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关于吾师》张中行对钱先生的一段批评
前些日在孟君的文章里读到一段让我大感意外的话：
【张中行说：“钱先生流落异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想到吾国与吾民，由爱恋之情出发，就只看见，或并未看见而只是醉心于希望甚至幻想，于是入目的就只是孔孟的善而不是盗跖的恶（依旧说），只是西施的美而不是无盐的丑。这是因情而忘了事实之理。”张中行指出：“为了大我，钱先生不惜扔掉‘纯粹理性’。”】
让我更感意外的是，孟君说：“他对其师钱穆的批评，是很值得注意的，读钱穆，要有他这批评对照着。 ”
幸得孟君赐读行翁的《关于吾师》，方知道这段批评的出处。
读《关于吾师》，知道张中行大概只是上过钱先生的课而没怎么读过钱先生的书，文中虽然提到《先秦诸子系年》，并赞其高明，但是这是一部资料性质的书，供研究者查阅用的，一般读者很难下通读的决心，行翁是否读过此书，存疑。《国史大纲》则只听说过书名而已，老实承认没有读过，大概连它是钱先生的课堂讲稿也不知道。行翁除了知道钱先生讲课的语音不够北调，对于钱先生的了解只怕还不及我这个后生。
我对行翁这段批评大感意外，正是因为我读过一点钱著，我乃能凭我对钱先生的了解断定这是一段妄论。行翁是有名望而已作古的人物，孟君尊敬他，我也是，这不足以影响我对这段批评的看法。
然后从《关于吾师》中读到这段批评的由来，原来怪不得行翁，是他的所据有问题：
说实话，仅凭文中所引《书摘》里那一段，行翁的批评并不错，这可以说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毫无知识的人说的话，行翁的批驳简单直接痛快，甚至说出“真不知道钱先生的历史是怎么念的！”这是在批评一个史学大师，读之失笑。我想，如果老张对钱先生有一点点了解有一点点尊重，他或许都会回过头来想一想：我的所据是真实的吗，钱先生真如此荒堂吗。因为一个在北大教历史的名教授是不大可能这样来批评的。
于是我顺着线索查了查引文的出处，引文果然是有问题的，是将钱先生一篇讲演里三个地方说的话错乱拼贴缩写成一段，那《书摘》好比哈哈镜，而老张竟认了那被扭曲到可笑的形象为他所佩服的钱先生了。如果他稍微认得钱先生，他不可能发觉不到那扭曲。
钱先生讲演里被扭曲的三个地方大致如下：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是钱先生一九七八年主持“钱宾四先生学述文化讲座”首讲的讲稿，时年八十四岁，两眼不能看字已将一年。钱先生开讲时说："这次我来讲，只是我平日积在心中的几多话，是我个人一向来的一番意见，并不能算是一次严格的学术讲演，要请诸位原谅。“可见并不能张中行所说”钱先生流落异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想到吾国与吾民，由爱恋之情出发，就只看见，或并未看见而只是醉心于希望甚至幻想云云“
此书序二末尾，钱先生写道：”去年冬，曾应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之邀，去作讲演六次，根据录音写成此集。讲法又略有不同，而大意则一仍旧贯。所根据尽皆旧材料旧知识，然于国人回头认识自我，求对我中国人与中国之旧传统旧精神稍有了解。或于此下寻求开新自救之道有所助益。则诚生平恳切以求之一大希望所在也。知我罪我，斯在读者。“钱先生所赞中国人的国民性，大抵指士君子而言，这是历史光明正大的一面，是希望与进步之所大，张中行举历史上的暴君污吏来否定之，可谓鸡同鸭讲。
钱先生已有预言：知我罪我，斯在读者。他料想不到他的学生透过哈哈镜来读他罪他。
据《人物》杂志《布衣学者张中行：八十成名》一文：
【在《关于吾师》中，张中行说了几句对钱穆先生不够尊重的话，以至钱先生的亲属看到后不高兴，曾著文为钱先生辩护。尽管如此，张中行仍坚持认为红楼精神是“讲理”，重“证据”，不在其他。】
钱先生亲属的辩护文章未能搜得，重“证据”的张中行看来是没有被说服的，难道辩护文章未曾摆明证据，其实将张中行批评的所据摧毁掉也就够了，那是容易做到的，因为那段摘录是不足据的。以一段书摘论人是不明智的，斯人已逝，来者戒之。
十一月二十六日
【张中行说：“钱先生流落异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想到吾国与吾民，由爱恋之情出发，就只看见，或并未看见而只是醉心于希望甚至幻想，于是入目的就只是孔孟的善而不是盗跖的恶（依旧说），只是西施的美而不是无盐的丑。这是因情而忘了事实之理。”张中行指出：“为了大我，钱先生不惜扔掉‘纯粹理性’。”】
让我更感意外的是，孟君说：“他对其师钱穆的批评，是很值得注意的，读钱穆，要有他这批评对照着。 ”
幸得孟君赐读行翁的《关于吾师》，方知道这段批评的出处。
读《关于吾师》，知道张中行大概只是上过钱先生的课而没怎么读过钱先生的书，文中虽然提到《先秦诸子系年》，并赞其高明，但是这是一部资料性质的书，供研究者查阅用的，一般读者很难下通读的决心，行翁是否读过此书，存疑。《国史大纲》则只听说过书名而已，老实承认没有读过，大概连它是钱先生的课堂讲稿也不知道。行翁除了知道钱先生讲课的语音不够北调，对于钱先生的了解只怕还不及我这个后生。
我对行翁这段批评大感意外，正是因为我读过一点钱著，我乃能凭我对钱先生的了解断定这是一段妄论。行翁是有名望而已作古的人物，孟君尊敬他，我也是，这不足以影响我对这段批评的看法。
然后从《关于吾师》中读到这段批评的由来，原来怪不得行翁，是他的所据有问题：
说实话，仅凭文中所引《书摘》里那一段，行翁的批评并不错，这可以说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毫无知识的人说的话，行翁的批驳简单直接痛快，甚至说出“真不知道钱先生的历史是怎么念的！”这是在批评一个史学大师，读之失笑。我想，如果老张对钱先生有一点点了解有一点点尊重，他或许都会回过头来想一想：我的所据是真实的吗，钱先生真如此荒堂吗。因为一个在北大教历史的名教授是不大可能这样来批评的。
