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 中国书法全集 53][刘正成主编][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10.01][443页].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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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版纸印刷非常精美，收录明代绝世书法天才徐天长的绝大部分书法经典。

《徐渭书法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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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书法评传》
刘正成

引 言
古人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自苏东坡以后五百年，中国文化艺术历史的星空又掠过一颗耀眼的慧星：徐文长，徐渭！
公元一五二一年，即大明王朝武宗正德十六年，徐渭生于浙江绍兴，他自己所著的年谱《畸谱》记得很清楚：“渭生观桥大乗庵东，时正德十六年，年为辛巳；二月，月为辛卯；四日，日为丁亥；时为甲辰。”[一]他卒于公元一五九三年，即大明王朝万历二十一年，年为癸巳。但月、日不详。《畸谱》最后一年只有六个字：“七十三岁，居王。”《说文·田部》曰：“畸，残田也。”徐渭晚年自称“畸人”，七十岁生日有诗云：“桃花大水滨，茅屋老畸人” [二]。这份自撰年表《畸谱》是徐渭临死前所作，他自料死后在正史上不会有传，去世当时果然也无人在他的《畸谱》上补录出卒月、卒日、卒时来。
徐渭自称“老畸人”既是自贬，亦是自傲。《庄子·大宗师》云：“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畸人者，奇人也！他在《畸谱·纪知》中借他人之口，谈到对自己并可视为盖棺之论的有三条：
一是何鳌当着徐渭的老师季本的面夸奖过徐渭：“何公鳌。先舅某与季师过杭，何谪参议归，住西兴驿。夜饮，师出《代白浚书》。读之，曰：‘西汉文字，好如萧子雝。’”[三]
二是老师唐顺之，云：“唐先生顺之之称不容口，无问时古，无不啧啧，甚至有不可举以自呜者。”[四]
三是好友沈炼，云：“沈光禄炼谓毛海潮曰：‘自某某以后若干年矣，不见有此人。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五]
沈炼被严嵩腰斩弃市于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徐渭当时三十七岁。徐渭见唐顺之是在嘉靖三十一年，徐渭当时三十二岁。季本卒于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徐渭当时四十三岁。总之，诸论皆在徐渭中青年时代，这也算徐渭生前能引以为荣的最高评价了。中年以后，徐渭入狱七年，?户十载，沦落、奔命、饥饿于尘世边缘，主流社会已经完全遗忘他了。虽然在绍兴一带老百姓中至今流传着“徐文长的故事”，均是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轶闻趣事。所以，没有人记载他到底是病死，还是饿死在草窝席垫中。只有友人张元抃之子张汝霖在徐渭殁后三十年即明天启三年癸亥《刻徐文长佚书序》时记：“闻死之日，四大作金黄色，故足怪也！”。[六]道家称“道天地王（人）”为“四大”，佛家谓“地水火风”为“四大”，即“四体”。今人疑为胆管被结石堵塞而引起 “作金黄色”的全身症状，或许与"晚绝谷食十余岁"有关。因此，徐渭遗体堪称饿殍不为过。清代张廷玉等撰《明史》，在《文苑四》中列《徐渭传》，也未记其死。
徐渭死之第六年，即万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 ，著名文学家、李贽的门徒、公安派的领袖袁宏道辞吴县令，至绍兴访同年陶望龄，“一夕坐陶编修楼，随意抽架上书”，翻到了徐渭生前潦草刊印的《阙编》一帙：“悪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呼石篑：‘《阙编》何人作者？今耶？古耶？’”于是，“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七]被袁宏道“称为奇绝，谓有明一人！”[八]
徐渭“尝言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九]，曾任宣大总督的梅客生后来曾冩信告诉袁宏道说：“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袁宏道则说：“予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矣！”当此之时，书坛笼罩于吴门之下，而袁宏道竟称徐渭书法在吴门领袖之上，可谓见识超前。作为文学家的他称道徐渭诗文当然更有力量：“先生诗文倔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他偏爱于徐渭，最后称徐渭“无之而不奇者”！ [一0]
六十年后，隐迹山林而奇纵不凡的石涛为徐渭的才情艺术而倾倒。有诗云：“青藤笔墨人间宝，数十年来无此道。老涛不会论春冬，四时之气随余草。”[一一]
一百二十年后，另一位旷代奇才郑板桥也是倾倒于徐渭，他自刻一方印章：“青藤门下牛马走”[一二]。
三百多年后，当代大师齐白石也效法郑板桥之倾情，竟作诗道：“青藤雪个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轮转来！” 甚至还发出了“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的感叹。[一三]
然而这一切，均非徐渭生前所料到！徐渭虽然自视甚高，但他顕然并未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价值。
徐渭与苏东坡一样，是五百年才一现的复合型、传奇性的文坛巨星，他不仅是一个划时代的书法大师，同时又是“有明一人”的诗文大家，也是与汤显祖、孔尚任这样坐标式的戏曲文学巨匠，还是影响几百年以至今日而不衰的绘画天才！当然，他也是一个被乾隆皇帝编《四库全书》所“禁毁”的“边缘”人物，他的艺术与人生在文化专制时代黑暗夜空里闪烁着悲剧的异于寻常的光芒！这就使我们对书法家徐渭的研究，在学术视野的宽度、深度与真实度上，及其独特的悲剧人生所孕含的艺术精神和社会人文价值的准确阐释上，均具有极大的挑战性。这也是我一九九五年编撰完《徐渭年表》之后，延宕十三年方着笔《徐渭书法评传》的主要原因。
一. 胡幕六季：仕子的失意和才人的得意
徐渭天才，六岁启蒙，九岁便能成文。十岁那年，家境败落之际，僮仆四人夜逃，徐渭与兄长徐潞去告官。县令刘凤昺见徐渭气宇不凡，“谬赏其姿”，想考考他是否有内在实学，便当场随意点了一题《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公理告书不二十纸，文不草而竟！”刘县令叹为奇才：“大赏之，送佳札兔毫，令送童子归！”[一四]徐渭遂以笤龄而文才名震乡里。
然而，他在嘉靖十九年(一五四0年)，即他二十岁那年应童子试，却未考取。他不服气，要求复试，向主持考试提学副使张公上书，洋洋三千言以刘晏、杨修自比辩护。爱才的山阴县令方廷玺才破格录取徐渭为生员，进了山阴县学，成了一名秀才。[一五]
奇怪！在科举之途上，除了这一次碰上运气以后，徐渭便运交华盖，考了八次举人皆败北：徐渭从嘉靖二十二年二十三岁科癸卯始，直到嘉靖四十三年四十四岁科甲子因事而废，二十年间场场考试均以失败而告终！什么原因？
本卷在这一时期仅仅有三件书法作品选入，均无作者自署纪年，其中最早的一件是现收藏于绍兴“青藤书屋”的所收录的《初进白鹿表小揩横幅》拓片(见作品一)。这封代浙直总督胡宗宪所拟的奏《表》，写于嘉靖三十七年正月，当年徐渭三十八岁，即他第七次应乡试未举之年。
《畸谱》：“三十八岁。孟春之三日，幕再招。时获白鹿二，先冬得牝，是夏得牡，令草两表以献。科戊午，复北。冬迁住塔子桥。”这里的“两表”即还有一《代再进白鹿表》。胡宗宪这一年在浙江两次得到白鹿，向迷信道教的皇帝“献瑞”，还必须有投其所好的腴文附上。徐渭代拟的这两封《初进白鹿表》写的什么内容呢？第一，白鹿乃是神兽；第二，有圣君出才会有白鹿出现；第三，嘉靖皇帝就是圣明君主，白鹿自动出现，呈现祥瑞，这是天意的证明，也是圣明帝君斋戒的诚心所致的天人感应！徐渭少年即受到其长兄徐淮学道炼丹的影响，当然知道道教礼数，能揣摩宫中斋事及帝王心理心情。这不足三百字的华彩之文，顿令几十年耽于丹术而不上朝的嘉靖皇帝圣心大悦，兴奋不已，亲赴太庙告慰祖宗，百官同时称贺。浙直总督胡宗宪也因此由二品升为一品，晋少保，犀带改为玉带，绣着锦鸡的绯袍也换上了绣着仙鹤的绯袍！[一六]
当然，幕僚徐渭也得到了好处：其一，浙直总督府重要呈文非徐渭莫属的宠幸；其二，得到胡总督二百二十两酬金，“买城南东地十亩”，建设了一生中唯一自建的住宅，名曰“酬字堂”。 [一七]
然而，徐渭也收获了精神的痛苦。万历四十四年十月，胡宗宪以严党事腴死狱中，徐渭闻讯当夜作《十白赋》悲之。他在这篇《十白赋》的序言中道：“予被少保公檄，自获白鹿而令代表于朝廷，其后踵至者凡十品，物聚于好，殆非虚语欤？时予各欲赋以讽公，末能也。”[一八] 显然，这是徐渭作《初进白鹿表》等腴文的违心表白。同时，也充分证明，徐渭并非不谙科场八股文的奥妙，而是他不愿俯仰于科场陈词滥调的心理依据。
正如前述，十岁那年，山阴县令刘凤昺在表扬徐渭少年天才之际，还曾与他有过一次对话，是其垂暮之年文字十分简略的《畸谱》上唯一一段的长文，慎重详尽地记了下来。文曰：
且问渭：“童子何师？”曰：“姓王，名政。”“教女作文，教读何书？”曰：“读程文。”公取卷余纸批曰：“小子能识文义，且能措词，可喜可喜！为其师者，当善教之，务在多读古书，期于大成，勿徒烂记程文而已！”[一九]
“多读古书，期于大成，勿徒烂记程文而已！”这让我们清晰看到深埋其心中而铭记一生的思想“种子”：勿专心于科场，而期于“大成”。徐渭在《畸谱》中是把这位知县列为“纪知”之列，可见其会心于一生。同时，《畸谱》还慎重地记录了他重要的启蒙老师季本的人生观：“季彭山先生，终其身而不习举业。”季本是王阳明的得意学生，是徐渭自小尊崇的一代优秀学人。徐渭在《自为墓志铭》中记录过“旷弃”干禄文字的经历：
“生九岁，已能习为干禄文字，旷弃者十年。及悔学，又志迂阔，务博综，取经史诸家，虽至稗小，妄意穷极，每一思废寝食，览则图谱两席间。”[二0]
徐渭的一生，虽然不能排除他具有争取功名的传统文人生存理想的遗传基因，但显然是自身这种耳濡目染的反传统文化结构与取向的客观状态，最终导致他科举的彻底失败，而成就了一名文化艺术史上的巨匠！
1. 《进白鹿表》与越中十子
徐渭的父亲徐鎞(克平)以贵州军籍中举，任贵州之县令，以四川夔州府同知致仕，回绍兴原籍。然后娶童夫人，生子徐淮、徐潞。童夫人二十岁逝，续娶苗夫人。苗夫人未生育，徐父纳其侍女为妾，生徐渭。百日后，徐鎞死于绍兴，徐渭即由苗宜人扶养成人。徐渭初字文清，改字文长，本支排行第三，同族排行第十五。父死，家道中落，苗宜人亦在徐渭十四岁时病卒，他只好依兄徐淮维生和读书，过着更为凄凉的青少年时代。
徐渭是在嘉靖十九年(一五四0年)二十岁进学诸生后，由长兄徐淮操持，与绍兴富家潘克敬之女订婚。是冬，随其岳父到广东阳江县典史任上，也即因贫穷只能成为一个招赘女婿。嘉靖二十二年(一五四三年)，徐渭二十三岁，他从阳江返回第一次到杭州应癸卯乡试，未中。回绍兴后，与长兄徐淮有隙，负气搬出。这一年冬，正好岳父潘克敬从阳江典史调京任赵王府奉祀，将全家迁回绍兴城内，又招徐渭赘居潘家。徐渭后裔徐仑先生根据《畸谱》和《绍兴府志》等资料，在他的《徐文长》[二一]一书中考证这一年正是徐渭与绍兴文人结社而称“越中十子”的。这一场结社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徐渭成为“才人”的基本文化生态环境。
据《绍兴府志》称：“渭与萧柱山勉、陈海樵鹤、杨秘图珂、朱东武公节、沈青霞炼、钱八山楩、柳少明文，及诸龙泉、吕对明称越中十子。”[二二] 越中十子当中，有退休的乡绅，丁忧在籍的官员，有山林隐逸，也有少年英才，其中以徐渭最为年少。这个时期他受这些前辈和同年的帮助很多，在政治、思想、文学、书法、绘画、戏曲和音乐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在书法方面，则受杨珂的影响最大。杨珂，明浙江余姚人，字汝鸣，诸生，从王阳明学，隐居秘图，养母以孝闻。他善书，被乡里称为“今之右军”。明万历《余姚县志》云：
杨珂幼摹晋人帖逼真，后稍别成一家。多作狂书，或从左，或从下、或从偏旁之半而随益之。吴峻、惟岳每论书法，辄云：“故人杨秘图者，今之右军也！”会稽陈山人自负能书，亦云：“笔法自中锋者最难，惟秘图为然！”[二三]
《绍兴志》亦称杨珂“为诗潇洒不群，书得晋人笔法”。[二四]可惜杨珂已无作品传世，他是否真能当乡邻“今之右军”的过誉尚需求证。不过，同时代外乡人对杨珂评价不高，甚至很消极。如王世贞《艺苑巵言》曰：“杨珂初亦习二王，后益放逸，柔笔疏行，了无风骨，所谓‘南路体’也。”明丰道生曰：“杨珂书如胠箧偷儿，探头侧面。”[二五]参照这些消极评价，杨珂书不传于世，“多作狂书”失败的可能性更大。
杨珂比徐渭大十八岁，并没有被徐渭《畸谱》纪为师辈，但以“越中十子”之交，后来又杨、徐齐名，可以清晰见到徐渭与杨珂之间的关系：一，法从晋出，《白鹿表》可以为证；二，别成一家，成熟期的徐渭诸作可以为证。尤其杨珂“多作狂书”与徐渭中年以后书极相似，想必熏染有自而成当年绍兴书坛的“时风”。倘若这些乡里对杨珂书法状态的积极评价加之徐渭倒颇为合适。
本卷所收录的《初进白鹿表小揩横幅》(图一)拓本，显然不是当初胡宗宪呈上朝廷的原件，因为未遵呈表格式书写，作为抄本现在传世的还有一件收藏于荣宝斋的《白鹿表行草卷》(图四九)，徐渭自署“万历中秋后三日也”，即万历十九年七十一岁时所书，可见，徐渭一生并非只书写过一件《白鹿表》。这个手卷是行草书，字势恣肆而从容，正是徐渭晚年炉火纯青之作。我想，如果徐渭在嘉靖三十七年抄写上报朝廷的《白鹿表》，运用万历十九年抄写的这件《白鹿表》手卷风格的话，那么这种苍劲奇崛、个性诡异的行草书，显然不会受到习惯于“台阁体”传统的皇帝和庙堂人士青睐的。而这件小楷，隽秀遒媚，严谨超迈，确有二王、苏东坡与赵孟俯诸贤小楷的秀逸之气，应属早期作品，更近于早年原件的体势风貌。不容置疑，秀丽的腴文与秀媚的颇近于“台阁体”小楷，才会让《白鹿表》文书双胜，取悦于宫廷。
徐渭在《畸谱-纪师》中，记录了大约二十位老师，其中有一位叫萧鸣凤，绍兴盛鸿郎先生作《徐文长先生年谱》时指称他为写《金瓶梅》的兰陵笑笑生[二六]，他的侄儿萧女臣小楷书让徐渭特别崇拜。这位好友三十九岁即早逝，在为这个好友和同学萧女臣所作的墓志铭中记道：“年十六七时，其叔提学副史萧公鸣凤者深爱之。岁具衣食，令就渭家同学于师。独喜秦汉古文，老庄诸子，仙释经录及古书法，以故楷甚精，摹十数种，死后争得之，率丈尺金数两。”[二七]被徐渭称之为“楷甚精”的萧女臣楷书是来源于“古书法”的，既然是“古”，当然区别于当世流行的吴门书风。这也可以看作徐渭早年的书法生态环境的旁证。
徐渭在集中所收题跋中，曾分别两次提到苏东坡和赵孟俯楷书：前者有《书苏长公维摩赞墨迹》和《大苏所书金刚经石刻》，后者有《书子昂所写道德经》和《赵文敏墨迹洛神赋》。这四则论书虽并未署明写作年代，但足可以为徐渭自己这件《初进白鹿表》小楷书做注脚。其中，《书子昂所写道德经》一则，可以看出徐渭书法观念并不为人注意的另一面：
世好赵书，女取其媚也，责以古服劲装可乎？盖帝冑王孙，裘马轻纤，足称其人矣。他书率然，而《道德经》尤媚。然可以为槁涩顽粗，如世所称枯柴蒸饼者之药！[二八]
在这里可以看出徐渭也曾明确反对过“稿涩顽粗，如世所称枯柴蒸饼者”书风。在存世的徐渭书作中，可以和他早年所作《白鹿表》一样近于“媚”的，还有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三件作品：一，《苏轼黠鼠赋行楷轴》(图五)；二，《致明公楷书札》(图六)；三，《欧阳修昼锦堂记行楷轴》(图五一)。其中，《致明公楷书札》为隆庆时书于狱中，《欧阳修昼锦堂记行楷轴》自署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乃七十二岁时作。这件《初进白鹿表小揩横幅》正是徐渭早期作品的“本相”，也是其前成熟期的另一则面。这件小楷作品，确实融进了二王的“意气”，苏东坡的“庄重”，以及赵孟俯的“媚胜”。这“意气”、“庄重”、“媚胜”均是徐渭在评论三家书中的点睛之笔。[二九]徐渭在中年和晚年均作过楷书，但与这件《初进白鹿表小楷横幅》已大相径庭。因之，我们从这件作品入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探索徐渭与晋唐以来传统经典之间的联系。
2.《四声猿》与戎幕生涯
