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破万卷·《星》（3919）
《星》，现代中篇小说，叶紫著，1936年底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之三。作者事迹参见《读书破万卷·<丰收>（3917）》。
《星》写于1936年。作品通过梅春姐的遭遇，表现旧中国农村妇女的悲惨命运以及大革命前后湖南农村的剧烈变动。梅春姐本是一个美丽温顺的农村妇女，不幸嫁给一个粗野蛮横的丈夫，得不到半点温爱，只能默默地忍受生活的重压和丈夫的虐待。但当湖南农民运动兴起之时，在村农会副会长黄的帮助和引导下，她终于冲破了家庭和社会的束缚，积极参加妇女解放的斗争;同时敢于追求爱情自由，和革命者黄结成亲密的伴侣和战友，开始了全新的生活。然而，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者黄被杀害，梅春姐被投入监狱。原来的丈夫将她赎回，加倍地折磨她，甚至把她与黄所生的儿子虐待致死。惨痛的经历，促使梅春姐再次冲出封建的樊笼，去寻求革命的出路。小说对封建农村的落后有真切的描绘，梅春姐的性格刻画亦相当鲜明。
这是一部坚实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小说描写主人公的悲惨命运的同时，也深刻地揭示了劳动妇女的解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必须息息相通的道理。在现代文学史上，《星》是较早出现的把妇女解放和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描写的一部小说，题材重大，主题深刻，风格壮烈，有特殊地位。
叶紫小说《星》的梅春是左翼革命女性中独特的“这一个”。叙述者关于其为爱所燃烧的激情人生，受长有“星一般撩人的眼睛”的黄同志诱引的性爱叙事，险些逸出“革命正道”的正义之旅，但也因此成就了“左翼”小说中革命乌托邦女性叙事的另一种姿态。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众多的“左翼”小说家中，叶紫并不是最出色的一位。然而，就“左翼”小说家所刻画的革命者，尤其是革命女性形象而言，叶紫中篇小说《星》（1936）中的梅却是独特的“这一个”。列宁曾说：“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英年早逝的叶紫自然无法用作品来成就伟大艺术家的梦想，但他塑造的人物形象梅春以生动的性爱姿态彰显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从而成就“左翼”小说中革命乌托邦女性叙事的另一种姿态。
《星》描写饱受不幸婚姻折磨的农村少妇梅春姐在大革命的风暴中觉醒，与革命者黄同志恋爱、同居、生子，并最终走出家庭参加革命的经过。拿恋爱与革命交织起来叙述一个热烈的革命故事，是“左翼”小说家惯用的叙述模式。有关“革命与恋爱”的叙事模式，茅盾曾在1935年《“革命”与“恋爱”的公式》一文中将之归为三类：“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革命决定了恋爱”和“革命产生了恋爱”。但是，小说《星》完成“革命+恋爱”的另一种写法。从文本的表层结构而言，小说似乎属于茅盾所言的第三类，即所谓“干同样的工作而且同样地努力的一对男女怎样自然而然成熟了恋爱”，然而，叙述者对革命者浪漫爱情的乌托邦想象使小说叙事时时逸出“左翼”小说“革命高于一切”、“革命决定爱情”的藩篱，相反，圣洁而崇高的革命遭到人物“强固的灵魂的血肉之躯”的无形挤兑，以至于革命仅仅作为“故事的陪衬”而起到背景的烘托作用。