于是我顺着线索查了查引文的出处，引文果然是有问题的，是将钱先生一篇讲演里三个地方说的话错乱拼贴缩写成一段，那《书摘》好比哈哈镜，而老张竟认了那被扭曲到可笑的形象为他所佩服的钱先生了。如果他稍微认得钱先生，他不可能发觉不到那扭曲。
钱先生讲演里被扭曲的三个地方大致如下：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是钱先生一九七八年主持“钱宾四先生学述文化讲座”首讲的讲稿，时年八十四岁，两眼不能看字已将一年。钱先生开讲时说："这次我来讲，只是我平日积在心中的几多话，是我个人一向来的一番意见，并不能算是一次严格的学术讲演，要请诸位原谅。“可见并不能张中行所说”钱先生流落异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想到吾国与吾民，由爱恋之情出发，就只看见，或并未看见而只是醉心于希望甚至幻想云云“
此书序二末尾，钱先生写道：”去年冬，曾应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之邀，去作讲演六次，根据录音写成此集。讲法又略有不同，而大意则一仍旧贯。所根据尽皆旧材料旧知识，然于国人回头认识自我，求对我中国人与中国之旧传统旧精神稍有了解。或于此下寻求开新自救之道有所助益。则诚生平恳切以求之一大希望所在也。知我罪我，斯在读者。“钱先生所赞中国人的国民性，大抵指士君子而言，这是历史光明正大的一面，是希望与进步之所大，张中行举历史上的暴君污吏来否定之，可谓鸡同鸭讲。
钱先生已有预言：知我罪我，斯在读者。他料想不到他的学生透过哈哈镜来读他罪他。
据《人物》杂志《布衣学者张中行：八十成名》一文：
【在《关于吾师》中，张中行说了几句对钱穆先生不够尊重的话，以至钱先生的亲属看到后不高兴，曾著文为钱先生辩护。尽管如此，张中行仍坚持认为红楼精神是“讲理”，重“证据”，不在其他。】
钱先生亲属的辩护文章未能搜得，重“证据”的张中行看来是没有被说服的，难道辩护文章未曾摆明证据，其实将张中行批评的所据摧毁掉也就够了，那是容易做到的，因为那段摘录是不足据的。以一段书摘论人是不明智的，斯人已逝，来者戒之。
十一月二十六日
@关粉儿 2020-11-27 01:51:58
主罪在引文，毫无节操胡拼乱凑
椿兄对张中行的批评稍过，有三点欠考虑
第一，《关于吾师》九〇年前后的文章吧，那时资讯欠发达，钱先生著作大陆也没有，张不可能有太多的了解
第二，几十年的动荡，人会变，学风也会变
第三，张饱受专制遗留之恶，看尽大陆知识分子遭受的摧残，看到这样的“引文”自是气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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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中行仍坚持认为红楼精神是“讲理”，重“证据”。】在了解不足的情况下是否能发现这个不足，这是一个智者能做到的事。以不足为据的东西为证据，从而讲理，这是不智之举
2.钱先生是个学风一贯的人，这在“人会变，学风也会变”的动荡中显得尤其可贵。把钱先生当个常人来批评，这是张中行不了解钱先生的
3.“气不过”是个很大胆的说法，这是在给老张抹黑吗：）气话自然是发而不中节，粉儿说得有一腚道理，我是不敢这样抹。就摧残而论，张中行对他的另一位老师顾颉刚可谓毫无同情心
此帖有两点遗憾：
1.《书摘》中钱著的样貌见之于张中行的我只看到所引一段，写此帖略有履空之感
2.钱先生亲属的辩护文章未得一睹，张中行有何回应也不得而知
1.《书摘》中钱著的样貌见之于张中行的我只看到所引一段，写此帖略有履空之感
2.钱先生亲属的辩护文章未得一睹，张中行有何回应也不得而知
@关粉儿 2020-11-28 01:54:08
2.钱先生是个学风一贯的人，这在“人会变，学风也会变”的动荡中显得尤其可贵。把钱先生当个常人来批评，这是张中行不了解钱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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椿兄自持晚生了几十年，就好像比先贤更通透似的
缺少起码的同情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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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1895年生
张中行：1909年生
套用一下粉儿的话，带劲：）
老张自持晚生了十几年，就好像比先贤更通透似的
缺少起码的同情之理解
2.钱先生是个学风一贯的人，这在“人会变，学风也会变”的动荡中显得尤其可贵。把钱先生当个常人来批评，这是张中行不了解钱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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椿兄自持晚生了几十年，就好像比先贤更通透似的
缺少起码的同情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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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1895年生
张中行：1909年生
套用一下粉儿的话，带劲：）
老张自持晚生了十几年，就好像比先贤更通透似的
缺少起码的同情之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