本卷收入徐谓嘉靖年代三件作品的第二件作品是《十六夕诗轴》（见作品二）。这件作也未署年款，是根据所书诗作推定为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年）所书。这一年正是徐谓写《白鹿表》的第二年，也是他入胡宗宪浙直总督幕府的第三年。
根据《畸谱》载，徐渭于嘉靖三十六年季冬，即一五五八年一月赴胡宗宪幕，至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年）十一月胡宗宪以严党革职械系至京，幕散去职，前后整整五年时间，这是他一生中能略施抱负而最为得意之年。所谓“略施抱负”并非指幕府荣华，而是指他曾亲身参加过抗倭战争；“最为得意”也非指《白鹿表》这些腴文，而是指他的《四声猿》。
嘉庆三十一年（一五五二年）秋，徐渭第五次应乡试，初试名列第一，复试时未中，须发已白，回到绍兴一枝堂作《涉江赋》[三0]以痛诉穷秀才被科举折磨的心情，令人泪下。他在诗序中说：“嘉庆壬子秋，余年三十有二，既落名乡试，涉江东归，友人顾予鬓曰：‘子发白矣！’余诚惧理道无闻而毛发就衰，至于进退之间，实所不论，虽才不逮潘岳，而志或异焉，乃作《涉江赋》以自见。”
就在这一年，倭寇侵犯浙江，破台州黄岩，浙东震动。第二年，倭寇大举进犯绍兴，徐渭义不容辞参加了守城的徭役，写有《海上曲五首》[三一]记其事。是年，明朝军民就在长江三角洲至浙江一带与倭寇奋战，徐渭有不少诗歌记录之。第二年九月，倭寇又犯绍兴柯亭，总兵俞大猷和吴成器率明军包围而大战之，明军败。此战中，多读兵法韬略的徐渭“尝身慝兵中，环舟贼垒，度地形为方略” [三二]，并在《对策》[三三]中以韩信睢水之战的历史经验，并以他的实战观察检讨柯亭初战“背水为阵”导致失败的原因。俞大猷和吴成器采纳了徐渭等人的合理建议，引诱倭寇夺船，派人潜水破船而获柯亭大捷。
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年）五月，倭寇从上虞爵溪豋陆，窜至绍兴城东皋埠。徐渭随军到皋埠，“短衣混战士舟中观察形势”，向绍兴知府刘锡典呈递《拟上府书》[三四]，提出自己的军事建议。这个建议未得到采纳，这次战事也以失败告终，倭寇势焰大张。这一年九月，赵文华与浙江总督亲率大军进击。会稽典史吴成噐等参加陶宅战役，回绍兴后，徐渭采访陶宅战况写《陶宅战归记》[三五]。然后又随吴成器在龛山歼灭倭寇。胡宗宪编纂的《筹海图编》收入徐渭所写的《龛山之捷》[三六]， 后来又作为史实转入《绍兴府志》。徐渭还在战后于吴成器军营中写《龛山凯歌九首》[三七]以记其盛。
由于浙东杭倭的几次胜利，胡宗宪由浙江巡按御史擢升巡抚，不久后又升为总督。传说胡宗宪诱擒倭首王直就是采纳了徐渭的密计而成功的[三八]，这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龛山之捷》与《龛山凯歌》显然受到胡宗宪赏识，因为龛山功臣吴成器是直接受命于胡宗宪，且又是胡宗宪的同乡。总之，不久之后，徐渭进入了胡宗宪的幕府。
胡宗宪（一五一二年 ─ 一五六五年） 字汝贞，号默林，明正德七年（一五一二年）出生于绩溪县龙川村。胡宗宪原系文官，因抗倭有功遂成著名儒将，于戎马倥偬中辑着《筹海图编》十三卷。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年）任浙江巡抚兼按察史，旋擢总督，总制七省军务抗倭灭寇。他广揽人才，招贤纳俊，戚继光。俞大猷均为胡宗宪部将，并制定“攻谋为上，角力为下”和“剿抚兼施，分化瓦解”的作战策略。转战江浙，每役皆躬擐甲胄，指授方略。于是斩徐海、俘陈东、降王直、断倭寇之内应。不数年，弭平倭患，立下赫赫战功。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并加少保。他一方面受严嵩和赵文华的赏识而被委以重任，同时又因严嵩父子倒台而受徐玠指为严党两次身陷囹圄。第二次入狱后他愤然上书数千言，发出“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慨叹！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年）瘐死狱中。隆庆六年（一五七二）宗宪时得以昭雪，并“史录平倭勋”。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年）赐谥“襄樊”。徐渭一入胡宗宪幕府，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明朝上层残酷的权力斗争竟成了他一生悲剧的引子与高潮。
徐渭在《畸谱》中自述：“三十七岁冬赴胡幕，作四六启京贵人，作罢但辞归。”所谓“四六”，即骈体文。临时捉刀歌颂“京”城的“贵人”，从《畸谱》文字可以看出非徐渭本心所欲，所以“作罢便辞归”。
但是回家过了戊午新年元旦，胡宗宪又派人来约请他回幕府。徐渭再三推辞，甚至卧床称病不起。这种情境亦曾记录在他的《自为墓志铭》中：“洋洋居穷巷，僦数椽，储瓶粟者十年，一旦为少保胡公罗致，数赴而数辞，投笔出门。使折简以召，卧不起。人争愚而危之，而己深以为安。”[三九]徐渭后来终于动心应召赴胡幕，还是因为抗倭战争对他的吸引。“文长与胡公约，若欲客某者当具宾礼。”[四0]为人属吏，竟要总督重臣当自己为宾客，当然是书生之言。也许“具宾礼”这个承诺可以让他心安，却助长了他后来在幕府的纵酒张狂，颇有些李白当年笑傲王矦的遗意：
“文长乃葛衣乌巾，长揖就坐，纵谭天下事，旁若无人”；“介冑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谭谑，了无忌惮”。 [四一]
一入幕，徐渭立即为胡宗宪做了两件大事，一件即前述的诱擒倭寇王直的献策，另一件就是代拟《初进白鹿表》。前一件事是徐渭心甘情愿做的，而后一件事并非心甘情愿只是混饭吃的差事，但就是这件差事，既成了名，又成了污点，令他多年后也耿耿于心。这是因为，“纵谭天下事”的徐渭，在政治立场是站在他的好友沈炼一边，坚决反对严嵩父子的腐败政治。因之，他要代胡宗宪写给严嵩集团的人物各种函札文表，使他的内心十分矛盾和痛苦。他的这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痛苦，除了表现在他不拘行迹的张狂中，也排遣在他的诗文中，这期间最有名的作品就是《四声猿》中的《狂鼓史渔阳三弄》[四二]，也称《祢衡》或后来的京剧《击鼓骂曹》。
沈炼，字纯甫，会稽人。嘉靖十七年进士。除溧阳知县。因杵犯巡案御史调任茬平县令。嘉靖二十三年（一五四四年）丁忧回籍。他是徐家的女婿，与徐渭同辈，曾夸赞徐渭称“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沈炼并不以诗文成名，但介绍越中名士和徐渭往来，诗文酬唱，与徐渭一同名列“越中十子”。可以说是对徐渭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嘉靖二十八年（一五四九年）左右由清丰令入为锦衣卫经历。任上，曾与赵贞吉共同反对严嵩，以《十罪疏》弹劾严嵩，处以杖刑，被谪发居庸关守边。沈炼在塞外，却仍以詈骂严嵩父子为乐，严嵩得知大怒。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年），严世蕃遣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诛除沈炼。恰逢白莲教教徒阎浩等人被捕，招供多名嫌犯，于是列上沈炼的名字。沈炼在宣化被腰斩弃市，两子同被害。徐渭接到沈炼及二子被害和其长子沈襄被逮的的消息，悲愤盈胸，曾画《雪压梅竹图》并题诗：“云间老桧与天齐，滕六寒威一手提。折竹折梅因底事，不留一叶与山溪！”[四三]可惜画与题字已不存世。继而，又作《四声猿》中的《狂鼓史渔阳三弄》，以祢衡比拟沈炼，以曹操比拟严嵩，揭露谋杀沈链的主要人物是严嵩，而杨顺、路楷之流不过是曹操借刀杀人的黄祖而已。当时，严嵩不仅杀了沈炼，还杀了杨继盛等很多反对派，朝野鼎沸。嘉靖中，正值罗贯中《三国演义》风靡于世，奸相曹操成了众矢之的。徐渭以曹操讽严嵩，可谓痛快淋漓大得人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艺术家强烈和成功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是其高度的人文精神所在，他的作品体现了人民的利益和进步的理想。《祢衡》一戏的立意，也由徐渭在他后来所撰的沈炼公祭文《与诸士友祭沈君文》所自白。文曰：“而公之死也，诋权奸而不已，致假手于他人，岂非激裸骂于三弄，大有类于挝鼓之弥衡耶？”[四四]

明代剧作家王骥德认为《四声猿》是徐渭在绍兴书斋中所作，即应是徐渭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年）入胡幕的前后，那一年沈炼遇害。王骥德是徐渭的学生，他说：“先生居与余仅隔一垣，作时每了一剧，辄呼过斋头，朗歌一遍，津津自得。余拈所警绝以复，则举大白以釂，赏为知音。中《月明度翠柳》一剧先生早年之笔，《木兰》、《祢衡》得之新创。”[四五]《四声猿》在嘉靖中用笔名“天池生”刊印，自当在入胡幕之后了。徐渭入胡幕前曾赴福建，并考察研究南曲剧本，随后作《南词叙录》，而所作剧本在当时应该仍以北曲演唱。其后，北曲渐衰，昆曲盛行。到了万历初年，袁宏道见到《四声猿》，已经感到与当时的戏曲风格不同了。他回忆道：“余少时过里肆中见北杂剧有《四声猿》意气豪达，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题曰天池生，疑为元人作。”[四六]
用比较艺术史学的视角来看，西方戏剧继古希腊之后的高峰是芵国戏剧巨匠莎士比亚，他出生于一五六四年，即明嘉靖四十三年，这正是徐渭《四声猿》甫就的年代。继元杂剧高峰在明初的余绪，徐渭的《四声猿》是北曲衰落和南曲兴盛的过渡期作品。这些作品不仅紧密联系社会生活，而且是反对复古、反对格律的“本色”文学的巨大进步。如果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祢衡骂曹是用一种“书生腔”的话，徐渭《祢衡》中祢衡骂曹则纯粹用一种娱乐性的市井语言来让看戏老百性获得共鸣。这就是袁宏道所称的“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的本色派文学。除了《祢衡》外，《木兰》是对抗倭战争中英雄女性的歌颂；《女状元》则是对腐败科举制度的控诉。这些文学实践正是对李梦阳、何景明“前七子”复古文学的反动。在这一点上，他与当时进步的文坛领袖唐顺之、王慎中不谋而合，以及其后又与归有光、汤显祖、李贽站在一起，坚决反对王世贞、李攀龙等“后七子”的原因。作为书法家的徐渭来说，他正是站在整个政治的进步面和文学艺术改革行列之中，从而获得了真正宏阔强大的艺术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双重生命力，血乳绵延至今。因此，与其说徐渭在嘉靖年代由一个失意秀才成为总督府受宠的“宾客”是一种得意的话，不如说由一场剧烈的时代环境和个人命运所塑造的文坛骁将才是真正的得意，这种得意是徐渭当时也并非一定深刻感觉到的管领一代风骚之意。
在胡宗宪冤死前后，即徐渭杀妻下狱之前的嘉靖晚期，作为幕僚的徐渭的才名已显，他也因人相求留下过不少墨宝。大约书于嘉靖三十八年的《十六夕诗轴》，是在中秋前后，和好友诗酒相约，聚会于绍兴某一城隅，兴起而排遣应酬之作。可惜，除了这件书外，没有留下什么别的书赠作品。只是在《徐文长三集》卷七中有一首诗的诗题中记叙了在嘉靖四十三年秋，即徐渭当年第二次去北京时，为乡贤诸大绥、陶大临书扇面和手卷的事。诗题曰：“再至燕，诸陶两翰君索草书述怀卷端。”[四七]时诸为翰林院修撰，陶为翰林院编修，均为“越中十子”时代的好友。可惜这个草书手卷已不存世，这首诗题只能旁证徐渭书法活动及其在当时的影响。
嘉靖时期所存于世的《甚感札》（见作品三）因其下署“眷侍生徐渭拜”，可以证明徐渭杀妻下狱被革掉生员之前的一件身份证明档。就其书法来说，此札颇有王羲之、颜真卿尺牍的神采，它可以与溯源晋宋的《初进白鹿表小楷横福》相伯仲，为这一时期这个风格面貌作品的互证。
二 牢狱七载：精神与生命的艺术之花绽放
隆庆一共六年，加上嘉靖四十五年，徐渭在死囚牢中渡过了七年。狱中七年既是他一生悲剧的高潮，也是他书法艺术的第一个丰收年月。除了隆庆以前三件存世作品外，徐渭的第一批得意之作皆出于此时。杜甫有云“文章憎命达”，此之谓也。但是，徐渭精神上的巨大分裂与痛苦，却发生在他入狱前的嘉靖末年。
1. 《自为墓志铭》与易复杀妻的生命困境
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年）十月，胡宗宪督师破福清牛田倭，至是，浙江十年倭乱平。当年，严嵩父子失势。《明通鉴》载：十一月初七，胡宗宪以严党革职，被锦衣卫“械系至京”，十二月，胡宗宪至京师。嘉靖皇帝念其抗倭有功，没有定罪，令其解职闲居。胡幕当然解散，徐渭从杭州返回绍兴。第二年，即嘉靖四十二年（一五六二年）春，移居在绍兴新建的酬字堂。这年秋，徐渭经杭州人查某介绍，接受了礼部尚书李春芳的聘银六十两，冬季启程去北京。这是徐渭第一次北京之行。
徐渭到京后，对李春芳给他的待遇颇为失望。徐渭在胡幕享受 “宾客”待遇，接触皆是豪爽的武官。依靠写“青词”受到嘉靖皇帝宠幸号称“青词宰相”的李春芳，却视徐渭为一般的文书仆从，收发文档，轮流值勤，吃往均须在尚书公馆，令徐渭深感失去自由。作为食客幕僚，除了为李春芳代拟青词外，还要随时阿腴奉承主人。李春芳生辰，徐渭作《尚书李公生日赋呈（时方雪）》称颂“自喜远人能献颂，偶因食客得通名。”[四八]而更让徐渭恼火的是，李春芳和首辅徐阶将胡宗宪视为严党，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徐渭反严嵩，并不反对胡宗宪，相反为胡宗宪报屈，做李的幕僚让他十分难处。徐渭到北京还有一个目的，即帮助沈襄为其父沈炼平反。徐阶等执政不是积极施行朝政改革，而是忙于追击严嵩父子，对沈炼平反也不积极，令徐渭十分失望。他在北京呆了三、四个月，便于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年）二月离京返浙了。这一下，可算是得罪权贵了。
徐渭回杭，即被李春芳的门客查某纠缠，催促他回北京。查某甚至用恫吓手段，要徐谓退还聘金。徐渭变卖家产付还六十两银，查某不收，逼迫徐渭放弃了甲子科乡试，秋季又赶到北京去见李春芳，这才辞去了幕职。就在这时，徐阶、李春芳等人正在追究严世蕃的罪状，并用“外投日本”通番谋逆罪名设计杀了严世蕃。更有甚者，汪汝正在查抄严党罗龙文家时，查到了胡宗宪写给严世蕃的信，是胡宗宪被劾时“自拟旨”，即代皇帝草拟的圣旨，称“宗宪自叙平贼功，言以献瑞得罪言官，且讦汝正受赃事，帝终怜之，并下汝正狱”[四九]云云。这封信，不仅得罪了汪汝正，还属潜越拟旨；另一方面，亦怀疑这“自拟旨”为徐渭代拟。联系到徐渭《进白鹿表》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徐渭自然成了蛊惑献瑞结党营私的干犯。胡宗宪因这封“自拟旨”再次下狱，并瘐死狱中。这不仅使徐渭为胡宗宪的冤屈而愤恨，也为受到牵连而恐惧。
后来的研究者说，《四声猿》是为胡宗宪而作，将狠毒的徐阶比喻曹操，这有穿凿之意。但徐渭闻胡宗宪死于狱中当夜秉烛所作《十白赋》，随后所作《祭少保公文》，确实可以看出他在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尤其是那首题于《雪竹》上的诗，更见哀悼与激愤之意。诗云：“万丈云间老桧萋，下藏鹰犬在塘西。快心猎尽默林雀，野竹空空雪一枝！”[五0] “云间”是指徐阶，“默林”是胡宗宪的别字，“野竹”是徐渭自喻。常人说徐渭惧祸而恐惧，此诗足见徐渭如雪寒心的义愤。于是，“时我病始作，狂走无时休。”“狂”可视作今日之“迫害狂”与精神分裂症的症状。
《畸谱》云：“四十五岁，病易。丁剚其耳，冬稍瘳。”“易”，即“易箦”之意。“箦”，睡卧之席。引《礼记-檀弓上》曾子临终的故事，人之将死，易箦而终。“病易”，重病垂死之意。
张汝霖《刻徐文长佚书序》云：“狂中画雪压梅竹，而题云：‘云间老桧与天齐，滕六寒威一手提，折竹折梅因底事？不留一叶与山溪！’其感慨激烈之意，悲于击筑，痛于吞炭，而人徒云虑祸故狂，知之政未尽也。”[五一]这《题雪压梅竹图》是为沈炼而作，非为胡公所作的《雪竹》竹枝词，但却道出了“知之政未尽也”的“感慨激烈之意”！
徐渭在为他的医生所作的《海上生华氏序》也自认为“激于时事”。序云：“予有激于时事，病瘈甚，苦有鬼神凭之者，走拔壁柱钉可三寸许，贯左耳窍中，颠于地，撞钉没耳窍，而不知痛，逾数旬，疮血迸射，日数合，无三日不至者，越再月以斗计，人作虮虱形，气断不属，遍国中医不效。”[五二]
徐渭连续自杀有九次之多，并且已请木匠制好棺木。他有《感九诗》云：“负屙知几时，朝雪接炎伏。亲交悲诀词，匠氏已斤木。”第四句有行注：“时已成棺”。[五三]
这时，徐渭撰《自为墓志铭》，表明为“义”赴死和“自死孰与人死之”的心迹。他说：
至是，忽自觅死。人谓渭文士，且操洁，可无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洁而死者众矣，乃渭则自死，孰与人死之？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辄疏纵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垢，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故其死也，亲莫制，友莫解焉！[五四]
