杰把怀疑和批判视为科学精神的体现，我深表同意，甚为赞赏。但是，事实上也没有一个中医怀疑阴阳五行说。没有怀疑精神，又何来的科学、何来的实验呢？其次，中医当真也做实验吗？我承认中医有类实验的行为，但是，⑴前已指出实验与仪器的不可分割性，中医没有任何科学仪器的设备，能做什么实验？⑵科学实验手段与数学语言是联系在一起的，实验数据是可以量化，也必须量化的，中医可能吗？根本不可能。把中医的那些尝试性行为名为“前实验”是可以的，正如我把阴阳五行说体现的理性称为“弱理性”，但“前实验”绝非严格意义上的实验。退一步说，就算中医临床中也有相当于科学实验的行动或手段，但光凭这一点，也仍然没有满足其他的几点要求或者尺度。
总结：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这是现代科学的基本思维模式；一切从臆想笼统出发，这是古代的基本思维模式。重要的事说三遍：把科学定义成一种中国古代存在着的东西（至少是他们认为存在着的），然后断言中国古代有科学。谁都知道，只要在合适的定义之下，结论当然可以要什么有什么，只是这样做在实际上已经转换了论题，争论就没有意义了。
字数：7518字
发表时间：2020-01-10 23:20:00 +0800 CST
更新时间：2020-02-13 16:13:38 +0800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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