作为一个意义丰富、颇具另类色彩的复杂文本，小说《星》力图从女性解放的角度观照中国革命的必然性，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质。在以往的“左翼”小说中，男性革命者通常是故事叙述的中心人物，作为革命主体力量的化身，他们肩负着指引和推进革命行程的历史重任。但是，在小说《星》中，叙述者对梅春革命的启蒙者——副会长黄同志持暧昧不清的态度。首先，黄同志呈现为一种无名状态，叙述者始终未曾给予他完整的姓名，也几乎没有展开他有关革命工作的具体描述（只有一些片段式的勾勒），除了副会长的身份，读者很难获取黄同志革命者形象的更多信息。其次，黄同志在文本中主要以一个性爱追逐者的形象而呈现，并且，意味深长的是叙述者采用动物性语言予以描绘，如湖边“满脸笑容地”“装了一个拦鸡鸭般的手势”的调笑逗闹，午夜勇敢地从窗门潜入，遭梅春拒绝后仍“像一只狼般地再度地奔向她”的求爱方式，以及去菜园林子约会时“像一只矫捷的壁虎般的”的兴奋雀跃等，都充分展示黄同志对性爱的本能追求与热切向往，相反，革命者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身份意识。
同样，作为故事叙述的主要人物梅春，倘若我们仔细探究她走向革命的过程，那么，与其说是作为个体的人革命意识的觉醒，或感于革命真理的召唤，不如说是由于性爱意识的萌发和燃烧而离家“出走”的女人。梅春这一女性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意味。叙述者呼之为“梅春姐”，显然有意渲染她那种传统女性温良贤淑、勤劳本分的优良品德，但这似乎也仅仅是一件华丽的风衣，在一向备受老人赞誉、“贤德”的梅春心中，在“空虚与落寞得像那窗外秋收过后的荒原一般”的灵魂里，涌动着一如“左翼”小说王曼英（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孙舞阳（茅盾的《动摇》）式的热烈、奔放的性爱冲动。长夜独守环顾四壁空无一人的凄凉时时袭击她年轻的心，“有时候，她也会为着一种难解的理由的驱使从床上爬起来，推开窗口，去仰望那高处，那不可及的云片和闪烁着星光的夜天；去倾听那旷野的，浮荡儿的调情的歌曲，和向人悲诉的虫声”。所幸的是，大革命风潮给予梅春满足性爱意识的机会，温和本分的梅春逐渐发生变化，“在她的脑际里，盘桓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摇摆不定的想头”，剪发的举动就是有意识摆脱传统思想桎梏、塑造新我的重要表征。
当然，革命给梅春的自我觉醒仅仅提供一个契机，真正促使她走向叛逆的是情人黄。颇具浪漫的，是梅春对黄同志一直呼之为“黄”，它显然是一种情人之间的昵称，迥然于周围人注重革命纯洁性的称呼——“黄同志”。在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小说题目“星”的命名。就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而言，“星”象征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像北斗星那样指引着革命青年前进，而对于深受不幸婚姻压迫的农村妇女梅春，它意指促其觉醒走向解放的光明所在——革命真理。奇诡的是，小说中梅春的情人黄就长着一双“星一般撩人的眼睛”。而对于梅春而言，正是这双“星一般，长着长长睫毛的”“撩人的眼睛”，一次又一次地诱惑并最终点燃她如火如荼的激情生命，冲决她虽遭丈夫冷遇但一向以贤德自傲牢固的心理防线，给予这饥渴的年轻妇人以热力的慰藉和心灵的滋润，而革命也同时成为梅春投入黄同志怀抱后归附的另一处胜地。
《星》讲述的是一个女性革命者成长的故事，它原本应该沿用一种革命故事的讲法，而不是伦理故事的讲法。革命故事的讲法只有唯一的叙事主体，伦理故事的讲法是让每个人讲自己的故事，所谓多元的主体叙事。梅春是革命者，但是，在叶紫笔下，她首先是个女人，作为女人，她并没有太多迥异于其他女性的地方。为爱痴狂，为情沉迷，是多数女人的共同点。善良而多情的叙述者也似乎过多地注目于此，以至于有意无意地放任苦命的梅春不时偷偷溜出来作个性化叙述，倾诉她为狂热的爱所燃烧的激情人生，展示她受长有“星一般撩人的眼睛”的黄同志诱引，并险些逸出“革命正道”的正义之旅。不过，我以为，这恰恰是小说的动人之处。在某种程度上，叙述者采用“革命”遭遇性爱，而至险些颠覆的策略有效地弥补政治乌托邦的伦理裂隙，它使小说得以跳脱以往左翼小说男性中心主义的苑囿，从女性的视角切入革命肌体而揭示永不遮蔽的恒久人性。
评：美丽温顺梅春姐，嫁给粗野蛮横郎。生活重压和虐待，积极斗争求解放。