恐惧者，畏死也。徐渭不畏死，只有“病易”的解释最为确当真实。在今天，因精神高度紧张而成抑郁症等已经是常见的神经类疾病。因而致“狂”，即精神分裂症而自杀者，他的病因又恰恰是一种理性的强迫偏执所导致。这就是徐渭在发病当时所作诗、文中，可以清晰看到黑暗专制社会对一个不甘屈服的文人的残酷迫害与精神压力。徐渭以竹枝词题《雪竹》一画藏于故宫博物院，这雪中之“竹”、雪中之“梅”的意境，是徐渭诗、文、书、画艺术的灵魂。
到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年）春，经一个工匠华氏用海上方治疗，徐渭的病已逐渐痊愈[五五]，却因祭悼沈炼而复发。元旦那天，徐渭因海瑞带棺上疏被逮下诏狱感触良深，作《丙寅元日》，诗有“凤鸣梧引真平世”之句，行注“时有海主事公之疏”，诗末并称“病后欲绝于举业，并诸散文，而不能也”。[五六]大病初愈的徐渭，仍改不了关心时政的欲望。不久后，沈襄从保安运沈炼遗骼回绍兴，但沈炼的冤案并未完全平反。先在北京公祭沈炼，回绍兴后又举办两场公祭，徐渭于二月初十日参与公祭，用他所撰公祭沈炼文。祭文中有“聚哭倾里，朗诵哀章，将以激懦，匪以悼亡”句[五七]，他认为自己比起沈炼勇敢赴死追求道义的精神来，仍有“懦”弱之处，仅能哀怆发于诗文而己，并因之深感惭愧。徐渭在这种强烈内心冲突的再度刺激下“易复”——狂病复发，并于病狂酒醉中杀妻入狱。
2. 猥以死灰：诸体杂揉与悲情释放
杀妻，被认为是徐渭一生的污点。但是，按今天的法典来判断，倘若徐渭当时确实有一张神经分裂症病情诊断书的话，他是无罪的，也不必负刑事责任去坐牢，而是应该为他治病。对女性死者的同情与对精神病者的同情是一个历史的悖论，因之，后世的良知便杜撰出“甩缶杀”人[五八]即过失杀人的传奇来为徐渭开脱，尤显其一种法律精神缺失的尴尬。
显然，徐渭本人也未走出这个法律与道德的误区，他在狱中为自己无数次各种方式地辩解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灵魂的痛楚。
徐渭成死囚在狱中七年，身带枷锁镣铐四年之久，衣服不能换洗，满身生虮虱。夜间老鼠成群偷吃犯人的食物，跳跃床铺被絮之间。冬季雪夜，寒气逼人，床衾间雪深一尺。他在《雪二首在系》其二中云：
屋腐隙西椽，密雪夜如织。朝窥床簟头，白糁高一尺。侧身不敢摇，寒笼戢僵翼。伴侣同苦辛，何从乞浆食。[五九]
徐渭已完全作好了象嵇康一样抱琴赴死的思想准备，他在《寄答秘图山人二首狱中》中曰：“羁绁不可脱，茬苒年岁侵。但使时节至，一鼓广陵琴！”[六0]
徐渭在狱中做了很多反思求活的书信和诗文，相当真实地为他杀妻做了无罪辩护。他在《上郁心斋》中为自已辩护说：“顷罹内变，纷受浮言：‘出于忍则入于狂，出于疑则入于矫！’但如以为‘狂’，何不概施于行道之人？如以为‘忍’，何不漫加于先弃之妇？如以为‘多疑’而妄动，则杀人伏法，岂是轻犯之科！如以为‘过矫’而好奇，则蹀血同衾，又岂流芳之事！凡此大凡，虽至愚亦知所避……事难概料，大约如斯。伏望明公曲谅隐衷，力扶公道，勿泥前说，赐挽后评。倘能出万死于一生，即是垂三纲于九鼎。不胜恳竦，实倍叫号！”[六一]
陶望龄的“猜忌说”亦有其合理处。他在《徐文长传》中说：“渭为人猜而妬，妻死后有所娶，辄以嫌弃，至是又击杀其后妇，遂坐法，系狱中。”[六二]显然，他对徐渭所说的“变起闺阁”一事尚未深究，而入于俗议。徐渭二十岁娶妻潘似，相爱甚笃，不期仅六载妻亡。自此以后，他的婚姻就极不如意。
《畸谱》：“四十一岁。取张。应辛酉科，复北。自此祟渐赫赫，予奔应不暇，与科长别矣。”自“取张”后，这“祟”，是什么？与家庭有什么关系？值得细思。他在《抄小集自序》中谈到了政治与家庭的关系：“余夙学为古文词，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辞而百縻，往来幕中者五年。卒以此无聊，变起闺阁。”[六三]在一种政治高压下，“卒以此无聊，变起闺阁”--家庭里，徐渭与妻子张氏发生了源于在胡幕中这段经历引起的冲突。冲突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但也透出其中消息。“忍”、“疑”、“狂”、“酒”，在“变起闺阁”中复杂地交构起来，难以厘清。其实，这个悬案，早已在入狱不久后的徐渭心中冰释。徐渭《戊辰元旦喜杜儿至走笔》中，已记叙了隆庆二年戊辰（一五六八年）元旦即入狱的第三个年头，二子徐枳来探监拜年，令徐渭喜不自胜：“苍柏古松出墙枝，今岁今春异昔时。试罄酒樽浑忘醉，却牵儿女笑成痴！”[六四]徐枳当年六岁，为张氏所生，尚名徐杜，想必为其祖母或长兄携来。这就让徐渭深切感受到亲眷对他误杀张氏的谅解。因之，徐渭临终 “易复，杀张”是一个合适而中肯的结论。
这些难以言表的精神与生命纠缠，令徐渭经历着双重炼狱。在这一时期小楷信札《致礼部明公小楷札》（图七），不仅其风格足以与《初进白鹿表小楷横幅》（拓本）相伯仲，也是徐渭狱中生活的重更文献。此作文字载于《徐渭集》第四册《补编》《书启》，并有按云：“此启似是徐渭在狱中时致礼部侍郎诸大绶书。”[六五]《徐渭集》第二册《徐文长三集》卷十五《启》中，收入致诸大绶二札，均是徐渭于隆庆元年（一五六七年）在狱中向自己的同学和好友、时任礼部侍郎的诸大绶[六六]求救的信。其第二札云“猥以死灰，加之嘘息，得诸秘寄，感而涕零”，即指诸大绶给绍兴地方官的减罪“秘寄”已经发生作用，徐渭的死罪已得免除之后所写。而此札更有“亏得礼部工部”、“莫忘老张新张”，即礼部侍郎诸大绶、工部都水正郎陶幼学，“老张”指张天复，“新张”指张元忭，均是成功帮助了徐渭杀妻案的绍兴籍京官，应是继其后的第三札。此札讲字句已较前两札略显轻松，但仍可见他在狱中的彷徨生死之间的窘态。他说：“遂令待瘐，复得还魂。劈李分瓜，对里人而话苦；自南指北，频感涕以流酸！”这使他深感低头向邻里和京城达官乞求的尴尬与酸楚。“待至夜分，颓然就榻；及至朝旭，又复望门！回思已矣夫昔时，聊尔悠然于始舍。”这种盼望解脱惶徨不可终日的现状，与昔日的悠然自得真是令人倍感悲切神伤。由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封信札应该是当年的原信：笺用四折，格式尤为恭敬拘谨，字迹十分工整端严，其朴厚古拙中，令人想起锺繇《荐季直表》奏章，或者王宠古奥俏皮的小楷手卷。我想，此较起来，本卷所收《初进白鹿表小楷横幅》显然是徐渭自己的抄本。如果是正本，即使可以写得轻松秀丽，也应该用这种庄重的奏表格式才妥；何况不但未用具表人胡宗宪的身份，反倒末端署上“天池徐渭”的下款。徐渭晚年病重不能执笔写字时，曾自谓“渭素喜小楷，颇学锺王，凡赠人必亲染墨”[六七]云云。此话足可以解读徐渭小楷出自“锺王”而不谬！这件作品不仅可以作为徐渭早期确切无误的代表作，同时也是徐渭小楷书的经典杰作，甚至可以说开了黄道周、傅山小楷法乳锺元常汉魏气息的先河！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地查看此札字迹，又会发现颇有不自然歪斜的字行。如：第四行、第六行，特别是第十五、十六行，显得蜘蟵蹒跚。我想，这也许就是作者“戴着镣铐的舞蹈”了！
当然，我们在研究徐渭在一段特殊时期的艺术创作时，一定要追问和猜想：在“猥以死灰”的死囚牢中，徐渭何以能作如此雅致的书法来？徐渭当时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与创作状态之中？
徐渭在《破械赋》和《后破械赋》中就幽默地讲了他戴的三种刑具：“寸脰尺支，二木一金，昨日何重，今日何轻？其在今日也，栩栩然庄生之为蝴蝶；其在昨日也，蘧蘧然蝴蝶之为庄生也！”“爰有一物，制亦自斑，鹳喙不啄，琴体乏弦。乃偕二友，木窦金纽，与之为三，脰及足手。一人迩之，不棺而朽。多其高义，随我四年。我分殉之，何心弃捐！”[六八]《明史-刑法志》：“刑具有定器。”据《大明律-狱具之图》载：“枷：以干木为之，死罪重二十五斤，徙流重二十斤，杖罪重一十五斤；杻：长一尺六寸，横润三寸，厚一寸；索：以铁为之，长一丈；镣：以铁为之，连环共重三斤。”《明会典》卷一七八《狱具》条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司狱司所设狱具，务要校勘如法……与诸司遵守，敢有仍前，就用非法狱具处治。”[六九]徐渭大约是在隆庆三年（一五六九年）减罪才在狱中解除枷栲，然后作画，故有《题墨牡丹》：“四十九年贫贱身，何甞妄忆洛阳春？不然岂少臙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七0]可以说，徐渭在狱中渡过了四年“不棺而朽”，“蘧蘧然蝴蝶之为庄生”的枷铐生活。当然，这也就是徐渭四年在狱中戴械三十余斤的日常生活与书法创作状态了。
徐渭入狱惊魂甫定，除了委托葛氏叔侄为他整理编印遗着外，曾为《参同契》作注[七一]。《参同契》，东汉上虞魏伯阳撰，又作《周易参同契》，是丹道家修炼理论之大成。他在《养生书成记事与梦》中云：“中郎赎命悭修史，叔夜滨刑且养生！”[七二]以蔡邕与嵇康自比，在赴刑前完成名山事业。其实，能真正能缓冲他精神与情感冲突的却是书法，这得以促成他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均达到了书法艺术创造的第一个高峰期。
他在炼狱中用书法来伸吟歌咏，舒缓精神与环境巨变下的高压。他自署于隆庆元年（一五六七年）八月中秋之日在狱中所书的《李白蜀道难草书卷》（图四），应该是他这时愤疾与无奈心情的真实写照。这天晚上望月朗照，酒醉之后也不感觉有蚁虱搔痒，甚至不须檠灯，而“兔毫可数”。于是，借李白之杯酒，用草书以浇自家心中之块垒。此幅是小草，细腻秀丽而精致酣畅。第二天“醒视之”，又很不满意，“几欲裂纸”！这当然是自谦，否则他不会又慎重其事地作了一个长跋，云：“《蜀道难》可得南宫之五、六，至其它，仅大令之二、三耳！”然后特别详细记录写作日期“隆庆改元秋八月之望”，这与隆庆之前之后许多仅署穷款的大量作品大异其趣。这应是他的名山之思所致。 前此，祝允明也用草书作过李白《蜀道难》长卷，但有激情而少宕荡，显然没有徐渭这样沉重的心情和对前途艰难的深切忧疑。这件带枷锁而书的作品，竟能如此轻松而精致，应属徐渭的得意之作。同时，也从夫子自道中，辨出徐渭早期草书作品来自米芾，略追王献之的东晋风格特征，以及他对传统经典的理解。
与这件作品风格十分相近的，是当年早三个月即“五月望日书于会稽清远楼西偏松桧之下”的《寄云岳子等九首四体册》（图五）。此册款署“翁洲道士徐渭漫书将寄碧玉草堂”，说明这是赠书。碧玉草堂失考，可以猜想是一种避讳代词，例如前述之《上郁心斋》，亦查不出“郁心斋”为何人。有所隐晦者，一或为利益相关的实力人物，一或为有实力而无名节的人物，也才会在后来所辑文集中亦不愿暴露其姓名。而此所渭“碧玉草堂”者，大约是因葛韬仲、葛景文叔侄而间接相关者。此册第一首诗即《寄云岳子》，即葛云岳之作。葛云岳，云岳子，与后一年所书的《读余生子传楷书册》（图九）中的“余生子”葛景文系同一人。可以说，这就是在狱中身无分文的徐渭报答有助于他的相关人士，也包括“余生子”葛景文叔侄这些人的应酬之作了。
但此作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诸体杂揉。起首三段《寄云岳子》、《怀古》、《息机》，均用小字散草书，舒缓雄秀，颇有汉末宋晋风韵；第四段《北上别丁学范于虎丘》仍小字则用章草，古拙中不失灵秀，嫣然赵子昂作《急就章》；第五段《狱中所作女妇节烈者三首》则用大字狂草，激烈奔放，犹有张长史的身姿；第六段《次韵答释者二首》复归恬静，用山谷体长横扁字的行书写成。更有甚者，此册有二个自跋：前跋论诗，并上下款，仍用山谷体行书；后跋记时间与地点，却用东坡体行楷。细辨之，也看不出此册是分多次写成，虽用几种书体和风味杂陈，却浑然一气，机变多方而神采融通。当然，此册中也可稍辨其根源，即有张弼、祝允明的对徐渭的影响之迹。
《徐渭集》之《徐文长佚草》卷二有《跋张东海草书千字文卷后》，有论及张弼“具数种法，皆臻神妙”之句，应是徐渭诸体杂揉的效法先例。
徐渭有一段论书跋《跋书卷尾二首》，其二记载一个请他鉴定祝允明书法的故事，由此引出一个“变”的道理。跋云：
董丈尧章一日持二卷命书，其一沈征君画，其一祝京兆希哲行书，钳其尾以余试。而祝此书稍谨敛，奔放不折梭，余久乃得之曰：“凡物神者则善变，此祝京兆变也，他人乌能辨？”丈弛其尾，坐客大笑。[七三]
比起沈周、吴宽、文征明来说，祝允明书法确实有体格多变的特征，徐渭此论可谓独具只眼。但从别一方面来说，也可以看出徐渭书法出多门，兼收并畜的基本功。正如他在《李白蜀道难草书卷》（图六）的尾跋中所说“南宫之五、六”，“大令之二、三”，这是他诸体杂揉的主观行为。这当然不是今天我们商业化书法的应酬之作，而是徐渭从多侧面、多角度地吸收与表现，这就是他所说的“善变”。诸体杂揉式的“善变”，应该是徐渭前期书法的重要特征之一。
3《春雨杨妃二首草书卷》：扶木大草与异峰突起
如果说《寄云岳子等九首四体册》、《李白蜀道难草书卷》是徐渭书法嬗变期的代表作的话，《春雨杨妃二首草书卷》（图一0）则是徐渭书法成熟期的狂草代表作。
此卷款署“隆庆春之望后，时接初夏矣。莼鲈既盛，二张君扶木以归，酒馔既倾，书此为别。天池道人渭。” 这款文有三个疑点：一，“隆庆”后无年份；二，既言“春之望后”，何必又言“时接初夏矣”；三，“扶木以归”，“归”于何地？或请假出狱后“归”？徐渭颠狂，但文字严谨。若再观此卷草书，确属颠狂无前例，似应为酒后挥洒所致。考隆庆二年，徐渭生母卒，少年同学丁肖甫曾一度保释徐渭出狱料理丧事。此外，并未知朋友带他出狱饮酒事，故此“归”尚不能理解为回到狱中。沈伟先生将此作定为隆庆元年也并非毫无道理，但书写心情与风格似与隆庆元年之《李白蜀道难草书卷》、《寄云岳子等杂诗册》大异，却与定为隆庆三年注《参同契》前后所书的《千字文草书卷》（图一三）相近。因此，我意将之归于隆庆三年“破械”前所书为妥。此卷跋文中所谓“二张君”者，乃徐渭少年时代的“附馆”同学兼好友张子锡、张子文。“二张君”父亲时任指挥使武官，家中有战马和刀剑枪矛等武器。徐渭常到张指挥家去玩，与张家兄弟一同练武骑射，这对徐渭养成喜爱军事训练的习惯和英武豪爽的气概有很大关系。张母也对徐渭很好，常为少年徐渭洗脸梳头包扎伤口，飨以糖果糕点，徐渭曾在万历初年作《张母八十序》记忆这些往事。[七四]此草书卷所写二诗，《徐文长三集》卷五中均有录，一题日《春风》，一题曰《杨妃春睡图》，仅数字略异。《春风》一诗中言及“长堤”、“军中老将”、“吴姬”、“湖中鲤鱼”等，此诗应指嘉靖浙江抗倭时事。书作中第二字误将“风”字写成“雨”字。这一对少年习武的朋友携带鲈鱼莼菜和酒（当然也携来纸笔）到狱中看望徐渭，令他回忆起昔日“吴姬”陪酒，大啖“湖中鲤鱼”，舞剑作乐的军旅逸情，不觉“酒馔既倾”，耳热面赤，乗兴走芼，挥洒云烟，把自己尽情地释放了一回，以成徐渭一生最早和最富视觉冲击力的狂草作品。这件作品不仅创造了徐渭书法的笫一个高峰，也是离开“诸体杂揉”，走向徐渭书法成熟的标志性代表作。如果我们尝试把它放到书法史的纵坐标和横坐标上来衡量的话，都可以说是明代狂草的里程碑。
徐渭行书与草书手卷，体式均来自山谷，字取横式，左右腾挪。但山谷笔法虽精到，但多理趣而稍欠感性。就其书意来看，徐渭此作更近于张旭《古诗四帖》，无非张旭字多取纵势而已。明代吴门四家均善草书：祝允明性情多变过文征明，但比徐渭更理性而少神奇；王宠也善大草，中锋雄劲，有《阁帖》张芝《冠军帖》法度，但无徐渭之侧锋取势而狼藉草草之意。徐渭在《跋张东海草书千文卷后》对张弼草书甚为领会和赞赏：“以余所渭东海翁善学而天成者，世谓其似怀素，特举一节耳，岂真知翁者哉！”[七五]由此来看，与其说徐渭近于吴门四家，不如说他的“书神”更近于东海翁张弼。当然，若论笔法精到圆熟之“书法”则徐远胜于张了。徐渭此草，实在令人感到有苏东坡所谓“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的风骚之意[七六]！这一点，徐渭在论王阳明草书时的说法应该参考。曰：
曹操书余未及见，而文公谓“放之”。公书天风海涛，乃近元常。元常魏人，盖操亦放之耶？[七七]
徐渭用“放之”二字论书，可谓点睛之芼！徐渭之草略胜吴门四家，即在“放之”二字。徐渭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其草书胎息于王阳明，可以说是有迹可循的。

隆庆六年（一五六七年）春，沈襄再次赴京为父沈炼申冤，不久返回绍兴，到狱中探望徐渭，徐渭作《送沈君叔成序》，曾生动地记叙了沈襄看到徐渭在狱中的景况。文曰：
来别余于理，见余抱梏就挛，与鼠争残炙。虮虱瑟瑟然，宫吾颠，馆吾破絮。成父忽双涕大叫曰：“叔惫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为？”余壮之，体貌虽孱囚矣，而气少振也，于是作歌以为别。[七八]
“气少振”，正是徐渭“抱梏”作书而精神不衰的灵魂。这是徐渭狂草的一股怨气、怒气、奇气、霸气和颠狂之气！
4 真草《千字文》与“真我面目”
前述，徐渭在隆庆三年（一五六九年）夏秋之际曾为《参同契》作注。故沈伟先生在考释此二件品时，以署名用“田水月”、“大环”，而推论为隆庆狱中注《参同契》后所书，可渭不无卓见。[八0]《千字文楷书卷》（图一二）在正文书完后，除了用“田水月”署款外，又自跋了一长段专门讲文字训诂的话，这与他在注《参同契》期间爱讲文字的习惯相同。《徐文长三集》中不但收入《注参同契序》外，还收入《奉答冯宗师书》、《答人问参同》、《论玄门书》、《又论玄门书》等[七九]，多以字解其丹道之经义，亦可旁证此书作于隆庆中。
此卷后有二跋：一，隔水上为“稽山半老”即近人陈半丁所跋；二，其后清人陈奕禧跋。两人均是浙江人，陈奕禧为海宁人，陈半丁为绍兴人。这二人均先后在跋中讨论徐渭此书的历史渊源，因为他们在极力为同乡先贤这种惊世骇俗之书寻找理论依据。陈奕禧干脆开门见山直说：“书而变乎俗，不能入俗眼，由于变也。欲变俗法，又岂欲俗人爱乎！” 这当然是据于徐渭“高书不入俗眼”之论。不过，他话锋一转，云：“变乎俗，何变也？入于古也！”他为徐渭寻找了一系列的古典资源。他认为，徐渭之书来源于“崔浩、包文该、《张猛龙》、《李仲旋》”等北魏诸品！崔浩有《吊比干文》、包文该是唐玄宗开元、天宝间人，但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卑唐第十二》中说：“唐碑中最有六朝法度者，莫如包文该《兖公颂》，体意质厚。”如果中国书法史确如黄惇教授所论有一个清代初中期的“前碑派” [八一]的话，那么比阮元、包世臣早了二百多年的明代中期的徐渭，是否可以列入这个“前碑派”人物！陈奕禧（一六四八--一七0九），生于清顺治五年，康熙四十七年擢南安知府，卒于官。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乾隆二十九年生，比陈奕禧晚出一百一十四年，看来这不仅要改写关于清代碑学史了，还要重新认识明清之际这二百年的书法发展史实，改写以朝代划分学术发展阶段的书法史学史了。
无独有偶，陈半丁也另有只眼。他说：“青藤作书由颜、柳入米，而用笔取法经体，不求媚丽，此其所以高也！”这个“经体”即魏晋写经体，亦是明代人尤其是吴门四家所不取的。从魏、晋、唐的非经典书法的古拙之质，来铸造的“自家面目”，正是徐渭书法成熟的风格标志。这一点，也可以从徐渭在讨论王羲之书法时，看到他的审美观念。他在《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中云：
非特字也，世间诸有为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临摹《兰亭》本者多矣，然时时露己笔意者，始称高手。予阅兹本，虽不能必知其为何人，然窥其露己笔意，必高手也！优孟之似孙叔敖，岂并其须眉躯干而似之耶？亦取诸其意气而已矣。[八二]
由此观之，徐渭杂揉米芾、大令、山谷，抑或取诸北魏碑体、经体，均非优孟衣冠，“取诸其意气而已矣”，最终成“真我面目”。可以说，此《千字文楷书卷》便是徐渭楷行书“真我面目”的代表作。而款署“大环”的《千字文草书卷》又可称之为其草书“真我面目”的“标准动作”。可以说它不及前此《春雨扬她二首草书卷》的天才般表现力和视觉冲击力，但它确实是他其后许多作品，不仅卷、册之书，也包括高头大轴作品的基本范式：字与行的紧密穿插所体现的幅面张力，结字放中有敛的紧聚之气，和中、侧锋交互变幻的笔法等等。
三 南北觅食：艺术明珠的闲抛闲掷
狱中七年，徐渭历尽艰辛，却也硕果累累。且不说他注《参同契》，也不论他得《春雨杨妃二首草书卷》和真草《千字文》等书作佳什，更有大成者，便是他的绘画。他少年时曾向陈鹤学画，但真练成今日所见之徐渭画者，却是在牢狱之中。笔者所见，徐渭只有一件隆庆以前的绘画传世，即藏于云南省博物馆自署画于“嘉靖壬寅”的《水墨花卉卷》(见插图)，但此作尾款存疑。本卷所收《跋画十六种花诗卷》(图二六)卷尾自署：“万历五年重九日，金畾山人”，“金畾山人”为徐渭在万历初年所用的号。“嘉靖壬寅”即嘉靖二十一年(一五四二)，是年徐渭才二十二岁，刚娶潘姒不久，入赘广东阳江典史潘克敬家为婿，当年冬才从阳江返绍兴奔二兄徐潞丧。而此画卷中墨牡丹双钩竹题诗后跋有所谓“大醉后作勾竹牡丹，次日始得题”云云，实在不合当时情境。加之，卷尾之跋与卷中之题画诗的书法风格也极不相同。因此，我以为这则尾跋为伪，或者说是真画假跋。隆庆三年(一五六九)，徐渭四十九岁。减刑，摘除脚镣、手铐和枷，他开始作画。狱中无颜料，故以泼墨作画，故有《题牡丹诗》：
四十九年贫贱身，何曾妄忆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八三]
徐渭当有“墨写”牡丹的自怜之思。不过，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徐谓《山水人物花鸟册》中，有此诗所题墨牡丹一开，却是万历戊子即万历十六年(一五八八)仲夏所画。而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徐渭《杂画卷》中的墨牡丹上，却题有同样一首诗，不过却将起首第一个字“四”改为“五”而成“五十九年贫贱身”了。同样改“四”为“五”的诗题在墨牡丹上的，还有一件是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收藏的徐渭《花卉杂画卷》。
其实，从徐渭传世画作中，却是以葡萄自喻最多且最有名。其题诗云：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八四]
笔者寡陋，已见有五件墨葡萄图题有此诗，其中三件藏于故宫博物院，一件藏于上海博物馆，一件藏于日本东京都博物馆。这些“闲抛闲掷”的“明珠”，在徐渭出狱后十年浪迹南北的觅食生涯中，堪称随时随处比比皆见，令人喟叹再三！
隆庆六年(一五七二)五月，皇帝朱载垕卒；六月，太子朱翊钧即位。改元大赦，徐渭在十二月除夕被保释出狱。出狱那天，他在好友吴景长家通宵饮酒，还不乏豪迈地吟诗道：“我系六年今始出，宝剑一跃丰城寒。登楼忽见梅花发，时有春意来珊珊。醉余皓首街泥滑，欲跨白马呼银鞍！”[八五]以一副“欲跨白马呼银鞍”而踌躇满志的气概，迎接万历元年(一五七三)元旦清晨的来临。然而，等待他的并非是命运的“春意”。
这一年，徐渭五十三岁。其传世所画墨葡萄及题诗“半生落魄已成翁”最早者，为万历七年，是年五十九岁，故在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这同一件《花鸟》卷上，也有墨牡丹，上题“五十九年贫贱身”。显然，“五十九年”不能称“半生”，而在隆庆三年在狱中题诗所称“四十九年”称“半生”更为合适。但是，这首题画诗却最为合适地道出了他在出狱以后十来年浪迹觅食的景况。
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论徐渭云：“盖渭本俊才，又受业于季本，传姚江纵恣之派。不幸而学问未充，声名太早，一为权贵所知，遂侈然不复检束。及乎时移事易，侘傺穷愁，自知决不见用于时，益愤激无聊，放言高论，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故其诗为公安一派之先鞭，而其文为金人瑞等滥觞之始。苏轼曰：‘非才之难，处才之难！’”他甚至还认为：“观袁宏道之激赏，知其臭味所近矣！”“宏道以为，‘一扫近代芜秽之习’，其言太过！”[八六]纪昀之论，有“知其然”处，有“不知其所以然”处。他总结徐渭失败的最初原因，是“不幸而学问未充，声名太早，一为权贵所知，遂侈然不复检束。及乎时移事易，侘傺穷愁，”，是“知其然”处。然而，他抨击徐渭“自知决不见用于时，益愤激无聊，放言高论，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 ，则是“不知其所以然处”：纪昀恬然自许能“处才”，并站在官员和体制内文人的立场上，把“不见用于时”的责任归罪于徐渭本人身上，却是极大的不公了！
自从礼部侍郎诸大绶死后，营救徐渭最出力的是绍兴藉官员张天复和张元汴父子。因之，徐渭出狱第二天即万历元年元日就去“拜张座” [八七]，感谢张天复的救他出狱的恩情。然后为张天复的南华山馆所有园林亭台楼榭写楹联和题诗。按明代江南园林的程序，题诗一般要书写出来，镌刻于石上，再镶嵌于壁上。徐渭作《张氏别业十二首内山》举凡便有《镜波馆》、《乐志堂》、《流霞阁》、《竹坞》、《荔枝亭》、《白鸥矶》、《青莲岛》、《小若耶》、《松萝门》、《芙渠径》、《浣花桥》、《水墨轩》。[八八]又有《张内山南华山馆楹联》、《又观畴阁楹殴》、《书舍楹联》[八九]等等，当然均是徐渭手笔，只可惜这些碑石今天已不知去向。笫二年即万历二年(一五七四)，季长沙祠落成，徐渭又代张元汴撰《季先生祠堂碑》。当年，张天复卒，徐渭又代庐墓在家的张元汴编修《会稽志》，所有序文和各志总论皆为徐渭手笔。在这一系列事情上，倘不“涉义所否”，徐渭以感恩而很会“处才”，要不是后来北上谋食做客张元汴府又生龉龊的话，应该说是做得很到位的。
嘉靖时代，徐渭写信谦称“侍生”，入狱革除秀才功名后贱称“羁哀”，出狱以后便称“布衣”了，故有“山阴布衣”一印。[九0]如果说徐渭在狱中，即以书画作为他唯一的利益交换物什[九一]，那么，从这时起，可以很确切地“自知决不见用于时”，而以书画文章苟且谋生糊口的时代开始了。在这一段时间里，徐渭以飞鸟出笼后较为轻松的心情，定成了大量的书法作品，可以说是徐渭书法的高产期。除了徐渭传世的诗文集中记载了大量为人作书画事外，本卷所收徐渭书法作品不过五十来件，其中仅万历元年出狱第一年的作品就收了八、九件之多，占总数六分之一，足见其高产之一斑。
1 假释三年：煮茗飞觞与“仿书四家”
《畸谱》云：“五十五岁，准释。秋，往游天目，寓杭，为何老作《春祠碑》。遂走南京，纵?诸名胜。”这一年即万历三年（一五七五），徐渭在绍兴渡过了三年保释期蛰居生活。正式批准获释后，他才可以离开绍兴。他于八月十五日出门[九二]，曾寓杭州为人作文，游天目山后又赴南京，“纵观诸名胜”。直到于第二年夏天北上宣化吴兑军幕谋食前，留下了大量书法作品。这些，可以说都是应酬之作，也是徐渭的性情之作。徐渭在自已的诗文中，给我们留下了写这些书法作品的缘由，用今天的话说即是其“创作环境与创作状态”的写照，以供我们今天的分析研究。
如果说嘉靖后期，徐渭以《白鹿二表》文名大振而换得“酬字堂”的话，那么隆庆入狱以后，传奇般地死而复生，书名画名在浙中更为一时雀起。先是索书多，后是鬻画多，这些却是徐渭此一时期作品高产之因。万历元年，除了我们前面提到为张天复南华山馆题诗题联报恩外，与门生故人也有大量应酬。
《徐文长三集》卷六有诗题曰：《元夕之辰，偕友人集九里之天瓦、寒泉二庵，各赋一篇，令予为序》[九三]。元夕，即正月十五元宵节。本卷《天瓦庵等四首四体卷》（图一五） 所书四首诗《天瓦庵》、《寒泉庵》、《元夕饮钱氏宅作火杨梅诗》等，正是徐渭于万历元年正月元夕日在一幅长绫上用四体书写出的四首诗。这卷中第三首诗跋上记录书写时间：“时万历改元之清明日也。”第四首诗跋记为谁所书：“慕兰钱子索余书久矣，适清和之候，紫兰盛开，市樱烹笋，觞我于海月之楼，因为作此。偕门人马化龙。”这正好是元夕之诗，清明书出的完整过程的叙述。《天瓦庵等四首四体卷》首段作文征明体行书，点画流丽干净；次段以米芾诡异多変的笔法中，又以东坡扁形结字而增其峥嵘拙厚气象；第三段作山谷体行书，点画虽如长枪大?，但又多山谷所不用的侧锋而增其散逸之气；最后以章草压卷，而章草多篆法而挖制燕尾挑起之隶意，故尤显其奇古有姿。奇怪的是，虽是四体杂书，大小间施，却毫无做作痕迹而浑然一气，这显然是他食古而化的独到高致。
《徐文长三集》收有《书犀鸭帖》一文，记录的也是这一年清明后不久应酬作书事：“云渠亲丈曩会予于京师，觞之至醉。不见者十年，一日，出是绫，煮鸭，举犀觥而引满，余为仿书四家。祝枝山有云：‘麻姑掷碎砂为戏耳！’万历元年四月五日。”[九四]这则小跋为我们记录了一个确切的作书时间，且记录了“仿书四家”时，从“出绫”备文房四宝、“煮鸭”备酒菜、再“举犀觥而引满”纵酒，然后当众挥毫作书的逐段细节，生动传神。比《天瓦庵等四首四体卷》和《犀鸭帖》略晚半年的传世作品中，还有自署书于万历元年十月的《美人解等七首四体卷》（图一六），使这种“仿书四家”达到又一个高潮。
作“四体书”、“六体书”这种手卷或册页，是元人的习惯，如赵孟俯、宋克、俞和、饶介、揭奚斯、周明琦、钱逵等，都有多体书传世。《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卷十八就详细记载饶介的《四体书卷》：第一段临右军帖，第二段草书诸葛亮《隆中对》，第二段草书诸葛亮《出师表》，第四段仿颜真卿正书《陈寿武候传赞》。宋克也曾用四体即真、行、草、章草书《陶靖节诗》卷和《赵孟俯兰亭十三跋》卷。当然最著名的还有藏于故博物院的赵孟俯《六体千字文》、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俞和《四体千字文》等。蔡梦霞在他的博士论文《元代篆隶书研究》（未刊本）中对此现象曾作过一些统计，并认为“多体合卷和多体千字文的流行成为元代书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并认为这种多家之作、多种书体汇成一卷鉴赏、品评方式“有点类似小型的书法展”。显然，这种元代遗风传到了徐渭这样明代书法家和文化圈的流行创作与鉴赏习惯中，也可以说是一种手卷册页书法的前代古风。徐渭书于隆庆元年的《寄云岳子等九首四体册》（图五）亦是用四体所书：先用小字?草，继之以章草，再用大字狂草，最后用山谷体行书，似有“起、承、转、合”的八股之韵。而《美人解等七首四体卷》稍有不同则在四体的次序：先用米芾味的行书，继之以小字章草，然后转为先苏后黄的行书，最后用狂草，颠狂之态颇似《春雨杨妃二首草书卷》。
由张岱校辑的集外遗文《徐文长逸稿》中收有《评字》一文，系徐渭于隆庆四年庚午（一五七0）元日所作的“各家体”书卷，它虽然可以为其同时期的《寄云岳子等九首四体册》等的创作初衷，但到万历初年的“仿书四家”则更为其书法实践的通变：
黄山谷书如剑?，构密是其所长，洒散是其所短。苏长公书专以老朴胜，不似其人之潇洒，何耶？米南宫书一种出尘，人所难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黄之匀也。蔡书近二王，其短者略俗耳，劲净而匀，乃其所长。透俯虽媚，犹可言也，其似操作数率俗书不可言耳。尝有评吾书者，以吾薄之，岂其然乎！倪瓒书从隶入，辄在锺元常《荐季直表》中夺舍投胎，古而媚，密而散，未可以近而忽之也。
吾学索靖书，虽梗概亦不得，然人并以章草视之，不知章稍逸而近分，索则超而仿篆。分间布白，指实掌虚，以为入门，迨布匀而不必匀。笔态入净媚，天下无书矣！握入节乃大忌。雷大简云：“闻江声而笔法进。”噫，此岂可与俗人道哉！江声之中，笔法何从来哉？隆庆庚午元日，醉后呼管至，无他书，漫评古人，何足依据。[九五]
张岱在此文后有一按曰：“先生评各家书，即效各家体，字画奇肖，传有石文。”以“字画奇肖”作评，可谓没有其正读懂徐渭。徐渭评各家优劣而自知其取舍，岂可以“肖”字一概而论哉！其实，这诸家之“仿”，应该理解为徐渭书作这副汤药的“引子”而已。
频频作“仿书四家”，看来不仅是徐渭整合古典资源的风格探索，也是最能为一般受众所理解、欣赏的书法技艺的炫耀，因之受到慕兰钱子、云渠亲丈、马国图、云岳子等等各类故人、弟子的追捧。《美人解等七首四体卷》在跋中道：“侨寓马家与昆楼，相顾煮茗飞觞，索予书字。”如果说此卷在“煮茗飞觞”中显得优?自如的话，《寄云岳子等杂诗册》则尚有狱中作书心理紧张、奋疾之势，显得偏激而放纵。除了书写时的环境、心情之外，当然还可以从两件作品所书文字内容中有夏云冬雪之别。徐渭在《寄云岳子等九首四体册》的跋中论道：
写情诗贵切致，难于不头巾。写景诗轻松，难于不理趣。东坡云：“茶苦怕不美，酒美怕不辣，难矣哉！”
“美”者，谐调平和之谓也，“辣”者参差强烈之意也。喻之此一册一卷，狱中书册“任他悲哭任他歌”的《寄云岳子等九首四体册》则可称“茶苦怕不美”，“煮茗飞觞”而书卷的《美人解等七首四体卷》就该是“酒美怕不辣”了！徐渭在处理“美”与“辣”这两个相生相克的审美倾向上，自有其理性的高度。由此，足可见徐渭在万历初年“仿书四家”已向“又美又辣”的境界提升。
《徐文长佚草》卷二《跋花蕊夫人宫词卷后》，就记载了一个想方设法弄到徐渭书画的故事：徐渭及门人马国图等人泛舟镜湖，因诵读宫词，就“银烛秋光冷画屏”一句，徐渭说这是王建词，马国图说先生记错了是花蕊夫人词，两人打赌，结果徐渭输了，只好“捉笔倚之”，按约“以百首书卷”赔马。[九六]徐渭跋中还记录了自已是“以浊醪觞髯子（正成按：即马国图）于舍，令髯子朗吟，捉笔倚之以塞。”至于这“百首书卷”是不是“仿书四家”已不得而知，但以纵酒挥毫乘兴书卷的状态看，用四体杂书是完全可能的。
在这一阶段徐渭写了多少“仿书四家”当然无法统计，但在这里必须还要提到的是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两件四体书卷：其一，《女芙馆十咏四体卷》（图二七）；其二，《王翰王维苏轼等六首四体卷》[九七]。其中尤以《女芙馆十咏四体卷》为徐渭这一时期的杰作。
“女芙馆”在《徐文长逸稿》中有赋咏之[九八]，但亦不知馆在何处。以沈伟先生考释此卷时，认为“女芙馆即在酬字堂中”，原因是徐渭于万历元年出狱以后几乎居无定所，而此馆栽有十种以上花木，非从前之酬字堂中不办。芙蓉而称“女者”，幼小也。《诗经-豳风-七月》有“猗彼女桑”句。故徐渭在《女芙馆十咏-女芙蓉》中谓：“侧水羞生初试镜，啼红娇杀未?年。”这“女芙蓉”应该是新建的“酬字堂”中初栽之树。徐仑先生在所著《徐文长》中引《乙亥元日雪，酌梅花馆》的题注云：“有扁二，曰‘柿叶堂’，曰‘葡萄深处’。” [九九]并称：“因梅花馆有柿树一株及萄萄一架，与梅花馆可以并称。”[一00]显然，这仅能栽一株柿树及一架葡萄的“梅花馆”太小。也许，昔日在“酬字堂”中题咏新栽即弃的花木诗句，尤令在陋室中徐渭留恋感伤而书之。此卷未署年，但考其年者，有两个参照物可资左证书于万历五年前后。
其一：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一件《行草四鬻诗》卷中，也抄有《女芙馆十咏》中七咏。其《行草四鬻诗》卷所书第一首《鬻貂》收入《徐文长三集》卷六中，题下有注云：“予再北，以贽文得貂帽领，敝其三，卖其六，乃不满十五金。”[一0一]而卷七则有《王口北见遗貂帽，因往二首》[一0二]，此乃万历四年（一五七六）冬，徐渭再次北上后于宣化所作诗。以诗相同，此《女芙馆十咏四体卷》有可能乃《行草四鬻诗》前后所书；
其二：《女芙馆十咏四体卷》尾铃“湘管斋”一朱文印，此印乃徐渭晚年常用印，但其传世作品中最早用此印者，乃有其万历五年重九日“客强予画十六种花”册页即本卷所收《跋画十六种花诗卷》（图二三）尾款后。考此年九月，徐渭正从北返回绍兴时。又，《徐渭集-补编》有《理葡萄诗跋》有“予柿叶堂西，少嘉木。夏苦日炙，缭以修篁，而两岁笋孙不百个。……凉晨掩露得句，遂长倚竹书之”[一0三]云云，“湘管斋”应得名于此。
综上，《女芙馆十咏四体卷》这种“仿书四家”，正是徐渭万历初年所热衷的书卷体式，且在处理“又美又辣”的风格取向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此卷十咏中前六咏用一体，这一体先苏后黄，寓沉着于恣肆；七、八二咏用行揩，先瘦后肥，瘦者多北魏之方劲，肥者多山谷之傲岸；第九咏亦苏亦颜，结字如苏，点画乃颜；第十咏则纯用米家法，翩跹多姿、点画精妙。这四体一卷，姿媚独出，气格高逸，方圆兼备，神韵遄飞，乃徐渭中晚年的精心精致之作。徐渭在《赵文敏墨迹洛神赋》对动、静、方、圆和藏锋、露锋的笔法运用，与“媚胜”的关系做了很好的阐述：
古人论真、行与篆、隶，辨圆、方者，微有不同。真、行始于动，中以静，终以媚。“媚”者，盖锋稍溢出，其名曰“姿态”。锋太藏则“媚”隐，太正则“媚”藏而不悦，故大苏宽之以侧笔取妍之说。赵文敏师李北海，净匀也，“媚”则赵胜李，“动”则李胜赵。夫子建见甄氏而深悦之，媚胜也。后人未见甄氏，读子建赋无不深悦之者，赋之媚亦胜也。[一0四]
在这里，徐渭把苏东坡的“美”与“辣”的关系，置换成“媚”与“动”的关系，而提出“终以媚”的“媚胜”之说。尤其拈出“锋稍溢出”与苏东坡的“侧笔取妍”相映证，提出“姿态”二字以诠释笔法或藏或露的分寸。“始于动、中以静、终以媚”，这应该是我们欣赏《女芙馆十咏四体卷》的机杼。
2 北游七载：高头大轴和南腔北调
“北游七岁”，指徐渭从万历四年（一五七六）夏，应宣化巡抚吴兑之邀北上作幕，辗转于万历十年（一五八二）春，携徐枳乘骡轿南行返绍兴，前后届七个年头。其间虽曾返回过绍兴，但其谋食生涯皆在口北军寨和北京幕府中渡过。
不过，北游还是从南京之游开始的。徐渭去南京干什么呢？用我们当下中国书画家生存状态的语言喻之：“走穴！”出狱之徐渭，首先面临生计问题。狱中七年，家产殆尽。生员资格已除，不宜设馆授徒。可操之旧业两项：一，当幕僚；二，卖文、卖字、卖画。一方面，他写了一封信，让儿子携往口北宣化巡抚吴兑，向老明友讲诉现状，暗示求助之意；另一方面，?走南都南京，依托在南都的绍兴籍官员，以谋求卖文鬻书画的环境。于是，他在万历三年（一五七五）初夏代张元忭编纂《会稽县志》甫成，于秋八月启程游天目山、富春江为人作《陆氏宗谱序》，并短暂客居杭州长春祠为人作《长春祠碑》，入冬便由杭州至南京。徐渭在南京勾留近半年，直到万历四年（一五七六）夏天得到吴兑的正式邀请后，才从南京沿运河至北京，再到了宣府。
徐渭在南京鬻了不少文，如：为璩仲玉作《天马山房记》，为葛木作《赠葛太君序》，代人作《王先生去思碑》。当然，鬻书画亦不少。他曾写诗调侃其客居南京桃叶渡时为人画竹酬酒事：“桃计渡头一见君，为言岸上石榴裙。相逢无钱可买醉，赠与竹枝撩白云！”[一0五]
徐渭在南京的谋食生涯亦十分狼狈。有如今天中国一样，徐渭要参加金陵社交场合也有不少“堂会”。金陵城大，天寒地冻，五十几岁的徐渭无车无驴，常常赶到约会处饭局已散。有一次别人约请在鸡鸣寺附近，他在天寒地冻中无法赴约，心中焦急：“太学一生索我句，飞书置酒鸡鸣处。天寒地滑鞭者愁，宁知得去不得去？”[一0六]
当然，最让他愀心的还有世态炎凉。他在《与朱翰林书》中专门记叙了一个绍兴籍在南京已做大官的某“巨翁”道：“某往岁客南都，初亦不敢先谒一巨翁，巨翁虽不言似不能忘者。其后巨翁者惟病，某往谒之勤，而避之不暇矣！”[一0七]这种“闭门羹”很令徐渭沮丧，其自尊心受到沉重打击，令他不能忘怀。当时，正碰上王世贞、李攀龙等排斥欺压未做官的社友谢榛，要将这个“边缘”人物从“后七子”中除名而改为“后五子”时，徐渭非常气愤，在诗中大骂：“乃知朱毂华锯子，鱼肉布衣无顾忌，即令此辈许谢榛，谢榛敢骂此辈未？”[一0八] 王世贞倡导文学复古运动，认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长期窒息了文坛生气。徐渭以一布衣挑战当时文坛盟主，主张“本色”文学，敢打抱不平，大有向主流体制挑战的气概。南京一行，徐渭留下了传世至今的《恭谒孝陵等二首册》（图二0）的笫一诗《恭谒孝陵》应该是他此时境遇心情的写照：
二百年来一老生，白头落魄到西京。瘦驴狭路愁官长，破帽青衫谒孝陵。亭长一杯终马上，桥山万岁始龙迎。当时事业难身遇，凭杖中官说与听。[一0九]
这件作品生动地描写了徐渭在寒风中“白头落魄”的苍凉破碎心情。可惜，徐渭在南京半年留下的字画大多不传于世了，这跟在浙江、北京，或者是在宣府的军营中大不一样，王世贞等人复古主义潮流所主宰的南京文坛，显然没有把极其具有前沿创造精神的徐渭诗文书画放在眼里。还有令徐渭遗憾的一件事，是时李贽正在南京刑部郎任上，同时焦竑亦在南京，却无缘与这些新潮流派的大匠相识而北上了。[一一0]
万历四年（一五七六）六月，徐渭沿运河到了北京，老朋友吴兑特别安排了肩舆远道来接他。徐渭乘着肩舆过居庸关，忘记了南都坎坷，心情十分舒畅愉快地走向了口北边陲：“少年曾负请缨雄，转眼青袍万事空！令日独余霜鬓在，一肩舆坐度居庸。”[一一一]徐渭在这里开始了他书画创造的一段黄金时代。

吴兑是徐渭少年时代意气相投的好友，徐渭才高但科场失意，吴兑科场出身却慕徐渭传奇般的才识风流。所以，徐渭在宣大府上比当年在胡宗宪幕中更被礼遇，边陲诸将除了请有抗倭经验的徐渭参谋防务外，竟相珍藏徐渭墨宝。徐渭受到这些豪侠将军和蒙古民族的传奇故事感染，放览北国风光，诗文书画才思泉涌。慷慨的将军们也用银钱和貂帽狐裘等各种珍贵财物来酬谢徐渭，以致“只箱不能悉贮” [一一二]了。《徐文长三集》中就有：《画竹与吴镇二首》、《画笋遗许口北--口北尝许啖我以笋，戏之》、《画笋竹贺许口北得子》、《许口北遗以绫、帛、绵三物题曰袍具，作诗谢之》、《王口北见遗貂帽因往》等诸诗，记述这些书画交流的逸事。《徐文长佚草》卷七还记载了徐渭为宣府堂上撰写的对仗工稳有趣的长联。可惜，上述诸作都未流传至今。
这个时期的书法作品虽传世不多，但呈现以条幅为主的现象，颇显其豪迈气概。徐渭前此作品均以卷、册为主，自万历四年（一五七六）起，其作品则以条幅中堂为主了。如果说，在家乡和?走江南时代，作品往往为酬谢对方酒宴款待而作，要写什么幅式多由书家自行决定。北行塞外后，索字者往往用财物兑换，客家提出要求，得到后悬之于厅堂以供欣赏和炫耀。条幅作品增多这个变化，这显然也与徐渭行走北国开阔胸襟有关，并因其书画名气增大、自信心增强，以及作品逐步走向商品化等各种因素所构成的。万历四年有两件传世作品《侠客诗轴》（图二二）、《丽人诗轴》（图二三）皆为条幅作品，作品所书两诗，均为在宣府边塞时所作诗。其中《丽人诗轴》尤见意气飞扬，如长枪大?挥舞于大漠一般，为徐渭中年以后作品开一新生面。此作款后无印，可以想象为边塞英豪们聚饮狂欢后乗兴挥毫的即兴之作。万历五年（一五七七）九月，徐渭回到绍兴后所作的《跋画十六种花诗卷》（图二六），其行书结体亦与这两件条幅雷同，其卷尾的“年”字与《丽人诗轴》的“中”字均是中竖长拽着力而下，成为徐渭后来很多条幅作品的“招牌动作”。 而本卷选入的两件无纪年条幅作品《杜甫赠花卿诗草书轴》（图二四）、《李白赠汪伦草书轴》（图二五），从作品尺寸和字法气息等来看，也应该属于这一时期的应酬作品。不过，《李白赠汪伦草书轴》却是大草条幅的精采之作，比其后的《一篙春水诗草书轴》（图四0）更为颠狂和虚实有致。这一系列条幅作品在社交界的积极反响，最终促成徐渭高头大轴作品在其后不久的成形，并创造了一个具有历史影响力的艺术高峰。
万历五年（一五七七）春，徐渭因健康原因从宣府赴北京养病。在北京短暂停留中，又结识了辽东名将李成粱、李如松父子，亦为李如松等创作了不少作品。八月，启程由京返回绍兴，途中，长子徐枚竟“劫客囊”，即见财起意抢劫别人，别人反纠结围攻徐渭一行，致使徐渭在北方一年多时间所挣的钱财物品损失几净。回到绍兴后，徐渭的病并未治好。《畸谱》记第二年即万历六年（一五七八），“孟夏，拟至徽吊幕，至严，祟见，归复病易”。所谓“崇见”，即徐渭一行水路至严州，发现一黄蛇“附舟而行”，又“忽没不见”，自小信奉道教、颇为迷信神怪而且特别敏感的徐渭认为是作“祟”，并进而引发了他的抑郁、迫害狂的陈年旧病致“归复病易”。[一一三]直到万历八年（一五八0）春，六十岁的徐渭迫于生计，也为已经十七岁成人的二子徐枳谋一条出路，他应张元忭的聘，第四次到了北京，继续北国谋食的生涯。直到两年之后，即万历九年（一五八一）冬，病复发，“诸祟兆复纷，复病易，不谷食”，[一一四]于万历十年（一五八二）春返回绍兴，结束了前后七年浪迹南北觅食的生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传世作品来看，徐渭高头大轴的巨制，就完成在这段浪迹生涯的末期，即万历八、九年间第四次北京之行中。
张元忭父子原是救徐渭出狱的恩人，徐渭也对他们十分感恩。万历六年（一五七八），张元忭庐墓守孝毕，返京仍任翰林院编修，万历八年（一五八0）春招徐渭入京，徐渭满怀希望在夏天就到京了。于是，除了替张元忭代拟了不少诗文和应酬字画外，更有了《代应制咏剑词草书轴》（图三五）、《代应制咏墨词草书轴》（图三六）、《代应制咏月词草书轴》（图三七）这三大巨制。其中，前两幅尤其罕见，尺寸竟然竖三五二厘米，横一0二厘米，十足的丈二巨幅。这种高头大轴兴起于明中期，故文征明便有不少尺寸径丈的巨作。但如此巨作首先得有这种特制大尺幅纸的条件。大约丈二大纸除了苏、宁一带外，京城方才容易可得。《徐文长三集》卷五便有《沈刑部善梅花却付纸三丈索我杂画沈小霞》诗，足见索书者能够送上“三丈”大纸请他作书。徐渭有《答张翰撰》即给张元忭讨论索书画用纸问题信。曰：
绢不宜小楷，燥则不入，稍湿则尽斗而烟。高丽纸如钱厚者始佳，然亦止宜书，不宜画。今寄者薄黯善沁，又卷束尽成皱裂，即书亦不宜也。四长幅则佳品，惜两月不弄，手生，坏却此等物耳。缘老来杜撰之画，如登州蜃楼然，有时而有，有时而无也。近又稍作观音，漫寄一条，书《心经》于上，聊塞《黄庭》之委。[一一五]
看来，“如钱厚”的高丽纸必大张，是徐渭认为“止宜书”的巨纸。张元忭送来羊羔肉和白酒，徐渭便须奉酬作书，真是“天上神纱塞紫虚，人间毛颖不胜书”！尤其是“应制”之作，即如当年为胡宗宪代拟《进白鹿表》一样，必须精心制作，以备幕主向皇上邀功。当然，徐渭对艺术的真挚情怀与强烈的探索精神，应该是这些高头大轴的创作冲动；徐渭十年抗倭，尤其是这两年宣府塞外的情怀历练，其词似辛稼轩的激烈慷慨，其书却有前无古人的宏大与奔腾气象：
欧冶良工，风胡巧手，铸成射斗光芒。挂向床头，蛟鳞一片生凉。枕边凛雪，匣内飞霜，英雄此际肝肠。问猿公，家山何处，在我溪旁！
抬头仰望读着《代应制咏剑词草书轴》这些词句，被巨幅上奋激点画左冲右突所牵引，如入百万军马阵中，刀光剑影，狼烟烽起，“蛟鳞一片生凉”，但见“英雄此际肝肠”，而忘却了自身的存在。这些词和书，倒是他“二百年来一老生，白头落魄到西京”的另一面的激情抒发。当然，我这里要讨论的不仅是“书神”，也要讨论徐渭在大幅狂草中的形式创造。我认为其创造有二：一在笔法的挥运；二在章法的“侵让”。
以笔法论，徐渭此轴笔法最不近于文征明、祝允明、王宠，而稍近陈道复。陈道复虽有长卷而精采可观者，却无此高头大轴狂草。而徐渭之胜于陈道复，即在不似陈道复笔主运墨而以浓淡添彩，而笔主运势以凝神聚气。此作运笔尤到渴笔处，如撕裂之秋风，闻嘎嘎声过耳！笔法之异，乃是徐渭此作关键处。
陶望龄在《徐文长传》中论徐渭为人为文之处多，偶有一句，便成要害。云：“其论书主于用笔，大概昉诸米氏云。”[一一六]依我之见，陶氏此言，前半句对，后半句非。我曾在一九九五年于日本中部书道会作《中国书法文人化与非文化倾向》演讲，讲到明代中晚期书法一大变时，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论述三位明代书法家的划时代贡献：针时晋唐传统而言，徐渭破坏了笔法，董其昌破坏了墨法，王铎破坏了章法。[一一七]这里所讲的徐渭对笔法的“破坏”，实际是一种对固有笔法模式的开拓与创变。这一点，徐渭在《玄抄类摘序》的两段文章皆论笔法，尤其第二段堪称独到的阐释。曰：
余玩古人书旨，云有自蛇斗，若舞剑器，若担夫争道而得者，初不甚解，及观雷大简云，听江声而笔法进，然后知向所云蛇斗等，非点画字形，乃是运笔。知此，则孤篷自振，惊沙坐飞，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可一以贯之而无疑矣！[一一八]
张旭、怀素等前贤关于笔法的富有神秘意象的故事被徐渭一语点透：“非点画字形，而是运笔”！
以章法论，徐渭此轴以骨力的冲撞侵让而“独高于人”，为前此书家所未有者。他在《书李北海帖》中借李邕而阐自己家法。道：
李北海此帖，遇难布处，字字侵让，互用位置之法，独高于人。世谓集贤师之，亦得其皮耳。盖详于肉而略于骨，辟如折枝海棠，不连铁干，添妆则可，生意却亏。[一一九]
他认为赵孟俯未真得李北海法，即在“详于肉而略于骨”，如“折枝海棠，不连铁干”而“生意却亏”。而“侵让”和“互用位置”这密不透风的平面空间处理之法，基本上来源于绘画观念了。如果说王铎在大幅草书作品中讲究以虚当实，字与字、行与行讲究“避让”的话，徐渭恰恰相反，以“侵”逼“让”，而以实生虚。他让字以骨力相颉颃，相互角力，相互“侵让”，字与字皆连成一片，如铁干上的海棠，骨肉嶙峋而生机勃勃。文征明有高头大轴不留字行空隙法作行楷，字与字虽相靠相连而神气停匀，却不像徐渭的狂草如此相“侵”相“让”，制造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张感和刺激性，让观赏者强烈地感受到他的情感张力及其去肉取骨的“生意”。
谢赫论画六法称“骨法用笔”[一二0]，徐渭这些高头大轴显然可以看到从画法而悟到书法的痕迹。徐渭以画入书，解散“八法”，对点画形态作了最大幅度的变形，创造了书法史上前所未有的笔法之变局。
徐渭在隆庆入狱以前很少作画，隆庆三年在狱中解枷后始以水墨作写意花卉，他甚至在六十岁前后尚“学竹”。台北故宫博物院所编《故宫书画图录（十九）》收有徐渭一幅《雨竹图卷》，从跋诗和跋文来看，正是万历五年（一五七七）冬春所作。跋曰：
余学竹于春，不逾月而至京。此抹扫乃京邸笔也，携来重视，可发一笑。[一二一]
这不仅告诉我们已届老年的徐渭仍执“学而不厌”的精神“学竹”，也可见其画竹之“抹扫”笔法的“本色”态度。徐渭《写竹赠李长公歌》曰：“山人写竹略似形，只取叶底潇潇意。譬如影里看丛梢，那得分明成个字！”[一二二]他又在《旧偶画鱼作此》中道：“我昔画尺鳞，人问此何鱼？我亦不能答，张颠狂草书！”[一二三]徐渭之书乃徐渭之画，徐渭之画乃徐渭之书，“敢于胡来”[一二四]这种“破坏”，自是一种在在有人所称许的“粗头乱服”的审美创造。这种创造性的笔法与章法，用之于高堂大轴的创作，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前者或有米南宫之“刷字”法，惜南宫无此章法；后有稍及者，傅青主一人而已，然青主笔法少变，余者不足与论也！徐渭有《金刚经跋》，可以作为其书其画的理论基础：
《金刚》一经，自达摩西来，指授世人，示以直明本心，见性成佛，而此经遂以盛行于世。其大指要于破除诸相，洵矣何疑！……善乎曹溪大师之言曰：“无相为宗，无往为体，妙有为用。”余每三复所言，妄意必谓无实无虚，中直得把柄，方是了手！[一二五]
这种带有“狂禅”倾向的心学异端，正与王阳明、李贽等人是相通的。“破除诸相”，正是对晋唐宋元以来的经典书法与经典绘画传统程序的颠复。徐渭称“东坡千古一人而已”，他把东坡“极有布置而了无布置”这种禅学倾向的结构论作了最成功的演绎。[一二六]徐渭是用“破除诸相”的观念，超越晋唐帖学的藩篱，把书法从手中把玩的翰扎、卷、册幅式的种种笔法原则中解放出来，走向壁间悬挂的高堂大轴的笔法革命，从而实现书法作品视觉形式彻底转换的“了手”。如果说祝允明、文征明已经为这种高堂大轴视觉形式转换作了相当成功的“改良”的话，那么徐渭即是发动了一场矫枉过正的艺术“革命”！而《代应制咏剑词草书轴》等三件传世高堂大轴则是这场“革命”中的颠峰之作！
本卷所收同一时期的高堂大轴还有《杜甫怀西郭茅舍诗草书轴》（图三八）、《岺参和贾至诗草书轴》（图三九），从及尺幅略小的中堂《一篙春水诗草书轴》（图四0），都可以列入徐渭一生的代表作系列，也是明代中晚期书风丕变而开启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璐、傅山这晚明六家一代新风的先声。
四 归卧故里：天道差池与臻玄达圣
徐渭于万历十年（一五八二）春返回绍兴之前，在北京渡过了一段十分不愉快而且贫寒的客居生活。徐渭在《与柳生》信中道出了这次“北漂”的甘苦：“在家时，以为到京，必渔腊满船马。及到，似处涸泽，终日不见只蹄寸鳞，言之羞人。凡有传签蹄缉缉者，非说谎则好我者也，大不足信。然谓非鸡肋则不可，故且悠悠耳。”[一二七]
徐渭此次来京，除了和上次做客宣府的一样的谋生目的之外，也有应张元忭之聘而谢其恩这个缘由。他当然不愿意住入张府，而客居于张府之侧，兼设馆课徒。但依靠为人作文、作书画、教授学生的收入是很微薄的。在流行细腻华滋的呉门画派的当下，徐渭的画逸笔草草自称为“杜撰”之画，其书法以朴拙荒率的行草为多，正如他所说“高书不入俗眼”，收藏者观之潦草速成，润笔想必不高。徐渭在京的生活其实很寒酸，以至于张元忭送他的“羔半臂”即半只羊腿也打算晒成肉干带回老家去。在既无裘御寒又无酒解饥的“晨雪”，徐渭凄凉地自嘲道：“风在戴老爷家过夏，在我家过冬！”[一二八]但因为他歉了张元忭一家的人情债，“故不得拂衣也”，只好过着“鸡肋”般的生活。
这一切，对于过惯贫寒艰苦生活的徐渭来说，并不是在北京呆不下去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还应该是他不能按照体制中游戏规则而俯仰于世的孤傲所致。《徐渭集》附录了会稽人章重的《梦遇》，文中记载一个徐渭拒绝张居正任用的故事：“方江陵当国时，欲以翰林待诏官先生，先生佯狂，往往卧臭堑中。作《四声猿》，有所刺。”这个故事当然缺乏依据，也能看出徐渭在一般人眼中的生活态度。例如，有一个绍兴籍晚辈的翰林朱赓，常常摆官架孒仗势欺压布衣，似乎让他又经历了在南京与王世贞、谢榛等人的矛盾。这个朱翰林朱赓乃穆宗隆庆二年（一五六八）进士，万历中，累官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徐渭在这一时期有一件赠“朱内史”的《白燕三首草书卷》（图三0）不知是否与他有关。这件作品用万历二年（一五七四）翰林院白燕献瑞的旧事诗，却是一件精采的狂草作品。朱翰林找徐渭索要画作并题诗，徐渭毫不客气的以诗讽刺他：“夏景冬题欲雪辰，翻思炎暑渴生尘。梧桐世上知多少，解得乘凉只此人。”[一二九]更有甚者，他不满于朱翰林这种世态炎凉的行为，他还径自写信去抗辩：“日者于某人书见公及某之言，似以某有意自外于门墙，而高自矜慝，不令人望其颜色。某不惟不能辨，且不敢！”[一三0]徐渭如此声色俱厉，确实有些“自外门墙”且“高自矜慝”。张元汴想必知道朱赓是在朝廷发展前途很大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自然不会站在不闇朝政、且渺视社会地位之别的徐渭一边。同时，张元汴还自恃对徐渭有救命之恩，常引以礼法来约束徐渭，最后惹恼了徐渭，徐渭大声怒吼道：“吾杀人当死，颈一茹刃耳，今乃砾吾肉！”[一三一]他宁愿被一刀了结性命而不愿忍受礼法说教如碎刀子割肉般的折磨，因而精神郁结，旧病再度复发，终于与张元忭绝交而去。长子徐枚赶到北京来，把已“不谷食”的徐渭接回了绍兴。这一年徐渭六十二岁，直到他七十三岁去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绍兴了。
1 栖户十年：罢笔悔为他人作嫁衣裳
检视徐渭书法存世遗作，从万历十年（一五八二）至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之间，完全是一个空档，竟没有一件作品。徐渭在六十九岁时即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曾慨叹“鄙杜门八年矣”[一三二]，这“杜门”是否就是罢笔八年之喻，即放弃向豪门卖文鬻书画的旧业，并且向豪门贵胄杜绝交往。
陶望龄在《徐文长传》中曾记载：“既归，病时作时止，日闭门与狎者饮醵，而深恶富贵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见者不得也。尝有诣者，伺便排户半入，渭蘧手拒扉，口应曰‘某不在’。人皆以是怪恨之。”[一三三]徐渭晚年“深恶富贵人”，这是他在北京受到张元汴、朱赓等人压迫之后的心结。这个吃了徐渭闭门羹的就是山阴县令刘景孟。徐渭自称“徐渭不在”，将这位县令拒之门外的笑谈广为流传。
《畸谱》：“六十一岁。是年为辛巳，予周一甲子矣。诸祟兆复纷，复病易，不谷食。六十二岁。枚至自家，归，仍居目连巷金氏典舍。冬，枚决析居。予与枳徙范氏舍，枚附其妻叶家。”徐渭六十二岁，即万历十年（一五八二）起，他与二子徐枳在范氏舍住了四年时间。他在这里作《纪异》[一三四]，记了万历十年以后好几次“祟兆复纷”之事。
其一：“鄙自塞上归，其后再他出，而归必有异拟。如绩，风雨江涨，住杭，不得住者旬余，至严，觉变而返。”这“变”是什么事呢？是一条如臂粗的黄蛇“附舟而行，掉桨亦不惊”，又“忽没不见”。徐渭属蛇，觉得这是“祟兆”，便取消去绩溪吊胡宗宪墓的计划，从严州而返。
其二：“归卧范氏典屋者数年，一日早起，忽见一八脚物，大如大蜘珠而甚赤，引一丝坠帐檐。鄙戏祝曰：‘倘引凶，引上。’物果引上。又一日，地板下出一蛇，长尺五许，四足而绯唇，遶书案脚数巡，而仍入地板。凡此数件，鄙不右之为吉，而亦不左之为凶也。”
据《畸谱》自述，徐渭晚年这种迷信鬼神，显然是从嘉靖四十年（一五六一）四十一岁第八次科举败北，“自此祟渐赫赫”一脉相承，直到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病易”，“丁剚其耳”而达到神经分裂的疯狂状态。这次在北京与张元汴、朱赓翻脸绝交，刺激徐渭旧病复发。张元汴之子张汝霖在《刻徐文长佚书序》中则称：“归则栖户，不肯见一人，绝粒者十年许，挟一犬与居。”[一三五]
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的记叙，以“愤益深”作解，当然更贴近徐渭之心。云：“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皆拒不纳，当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一三六]这种“愤”，就是徐渭人生价值错位与命运悲剧之所致。他在《徐文长三集》卷七有一诗即以《赋得为他人作嫁衣裳》为题，他把自已比喻成“为人剌绣事聊生”的“贫女”，最终“蹉跎两事头为白，脉脉停针此际情”。[一三七]他为满腹才华浪迹一生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社会身份而烦恼，故有《九流》一诗以寄其哀。诗云：
九流渭也落何流？戴发星星一比丘。红袖曾酣楼上舞，黑风仍堕海洋舟。偷醅毕卓生为酒，辟谷张良死在留。每枉尊罍思一报，几时将辖井中投。[一三八]
徐渭原为儒生，却好丹术自称“道士”，隆庆中入狱革去生员，便觉自己像一个头发已白未剃头的“比丘”。他回首一生，像毕卓那样嗜酒，又像张良那样“辟谷”学道，有时可以有“红袖”贿酒的得意，但又多是嗟来之食的尴尬，自己像一艘被“黑风”吹刮而堕入浪里飘摇的孤舟，在社会的“九流”中皆无处可以归宿，遂发出“九流渭也落何流”的悲鸣呼号并终至“佯狂”！于是，便有了他著名的杂剧《歌代啸》这“愤世之书”[一三九]。
《歌代啸》杂剧四出，写四件事，着重刻画四个人物。这四件事由《楔子》里的四句唱词便做了概括：
没处泄愤的是冬瓜走去拿瓠子出气，有心嫁祸的是丈母牙疼炙女壻脚跟，眼迷曲直的是张秃帽子教李秃去戴，胸横人我的是州官放火禁百姓点灯！[一四0]
这四出杂剧借张和尚、李和尚与几个男女的荒唐“颠倒”故事，嘻笑怒骂中以泄胸中之愤。徐渭在此剧《楔子》开场《临江仙》中夫子自道：“谩说矫时励俗，休牵往圣先贤，屈伸何必问青天！未须磨慧剑，且去饮狂泉。世界原称缺陷，人情自古刁钻。探来俗语演新编，凭他颠倒事，直付等闲看！”[一四一]这与他现藏在故宫博物院的《烟云之兴》图卷和《四时花卉》图轴所题的同一首诗之“墨谑”、“戏抹”，堪称异曲同工。以题画诗怒斥“天道”不公。诗曰：
老夫游戏墨淋漓，花草都将杂四时。莫怪画图差两笔，近来天道够差池！[一四二]
徐渭晚年绘画的这种“墨谑”、“戏抹” [一四三]与这一时朝的“愤世之书”一样，均具有“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旨趣。徐渭有《四声猿》、四体书、《歌代啸》四出戏、画一轴或卷“杂四时”花，皆以“四”字为数，也似乎可以间接论证徐渭生前未署名的《歌代啸》乃其作品的系列性特征。
这一时期，传世作品阙如，还不能充分说明徐渭完全罢笔，但不为善于收藏的豪门作书，也许是其作品传世极少的原因。这期间，可以记载的是万历十四年（一五八六）李如松从辽东寄酒银五两，徐渭有《十四年端午辽东李长公寄酒银五两》[一四四]诗一首，又附《复李令公书》云：“小画一幅，扇一把，并诗以见意。刘君传长公委《世忠堂记》，其行甚促，不及也，俟他便作寄。虽然，仆岂作《世忠堂记》人哉！作书多差落，老惫可知，又极苦小写，遂不换柬，恕罪恕罪！”[一四五]不过，这些寄赠李如松的画幅、扇面作品均未传世。
2 裁此一出：坏翅鹤飞与八法散圣
万历十六年（一五八八），徐渭六十八岁。三月，五十一岁的张元汴病逝于京，灵柩运回绍兴。徐渭乘张汝霖弟足们外出，穿白衣至灵堂抚棺痛哭，道：“惟公知我！”不告姓名而去。张汝霖在《刻徐文长佚书序》中记：“余兄弟追而及之，则文长也。涕泗尚披襟袖间。余兄弟哭而拜诸涂，小垂手抚之，竟不出一语，遂行。栖户十年，裁此一出，呜呼，此岂世俗交所有哉！”[一四六]徐渭去拜祭已绝交多年的张元汴亡灵，当然有怀念感谢当年挽救他出狱的旧恩。所谓“惟公知我”者，是解释自已与张元汴绝交并非忘恩负义，而是别有衷曲之意。既然昔日已经切齿绝交，又何必今日来抚棺恸哭于忘灵，且不留姓名而回避其家人？张汝霖说他追上徐渭见其“涕泗尚披襟袖间”，“竟不出一语”，让我们不能得出确切结论。张汝霖所说“此岂世俗交所有哉”，是有些拔高乃父与徐渭交谊的虚誉，但他所记“栖户十年，裁此一出”倒是实话。从此后的一年，即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始，徐渭的作品便大量出现了。这难道是经历了多年闭门思想而“裁此一出”的徐渭，在直面死亡兴替，人生际遇、政治理念、社会伦理的价值观念有了更为平和通达的转换，从而泯灭昔日恩怨？或者仍然是执着于恩怨之间而矛质和难以自处，以至“竟不出一语”？这些，我们均不得而知。但是，徐渭结朿了“栖户十年”的生活而“裁此一出”，确实是在这一年。从这一年开始，他的书画作品骤然增加了，并在他生命的最后四、五年时间，形成了他书法艺术创作回光返照似的一个高峰期。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高峰期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

晚年的徐渭愈益穷愁偃蹇，万历十四年（一五八六）冬，他有《雪中移居二首》，形象地描绘了他生活的窘态。其一云：
十度移家四十年，今来移迫莫冬天。破书一束苦湿雪，折足双铛愁断烟。罗雀是门都解冷，啼莺换谷不成迁。只堪醉咏梅花下，其奈杖头无酒钱！[一四七]
万历十六年（一五八八）秋，面对一家人的生计而一愁莫展之际，徐渭把小儿子徐枳送到了李如松军营做幕僚营生，这应该是他书法创作骤然增加的诱发因素。第二年，即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二月，徐枳从辽东寄书来，并捎来李如松所赠人参一斤、参人二躯、川扇两把。这时，徐渭正“脊坏”而重病在床，他作了一首诗，称“老牛脊坏堪驼马，小犊书来尚滞辽”[一四八]。本卷所收而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闻有赋坏翅鹤等十五首四体卷》（图四三），乃是罢笔多年后以楷、行、草多体书写的一件力作，这是不是为酬答李如松父子，不得而知。但所书前七首诗的诗题内容，倒是徐渭此年的生活写照。题曰：
闻有赋坏翅鹤者，予尝伤事废餐，羸眩致跌，左臂骨脱突肩臼。昨冬涉夏，复病脚软，必杖而后行，兹也感仙癯之易赋，羡令威而不偕，横榻哀吟，辄得十一首 前刻其五[一四九]
徐渭把自己比喻成一只患多种疾病的“坏翅鹤”，“横榻哀吟”而苟延残喘。徐渭辟谷不食，也不换衣洗澡，在这一年冬有《至日趁曝洗脚行》[一五0]古诗，就描绘了他一身“积垢”和“赤虱”的狼狈相。当时徐渭还患有体虚致痛苦不堪的热毒病，“下体毒溃极楚，兼以襟袍龌龊”，而不能振衣见客。[一五一]但徐渭仍然希图自己的“胡说”--诗文著述能传于世，在历史上不至灰飞烟灭。因之，在领到李如松的人参后十分感激，“哽哽者数日”，仍然不腆老脸复信开口求助于李成梁、李如松父子：“更有一言不识进退：仆有胡说六七百叶，今拟刻其半，得参十五斤足矣！待尽之人，妄希一二语传后，此故人千百之惠也！” [一五二]也许，正是为了这“参十五斤”，徐渭有《闻有赋坏翅鹤等十五首四体卷》巨制以谢之。
当年冬十一月，二子徐枳为庆贺岳父六十岁生日回绍兴，即携回李如松父子为资助徐渭刻书的人参等礼物，徐渭得以编选刊印了《徐文长集》十六卷、《阙编》十卷。[一五三]由于刻资紧缺，刻工印刷都很粗劣，另有《樱桃馆集》尚未刊刻。前述万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 ，袁宏道在陶望龄“架上书”翻到了徐渭生前潦草刊印的《阙编》一帙，称“悪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者，应是此刻本。此刻本将《闻有赋坏翅鹤等十五首四体卷》中《横榻哀吟》七首中的第四、第五两首删去，前诗有“年来罗网浑巫蛊”句，后诗有“暮潮秋雨洗龙蛇”句。徐渭忍痛删去他在黑喑中抗争“哀吟”最为强烈露骨的词句，其对政治“罗网”余悸未除由此可见一斑。另外，也可旁证这一多体长卷书于徐渭刻书之前无疑。“杜门八年”，“裁此一出”，便发出了诗人和书法家徐渭最为强烈的心声呐喊！
当然还没有文献确切记载《闻有赋坏翅鹤等十五首四体卷》是为酬谢李如松父子所书的话，但《徐文长佚草》卷四《复李令公》之二却记载了徐渭为李成梁书《赤壁赋》事。札云：“谨奉《赤壁赋》四纸，紫檀诗扇一头，并是旧书，愧不专办。”[一五四] 现收藏于北京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前赤壁赋行草卷》（图四四）高二四公分、长三八八公分，与此札中所云“《赤壁赋》四纸”的纸幅正合，唯一不同的是前者是绢本，而尾署“青藤道人徐渭书于玉屏山馆”。徐渭的友人陈守经，号玉屏山人，《徐文长三集》卷七有《过陈守径，留饭海棠树下，赋得夜雨剪春韭》诗[一五五]，此卷应为陈守经书。故徐渭为李成梁所书《赤壁赋》应与此件相似或更胜于此卷的另一件。这与他稍后所书之《杜甫秋兴八首行草册》（图四八）、《白鹿表行草卷》（图四九），应该都是徐渭为李氏父子提供的酬谢之作。徐渭晚年把戍边卫国的辽东名将李成梁、李如松父子引为知己，不断赠诗赠书画，除了感恩外，也与想见自己早年置身军营与军人为伍的豪迈情怀有关联。因此，《前赤壁赋行草卷》和《杜甫秋兴八首行草册》、《白鹿表行草卷》三件作品，均是徐渭书作中难得见到的沉雄酣畅和轻松超逸之作。这三件大型作品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是独体书卷，一气呵成。一般来说，占卷册作品多数的徐渭的四体、五体合卷，都明显有“仿”的倾向，即为了在同一书体中拉开不同书写特征，总可以从中细加分辨出一些晋唐宋元某些经典书家的形式元素。而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以后的这三件独体卷册，从作者主观意思和作品客观状态来看，均没有“仿”何体何家的痕迹。如果说万历初年《女芙馆十咏四体卷》是徐渭多体行书一个擅取经典的结晶之作的话，那么，《前赤壁赋行草卷》、《杜甫秋兴八首行草册》和《白鹿表行草卷》则可以说是徐渭行书羽化于经典的创新之作，是徐渭独具一格而标榜后世的行书代表之作，是徐渭行书的“招牌”和“标准件”，最见徐渭书法的“真我面目”。虽然三作均是以行书为主体，而略加草书以调剂，如果细加品味：《前赤壁赋行草卷》草略少则淳厚而多气血；《杜甫秋兴八首行草册》草略多则苍劲而多骨力；《白鹿表行草卷》以草法作行书则秀逸而多韵致。
自称“予不能书”的袁宏道在评论徐渭书法时所用“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一句作评，实在是后世对徐渭最为精当的评价之一。袁宏道认为徐渭书“决当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者，应该在“散圣”、“侠客”这个命词上。庄周《人间世》讲了一个喻言：匠人认为“不材之木”为“散木”[一五六]，因为它长得并不规矩、不符合一般取材使用的要求；庄周化为梦中的栎树对这个匠人说，我正因其“无所可用，故能若是寿”，让弯弯曲曲的“散木”竟能“如此其美”地长久长在那里。徐渭确实是一株匠人认为“无所可用”、庄周却认为“如此其美”的艺术之“散木”呵！“散”，又可释为不自检束，杜甫有诗称“散才婴薄俗”[一五七]，把放诞不羁的才人称为“散才”。所谓“侠客”，豪侠之士也。《汉书-季布传》：“为任侠有名。[注]师古曰：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一五八]由是观之，袁宏道所谓“八法之散圣”，是指徐渭书法看起来有悖于“八法”常态，是“八法”的变相，是用强有力的手段来“侠辅”“八法”的“侠客”，这正是比王雅宜、文征仲高明处。戏曲家陈汝元在《刻字学玄钞类摘序》中评价徐渭为“臻玄达圣”，云：
夫法者，迹也。缘法生法，与夫离法会法，臻玄而达圣者，则不以法而以天，必贤豪才俊乃可几焉。吾乡徐天池先生书法特妙，固世所推臻玄达圣者！[一五九]
徐渭之书“不以法而以天”之“臻玄达圣”说，自与袁宏道之“散圣侠客”之义又不谋而合。
如《前赤壁赋行草卷》这种酬谢知己之作，也可以包括《春兴七首册》（图四七）。徐渭之《春兴》八首，颇有一些杜工部《秋兴》八首的意韵，堪称“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得意诗作。因之，徐渭多次用心抄出，分赠诸友。本卷收入的《春兴七首册》应该是其中一件而存于世者。此册抄第五首有“七旬过二是今年”句，第三首有“二月四日吾已降”句，应是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二月徐渭生日作诗。但册尾署款“万历辛卯春”，即万历十九年（一五九一）。有此差错的原因可能是笔误。大约此八首并非同一时间所作，而所抄第七首也许就是上一年万历十九年辛卯作，徐渭随手抄出。《徐文长三集》卷七，刊有其《春兴》共八首，从本卷《春兴七首册》未抄一诗有“几岛弹丸髠顶物，敢惊沙上一浮鸥”[一六0]句来看，这应该是万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春为庆贺李如松奉命援助朝鲜抗倭奏?所作。《春兴七首册》未抄这一首后作的诗，当然可以称为“旧抄”。故徐渭给锺天毓赠送这种只有七首的《春兴》“旧抄”时说：“正苦焦渴，蒙惠石碌（正成按：集中石旁错为隶），甚感慰。《春兴》都漫作，奉览徒取哂耳！俟当中善抄者来，抄寄耳，腕病不胜书也。……渭顿首。写完了，忽寻封套，得《春兴》旧抄奉上，是诗神不替我掩丒也。”[一六一]显然，徐渭有多个抄本，他在《与锺天毓》的另一信中也说到“腕病不胜书”之事，云：“近来日作春蛇秋蚓，无暇作旱斜语。少伺或有句许，当寄去请教。”[一六二]所谓“春蛇秋蚓”指草书，或泛指应酬书。因此，徐渭完全有可能在万历二十一年春补抄全部之《春兴》八首本寄赠李如松作为贺礼。就收入本卷的《春兴》“旧抄”来看，亦是单体行草书册，草、行参半，颇有“春蛇秋蚓”之率意，当是徐渭晚年书法的“真我面目”。由徐渭多次以册页幅式抄写《春兴》诗来看，显然未把它看成单纯以供阅读的诗稿，而确有以书传诗和以诗传书的千秋之想。此册署“天池道人漫书于梅花馆”，而诗有“暖色一天霞影入，寒潮万里雪山来”之句，足见徐渭在“腕病不胜书”中亦执着于一种孤高的梅花精神。
为果腹所迫，徐渭开始挥毫应酬，也是此一阶段书画作品增多的原因。徐渭虽已七十高龄，仍然鬻手自给，凡馈送礼物者，必作书、作画、作诗以酬，这当然也是一种商业性交易，只不过这种不平等交易令人心酸而已。据记载，除了李如松父子有用银两酬谢徐渭书画诗文外，大多以食品与他做交换：有人送鱼酒批把，便有《方长公重五饷以江鱼枇杷豆酒》诗[一六三]为酬；有人送蟹和鲈鱼，便有《陈伯子守经致巨蟹三十继以浆鲈》的诗[一六四]为酬；有人送十个黄柑，也有《史甥以十柑饷》诗[一六五]为酬。《徐文长佚草》卷二《题史甥画卷后》中就记道：“万历辛卯重九日，史甥携豆酒河蟹换余手绘。时病初起，初见无肠，欲剥之剧，即煮酒以啖之。偶有旧纸在榻，泼墨数种，聊以塞责，殊不足观也。天池山人徐渭书于葡萄深处。”[一六六]重病而贫穷的徐渭对史甥这种趁机进行不平等交易而欲“剥”之剧也无可奈何任人罢布。还有人用白鹇来换取徐渭书法。徐渭有《钱王孙饷蟹，不减陈君肥杰，酒而剥之，特旨》自嘲这种“营口腹”的辛酸。诗云：
鲰生用字换霜螯，待诏将书易雪糕。并是老饕营口腹，省教半李夺蛴螬。百年生死鸬鹚杓，一壳玄黄玳瑁膏。不有相知能饷此，止持虀脯下村醪。
诗尾自注云：“文待诏却唐王黄金数笏，而小人持一庵餻索字，内之。”[一六七]徐渭是知道自己的字如文待诏文征明的字一样值“黄金数笏”，如今穷途末路只能换“一庵餻”而徒呼奈何！
当时亦有骗字骗画者如今日者。徐渭在《柳君所藏书卷跋》中讲了一个故事：“余卧病久剧，迄无佳悰。侍笔墨者抱纸研墨，时一劝书，谓可假此以消永日，便成卷轴。既而辞去，辄图沽诸。柳君悦之而苦囊乏，乃贷钱东邻，约不缺其子母，岁月既积，算计颇多。阅所点画，未称渴骥。然则君兹举，殆与五百斤买马骨者何异耶？持过览观，不觉感慨！”[一六八]徐渭既为柳君这样的崇拜者而感动，也为那个姑隠其姓名的“侍笔墨者”对他“时一劝书”的欺骗性商业利益追求行为而恼怒。当然，他的这些被骗走而进入商业市场的书法作品絶非“马骨”，而是真正值“五百金”的千里马，同时也证明徐渭书法在当时社会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也具有相当的商业价值。
关于徐渭应酬作品中，值得提到的还有赠陈守经诗的三轴（图四五）。前面讲到徐渭为玉屏山人陈守经所书《前赤壁赋行草卷》巨制时，所引诗题《过陈守径，留饭海棠树下，赋得夜雨剪春韭》即为此三件大轴的同一首诗。徐渭因主人“留饭”而赠诗，大约也是为“留饭”而赠书。或者还因多人聚餐见者有份，以致徐渭还用三种书体书出分赠各人。如果说这也是商业交易的话，实在也是庵餻换书的极不平等交易。徐渭大约只好以“留饭”之说词，记录下了这无可奈何闲抛闲掷笔底明珠的无奈状态。这三件作品中，有两件均属一丈上下高头大轴的佳作：其行书执黄山谷的傲岸雄强；其行草则强米南官的超迈恣肆；其草书则前半用行草后半用狂草，得一泻千里白浪翻滚之势！品赏诗书之余，不由人不兴英雄末路之叹，为徐渭衰年“病起”勉力挥毫而潸然泪下！
现存世的徐渭最晚期作品即为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署有“壬辰仲秋青藤道士书于石帆山下朱氏之宜园”的《煎茶七类卷》（图五一），是难得的清雅秀逸之作，但其实也无非为人抄写一段商业广告词耳！
3 《玄抄类摘》、《笔玄要旨》与高书俗眼的反俗书法观念
中华书局编辑部在《徐渭集》一九八三年版的《出版说明》中说：“徐渭著作还有《青藤山人路史》、《文长杂记》、《南词叙录》、《笔玄要旨》及《评注西厢记》、《评注李长吉诗》等。”[一六九]这个说明中漏掉了《玄抄类摘》，而其中的《笔玄要旨》大约根据《四库全书存目》所记，但也不知据何藏本。上海博物馆现藏有徐渭《笔玄要旨》一卷，这是作为《四库全书存目》的明万历三十二年（一六0四）渊雅堂据浙江汪启淑家藏本刻印。但这个藏本有严重问题，一是他用了徐渭于万历元年所撰《玄抄类摘》的序（正成按：现藏本序已残），而且是一部毫无次序的书法语录杂汇，可能是对《玄抄类摘》拙劣的传抄本。实际上，徐渭的诗文集中也并未提《笔玄要旨》一书。这一点，我们只要仔细阅读一下日本国立古文馆所藏江户时期桃园天皇宝历五年（ 一七五五）秋明书室藏刻本（国家图书馆有剑华一九0二年从东京购藏本），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日本江户刻本上不仅有徐渭原序，而且有徐渭学生陈汝元于万历十九年（一五九一）编辑僣揆先生刻本时所作的序。序云：徐渭“尝纂辑《玄抄类摘》一书，未及脱稿而失之，予偶得窃叹为先生去珠。而又窃幸人遗人，得把玩若有所契于衷，顾其书几经抄录，先后失次，篇目溷淆，又不无所散失。不揣陋愚为序正而参补之。” [一七0]
徐渭隆庆在狱中据元人苏霖《书法钩玄》和元人刘惟志《字学新书摘抄》二书所辑录的《玄抄类摘》[一七一]，与其它辑抄的历代书论选本不同处，在于徐渭根据自己的书学理念作了结构性归类。《玄抄类摘》基本上把上述两种元人辑本的内容全部选入，原有各则书论标题不变，但打破原书次序编为六卷：
第一卷十六则，分为执笔法、执笔运笔用墨候纸候文及书法、执笔运笔及书法、运笔法四类；
第二卷二十二则，分为书法例、书法二类；
第三卷二十四则，分为书功、书功拾遗、书致、书致拾遗、书思、书候、书丹法七类；
第四卷九则，分为书原、书原拾遗二类；
第五卷三十二则，分为书评、书评拾遗、书评兼书功三类；
第六卷一则，为孙过庭《书谱》一文。
这个编辑结构也正是在徐渭万历元年初编序言里作了说明的。陈汝元是徐渭晚年过从甚密的学生，他在万历十九年按徐渭设定的体例重新整理编辑时，显然是经过徐渭审定的。徐渭在这个体例中除了执笔、运笔等通用术语外，他所罗列的书法、书功、书致、书思、书原等术语范畴，是徐渭书学思想力求系统化的标志。当然，作为戏曲作家的陈汝元是不会擅自为老师徐渭杜撰这些书学概念的。陈汝元作为徐渭同时代的并经面授的学生，也受到陶望龄的信任，让他参与了万历二十八年（一六00）《徐文长三集》的编辑刻印[一七二]。而时下所传的《笔玄要旨》虽以“笔元”为“要旨”，而仅止于笔法论，所选书论包罗万象而无徐渭所厘定的系统性，这正符合陈汝元所指“几经抄录，先后失次，篇目溷淆”的状态，想必就是徐渭“未及脱稿而失之”，又“人遗人”的一部粗制滥造的传抄本，不宜列为徐渭的著作。
本卷所选徐渭书于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壬辰的《梁武帝等四家评书四体卷》（图五0），便是抄冩自已编纂的《玄抄类摘》中的有关内容，连小标题都未变，只是日本江户刻本也许是据明代手抄本刻印，在文字上有不少错讹处[一七三]。这除了可以旁证陈汝元于万历十九年所编并作序的《玄抄类摘》的真实性，也让我们可以从这一大型作品中观察徐渭晚年书法的状态。此书是徐渭死前一年所作，但毫无病痛衰颓的气象。此卷长度在八米多，按宣纸规矩可称三丈。全文一千四百六十五字，亦用四体写成。第一段《梁武帝评书》用峭丽的行草书写成，字字独立，瘦长中似只见遒劲的竖笔而无横笔，结字简略，偶有章草横、捺杂于顿挫之中，七十五行、行八九字不一，竟无一苟且处。第二段《米元章评书》用行书，颇有米芾笔意，但点画比米硬朗锋利，行气以上下为势，少了米字八面出锋的飘逸。第三段《黄山谷评字》，用山谷楷体，以横势结字，略似文征明轻松地写山谷大字。第四段《苏东坡题唐代六家书后》却不用朴厚的苏体，而用蔡襄式的二王小草书，但结字不用短而用长。徐渭拟用各体，而又改造各体，矫变各体。此中关要处，即在他所说的“天成”。他说：
夫不学而天成者，尚矣。其次则始于学，终于天成。天成者，非成于天也，出乎已而不由于人也。敝莫敝于不出乎已而由乎人，尤莫敝于罔乎人而诡乎已之所出。凡事莫不尔，而奚独于书乎哉？近世书者阏绝笔性，诡其道以为独出乎已，用盗世名，其于点画漫不省为何物，求其仿迹古先以几所谓由乎人者已绝不得，况望其天成者哉！[一七四]
这一段“天成”论，实在解开了我们的几个大疑问，是徐渭书学思想的精义。徐渭在这里说：第一，“不学而天成者”，世界上是没有这样的事，而是从学习开始，最后达到“天成”：第二，“天成者”并非自然“成于天也”，是从自身挖掘出属于自己的品格，而不是简单地迫随别人亦步亦趋；第三，不仅是书法，天下事坏就坏在人的迷惘，分不出哪些是自已独创的的，哪些是必须学习别人的，最后既没有学好别人的东西，又把自已那些“阏绝笔性”、“点画漫不省”的东西拿去忽悠，“用盗世名”，还自夸“天成”的自家风格！。
另外还有一点插曲，即由编注者在文尾称“先生评各家书，即效各家体，字画奇肖”，实有昧于徐渭本意，没有读懂徐渭。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徐渭花了很大的精力编纂《玄抄类摘》传于世，就是站在教育学的角度，要后学者善于学习古人，要用“夺舍投胎”的方法去学习传统，从取舍传统中进入新创造！他在三十岁左右就有一段名言，是徐渭贯彻一生的书法审美观念。他说：
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一七五]
“俗”者，从众也，如此则“天下无书矣”！徐渭一生反“俗”书，追求不与人同的孤高境界，才造就了“臻玄达圣”的书法艺术，树立起了一座属于自己同时属于历史的艺术里程碑。
有一个文化现象值得注意：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书法家的事迹长久、广泛地流传于民间，至今都有他们的“民间故事”读本放在那里。这中间有王羲之、苏东坡、唐伯虎、刘罗锅、郑板桥等，当然也包括“徐文长的故事”。这些故事不是由朝廷史官记臷下来的，而是由老百姓一代一代众口相传下来的，这就叫“口碑”。徐渭无一官一爵，子孙皆无官故无荫封，穷愁毙于稿荐之上，其人其艺传于今五百年，显然还会久远传下去。恰恰相反，一些“凌烟阁”上画像、正史里立传的功臣名将，甚至皇帝老哥自己建的大墓、史书的本纪，老百姓早已把他们遗忘九霄云外了。对这种状态，掌握了主流话语威权的帝王很受刺激，以至一百多年后显赫如乾隆皇帝者，在编修《四库全书》时竟也把《徐文长全集》列入禁毁书目，禁毁了徐渭的全部著作，阻止它的传播。因为这种边缘文人不合作精神对权力意志是一种挑战，能让这些自命不凡的帝王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惊悚，禁毁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徐渭的反“俗”书是否也在写“俗”书的帝王禁毁之列呢？答案是肯定的：一，“高书”与“俗眼”不可调和；二，书与其人不可分离！徐渭之书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徐渭的画、徐渭的诗、徐渭的文、徐渭的《四声猿》和徐渭这个体制之外的边缘人是镕为一体的，他们存在于共同的价值体系里，他们是一个不可支离的“故事”而永恒流传。
袁宏道《徐文长传》云：“文长眼空千古，独立一时，当时所渭达官贵人，骚士墨客，文长皆叱而奴之，耻不与交，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一七六]袁宏道所言确实道出徐渭当年真实的社会和人文环境。但袁宏道“悲夫”者何？是“悲夫”徐渭其人，还是“悲夫”徐渭的这个时代？徐渭“独立一时”，在生前是孤独的，然而他亦“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一七七]，并非一般地排斥当世“达官贵人、骚士墨客”。徐渭与汤显祖失之交臂的故事，可以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他在拚力实围孤独。据《汤显祖年谱》：于万历八年（一五八0），春试不第。南下，秋离南京，道出宣城，返归里。[一七八]徐渭当年夏应李如松邀赴宣化马水口，秋冬之际后才客京。徐渭《与汤义仍》[一七九]中所谓“某于客所读《问棘堂集》，自谓平生所未甞见，便作诗一首以道此怀，藏此久矣”云云，言明未与汤显祖见过面，但徐渭却为之编注《问棘邮草》二卷[一八0]。十年后，即万历十九年（一五九一）秋，汤显祖在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任上被贬广东徐闻，那时他在徐渭新刻文集中读到了十年前这首《读<问棘堂集>拟寄汤君》诗，遂有《寄越中徐天池渭》一首托人寄至绍兴。徐渭得诗后这才有机会托一乡人携此信并旧诗寄至江西。但汤显祖时已离乡赴粤，直到两年后调任浙江遂昌县令徐渭已经作古时，汤显祖才得知徐渭在寻找他。汤显祖于是感而叹之曰：“《四声猿》乃词坛之飞将，辄为之演唱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一八一]可惜，这些知己之音徐渭本人并末听到，他在给汤显祖的信中说：“顷值客有道出尊乡者，遂托以尘，兼呈鄙刻二种，用替倾盖之谈。《问棘》之外，别构必多，遇便倘能寄教耶？”同时还附赠“湘管四枝，将需洒藻”。[一八二]由此可以看出，徐渭是多么迫切地希望与汤显祖作“倾盖之谈”，以畅述其怀呵！命运多舛亦才高八斗之汤显祖，与徐渭一样孤高不群，是十六世纪末那个政治黑喑夜空里矗立的两株精神文化的参天大树，独立相向而神交于阴阳之域，令人倍感怆神！
但是，徐渭、汤显祖的时代，毕竟是一个群星熣灿的年代。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个由封建经济正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的最有希望的历史拐点[一八三]。万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徐渭去世的这一年，代表当时世界级科技水平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去世，那时苏州几乎已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城市；那一年，汤显祖的友人利玛窦将《四书》看成先进文化成果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太利，莎士比亚才刚刚称作演员写出他的剧本《驯悍记》，东西方似乎在迈向现代社会的同一起跑在线。不期然，万历皇帝、崇祯皇帝、李闯王、大西王、康熙大帝、乾隆皇帝携起手来一同埋葬了这个历史进程，让历史进入越来越黑暗的五百年，直至中华民族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时候，在历史和文化的漫漫夜空中，才让徐渭、汤显祖这样的巨星依然显得如此的孤高与灿然！
当然，我们也要看看徐渭他自己的主张。徐渭临终以前所撰的《畸谱》，如果说是在用一种悲剧的语调述说着出生与长成、才艺与科举、爱情与婚姻、理想与谋生、师长与朋友、相知与感恩中的今生成败尚情不能堪的话，那么，他在为《子毌庙》所撰的那副对联所表达出对没世的评价却格外达观通透和高蹈自信，为后世见仁见智评说褒贬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包括我的这一部难产的《评传》。联曰：
世上假形骸，任人揑塑；本来真面目，由我主张！[一八四]
二00八年七月十三日初稿于二味石榴堂

附录：

《自为墓志铭》
徐渭
山阴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词，及长益力。既而有慕于道，往从长沙公究王氏宗[1]。谓道类禅，又去扣于禅，久之，人稍许之，然文与道终两无得也。贱而懒且直，故惮贵交似傲，与众处不浼袒禓[2]似玩，人多病之，然傲与玩，亦终两不得其情也。
生九岁，已能为干禄文字，旷弃者十馀年，及悔学，又志迂阔，务博综，取经史诸家，虽琐至稗小，妄意穷及，每一思废寝食，览则图谱满席间。故今齿垂四十五矣，藉于学宫者二十有六年，食于二十人中[3]者十有三年，举于乡者八而不一售，人且争笑之。而己不为动，洋洋居穷巷，僦数椽储瓶粟者十年。一旦为少保胡公[4]；罗致幕府，典文章，数赴而数辞，投笔出门。使折简以招，卧不起，人争愚而危之，而己深以为安。其后公愈折节，等布衣，留者盖两期，赠金以数百计，食鱼而居庐，人争荣机而安之，而己深以为危，至是，忽自觅死。人谓渭文士，且操洁，可无死。不知古文士以人幕操洁而死者众矣，乃渭则自死，孰与人死之。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辄疏纵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故其死也，亲莫制，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死之日，至无以葬，独馀收数千卷，浮磬二，研剑图画数，其所著诗若文若干篇而已。剑画先托市于乡人某，遗命促之以资葬，著稿先为友人某持去。
渭尝曰：余读旁书，自谓别有得于《首楞严》、《庄周》、《列御寇》若《黄帝素问》诸编[5]倘假以岁月，更用绎，当尽斥诸注者缪戾，摽其旨以示后人。而于《素问》一书，尤自信而深奇。将以比岁昏子妇，遂以母养付之，得尽游名山，起僵仆，逃外物，而今已矣。渭有过不肯掩，有不知耻以为知，斯言盖不妄者。
初字文清，改文长。生正德辛巳[6]二月四日，夔州府同知讳鏓庶子也。生百日而公卒，养于嫡母苗宜人者十有四年。而夫人卒，依于伯兄讳淮者六年。为嘉靖庚子[7]，始籍于学。试于乡，蹶。赘于潘，妇翁薄也，地属广阳江。随之客岭外者二年。归又二年，夏，伯兄死；冬，讼失其死业。又一年冬，潘死。明年秋，出僦居，始立学。又十年冬，客于幕，凡五年罢。又四年而死，为嘉靖乙丑[8]某月日，男子二：潘出，曰枚；继出，曰杜，才四岁。其祖系散见先公大人志中，不书。葬之所，为山阴木栅，其日月不知也，亦不书。铭曰：
杼全婴[9]，疾完亮[10]，可以无死，死伤谅[11]。兢系固[12]，允收邕[13]，可以无生，生何凭。畏溺而投早嗤渭[14]，即髡而刺迟怜融[15]。孔微服[16]，箕佯狂[17]。三复《蒸民》，愧彼“既明”[18]。
注释：
[1]长沙公：季本（1485—1563），字明德，号彭山，山阴人，曾任长沙府，为王阳明门人。王氏宗：指王阳明学说。王阳明即王守仁（1472—1528），明哲学家、教育家。在明代中期以后，阳明学派影响很大。
[2]不浼袒褐：《孟子.公孙丑上》：“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浼（měi每），污染、玷污。袒裼（xī锡），赤身露体。此句意谓虽别人在旁边赤身露体，也不以为意，不怕会被玷污。
[3]食于二人中：徐渭被录取为山阴县学生员。山阴县学有廪膳生员二十人。
[4]少保胡公：即胡宗宪，明嘉靖年间浙江巡抚，因抗击倭寇有功，被加右都御史衔，后得罪下狱死。
[5]《首楞严》：佛经名，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省称《楞严经》。《庄周》：即《庄子》。《列御寇》：即《列子》。《黄帝素问》：古医书名。《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名《黄帝内经素问》。书内记黄帝与岐伯相问答，故以《素问》为名。
[6]正德辛巳：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
[7]嘉靖庚子：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
[8]嘉靖乙丑：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
[9]杼全婴：杼，崔杼，战国时齐臣。婴，晏婴。《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崔杼弑其君，晏子启门而入，枕尸股而哭，崔杼释而不杀，后晏子与崔杼盟。这里是说崔杼成全了晏婴的志节。
[10]疾完亮：亮，指晋庚亮。《晋书.庚亮传》：“王敦既有异志，内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忧惧，以疾去官。”
[11]谅：诚直，忠信。
[12]兢系固：兢，种兢。固，班固（公元32—92），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字孟野，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后汉书.班固传》：“衩，洛阳令种兢尝行，固奴干其车骑，吏推呼之，奴醉骂，兢大怒，畏宪不敢发，心衔之。及窦氏宾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窦氏指窦宪。
[13]允收邕：允，王允；邕，蔡邕，均后汉人。《后汉书.蔡邕传》：“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邕遂死狱中。”
[14]渭：未详，疑即作者自称。
[15]既髡而刺迟怜融：融，马融，东汉人。《后汉书.马融传》：“先是融有事忤大将军梁冀旨，冀讽有司奏融在郡贪浊，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得赦还。”
[16]孔微服：孔，孔子。《孟子.万章上》：“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微服，为隐蔽身分而更换平民衣服，使人不识。
[17]箕佯狂：箕，箕子，殷纣王的伯叔父，或云纣的庶兄。《史记.宋微子世家》：“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佯狂而为奴。”
[18]《蒸民》：即《诗.大雅.烝民》。周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筑城于齐，尹吉甫作诗送行。诗有“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之语，谓仲山甫既明白事理，又有智慧，以保全他的一身。徐渭再三诵此诗句，自愧不能做到。



《徐文长传》
袁宏道
［序］余一夕坐陶太史楼，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呼周望：“《阙编》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童仆睡者皆惊起。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因以所闻于越人士者，略为次第，为《徐文长传》。
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声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时，奇其才，有国士之目；然数奇，屡试辄蹶。中丞胡公宗宪闻之，客诸幕。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镇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会得白鹿属文长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计，皆出其手。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事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蘗，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你，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识，气沈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怒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
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所谓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者也。
间以其余，旁溢为花鸟，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周望言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钞录，今未至。余所见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闲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梅客生尝寄予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


《徐渭传》
徐渭，字文长，山阴人。十余岁仿扬雄《解嘲》作《释毁》，长师同里季本。为诸生，有盛名。总督胡宗宪招致幕府，与歙余寅、鄞沈明臣同宪书记。宗宪得白鹿，将献诸朝，令渭草表，并他客草寄所善学士，择其尤上之。学士以渭表进，世宗大悦，益宠异宗宪，宗宪以是益重渭。宗宪尝宴将吏于烂柯山，酒酣乐作，明臣作《铙歌》十章，中有云“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宗宪起，捋其须曰：“何物沈生，雄快乃尔！”即命刻于石，宠礼与渭埒。督府势严重，将吏莫敢仰视。渭角巾布衣，长揖纵谈。幕中有急需，夜深开戟门以待。渭或醉不至，宗宪顾善之。寅、明臣亦颇负崖岸，以侃直见礼。知渭知兵，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藉宗宪势，颇横。及宗宪下狱，渭惧祸，遂发狂，引巨锥剚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已，又击杀继妻，论死系狱，里人张元忭力救得免。乃游金陵，抵宣、辽，纵观诸边厄塞，善李成梁诸子。入京师，主元忭。元忭导以礼法，渭不能从，久之怒而去。后元忭卒，白衣往吊，抚棺恸哭，不告姓名去。
渭天才超轶，诗文绝出伦辈。善草书，工写花草竹石。尝自言：“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当嘉靖时，王、李倡七子社，谢榛以布衣被摈。渭愤其以轩冕压韦布，誓不入二人党。后二十年，公安袁宏道游越中，得渭残帙以示祭酒陶望龄，相与激赏，刻其集行世。


【徐渭年谱】
1521年（正德十六年）1岁
二月初四，徐渭出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一户官员家庭。五月十五日，父亲病故。
1524年（嘉靖三年）4岁
徐渭聪慧早熟，二嫂杨氏去世，徐渭能够像大人一样迎送吊丧宾客，人以为奇。
1526年（嘉靖五年）6岁
徐渭师从管士颜学习唐诗。
1528年（嘉靖七年）8岁
徐渭师从陆如冈学习时文。
1530年（嘉靖九年）10岁
家道中落，徐渭的生母被遣散出门。仅仅10岁的徐渭与逃跑的仆人对簿公堂。
1532年（嘉靖十一年）12岁
徐渭师从本乡琴师陈良器学习琴艺。
1534年（嘉靖十三年）14岁
徐渭师从王政学习琴艺。同年，疼爱徐渭的嫡母苗氏去世，徐渭悲痛欲绝。
1535年（嘉靖十四年）15岁
徐渭师从本乡武举彭应时学习剑术。
1537年（嘉靖十六年）17岁
徐渭参加绍兴府童试，不中。
1540年（嘉靖十九年）20岁
再次参加绍兴府童试，经过申请参加复试，录取为童生。
与潘似定亲，随潘家前往广东。
1541年（嘉靖二十年）21岁
与潘似成亲。
二哥徐潞去世，返回绍兴办理丧事。
1543年（嘉靖十二十二）23岁
参加乡试，不中。随潘家迁回山阴，重回故里。
1545年（嘉靖二十四年）25岁
生子徐枚。大哥徐淮去世，家产被无赖霸占。
1546年（嘉靖二十五年）26岁
第三次参加乡试，不中。妻子潘似去世。
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28岁
搬出潘家，寓居一枝堂。拜王阳明的弟子季本为师，学习心学。
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29岁
第四次参加乡试，不中。将生母接回赡养。开始绘画创作。
1551年（嘉靖三十年）31岁
前往杭州，结识画家谢时臣。
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32岁
第五次参加乡试，初试第一名，录取为廪生，复试不中。
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35岁
第六次参加乡试，初试第二名，复试依然不中。
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37岁
为总督东南沿海抗倭军务的胡宗宪作文，获得好评。
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38岁
成为胡宗宪幕僚，为胡宗宪做《进白鹿表》，获得皇帝欣赏并得到胡宗宪信任。
第七次参加乡试失败，迁居绍兴塔子桥。
1559年（嘉靖三十八年）39岁
入赘杭州王家成亲，徐渭对此婚姻十分不满意，当年即断绝了往来。
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40岁
胡宗宪重修杭州镇海楼，徐渭为之作《镇海楼记》。同年，在绍兴购置宅第。
1561年（嘉靖四十年）41岁
迎娶张氏为妻。第八次参加乡试失败。
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42岁
作为胡宗宪幕僚，徐渭转战浙江、福建、江苏等地追剿倭寇。同年，受严嵩案件牵连，胡宗宪罢职，总督府解散，徐渭赋闲回家。冬，次子徐枳出生。
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43岁
赴京城李春芳府做幕僚。
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44岁
与李春芳不合，辞归故里。
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45岁
因担心受胡宗宪案件牵连入狱，徐渭精神高度紧张抑郁以至神经错乱，数次自杀未死。
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46岁
病情复发，怀疑张氏不贞将其杀死，因而入狱。
1568年（隆庆二年）48岁
生母病故，徐渭短期出狱办理丧事。
1573年（万历元年）53岁
万历皇帝改元大赦，徐渭在张天复、张元忭父子帮助下出狱。
1574年（万历二年）54岁
好友张天复去世，徐渭作《张太仆墓志铭》和《祭张太仆文》。
1575年（万历三年）55岁
参加张元忭主持的《会稽县志》编修工作。
1576年（万历四年）56岁
应老同学吴兑招募，前往宣化。作《杂花卷》，现藏上海博物馆。
1577年（万历五年）57岁
因身体原因，辞幕离开宣化寓居北京，结识辽东名将李成梁之子李如松。同年返回绍兴，完成《四声猿》剧本；创作《花卉十六种》，现藏故宫博物院。
1580年（万历八年）60岁
应张元忭邀请，带次子徐枳前往北京，遇到李如松，前往军中视察北方边关形势。
1581年（万历九年）61岁
张元忭劝徐渭委任不可过于放任，徐渭心情抑郁旧病复发。
1582年（万历十年）62岁
长子徐枚抵京将徐渭接回绍兴老家。
1586年（万历十四年）66岁
次子徐枳订婚王氏，因为徐渭的房屋被大雪压塌，徐枳将徐渭接到王家。
1589年（万历十七年）69岁
徐渭醉酒跌伤肩骨，卧床不起。
1591年（万历十九年）71岁
作《墨花图》，现藏上海博物馆；作《杂画卷》，现藏故宫博物院。
1592年（万历二十年）72岁
作《花卉图卷》，现藏上海博物馆；作《花卉卷》，现藏故宫博物院。
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73岁
在贫病交困中，一代大家徐渭悄然去世，葬于绍兴城南木栅山。死前，徐渭写有《畸谱》，记述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

徐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